道德法律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道德法律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

教学效果欠佳“基础”课的考核内容，是指考核主要覆盖的知识面和基本理论。考核内容不仅仅应当以教材的七个章节（2013年修订版）、三个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为中心，还应当对教材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拓展。理论的掌握，离不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也离不开对中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探索。以往“基础”课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教材展开，学生甚至能在书上找到标准的答案。这样容易使教师能够针对自己的兴趣点对教学内容做出“多变”的处理，或增添无用的信息，或删减重要的理论，产生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的现象。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不能有机结合起来，“考”的和“教”的相互脱离，直接导致教师既没有完善、补充自身知识结构的动力，学生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有的学生甚至不用听课最后也能考核合格，这样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主体单一

考核过程的主观性较强考核主体是在考核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和单位，考核主体决定着考核的内容、指标、结果等全过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基础”课考核都以任课教师为考核主体，以学生为考核对象。通常情况下，学生的学习考核没有其他考核主体的介入，既无其他教师和单位的参评，更不允许学生互评。任课教师“大权独揽”，决定着学生最终的考核结果。由于考核主体单一，考核过程中的主观性就在所难免。有的教师会根据与学生的亲疏关系决定着对学生评价的高低，特别是在“平时成绩”部分，教师可能对学生随意做出加分或减分的决定。考核主体不受监督，考核结果就会有失公允，这样的考核结果学生难以认同，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对立情绪，失去对学习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终结性书面考试为主

忽视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学生的“基础”课考核通常是以书面考试为主，书面考核成绩的权重往往占总成绩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达70%。教师偏向于测试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是都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学生对诸多问题的论证缺乏现实的体验和相关数据的论证，发表的观点没有说服力，考核结果并不反映学生的真实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质欠佳的学生也可能在书面考试中分数遥遥领先。“基础”课教学效果的体现，不但需要学生从理论认知上给予确认，还需要考察学生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能力。尽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掌握，但是学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识是否有所增强，这都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场境和动态的活动过程中，他人才能对学生运用道德观、法治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忽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基础”课考核不能完全实现教学目的。

4．期终笔试中的主观题不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05方案”实施以前，许多高校对“基础”课的考核侧重于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占据大量分值。“05方案”实施以后，大多数高校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偏向于对学生进行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测试，主观性题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观题。但是，主观性题型的增多并非意味着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的增强。由于许多主观题庞大而笼统，学生在思考时不知从何入手，不知从哪个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内容要么僵化、呆板，没有逻辑性和创造性，要么没有理论深度、十分肤浅，导致学生的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都无法得以提升。

二、构建“基础”课教学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

教学考核是推进教学过程，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环节，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教育理论，结合我国“基础”课的具体教学实际，构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学合理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以促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有效性和能动性。

1．横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问题为考核

内容教师要明确“基础”课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法律素养。教学考核的内容必须围绕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开。其一，在政治问题中，突出考查学生对党、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个人等关系的认识及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其二，在思想问题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价值、态度等内容的澄清与梳理。其三，在道德问题中，要弄清楚有关社会领域、职业领域、家庭领域中各种规范的内涵和意义，对自律、他律、利益、牺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问题中，要涉及如法治、权威、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问题中，要关注大学生在人际、情绪、意志、社会适应等方面遇到的难题。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着重于“问题”导向，以“问题”带“理论”，理论为问题服务，理论的学习最终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教师不应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决现实困难和社会难题的理论和内容，就可以纳入考核的涵盖范围。这样，在全方位的“基础”课教学考核内容的指引下，教师和学生都会激发起积极性和紧迫感，主动阅读大量文献，对教材中与课堂外涵盖的知识进行广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针对五个方面涉及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科学、完整的阐释。

2．纵向：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考核

标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基础”课的考核都应当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标准。对所有学生的评价，既要看他是否有应用理论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能力，还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实践中采取正确行为的行动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维能力与极强的行动能力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那么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就达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标，应获得较高的评价。其一，思维能力的提高：静态的评价标准。思维能力，是指学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进行认知、判断、价值取舍和选择的思维活动能力。思维能力直接指导行为的践行，体现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发展，它是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基础”课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核应当集中体现在教学中对课堂提问的分析上，体现在对课程论文的论证上，还应体现在对期终笔试关于主观性问题的阐述中。教师对问题的设计要做到符合科学规律和形式逻辑，慎用单一、笼统的提问方式。如：针对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的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问“同学们的看法是什么？”，应当就现象产生的诸多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等分别进行提问，让学生剖析社会规范、明晰善恶判断并果断进行价值取舍。问题的设计一定要详细、具有指导性，要启发学生做“抽丝剥茧”式的论证和环环相扣的推演，利用综合性学科知识作为解题的“工具”和“钥匙”，使学生对问题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和创造力。经过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以体现，理论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学生通过这样的考核过程所得到的评价公平合理，教师削减了主观性判断，使学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动能力的增强：动态的评价标准。行动能力主要是指学生在生活中践行理论认知的能力，它是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最终体现，道德思维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过行动能力的增强来具体证明。思维水平高、论证问题能力强，并不代表在学习生活中可以果断践行。个体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难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诱惑、自身不强的意志力，还需要承受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压力，要在深刻的认知下，饱满的情感中，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才能表现为“利他”。因此，对学生在行动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须成为“基础”课的重要考核部分，对学生行动能力是否增强的评价也必然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教师除了设计课堂考核、论文考核和期终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须设计学生在社会调研、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实践考核方式，以学生在实践行为中的记录、照片、影像资料为依据，发现学生在实践中的积极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实感？行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怎样？在动态的行为中对学生进行评定。

3．空间上：以“走向社会”与“回到课堂”为考核方式

为了避免考核的单一性和主观性，增强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考核的场地、主体都要有选择地增加。其一，走向社会：接受他人的评价。由于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知行转化能力必须作为考核的关键标准，那么对学生思想道德整体状况的评价就无法仅仅以课堂表现和书面成绩作为依据，还要参照课堂之外的真实行动状态，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结论。教师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接受社会和他人的评价。参与社区服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入社区进行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技术服务、调节家庭纠纷、优化环境卫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务等。让学生在无私奉献中体会人生的价值和道德的深刻内涵。可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让学生深入到社会更为广泛的机构和组织中，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可以让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对学生的行动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学生服务的次数、态度、质量等进行评分，切实考查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为的长期性，让社会和他人的评价成为学生整体思想道德考核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在增加社会考核主体，让学生接受社会评价的基础上，还要让学生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其他学科任课教师的评价。首先，接受同学的评价。同学们之间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对对方的思想道德品质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既可以对对方的平时表现进行评价，也可以选出代表，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进行评价。其次，其他任课教师的评价。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不但接触到“基础”课教师和同学，其他任课教师，特别是辅导员对他们思想道德状况也有认识，他们的评价也将作为“基础”课考核结论的重要依据。考核主体增多，考核方式发生变化，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表现得更全面、具体，对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思想品德状态了解更为全面，这不但使考核结果可信度更高，还让学生对考评结果的认同度增强，并对认识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进行反省和改善。

