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论文化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第2篇

（一）德育课程，要让学生深入探究道德教育的实际意义

在学校里开展德育课程是很必要的，在入学之初，真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馆，道德观，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观念形成的动向。这样做并不是要对学生进行洗脑，让他们有相同的观点，而是要引导学生走向道德的正规。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课程上要有鲜明对比的案例，让学生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对结果进行引导式的分析。这样就可以让学生的思路活跃起来，并且有各式各样的思维展现在当下，而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扮演一个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引领的领路人。

（二）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德育趣味活动

在学校组织德育教育主题活动，例如对于被人遗失的一块钱和一百元钱的态度；对于窃取他人科研成果，商业信息等事件的态度等等。这些活动可以以辩论会的形式出现，可以以小型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出现，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要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进行实时掌握，并且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适时纠正。在这里就简单的举个实际例子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深化研究：学校可以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由一家公司提出一些要求，让学生做出一个可以实行的方案，学生可以自由组合人员配备，写出执行方案。如果有两份一样的方案出现，那么就要求学生说明自己的方案设想思路，和方案定稿的背景。如果有一方出现说不出思路，或者对方案没有更好的设想，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一方是属于抄袭或者说是窃取。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是要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并且对其采取处罚措施。要让学生在大学文化的视域中，找到对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社会实践，让学生走向社会，关注道德

要让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这样才会让大学这座桥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对于德育教育方面，笔者认为在这里不应该仅仅采取规劝措施，要让学生多多听取法制报告，这样不仅仅是要让学生了解法律，还要让学生明白，道德不是一个口号。讲文明，讲诚信，不光光是让人遵守道德，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小事不注意，出现了一些道德上的瑕疵，那么以后出现大的问题就有可能会触及法律的界限，如果是那样，就会毁了学生的一生，也就会像网络网络上那些曝光的高级犯罪分子那样，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规范不仅仅是给犯法的人制定的，也是给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以威慑的效果。

（四）网络教育，不要让网络毁了学生的一生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关注网络教育，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很多学生都是每天痴迷网络，而且现在也有人在利用网络言论自由，来误导学生的视线，蒙蔽学生的眼睛。与此同时，也还是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报道一些正面的新闻，传递正能量。所以说利用网络教育，对于十分热衷于网络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做到，使校园网的论坛洁净起来，不要让那些存在诟病，诬陷，诽谤等思想的文章或言论在网络中传播，于此同时，还要注意多多让学生走进网络正能量中来。让通过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报道，评论，让学生了解事实，尊重事实。对这些事件有个正面的认识，让他们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一个正确的取向。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德育方面交给自己，老师，家长，社会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创新探索

在各大高校的德育教育中，都有着不断的创新探索，这点是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值得欣慰的地方。因为德育教育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一门简单的科目，他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时结业的课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是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大环境的熏陶才能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些教育措施，都是需要各大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这精心筹划的。并且这门功课也需要广大的外援力量来支撑局面。所以在所有的教师教学过程中，都要密切注意学生的思想动向，因为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还需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各类人事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共同研究出更加完美的德育教育方案。在大学文化视域下的德育教育，一定要切实的联系学生进行探索和创新，千万不要进行教条主义，不要归一化学生的思想，因为那样不仅不会起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会令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对德育方面产生反感，甚至会走向道德的对立面，直至触犯法律的界限。

三、结束语

第3篇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page_break]

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第4篇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第5篇

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以电子邮件为辅助工具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研究分析学生如何形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某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原有跨文化知识的形成，进一步了解、修改、消融及强化），目的是通过真实语言的输入、加工和输出过程，使中国学生更好地了解美国文化，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2.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受试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模式固见来源于哪些方面的输入?（2）通过双方信息交流后，受试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模式固见有何变化?（3）本项目对受试者提高综合学习能力有何影响？3.受试者本研究14名受试者的选择基于自愿原则。其中7名是广东某高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大学生，都已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平均分497；另外7名是美国某大学国际学院的学生；男性8名，女性6名，平均年龄20岁。中方受试者对英语学习及不同文化有浓厚兴趣，美方受试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都愿意在这方面付出时间与精力。4.研究设计本研究项目取名为：跨文化调查。研究项目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完成：（1）受试者的英语教师先与美国某大学的国际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建立基于电子邮件的跨文化交流平台(/group/gzus)，并由双方教师制定相应的学生网上交流管理条例。该平台由中美双方教师监控。（2）选题小组成员在教师提供的题材中选择交流题目（也可以自选）。（3）自由讨论。双方就两国人民在某方面的文化进行交流，了解双方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小组选择题目、自我介绍后双方开始就该话题交换看法。（4）问卷设计。小组成员共同设计交流题目中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的问卷。（5）完成问卷。中方成员收回美方完成的问卷。（6）结题报告。各组完成结题报告，内容包括数据分析，交流前后模式固见的变化，本项目的意义等。所有电子邮件和报告都用英文书写。5.数据收集研究获取的数据包括168条学生写的信息，2份报告书以及与7个中国学生的面谈（主要了解受试者在信息交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看法和启示）。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收集到的信息主要用于了解受试者模式固见形成的信息来源（回答问题1），以及调查受试者在交流过程中目的语文化的模式固见有无变化或如何变化（回答问题2），并根据面谈了解本项目对受试者综合学习能力有何影响（回答问题3）。

