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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华传统文化盛大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竞相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但在所有的思想观点与表达过程中，及其以后在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维轨迹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万川磅礴，枝桠蔓延，终归于易道和谐文化的大趋势。中华易道文化正是产生并成熟于这个时期，共同代表着自然与人事两大历史命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总根脉。
老子开创“道”的思想文化之本原，揭示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根据，为人类建立了普遍遵从自然和谐之道的根本法则，企图从人类智慧的高度制约人类自身普遍违反自然法则的不端行为，突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而《易》在传说中，为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后由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同样是以遵从自然和谐为准入，为人类提供了破译和理解自然神秘信息的工具。故易与老均以自然为出发，以遵从自然和谐为共同存在的思想源头和内涵表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和根系所在。
从易与老“原始要终”的各自和谐文化构造中，不难判定二者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思维理路。首先，易与老均是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感悟世间万事万物的无限丰富性和神秘奇妙性，共同表达了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对天地神秘力量的敬畏。如在老子所认识的自然对象中，有大水、江海、赤子、婴孩、虫鸟、猛兽、小鱼、鸡犬、草木、车马、门户、器物、风雨、甘露等众多事物。而在易所认识的事物中则更多，其八卦就是直接利用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来确立其思想框架，由此所涉及的自然物十分广泛，在此不多赘举。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易与老所共同感观的万事万物是绝对和谐的自然状态，这种绝对和谐的自然状态就是易老思维的起点。易与老唯有从自然和谐的生动性和丰富多彩性出发，才能最终理解和把握自然万事万物所具有的内在真实。
其次，易与老在感观自然丰富多彩性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发现天下万事万物的产生及其存在，皆有其共同的缘由，这个缘由不是别的，正是天地阴阳两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易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直接以阴阳为确立八卦的依据，万事万物总归于阴阳而得以高度的概括和确立。同样，老子也是在感观世界丰富多彩性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自然和谐规律，并由此真切地感悟到了，世界万事万物的无限缤纷与精彩恰是自然阴阳相互交感作用的结果。故现实世界的阴阳相对是万事万物的生育之母和生命总门，自然和谐总归于阴阳之间的相互和谐，阴阳和谐承载着缔造有形世界的全部使命。
再次，自然和谐从万事万物到阴阳相对并非终结，在阴阳之上尚有宇宙虚域的终极元体，即为易与道所共同揭示的“太极”与“道”的终极和谐理念。尤其是老子所建构的“道”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表达了自然和谐的根底内涵。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以其最精要的现实描述和理论概括，完成了显现宇宙创生万物的全息过程：道生“无”为宇宙一元体，“无”再生阴阳二体，阴阳二体再生天、地、人三物(三才)，而天、地、人最终生长出世界的万事万物，这是宇宙生成的和谐过程。同样，从反向思维来看，与道生万物的同时，自然万物又为道所效法，道来源于自然万物。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又是一个自然生道的完整过程。即：人以地为生，地以天为合，天以道为源，道以自然为本，而自然则是以天、地、人等万物为表现，是道所依托和效法的最基本的有形的现实根源。由此可见，一个是由道到万物的生成过程，一个是由万物到道的效法过程，二者互为融通，相生相法，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老子和谐自然系统过程的全部内涵。
而易在表述终极和谐之道的层面上，虽远不及老子所述内容之丰富和完整，但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这里有“道”表述，但还仅限于阴阳二体的层面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上》)这“太极”，就与老子之“道”基本相同了，全句内容与老子道生万物的意思也最为切近。故易从太极，到阴阳两仪，到八卦，到六十四卦，再到万事万物，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和谐过程，与老子所述同理同路，没有两样。如易学大师朱伯岜指出：“《易经》的作者是试图在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事之间寻找一致性，寻找一种共同的东西，把自然界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对于以后中国哲学的特点如天人合一等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老子偏于道本自然的和谐本体，而易则偏于自然阴阳的和谐结构。二者所述的自然和谐体系脉络基本相类，对阴阳和谐价值取向的重点把握也基本一致，二者均以阴阳和谐为支点和桥梁，上接形而上的世界虚无之本体，下达形而下的万事万物普遍存在之现实，由此构成了易老自然和谐思想的系统性和共同理路。
二、社会和谐的同一指向
易老思想是人类洞察事物与概括宇宙的最高思维，具有强烈的人文特征，但易老思想却始终保守着纯净的自然品质，在本质上并未抛弃自然本质而建立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社会体系。易老历来能够把人的社会性当成自然性的一部分，构建以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社会和谐体系，这是易道文化与其他许多人类文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人类源于自然，却毕竟以社会关系相组成。社会现实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易道核心思想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易还是老，所建构的理论体系目标，均在于为人类能够取得最大现实利益服务。所谓最大的现实利益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能够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和谐目标，社会和谐是自然和谐的必然结果。所以易老在体现自然本质的前提下，把思维指向社会和谐的目标上，“推天道而明人事”，人类在现实中以社会和谐体现自然和谐。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生存体，在儒家学说中，社会关系的论述主要以人本利益出发，以“礼”、“仁”秩序和规范为构建社会和谐的基本元素。道家也讲社会，但道家并非从人本利益出发，而是从自然大视域，包含人类利益在内的大角度出发，把社会和谐视为自然和谐的一部分。故老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以自然为中心，着重强调统治者在构建社会和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要求统治者应遵循自然之道，施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方法。“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十章》)自然无为最重要，无为等于不干扰、不影响、不压迫和不剥削，天下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和睦的社会环境中生产、生活、劳动，没有争斗，没有掠夺，没有自然资源的个人占有。
总之，面对社会问题，老子的思维依然从自然本位出发，着重强调统治者在社会和谐的构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而为人类社会和谐的建构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然，老子也并非忽视社会全体成员所应该遵循的和谐道理，强调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人也要时刻牢记自身和谐因素的重要性。如“守中”、“知足”、“无欲”等道理，人人都要去遵守，去施行，否则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故而人人要时刻牢记老子之言，从自我出发，以自然为目标，积极营造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最终回归天地自然的大和谐目标。
与老子之道同义，《易》以探赜索隐宇宙神秘信息为途径，旨在建构一个“保合太和”的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在内的大和世界。
首先，易在表达人道的时候，一方面说明天地人“三才”整体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道源于天道的不易法则。“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说明在宇宙自然之间有天地人“三才”，易以天地人“三才”为卦体，则是概括宇宙和谐整体的最好形式。而在天地人“三才”中，易则明确表达了天道阴阳是人道和谐的最高依据，人类社会的和谐秩序是源于天道阴阳的和谐本质，没有天道阴阳的和谐就没有人伦关系的和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周易·序卦》)夫妇关系的恒久，实际上是指社会和谐关系的稳定与长久。而这种稳定与长久正是源于自然天地之恒久。所以，从自然天地之道，直至人伦夫妇的最小社会单元，形成秩序关系的整个过程，恰是人际和谐取法于自然和谐的基本过程。这在本质上，与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基本相同。
其次，表明易之所以能够成就人类社会的和谐美德，在于易以自然和谐为根据，以缔造生命为己任。故《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探究，是出于易能够完全理解天地原理和本质之故。“一句话，《易》理解源于自然，效法自然，是对天地的模写，《易》理与天地的法则是一致的。”利用易，就能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这个“道”正是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道，即是所谓阴阳和谐之道。
再次，易达天下和谐之治，在于易取乾坤阴阳和谐之法则。《系辞下》叙述了从包牺氏到神农氏，再到黄帝、尧、舜天下“各得其所”、“百官以治”、“万民以济”等一番社会和谐之治的景象，均缘于他们能够通达易理，“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而“盖取诸乾坤”之故。圣人能体认乾坤之德，则能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目标。“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卦有非常丰富的“德”性内容，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说卦》)卦爻以阴阳刚柔的基本变化为准，同样卦爻也要以天地自然的“阴阳合德”或“神明之德”为准，天地自然之本德方是缔造社会仁义道德和顺即和谐的内在根据。所以易的社会和谐之缔造，始终没有离开自然和谐的本质根源。
