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农村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在教学中利用校本教材，让学生知道家乡农民画的风格，农民画的技法，农民画那大胆夸张变形的特点，大红大绿的着色，画面鲜艳、明丽、丰满，给人以安详、平静、轻松的美感，具有现代气息、民间风味、乡土人情、装饰性融为一体的画面深深地吸引了学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这就促使了学生主动参与意识的形成。
二、利用地域特点进行美术教学
教师充分利用地域课程资源，结合学校实际的地域特点，依据一定的教学目标对地域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并组织成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尽量发掘和利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地域素材，从地域资源中挖掘出丰富的教学内容。在特色教材《美丽的家乡》一课的教学中，我让学生用农民画和版画结合的方式表现建筑风格，创作出一幅幅具有当地特色的、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这种方式不仅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观察习惯和观察能力，发展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了用美术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在活动中增强了爱家乡意识。教学中我充分利用木屑这一有效资源，教学生进行粘贴画的创作，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内在体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另外在《多彩的花边》一课，我让学生用废旧报纸、包装纸等剪花边装饰生活用品。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找了很多当地资源图片进行欣赏；为了让学生获取最初级的设计体验，真正感受到艺术美化生活，课前，我将画纸剪成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请学生来做一做小设计师，选择自己喜欢的日用品进行装饰设计。结果显示这一活动是最经济实惠的，它不仅内化了学生的各种收获，还较为成功地使之外化，学生由始至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他们的心情一直沉浸于快乐和兴奋的愉悦之中，有效地为学生的美术素养、审美经验和艺术表象的储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发展空间，稳步提升了他们的设计意识。
三、利用当地民俗进行美术教学
第2篇
关键词：福建省；农村师资；教师流动
师资合理流动是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然而，农村师资超常量外流严重削弱了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成为制约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瓶颈。理性审视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现象，采取相应对策，扭转农村中小学教师超常量外流局面，对办好农村中小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概况
2008年福建省小学在校生2471464人，其中农村小学在校生1311091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5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15.7％，农村教师减少了417％。农村小学生师比从2007年的15.1:1下降到2008年的13.6:1。
2008年福建省初中在校生1512936人，其中农村初中在校生629789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41.63％。与2007年相比较，农村初中在校生减少了3.4％。2008年农村初中教师占初中教师总数的41.58％，其中，调入1568人，调出2732人，净调出人数是1164人。2008年农村初中生师比是15:1，与2007年生师比17:1比较，生师比相对下降。
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在校生748828人，其中农村普通高中在校生占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14.51％。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教师52531人，其中农村普通高中教师占全省普通高中教师总数的14.48％。农村普通高中生师比14:1，与2007年生师比16:1相比，有所下降。从农村高中教师的调入与调出来看，2008年农村高中教师净调出36人。高中学生增加26.6％，教师反而流失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特点
(一)师资呈单向性流动为主
根据对2009年农村初中校长培训班141位校长的问卷调查，141所农村初中三年内调出790人，占10％，辞职138人，占1.74％。根据对参加2010年1月第一期农村校长教育教学管理能力提升工程的76位校长的问卷调查，有教师调动的学校66所，占87％，近三年内共调出教师637人，占教师总数的11％，辞职33人。从流向上看，教师调动是从农村流向县城，从靠近城市的农村流向发达城市，从非重点学校流向重点学校，从办学条件差、待遇差的学校流向办学条件和福利待遇相对较好的学校。流动情况在农村各地区的分布不均衡，比较偏僻的贫困地区流失的情况反而较少；而距离城镇较近的地区流失情况反而严重。
(二)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出居多
根据对2009年农村初中校长培训班141位校长的问卷调查，141所农村初中有高级教师727人。仅占教师总数的9％；而农村师资外流，主要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学历以本科为主。根据对参加校长培训班的76位农村小学校长的问卷调查，农村小学调出教师的职称绝大多数是小学高级或者一级，年龄绝大部分在35岁以下，学校领导班子和热门学科教师流失率偏高。三明市清流县某农村中学，学校教师平均年龄39岁，近十年没有分配一位新教师来，而两年内优秀教师调动或者借用达到13人。近两年三明市中小学教师中高级职称论文评审遭淘汰论文比例达到10％，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教师。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农村教师流失之后，剩余教师素养不高的问题。
(三)优秀教师外流引发生源外流
师资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优秀生源流失。城市、县城高(完)中与农村高(完)中形成鲜明的反差。龙岩某县城一所独立高中，目前已经扩展到90个教学班，每个年段20～28个班，一个年段有1500名左右的学生。福州某校也有类似情况，为了应对不断膨胀的学生数，一年新招聘青年教师就达到30多人。城区高中教育的绝对优势，对农村普通中学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龙海某农村中学2008年高一只招了279人，临近的某农村中学只招了150人左右。泉州某农村中学，每届学生都有辍学的，最多的曾出现一届辍学100多人。
(四)师资外流的负面影响较大
外流中青年骨干教师的主要接收地区的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都大大高过流出地，造成教师队伍的严重振荡，人心浮动。特别是年轻教师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既看不到学校的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有的教师一边保留着教师岗位，一边干起了“副业”；还有一些教师干脆不打招呼就辞职走人，使学校领导措手不及。学科骨干流失，使得留在农村中小学的教师专业化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三、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问题分析
(一)守望岗位与心理落差的交织
农村年轻教师大多是20世纪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从本质上说，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深受父辈的影响，还是能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他们讲究更多的是付出与回报的效率比。影响农村教师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学校提供给农村教师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其实农村教师并不怕苦，他们害怕的是没有希望，得不到认可。故而要解决农村师资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如何让教师留得住和好教师愿意来的问题。
(二)乡土情结与血缘连结的缺失
目前农村教师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招考进来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二是中青年的中师毕业生，后已进修大专或者本科，这部分人很多已在学校中层以上岗位；三是老年教师，从民办转正，这部分教师已经不多了。福建省农村普通中学教师占全省中学教师总数的32％，35岁以下的农村中学教师占农村中学教师总数的65％；农村小学教师占全省小学教师总数的60％，35岁以下的农村小学教师占全省农村小学教师的43％。这些35岁以下的教师大部分是招考来的，由于他们是外来人，缺乏乡土情结与血缘连结，无论是个人价值观还是个人生活都无法真正融入农村，总是希望早日离开农村，迅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学校管理水平与教师发展的矛盾
福建省中小学校长中，特级教师149人，占校长总数的0.92％。高(完)中校长级教师占全省担任校长职务的特级教师总数的54％，其中正职校长占了64％，而初中校长中仅有7位是特级教师。小学校长级教师56人，占小学校长总数的0.5％。普通初中校长中具有硕士学位的仅8人。
具有专科学历的初中校长占总数的26％。调查的76位农村小学校长中，特级教师仅4人。小学校长中，中专(中师)及以下学历的占小学校长总数的34％。由于学校管理水平问题，部分中老年教师不求进取，一些年轻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甚感担忧，对学校管理现状不满，这也是造成教师流动频繁的原因之一。
四、解决农村中小学师资流动的措施及建议
(一)现有的“控流”措施
一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2008年底，福建省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提高到城市学校水平，城市、县镇、农村初中学校统一按员生比1:13:5配备教师；小学在校生200人以上的学校按员生比1:19.5配备教师；在校生31～200人的学校按班师比1:1.7配备教师；在校生10～30人的至少配备2名教师；在校生10人以下的配备1名教师。全省增加6500个编制，优先用于补充农村小学紧缺学科教师，到2011年底前为农村小学足额配备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教师，使所有农村小学都能开齐开足国家和省规定课程。
二是实行“县管校用”的教师管理体制。2009年底，福建省政府颁发《关于福建省2010～20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实施意见》，福建省逐步实现县(市、区)域内公办学校教职工人事关系“收归县管”；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师资校际交流制度，促进校长、教师在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原则上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满一定年限的教师都要进行交流，每年交流人数要达到应交流人数的10％以上；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中、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学校任(支)教一年或在薄弱学校任教三年以上的经历，其中城镇义务教育学校40周岁以下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职务应有在农村任(支)教两年以上的经历。
三是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2008年，福建省财政支出中1／4用于教育，教育财政支出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确保县C市、区)域内农村教师待遇不低于城镇教师待遇；设立农村教师奖励基金，对长期在农村从教、表现优秀的教师予以奖励；适当提高农村学校(含教学点)中、高级教师岗位的结构比例和农村教师在各级各类评先表彰中的比例；在农村地区学校建设教师周转房；实施农村紧缺教师代偿学费计划，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及以下中小学任教的，可直接转正定级，转正定级时薪级工资高定一级。
四是实施农村教师(校长)培训工程，不断加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强化福建教育学院培训、教研功能以及在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启动农村教师(校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到2012年底前将全省农村教师(校长)轮训一遍。2009年福建教育学院中小学教师培训和校长培训达10546人次，共举办中小学校长培训班29个，培训校长3385人次；共举办教师培训班91个，培训中小学教师7161多人次。其中，举办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省级培训班55个班次，培训3760名农村教师；独立举办农村中小学校长能力提升工程3个培训班，培训239名农村中小学校长。
(二)进一步“控流”建议