研究结果分析

1.模式固见的来源收集到的168条学生写的信息显示，中国学生对美国文化的认知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2）英语学习材料；（3）报纸杂志；（4）因特网；（5）电视，电影，影碟；（6）亲戚朋友；（7）从身边发生的事联想到异国的情况会如何，进而向对方求证。受试者在交流信息时提出问题，疑惑的形式基本一样：“我听老师/亲戚朋友说……我从……看到/得知……，是真的吗？/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这些都是受试者对目的语文化原有的模式固见。他们或许认为这些模式固见的来源不一定准确，所以希望从信息交流的对方那里得到证实，了解到更多的实际情况。2.原有模式固见的强化，修正和摒弃受试者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模式固见有时得到对方的确认而强化，有时与对方反馈的信息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反而改变或保留某些看法。针对种种现象，受试者如何看待自己原有的模式固见和来自对方的信息呢？根据与中国受试者的面谈及部分邮件的信息反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受试学生原有模式固见的强化与变化。（1）受试者通过跨文化调查的交流后发现有些看法与教师在课堂上讲的不一致或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时，受试者往往更倾向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受试学生在课堂上得知：“AA制在美国很普遍。朋友之间出去吃饭时付账时基本上都AA制。另外，夫妻之间AA制的也不少。中国有些涉外婚姻最后导致离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女性不适应这种AA制而造成的。”围绕这一观念，受试者与美国学生交流时提出的问题是：在校男女大学生约会吃饭时谁付钱？都是AA制吗？夫妻一起出去吃饭也各付各的钱吗？美国学生的反馈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It'scommon2payAA.Ifaguyasksoutagirlheshouldpayunlessshesuggestsotherwise.”；“Generallyaromanticcouplewilltaketurnspayingthebillorsplitit.Generallyitisassumedthateveryonepaysforhimselforherselfinrestaurantsunlesstheinvitationstatedotherwise.”；“Onadinnerdate,themanmaypaythebillasawayofovertlystatingthatheviewsthisasaromanticsituationandthathehassomehopesorexpectationsforafuturedevelopment.Somewomenobjecttothisorevenfinditoffensive(perFeministsupportforDutchdatepracticeabove)soitisajudgmentcall.Youngerurbanwomenespeciallytendnottoacceptmenpayingforthem;orwillinturninsisttopayforthenextdinnerordrink”。这些信息的主要意思是AA制在美国的确很常见，虽然大学生情侣之间如果是男的约女的出去一般是男的出钱，除非女方提出要AA制，但城市里的年轻女性通常不愿意让男方替自己付账，或在下次约会坚持付账（轮流付账）。对于这一反馈，中国学生欣然接受，强化了原有的模式固见，并给原有模式固见加入了新的内容，即AA制在美国很普遍，在男女约会吃饭谁付账的问题上也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夫妻一起出去吃饭是否也AA制这一问题的交流，有4个美国学生不认同夫妻间的AA制，至少他们的家庭不这样；也有2个美国学生认为夫妻间AA制很正常。对于这一较具争议性的问题，中国受试者认为应该扩大调查范围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而不会立刻否定自己原有的看法。这说明中方受试者对“文化多样性”有着比较强的意识。也就是说，当他们新获得的信息与课堂上教师所传授的信息有出入时，他们会有选择性地偏向认为外国文化也有地域性、种族差别，认为只有进一步的调查后才能客观地下结论。（2）当部分受试者在交流中获得的信息与自己以前从媒体（报纸、电视、网络等）获得的不一致或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时，从媒体获得的模式固见通常被修正或摒弃。中国学生一般会选择相信信息交流的对方提供的信息，因为他们认为来自目的语国家的人们更有发言权。例如，中国学生从电视剧《好莱坞女孩》（TheHills）上看到女大学生经常忙于part-timejobs和各种parties之间，他们以为美国大学生通过打短期工就可以赚到很多钱租好房子，去度假购物或开各种party。对此，美国学生的解释基本都是让中国学生不要轻易相信电视剧上的故事，因为里面的内容与现实往往不一致，电视剧里的情节有时是出于商业目的。如其中有一个反馈这样写道：“Theshortan-sweristhatTVportraysillusion&fantasyratherthanreali-ty.Someshowshavethepurposetoenablethefurthercom-modificationofsocietybydisplayingmaterialgoodsjustoutoftheviewersgrasp--insodoingthedesirearisestogoshoppingoddlyenoughwhentheshowisover.”中国受试学生因此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学生自然对美国大学生活了解更深入，得到的结果是可信的，原有模式固见因而被摒弃。3.本项目对受试者综合学习能力有何影响与中国受试者面谈结果表明，本项目对受试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1）英语表达能力显著提高。这得益于对方邮件中地道的输入和自己不懂就问或查字典等辅学习方式。（2）培养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受试者发现自己原有模式固见通过跨文化交流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有些文化固见可以得到强化；有些在交流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新的模式固见；有些则发生改变或被摒弃。通过这个项目学习，受试者逐渐养成认真的态度反思比较本国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达到了多重学习目的。（3）提高了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受试学生在交流过程中渐渐学会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否定交流对方的信息，而是对交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对目的语文化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第6篇

