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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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方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076-02
一、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目标
新闻是一种媒介，这个媒介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是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因此，新闻不仅要有必要的亲民心态，还要有其远见的卓识和宽大的气度胸怀。在大学新闻理论教学中，教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还要培养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学生成为深度理论知识和创新见解的新闻人才，这也是新闻理论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让学生成为有思想的人，这是我们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的。笔者以为，新闻传播理论教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学会发现：问题意识培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就要具备丰富的生活实际经验，要广见闻，善思考。在观察生活中，擅于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发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渴望和对新闻工作的追求。在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而是一个引导者，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并且逐渐地形成一种自主分析能力。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习前的教学，主要讲解基本原理，教导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注重观察和分析，发现问题，然后在实习过程中自我解决，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实习结束后将问题带回到课堂上，由全体师生共同讨论探究，通过归纳和提炼，总结出这一学期的主要教学内容。
2.学会思考：逻辑能力培养。作为一名未来的“新闻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学生不一定非要成为专业的社会学家，但是一定得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工作者。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教师仍然将教学重点放在理论知识传授上，严重忽视了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思想力，使得学生缺乏一定的逻辑思考能力，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众所周知，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对生活的渴望，对社会时事思考的热情，因此，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要针对这方面教学的缺失，予以重视和弥补，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充分利用近期发生的社会新闻事件，让学生参与到思考中来，提高学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3.学会创造：行动能力培养。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中，教师要留给学生一定的创造空间和时间，让学生去创作，去思考，去研究。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种自由、轻松、和谐的环境下，学生才能够做到大胆创新、畅所欲言。我们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充分发挥创新精神。教师不能再坚持“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了，要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地引导学生去学习、去探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她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她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充分地开动脑筋、发散思维。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做到理论才非空谈，行动才有灵魂。
二、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探索
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围绕如何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来进行，可以利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比如，研究型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等等，非常适合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教学需要。
1.研究型教学模式。提高大学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质量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营造出一个有浓郁学术研究的学习氛围，如果理论没有生机，没有生命力了，那么其学术发展也就终止了，所以我们要挖掘出理论的灵魂，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的具体步骤是问题―研究―交流―互动―结论，在教学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引入国内外最新的新闻动态和教学课题，以供学生进行创新性研究；第二，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增加新媒体和新闻传播业界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机制等相关内容；第三，教材改变要与时俱进，教材编写要充分地结合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和要求。
互动研究是一种高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互动，可以帮助他们互相整合信息与资源，增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他们的友谊。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又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难题，让学生和学生共同交流，做到教学相长。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大学生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懈怠，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维，他们渴望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人的肯定，他们急切地希望和教师之间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而教师若只把他们当成还没长大的孩子，没有为他们提供想象和研究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2.案例教学模式。新闻传播理论课程是一门比较枯燥生涩的课程，就其课程本身而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案例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模式的步骤是典型案例―课堂研究―互相交流―归纳总结，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并且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中。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以教材为蓝本，节选出每章节中的重点和难点，利用案例教学法针对这些重难点进行重点讲解，比如说在本体理论中，教师就可以选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相关视频，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会了解到其中的理论知识。又如，在传播主体理论―新闻记者研究中，可以找出那些涉及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相关案例，再比如，在教学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章中，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虚假新闻”作为案例。学生通过案例联想学习内容，大致可以总结出新闻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传播规律。
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我们应注意几点，案例的选择必须是和教学内容紧密相连的，而且还要贴近于生活实际，这样的案例才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发挥其强大的教学效果。怎样才能使理论教学课堂走进生活化呢？一方面我们要让学生去媒介锻炼，在实习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新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带回课堂进行研讨，这也为后面的新闻学原理和新闻法规等课程打下基础，充分发挥本课程对其他课程的延伸影响力；另一方面专业教师也定期到新闻单位一线学习、调研，这样教师的教学也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教授不再是空谈理论，而是结合真实的案例，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此外，我们还邀请新闻单位记者、编辑定期为学生授课，讲解新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分析与讨论。
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息息相关，在教学中，我们还要注重实现多学科的融合和渗透，让新闻传播理论教学走向多元化，进一步推动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天际.从新闻学教学谈高校实践教学方法[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09）.