4．时间上：以学期分段滚动测评为考核过程

第2篇

1.法律诊所式教育。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的法律诊所，已经在多年的实践运用中被证明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升华理论知识、获取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锻炼职业技能与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下，课堂教学中，围绕学生承办的实际案件，采取提问、讨论、模拟、反馈等方式，使学生在交流互动中获得实践和法律上的知识；课堂外，学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案件，在实务中提高自己法律理论的运用能力，获取法律职业的实践经验，培养法律职业道德意识和素养。因此，在高校对专业型法律硕士的教育中更多的运用法律诊所课程和方式，能够有效地培养专业型法律硕士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特别是律师职业技能，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

2.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在我国两千过年的教学体制和理念中都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对于实用性极强的法学专业和专业型、复合型的法律硕士来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仅仅只有课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少数高校与当地法院进行联系，构建法庭审判的远程观摩网络，让学生不出校门，在教室中就能观摩到各类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并能够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律师、法官以及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课堂教学与远程观摩的结合，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和运用技巧。

3.实习与研究相结合。教师与律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在研究中研究，一个在实践中研究，大学教师甚至教授，通常都是埋头做学问，理论能力和学术能力很高，但却忽视了实践。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多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学生的实习成为毕业和就业前的一道程序。但对于专业型和复合型极强的法律硕士来说，虽然其在就业和择业方面比法学专业的学生有着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是专业理论功底较弱，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胜任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增加专业型法律硕士的实习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只有更多的进行实习，深入法律职业的基层和实践中，真正与法律职业工作者联系在一起，才能发现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的现状和问题所在。让学生更多地在实习中发现问题，并进行研究和总结，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实务技巧，培养职业道德。

二、总结

第3篇

除教学模式存在问题外，现阶段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还面临着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们普遍存在“转换教学模式是浪费有限课时”的误区。在这一种权衡之下，许多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都会倾向于选择一种教学手段。如此一来，整个课程教学都不会产生变化，学生也只是惯性进行学习，激不起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平时的专业课程本来就较为枯燥，这样平淡无奇的教学手段更加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教师在设定教学任务及目标的时候，只是一味地照教学目标实施教学计划，而对学生具体的知识实际掌握情况以及学生的知识吸收情况一概不知。在这样一种缺乏沟通的条件下，教师和学生的联系极为有限，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关系，会直接降低课程教学的活跃度，难以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辅助作用。

二、新时期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创新的有效措施

结合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目前的教学实际以及面临的挑战来看，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充分利用

医科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首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对数字化的资源和信息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应用，丰富整个《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层次感，提升课堂张力，从多个角度刺激学生感官，激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在应用多媒体教学软件的过程中，应尽量简化其中涉及到的内容，摆脱传统的文字传递方式，强化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迁移能力，为枯燥的课程教学注入活力。其次，教师还可以根据课程时间的长短，合理的引入一些视频案例，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力。

(二)与专业密切结合

第4篇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调整、利益需求多样化等新形势的发展，大学生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多样性以及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政治理论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育人质量的首要因素。

1．1加强师德建设教师的言行举止会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内心世界，对学生的思想品行及人格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学生爱戴的老师，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所发现。”首先，“基础”课教师要加强学习，敢于创新。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必要途径是加强自身的学习。自觉行动的前提是正确的理性认识，教师师德的建设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学习。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学、问、思、辨”，讲的就是通过学习与思考，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教师师德必然会迷失方向。其次，教师要强化责任意识，树立科学的育人观，通过教育、宣传、讨论等多种形式，弘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道德风尚，激发投身教育事业的热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再次，教师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意总结经验。认为:“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教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清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才能认识到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性。最后，要建立由爱岗敬业、政治素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等内容组成的师德评价体系，以使师德建设目标和师德建设内容更为具体化，形成师德目标的导向机制。

1．2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基础”课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不断掌握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动态、新成果，优化知识结构，拓宽教学思路。一堂好的“基础”课的标准应该是教育内容思想性强、理论联系实践、内容鲜活、入脑入心，所以教师还要深入实践，摸清学生的思想脉络及走向，使“基础”课教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以提高课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1．3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随着信息传媒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通过图文、声像等直接生动的方式快速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特别是高校已经成为西方势力与我国激烈争夺人才的重要战场，高校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信息的冲击和震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础课教师要深入分析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针对新变化、新挑战，不断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在较深的层次上破解学生思想中的困惑问题，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挑战。

2以学生为本

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任课教师要在课前、课中以及“授后服务”各环节做到系统规划，精心设计。

2．1课前教师要积极做好准备课前要做到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掌握教材的内在逻辑，了解授课对象的情况，以便于合理组织课堂教学。同时，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再开发”，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善于挖掘教材之外的教学资源。这就要求教师做到坚持学习，掌握当下的时政信息，了解最新的关于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2．2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科学设计好“精彩第一课”以精彩第一节课为起点对理想、人生观、爱国、道德、法制观等每一专题的内容都要精确把握，合理安排课堂教学环节，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遇到的现实问题。如讲授人生观部分，教师布置学生完成以反映人生态度、价值观为内容的角色扮演活动，一组学生反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一组学生反映错误的人生观，通过表演、讨论，表达关于人生观的认知，在角色扮演的基础上，教师进行理论讲解，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能力和创造力。教育理念只有根植于课堂教学实践的土壤中，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围绕学生成长的需要，激励学生自身成长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课堂教学的预期效果。

2．3强化课程“授后服务”与课堂教学的结合，更好地完成育人目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授课教师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引导和教育不能只局限在课堂上，而是需要通过延长教学环节，借助课程后续服务才能更好地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具体做法是:第一，坚持教学反思，“基础”课“授后服务”应以教学反思为起点，通过教师对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感悟，反思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反观自己及学生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因素，教师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教学策略，形成新的后续育人方案。第二，进行课外活动的定位指导，“基础”课教师要参与指导学生课后的实践活动，将课外实践指导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及时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例如，通过新生入学教育为学生进行思想导航;指导学生课外读书活动，倡导学生终生与有意义的书籍为伴;通过积极向上的学生社团活动，传递先进思想及社会正能量;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实践活动将对青年学生产生长期的、综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取得较好的育人效果。

3创新教学方法

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教学法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会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更新和调整。努力探索适合“基础”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对于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完成课程教学任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1多种教学方法的并用与结合教师要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的学习氛围，就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并进行有机的结合。特别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基础”课教师更应该大胆尝试，充分体现新课改理念。要积极尝试案例讨论教学、头脑风暴、角色扮演、参观、调研、实践汇报等多种教学形式的取舍与融合，以提升教学的实效性。如案例教学，特别是为学生所熟知的、贴近学生的案例更具有生动性和启发性，对学生会产生直接有效的触动，教学中运用典型案例，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有效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教学法是设计学习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鉴于法律部分的内容比较枯燥抽象，可以通过设计消费争议、劳动合同纠纷、违反职业规范、法庭诉讼等场景，由学生扮演相关的角色，教师通过模拟场景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法律的权威，增强法律意识。案例法、角色扮演法可以同时结合运用，用角色扮演使案例得以具体呈现。