一是建立农村教师服务期制度。在改善农村学校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的优惠政策前提下，对新补充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和靠农村优惠政策评上高一级职称的教师，教育主管部门都需要制定服务期制度，在聘用中给予明确规定。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可以率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方便的地方试行城乡教师双向、定期流动制度，所有教师无条件在城乡学校之间流动，以便彻底杜绝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当地乡镇领导都要关心农村学校工作，共心农村教师生活，并对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年度评估。
二是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共享机制。福建省三明市12县市区几乎都实行教师“上挂”与“下派”制度。“上挂”就是把农村学校的教师送到城市学校学习培训，通过“上挂”学到城市学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达到参考式培训的目的。“下派”就是把城市学校的优秀教师派到农村学校支教，让“下派”的教师到农村学校做示范，把城市学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传授给农村学校的教师，通过教师的相互交流，达到城乡师资统筹和教师培训的目的。对于能到农村任教三年，且成绩突出的，应予以特别嘉奖。
第3篇
关键词：农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补贴
“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我国农村原本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工业领域流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和工业的发展。2004年发生“民工荒”现象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紧张，农民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国正在从“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剩余阶段”。这意味着农地流转也将面临新的形势。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第4篇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农村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势头。
1．农村文化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比如2004年文化事业费达113.66亿元，比2003年增加19.63亿元，增长幅度为20.8％。2004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则达到了8.74元，比2001年增长了3.04元。最近几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十五”期间前四年对农村文化投入达到98.53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费比重为27.2％。
2．重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使为农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实施了重点文化工程，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近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项目，成为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卫星、互联网和光盘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服务。该工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5亿元，地方累计投入2.5亿元，数字资源量已达到34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依托公共图书馆、县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建成各级分中心和基层服务点4756个；与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4.6万个，与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6万个。
3．农民自办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在各地农村，农民自办文化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国办文化的重要补充。许多地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建设庭院文化，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乙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还在日益拉大。
二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尽管“十五”期间，国家共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4.8亿元用于支持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安排项目1083个，但仍有部分县无文化馆、图书馆，一些农村乡镇无文化站。
三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现有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基层文化单位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文化馆、文化站业务经费和活动经费得不到保障，县级图书馆购书费用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乡镇文化工作者待遇问题难落实，队伍不稳定。
四是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总量偏少、质量不高。
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农村文化的建设要从根本上转变地方领导观念
农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是要转变地方领导的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农村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要不断改善提高，除了丰富的物质需求之外，更需要精神的支撑，那就是农村文化。而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也制约着农村整体发展的进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领导“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比较严重，以至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缓慢。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我们一些基层领导对农村文化发展观念上滞后的影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领导农村文化思维模式和管理所致。因此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农村文化，首先要转变和更新我们地方领导的思想观念，避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大搞形式主义，切实有效地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落于实处。
2．积极抢占农村文化阵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观念转变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这块阵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必然腐朽的、落后的文化就会占领。然而，要想占领和巩固农村这块文化阵地，政府就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从而获得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随着农村百姓的生活逐步走向富裕，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日益俱增。由于过去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度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和建设滞后，造成了农村文化滑坡的现象，文化阵地名存实亡，更有甚者一些农村文化阵地被寺庙、教堂所占领，封建迷信，赌博等现象死灰复燃。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又严重匮乏，封建的、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文化阵地，有的地方已经被这种现象所取代。面对这样的激烈较量，我们只有用重拳出击，抢回阵地，还农民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氛围，真正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措施，需要全体民众的全力支持，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注入将对抢占农村文化阵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加速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对乡镇文化队伍的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他们担负着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目前在许多地方乡镇文化站还是“一站一人一章”的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虽然有编制，但许多人在编不在岗，或在岗不在职(专职)，大多是从其他岗位转过来的，不知文化工作怎么开展，加上农村文化工作人员学历偏低，缺乏专业知识。本来乡镇文化站就是农村文化的一线管理者和组织者，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管理辅导离不开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引导、辅导工作离不开文化站，乡镇一级的文化市场管理、监控也离不开文化站，集镇大中型文化体育活动以及文化体育协会网络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不仅离不开文化站，而且还需要文化站去组织、去发展。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之中，乡镇文化站所面临和承担的工作是繁重而复杂的，就这“一站一人一章”的文化站怎能支撑起所管辖的包括乡镇在内的十几至二十几个村组的文化发展工作？事实告诉我们，在文化站工作被削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流失、基层文化队伍涣散、群众文化活动“偃旗息鼓”、老百姓业余文化生活贫乏的现象，同时，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文化乘虚而入，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加强乡镇文化站和充实基层文化队伍已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4．建设和管理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我们发展农村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巩固和逐步扩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建设力度，使农村文化事业稳步而健康地发展。