最后，易卦爻对人事的表述内容，几乎每一卦爻都能够遵循自然本旨而通其变。基本的思路是，先承起自然物象的发生情况，然后推及人事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表明一切人事发生的未来事实均在自然情理之中，目的在于为人事行为提供把握或改变事象可能发生的先机。如谦卦(艮下坤上)，“君子有终”，原因是天道谦，而人道遵循天道“好谦”，所以君子有善终。如蛊卦(巽下艮上)，“刚上而柔下”(《彖》)，《象》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以山下和顺之风为承起，喻人事育德之象。如咸卦(艮下兑上)，也是吉利之卦，原因是“柔上而刚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彖》)，即是说社会人事只要能够根据自然之理，男性尊重女性，就能够使社会和谐。再比如恒卦(巽下震上)，“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根据自然的物象是“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彖》)可见，恒久和谐的社会局面，完全取决于圣人能够遵循自然恒久的规律。
总之，《易》思想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价值取向，但其所有人事行为均以自然天地为准则，社会和谐是自然和谐的本质延续，自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内在根据，完全与老子道家社会和谐思想同一指向，表现了中华民族社会和谐思想的本质特色。
三、易老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易老和谐思想对人类及整个生命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核心价值在于始终能够把持自然本质的和谐内容，强调人类的所作所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循自然和谐理路，给予当代主宰地球生命的具有高级思维却又不自量力的人类敲响警钟：人类力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自然力量，人类社会也永远不能离开自然世界而存在，人类的自作聪明和胡作非为都将自食其果，给自己带来灾难。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给人类提出的重要警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
当代人类只注重社会和谐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和谐如果离开了自然和谐，其后果将十分严重和可怖。社会和谐如果是建立在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以社会需要的无限享受为满足，以破坏自然生态和自然和谐为代价，则必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社会和谐的前提是自然和谐，这是易老文化的本质。唯把自然和谐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建构有意义的社会和谐体系，这是易老和谐思想给人类的重要启示。当代社会并非和谐，而是严重的不和谐，包括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究其缘由，关键在于当代人类已经完全背离了易老和谐思想的自然之道，我行我素，追求物质满足和感官享受，自掘坟墓。故易老和谐文化对当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启示作用，是人类能够拯救自身不幸命运的首选良方。
人类不能继续唯科学技术马首是瞻，堕入科技主义的狭隘泥潭，科学技术并非圣洁的智慧工具，科技永远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科技的成就令世人欣喜若狂，极大发展；另一方面是科技的灾难令生命欲哭无泪。但中华易老文化遵循自然之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富有永恒的生命力，永远是人类文明最圣洁的文化源泉和绿色生命的思想保障，是指导人类走向永生的伟大的思想成果之一。
第2篇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的“礼”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性质，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规范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礼”的外在强制逐渐减弱而内在规范却日益增强和完善。提倡礼治的儒家通过以仁释礼，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使人们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从而确立一种精神信仰。在这种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合而为一的内在精神信念支持下，使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的内在和谐得以实现。
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传统的礼，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
一、礼治的历史渊源与内涵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祭祀仪式。西周时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礼”和“刑”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礼”发挥积极主动的教化功能，“刑”则发挥消极被动的制裁功能。“礼”对于社会成员的举止言行提出正面的指导性要求，明确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刑”则对社会成员背离‘礼”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治与处罚。
儒家一贯主张礼是为政的重要基础，礼与治国密不可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在周代，道德就其形式来说，表现为大规模的、系统化的礼。但三代之礼不下庶人，在春秋时已然崩坏，无恢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思想家们开始对道德规范加以理论的解释和宣传，并使道德规范明确化、系统化。孔子主张维护周礼，想通过重建礼乐教化的努力，彻底转化现实政治的权力结构，让互信互赖的道德意识取代强制性的统治模式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正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孔子提出“为政先礼”，认为礼是国之所以昌、人之所以立的根本。孔子把他的拥护礼的主张集中成为他所谓“正名”的理论，明确提出为政之道以“正名”为先，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正名”，是正礼治秩序之名，就是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正名”建立的“礼”，仅仅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制度，孔子认为，“礼”不仅应该是人们自觉地遵守的行为规范，也应该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在外部的恰当表现。
二、礼治通过以仁释礼确立一种精神信仰
为了使礼反映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孑L子提出“仁”的概念，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在孑L子那里，“仁”是道德的核心，是理想人格，是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最高准则。按照孑L子的解释，“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悌。孑L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并指出，“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把在家孝父从兄与在外尊君事公卿联系起来。孑L子说“孝慈则忠”，孝亲与忠君的关系是同体异用，君臣如父子，对父能孝，对君就能忠，对君主的忠是对父孝的自然延伸，国家君臣关系是家庭父子关系的放大。孑L子认为，能够实行孝悌，并把这种品德影响到他人身上，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当政者应致力于孝悌这个根本的基础。二是爱人。孑L子认为：“仁者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孑L子主张从“亲亲”出发，由亲近爱敬自己的父母亲人，推而广之，到爱众人，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爱人实行起来有两个方面效果：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我不愿意别人怎样对我，我也不怎样对别人，这就是孑L子所谓“恕”；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我愿意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别人，这就是孑L子所谓“忠”，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实行“为仁之方”。