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一

写到这里已是论文的结篇之词，我突然没有了之前流畅的思路，敲击键盘的手指变得有些沉重起来，总结与回首总是令人感慨万千。翻看着这厚厚一叠的数万文字，想起曾经为了要写六千字的论文而发愁，我不禁对自己微笑了。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十六年的学子生涯亦将挥手告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片段，此时此刻如同影像般在心底回放，无论快乐、忧伤、收获还是挫败，都是那样的珍贵与温暖。能端坐于课堂，凝听老师的谆谆教诲；能留连在图书馆，啃读册册文献；从一门门课程的学习到一行行论文的撰写，能拥有这段学习的机会，我有着难以言表的珍惜与努力，惟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学业有丝毫的懈怠，尽其所能不辜负老师、朋友和家人的期望与关怀。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导师陈凯，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的完成，陈老师都给予悉心的指导，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科学思维、忘我的科研精神以及淡泊宁静的生活境界，让我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都获益非浅。您的幽默风趣和出众口才更让我佩服万分。

感谢化学系的各位领导，感谢龙琪、陆国飞、宋怡三位化学教学论文的老师，感谢你们在学业上的指导和生活中的关心，你们学者的睿智和师者的风范，让我在热爱的化学教育领域的领悟更深一层!感谢张凤、胡应杰、鲜华、刘少贤、陈昌云等老师在实验场地、实验器材和药品上的帮助和实验技术方面的指导，毕业论文期间得到了你们太多的帮助，尤其是胡老师那一句“实验要深入”被奉为我设计实验的关键原则。

陈博同学的渊博学识、教育理想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朱子丰同学的深厚科学素养、敏锐实验洞察力和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以及他们共有的执着、热情，都是我学习的典范，也给予我投身实验研究的极大动力。他们在毕业课题实践过程中的交流、指导，使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他们。尤其是陈博同学在我实验失败时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舞，让我更有信心站在今天的讲台上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

江虹、王炜祺、赵钧若、范淑平、蔡敏尧、马晓雯等学妹都是在相同课题组共同奋斗的成员，本篇之成文与她们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文中部分还参考了她们发表的部分成果。青春靓丽、才华横溢的你们让我对晓庄的校园更加留恋。谨以拙文向她们表示谢意。

本文还参考了部分江苏苏州高级中学的徐惠老师、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胡益民老师与导师合作的论文，虽然没有见过这两位老师，但是仍然要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保志明老师、江苏艾迪生公司副总沙德慧先生也给予我很多指导，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我要以无比的深情感谢我远在家乡的父母，你们的浩荡养育之恩、深刻体察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和幸福。