首先要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加大建设力度，使基层文化设施有明显改善。同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对现有的和新建的基础设施的管理。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的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职能作用。乡镇文化站是直接管理矛口指导农村文化建设的职能部门。机构改革后，乡镇文化站隶属于乡镇政府管辖，加上宣传；文化、广播、电视等职能合并，实际上成为了综合性的文化站，是多部门业务的指导。由于体制发生了变化，相关问题还没有及时理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编制不落实，人员不稳定，经费不解决，指导不到位的种种问题。因此，理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管理体制，解决乡镇文化站目前的困境，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是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关键环节。其次，要依法管理文化设施。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是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改善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法规依据。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缺乏法律法规意识，使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特别是乡镇文化设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甚至变卖文化设施，导致一些乡镇文化设施丢失严重。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意识，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破坏和损害文化设施的行为。通过强化管理使基层文化设施进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5．进一步开发民间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民间文化来源于广阔农村而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开发和发掘农村文化资源，实现农村文化产业化是农村文化走出农村、扩大受众、弘扬文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竭力改善农村文化生活，进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故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与当地经济相结合，这样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必然形成了文化产业。我们的农村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极具挖掘潜力和市场空间，同时我国各地民族特色文化不胜枚举，很多乡土文化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保持着得天独厚的“原汁原味”，故而更加符合现代文化消费者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却拥有独特乡村文化传统优势的地方，在农民渴望寻找致富新路子、城市人追求精神愉悦之际，完全可以利用”文化资源”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事实上，在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山区单靠农业发展是很难改变农村生活的，我们只有因地制宜，改变观念，充分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展演等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已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以其独特性避开与大工业的竞争，开拓出新的职业和岗位，进而使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改变了农业人口的身份，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确保农民增收的“长效性”。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客观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求知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文化从业人员若想不被淘汰，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事实证明，凡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农民们参加学习，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凸现出来，逐渐培育起乡村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广阔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许许多多的民族文化需挖掘、开发、利用。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让农村文化产业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真正的桥梁作用。
因此，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使现有农村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与充分发挥是我们政府部门和文化管理者的历史责任。同时建议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积极推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5篇
[论文摘要]农村房屋出现大范围的墙体开裂现象除了跟膨胀土地基密切相关外，跟房屋的建筑造型、房屋选址和施工质量等也有很大关系。膨胀土地区，要预防房屋开裂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改良膨胀土地基，减轻地基的不均匀沉降。
在走访了广西南宁市周边膨胀土较为发育的村庄时，发现许多村民居住的楼房不同程度地出现墙体开裂现象，个别村庄有将近50％的房屋出现裂缝。开裂后的建筑物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长长的裂缝让人触目心惊，严重影响了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村民的担忧问题，减少因房屋开裂造成的损失，现就引起该地区楼房墙体开裂的现象作一简单分析。
一、裂缝的基本现状
出现裂缝的房屋有1～5层不同高度，既包括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泥砖瓦房，也包括90年代末期至今修建的以黏土砖和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的房屋。裂缝分布状况如下：
1底层靠近窗下角呈“八”字裂纹比较普遍；
2门、窗洞口上部拐角出现斜裂缝，形状为倒“八”形；
3顶层窗洞口中间部位出现垂直裂缝；
4泥砖瓦房背面纵向全墙中部有垂直通长裂缝。
二、裂缝的成因分析
该地区建筑出现裂缝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可以从受膨胀土地基影响和工程措施不当这两方面来归类分析。
(一)膨胀土地基影响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南宁地区膨胀土成分含有较多的亲水性强的蒙脱石、伊利石等膨胀性物质，黏粒含量很高，粒径＜0.002mm的胶体颗粒含量＞25％，塑性指数IP在17～32之间，自由膨胀率超过40％。因此该地区的膨胀土具有非常明显的湿胀干缩效应。由于上部作用荷载不同，使得地基土体在强烈的胀缩循环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导致基础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使得上部轻型结构中产生超出墙体承载能力的附加拉力和剪力，墙体便出现裂缝。
南宁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中夏季高温持续时间长，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达1300毫米。在这炎热多雨的气候环境下，干湿循环交替频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建筑墙体开裂情况的发生。
(二)工程措施不当
该地区农村房屋出现大范围的墙体开裂现象除了跟膨胀土地基密切相关外，跟房屋的建筑造型、房屋选址和施工质量等也有很大关系。
1建筑造型影响
该地区农村的居民房楼房普遍不高，大多呈“η”形和“一”字形分布。出现裂缝的房子大部分长宽比＞5，少数纵向长度超过30米。在膨胀土发育的地区，形状不规则和长宽比过大的轻型建筑极容易受地基沉降不均匀影响而产生裂缝。
2房屋选址影响
在出现裂缝的房屋中有70％集中修建在山丘上。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场地都需经过人工挖除平整，房屋背面的土坡均呈垂直状，落差1.0～1.8米。这部分房屋周围大多既没有设散水也没有明沟排水，且房屋与土坡壁水平距离不超过1米。这种情况下屋背面排水较差，每当下雨雨水全都渗入地下，膨胀土地基充分吸水膨胀；当雨后气温升高，水分逐渐散失，地基失水收缩形成了膨胀收缩过程，长年累月的重复干湿循环就造成房屋开裂。而修建在场地比较平缓的房子，排水比较顺畅，除少数因纵向长度过长的房屋出现裂缝外，大多都保持完好。
3施工质量影响
该地区农村的居住房主要以自建房为主，属于三无产品：即无图纸设计、无资质施工、无地质勘探。施工过程中计量不准、随意性较大，尤其是基础部分几乎不设地基圈梁，埋深、尺寸全凭经验。“三无产品”当然也是“无保障”产品，当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降时，很容易就会出现基础抵抗地基变形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上部墙体开裂。
三、裂缝的预防措施
墙体由于本身的特点，一旦出现了裂缝，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即便进行了加固，也不能完全恢复其本来面貌。因此，对墙体的开裂问题应着眼于预防，把灾害消灭在发生之前。膨胀土地区预防房屋开裂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改良膨胀土地基，减轻地基的不均匀沉降。目前国内利用石灰对膨胀土地基的改良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小规模低投入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并不实际。针对该地区出现的轻型建筑墙体开裂的现象，笔者提出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措施。
(一)建筑设计方面
1场址选择：应选择地面排水畅通或易于排水处理、土质均匀的地段。竖向设计宜保持自然地形，对修建在山坡上必须挖出部分土体的建筑，应做好排水、防水工作，对排水沟、截水沟应确保沟壁的稳定，并对沟进行必要的防水处理。
2简单造型建筑设计：建筑物体型应力求简单，并控制好房屋长宽度，长度尽量不超过30米；房屋周围做好现浇混凝土散水，相邻建筑间保持一定距离。
(二)结构设计方面
1上部结构：应选用整体性好，对地基不均匀胀缩变形适应性较强的结构，宜优先选用框架结构。对砖混结构房屋，可适当设置圈梁和构造柱，并注意加强门窗洞口部位和底层窗台砌体的刚度，提高其抗变形能力。选用的建筑材料中，对变形敏感的泥砖和无筋空心砌块不宜选用。
2基础方面：根据现场地质条件选择合适的基础形式，设计合理的埋深，这样可以有效减小或消除地基胀缩变形引起的不均匀沉降，一般情况埋深不小于1.5m。
(三)房屋建造管理方面
第6篇
1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匮乏
队伍残缺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单一、匮乏，目前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依靠文化专员来完成，但是在许多农村基层组织中仅仅在名义上存在文化专员，但实际上他们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底蕴却并未发挥带动发展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从事着其他的工作。甚至有些乡镇在设置上就缺失文化专员，这对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活跃发展极为不利。农村文化专员在专业素养上的欠缺等原因致使农村精神文化活动无人组织或组织不力，这就造成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匮乏，形式单一，农民不能或不会进行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
2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缺乏
也是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专项资金是展开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基本保障，但是在基层单位中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资金的管理和应用也缺乏相应的设计及监管。有些甚至没有专项资金，这都大大影响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
二当前唐山市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问题的对策分析
1解决队伍建设的问题
这是制约农村精神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农村精神文化活动的开展要有专人来组织引导和参与，这就要求必须有文化专业人员来负责推进。要通过各种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和文化底蕴。同时又要引进各种人才，如采取有效措施吸引高校毕业生和志愿者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为其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及各类资源，利用其专业的文化素养和先进的理念来带动当地的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有利资源，使其加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把当地文化素养高的退休教师、文化专员、老党员及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等组织起来构建一支文化建设的辅助管理队伍，充分利用其特长及典型示范作用，积极培养农民群众中的文化骨干分子，以吸引农民积极关注并主动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
2建立和完善
第7篇
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快速发展之势，且较之以往出现了新变化。农村民间借贷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的亲朋好友，只要可靠，即可发生借贷关系。借款用途多由过去的婚丧嫁娶､购买生产资料，发展到现在的弥补经营资金不足，受贷主体逐步向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种养殖专业户集中。借贷期限有长有短，利率主要参考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周期､资金供求状况等来确定的。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具有“不交税､成本低､手续简､包袱轻”等先天优势。