[2]金石.新闻理论教材解析与规范的思考――以新闻学概论与新闻理论为例[J].东南传播，2010，（03）.
[3]郭赫男.新闻理论的课堂及其实践教学探究[J].新闻知识，2009，（03）.
第2篇
1广播电视专业理论课课堂存在的问题
1.1大多数学生对理论课认知错误，使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为数不少的大学生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求务实，而理论是务虚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专门人才，能掌握过硬技术就行了，理论枯燥死板，没什么用处。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更是认为，会拍会剪，懂技术就行了，不需要什么理论基础。所以上课时很多学生都热衷于扛着机器到处去抢新闻、去拍新闻。事实上，广播电视专业及广播电视新闻学是研究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信息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新闻学应用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的培养要求中就提到“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可见广播电视专业对学生的要求是理论与实践并行，用广电、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打基础，树立专业意识和素养，是掌握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否则就是“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大多数的学生都意识到了广电实用技能的重要性，但是对理论却不重视。上课不听，认为理论毫无用处，与实践无关，割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使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1.2学习的性质与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学习是一种紧张调动身心的活动，在这过程中，学生会感觉到累、紧张及不适，这是学习的固有属性，这就使得学生更倾向于休闲娱乐，而很少主动学习，而课堂学习又进一步加剧了一些被动性，使学生更难进入学习状态。这时候，就应该发挥教师以及教学方式的优势，但是，现今还有许多教师坚持传统教学方法，比如上广播电视新闻概论时，他们还是以书本和自己的教案为基础，死扣书本、教案，案例枯燥老旧，形式沉闷，感染不了学生，在广电这个与媒体有关的专业，很少或甚至不用新媒体呈现，有些教师最多只安排了ppt，这样的教学方式打破不了学习的消极性质，无法令学生提起兴趣，更别提提高课堂效果，这时候，就难免会有学生会开小差了。
1.3学生缺少课堂学习自，主体地位被忽视
许多课堂和教师都忽视了学生在课堂上的自。学生应该是课堂的主人，而不是被灌输者，有些教师在上广电新闻概论的时候，总是自己“独霸”课堂，无论是理论还是案例，都使学生像是一个旁观者和被迫接受者，这样学生当然找不到在课堂上的存在感，从而对课堂失去兴趣，消极对待。理论课与实践课最大的区别在于，实践中，学生可以自己动手，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质，能激发自己的兴趣，而理论课则不然，全是概念和硬知识，使学生很难找到学习的，这时，教师如果不注重学生的学习自，不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效果将会越来越消沉，最后甚至发展到学生对老师产生看法的地步。
2影响广电专业学生课堂积极性的因素
从上面存在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若干影响广电专业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的因素，其中主要有以下三点。
2.1广电理论课本身的性质
上文也提到过理论课的特殊性。但广电专业相对偏于实践，所以很多学生的兴奋点在于实践，加之广电理论课自身的相关知识都能在实践中或多或少进行学习，这些因素使得广电理论课更加形同“鸡肋”。
2.2教师的自身因素及课堂影响力
这一因素是最重要的。常言道“没有笨学生，只有笨老师”，老师对学习、尤其对课堂的影响至关重要。老师对课堂的态度，老师的性格及课堂策略都至关重要。广电专业理论课作为人文社科类课程，要更加凸显人情味，老师在强调新闻的人情味和社会责任时，如果能用自身独特的方式和形式，就会极大提高课堂影响力，从而提升课堂效果。
2.3社会学环境的影响
当然，课堂效果出问题，不只是课业本身、老师甚至是学生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大环境的熏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整体忽视理论，有些人只有在实践中碰壁后，才意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当前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注重学习理论，甚至轻视理论，这大大地影响了理论课堂的学习效果，因为，毒已入心。
3提高广电专业理论课课堂学生积极性的方法
3.1利用多种手段构建丰富有趣的高效课堂
要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首先要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下功夫，避免传统理论课教学的枯燥、沉闷，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方法的固定模式，创建丰富有趣的高效课堂。对于广电专业来说，更需要利用多种手段，多种媒体形式，使课堂内容更丰富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兴趣。“高效课堂”这个词，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提出来，意在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取得更好的课堂效果。在大学广电专业理论课中，甚至是所有大学课业中，“高效课堂”也弥足重要，它能够很好地调动各方面课堂资源，尽可能大地影响和调动学生积极性，感染学生，这在传统课堂中是没有的。学生在丰富有趣的高效课堂上，能够接触到理论的另一面，同时教师利用自己的功力和人格魅力，使得理论焕发新生。构建丰富有趣的高效课堂，关键是利用多种手段，用多种手段来表现理论课的魅力，吸引学生，这不仅仅限于用个多媒体，用个ppt就行了，这只是表面的教学工作，最主要的是广电专业老师，要会利用新闻、电影视频，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如在上广播电视新闻概论的时候，授课老师可以播放与内容相关的影片和音乐，当讲到各种电视类型及发展史的时候，教师可以播放CCTV、BBC等著名媒体所制作的相关纪录片，在讲到中国电视的发展史的时候，教师可以播放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作品片段，在讲广电制作的理论课时，可以利用对比影片的方法来解释画幅、镜头等相关知识，讲到电台相关知识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用几个典型的国内外电台节目，如《美国之音》和《央广之声》来说明电台节目相关的理论知识，在讲到新闻理论及新闻关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名家讲座和专题报道来提高学生注意力，可以利用主旋律音乐来烘托气氛。教师在上课前和上课间隙，也可以播放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和娱乐视频来调节气氛，提高学生积极性。在上到一些与广电历史和时代性有关的理论课时，教师甚至可以找出自己以前收藏或保存的相关物品，比如磁带、老式收音机等，展示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对这段知识和历史更感兴趣。广电专业理论课虽然是理论，但与实践有极大关系，教师可利用相关案例，关注和表现时下热点问题，并结合语言的组织，幽默感的把控，讲课形式的设计，来使课堂更加丰富有趣，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新鲜有趣而不厌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2积极与学生互动，提高课堂的自主性
前文提到学生的自以及学生的课堂地位对学生课堂积极性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渴望被重视，都希望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中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如果在有可能或应该产生存在感的时候，没有被重视和发现，整个人就会陷入到一种消极、无生机的状态中，从而对当时环境里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要在课堂上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地位，让他们做“课堂的主人”。要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关键就是积极与学生互动，我们在上广播电视专业理论课的时候，要会就概念和案例跟学生交流互动，走下讲台，倾听学生的话，倾听学生对这个媒体和与这个媒体相关问题的看法，让学生都重视课堂这一段时间所讨论的问题知识，让学生对这个知识发表见解。课堂讨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它能让自完全抓在学生的手里。通过知识和案例的小组讨论，学生能融入课堂，找到存在感，激发学习的兴趣。广电教师还可以进行随堂小训练，提高学生们的注意力和参与度。比如讲到广电编辑时，可以让大家随堂写东西；讲广电的特点时，可以让同学谈谈自己与广电的小故事等。互动和课堂讨论，是提高学生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3.3引导学生对理论产生重视和理解
理论是枯燥的、无味的，但这只是它表面性质的表现之一，实际上，理论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理论推动实践，有多少大事都是在优秀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成功的，就以广电专业理论来说，从事广电事业，只懂技术，不懂得广电的发展脉络、基本原理、理论体系以及现状，是很难在实践中取得成就的，只懂技术不懂理论，在广电体系里难以生存，因为广电的基本工作，比如摄影、剪辑都有一套严密的理论嵌套。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认清现实，注重理论的重要性，引导他们多看一些专业类书籍，同时引导他们关注时事，关注与广电专业相关的现实事件，让他们将事实与理论相结合，更好地理解理论，体会理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让他们理解理论，不讨厌理论，从而提高他们在理论课堂上的积极性。
4总结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良好的课堂效果是教学成功的一半，课堂效果提升的关键在于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在现代这个教育环境、社会环境复杂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更要注重调动广电专业学生课堂积极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自己在课堂这个教学的主阵地上乐于、勇于打好属于自己的硬仗。
作者:李杰锋 单位: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进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理论课的教学思考[J].电影评介，2014（18）.