3．2突出实践教学法的应用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学生真懂、真信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参观、调研教学法可以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真实地将所学理论融入实际生活，在了解现实的同时进行自我教育。如在学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内容时，可先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将学生分成小组，利用节假日深入企业、社区，完成调研任务。实践活动结束后，召开实践教学汇报会，让同学们通过小品、诗歌以及PPT图文并茂的演讲等多种方式呈现自己的参观、调研体会，并撰写分析报告。实践证明，突出实践教学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对课程内容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3在教学手段上，教师要注重教学手段的创新以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较为传统，手段单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的涌现，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师创新教学手段提供了可能，也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了基础条件。为此，教师要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精心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不断扩充课堂信息容量，广泛收集社会热点及焦点事件的视频材料，建立电子信息库，组建学生微信朋友圈，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通过视、听、说等综合途径，使学生受到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与启迪。

第5篇

一､新闻报道权的概念

新闻报道权是指新闻媒体及记者自由地搜集新闻信息并将它们报道出来的权利,也是让受众享受“知晓”的权利｡新闻报道权包括采访和报道两个环节｡采访是新闻报道的基础环节,也是新闻记者的最基础性权利｡采访权是对一切可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有权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获取材料并通过新闻传播媒体真实新闻的权利(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报道是采访权在出版环节的实现｡新闻报道的可以是信息的通告,消息的披露,也可以是批评或评论｡

首先是采访权｡有的也称为新闻采集权､新闻接近权和知察权等指新闻工作者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新闻工作者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和传播信息,搜集信息的过程就是行使采访权的过程｡采访是一种带有目的的观察､聆听､谈话､询问､体验､记录､查阅､录音､录像等的行为｡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民利,是为了公众获得知情权而进行的信息采集｡其次是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权是传媒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闻报道权的核心内容,体现新闻的重要功能,是法治社会正义､自由和公正的象征｡舆论监督权不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没有强制力,是一种软监督,但这种权利常常起到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再次是新闻记者的人身权｡诚然,每一个新闻记者都享有民法上一切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其中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人身自由权｡这里的人身权更偏重于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作为记者,其采访权受到保护,作为自然人,其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也受到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的严密保护｡任何侵害记者人格权的行为,都是法律制裁的对象｡

新闻报道权的本质是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和政治权力是人民权利的实现,从法理上讲报道权不是记者的专有权利,记者作为“拟态公众”代表人民在行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便失去了合法性｡当然,从司法救济上,现实中新闻记者以“拟态公众”,身份的司法请求权没有法律依据,新闻报道权受到侵害,记者必然从“神”回归为“人”要以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进行救济｡

二､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

新闻报道权的法律渊源是指规定､确认和保护新闻报道权的法律规范的基本存在形式｡

现代民主国家或明示或默示,均承认新闻报道权为新闻机构的一项基本权｡许多国家的新闻专门法规定了记者报道自由的权利｡在我国新闻报道权作为传媒所拥有的主要权利,目前在我国立宪上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其法律渊源在于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的新闻自由权获得表达渠道,而新闻报道权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化｡

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宪法里的言论出版自由条款有学者也称为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一｡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体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表达自由的概念较广,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和艺术表现自由等｡

1789年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在其第11条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这个条文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参考的典范,保障言论自由成为所有立宪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标志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许多国家的成文宪法并没有“新闻报道权”字样的明确文字表述,但都确立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这个法律原则成为新闻报道权最重要的宪法渊源｡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有如下文字:“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总的来说,表达自由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思想和主张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们认识､接受､发展和传播知识､经验以及真理的重要形式,保障言论自由是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它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因此,新闻报道权来源于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国家以法律形式充分保护传媒这一为公民提供行使表达自由的平台｡

知情权｡知情权英文为the right to know,又称为知晓权､知悉权､了解权和获知权等｡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是指获取官方的消息､情报和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情报自由法所涉及的基本制度,当代情报自由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政府公开化和保障公民获取政府情报的权利｡广义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知情权的内涵,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都与新闻业密不可分,国家通过的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就成为新闻报道权的基本法渊源｡“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①知情权既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公民的民事权利,其内容涉及公法､私法两个领域｡

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也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规定了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虽然我国已加入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但知情权在我国的法律保护仍处于缺位状态,知情权还只是公民言论自由权中的潜在权利｡

新闻报道权的其他法律渊源｡包括行政法规中的有关新闻报道权内容｡我国目前虽无专项的新闻法基本法律,但新闻工作并非无法可依,除了前述的法律渊源外,还有专门的行政条例和行政规章等｡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部门法规就间接或直接涉及了新闻报道权｡

此外,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些司法解释,其中有的涉及新闻报道权,也是其重要的法律渊源｡例如《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等｡

三､结语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制建设刚刚起步,新闻法律渊源亟待完善,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一)权利救济制度缺失;(二)权利的保护配置失衡;(三)立法取向有待调整｡从当前侵权事件甚至于恶性犯罪事件的此起彼伏中,我们不难发现侵权和维权是一对矛盾,正如正邪势不两立,不是邪压正,就是正压邪,立法必须体现正义,司法必须维护正义,为此,法律必须达到补偿､制裁､教育和预防功能｡

注释:

①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 1997年版,第90页｡

第6篇

在当下社会中，中国人也有一种用民俗习惯解决问题的依赖与传统，以农村结婚为例，尽管《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但这种规定并不能完全改变一些农村地区实行的早婚、订婚的婚俗习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婚姻事务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习惯。在许多乡民的意识当中，只是履行了法律手续并不足以使婚姻“生效”，经过民间习惯所认可的“土方式”，婚姻才能为他们所接受。特别是国家法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自身缺陷，如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预期不明，如有学者指出的，“很多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

民俗习惯之所以能产生作用，人们之所以尊奉民俗习惯，显然是以民俗习惯能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为基本的前提，民俗习惯根植于当地生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它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认可之上，它能为社区成员带来好处。国家法律和民俗习惯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断裂”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实际国情。

如今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乡土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缘地带，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传统农耕的生活环境下，他们接受和运用法律的能量、频率不是太高。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面面俱到和事无巨细的触及，国家法无法像民俗习惯那样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俗习惯还有它的实用功能。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俗习惯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已经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它被特定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才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常用、更为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民俗习惯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石，是国家法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正所谓民俗习惯是国家法的重要渊源，国家法也应当建立在民俗习惯的基础上，依托和衔接好民俗习惯。

由此，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任意妄为，国家法要产生作用，得立足民间，要受到民间社会的检验与评判，要有社会效果。如果法律偏离了民俗习惯和其他社会规范，法律运作的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就得不到执行。这就是萨维尼说过的，在每个民族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惯，通过不断地运用这些传统和习惯，它们才逐渐地变成了法律规则，法律就是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民族的共同意识。民俗习惯需要国家法作为后盾的支持以显示其权威性，而国家法又需要借助民俗习惯帮助其规范秩序，形成扩展。

过分倚重于国家法的控制手段，轻视民俗习惯的作用，社会控制机制就有可能失衡，不利于圆满地解决问题。一方面，法律数量的空前繁多，法院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和社会认同度不高，另一方面对社会丰富多彩的惯例和民俗习惯视而不见。一个社会如果把解决争端的重担全部诉诸法律，结果可能会诉讼成灾，积案如山。