当前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地域差异性。民间借贷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诚信程度影响较大，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较慢的乡村，民间借贷金额小､利率高。经济发展较快且诚信程度较高的乡村，则金额大､利率低。二是期限趋长性。随着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两三个月的临时借用，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长者三､五年的项目投资。三是金额趋大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借贷项目的变化，民间借贷金额也成倍扩大，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五万､十万元。如某县一农药经销商，在行情好､销路广､银行贷款却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30多万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达5万元。四是利率走低性。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要真实，借贷行为要合法，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的4倍。据对许昌农村调查，民间借贷利率并没有人们传言的那么高，一年期借贷利率由1999年前的4分之高，一路走低，直至目前的1分左右。个别乡村只有5厘，低于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
二､农村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根据借贷双方当事人积极程度，民间借贷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属于被动型，一般为生活所困，贷款无门；主动型民间借贷一般出于投资目的，获取较高利息收入。在当今农村，由于多种因素，被动型民间借贷仍有一定市场，但主动型民间借贷更呈高速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
(一)农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没有证券营业机构，国债下不到乡镇，加之受思想观念､思维习惯､信息渠道等因素影响，银行存款仍是目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而存款利率则一降再降，加之开征利息税，使存款收益大大降低，成为广大农民较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整存整取､定期一年存款为例，扣除利息税后，实际利率为1.584%，是连续8次降息前的1/7。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存款就寻找其他出路，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这是主动型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导致涉农机构锐减。国有商业银行在从原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转化过程中，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纷纷撤出农村市场，另外由于乡镇实施撤并，设在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同方向变动。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尚靠体制不健全，目标定位不明确，功能不完全的农村信用社支撑。有限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这无疑会短期地､局部地助长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管理方式滞后。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支农主力军，但由于内部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方式落后，不能适应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许昌一基层信用社，现有职工19人，5个专职信贷员。该社所在乡镇辖27个行政村，6万余人，万人农民拥有不足1名信贷员。各村虽然都有代办员，但代办员不能发放贷款。信贷力量不足，信贷员与农民沟通不畅，甚至与部分农户素不相识。在普遍实行“第一责任人追究制”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户就很难得到信用社的贷款支持，因而被迫向民间借贷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淡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资金供给方面基本上形成一支独大的局面，造成了信用社贷款营销观念不强，缺乏危机感，坐等上门。为寻求较高收益，一些社会闲散资金，凭借其先天竞争优势，迅速与信誉高､还款有保证的原信用社的优质客户相结合，促成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
(四)农民生活模式发生转变。从民间借贷的形成来看，多元化经济发展形成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如个人兴办的一些工厂､商贸企业､各种经营专业户等，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又急需发展资金，不得已向民间进行借贷。在农村，一些农户一时急需资金又筹措无着是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那种传统而单一生活模式已彻底改变，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为生，而是在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民间借贷的政策取向
2005年末，央行允许个别地区试点，有意把民间借贷变成“只贷银行”，这使多年的地下民间借贷浮出了水面。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说明民间借贷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从当前民间借贷日益庞大的市场，可以看出它正以客观的､难以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禁止的理由。从“农业的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和农户经营的兼业化”这个民间借贷普遍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明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长期问题，那么政府针对民间借贷问题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就只能是积极的“扬弃”，而不能是消极的“禁止”。
(一)从政策扶持､法律保护等方面，把民间借贷扶上马，送一程。一方面民间借贷渴望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对其加以引导和监控，既要让这部分资金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又要防止产生相关风险，保持社会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护与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给民间借贷正确定位，给其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让其在尽可能的领域内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成立相关的自律组织，发展社区合作，促其健康发展。在传统农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投资主体已经从政府和银行转化为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这就客观上要求农业走出一条相对独立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以“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成为社区合作金融。对此，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强调这种经过规范改造的合作金融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引导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承接政府支农资金，也可以作为农业开发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农业资金至少能够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又能够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合作金融的改制。
(三)增强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按央行规定，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信用社不分客户优劣､金额大小，一律一浮到顶。“一刀切”的做法使信用社失去了一批优质客户，人为地把他们赶到民间借贷领域，对这些被迫进入民间借贷的“黄金客户”，民间借贷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灵活调剂作用，给予其优惠待遇，增强民间借贷的融资能力，提高融资成功率，充分体现民间借贷的优势。
(四)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建议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一个家庭或若干个家庭组合担当主体；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制，推行社会化竞争承包制，加速农业规模化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探索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
论文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投资渠道农村信用社
第8篇
除了加入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加入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9篇
除了加入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加入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10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适应性；农村金融结构
有效性低，适应性弱，是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深层次问题。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关键在于构建与金融需求相适应的农村金融结构，同时要处理好金融竞争与合作、进入与退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农户融资模式创新等问题，为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有效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后者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
农村金融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金融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提供有效金融产品，才能使其运行得以继续和深化，如果供给无效，则金融有效性便无从谈起。其二，农村金融机构提品后价值实现的有效性。如果金融需求主体通过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则农村金融机构便拥有相应的优质资产，能获取预期的效益，其金融有效性便得到提高；反之，金融需求主体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后，却因种种原因产生经营失效，甚至出现了亏损，本息逾期难以归还，则金融机构由此多了一份不良资产，其金融有效性便降低。至于金融需求主体逃废债务，则会使金融机构血本无归。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联系、相互依存，因而不能封闭地考察农村金融，也不能孤立地谈论其有效性。农村金融有效性，是同农村经济有效性内在联系的。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农村进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为农村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相反，如果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力日趋弱小，农村经济便会因资金制约而难以发展，其结果便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基础日渐薄弱，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断弱化。