[2]张英瑛，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理论课程实践教学探索[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
第3篇
关键词：现实；魔法师；风格；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62-01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诗人、科学家亦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着力于发现纯粹的艺术世界，似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要素比具体的思想更为重要，文学在他眼中都是是童话，最优秀的小说家是魔法师而魔法师的主要特点就是“欺骗”或者说虚构，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他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纯艺术批评或者是一种形式批评，事实上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是他观看宇宙人生的眼睛也是通向生命活动的诗意存在的表现形式。
纳博科夫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对人们披上了欺骗的面具，不仅伟大的作家是大骗子，而且大自然也是大骗子。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应当将整个世界视作潜在的小说来观察。大自然本身就是善于伪装的大骗子，讲故事的高手更是将“真实”改头换面的好手，因此作家们虚构出来的独创性艺术世界跟读者的世界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中的真理以普遍性特征为基础，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杰出的艺术作品以作家的独有天才取胜，就作品本身而言，不同作家的天才之作各有各的个性所在，就读者对同一部杰作的审美感受而言，可以人言言殊，况且艺术虚构想象的运用越是逼真、新鲜、细腻也就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认知越远，可见批评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现实生活。
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是想象中的的现实，艺术家的独创性足以通过艺术作品开创出一个“新天地”，而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崭新世界只是一个带有艺术家自身印记的幻影。艺术作品的梦幻品质决定了它不可以跟人类真实的生活比较，因为想象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文本中的现实跟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现实”不同，它是想象的创造力在文本中的注入，所以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些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人，比如：巴尔扎克、萨默赛特·毛姆、D·H·劳伦斯等作家都是些“平庸的表演者”。
“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这些对文学的总体性描述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因而最能代表他对文学的稳固看法。毫无疑问上述文学批评的诸元素中意象和体裁都停留在文本的内部世界，而“风格”指的是什么呢？
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面是结构，结构包括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作者笔下人物的选择、不同主题线索交织演变产生的效果和印象；另一面是风格，风格指的是作者使用的各种文学技巧，比如一旦读者觉得作者的风格是吸引我们阅读兴趣的原因，可以试着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比喻手法，当有人试着感受作者如何将明喻、暗喻这些修辞手法运用到写作中使文学的画面蒙上一层生动的色彩时，聪明的读者就找到了文学的风格。纳博科夫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持有的是“一元论”，他反对将内容和形式的生硬割裂，“形式（结构+风格）=题材：为什么写+怎样写=写了什么。”“风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学的关键，是叩开狄更斯、果戈理、福楼拜、托尔斯泰和一切大师的作品之门的万能钥匙。”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了解一部作品的结构的基础上打开其艺术风格的大门。
由此可见，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遵循着自己内心的法则。第一，文学批评不关注文学跟社会现实的联系，文学批评不需要成为社会生活的附庸，真实生活在作家的想象中已经找不到和“现实”一一对应的轨迹，文学批评将读者的目光带离具体的生活而回到艺术本身。韦勒克说：“除非有人认定文学基本上是对生活的如实‘模仿’，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模仿’。但是，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他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恰恰是想要去寻找文学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第二，文学批评需要排除盲目的在文学文本中查找伟大思想的路径，文学既非言志亦非明道，艺术的美学效果中加入空乏的观念毫无意义，批评之剑对道德说教、信仰问题、心理学起源或者其他诸多古今思想史上的争论做出裁决都有可能导致“庸俗”。第三，文学批评的重要命题是找到文学文本的精华也即结构和风格，批评的重中之重是观察文学风格的韵味，风格虽然不能代表文学的全部，但我们通过风格与结构之间复杂而缠绵的关系网络便感受到了文学的美，批评的眼睛看清了风格的精妙也就把握到了艺术的骨髓。
结语：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内部的研究，他的批评活动建基于自我的生命活动之中。他成长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的现实观导致了他不希望让批评附庸在文学的外部条件之下。在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他的精力集中在对结构和风格的寻美的过程中。
第4篇
一、选择合适的洗涤剂
在一般情况下，可选用市售的合成洗涤剂，对玻璃仪器进行清洗。当仪器内壁附有难溶物质，用合成洗涤剂无法清洗干净时，应根据附着物的性质，选用合适的洗涤剂。如附着物为碱性物质，可选用稀盐酸或稀硫酸，使附着物发生反应而溶解；如附着物为酸性物质，可选用氢氧化钠溶液，使附着物发生反应而溶解；若附着物为不易溶于酸或碱的物质，但易溶于某些有机溶剂，则选用这类有机溶剂作洗涤剂，使附着物溶解。
试举几例：久盛石灰水的容器内壁有白色附着物，选用稀盐酸作洗涤剂；做碘升华实验，盛放碘的容器底部附结了紫黑色的碘，用碘化钾溶液或酒精浸洗；久盛高锰酸钾溶液的容器壁上有黑褐色附着物，可选用浓盐酸作洗涤剂；仪器的内壁附有银镜，选用硝酸作洗涤剂；仪器的内壁沾有油垢，选用热的纯碱溶液进行清洗。
在实验室，还有专门配制的洗涤液，可供重复使用多次。
二、掌握洗涤玻璃仪器的操作方法
对附有易去除物质的简单仪器，如试管。烧杯等，用试管刷蘸取合成洗涤剂刷洗。在转动或。上下移动试管刷时，须用力适当，避免损坏仪器及划伤皮肤。
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当倒置仪器，器壁形成一层均匀的水膜，无成滴水珠，也不成股流下时，即已洗净。
对附有难去除附着物的玻璃仪器，在使用合适的洗涤剂使附着物溶解后，去掉洗涤残液，再用试管刷刷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一些构造比较精细、复杂的玻璃仪器，无法用毛刷刷洗，如容量瓶、移液管等，可以用洗涤液浸洗。
限于篇幅，现以酸式滴定管为例，介绍其洗涤操作如下：洗涤开始，先检查活塞上的橡皮盘是否扣牢，防止洗涤时滑落破损；注意有无漏水成堵塞现象，若有则予以调整。关闭活塞，向滴定管中注入洗涤液2～3毫升，慢慢倾斜滴定管至水平，缓慢转动滴定管，使内壁全部为洗涤液所浸到。竖起滴定管，再旋开活塞，放出洗涤液，这样使活塞的人段也能洗到。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同样从活塞下部的尖嘴放出，不可为节省时间将液体从上端管口倒出。
洗净标准如前所述。
三、及时洗涤玻璃仪器
及时洗涤玻璃仪器有利于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因为在当时容易判断残留物的性质。有些化学实验，及时倒去反应后的残液，仪器内壁不留有难去除的附着物，但搁置一段时间后，挥发性溶剂逸去，就有残留物附着到仪器内壁，使洗涤变得困难。还有一些物质，能与仪器的本身部分发生反应，若不及时洗涤将使仪器受损，甚至报废。
学生实验“中和滴定”所有的碱式滴定管，使用后搁置时间一般较长，如不及时洗涤干净，残存的碱液与玻璃管及乳胶管作用，使乳胶管变质开裂，不能使用，而且乳胶管粘附到玻璃管和玻璃尖嘴根部，很难剥离更换。笔者曾试用百分之三十七的盐酸配成1：1的溶液，将玻璃管及玻璃尖嘴上粘附着乳胶管残余物的部分浸入其中，经过一段时间，取出用自来水冲洗掉酸液，然后较易剥离干净，重新装配。虽然如此，却耗费试剂、材料和时间。
四、其它注意事项
切不可盲目地将各种试剂混和作洗涤剂使用，也不可任意使用各种试剂来洗涤玻璃仪器。这样不仅浪费药品，而且容易出现危险。
第5篇
[中图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第6篇
卢贾宁对中国研究情有独钟，精通汉语和蒙古语。他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相关，分别是《1911-1919年俄蒙关系中的中国》(1984)、《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蒙古与中国教1994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俄关系史、中国外交史以及当代中俄关系等。
对中俄关系史的深入研究，让卢贾宁对当代中俄关系的观察更有历史厚度和深度，对未来的判断也更显战略眼光。他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媒体上非常活跃，也是很多中国媒体的常客。他不断为中俄关系及中国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是当代俄罗斯为数不多的能自由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国问题专家。