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家法与民俗习惯的这种互动与相容的复杂关系，国家法完全偏离甚至背离了土生土长的民俗习惯，没有接上“地气”，国家法有可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而另一方面，国家法对民俗习惯进行硬性的、不切实际的干预与压制，法官在执法中完全无视民俗习惯的价值，不管乡民的承受能力，盲目兜售甚至强制推行国家法，都有可能适得其反。

第7篇

（一）访谈1.学生就业对口企业访谈。含生产型企业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和服务型企业天津红星美凯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了解目前企业对中职人才需求状况，为德育课程体系完善和制冷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目标参考，找准职业素质培养方向，准确进行人才培养定位。2.毕业生访谈。对本校制冷专业毕业生访谈，目的是为了解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轨迹与现状，通过企业的需求与毕业生实际情况的对比，找出差距，帮助德育教师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的了解学情、改进教学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

（二）问卷调查对制冷专业在校生分年级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级在校生的职业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工作适应能力、遵守法律规章观念以及团队意识方面的差距，衡量《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实际教学效果。并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发现德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企业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一般，就业优势不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领悟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识比较好，中职生应进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踏实，提高自己的协作精神。

（二）毕业生访谈共涉及10名毕业生，访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获得的提升与重视与在校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为相关；70%的学生认为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处于理解并会遵守的状态；对于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径，70%的同学是通过课堂或教学讲座，30%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导；对于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80%的同学不会参加。第二部分工作状态的调研，除一名同学认为自己不会关注了解企业理念和要求，不会经常检讨工作，提出改进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学都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完美的，这与企业调研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两家企业对学生工作状态的评价都一般，这表明学生对良好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够，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学生目前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学生工作后跳槽两次以上；仅有20%的学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学生认为现在对工作满意，70%的学生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无同事关系紧张和矛盾现象；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和单位同事发生矛盾会先协商后求助法律。综合三部分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学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获取来自课堂，但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不大，因此相关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的动机不强。2.学生目前对于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高，且在就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水准表现往往比他们的自我认知要低很多。3.用人单位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提升，但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证明学生对企业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未能做到爱岗敬业。4.学生的法律意识强，侧重于运用法律途径而不会在道德层面考虑、解决问题。

（三）在校生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校一年级、二年级制冷专业共计50名学生。其中一年级25名，二年级25名。问卷共发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级21份，二年级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100%。通过数据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是非认知上基本一致，学生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积极的。这说明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减少对错好坏的阐述；二年级的同学相较于一年级思维方式更趋于成熟，他们对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更趋于辩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而在用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所蕴含的礼仪知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的加强。

三、课程改革途径

通过调研，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材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教职成[2008]6号）文件中强调中职学校德育课教学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依据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资源，补充到教材中。1.补充历史文化知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蕴含了无数礼仪与道德的闪光点，取博大的中华礼仪与道德精华补充到教材中，可以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通过历史与当代的对比，将礼仪、道德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2.补充学生身边的故事或案例。从道德情感方面，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爱生活、爱职业的热情。

（二）教法、学法改革在教法上通过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即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指导学生了解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完美工作状态，以及其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职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学法上，通过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从“学会”向“会学”、“会做”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掌握浸入式学习法，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使学生浸入到任务的模拟情景中，让自己在任务的进行过程中，学习知识，体验成果；掌握团队协同学习法，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并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自己在小组中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掌握分析归纳法，能从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活动蕴含的相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提升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能力。

第8篇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编写

（1）具体法律内容稍微不足。

与2010年修订版的内容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删减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内容，与2009修订版、2006修订版相比，具体法律内容更是少之又少。鉴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而不应一味的删减。

（2）教材编排较为死板。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两课”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但是纵观历年修订版本，教材编排在排版、内容形式、用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步，书中充斥着大量死板的教条、概念、条文等。这不但较难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响学生，无法达到国家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学

（1）教师教学方式。

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

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3）活跃课堂气氛，改革授课方式。

第9篇

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价值的观的教学。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只是理论教学为主，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践教育环节,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在课堂当中产生比较严重的烦躁情绪。

（一）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门重点难点课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领域上的灌输，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脱离了实际，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中没有没有显示的依托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懂得学与致用，造成学生道德观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时对道德现象进行及时的判断，从而到学生们会表现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因此在以往教学内容上更加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建立、健全与当代大学生实际身心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成果性。

（二）专题教学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围绕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行的教学活动，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许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养这门课程专题教育不突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模糊，对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存在一定的难点。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途径

（一）教学内容因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三、结束语

第10篇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编写

（1）具体法律内容稍微不足。与2010年修订版的内容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删减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内容，与2009修订版、2006修订版相比，具体法律内容更是少之又少。鉴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而不应一味的删减。

（2）教材编排较为死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两课”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但是纵观历年修订版本，教材编排在排版、内容形式、用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步，书中充斥着大量死板的教条、概念、条文等。这不但较难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响学生，无法达到国家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学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第11篇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进行探究，尤其是在有限课时里选择何种问题供学生探究尚需要教师认真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师首先应确保精心选择探究主题。以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可供探究的主题涉及爱国主义、职业规划、道德建设、法治建设、理想信念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教师应参考当前社会热点，或以学生关注度为依据，同时根据课时限制来选择探究主题。其次还应以此类主题为中心，进一步选择可供学生探究的那些具体问题。在设计这些问题时应注意遵循与学生、实际、生活相互贴近的原则，确保所选问题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兴趣。例如教师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课时限制、大一新生特点为依据来选择大学生职业规划、道德建设以及恋爱问题这三大主题作为本学期探究主题，以便于引导学生在未来大学生活中所将要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予以有效解决，并促使学生主动关注社会并且了解社会，能够以理性的思考观念来对待周围社会事物与问题。而在确定所选主题后，教师可以恋爱问题这一主题作为讨论中心，组织学生开展恋爱观调查、恋爱中的个人道德、传统家庭美德以及恋爱利弊分析等不同问题的探讨，可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相应的问题展开探究。由于所选问题均属于个人偏好，因此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而在道德建设主题讨论中也同样如此，教师可以从道德建设重点、道德现状评价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等不同角度出发，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进而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此外，应就职业规划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对自身专业各类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并对专业就业情况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对专业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关注，从而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总而言之，通过上述问题的设计来引导学生对其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予以良好解决。

2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

应以探究式教学不同的内容为依据来选择相应的探究方法，其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是问题探讨法。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针对广泛存在于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各类思想问题所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问题色彩鲜明，且问题源较为丰富。而问题探讨法则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以及针对性，在应用问题探究法的同时还可参考选材主题差异来开展包括展示性探究、搜集性探究、设计性探究以及调查性探究等多种方式在内的主题探究法。问题探究法在教学过程中是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应着眼于道德发展现状以及道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以分组的方式搜集资料，并在组间展开讨论与总结，还可在班级内部进行交流以及相互学习。在此情况下，教师可给出问题，并基于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问题组织学生展开深入研究与谈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合理应对。学生通过此类小组活动逐步了解到如何在团队中开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有效交流彼此的观点与看法，了解到应善于听取别人迥异的观点和见解，从而能够着眼于不同角度来思考和探讨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利用此类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同时其问题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