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低效性，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推出的某些产品难以为客户和中小企业所接受；而农户和中小企业期盼和欢迎的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又不推出来。许多农村经济主体对信贷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益，还本付息存在问题，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农村金融效益远低于城市金融效益。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一是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经营机制不活等。二是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农业经济存在较高风险，农民收入总体较少，农村经济实体的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农村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对农村金融产生抑制作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完善等。
农村金融低效性，给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效性使得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衰弱，导致许多农村信用社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即使是定位于服务农村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减少了不少支农业务。农村资金供给原本就存在巨大缺口，但低效性使得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这对于农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亟待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金融体系，然而低效性却增加了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忧虑。低效性给农村经济实体造成许多困难，农户和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重重，这迫使他们转向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农村金融低效性加重了农村经济低效性，而农村经济低效性又使农村金融难以摆脱低效性的困境。
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不仅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
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指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相互适应。农村金融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相互适应；二是结构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相互适应。
农村金融有效性与农村金融适应性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农村金融有效性，既是对适应性的检验，又是提高适应性的动力，它反映农村金融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推动适应性的提高。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适应，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互适应，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曾出现过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现象：国家为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设立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这三类金融机构并未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问题，而农村民间借贷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强的有效性，农户融入资金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而实现的；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支农考虑推出了小额农贷产品，但是这一产品却难以做大做强，小额农贷甚至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心切，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呈扩大之势；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有效性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县以下机构，而民间借贷同样由于有效性原因，反而规模越做越大，形式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不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小额信贷虽有创新之名，但其限制太多，要求过严，手续甚繁，因而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相背离；民间借贷虽不具备合法地位，但由于其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因而效率较高，发展较快。由此可见，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许多弊端，然而根本性问题，在于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不相适应，由此派生出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农村金融体制几经改革，但由于未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基本依据，而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下对原有的适应性颇弱的金融供给框架予以小修小补，因而问题未能根治，甚至不相适应的程度有增无减。例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陷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囿于双方对农村信用社修补成本的分摊，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即农户和中小企业未被纳入其中，适应性原则未被置于应有的位置，致使农村金融的适应性难以提高，有效性自然也就难以增强。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大为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约为15万亿元，其中大部分由金融机构提供。农户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借贷发生率和户均借贷次数也在增加。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诸如无公害、绿色、有机作物和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种养业正加快发展，对资金需求将大大增加。温饱性农户在创业中存在金融需求，而小康型和富裕型农户在扩大经营规模中对资金需求量更大。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地区，农户需要更多资金用于发展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而在经济较为贫困农村地区，农户依靠开发脱贫、项目致富的愿望日益增强，因而生产性借贷的比重在逐步扩大。县域工业园区和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各类经济实体征用土地、构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营销，使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随之加大，以往那种较为普遍和分散的小额借贷，正向集中的大额借贷发生转变。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类经济组织对资金的需求快速增加，而现代农村物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模在快速扩大。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供水、供电、公路和小城镇建设将加快发展，这方面资金需求在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中的占比将提高。
农村金融需求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当前，广大农户要求农村银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渴望无抵押的贷款方式，希望信贷品种和期限能与农业生产特点和周期相适应，贷款手续简便灵活，能快速、就近地获得借款。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户手握闲置资金，他们购买国债、企业债券和投资股市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许多种养殖地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但这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结构中，短期借款占绝大部分，但近几年来长期借款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受到信用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其长期借款难以得到满足。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将短期借款转化为长期借款来使用，他们在短期借款到期后只付息而不还本，使本金转为下一期短期借款而循环使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希望农村银行业创新更多产品来满足其间接融资的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兼并重组而进一步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来更多地实现直接融资。
总之，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不仅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快速扩大，而且农村金融需求结构日益丰富；不仅现实的金融需求更为强烈，而且潜在的金融需求被不断激活，并加快向现实的金融需求转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与之相适应。
然而，当前农村金融恰恰存在两种不适应性，即总量的不适应性和结构的不适应性。我们只有提高这两个方面的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
三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
在农村金融研究中，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总量增长，尤其是农村信贷总量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结构问题决不能被忽视。农村金融结构，是指农村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构成要素的数量比例、空间分布、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状态。农村金融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总量的增长；二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一般而言，总量指标反映农村金融的总体规模，只具有直观的表征意义。结构指标则能反映总量指标所不能反映的问题，能透视出农村金融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端，从而帮助人们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总量受制于农村金融结构。在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单一的金融总量扩张，必然因其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而陷于低效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势必不具持续性。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要重视扩大农村信贷总量，而且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金融真正实现总量扩张和层面提升。