卢贾宁非常赞赏中国当前发展成就，在此基础上，他对当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2010年11月18日卢贾宁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尤其是两国政治关系，现在处在最高发展水平”。他非常看重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认为俄中巩固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使双方能够“更具信心、更得心应手地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他还认为，从地缘政治和地区政策方面看，俄中合作对捍卫各自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
对于中俄两国未来经济贸易合作的方向，卢贾宁尤其看重中俄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他认为，由于欧洲需求日益下降，亚洲需求增长，俄罗斯开始推行亚洲大能源政策，而中国则成为俄罗斯能源进入亚洲的“窗口”。2011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卢贾宁对此评论说，随着中俄原油管道这条能源“桥梁”的开通，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向亚洲出口能源的通道。他说：“中俄石油管道的开通不仅仅将促进两国的石油合作，也将推动两国其他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核能合作、新能源设备生产合作，也包括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建设炼油厂、研发新的能源工艺等。”
除了建议加强经贸合作，卢贾宁也非常看重中俄间的人文交流。对于中俄双方近年来互办“语言年”，他认为，这是两国人文合作的组成部分，不只是政府行为，更是民间外交取得的成绩。他说，“汉语年”有助于中国在俄树立更为正面的国家形象，如今在俄罗斯，中文已成为除英文外最炙手可热的外语，很多人都开始对汉语感兴趣。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卢贾宁对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他指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非常大。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力量。同时，中国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认为，中国对日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战场也是二战亚洲地区的主战场，中国军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抵抗，是二战亚洲战场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第7篇
关键词：文物博物馆；管理；措施；问题
文物博物馆是开放的场所，所以如何进行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对于博物馆来说是重要的课题。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只有在整理的过程中，供人们赏鉴的过程中，更加仔细的进行管理，才能避免文物遭受损失。在博物馆的管理中，不仅要注意避免文物的虫蛀、破损等损失，更要注意加强人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尽可能的保护文物完整性，也让其实现自我价值。
1 文物保护重要性
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都是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文物也更加的具有意义，可以让人们对于国家的文化历程更加了解。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人们社会经济在不断进步，相对的，当人们了解了文物的重要性，盗窃手段也在不断跟随着科技在进步，人们在与盗窃者的斗智斗勇中，需要不断跟随科技脚步，加强博物馆管理的技术，并且要提高人们的管理意识，加强政府对于文物保护的注重性，也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也能让文物博物馆的管理技术更加先进。
2 文物博物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意识薄弱
在很多的文物博物馆中，管理人员对于博物馆管理并不具有积极性，在工作过程中，更多的是按部就班的管理行为，并不会主动提出改进办法，对于文物重要性也并不了解。政府在文物博物馆的管理上，法律法规并不多，相对政策也并不完，对于文物保护方式或有提及，但是对于博物馆管理人员却并未有什么要求，政府对于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薄弱，所以就会造成，博物馆管理人员对于文物管理管理的意识也薄弱。
2.2 管理手段比较落后
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不断前行，科学技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在文物博物馆的管理上，管理手段并未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很多博物馆的管理设备依旧是旧设备，导致文物安放的环境并不适合储存文物。落后的管理设施，不能满足文物适应存放的湿度、温度，这样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损害文物的使用年限。
2.3 管理水平比较低
管理人员自身水平较低，管理设施的落后，都造成博物馆管理水平的地下。在没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博物馆并不能指定适合文物存放的条件。在很多大城市，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尚不能达到很高水平，中小城市的博物馆在管理上水平就更加落后。博物馆作为不盈利的公益性单位，并不能为管理人员提供更高工资，就造成了专业人才并不满足薪资待遇，能接受薪资待遇的管理人员却不具有专业的管理知识，也就造成了博物馆的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3 提高博物馆文物管理水平的措施
随着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对博物馆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管理人员一定要针对当前博物馆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要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还要使工作人员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对管理机制进行优化与完善，还要引进先进的设备，这样才能保证文物展览环境的优质性，才能避免文物受到破坏或者出现破损。
3.1 规范博物馆的基本操作流程，加强管理意识
《文物保护法》对馆藏文物的规定有十一条，但如何来管理这些文物却也只有总体的规定，如“必须区分文物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对于每个博物馆，都应有一套规范的基本操作流程，并根据各馆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文物的保护管理是博物馆工作的基础，也是博物馆的首要功能，其基本操作流程有：藏品来源、移交入馆、馆内清理、入库、库内整理。在馆内，通过规范这一基本操作流程，使得馆内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文物管理保护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应对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奖惩机制，双管齐下，加强其管理意识。
3.2 引入先进计算机设备，使管理工作数字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博物馆管理也提供了更多的方向，如果可以更好的利用计算机管理技术，引进计算机进行文物管理，可以使文物的整理更加具有规范化，对于文物的管理也能更加具有实时性以及有序性。计算机形成的大的文物资料数据库，可以容纳更多的文物信息，对于文物资料查找也更加便捷，也能增加文物的信息传播性，提高文物资源利用率。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应用日益广泛。因此引入先进计算机设备，使管理工作数字化，充分提高管理工作效率是改善文物管理的重要途径。文物的数字化管理主要是建立文物信息的数据化管理体系。利用计算机的各种多媒体技术，把馆藏文物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资料信息，准确、系统、多角度地进行存储备份，提供准确高效的查询、修改、统计、复制、输出等功能。
3.3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聘用相关专家相结合
管理人员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管理人员，承担着文物保护的重要职责，也要负责日常的文物整理、借阅、收集等许多工作，如果管理人员能更好的进行文物的归档整理，借阅传播，就可以让文物的利用率更高，保护程度也会更好。在管理过程中如果可以更好的不断提升自己能力，增强文物鉴赏能力，加强文物保护知识，对于博物馆管理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物保护也有重要价值。
文物保护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留物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其受到损害的过程，是一项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在目前人才匮乏的条件下，政府和文物市场开发部门应加强合作，通过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不仅如此，还应做到既能够吸引人才又能够留住人才，并积极对原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其尽快达到文物保护工作的要求。此外，还可以采用聘用方式，聘用经验丰富、知识渊博、能力强的人才担任文物保护的重要工作。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合聘用相关专家相结合，不仅能够缓解文物保护人才匮乏的现状，保证博物馆的正常运作，还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提高博物馆的管理水平。
4 结论
文物博物馆的管理相对图书馆管理需要更加谨慎、严格，只有管理人员具有更高的管理意识，管理技术紧随潮流、与时俱进才能让文物博物馆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合理化，才更加能保证文物的安全，也能让文物存留时间更长，更加能发挥价值，传播文化历史，也更加有利于建设现代文明。
参考文献