3课堂中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学生则居于主体地位

教师在探究式教学中关键应发挥主导作用，应在适宜的时间内适度介入学生探究活动，同时注意给予有效引导，并采用正确的点拨方法，防止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偏离或者迷失方向。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适度予以引导，同时评估小组学生的总结，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并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展开师生交流与对话，引导学生在个人真实想法面前能够做到坦诚相待，并帮助学生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发表个人见解，并基于各类问题进行辩论、反思、归纳以及总结。例如在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首先应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学生予以尊重，并对这些学生所发表的观点予以客观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这些观点的利弊，从而能够客观认识到大学生恋爱这一问题的利弊，而教师还可从自身体会出发来引导学生认识道德在爱情中的重要作用。在受到教师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学生能够打开心扉、积极发表个人言论，教师由此也实现了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的目的。与此同时看，教师还应掌握必备的学科基础知识以及相关资料，从而为学生开展探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撑。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课堂主体地位是一个基本理念。要想确保教学理念富有主体性，教师自身首先应具备主体性意识，并对学生课堂主体地位予以尊重，与学生保持平等地位，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并在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应构建和谐、民主和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为前提从学生群体的内心需求以及身心发展特点与水平出发，积极启发、点拨以及引导学生，从而高效实现正确选择教学内容并将其内化和外化的目的。

第12篇

1．重视前期申报，忽视后期实际应用和推广。目前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普遍重视对精品课程的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更是重中之重。各高校之所以热衷于精品课程的申报，一方面可以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在精品课程建设申报期各高校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使得前期的申报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但是当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相当多的精品课程被束之高阁，只有参加申报的教师能够运用，没有及时进行推广;有的虽然进行了推广，但是由于教师水平和个人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没有全部推广出去。虽然精品课程得到了建设，但是没有落地、生根、发芽，违背了精品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

2．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一门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多样，但是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明显感觉，教师对网络等新的教学资源运用不够，通达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较少。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高校推广不够，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有的教师单纯的接受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理解不够，难以掌握精品课程的精髓。有的教师对先进的教学仪器、教学方法，掌握不了，或不屑于掌握，影响了精品课程的推广。

3．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目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一些申报成功的课程，过了三年五年还是申报成功时的状态，教学内容方法，没有丝毫改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新，各种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走进了高校的课堂。有些地方精品课程更新不及时已经失去了“精品课程”的意义。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能百人有百样，更何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内容比较多，单单依靠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在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达到百分百的掌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实工作中，精品课程学习培训少，交流沟通少，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掌握，自己学习消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品课程的建设效果。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的一点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特色，是集科学性、先进性、教育性、整体性、有效性于一身的主干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要建设好，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科学有效规划，严格全程监管。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课程在建立之初就要从学科、学校的实际出发做好长期规划，注重实际效果、实际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根本目标。在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也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推广规划，使精品课程成为真正的精品，使更多高校大学生收益。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只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精品课程建设政府部门要有规划、有目标，适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学校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主管部门、有责任人，能够合理有效持续建设。精品课程建设要建立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学校自查，学生评定的有效动态管理机制。政府、高校要形成精品课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和服务体系。

2．加强学习沟通，建设好教师队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涉及思想道德、心灵深处问题的课程，内容涵盖广、意义深，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教学。教师要想将精品课程传授好、表达清，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汲取好的教学方法、思路。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组织精品课程院校特别是国家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团队到各高校开展培训，组织各高校到精品课程院校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训。学习是提高知识和教学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学习培训可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教师要努力掌握新的学术信息，自觉的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深度和广度，丰富课程的学术内涵，使课程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学术交流、培训学习，最终达到提高精品课程的含金量，使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教学中，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3．有奖有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各高校要积极鼓励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实施中，明确申报成功不是目的，充分有效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质才是目的。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机制，每年对课程进行课程评定和检查评估。检查该课程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到位与否，即在师资质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是否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相符，学生是否喜欢该课程，学生是否能从中获益，是否提高了理论素养，改善了行为习惯。在课程建设上要从师资准备、教材整合、教法创新、教学管理、成绩考核五个方面进行考评。对于考评合格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通过奖惩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改进，保持精品课程的先进性、科学性。

三、小结

第13篇

关键词：转喻；转喻式翻译理论；法律文本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学界开始讨论其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译与认知》，标志着认知翻译学逐步形成。谭业升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创造性翻译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对认知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有意义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提出“认知翻译观”和“认知翻译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3-4]。在认知翻译学框架下，一般认为，翻译与转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翻译的本质是转喻性的，是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的一种语言转换。Tymoczko曾提出“翻译转喻学”（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译转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术语，并认为，翻译的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partiality）这两个方面[5]41-57。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型，法律文本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等特点，法律翻译必须把握这种文体特征，使译文映现源语言的“味道”。对法律翻译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当属克罗地亚法律翻译学者Susan arcˇevic'。国内近十年法律翻译的兴盛与这位学者是分不开的。国内学者研究法律翻译的视角比较多样化，包括译者的创造性（黄巍[6]）、法律交流原则（杜金榜[7]）、翻译策略（张法连[8]、刘法公[9]、穆可娟[10]）、语用视角（张新红、姜琳琳[11]，马莉[12]，韩健[13]）、文化美学（王同军[14]）等。纵观研究现状，学界基于认知角度对法律翻译的探讨着墨较少，鲜见认知转喻对翻译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试图探索基于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法律翻译策略。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

涉及认知转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比喻性语言的翻译上。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看，这种语言现象的翻译很少，因为转喻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格。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这种语言现象俯拾皆是，因为转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在语言中无处不在。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转喻视作后者。

英、汉语的词汇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义仅部分等同，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体、部分代部分、整体代部分”转喻机制的认知基础[4]20。Denroche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转喻性本质，提出了转喻式翻译理论[15-16]。他将比喻性语言看作翻译可行性的基本对象，但它并不主要关注比喻性，而是重点关注源语文本与译文初稿、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紧密相关的意义转换。这种理论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依据这种理论，转喻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的转喻关系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语际迁移阶段（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二是语内修正阶段（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这两个阶段具体包括：理解源语文本意义，对比源语与译入语，作出由转喻框架激活的词汇选择，修改译文初稿直至预期。翻译即是通过转喻关系处理这个过程。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中某些句子的转换其实就是转喻转换。再到译文终稿中所做的词句微调，其旨在关注语篇连贯，也是转喻处理在发挥作用。

同样在2015年，常年关注隐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学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转喻――语言、思维与交际背后的“缩影”》中也谈及了转喻与翻译的关系，为转喻式翻译理论做了有益补充[17]。她指出，译者在将源语文本译成译入语文本时可能会涉及转喻表达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转喻表达按照恰当的翻译策略译出。在国内，卢卫中曾专门研究了转喻的翻译策略，并指出，转喻的翻译可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译入语特有喻体翻译”、“源语喻体+喻标”、“源语喻体+注解”和“源语喻体的舍弃”等策略[18]。