从“仁”的内容可以看出，孑L子突出了“仁”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特征，强调“仁”是完全内在于生命，与生命同在的。由于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彼此互动成长的，需要礼来规范和调整，而这种规范又是以个体生命的道德修养为基础的。孑L子认为，仁和礼的关系是统一的，仁是礼的基本精神，是内在的道德，礼是仁的现实体现，是道德的标准，仁以礼为客观的社会标准，礼以仁为实际内涵。“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是不能贯彻礼乐的，礼的种种规定，也就徒具形式，失去了意义。孑L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努力克制自己的行为，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就算有了仁德。仁与不仁，要看视听言行是否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违礼，也就是违仁。孑L子通过把礼纳入克己的自我修养中，以礼作为克己的客观尺度，使这种克己不再是单纯的主观性活动，礼也由此成为仁社会化的一个中介，是个人从本能生活中超越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人的重要中介。孑L子用仁来解释礼，从而给礼以新的思想内涵，注入新的生命力，礼因此获得了生机，同时也奠定了儒家以礼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的基础。转孑L子通过以仁释礼，重新挖掘和弘扬了礼的真精神，使之建基于Et常生活情理，把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正是这种合一，使个体的自我修养和人格完善成为孑L子德治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为了立身治国，而立身治国的基础或前提是修己，通过“修己以敬”，达到“安人”、进而“以安百姓”的目的，这就是孑L子的德治模式。这一思想后来又被儒家经典《大学》进一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秦汉已有“三礼”著述作为政统教育，儒家明确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步骤，并以此步骤归纳、阐发道德规范，使道德规范系统化、理论化，至宋明时期进一步强化为封建“道统”。“礼”经过历代精英阐述而形成的“道”，构造了中国礼治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传统礼治构成社会内在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和”，来源于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阴阳调和，和谐就能生长万物，相同就难以持久。用别的事物去协调另外的事物，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厚增长并吸引万物。“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为贵”是孑L子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蕴涵着深刻的理性价值。因此，“和”由原来阴阳调和之意，引申为指人际关系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和睦、和谐、融洽。在孑L子那里，“和”即“中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孑L子解决社会问题的着眼点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思维模式与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和整体主义的伦理价值模式是合光相配的。这种力求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关键。超级秘书网
第3篇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第4篇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着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溜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第5篇
大自然中的山峦、流水、树木、花卉、游鱼、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皆可组成园景，大自然是一首充满着各种形体、色彩、质感和音调的既丰富而又和谐的交响曲，人类本身也是大自然中的成员，对大自然有着本能的眷恋和热爱。因而园林艺术创作就必然充满自然情趣和诗情画意。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观，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系统化的自然环境，二是人情化的自然环境。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正统学派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房屋设计、甚至室内设计，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也深深的影响到了古典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和部分寺庙园林，如龙王庙、琼华岛、凤凰墩等。
古典文人园林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古典文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导致了园林设计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因此，古典文人园林的设计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但我们又很难说哪一部分是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应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设计建造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
三、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影响
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只因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他们或游山玩水、或种花造园，通过感受自然来抵达生活的真谛。古典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冥思的场所。而古典园林中“有声更觉静”的氛围，也恰好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引起人的禅思。因此在这样的古典园林中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又达到了归依佛教之目的。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问题提供了反思场所。可见。这种古典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和智慧海，就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
四、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造园的影响
第6篇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霤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第7篇
合适的内容，是实践活动是否有必要开展的先决条件；恰当的形式，决定了实践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因此，思想品德课开展实践活动必须选准实践内容和实践形式。
1．结合教材提出的行为锻炼要求。行为锻炼就是按所学课本知识的教育目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具体活动，以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它是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结合教材要求进行行为锻炼可从以下两种形式人手：一是在校内开展活动。例如，与校团组织、学生会等密切配合，从纪律、卫生、礼仪等人手，引导学生广泛参与“争当遵纪守法好学生”、“文明礼仪从我做起”、“我与雷锋同行”等主题创建活动，以此促进学生的道德践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感悟和理解思想道德价值要求，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充分利用学校的劳技基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种养殖和开展废旧物回收利用等活动，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等方面内容的教育。二是到校外开展活动，即组织学生走进社会，投身实践。例如，组织学生到工厂车间、田头地尾等生产劳动第一线，拜生产者为师，亲手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体验创造社会财富的艰辛，从而加深对“艰苦创业”、“劳动光荣”、“劳动成果来之不易”、“要珍惜劳动成果”等理论知识的认识，进而把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等观念变成自觉的行动。
2．围绕学生知、信、行的矛盾。思想品德课作为德育主渠道，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知与信、信与行的特殊矛盾。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的原理、观点和其他社会知识，能否为学生所接受，并转化为动力，“信”是纽带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调查、访谈、讨论等活动方式，让学生带着疑问走向社会，通过疑问的消除来增强理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进而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例如，现在农村推行的，在学生的印象中就是“单干“，各家搞各家的活，各人挣各人的钱，先富起来的人怎么会去带动后富的呢?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附近村庄访问几家先富起来的典型，比如烟叶种植专业大户。学生通过访问就会明白：该专业大户的成功使周围的人感觉到种烟有利可图，而且烟叶的栽培、管理、采摘、烘烤又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技术上没有问题，于是有条件的人也会去种植烟叶，进而从中获益。这样，种植烟叶就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个好项目。类似这样的项目多了，农民收入的渠道就宽了，经济来源就有了，生活也就逐步富裕起来了，从而使共同富裕逐步成为现实。
3．根据学生兴趣要求。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活动产生积极追求愿望时，内心活动总是十分活跃的，这时候容易接受外界影响。因此，政治课教师在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应结合生活实际，根据学生自愿的原则，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兴趣小组活动。开展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课后学生按老师的要求分散实践。例如，同在一个村里生活，为什么有的同学家境较好，有的则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人口数量、勤劳程度、科技水平、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去对自己较熟悉的同学、朋友或亲戚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从而明白“计划生育”、“勤劳发家”、“科技致富”、“互相帮助”的重要意义，并进而扩大到对一个镇、一个县(市)、一个地区进行经济状况分析。另一种是由教师直接带领，集中进行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例如，讲完违法犯罪方面的法律知识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附近的派出所法院等执法部门，了解犯人(尤其是学生熟悉的)违法犯罪的原因、过程及受惩处情况，有条件的再组织学生到劳改场、监狱等地方了解犯人服刑情况，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
二、课内和课外的协调
