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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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唐朝初期，由于隋末战乱带来的破坏，洛阳原来的三个商业市场已荡然无存，重建洛阳三个贸易市场，前后费时七十余年，武则天改国号周即位洛阳后，又从关中迁来数十万百姓以充实洛阳，其中工商户甚多。从此，洛阳的商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三个商业贸易市场的占地面积虽然比隋时减少了一坊之地，但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隋代，到唐代后期，洛阳的商业已逐渐发展到市外里坊街巷，甚至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出现了众多商店。表明当时洛阳的商业已进入鼎盛时期。商业网点分散到各个里坊，更方便了居民百姓。据《洛阳市志》商业卷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卖菜的豪华摊位，蔬菜供应极为充足，有的甚至客人到了才到市场买菜。
唐代洛阳的商业，除有三个规模宏大、店肆罗列的市场和其他零星店以外，还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商业特别交易地区，就是北市以南、洛河以北、漕渠新潭附进的承福里、玉鸡里、铜驼里、上林里、温雒里。该地区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之地。漕渠和新潭一带商旅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是因为这里是全国水运交汇的中心。同时，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沿丝绸之路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外商人，都要到这里来推销货物和采购商品。当时长安中央政府机构所需之货物及贡赋，大多也要在这里卸船而后转旱路运往长安。因而这里成了全国以至国际商品采购和销售的集散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讫点。
许多外域蔬菜及香料等都通过各地贸易商的往来传入洛阳。早在汉代以后，我国就不断引进外域蔬菜，比如胡芹、黄瓜、茄子，都属于引进品种。隋唐时期，外域蔬菜仍在增加，如《酉阳杂俎》卷一二九记载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这是朝鲜人培育出的新式物种，唐时传入我国。《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遣使者献波菜、浑提葱。菠菜在汉朝由西域传入我国，唐朝时又传入了最新品种。另如莴苣，隋朝时开始引种，《清异录》卷上说隋人用重金买得菜种，因此当时称它为千金菜。
《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有诗云：“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诗中又提到“苣兮蔬之常”，这说明莴苣当时已成为唐朝人的家常蔬菜。唐朝人还不断搜求外域香料，并借用于本土烹饪之中。如南洋岛国出产的胡椒就成为风靡唐代的辛香调味品。看来唐朝人在饭食烹饪中使用胡椒与现代情况已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商业贸易的极度繁荣，使洛阳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饮食也就相应的发展起来了。
作者：杨丽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第2篇
王亥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商朝的始祖叫契。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开始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
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还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
王亥大约生活在夏朝的中期，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这种情形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所以，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说：“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境界上，在它与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从此深入到公社的内部，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
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资基础。由此也可见，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
第3篇
关键词：外资;股份制；商业银行;影响;对策
1前言
2005年至2006年，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银行业开放过渡期的即将结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源于中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外资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将使银行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外资银行的挑战，使中资银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严峻竞争形势，如何加快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在保护期内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有效运作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增强中国商业银行的战略规划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和防范风险能力，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国整个银行业面临的10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引导中国银行业抓住机遇，保证平稳过渡，并争取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对于我们制定竞争策略、维护金融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
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建立了10余家全国性或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给金融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并且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为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和现代金融制度做出了贡献。目前，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在内的各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履行中国加入WTO时所做出的承诺，迎接2006年年底我国的金融市场全面放开以后所带来的冲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政府提出银行业的开放时间表而显得极为紧迫。为了切实搞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改制，国家先后给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注资600亿美金。相比之下，中央银行早在1999年就明确提出将进—步依法支持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发展，逐步扩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从1986年交通银行重建以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了长足发展。截至2004年6月末，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存款余额、负债总额和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33万亿元、4.46万亿元、4.20万亿元和3.23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002年12月30日获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引进花旗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根据协议花旗银行持股比例为5%。拉开了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外资参股的序幕。到目前为止，我国10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已经有9家批准引入外资参股。他们是深圳发展银行(新桥投资持股17.89%，2004.5.29)，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持股19.9%，2004.6.7)，民生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共持18%，2004.7.6)等等。[2]理论认为，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不仅能够吸收—批非国有股金，增强资本实力，改变股权结构，而且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业务技术，提高管理和业务水平。
以上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成功的引进了外资，但是关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何更好的引进外资，1直备受银行界和金融界的关注。关于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外资的问题，目前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张月飞和郜树松（2006）[2]从引进外资对我过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的影响来阐述，以某个具体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外资以后，其自身发展的变化和成长水平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我国经济体制还是金融体制都处于剧烈的新旧交替的变革中。处在这种宏观环境下的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处于急速的上升期之中，而且相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轻，机制灵活，决定了其能在快速的发展中既保持了总量的快速膨胀，又保持了质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规模与银行效率同步发展。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加期待随着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组织结构的改造，有效风险管理体制的建立，其效率必然有更大的提高潜力，使其核心竞争力得到提高，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更大的能力。邓世敏（2001）[3]文中找出了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1些关键问题；WTO对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基础存在严重的缺陷；努力探索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持续发展的方法。李大军和何聪（2003）[4]文中研究了入世以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受到的冲击,如外资参与国内金融市场后,逐步展开人民币业务,银行业务争夺将愈加激烈；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如资本补充机制不够完善；入世的机遇，如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
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阐述:第2部分研究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及引进外资的具体情况；第3部分研究引进外资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第4部分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外资后，面对受到的挑战应该采取的对策的具体的研究和阐述；第5部分进行全文总结。
2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业现状及引进外资的具体情况
2.1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