简而言之，转喻式翻译理论认为，可以从转喻的视角界定翻译。具体来讲，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指具体转喻表达的翻译，其翻译策略要视语境而定，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后者意指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讲是转喻的，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的关系也是转喻的，这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把控与指导原则。

二、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指导法律文本翻译的可行性

从微观上讲，鉴于法律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语言庄重、严肃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译中，译入语对源语的忠实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本翻译。但是，过度强调法律翻译的忠实性与一致性势必会招致法律翻译过度直译之嫌。法律翻译译者一直在忠实于语言与忠实于法律内涵之间摇摆。尽管如此，鉴于英、汉两种法律语言的不同特征，进行双语转换时难免存在词汇在形式与意义上的部分等同，这即体现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喻机制。因此，从微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有指导作用。

从宏观上讲，尽管法律翻译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小，无须进行过多转换，法律翻译毕竟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转换。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说，法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与法律转换同步进行的活动[19]。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从源语到译入语以及从源语法律到译入语法律的这两种转换背后的认知机制即是转喻运作。这里的转喻即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认知操作，也包括发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与译入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认知操作。正是由于转喻机制的潜在指导作用，促使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灵活把握法律翻译策略，合理运用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句型，实现两种法律在语法、功能等层面上的一致性。因此，从宏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译文：业主特此立约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或支付合同规定的其他应支付的款项，以作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补工程中缺陷的报酬。

源语中的“therein”是一个简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译文将其译为“工程中”，这种翻译方式体现了整体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转喻关系，实现了译入语中法律语言的规范化。

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针对同一个“中国”，汉语法律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译者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译作“PRC”，将第二、三个译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种译法体现了语言的多样化特征，“PRC”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关系。同时，依据“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策略，“PRC”的译法属于部分地直译，未能充分体现汉语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严，可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并调整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是体现转喻式翻译思路的重要依据，法律语言中也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存在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译入语对应喻体”的翻译策略。

例5：各成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应避免对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诉诸武力，应避免采用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译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语中的“成员国”与译入语中的“Members”构成一种形式上的词汇缺失现象。一般来讲，“成员国”译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译文则将其处理为“Members”，这种译法既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切合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转喻关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转喻翻译策略解析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也体现在句型方面，这种不对等性正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重要依据。汉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与英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对等，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喻转换，才能达到法律文本翻译的标准。

第一，首尾互换的转喻转换。

为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在必要情况下，需要调整源语的语序，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译文：对于联合国大会认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影响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任何局势，包括因违背本确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而造成的局势，无论什么原因，联合国大会可以提出和平调解的建议，但不得违背第12条的规定。

英文的语序讲究突出主题，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译入语中，则将其放在句末，这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该例中的语序转喻转换较好地体现了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

例7：为规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译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译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译文2的语序转换实现了译入语的通顺与连贯。

第二，句中成分的转喻转换。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换不仅包括首尾互换，还体现在句子中的成分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原则。

例8：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摘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译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语言的艰涩难懂，多“归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见的法律术语与复杂冗长的语法结构，没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读者往往会望而却步。按照翻译的基本原则，法律语言在句法上应表现为结构简单、表意清晰。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译者应时常提醒自己及时对第一稿的用词与句型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化繁为简，化散为整，以确保译文简洁易读的翻译效果。上例中，译文1是翻译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与“raise”两个并列谓语动词，突显了“尽先”与“筹”的动作，突显前者符合汉语法律试图表达的意思，而突显后者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另外，“put”的宾语过长，有点臃肿。相比而言，译文2进行了一定的转喻转换，将这个宾语的位置转换到句首位置，并将“筹”的工作置后，转换为方式状语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语主题，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这样的转喻转换保持了源语法律的“本色”，又恰当地实现了语言的简洁，进而构建了译入语的连贯性。

三、结束语

法律文本是识别度较高的一种特殊文体，因此法律翻译译者需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双语转换与法律转换的能力。法律翻译的开展需要多种翻译理论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中的词汇意义或形式的缺失，应当按照“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针对双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则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保证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的“本色”。当然，转喻式翻译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还需进一步细化。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Gregory M. Shreve， Erik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2]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3]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 2005（5）： 15-20.

[4]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12（4）： 17-23.

[5]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6] 黄巍.论法律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J].中国翻译， 2002（2）： 41-43.

[7] 杜金榜.法律交流原则与法律翻译[J].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4）： 11-14.

[8] 张法连.法律文体翻译基本原则探究[J].中国翻译， 2009（5）： 72-76.

[9] 刘法公.论实现法律法规术语汉英译名统一的四种方法[J].中国翻译， 2013（5）： 82-86.

[10] 穆可娟.英语汉译中的术语不可译及其处置[J].外语学刊， 2015（3）： 111-114.

[11] 张新红，姜琳琳.论法律翻译的语用充实[J].外语研究， 2008（1）： 21-29.

[12] 马莉.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4）： 94-99.

[13] 韩健.合作原则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J].外语学刊， 2014（5）： 77-80.

[14] 王同军.文化视角下的法律翻译美学探讨[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 122-125.

[15] C. Denroche. Metonymic Processing： A Cognitive Ability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Teachers[G]//Giuseppe Mininni， Amelia Manuti.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Positive Effects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Milan： Francoangeli， 2012： 69-74.

[16] C. Denroche. Metonymy and Language： A New Theory of Linguistic Processing[M].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7] Jeannette Littlemore.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M].Cambridge： CUP， 2015.

[18] 卢卫中.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 2011（2）： 64-67.

[19] Susan Susan arcˇevic'.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20] 李克兴， 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2006.

[21] 赵军锋， 郑剑委.法律定义条款探析及其翻译策略[J].外语学刊， 2015（4）： 110-115.

第14篇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人格保障；来源；分配；知情同意权

【中图分类号】R541.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4-0366-01

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绝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我国,目前器官移植已超过2.5万例。其中肾移植46002例次,我国肾移植数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我国器官移植规模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我国目前每年进行肾移植约3000余例,而需求者达30余万人。在全国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因供体缺乏每年只有不到1200个病人能接受角膜移植。我国约有1亿肝病患者，30%的肝病患者最后会发展成肝硬化,而肝的供给比肾还紧俏。到底是什么制约了器官移植的广泛开展呢？下面将从供体的人格保障，供体的来源，器官的分配，供方和受方的知情同意权以及特殊器官移植五个方面简要阐述现今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供体的人格保障

自然人享有人格权，是自然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人均是其身体及各部分的所有者,应能自由地以自己意思处分,从现代思想出发，人的自己决定权是意思自治理念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于人在生存中，做出承诺从自己身体上分离一部分(如器官)的行为，自然应被视为该人行使其人身自决权的一种体现。活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权利主体，故具有处置其人格利益的自己决定权。

2供体的来源问题

（1）无偿捐献问题——捐献的范围。首先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器官捐赠这种纯粹使提供者负担肉体的不利益场合，无论如何也不得由法定人行使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器官处分权。其次是遗体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是物权法的客体，归属于生前的本人和继承法理下的其他人，在法律限制流通的范围内可由权利人进行处分。