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许多矛盾。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产品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趋势，潜在的金融需求被加快激活，而当前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却十分单一，几十年一贯制的“存贷汇”产品结构，同日趋复杂的金融产品需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行业单一，主要是银行业、非银行金融业缺乏，其供给远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银行业存放类资产占比过高，贷款类资产占比较低，长期贷款类资产比例尤低，证券和保险类资产的比重甚微，投资类资产不断萎缩。农村融资属于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间接融资，不能满足农村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融资的需要。农村公有金融垄断着农村金融市场，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难以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而能适应这种需求特点的非公金融，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农村金融结构，包括许多具体的子结构。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当前情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应通过构建以下合理的子结构，达到农村金融整体结构的合理状态。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不仅要在资产抵押贷款、关系融资等方面创新产品，而且要在资本市场投资、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非银行业金融产品。二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农村存款类金融机构应降低存放类资产比重，增加贷款类资产比重，扩大中间业务和投资业务，适当提高投资类资产的占比。三是逐步改善农村融资结构，在继续扩大间接融资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农村经济规模化、市场化、股份化和证券化程度，大力培育农村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四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行业结构，在农村银行业方面，广泛发展新型的农村社区银行；在非银行金融业方面，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业、农村信用担保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投资银行业，相应发展农副产品期货业、农业资产评估业、产权交易业、信托投资业、租赁业、典当业等。五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所有制结构，在公有金融为主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非公金融业，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必须坚持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和持续发展。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坚持适应性这一基本原则，始终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重点，同时协调存量调整。增量进入能较快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有力改善原有的金融结构。存量的调整一方面要做到强化优势、转化劣势、开拓市场、提高效率。农村金融结构的构建，要以市场力量为主，依靠市场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政府力量和作用。农村经济金融比较落后，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并不现实，会产生一定的盲目行为，同时要历经很长时间。因此，市场力量和政府推动要相互结合，政策推出则应遵循农村金融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
四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农村金融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且有赖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工程，需要系统思考、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问题。下面仅择其荦荦大端，谈点意见。
1.在金融业拓展对外开放的同时搞好对内开放。在对国外开放的条件下，农村金融结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国外农村金融结构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迟早之事，目前初见端睨。随着外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技术进入农村，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加快步伐。但是，农村金融业在对国外开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既包括对农村地区的开放，也包括对城市的开放。金融业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村金融业必须通过对内开放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的基础，以做到有能力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有实力应对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业在对内开放方面进展甚微，金融垄断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农村金融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无疑给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障碍。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主要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务的对内开放，这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在增强适应性和有效性方面，放宽某些条件，简化审批手续，放松某些行政管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2.建立农村金融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金融竞争与合作具有共生性。不同的金融行业、同一金融行业中不同的金融企业，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竞争能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功能交叉和扬长避短，从而推动他们彼此合作、互为补充。金融合作则促进竞争在更高层面上展开，达到互补多赢的效果。
以金融竞争推动金融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金融竞争，实现两者作用的相互转化，必须建立相应的竞合机制：第一，完善农村金融准入机制，充分发挥这一机制促进竞争与合作的功能。准入时应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分工，小型金融机构以零售业务为主，以避免同大中型银行的无序竞争。准入时还应考虑在空间布局上的问题，农村新增金融机构应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贫困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以避免一齐挤进发达农村地区而引起恶性竞争。第二，形成产品结构优化机制。如果产品结构雷同，农村金融企业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加大，吸引力便会减弱。反之，金融企业的产品各有特色，分别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相互适应，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增强，排斥力就会减弱。因此，应建立农村金融产品优化机制，促进金融机构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情况，积极创新和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以促进金融竞争和合作的健康发展。第三，完善农村资金的价格机制，在农村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利率未完全放开前，可继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促进金融竞争，又不致于造成竞争过度。第四，建立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在农村金融企业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以及时沟通他们之间的观点，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彼此立场，避免恶性竞争发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经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和合作自觉性。建立农村金融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一方面他能较好地协调金融企业经济利益关系，维护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引导他们妥善处理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为他们创造合作机会，提高合作效果。
3.建立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须妥善处理金融机构进入与退出的关系，做到有进有退，能进能退。在农村金融竞争中，优存劣汰、优进劣退现象必然产生。竞争促进金融业务不断向优质金融机构集中，他们将不断扩大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获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反，劣质金融机构的业务将不断流失，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将日益萎缩，如果他们不能扭转落后局面，且达到了退出标准，就只能选择退出。有进有退，才能在合理的流动中增强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无进无退，则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固化和劣化，增加改革成本，浪费金融资源，甚至引发农村系统金融风险。建立退出机制，应配套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和存款保险机制。
4.创新“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将农户、专业户的融资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础。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和骨干，既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者，又是夯实农村金融发展基础的推动者。既有将万千农户与市场沟通起来的功能，又有将广大农户与金融机构联系起来的作用。龙头企业熟悉农户的金融需求和经济信息，又与金融机构有着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自身经济利益关心的基础上，通过信用担保和信用评价等多种方式，提高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因此，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系机制，创新以龙头企业为中间环节的农户与金融机构的融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融资促进功能。
5.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的低效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农村的弱位性、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性。诸如农业经济的高风险、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规模不经济、农户和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农民收入较低等，都是导致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因素。同时，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农村对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的理性程度不高、农村信用的法律供给不足、失信惩戒机制运用的权威性不够等，也对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农村金融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金融的低效性往往又加剧了金融的不适应性。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从政策、市场、信息、人才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第11篇