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二

致谢2011年8月30日，我踏入了浙江大学，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时至今曰，3年多的时光已悄然消逝。再回首，内心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在本科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曾经给与我莫大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及亲人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一一宝贡敏教授。宝老师在做人、学习等多个方面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不断的去学习。宝老师的思维非常的好，讲话十分有逻辑，简单明了，并能给与人深刻的启发；做事十分严谨，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等等。在本科学习阶段，宝老师一直用科学的精神要求我们，让我们认清道与术的关系，并让我们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这为我本科论文的写作以及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科论文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宝老师的用心指导和教诲，以及资助，例如，在例会进行汇报时，宝老师总能给出具体的完善意见。此外，宝老师对待每个学生象对待子女一样，在生活中也给与了我悉心的照顾。同时，师母俞秀金老师待人真诚、和蔼可亲，在我本科学习阶段也给与了我温暖的关怀。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例如，吴晓波教授、张钢教授、魏江教授、陈凌教授、周帆教授、霍宝峰教授等，他们的讲课让我受益匪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组织的国内外专家的学术讲座，开阔了我的思维，让我增加了大量的知识。

我要感谢同门张世琪、李贤红、赵卓嘉、蔡丽玲师姐，师妹龙思颖、夏倩雯、黄谆心、陈瑾，师弟肖增瑞，在我本科学习期间给予的帮助和关心。我要感谢2011级本科班的所有同学，他们给与了许多的帮助，以及快乐，有他们的陪伴使得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加的有意义化学教学论文致谢词范文论文。

感谢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人员，他们也给与了我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程华教授对我的鼓励，感谢浙江理工大学的薛宪方副教授、MBA中心、杨哓刚科长，感谢浙江财经大学的吴道友副教授，对我学习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相关企业的高层领导对我本科论文问卷调研的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问卷调研过程中的阻力降低了很多。感谢所有填写问卷的企业人员，使我获得了本科论文的数据。

第7篇

论文关键词：高考化学答题，失分

 

2011年的化学考纲和去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固定“8＋4”的模式，即8道选择题，4道大题，与去年相比与去年相比，今年高考大纲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专家研究发现许多考生审题不准确、不细致、不全面，答题不规范，应试技能不强仍是制约考生拿高分的关键，因此关注高考化学试题审题和答题的研究研究高考化学试题答题技巧十分重要

一、高考化学试题审题问题的研究

我们知道化学具有“深”、“杂”、“混”、“特”等特征，在高考中要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审题是关键.审好题不仅能为我们形成正确的思路创造条件，找到解题的捷径，还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谜团、化难为易，审题一定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抓关键字词： “一定”、 “过量”、“少量”、“无色”、“酸性(碱性)”、“短周期”、 “小心加热”、“加热并灼烧”等化学论文化学论文，关键字可以在题干中，也可以在问题中，一个题干下的问题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独立的。

2抓专业术语：化学方程式、离子方程式、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电子式、原子结构示意图、

化学方程式、热化学方程式、电离方程式、离子方程式、电极反应式、能量变化，吸热反应、放热反应、反应热、燃烧热、中和热、氧化剂、还原剂等。

3抓专业概念：温度、压强、物质的量、质量、密度、摩尔质量、摩尔体积；

4抓解题突破口，常见的解题突破口有：特殊结构、特殊的化学性质、特殊的物理性质(颜色、状态、气味)、特殊反应形式、有催化剂参与的无机反应、应用数据的推断、框图推断中重复出现的物质等等。

二、高考化学试题答题问题的研究

对于填空题在答题时有些共性的要求，回答简答题时，一定要避免“简单化”或烦琐不得要领，要涉及原理，应该有因有果，要答到问题的“根本”

(1)化学方程式书写问题

没配平、条件错、有机反应少写物质(水等)会造成该空不得分，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的连接，无机反应用等号、有机反应用箭头，气体符号和沉淀符号要标清，点燃、加热、高温有区别，催化剂不能简写为“催”，这些问题出现会被扣分。

(2)最佳答案选择问题

当答案不唯一或有多种选择时，以最常见的方式作答是一种最佳选择，能用具体物质作答的要用具体物质作答，表达更准确杂志铺。

(3)简答叙述的条理性问题

对于语言叙述性题目作答时要注意，从“已知”到“未知”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叙述准确，且环环相扣，才能保证不丢得分点，才能得满分，回答问题要直接，不要转弯抹角；表达尽可能用唯一、准确的语言；不要多写无用的话，无用的话说错了就会扣分；作答要有明确的要点。