学科实践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既需要课堂上教师的精确讲解，也需要课堂外教师的精心指导。课内精讲是前提。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教学也是同理。开展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材知识，因此课堂授课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活动能否顺利地进行。教师把课本知识点讲解清楚了，学生开展起活动来才会得心应手，若有“疑”，这“疑”才是“真疑”，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活动才更具针对性，更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课外指导是关键。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导而不包”，因此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例如，每次活动开始前，教师都要指导学生制定好详细的活动计划，预想在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拟定应对的对策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在活动中学生得到的体会和认识，有的是积极的、客观的、正确的，有的则是消极的、主观的、错误的，教师应及时给予点评，对的肯定，错的指出症结所在，以提高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活动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开展活动小结或总结，让学生把体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实现思想的升华。有条件还可召开表彰会或举办成果展，这既能让学生看到和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有利于增强他们下一次参加实践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
第8篇
日本数学家米山国藏指出：多数学生进入社会后，几乎没有机会应用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因而这种作为知识的数学，通常在学生出校门后不到一两年就忘掉了，然而不管人们从事什么业务工作，那种铭刻于大脑的数学思想却长期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便于进行“数学思想”的教育研究，本文围绕“数学思想”的内涵、分类、特点和功能等问题作些基础工作。
二、数学思想的内涵和分类
数学思想是几千年数学探索实践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根据数学哲学的近代研究，所谓数学思想指的是数学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数学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有数学创新思想、数学求真思想、数学理性思想、数学合作与独立思考思想等。限于篇幅，本文重点仅就其中三种数学思想进行论述。
三、数学创新思想
1．创新思想的概念
结合新情况、寻找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创立新理论，这种思想叫创新思想。
2．数学创新思想的几个特点
首先，问题是数学创新的起点。群论的创造是为了解决四次以上代数方程是否有根式解的问题。超限数的创立是为了进一步弄清数学分析的基础，为了解决画家怎样把立体的东西画在平面上，产生了射影几何。……可以说：“没有问题就没有数学创造。”
再者，创造的自由性在近现代数学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德国数学家康托说：“数学的本质就在于自由。”他主张数学家自由创造自己的概念，而无需顾及是否实际存在。这个认识使康托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世界，以数学家的严密性建立起集合论和超限数；使几何学家超越感觉想象的空间，去研究非欧空间、n维空间；使公理数学家有可能建立抽象的纯数学和种种特异的数学来。…总之，使数学家永葆创新思想，推动数学永往直前。
3．数学创新思想的教育功能
创新是科学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数学创新的典型事例多、创新实践对外界条件要求较少、创新成果易于展现，所以通过数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想是一条事半功倍的途径。通过数学创新思想的培养，能够克服学生唯书、唯师、唯上，照抄照搬的陋习，增加学生探索研究问题的主动性，提高学生思维的创新性、广阔性、流畅性及灵活性。
四、数学求真思想
1．求真思想及其意义
求真思想是不懈追求真理的思想。真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主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人类只有掌握了真理，才会能动地改造世界。因而，求真是科学的首要目的，求真思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2．数学求真思想的特点
数学不同于其它科学，它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抽象建构起来的，它的真理性必须经受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数学求真的艰难历程，磨练了数学特有的求真思想。
首先数学求真比任何学科都重视逻辑。波利亚说：“对选择恰当的实例进行检验，这是生物学家肯定猜想的唯一方法。但是对数学家来说，对选择的实例进行验证，从鼓励信心的角度来看是有用的，但这样还不能算是数学里证明了一个猜想。”
其次，数学求真要不轻信经验。非欧几何的平行公理和许多定理是与我们的经验不相符合的，但它们却构成了一个相容的几何系统，并在现代物理学中得到应用。“全体大于部分”在常识中是当然的事，但在无限领域中却不成立。这是因为经验只能反映事物的表象，不能揭示事物的实质。
再则数学求真要勇于批判。非欧几何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对欧氏平行公理的怀疑。勒贝格积分的建立是由于发现了黎曼积分的局限性。希尔伯特创立形式公理化方法，是因为认识到了欧氏公理系统的不严格。这说明，不同观点的论争同样是数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还有，同所有科学一样，数学求真也离不开刻苦钻研。瑞士数学家欧拉一生忘我工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口述了400篇论文和好几本书。正是这种思想才促成了他的丰功伟绩。
3．数学求真思想的教育功能
数学求真思想能够激发人们追求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自信心。养成独立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不惧怕困难、不屈服挫折。教育人们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不轻信经验，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
五、数学理性思想
1．数学理性思想的内涵
依靠思维能力对感性材料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以形成概念、判断或推理，这种认识称为理性认识。重视理性认识活动，以寻找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内部联系，这种思想称为理性思想。
2．数学理性思想的形成
虽然理性思想在不少学科都有表现，但它最早却是由数学引入的，并逐步成为数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数学、哲学之父泰勒斯就看到：仅仅以个别测量实例的需要为目标，埃及人中流行的测量土地的方法是笨拙的。他认为：人类不但可以从实际经验中获得知识，也可以从已认可的事实出发，经演绎推理得出新的知识。如果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正确，推理方法正确，所得的结论也必然正确。据此，他提出测地术应上升为建立在一般原理上的演绎的几何学。
在泰勒斯将演绎推理引入数学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接着提出：数学中的数、点、线、面及各种数学概念是人思维的抽象及概括，与实际事物截然不同。虽然思考抽象事物比思考具体事物困难的多，但数学的抽象概括却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好处：研究对象一般性及所得结论的普适性。
演绎推理与抽象概括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数学理性思想。希帕索斯发现不可通约量后，人们开始认为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可靠的，并且渐渐地把演绎推理作为检验数学真理的必经途径之一。
3．数学理性思想的教育功能
理性思想是数学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数学理性思想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看到理性的力量，增强利用思维推理获得成功的信念。提高思维的严谨性、抽象性、概括性、深刻性，养成重视理论、勤于思考的习惯。其中的公理化思想还能培育法制观念和法制社会。
六、进行“数学思想”教育研究的相关建议
笔者认为，“数学思想”教育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和普及研究两方面。基础研究包括：如何从数学认识论和数学实践中发掘“数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如何从数学史、数学家传记中发掘“数学思想”的巨大作用和典型事例等。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将上述基础研究和普及研究有机结合，就一定会使“数学思想”的教育取得长足的进步，也一定会使“数学思想”的教育获得突破性飞跃。
【摘要】本文阐明了“数学思想”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介绍了“数学思想”的分类，详细地论述了三种“数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和教育功能，提出了“数学思想”教育研究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数学理性思想数学求真思想数学创新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忠林，郑毓信.数学方法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第9篇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英国发生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在英国得到确立。洛克在政治上拥护由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的君主立体,哲学观继承并发展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教育思想受蒙田、弥尔顿等人实利主义的影响,反对空疏的学风,要求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系统地提出了绅士教育理论。在其发表于1693年的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话》中,洛克总结了自己从事家庭教育的经验,为英国绅士的培养提供了详细的方案。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体强壮、品德及智力良好,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绅士、实干家。