第8篇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 高中历史教师过于注重教材内容, 课堂教学就是要求学生记忆书本知识, 忽略了对学生的历史信息获取和分析解释能力的培养。在新课标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下, 高中历史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提高对历史材料的重视,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史料教学方式, 通过历史材料的应用, 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今天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
历史解释能力及史料教学分析
史料主要是指历史材料, 包括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这两种, 文字史料主要是指史书、笔记、典籍和碑文等文字材料, 非文字史料包括文物、古乐和建筑等材料。史料不仅是历史教学的重点, 更是历史学科研究的关键。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 高中生需要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基础上, 具备获取与分析历史信息的能力, 而获取历史信息则需要应用到史料。由此可以看出, 史料教学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是很有必要的。具体而言, 史料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可以看作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和延伸, 能够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认识, 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主动进行史料的分析, 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观念, 有助于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培养, 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素养, 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理念。>>>>>企业营销计划关键市场调研分析
历史解释最早出现于1942年, 学术界关于历史解释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查阅大量相关文献, 对历史解释进行了如下定义:历史解释是指在明确历史史实和历史史料的基础上, 应用相应的理论及方法进行逻辑推理, 从而对历史事物、现象和人物进行全面分析及客观评价。历史解释能力则是应用理论和方法, 对历史史实分析与评价的能力。对于高中生而言, 历史解释能力不仅包括学生对历史事物的表述能力, 还包括对历史史实深刻内涵的分析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中这样阐释:“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 以历史理解为基础, 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判断的态度、能力与方法。”在新课标和素质教育理念的要求下, 高中历史教师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高中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史料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文学硕士论文已经将传统历史教学分析完，希望在文学博士论文中，大家能有所更深入认识。
第9篇
常先生大我十九岁，无论从年龄，还是出道，常先生都高我一辈。1986年常先生师从先秦史一代宗师金景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同一年，我考取河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大学期间，对于中国第一批史学博士，崇拜有加。由于业师唐嘉弘先生常在我面前谈及金老学问人生，自然地谈到金门弟子，如吕绍刚、陈恩林、谢维扬、葛志毅和常先生等。1992年9月，我有幸师从唐嘉弘先生习先秦史，在生活极其艰辛的情况下，我常以常先生为榜样，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学业。1995年7月我顺利考取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凤瀚教授。期间，曾慕常先生大名，一度欲到常先生曾工作过的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我可以接受另一位名师的指导，激励自己进步。然从同门李广民师兄处获悉，常先生已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加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只好作罢。后朱凤瀚师建议我给赵世超校长联系，能否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读博期间，曾去信想向常先生讨要一本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周代礼俗研究》，不久，常先生回信，很客气地告知，书数量不多，已经送完。但没有令我遗憾，常先生竟将其博士论文的打印稿托人带到南开大学，敬佩心情，油然而生。在我博士毕业前，同门商国君教授、袁林教授先后到达陕西师大，加上赵世超教授、王晖教授、张懋教授等，陕西师大人才济济，学者如林，先秦史学科名声大振，陕西师大很快成为中国先秦史研究队伍“西北军”主力，与孟世凯教授戏言的“东北军”“川军”“中原豫军”等形成匹敌之势。常先生也由于科研成果卓著，荣列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初，我第一次走进陕西师范大学校园，专程拜访常先生，这是我和常先生第一次见面。常先生谦逊和蔼，谈笑风生，气氛极为和谐。记得在场的袁林兄不怎么喝酒，来自东北的国君兄虽然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却并未喝出东北人的酒量，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常先生不断碰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二年，我告别河北师范大学回到母校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2年9月，继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之后，我的第二本个人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曾积极联系学界名师如邹逸麟、詹子庆等先生作序，但都因种种原因未果。当时时间紧迫，正值酷暑季节，早已联系好的金门弟子谢维扬先生由于电脑故障，一拖再拖，而一直不会使用电脑且正承担西北大学重要合作项目的常先生不仅顺利答应，而且利用假期一下子写出了九千多字。很快，常先生打来电话，谦虚地说：“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写得不好，觉得不妥，可以不用。”凝聚我数年心血的小书，得到了常先生的充分鼓励和肯定，感激之情，一时难于言表。常先生盛赞拙书“是一项很有文化意味而且切近实用的工作”“在他的书中有意避开了一些理论上浑身是口都难以讲清的纠结，他只想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认识体系，这种对20世纪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带来的消极后果保持警惕的态度比起那些对此充满盲目性的人来说不知高明了多少”。我从常先生的序中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只记得当年唐嘉弘先生讲述师从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四十年的切身感受：“耳濡目染，涵泳熏习，开拓眼界，潜心求索，奠定了科学治学方法的基础，进一步培育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及朴实待人接物的人生观”，此时我一下子从常先生那里找到了真实的感觉。
2004年6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大连大学承办的“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二次见到常先生。当时常先生已任职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与会的还有李学勤、吴荣曾、孟世凯、詹子庆等学界前辈和葛志毅、吕文郁、袁林、杨英杰、赵伯雄、商国君、裘士京、叶文宪等“年轻”一点的学者，更有当年还绝对可以称得上年轻的田广林、刘志虎、赵玉宝、许兆昌、朱红林、杨朝明等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盛会，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吃饭时，没想到在中国先秦史学界喝酒一点也不知名的常先生，竟然和我连续碰杯，似乎在一种谈笑有鸿儒的气氛中，把各种烦恼忘得一干二净。我当时没有告知常先生，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我到河南大学工作不久，就想离开，后来常先生还是从别人处知道我已到湘潭大学工作，并知道我当年破格聘为教授。虽然期间没有通信和通电，但我知道常先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这位未及门弟子的学术发展，并不断寄托着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的关心和厚望。此后不久，令我再次没想到的，常先生似乎没有忘记当年我索书的遗憾。2004年11月，常先生的《周代礼俗研究》收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就收到了常先生寄来的大作，书的扉页上有常先生“书灿同志指正”的亲笔签名。收到常先生大著的片刻，似乎时间一下子退回到了数年前。认真拜读常先生的大著，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2005年10月，常先生的《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竟然将《周书灿博士〈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序》一文只字未动地收录进去，后来学术界不少朋友未曾看到过我的《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一书，竟因常先生的大著知道中国先秦史界还有一个叫周书灿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是常先生替我和我的小书扬了名。
第10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发展与突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要改进自身的管理，特别是提升财务管理水平，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发展模式