（一）部分农村实情需要从我国农民收入的来源构成及其比例来进行分析。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1990—2012年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从原来的518.55元增加到3533.37元，工资性收入从138.8元增加到3447.46元，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从28.96元增加到935.75元。从增长量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2005年前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而2005年之后则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量大幅度提高，到2012年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持平。从农民收入构成比例来看，从1990—2012年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从75.56%下降到44.63%，而工资性收入却从20.22%增长到43.55%，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4.22%增长到11.82%。这些变化说明：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赖经营土地提高收入，外出务工等方式也可以大幅度提高收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河南省部分农村出现了一些农业从业者锐减、农村土地被撂荒、粮食产量降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农村实情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因素。
（二）市场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市场是一把看不到的手，在土地流转与农业开发巨大升值潜力的驱动下，工商资本“上山下乡”。与以往响应政府支持乡村建设不同，这是工商资本的主动出击。大到像联想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小到有盈余的普通市民都在行动。在“褚橙柳桃潘苹果”等农产品的成功营销之下，又加上社会舆论的引导，工商资本不断下乡投资土地与农业，并呈现增长之势。当工商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时，这必然会引起土地流转的热潮。
（三）地方政府推进近期以来，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这和地方政府的推进密切相关。第一，地方政府是各项政策的具体落实者。中央和省级的行政系统颁布命令与任务，具体的执行要依靠市、县、乡（镇）。第二，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对政策的解读会有加减。土地流转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还是在建设政绩层面，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力支持的工程。这也不难猜测到今天农村土地流转热的局面。
（四）学术界的肯定态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的一步步扩大，三农问题不断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农业发展虽然总体稳定增长，但是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多年来，学术界不断有学者提出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加快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尤其是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促进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已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
二、结语
第12篇
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教学观念。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改变角度，如果教师的教学观念不更新，教学方式不改变，课程改革也将流于形式，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但观念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成功经验作为支撑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线教师如果没有行为变化在先，教学理念的转变是不可能深刻的。而要真正让一些先进教学理念扎根于教师，运用于课堂，外显于学生的发展，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感悟和积累的过程，有一个亲身实践、体验、感受成功的过程。因此，在课程改革实践中，要始终紧抓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新的课程观念这个根本不放松。把好“观念”的脉搏，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工作。
二、要加强教师教学基本功的训练
要想课改有特色，农村小学必须抓好每一个教师的基本功训练，善于组织教师努力自学，刻苦钻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促进，共同提高。但教师的工作量大，对教师的基本功训练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有阶段性。既要兼顾全面，也要突出重点。使教师过硬的基本功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做到学以致用。
三、要加强课改研讨工作
新的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新课程理念的构建，到新教材的编写，到教师教学方法的转变和学生学习方法的转变，再到对教学的评价等，这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要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创造，要创造就要研究。因此，课改为教研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实施新课程教学，应当以课堂为主渠道，以研讨为先导。要按年级、学科分别成立课改研讨组。由教务主任把关，研讨组织负责，研究课改方法。首先，就课改的焦点问题组织教师深入研读课程标准，进一步明确和掌握新课程理念，认识课改的重要性及积极作用，从根本上接受课堂改革。其次，搜集课改的有关资料，教学实录及案例，组织教师研讨、分析，从中发现课改新思路，农村小学课改经验。另外，应组织教师就课改思路认真研讨教材，研究教法，换位思考。从学生角度出发，深入到每个单元，每节课的教学内容研究中，提倡教师“跳出教材教教材”，即把教材作为活动知识技能、学习经验的载体，考虑知识生成的基础，形成的过程，结论的获得能解决哪些实践问题。各教研组要定期进行备课、作业展评、领导带头、鼓励先进，为研讨开辟新路，加强新老教师教学艺术的切磋，互相学习，从而不断提高师资课改素质。
四、要做好教学资源开发工作
第13篇
立足大理农业发展现状，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扶持、机制创新等诸多措施，在当前大理农业推广体系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合理配置相关农技资源，以大理州县农业科研单位和乡镇农科站为主导，以乡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组织为基础，在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构建多渠道的立体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根据《农业科技推广法》第27条的规定，大理乡镇农业推广部门要有目的、有步骤地对农技推广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培训，使其成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带头人。同时，建立农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适当完善农业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如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办公设施；对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农技推广人员给予物质利益补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如云龙县至2014年止已连续3a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之，要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拓宽农业技术知识面，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农技人才队伍。
2加强科技示范推广，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
大理乡镇农技推广部门要开展农业科技业务培训，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指导、专家咨询、科技赶集和技术讲座等；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和咨询服务，做好支农工作。上级政府部门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兴办各类养殖基地、种植基地、农业技术示范园，不仅做给农民看，而且带着农民干，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可以选拔几个农业能手作为科技示范户（比如弥渡县苴力镇农业工作站协同弥渡县种子管理站，组织本镇水稻、蔬菜和玉米3大示范主导产业的科技示范户进行培训），并从技术上重点培养，以此推动更多群众参与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实践应用中来，最终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入户率，切实解决农技推广科技入户“最后一公里”。根据实用性原则以及大理特色高原农业产业因地制宜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优化当前农民教育培训资源，构建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网络，充分动员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农民参与培训；第二，尊重农民意愿，拓宽培训内容。开展相关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可以加强园玉707、蚕桑、茶叶、烤烟、乳业及花卉等实用品种的推广。如祥云县茶桑工作站通过以下5项措施对农民开展蚕桑技术培训：一是加强组织协调，明确工作任务；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认定培育对象；三是加强教学管理，制定管理办法；四是聘请优秀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五是创新培训模式，认真开展培训。
3健全农业信息系统，建立农村科技服务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有线电视、乡镇党员远程教育等相关信息系统资源，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组织科技示范户、乡镇干部、村民代表等收看农业科技节目，及时了解农产品市场价格动态、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知识，如改进植物重大病虫危害的关键防治技术、动植物重大病虫的长期预报技术及农业机械和水利技术等。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及时、可靠的市场动态、农业技术和政府政策等信息服务。此外，大理乡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还可以积极选派农技骨干人员组成科技服务队，将农业技术推广到村、到户，围绕当地主导农业产业，举办各类农业技术培训班，指导农民创办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
4发挥政府引导职能，强化农技推广扶持力度
大理州县级政府要发挥其引导职能，在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调整农业结构。要根据大理农业地理气候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产业优势，可以借鉴粮食直补措施出台惠农优惠政策，一方面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要对一线农技推广人员给予补贴。由于高原特色农业是一项大规模产业，需要充沛的财政资金支持，大理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单纯靠政府财政投入显然是不足的，因此，要创建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制定市场主体准入门槛，鼓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投资特色农业产业、建设科技示范园区。
5结语
第14篇