绅士要具备“德行、智慧、礼仪、学问”等品质,其实质是要求把儿童训练成具有清晰的理智和坚强的意志、掌握经营工商业的知识和技能,仪态高雅、举止适度,通晓世故人情,善于处理公私事务、勤奋勇敢的实业家和事业的开拓者,他们的能力既能满足个人幸福生活的需要,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在广度与深度上均在不断加强,虽然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初见成效,但就我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应该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什么样的儿童,如何增进个人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绅士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洛克十分重视教育在个人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教育漫话》中写道:“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凡只标页码均出自此书)他还认为国家的幸福和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因此,洛克提出了一系列将儿童训练成“绅士”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1.1健康教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洛克是第一个提出并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的教育家。洛克认为健康的体魄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必备的条件,是个人幸福和事业的基础。《教育漫话》的开篇就谈到了绅士的健康教育问题,他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P1]“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在世界上做个人物,也必须有强健的体格。”[P1~2]他反对父母对孩子娇生惯养,主张通过逐渐的训练,养成孩子健康的体魄,使之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条件和多变的环境,成为将来有用的人才。如要求儿童衣着不要过暖,每天用冷水洗脚,多过露天生活,穿宽松的衣服使身体得到自然的发展,饮食要清淡简单,能够忍受饥饿,不喝烈性饮料,睡硬板床,少用药物,使儿童从小就能忍耐劳苦,具有坚强的意志。
1.2道德教育在洛克看来,德行是绅士所应具备的品行中占第一位。在《教育漫话》中,洛克用了多半的篇幅讨论绅士的道德教育问题,他是从实用主义、从绅士的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讨论。他写道:“权力与财富,甚至德行的本身,其所以被人看重,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增进我们的幸福之故”。[P122]“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P114]洛克认为绅士应具有理智、礼仪、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等品德。对于理智,洛克认为人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具有高贵美善身份的“理性动物”,“要顺从理性所认为最好的指导”,去“克制自己的欲望”。[P19]培养儿童的理智感,就是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使其习惯于抑制有关财富、服饰和饮食的各种嗜欲,在享受自己的利益与幸福时考虑到别的伙伴的利益与幸福,并要儿童从小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使他们具有乐于赠予别人的美德。培养儿童良好德行的方法是形成儿童发自内心的羞耻心和对荣誉的崇尚之情。洛克十分重视绅士良好礼仪的养成。他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他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P68]良好的礼仪主要表现为尊重别人、懂礼节、讲礼貌、有风度,“容貌、声音、言词、动作、姿势以及整个外表的举止都优雅有礼,”[P119]不要使儿童受到粗暴、轻蔑、非难、刁难等不良习气的影响,要恰如其分地表示一种礼节与尊重,而不可礼节太繁,使人疑心是谗媚、伪善或卑鄙。礼仪的形成要注意榜样和示范的作用,要多与品行高尚的人交往。礼仪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绅士事业的成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懂得人情世故又娴于礼仪,“他凭着这一点点成就,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这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把“智慧”解释为“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P117]即要求绅士具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与素养。这种“智慧”与“狡猾”是相去甚远的,“狡猾的计谋只能使你占一次便宜,但是以后永远要吃亏”,“但是,坦白、公正、明智的人则人人都会为他让路,他可以直接去做他的事”。[P118]至于勇敢,洛克认为,勇气和坚韧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的品行”,[P94]绅士在事业上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他们必须受得住一切苦难,需要从小就训练他们克服懦弱和胆怯心理,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面临艰险毫不退缩,勇敢前行去获得事业的成功。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克认为,为了教育儿童,首先应该了解儿童,了解儿童的性情与特点,使教育符合儿童的天性与才能;要及早施教,形成儿童的习惯;要使儿童爱好名誉知道羞耻;要奖励与惩罚相结合,奖励不要变为引诱,少用惩罚,惩罚不要养成奴性;恩威并重,既要有父母和导师的威严,又要有慈爱;以榜样和说服教育为主,导师与父母要以身作则,让儿童与有德行的人交往等。
1.3知识教育洛克认为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从绅士获取个人利益和幸福的角度,他为绅士安排了广泛的教学内容。绅士除了要掌握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外,还要学习地理、算术、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等知识。法律对一个绅士来说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从一个保安官一直到总长,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法律”;[P159]年代学可以帮助绅士了解历史的进程;商业算学可以帮助他保持原有的财富;跳舞“可以使一个人终身终世保持优雅的动作,而且它还能够使得儿童具有一种大丈夫气概和一种合适的自信力”;[P172]城市的绅士要学习一点金工、油漆、雕刻等手艺,乡下的绅士学习细木工、园艺等手工艺,从这些有益的体力活动中得到消遣。在教学方法上,洛克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在他看来,儿童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比掌握现成的结论要重要的多,他写道:“我觉得儿童能闲谈逗人喜欢,还不如善于推理来得使人高兴。”
105]要培养学生爱好知识,主动钻研的精神,“导师应该记住,他的工作不是要把世上可以知道的东西全都教给学生,而在使得学生爱好知识,尊重知识,在使学生采用正确的方法去求知。”[P168]要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好奇心,“儿童的好奇心只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所以应该加以鼓励……他们可以用来除去生来的无知”。[P102]为鼓励儿童的好奇心,父母和导师对于儿童提出的问题要尽力给予善意的答复,切不可敷衍了事。此外,他还倡导实物教学,在学习中要遵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游戏与学习交替进行,把学习变成游戏,在游戏中学习,不要让学习变成学生的任务和负担,使其乐学。
2“绅士”教育思想的启示
虽然洛克当时提出的绅士培养计划是针对上层社会子弟,以聘请家庭教师的方式进行,这在今天教育普及化和民主化潮流下是应加以否定的,但其育子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某些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2.1健康———个人幸福国家富强的基础洛克从儿童的长远幸福和国家的富强角度考虑,认为儿童的身体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要求儿童的身体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的外部条件,能够忍耐劳苦,能适应开拓事业的需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个人的幸福就有了物质基础,每个个人的富裕和幸福最终会聚成社会的繁荣与富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反对父母亲对孩子娇生惯养,要求对儿童从小就进行近乎残酷的体质训练,充分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现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家庭收入普遍提高,又加上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亲对孩子都是千依百顺,有求必应,生怕孩子饿着、冻着、累着,给孩子准备各种精细的食品,不让孩子做哪怕一丁点儿家务,甚至给自己孩子的东西少了或差了点,就觉得似乎在虐待孩子,平时整天关在家里,怕孩子在外面受到伤害;在学校里,由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于升学的压力,孩子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身体不仅没有得到锻炼,反而受到损伤。结果怎样呢?2001年底我国公民体质监测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与1995年相比没有提高而是全面下降。据介绍,在这次调查中,青少年的速度素质、耐力素质、柔韧素质、爆发力素质、力量素质均全面下降,专家指出,这些数据表明青少年的身体机能发育水平落后于身体形态的增长水平,这为他们青春期发育结束后进入成年期留下了健康隐患,同时也会造成学生毅力、耐力、吃苦耐劳、承受挫败心理能力的降低。[2]这是铁的事实,而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大多数的孩子连身体健康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强健的体魄?现代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没有强健的体魄适应环境就会遇到困难,同时,健康的体魄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洛克的思想对我们是有警醒意义的。超级秘书网