国有企业是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集团，它与一般的企业集团具有相似性，但它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对企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起着决定作用，而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有独特的模式。
1、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
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是指子公司的一切财务决策权都集中到母公司，而子公司却不享有任何决策权，它只是母公司扩大业务的需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分支机构，整个公司都被母公司绝对地控制，母公司享有高度的决策权，并对子公司进行严格统一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中，子公司通常只享有一小部分决策权。
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有利于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高质量的融资决策，降低成本；可以让企业的战略目标最终得到实现，合理筹划纳税，减少管理费用。但它不方便母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缺乏灵活性，更不利于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
2、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
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是与集权式管理模式相反的管理模式，它是将决策权分配给各个子公司，允许子公司享有相当的管理权，母公司则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对子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的体制。在分权式的财务管理模式中，子公司与母公司是与被的关系，子公司拥有高度的财务权，鼓励子公司自主经营。
这种模式有益于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而且财务决策周期短、针对性强，可以充分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但这种分权模式导致子公司拥有过高的自主经营权，不利于母公司行使财务管理权利。
3、相融式财务管理模式
相融式财务管理模式是对分权式管理模式和集权式管理模式的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财务管理模式。由于上述两个模式各有利弊，相融式财务管理模式是对二者的整合，吸取它们的优点，弥补两者的缺点。相融式财务管理模式是在分权的基础上对财务管理权进行适度的集权，分权与集权两方面并存的管理模式，与企业的组织结构比较符合。一方面，赋予子公司相应的自主经营权，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另一方面，母公司对子公司又保留着最终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虽然相融式财务管理模式集中了上述两种管理模式的优点，但它也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在如何限制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上，模糊不清，不容易判定。
二、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突破对策
我国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特别是在管理模式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重点在财务管理模式上进行新的突破和发展。
（一）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设计原则
1、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是指企业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必须注重成本低于效益的原则，如果成本高于效益，就应该放弃这种经营决策。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考察，为国有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2、符合现代企业制度
时代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企业制定也是如此，与时俱进。现代企业制度是顺应时展潮流而出现的新兴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在制定企业制度时也应该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符合时代特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3、现实与长远相结合原则
企业要获得持续长期的发展就必须从长远角度进行规划。国有企业在优化财务管理模式时，应该放眼全球，长远规划企业的发展目标和经营战略，制定长期战略目标，了解国有企业的现状，现实与长远相结合，使国有企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目标都能够实现。
（二）国有企业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的实现
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是指将国有企业的所有财务信息集中起来，包括信息的集中、资源的集中和权力的集中，实行财务核算、决策和监督控制的统一。
1、一体化的财务战略
国有企业可以将企业氛围两个层次，首先是企业总部，特别是高层管理机关，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等等的设立和完善。第二层次是各个自主经营的企业，在遵循母公司总体战略的情况下，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身的经营目标。
在建设管控体系时也应该制定中期、年度和长期企业计划，并一一落实到各个子公司，进行全面预算，综合生产管理报告，综合业绩评价，实行内部审计体系，实现高校管理。
2、完善业绩评价管理
国有企业首先要建立全面预算体系，对企业内部的所有部门和单位进行全面的资源分配，实施预算管理，实现企业的最大价值。对企业以及子公司进行考核和业绩评价时，进行适当的约束和必要的激励机制，选定评价指标，确定标准分值、权重，设定指标的标准值，计算指标实际值等，经过一系列的详细步骤，准确地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价。
3、建立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国有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也应该实现财务的信息化。重视财务信息化建设，完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在各个企业之间实现财务资源共享。利用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快速处理各种财务数据，高效整合信息资源，联合所有的财务技术人员，搭建财务信息网络平台，实现财务信息集中管理。
4、加强财务团队建设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基础是财务人员队伍，财务人员需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识别能力和业务技能，加强财务团队建设，全面提高财务人员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志彤.加强成本控制，提升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水平[J].财会研究，2007，7
[2]张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一中石化案例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3
第11篇
〔关键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
博士学位论文是大学或其他学位授予机构要求为取得博士学位者必须提供的研究成果，经学位审查合格，具有较高的质量。博士学位论文代表着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前沿研究水平，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许多国家的综合性国家图书馆对学位论文进行了收藏。本文将介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收藏及利用情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下简称“国会馆”）的博士论文收藏范围包括日本国内和国外两种。
1 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日本的缴纳制度为学位论文的收藏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1948年，日本颁布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昭和23年法律第5号）第十章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独立行政法人等有义务将图书、地图、小册子、期刊、乐谱、电影文件、以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的文件及图像、留声机用的唱片、以电、磁等介质记录的人的知觉所不能感知的文字、图片、声音以及程序等缴送国会馆。该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国会馆能够更直接地对缴送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为缴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缴送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日本的《学位规则》（昭和28年（即1954年）4月1日文部省第9号）第九条中规定：获得博士学位人员必须在获得学位授予一年之内，将论文印刷发表。大部分博士学位授予人都选择了将自己论文由学校统一送到日本国会馆的方式来发表。
以上的两种制度规定为国会馆能够较好地开展博士论文收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 国内博士学位论文收藏情况
国内学位论文的收藏工作始于1923年（大正12年）9月，至今已有88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大学每年送至国会馆的论文大约有18 000种。截止2011年11月，收藏数量达到542 532种，主要存放于关西馆。