（2）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扩大供体来源，以缓解现在供受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允许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可满足患者对人体器官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死刑犯悔罪的愿望,有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死刑犯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具有按照法律规定和自己的意志立遗嘱的能力和权利。按照《刑法》的规定,死刑犯也并没有被剥夺捐献人体器官的权利。

（3）严禁买卖器官。与“无偿捐赠”相比，市场操作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体组织提供者的利益分享，能有效的解决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供需矛盾问题，但是将会带来人的商品化，医疗关系和研究关系的扭曲，影响供给源的纯净，甚至会危及当事人“知情”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与我国的利他主义观念也严重不协调。综上，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禁止器官的买卖。

3器官的分配问题

因为来源有限，供给紧张，怎样分配供体也是个棘手问题。美国的分配标准包含了社会标准和医学标准。美国议员伦理委员会曾制定合理分配器官资源的若干原则，大致是:回顾性原则，即照顾病人过去的社会贡献；前瞻性原则，即考虑病人未来对社会的作用；家庭角色原则，即家庭中的地位；余年寿命原则，即考虑病人的年龄状况;科研价值原则，即有科研价值者优先于一般病人。此外，还有一个广为采用的原则，即排队原则。韩国器官分配网是集中分配器官的组织，对受体选择的优先机制有:①病人是否捐献过器官；②年轻人先得；③先来先得。我国《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工作，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同时规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名单制度以及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确定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的排序制度。相比之下《条例》的规定很模糊，没有具体如何操作的原则，这也就是《条例》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在此增加相关具体的操作标准。

4建立知情同意制度

器官移植术是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的医疗技术，三方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医方具有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而捐赠人或接受人甚至对医学术语一窍不通,因此他们实质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故而，器官移植立法应贯彻利益权衡的民法理念，对信息弱势者予以特别保护，寻求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知情同意制度就是要求在器官摘取或器官植入前，必须由专业医生对捐赠人或接受人进行器官移植术相关信息的充分说明，使之在信息平等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真实意志做出拒绝或同意接受器官移植术的意思表示。

5特殊器官的移植——生殖器官及脑移植中涉及的问题

1978年美国silbe首先进行了人体移植，对一例先天性无睾症患者采用孪生兄弟同质移植。术后第8日受体中出现活动，2个月后数与活率达到正常人水平。2年后该受者的妻子分娩一健康男婴。在我国，湖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1984年首先进行了一例双侧外伤性无睾症患者采用父亲供睾进行同种移植术，获得成功。同时卵巢、子宫移植也在一些大医院展开并获成功。生殖器官的移植中身份权的认定成了争论焦点，现在大多数倾向于依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础确定身份关系，而不是以受者子女的基因信息来确定亲子关系，即无论供者与受者是什么关系，受者都是其生育的子女的父亲或母亲。

脑组织移植是择取供体脑组织一定的神经元或特定区域的细胞群植入宿主脑内,使其存活、生长分化，并与宿主脑组织整合，以替代受到损害或变性的神经元进而重建其神经环路,并产生神经递质等物质,达到调控神经功能、改善症状的目的，并不会使受者丧失原来的意识继而被供者的意识取代，即生物学上的受者成为社会学上的供者，因而也不会带来继承、债务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变更。

在医学领域中不断寻求更新、更好的挽救患者生命方法的同时，医学法律与伦理的研究也要跟上医学的发展步伐，只有这样，才可为拯救人类之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李善国.移植的伦理难题[J].政治与法律,2002,(5)

[2]汤晖.器官移植的立法思考[J].政治与法律,2002,(5)

[3]郭自力.论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J].中外法学,1998,(5)

第15篇

关键词:开发性金融;国际旅游岛;规划先行;信用制度建设

一、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及运行特征职称论文

当今,开发性金融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因其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即新古典经的特性,导致不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即亦存在着“金融市场失灵”。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就需要开发性金融机构来校正,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于是,开发性金融应运而生。

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坚持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自身的融资优势相结合,通过融资推进社会各方共同进行信用建设、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以建设市场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开发性金融通过建设市场,把资金以及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技术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推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融资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健康运行体制和协调合作体制,从而把经济效率和增长大幅放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稳定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按照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增长的要求,积极开展开发性金融实践的探索,明确了把政府组织协调优势与开发银行融资优势相结合建设市场的方向和路径,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在实践中,大力推动银政合作,共同构造市场化融资平台,实现了项目“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的全过程,形成了金融财政良性互动、共同拉动地方经济建设的良好局面[1]。

一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由政府拥有赋权经营,体现的是政府意志,作用于市场机制的空白领域或薄弱环节,贷款投向始终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二是优惠性。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性决定了其融资领域是不易或不能获得金融支持的领域,贷款期限长,贷款额度大,而且提供的贷款条件比商业性金融更优惠。三是引导性。由于开发性金融主要是贯彻国家的政策意图和战略目标,一般有政府方针政策支持,对商业性金融具有引导作用。当开发性金融投贷某领域后,商业性金融机构就会降低对该领域项目的审核门槛,加大对此领域信贷的投放,从而间接地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符合政策意图或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重点产业的放贷。

经过10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开发银行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引导社会资金用于重点建设,促进融资体制建设和信用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投向电力、铁路、石油石化、公路、通信、高新技术等产业,并支持了包括三峡、京九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走出去战略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性金融通过巨额的、持续的直接信贷扶植,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通过贯彻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市场失灵,主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弥补市场机制配置的空白领域或薄弱环节,将金融资源投放于商业性金融不予投入或无力选择的领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定位目标及金融需求分析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战略定位海南省要建成我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旅游管理、营销、服务和产品开发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7%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达到45%以上,力争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中上水平,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综合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2]。

但国际旅游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海南岛旅游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如海南省旅游产业总量较小,发展速度较慢,效益较差;旅游基础设施底子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人文社会环境尚待改善等问题,还在阻碍着海南省旅游业发展的步伐。解决国际旅游岛发展的资金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手段和地方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介入,特别是需要政府合理的制度安排,培育市场化的解决机制引导资金投入。这就要求必须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信用的重要作用。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将市场融资推动和政府组织增信相结合,不断运用和放大国家信用在物质生产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将成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金融支持[3]。

三、开发性金融支持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路径有模式

(一)规划先行,支持国际旅游岛科学发展

规划先行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内容,作为开发性金融的践行者的国家开发银行,倡导“规划先行,融资推动”,将规划列于融资之前,规划是开发性金融业务发展的基本模式。规划先行是由开发性金融的开发性特点决定的。

开发性金融通过规划先行,整合各方资源,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推动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制度建设,提升区域发展度、产业发展度、社会发展度、市场发展度,通过规划,突破当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技术及制度约束,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与政府及客户合作编制规划,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设计信用结构及平台,成批量、成系统地构造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就必须合理规划,解决有限的资源供给约束的矛盾,实现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一是旅游岛建设要同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旅游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卫生、医疗、供水、垃圾处理、轨道交通、机场等,是旅游业发展和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资金投入量大,建设周期长,必须超前规划。景区度假区的合理布局、各市县旅游服务定位、景区服务设施建设、度假区配套等等都要强调规划的引领作用。强调差异化发展,避免重复投资,立足国情、国际视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统筹。

