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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一)相同的动物形象表达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动物形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可能会截然不同。比如说,汉语中的“龙”和英语中的“dragon”两者都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大型动物。在西方社会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非常凶恶、残暴,是邪恶的代名词。在现代英语中,“dragon”通常指代凶暴之徒,同时也可指,比如:dragon’s teeth(相互斗争的根源),dragon’s pond and tiger’s cave(龙潭虎穴),chase the dragon(吸毒)。另外,西方把凶暴、泼妇般的女人称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她是个母夜叉。)而在中国,“龙”这一动物蕴含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形象。有关“龙”的形象,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图腾形象。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开始从事生产活动了,这使得他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先民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他们模糊地猜测:应该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神物主宰操纵着整个自然界。“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也就从这个时期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神灵动物;“龙”更是作为古代皇帝皇权的象征,如皇帝上朝坐的“龙椅”、穿的“龙袍”等。因此,在中国,“龙”是一种吉祥、喜庆的文化形象,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膜拜。
(二)不同的动物形象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
处在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只有一小部分汉英动物习语,它们的动物形象相同并且表达相同的文化信息。如在汉语习语中,“蜜蜂”往往代表了勤劳与忙碌;“鸟儿”象征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狐狸”,顾名思义,就是狡猾奸诈的意思。同样,在英语动物习语中也有相同的表达,如:asbusy as a bee(像蜜蜂一样忙碌),as free as a bird(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as cunning as a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奸诈)。以上所列这些例子,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动物的特性,同时也传达了相同的文化内涵。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大部分英汉动物习语会引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被赋予一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勤勤恳恳、性格倔强的动物形象。因此,在汉语动物习语中,有关“牛”的习语也不在少数。如:“力大如牛”比喻人的力气很大,“老黄牛”赞扬一个人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而在西方人的文化意识中,“马/horse”是一种具有力量和速度的动物。较之“牛/ox”,“马/horse”被赋予更多的寓意。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英语习语:as strong•30•as a horse(力大如牛),work like a horse(老黄牛)。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汉语的“虎”和英语的“lion”。在汉语中,“虎”被看作是百兽之王。因此,“虎”也就被人们赋予了威武、勇猛的动物形象,如“猛虎下山”“卧虎藏龙”“如虎添翼”等。而在英语中,“lion”取代了“虎”的地位。英语中有关“lion”的常用习语有:a lion in the way(拦路虎),asbrave as a lion(勇猛如虎)。
二、动物习语英汉对比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通过对以上英汉动物习语的比较与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来探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
任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地理坏境。每种文化都因地域、气候、环境等的不同特点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长期生活在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会有一个心理适应性。中西方国家,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人们主要靠农耕劳作来获得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而“牛拉犁”则是农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劳作方式。这样一来,“牛”这一动物就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于是创造了许多有关“牛”的习语,如“小试牛刀”“风马牛不相及”“吹牛”“牛头不对马嘴”等。从反映农耕生活的电影、电视以及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牛一直在默不作声、毫无怨言地拉着犁来来回回翻新着田地。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牛”就是一种力气大、任劳任怨、勇于奉献的动物形象。在汉语习语中,人们通常用“老黄牛”来称赞一个人脚踏实地、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另外还有“力大如牛”“牛脾气”“孺子牛”等表达。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别很大,就英国来说,它是一个四面临水的岛国,多山地,不适合进行农耕活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海洋和水域密切相关。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四面临海)和自然条件(温带海洋性气候)孕育了发达的捕鱼业和畜牧业,这也对英语习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语中与鱼有关的习语随处可见,如:dull fish(枯燥乏味的人),big fish(大亨),fish in the air(白费力),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fish in troubledwater(浑水摸鱼)等。
(二)的差异
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对文化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到佛教(Buddhism)、道教(Taoism)和儒教(Confucianism)的影响。一些汉语习语也深受这三个教派的影响,如,当人们遇到今生今世无法回报的大恩大德时,会说“来生做牛做马来回报你的恩情”。“牛头马面”“人面兽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习语也反映出了中国的。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国家,人们深受《圣经》、耶稣基督的影响,也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习语,如: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A man without religion is a horse without bridle(人物宗教犹如马无笼头);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its spots(江山易改,本性难移);lion in the way(拦路虎);separate thesheep from the goats(明辨好坏)等。再如,英语习语“aspoor as a church mouse”用来形容某人一贫如洗、非常贫穷。因为教堂是教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庄严肃穆的地方,没有人在这里吃东西,自然也就没有食品储藏室,老鼠想在教堂里找到吃的东西,根本就是枉费心机,所以有“穷得像教堂的老鼠”这一表达。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映了该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政治、经济、、文学作品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在风俗习惯方面也存在着各自的特色。首先,从饮食习惯上来看,中西方传统饮食习惯截然不同。在中国的饮食习惯中,羊肉在许多地方都很受欢迎,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跟“羊”有关的习语,如“羊肠小道”“挂羊头卖狗肉”“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质虎皮”等。而临海、温暖湿润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方国家发达的捕鱼业和畜牧业,因此西方人偏爱鱼类、牛肉、鸡肉等。并且在西方国家中,鸡肉是最便宜的一种肉类,牛肉是相对较贵的一种。因此,就有这样的习语:sell chicken’smeat by hanging ox’s head(挂羊头卖狗肉)。此外,还有chicken-hearted(胆怯的)、walk turkey(前后左右颠簸)、asred as a turkey(因生气而满脸通红)等。其实,从宠物习俗上来看,由于各个民族的差异性,宠物文化也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西方都有养狗的习惯,但是对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狗”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动物,被人所鄙视,因此就出现了相关的习语“狗腿子”“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汉奸走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人急造反,狗急跳墙”等。而在西方社会中,“狗/dog”被看作是人类忠实可靠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更加看重这份特殊的感情,甚至把“狗”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于是就有了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has its own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top dog(优胜者)等表达。
(四)思维方式的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可以通过中西方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方式看出。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直观的、具体的模式;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理性的、抽象的模式。换言之,中国人喜欢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比较抽象的东西,而西方人刚好相反。比如说,英语习语“Nothing venture,noth-ing gain.”就与汉语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着相同的文化含义。汉语中用“虎穴”和“虎子”两个具体可观的意象来表达这一抽象的概念。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