研究人员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的学位论文未必能及时送至国会馆并提供阅览。短的话需要半年，长的则多达3年。逐年收集率的比例变化如下：
当年收集的论文占学位授予的59%，第2年约83%，第3年约90%，第4年约93%，第5年约94%，第6年约95%，第7年约96%（调查对象年限为1995－2002年间）。
据国会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海外留学生在获得学位后，由于个人原因返回原国，未能将论文上缴学校，这是造成论文无法百分百收全的主要原因。大学在每年送交论文时会同时送交学位授予人名单，采访人员通过核查名单，及时与学校联系，对遗漏论文进行催缴。
目前，国会馆对日本国内博士论文的收藏，主要是纸质收藏，电子论文的收藏工作尚未开展。在保存方面，国会馆计划在2010年对1991－2001年间的大约为140 000种博士论文进行影像保存处理。在此之前尚未从事过影像化或数字化的保存处理。
3 国外论文的收藏情况
在对国外论文的收藏上，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的收藏有所不同。论文也收藏于关西馆。
3.1 自然科学类论文
1950年，国会馆开始收集西方欧美国家科研方面的博士论文。论文形态包括纸质、缩微胶卷及缩微胶片等。
3.1.1 北美地区（美国为主，也包括加拿大）
ProQuest几乎收集了北美所有高校的博士论文。除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59－2007年间的博士论文，以及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1958－1962年间的博士论文是通过其他途径购买获得以外，1958年以来，国会馆对北美地区的论文收藏，主要从通过ProQuest购买获得的。到2008年10为止，数量约为385 000种。
通过ProQuest获得的博士论文，在不同时期，国会馆选择收藏的研究领域也略有不同。如表1所示：
此外，论文形态也有变化，在1976年以前多为缩微胶卷，在1977年以后多为缩微胶片。
MIT的论文收藏数量约为17 900种，论文研究领域的收藏情况如表2：
1963年以后，在收藏领域方面，Caltech与北美其他大学的情况大致相同。
3.1.2 欧洲地区
国会馆对欧洲地区的科技类博士论文的收集，主要是通过国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的国际交换获取。
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以及瑞典等国家的博士论文主要是通过购买、捐赠和国际交换的方式获得。但不同的国家和学院，在不同时期内，所藏论文的研究领域和数量也有所不同。所藏情况如表3所示：
3.2 人文社科类论文
人文社科类论文主要是通过ProQues获得，研究主题都与日本相关，收藏于东京本馆。
日本被占领时期的博士论文（学位授予年代：1950－1970年间）。该部分论文主要是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对日本的研究，共有77种，存放于东京本馆的资料室，公开提供阅览。
此外，1983年后，国会馆还从ProQuest选择了部分研究主题与日本相关的论文进行收藏。每年的收藏量约为200种。收藏形式有纸质和胶片（主要集中在1995－1998年间）两种。
4 学位论文的目录组织
国会馆采用JPAN/MARK对学位论文进行编目，编目著录共有24项，包括索书号、论文题目、论文题目片假名标注、著者、出版者、出版年、状态（册数）、学位授予院校名称，学位授予院校名称的片假名标注、学位授予院校代码、学位论文编号、学位授予具体日期（日本纪年方式）、学位授予年代（西历纪年方式）、授予学位类别、作者条目（可通过作者名称进行链接式检索，并在作者名后注有作者片假名读音）、NDLC（national diet library catalog的缩写，即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类表，其后内容表示该论文的分类号）、语言种类代码、物理属性代码、出版国别、西历纪年、最终校对日期、最终更新日期、文献ID等等。和普通图书相比，学位论文的编目格式较为简单，不包括分类和主题词编目。
5 学位论文的检索与复制
5.1 论文检索
首先来看国内论文的检索和馆藏位置。国内论文和科技类海外论文主要存放于关西馆，人文社科类海外论文主要存放于东京本馆。1923－1964年间的国内论文需要通过关西馆的综合阅览室的检索目录检索，1965年以后的则可通过NDL-OPAC进行检索。
欧美论文在检索时，不能直接利用NDL-OPAC进行检索，要先通过Dissertation Express查找Order No.。可利用题名、作者名等信息进行检索，检索到目标论文后，记录下Order No.，然后再利用Order No.在NDL-OPAC进行检索，从而确定论文所在位置。
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中，日本被占领时期的论文也不能通过NDL-OPAC查找，需要在东京本馆的资料阅览室直接阅览。1983－1995年间以及1998年以后的论文都可以通过NDL-OPAC查找。而1995－1998年间的论文则需要先查询Order No.，然后交由相关阅览室负责查找。
由于博士论文不提供外借服务，所以读者只可以在关西馆和东京本馆内阅览。
5.2 学位论文的复制服务
关于馆藏文献的复制，依据《著作权法》、《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利用规则》以及《东京本馆、关西馆以及国际儿童图书馆复制服务制度》，在不损害著作权利益的前提下，国会馆做了以下规定：
（1）对馆藏资料的复制，仅限于以调查研究为目的；
（2）只能复制资料的一部分（按规定复制内容不得超过每种文献的一半），每人限复制一种文献。读者可以复印半册论文（例如一种论文包括主论文・副论文・参考文献等多个组成部分的话，可以分别复制各部分内容的一半）。如果想要全文复杂的话，则需要得到论文作者或版权所有者的许可。
复制形式有许多种，包括电子复制、缩微影像电子化、缩微胶片电子化以及电子信息打印复制等等。
6 总 结
国会馆作为日本统一负责收藏博士论文的机构，自1923年起至今坚持了88年，收藏范围不仅包括日本国内的博士论文，还包括大量欧美科技类论文和研究日本学的人文社科类论文，从量和范围来看，可以说非常丰富，这不仅具有宝贵的收藏意义，也为读者及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特别是关于研究日本学论文的特殊选藏，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关注国外博士论文对本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国外如何看待本国的一面窗户，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国会馆也是日本惟一一家统一收藏论文的机构，从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不存在多个机构重复建设，节省了资源。此外，无限制的阅读浏览服务与有限制的复制服务，一方面为知识的交流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方面保护了作者本身的著作权。希望国会馆在学位论文的收藏与利用上能够更大发展，为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瑜，冷熠，罗栋．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缴送管理研究及启示［J］.图书馆杂志，2011，（1）:70-72．
［2］国内博士论文（抄）［OL］.http:∥rnavi.ndl.go.jp/research_guide/entry/theme-honbun-100044.php，2011-11-17．
第12篇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博士后都是外来的博士，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往往就显得过于参差不齐。有的博士后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水平也很高，有的却非如此；有的刚刚开始工作，有的却已经是部级干部；有的法学背景深厚，有的则是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博士；有的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却只能主要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还有个别人的学风也不够好。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布局调整有关，也与某些大学博士学科点的门槛降低有关，可以说，对我们的博士后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第二，在水准上，博士后必须高于博士。在有的国家，如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过是某个比较高级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还不一定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些是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导师申请到一笔经费，就设立博士后项目，根据课题需要和项目预算来选人。钱花光了，项目就撤了。在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比较正规，而且“国家化”了。国家人事部设有专门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计划内的博士后还由国家发工资、给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单位给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俨然成了一种头衔，一种级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报告一定得比博士论文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做的研究同他们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相比，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却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为了促进博士后研究质量的提高，我们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文丛》，现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入文丛，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个学术交代，也是接受学界的检验，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13篇
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州，父亲王宓文早年应邀到南洋教书，曾任印尼泗水第一间华侨中学的校长。1930年，王赓武在印尼泗水出生，1932年随父亲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接受西方式的正规英语教育，在家则受父母的传统中文家学。王宓文自认侨居外地，不是移民，总有一天要回祖国。1946年王赓武中学毕业，1947年初举家回国。