2.2德育观的转向———合理利己洛克承认人是有私欲的,“但这不是我们的错处”,[P21]关键是我们要用“理智与规范”去约束我们的欲望;对人道德,于己有利,“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获得也就愈容易”,[P64]有良好的礼仪,“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这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实际上在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获取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前提是你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自己的利益也将得不到保证。洛克的德育观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不可谓不重视德育,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专职德育工作人员队伍,德育理论研究也异常繁荣,可是一谈到实际情况,人们就开始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叹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不高,我们的德育观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以前我们的德育理论总是强调个人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的服从、奉献与自我牺牲,所宣扬的典型是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大形象,似乎谁做出的牺牲越大,所遭受的损失越惨重,谁就越道德。事实上,这是一种普通人很难做到的“英雄人格”,很难内化到每个普通人的实际行动中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3]利己或自利,是人的本性和本能,在正常情况下,人总是趋向于做于己有利的事,而不愿去做使自己感到痛苦和不幸的事情。自利并没有错,关键是要合理合法,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在德育实践中,我们应该转变我们的德育观念,在承认并鼓励个人获取他们正当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能使儿童真实感受到道德是他们的个体需要,人格魅力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使他们明白利他更有利于自己,才能调动他们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我们的道德教育将会步入另一番柳暗花明的天地。
2.3知识教育———重在发展思维能力在洛克看来,“学问应该是有的,但是它应该居于第二位,只能作为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之用”,掌握知识最终是为了帮助绅士做出自己的判断,使行动更符合理智的指引,教师的作用在于使学生热爱知识、尊重知识、掌握正确的方法,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更进一步进行研究。知识与智力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虽然智力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掌握,知识的掌握又有赖于智力的发展,但是两者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智力的发展既与知识本身的智力价值高低有关,又与知识掌握过程中智力的参与程度有关。我国的教育素以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扎实为荣,这种扎实是怎样来的呢?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然后为了掌握知识,又让学生背诵记忆,反复做题,因为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就是看你掌握了多少知识,至于这些知识“是死是活”则不管,连一向被认为最有智力训练价值的数学教学,都被演绎为老师在黑板上讲解题过程,学生只须依葫芦画瓢就行了。在死记硬背、机械模仿的过程中,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创造力一点点消失殆尽。难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杨卫平迷惑:“现在,我们一不缺钱,二不缺仪器设备,三不缺勤奋努力,为什么到头来原创性成果还是比不过别人?”[4]这种迷惑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重要的是增进心的活动能力,而不是扩大心的所有物。”[5]这是知识教育应该牢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9.
[2]/GB/jiaoyu/1055/2075905.htm.l
[3]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第10篇
关键词：舆论控制；传播策略；受众；传播途径
信息的传播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过程,既包括传播者对关键传播环节的控制,即内在控制机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传播的定向影响、约束或管理,即外在控制机制。对传播的控制,最主要的表现有利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传播体制、传播内容的控制,某种信息是否可以传播,怎样传播由施控者决定,议题设置也由施控者操纵。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剥夺。商鞅传播思想的核心是控制舆论，使信息传播为统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以言去言”，“壹教”，统一舆论，禁私学，私议等都是卖力倡导这一思想的表现。
一、传播的内容控制
1、法律的推广传播
商鞅特别强调以法治国，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富强。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防止人们作恶的工具。“一断于法”，强调的是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和神圣性。
为使全国上下都能依法行事，做到令行禁止。他认为：⑴“法者,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继承了子产公布成文法的思想,主张法律应作为传播的内容,向百姓公开。明确提出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商君书•定分》)。⑵“为法,必使明白易知”。“行令，令明白易知”在商鞅看来,传播的内容应通俗易懂,明白易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传播对象准确无误地理解传播内容,接受传播信息。他说:“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难也..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知之,小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社会成员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个人阅历、资质、认识水平的差异性,因此要想使传播内容为最大多数的受众所接受,必须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尽量使传播的信息浅显易懂。⑶“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商鞅抛弃了重视教化传播的思想,他反对儒家“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的传播功能观,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他更多地强调法律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他看来通过向全社会传播法律规范,可使百姓知道何种行为将遭严惩,何种行为会受到鼓励,从而将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体系中,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知自治也”(《商君书•修权》),最终建立理想的“天下大治”的法治社会。
2、禁止思想、学术、文化的传播。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
⑴去礼乐，尚法治。
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俯首听命于君王。
⑵禁《诗》《书》，贱学问。
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二、从体制上保障控制的有效
1、“燔诗书而明法令”。
法家一方面大力推崇法律的传播,另一方面对法律之外的其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这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如“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商君书•去强》)“奚谓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
2、“为法令置官吏”。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整套法律传播的体制,使法律在全社会得以有效地推行。《商君书•定分》中记载了秦孝公与商鞅关于建立法律传播体制的一段对话,秦孝公提出了如何让天下吏民尽快统一地理解法令并一致遵从法令的问题,商鞅明确回答是“为法令置官吏”。他主张各级法官和法吏都要学习法令。这些官吏精通法令之后便是法律的传播者。通过建立法官责任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法律的广泛传播,不失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商鞅甚至还考虑了法律传播的可持续发展。他说:“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商鞅还指出,法律在吏民之中广泛传播开来,可以促使吏民彼此相互监督,共同遵纪守法。
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为使法律得以普遍传播,商鞅主张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播政策。商鞅指出:“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商君书•定分》在肯定了教育传播的功用之后,他反复强调:“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也…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
三、传播的受众控制
“受众作为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极中的一极,它在传播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①,对受众的控制同样是商鞅传播控制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受众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两种特征,对于传播活动的施控者来说,就必须引导其受动性、控制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商鞅提倡通过功赏来引导受众的能动性,通过愚民和强制办法来控制受众的受动性。为从思想上箝制民众,使其顺从地为统治者服务,商鞅提出了愚民的传播控制政策。愚民之举，即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禁除游学言谈，使民众思虑单一，使思想与君主保持一致。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1、“壹言”、“壹教”统一思想，压制异端。