在长久的农业社会中，长者由于对传统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生存法则”的全方位掌握，成为受到村里年轻群体崇敬的“示范标杆”。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年轻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依循着长辈的轨迹按部就班地生活。然而，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度与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以往的家庭代际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一个农村家庭中，代表“因循守旧”的“父辈”逐渐丧失了原先所具有的主导和权威地位，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新生代”越来越成为家庭和社群中的核心人物。这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变迁恰是文艺作品所应着力展现的“深层真实”。在我国电视剧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体现着浓厚“封建家长意识”、“农村宗族观念”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到新时期着重展现“新型人际关系”与“锐意改革精神”的“田野三部曲”（《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永远的田野》），从以传统乡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村之长》、《刘老根》到用轻喜剧方式讲述下乡“第一书记”与村里“精英”斗智斗勇的《马向阳下乡记》，这种主题与内容的改变深刻地说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越来越要求工作、生活与情感的独立自主，与他们的“长辈”相比，这些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更富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着的农村社会嬗变，农村剧创作者往往通过一个或多个家庭、家族、村落、乡镇之中两种乃至多种势力的激烈博弈，肯定和褒扬“先进人物”，同时运用荧屏故事演绎的特有魅力，让观众认知与领悟农村中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今昔对照，并从这种对照中感受到变革中国在农村领域的时射。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女性劳动方式与生存方式的改变。起初，农村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为了增加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劳作之后的女性也纷纷走出家门、走出村庄，去从事社会性工作，这便促成了部分农村女性的“人身自由”和独立地位。很多电视剧以农村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浓墨重彩地展示其抗争命运、自立自强的人生奋斗历程，既书写出一段段动人心魄的个体生命史诗，又让观众从中强烈感悟到拼搏进取、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人生真谛。早年，“农村三部曲”、《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剧作便分别对农村女性的生活、命运、地位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观照和反思。如今，《女人当官》中的杨桂花、《小麦进城》中的王小麦、《当家的女人》中的张菊香、《女人的村庄》中的张西凤、《阳光路上》中的柳春香、《油菜花香》中的周英、《我在北京，挺好的》中的谈小爱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农村女性形象均历经种种坎坷、辛酸和挑战之后，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迎来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些农村女性形象所彰显的敢恨敢爱的品格特质与“巾帼不让须眉”的精气神，让观众领略到新农村、新女性的时代风貌，同时也为我国电视剧画廊开创出一组既性格鲜明、活灵活现又能够为一个崭新社会群体代言的人物群像。
二、在深度展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更迭中呼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长久以来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在深入开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部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从而使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因此，生存保障、养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就成为失地农民心中长期解不开的“疙瘩”，进而带来一些阻碍时展的深层社会问题。所以说，聚焦与关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对于深化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应当充分关注与理性展现长期依赖于土地的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在创意策划和艺术创造中自觉地把农民意愿、农民认同、农民满意作为思考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理念，用艺术的力量来倡导依靠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设美好家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农村剧大都以某一封闭性的村落为叙事空间，讲述乡土社会中农民世世代代在固有的“一亩三分地”上繁衍生息的故事。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插树岭》、《我的土地我的家》、《喜耕田的故事》为代表的一些农村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深入思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或表现部分农民在改革大潮冲击下离开土地进城打工，而后给村民带回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过程；或展现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下一些农民重新回归土地的心态变化；或以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发展变化为时空线索，塑造始终坚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形象；或结合免征农业税、农村承包土地、创办第三产业等现实热点，讴歌淳朴农民对土地的深沉热爱。最近，一部以编年体形式铺陈剧情的《老农民》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它描述了由北方农村的一场所引发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描写了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60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从农村和政策执行者的关系等特殊角度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史诗性的艺术表现力书写出农民一步步获得解放和自由并最终迎来崭新生活的历史画卷。本剧可谓近年来农村剧的大手笔，其对于包括“土地”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三农”问题所扫描的广度、揭示的力度与思考的深度均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于我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基本国情和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时代诉求，电视剧在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农民形象，深刻阐释与思索“三农”问题等方面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村剧既应充分认识土地对农民的重要作用，又要理性表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既应努力表现农业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又要呼吁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既要探寻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之道，又要思索农村地区实现整体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文以载道，运用独特的影像思维与视听语言为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鼓与呼，这正是农村剧创作者应有的社会担当和时代使命。
三、在对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艺术彰显中昭示社会发展规律与农民素质提升
第15篇
农村致富带头人是农村新技术、新品种最先尝试者和传授人；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相对较高，因此他们有能力率先接受并消费新产品，成为农村新的生活方式示范者；他们头脑灵活，善于学习，敢冒风险，敢于实践，能够用敏锐的眼光探索出致富的路子；他们吃苦耐劳、精打细算，一部分人在村里开展多种经营，给村民创造就业机会，另一部分人给村民产品的销售搭桥；他们具有经济能力并能承担一定社会责任，起到模范和引导作用。他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激活力量，通过其示范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农村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在微观上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情况
当前，__县在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技下乡活动，农民群众积极接受并学习新的实用技术，农民素质得到了提高，农村也涌现出许多致富带头人。如__县__乡拖枝村的致富带头人__，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大规模种植秦艽，通过尝试“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寻找到了发家致富的路子，并带动了当地的大部分农民进行大规模种植，农民年收入少的有4000元，多的可达上万元。一部分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通过大胆创新，以敏锐的(来源：文秘站 ）目光洞察市场，从而根据实际情况经营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在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带动了周围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__县不断积极探索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路子。例如塔城镇柯那村委会结合上海对口帮扶整村推进项目和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探索专业养殖项目，为了使柯那村在项目实施中能充分体现致富带头人所起的示范作用，从而达到以点代面这一现实意义。在项目实施中，安排了20万元用于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扶持资金，具体做法是选择20户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经营头脑灵活、诚实守信、具有一定养殖经验和基础的农户进行扶持，每户扶持金额1万元，做为扩大产业借垫资金，这部分被扶持的人主要经营养殖业。资金从州扶贫办上海对口帮扶农村产业发展帮扶拨付资金中支付，扶持期限限定为一年，到期后由镇人民政府和村两委组织回收，回收后继续投入扶持，作为滚动使用。镇政府和村委会与被扶持的农户签订协议书，并在群众会中进行公示。该项目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充分调动和激活了当前农村中部分有一定产业基础、想扩大生产又因资金不足而困惑的农户的积极性，产业扶持借垫资金的投入，为农村致富能手注入了活力，实现了为周边村组农户示范带动的目的，同时也为推动当地的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阻碍的体制机制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首先需要一定的经费，给予他们资金上的帮助和扶持，而这部分资金在使用上要合理进行分配，并及时回收，才能作为滚动使用的资金，而有些农户在经营中可能面临着市场波动的风险，收益会受影响，所以可能当年难以回收全部资金。即使收回全部资金，这部分有限的资金在滚动上的时限长，不可能达到完全普及到农户，只能选择性地给予一部分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农民群众对培育致富带头人的意识不是很强，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__县的大部分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农民大部分都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水平，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
对策建议
一是要抓培育，给农村致富带头人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为他们提供服务。建议设立农民实用技能专项培训基金，把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纳入整体培训计划。如充分利用党校、农函大、就业培训中心等主战场，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传帮带”等方法，帮助致富带头人逐步从“经验型”向“知识型”、“技术型”转变，不断提高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的内在素养和致富本领。同时，建议建立基地“菜单式”培训机制，建立科技人员、基地党员人才和乡土人才组成的培训资料库，依托远程教育载体，把他们掌握的技术制作成为培训“菜单”，开展“菜单式”培训，让每家每户都掌握实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