1947年，王赓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父亲则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不高，生活艰苦。在热带住了几十年之后回到南京，父亲已经受不了冬天的寒冷，病得相当严重。母亲丁俨觉得再留下去丈夫恐怕病情更重，夫妻俩再次回到南洋。
在王赓武读大学期间，中国局势变化出人意料。打到江北，学校解散了，像王赓武这种外地来的学生无家可归。王赓武没有兄弟姊妹，父母在南洋非常着急，他的叔父在上海，还特地赶到南京告诉他：“你一定要回去！”当时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天天开，奇怪的是没有人卖车票，火车两边都开着，只管爬进去就行。王赓武的同学把他从窗口推进火车。坐到上海火车站，碰上，王赓武一直坐到天亮。叔父买了一张船票，让他坐小船到香港，再到新加坡，终于回到怡保。
王赓武在怡保工作了几个月，恰巧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成立，便以本地中学毕业的资格申请入学。1949年马来亚大学开学，王赓武当了一年级新生，重新再读。马来亚大学采用英国制度，头三年读三个学系的课，第四年可以选一个专业课。王赓武头三年念文学、历史、经济学，第四年选了历史：“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不选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一个很好的文学教授离开到剑桥当教授去了，其他教授我都不大感兴趣。经济很有用，但是我对经济系的教授不欣赏，我不大同意他的教法。历史教授蛮有意思的，既然不读文学，历史还是比较接近一点。”
王赓武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留校攻读硕士学位，旋负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伦敦，王赓武发现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很少，他幸运地碰到一两个懂中国史的教授，更多地是自己看书。他说：“英国制度跟美国制度不同，美国制度是老师要来指导研究生，英国不指导，老师选你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自学、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我自己选的，根本没有上课，三年就自己看，自己写，写了之后交上去，好不好自己不知道。”这段时期，王赓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五代史。
1957年，王赓武获得哲学博士，回到马亚来大学教书。1962年出任文学院院长，33岁荣升马来亚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1968年，王赓武作为首位华人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75―1980年任该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1986年，王赓武应邀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主政十年之久。他回忆：“坦白说，我没有想到港大去。因为我是不大愿意全部搞行政工作的，当大学校长就无法做学术研究，至少要把研究放下。我考虑了一下，最主要的理由是我认为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的，又在英国的殖民地生活过，我对英国离开殖民地的过程不仅有兴趣，而且亲历过，我看过他们怎么离开新马。那时候关于的问题，中英的谈判已经结束了，我想亲眼去看看。我对港大也有感情，因为黄丽松当校长时也找我谈过。既然他们来找我，我就把学术的工作放开，至少尽我的力量把港大搞好，主要是如何在回归的过程适应一种新的环境。”
1996年，王赓武在香港大学荣休，受邀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是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本来准备回澳大利亚再当教授，恰得新加坡方面盛情邀请，而王赓武的太太小时候在新加坡住过，便说住几年再回去吧。没想到一住就是十五年。
第14篇
[关键词]茅元仪；《武备志》；军事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1）茅元仪《武备志序》，华世出版社，1984年5月第62页
第15篇
该书出版于1971年，系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后在汉语世界也接连再版，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列文森立足点有异，身为华裔的作者，着重强调在对接西学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内在复杂性与活力，而非将其看成整体的西学的对立物。换言之，作者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考察，指出了在西方刺激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过渡中的复杂性，突破西方学界既有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简单模式。
张先生此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它所阐述的过渡时代依然在延续之中。对此作者明确言道，这一时期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趋于告终，寻找新的思想方向被提上日程，但直到今天仍在摸索之中。
思想史的魅力在于书写历史与现实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张先生以回到历史的方式，通过梁启超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步入近代的复杂面相，描绘了一幅过渡时代的思想变迁轨迹。在列文森笔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出现历史和价值分离，理智上疏远本国文化，感情上仍依恋本国文化。张先生则更侧重挖掘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非完全与西学对立。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梁启超就比照西学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法家的富强思想和墨家的博爱主张，这些都具有与西方可通约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即使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内容也不是全然僵化的，梁启超在儒家思想中依旧肯定了孝的道德价值，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在张先生眼中，梁启超此种对传统文化态度并非如列文森所言，是简单的感情依恋，而是如传统文化本身一样复杂。
当然，梁启超等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并不能掩盖中国思想界全方位接受西学并进而趋向近代的轨迹。张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细腻地考察这一过程，尤其揭示了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特点。中国思想近代过渡是全方位的，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国思想的民主化及其集体主义取向。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反君主专制理论，中国古代不乏反专制主义的思想。但是，这类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流，且它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本身，其思想的核心仍是希望君主“为民治理”。
中国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而非民。正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继承并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反专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民取代天意，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只有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方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的关键所在。
在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其重心指向始终是集体主义的国家，而非张扬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趋向集体主义。梁启超提倡民族主义，构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观念，倡导符合民主观念之新民，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国家的近代化。在此过程中，崇拜国家，国家理性压倒一切，爱国主义成为最高价值。这一观念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将中国从一盘散沙逐渐凝聚成一个偏重于集体主义的近代国家。梁启超民主化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取向究竟是其不足还是优点，站在后人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是中国近代思想过渡中，区别于近代西方的主要特点。
张先生对梁启超及其中国过渡时代思想的研究，留下许多令人深思回味之处。梁启超这一代思想家已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让位于西方民主思想无从避免。这也就是梁启超后来坚决反对康有为儒教主张和实践的原因，亦即他所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破坏。孔学制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全然负面化。传统思想在私领域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相比五四思想界在中西文化中不破不立的决绝态度，梁启超及其对中国近代过渡思想的影响和价值，窃以为主要在于让近代以降的中国既能努力融入西方价值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又可以至少在私领域保留乃至进一步确认中国何以为中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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