开发性金融的规划先行优势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得以体现,把金融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体现到旅游基础设施融资上。通过技术援助贷款、规划贷款、规划费用等形式支持海南省做好各层次规划,通过资金支持解决国家旅游岛建设中的规划资金约束问题,支持《三亚海棠湾规划》、《南山产业园规划》、《国际旅游岛总体规划纲要》、《海南城乡一体化规划》、《海南省中西部地区城乡规划和旅游区建设规划》等,并配合国际旅游岛总体规划、“十二五”规划编制重大项目的系统性融资规划,国家开发银行在多年的规划实践中建立了系统的规划组织推动体系,包括总行规划局、分行规划发展处、总行规划院和分行规划院等。拥有丰富权威的专家资源,并与国内多家顶级研究机构建立了规划合作平台,并深度参与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规划、“十二五”期间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重点规划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开发性金融通过系统性融资规划支持国家旅游岛建设,打通规划项目与项目开发的之间的隔阂,前期介入项目,保障规划项目的资金落实,从而保障整个规划的实施。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

据有关研究,我国基础设施对GDP的贡献率至少为0.5个百分点,而社会效益是其他投资的3～4倍,远高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因此,基础设施作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先行资本,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体系,形成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对于创造优良旅游发展环境,建设国际旅游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夯实海南省发展基础,海南省委、省政府确立了“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的发展战略,组织推动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自2000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与海南省政府先后签订了7次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通过共搭平台、共建制度、共筑诚信、共享发展,推动海南经济建设,成效显著。开发性金融积极参与并支持这些重大项目融资,按照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和模式,把地方政府的组织增信优势和开发银行的融资融智优势相结合,搭建地方投融资平台。海南省政府成立了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目前在全省已建立两级政府融资平台29家,先后为东环铁路、西环铁路、海口绕城高速、三亚绕城高速、农村公路、城乡电网改造、全省垃圾污水处理设施、160万吨造纸等一批支撑海南省长远发展的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海南省基础设施的改善、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民生事业的发展。

按照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要求,至2012年共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国际旅游岛建设初建成效,启动并建设一批重大旅游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并开工建设一批主题公园,基本完成旅游要素的国际化改造。国家开发银行是中长期信用银行,具有长期、集中、大额的融资优势,具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支持的经验和团队,能够为国家和地方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具有“银行+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的组织架构,拥有投、贷、债、租等综合金融功能,能够为国际旅游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三)发挥资金虹吸作用,引领社会资金投入

近年来,海南省金融呈现复苏,但海南省金融业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地方金融抑制问题更为严重。从2000年至2008年,海南省存款占GDP比值逐步加大而贷款占GDP比值在下降。这说明海南省地方汲取金融能力在逐步增强,而本地实际掌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下降。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就是本地银行大量汲取本地资金,通过拆借给总行,令资金流向富裕地区。本地资金沉淀不足,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本地资金投入少。而开发性金融不同于一般商业金融,能将从省外汲取的发债资金用于省内建设,同时发挥独特的资金虹吸作用,放大资金效应,引导其他社会资金投入,在改善地方性金融抑制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

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平台建设和市场建设,为吸引其他资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打通了社会发展瓶颈领域的融资渠道。比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开发性金融发挥了资金的导向作用,境内外的机构投资者、民营资本已开始在开发银行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开发银行还通过组织银团贷款、管理资产等多种方式,吸引其他商业银行参与煤电油运等瓶颈领域的融资,国家开发银行有效地发挥了资金导向作用,实现了融资结构的调整。

开发性金融通过开展组合融资,拿出部分电力、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优质项目,让商业银行资金介入,共享开发性金融成果,吸引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引导它们的资金也能流向重点行业、瓶颈领域、重点地区的建设,保证了这些行业、地区的资金需求,积极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目标。

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已经投资中非发展基金等11支基金和5家基金管理公司,基于这一优势,可以考虑建立“海南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参照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基金的基金”(或叫母基金)的方式,通过政府的有限资金吸引其他非政府资金,共同组建专业投资机构,选择专业管理团队负责投资运作,重点投向重大旅游基础设施、景点景区建设、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政府资金在支持国际旅游岛建设过程中的示范和放大效应,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资本多元化模式。

(四)信用制度建设,改善海南省信用环境

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不断解决资源稀缺性的过程,而信用则是市场经济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关键因素。在海南省发展中,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制度缺损和市场失灵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使海南省信用受损,使金融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曾一度成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灾区。近年来,海南省金融业整体风险趋小,不良贷款率逐年降低,但作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金融基础来讲,海南省信用体系建设仍不健全,资金的稀缺依然是制约海南经济发展和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瓶颈,因此要加强信用建设和市场建设。政府作为主导者可以在构建社会信用管理体制中起到主导地位作用,但政府主导的市场信用体制与依据市场发展内在规律建立起来的市场信用体制会有差异,容易潜伏和累积全局性风险。这主要因为全局性风险通常与政府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政府不宜过多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坚持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自身的融资优势相结合,通过融资推进社会各方共同进行信用建设、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融资体系、风险防范体系、健康运行体制和协调合作体制,从而把经济效率和增长大幅放大,以建设市场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4]。

开发性金融正是在融资推动市场信用体制方面形成了成功范例。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在开发性金融实践中较早提出和应用“信用发展程度”(简称信用度)这个概念,并且形成一套市场信用发展度评价的方法和指标。[5]所谓信用度就是一个地区的市场信用发展程度。在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对客户的信用观念及法律意识、法人治理结构、信用结构质量、信用发展前景和融资多元化等五方面的分析,评价客户的信用发展状况,确定信用发展度等级。在实践中,信用发展程度可以分为很多信用等级,且每个等级和资本投资使用效率都有线性函数关系。根据市场信用发展的状况,将信用发展度级别设置为启蒙、起步、构建、成型、成熟五类,并细分为十二级,即启蒙为C、BB级,起步为BBB-、BBB、BBB+级,构建为A-、A、A+级,成型为AA-、AA、AA+级,成熟为AAA级,评价指标重在对客户信用发展程度升级进行预测、建立升级的标识及完成时间表,促进市场信用体制建设。

开发性金融利用政府信用的高能量培育微观和基础制度建设,培育信用体系,以此作为支持信贷融资的信用平台。开发性金融在微观制度建设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推进信用建设[6]。微观制度方面,开发性金融通过融资推进项目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和财会管理制度的建设,弥补制度缺损,使得微观主体能够更好地参与经济的运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其包括综合的法律体系、交易规则和技术、支付和清偿系统、规制与监管制度、透明度原则与会计准则、破产法规与合同强制履行机制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等,其核心是金融交易所涉及的法律制度和信用环境。开发性金融把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开发银行的融资优势结合起来,推进信用建设、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国际旅游岛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元.做好科学发展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N].光明日报,2009-06-26.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意见[R].国务院,2010-01-04.

[3]王年生.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N].海南日报,2010-06-01.

[4]周岩,袁建良.开发性金融的核心——信用建设[J].金融经济,2006(4):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