所谓“壹言”，就是“下辩说“、”贱学问“，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商君书•农战》）。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不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商鞅认为国家应统一言论，化，要形成一种舆论趋势，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
2、按功而赏，引导民众归心于农
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商君书•垦令》）。因此商鞅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出路尽归于农战之一途，除此别无他法。这样民众思虑单一，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统一的意志，服从君主的安排。
四，对传播途径的控制
日本传播学者竹内郁郎指出,“在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结构中,同上下统治关系和水平分工关系相对应,信息传播的路线可分成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两种。”②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商鞅所强调的社会传播行为，实际上就是上对于下的垂直传导。这种垂直传播方式是社会唯一合法的正规渠道。而横间传播，民间独立私议则被轻视弃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垂直传播以达到社会的有效治理，商鞅说：“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赏刑》）。在商鞅看来，社会传播行为应当支持和促进国家的政策，以便国家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1、政策上保证君主独大，社会完全一体化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另外，为了更有效的限制民众，维护君主的权威，商鞅还注重用政策加以引导的办法。“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这样民众就会自觉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而且，在社会组织上，还为此思想创制了相当的制度措施。《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没有自由，只有对君主惟命是从。
2、禁止民间独立私议，阻断横向传播
商鞅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商君书•垦令》）为此，他提出“以言去言”，也就是用国家统一的舆论去排斥、消弥异端的言论。他还分析了“高言危议”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说“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饿。”（《商君书•靳令》），他还认为如果允许私议，有些人会打着横向信息交流的旗号，聚集同伙，结成帮派，在国内传播他们的观点，蛊惑人心。《商君书•农战》中：“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游说，高言危议，民之教也。”
商鞅的舆论控制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综合考虑了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族传统、国家安全强盛等方面的因素利用了控制传播权的一个特殊因素——行政干预，来保证他的舆论控制思想有效实行。但商鞅的这种舆论高度统一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是以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所实行的愚民政策，钳制了人民的思想，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的《商君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反对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的主张，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第11篇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第12篇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第13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思想政治课深化改革，以培养出既有良好公民品德和常识，又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人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和所面临的困难，也使教育者产生了改革思想政治课的强烈愿望。
目前的改革有下列特点：
1．一纲多本加速了改革的进程
教学大纲、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以本为本，以纲为纲”是思想政治课多年形成的教学传统。大纲和教材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教学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纲多本，使一些盛市、地区，乃至学校，能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探索教学改革，无疑给思想政治课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仅出现了几种省市级的版本，而且有的学校也采用了自编教材，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升学考试制约着改革
对于思想政治课纳入升学考试科目的利弊是有不同见解的，一种意见认为：不列入升学考试科目，学生就更不重视，教师也就更难教了；另一种意见认为：用升学考试迫使学生学习，是很难达到教育目的的。使思想政治课从升学考试下解脱出来，有助于探索改革，实现教育目的。最近，受出版社之托，编辑《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文萃》，从有关杂志所载的论文看，初一的改革最为活跃，效果也较好。这和初一的教学内容未纳入升学考试有直接关系。然而就其他年级而言，虽也有些改革方面的探索成果，但远未达到初一的改革水平。致使关于改革部分的文选受到很大局限。
3．思想更为明确，教材力图创新
国家教委最新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地指出：“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常识教育的必修课，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这一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地位和主要内容。其中，公民品德教育和以往的文件的规定相比，显得更为突出。今年三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所编教材“是否有新教材的特点，一要表现在新上，二要贴近学生生活，三要反映时代特点。
总之，新教材要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可以预料，学科设置目的的进一步明确，教材的进一步改革，会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课改革的深化。
二、关于改革发展趋势的思考
1.从素质教育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素质概念现今被人们广泛地、灵活地使用着，乃至很难形成一个无争议的定义。因此，人们在各自认定的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着素质概念，就象信息论、价值论的研究者对待“信息”和“价值”两个概念那样。一般他说，实践并不等待理论的争论，但实践本身又总是需要理论尽可能地提供认识前提。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在专家们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指出：“素质教育的实质在于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素质就是指：“内在身心发展”，构建素质的基本途径是“人类文化向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就没有素质教育。思想政治课要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需要使学生内化哪些人类文化，必须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严格地选择。教学过程与方法也要符合素质构建的需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将对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2．从世界教育发展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具有双重目的和作用
第39届国际教育会议提出：“教育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保证全面发展，以及充分培养每个人使其对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一方面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使之适应社会需要，并能做出贡献。
这样的双重目的和作用，是通过各科教学实现的。每一学科都应具有双重目的和双重作用，不恰当地强调某一重目的和作用，是不利于学生成长的。思想政治课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具有双重作用实现双重目的，这是思想政治课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无庸置疑，思想政治课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如何使学生适应社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在如何使学生个性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发展方面，经验是不足的。取得并完善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推动个体身心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对以往的成功经验，也应剔除它的时代局限，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使之具有今天的“时代性”。
3．从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课的改革发展趋势－－双重价值主体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有着对立的教育价值取向。
社会本位把社会作为价值主体，一切要从满足社会需要出发，使学生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客体。学生本位是把学生作为价值主体，认为教育本身应当满足学生的需要。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教育主张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都有自己认定的理由。人是社会的人，因而入必须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具体他说，就是满足个体需要。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满足其个性发展需要。39届国际教育会议所提出的双重目的和作用，也正是这两种教育价值观相抗衡的产物。从教育实践看来，纯然的社会本位或纯然的学生本位都是片面的。在阐明人的社会性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个体的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矗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1页，1972年5月第1版）从哲学角度看，社会和个人在价值关系上是互为主客体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哲学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的极端主张。正确把握社会和个体的价值关系，对于克服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片面性，对于深化思想政治课的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要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思想政治课已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4．从一元导向与多元观点的矛盾看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发展趋势－－吸收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
第14篇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第15篇
高中的学生l4--18岁，正处于青年初期。强烈的成人感，是这个年龄段学生的主要心理特征。“为什么学习”和“怎样学习”是他们首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让学生在充分发展自己个性潜能的基础上，在一环扣一环的自我教育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从而培养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开展系列教育活动的宗旨。
《祖国需要我》系列教育活动是依据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心理过程设计的。这些心理过程是：感知过程、记忆过程、比较分类过程、以及判断与推理过程等。活动的顺序是按照由低到高，一个一个台阶安排的。各步活动的组合，构成了培养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一个完整过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记忆过程。
社会调查之前，老师组织学生拟出社会调查提纲。社会调查之中，要求学生口问手写，也可以采用现代化采访手段录音、摄影……把自己认为最精彩、感受最深的录下来或拍成照片。
社会调查之后，组织学生将照片集中起来办一个摄影展览，用影像在一定时间内唤起学生头脑中的共鸣；将照片翻拍成幻灯片，学生自编解说词在主题班会上放映；对于感受最深的片断，分小组组织同学将素材改编成小节目，在主题班会上演给大家看……这一系列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唤起同学们对社会调查中感受最深的场面在头脑中的表象，使学生难以忘怀。
(二)比较分类以及判断与推理过程。
在记忆过程中，学生将头脑中记住的东西与头脑中过去有关的知识经验相互沟通，重新组合，从看、听、想中自然得出国家发展需要有文化的人----“祖国需要我”这一结论。
绳铁同学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参观就要结束了，我们与医生留了影。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SONY：TOSHIBA……TOSHIBA;?SONY……这许许多多先进的机器，竟看不到一台国产的，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国产化的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我看到并切实感受到祖国需要知识、需要人才。我今后要努力学习知识，为祖国奉献一切。”
胡英培同学写道：“从‘导游’大夫的讲解中，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也产生了很多联想。大夫说，这两台机器，都是日本东芝公司的产品，机器由计算机控制，高度集成，性能好，体积小，十分先进。我国也曾制造过三台同样功能的机器，但工艺明显落后，灵敏度不如进口机器，特别是体积庞大，只主机就需要一整间房子才能装下……听到这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40年来，我们的国家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总体的贫困、落后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只有靠我们每个国民一起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学生在社会调查中得出的“祖国需要我”这一结论，正是系列教育活动的主题。到此，整个活动取得了成功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是终结，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把自然得出的结论在深刻的反思中升华。如果只满足操作（即实践）的成绩，忽略了反思中把认识升华，不注重引导学生把升华的好思想迁移到学习、生活和各种实践活动中去，就会形成只激动、无行动的局面。为此，我又安排了如下的活动：写调查报告，让学生准确地用语言文字表述，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然后，将调查报告分订成册,在全班传阅。阅读后，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最后一页上留言。
这样，使学生有机会在互相学习、交流和启迪中，把想说的话，充分表述出来。
排演一个配乐诗郎诵《祖国需要我》。文学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从内容上讲，诗的内容满足了学生情感升华的需要，帮助学生从事物的个别和局部感知（即学生自己和学校）向整体和全局认知过渡(即国家和社会)，促使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产生质的飞跃。从形式上讲，从排到演，全班同学人人参加，大家齐声呐喊----“祖国需要我……我要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把个人的声音融汇在集体之中，能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在班会上，配乐诗朗诵开始了，在“我爱你中国”的乐曲声中，同学们倾诉衷肠……优美的乐曲引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之情，大家一起抒豪情，寄壮志，令人振奋……召开一个“祖国需要我”的主题班会、引导学生把认识的升华变成为自觉的行动。主题班会的口号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会前，要求每一位同学写一条或选一条座右铭，献给大会，布置成专栏。主题班会上群情激昂，人人争相上台发言，同学们从点滴做起、互帮互学的幻灯片穿插放映……这音乐、这画面、这激情，构成了启迪、沟通人们心灵的艺术。班会结束了，同学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不平静中饱含着理解后的激动，激动后的思索。徐磊同学的母亲应邀参加这一主题班会后说：“作为家长，参加‘祖国需要我’的主题班会，使我仿佛又回到60年代的学生时期。开完会后儿子回到家里，也带着往日少有的笑容，谈着班会的情况。我深感这样的班会所起到的教育作用。感谢学校和老师为教育孩子所做的各种努力。”
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正是在走报国之路。
每周六早晨用早读前的15分钟自己总结“怎样听课效果好？怎样复习质量高”对于一科、一课的成功经验都不放过，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在班上进行交流。
同学们的经验或传阅，或读给大家听，不断地唤起榜样认同，拨动学生的心弦，启动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在榜样认同中，认识一步步深化。与此同时，组织作业展览和笔记展览，引导学生学先进，找差距。
组织答疑小组，小组成员每天早晨7:10分到校，每组两名同学值班一天。提出口号“不懂就问，不抄作业”，同学之间互帮互学，蔚然成风。
一环扣一环的活动把学生置于自我教育的情境之中，潜移默化地把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拼搏奋斗的憧憬，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融为一体，把情感导于理智，使理智导之以行。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障碍或错误的时候，还需要一种监控和调节的功能。我的具体做法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在量化自查中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节。以中学生行为规范为依据，第一个月老师列表，没有做到减分。第二个月，学生根据自己的进步情况，自己列表，自查。第三个月停用表，看能不能自我约束。第四个月，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对于出现反复的项目列表自查。在列表自查的同时做小结。“表”是学生变“他律”为“自律”的中间媒体。从老师依据“规范”列表，过渡到学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列表，是把学生从客体引到主体。从量化自查填表，到离开这张表，是引导学生在“播种行为，形成习惯”。学生在“吾日三省吾身”中，逐步学会自我调节。44人的集体中，确有行动的42人，占95％以上。经过四个半月的实践，有27名同学有了不同程度的明显进步。
张震建同学在月总结中写道：“开学到现在我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忘带过一次作业，家务劳动也能做一些了，做值日明显地主动了，放学立即离校已经形成了习惯。在校侃大山、磨时间的坏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改掉了。这个表使我还感到惭愧的是，课堂纪律还不够理想，尽管违反纪律的次数减少了，但和规范要求相比，相差甚远。下个月我主要解决课堂纪律问题。不但上课不能讲话，而且还要积极思维，认真听讲。我要充分运用这张表调节自己，管理自己。”张雅娴同学在总结中写道：“每天当我给自己的行为打分时，我会因为没有违反学校的纪律而坦然，也会为某栏的表现不佳而懊悔。但是我不会灰心，因为我会从头再来！就这样我每天都认真填写，因为它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我要对自己负责。
在下个月的行为评价表上，除了老师要求列的项目之外，我还要给自己列上‘纪律’一栏，为的是坚持下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此外我还要列上‘工作情况’一栏，把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记录下来，引以为戒，以后工作上的差错就会越来越少。这对于提高我的工作能力会大有帮助……”在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的各项活动中，以情感人，理在情中，情理交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自我完善的意识。他们好像长大了，对于学习，对于劳动，对于同学的态度，对于生活的目的，以至对于理想的追求，都在起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