(4)表达式书写规范问题

对于计算型填空，要注意该书写单位的要书写单位。或者是要注意空后面所使用的单位是什么，不要因为没有书写单位或者是数量级不对而丢分。

三、高考化学试题的应试技能的研究

掌握应试技能，控制好答题时间这是考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守恒法、差量法、讨论法解一些计算题，可以提高解题的速率和准确性；推断有机物的结构，要抓住有机物官能团的转化规律和反应的基本类型化学论文化学论文，如有机物抓住烃、卤代烃、醇、醛、酸、酯的一系列变化关系；解无机推断题首先，读审——仔细读题、审清题意，即弄清题意和要求，明确已知和未知条件，找出明显条件和隐蔽条件，其次，找突破口或“题眼”—通过分析结构特征、性质特征、反应特征和现象特征及特征数据等等，确定某一物质或成分的存在，以此作解题突破口推理—从突破口向外扩展，通过顺推法、逆推法、假设法得出初步结论，最后作全面检查，验证推论是否符合题意，要通过复习提高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四、备考建议

对教师而言必要认真研读考试大纲，在后阶段复习中要重视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认真引导学生研究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的答案或评分标准以提高学生的的答题表达能力，同时结合高考化学知识的重难点问题对前几年的高考试题进行认真分析、归纳，并从中找出规律，依此来指导学生化学高考备考。

第8篇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学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是西方文论的重要延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其研究中承载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论的发展，其特征、结构对文学、艺术、文化等有了新的阐释，尤其是结构中的定型对文学造型与艺术事实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学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解释，是对当下文学文化现状研究的必然需求。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1]丁听.语言国情学的出路一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4.

第9篇

论文摘要:综观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针对新闻话语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闻写作”、“写作风格”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书籍，其实是关于新闻话语语言规则方面的研究。而对新闻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又多侧重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新闻话语在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社会权力等方面的功能。作为“语言系统与文化环境的交汇点”，对其研究不应该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为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主要探讨新闻话语的文化符号学向度。

新闻话语的策略性规则可谓多种多样，因为题材与体裁的不同，以及传播语境的不同，会侧重于其中几种策略性原则。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2]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05年3月．

第10篇

(1)封面封面由文头、论文标题、作者、学校名称、专业、年级、指导教师、日期等项内容组成。

(2)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内容提要是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应忠实于原文，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提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现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通常不超过7个。

(3)目录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名称及对应页码，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对应的页码。

(4)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通常由绪论(引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

(5)注释对所创造的名词术语的解释或对引文出处的说明，注释采用脚注形式。

(6)附录附属于正文，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是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

(7)参考文献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章、着作名录。

4、毕业论文格式编排

第一、纸型、页边距及装订线毕业论文一律用国家标准A4型纸(297mmX210mm)打印。页边距为：天头(上)30mm，地脚(下)25mm，订口(左)30mm，翻口(右)25mm。装订线在左边，距页边10mm。

第二、版式与用字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1.5倍行距。文字一律通栏编辑，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忌用繁体字、异体字等其他不规范字。

高中化学教育课程中绿色化学的实施

摘要：高中化学的课程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作为科学素养的一部分，绿色化学理念应该为学生所接受并内化。这就要求教师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涵盖绿色化学理念，主动创设情境，立足实验，在课堂中渗透绿色化学理念，并对学生的绿色化学理念进行评价。

关键词：高中；教育；绿色化学

一、高中绿色化学教育目标

绿色化学是用现代化学和化工生产技术，消除或减少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有毒的原料、催化剂、试剂和溶剂的使用，不生产有毒有害产物、副产物和废物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宗旨是实现有害物质零排放，从源头上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对于高中化学教育而言，绿色化学教育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知识与技能。理解绿色化学概念、原则，了解绿色化学诞生与发展，认识生产生活中的绿色化学现象；学习绿色化学的研究方法，掌握化学实验基础知识与技能，能够完成简单的绿色化学实验；理解绿色化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能够运用有关知识和方法解决绿色化学问题。

2、过程与方法。在探究绿色化学问题的过程中，理解绿色化学意义，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增强科学探究能力；掌握获取、加工绿色化学信息的方法，能够提出具有探究价值的绿色化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探究绿色化学知识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习绿色化学的兴趣，激发参与绿色化学宣传与科技活动的热情，感受绿色化学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增强将绿色化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意识，能够合理判断与绿色化学有关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关注与绿色化学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树立绿色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主动承担起学习绿色化学的责任，强化保护环境和造福后代的使命感。

二、绿色化学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实施途径

1、主动创设情境，善于利用教材素材。教师在教学时，应以主动创设的或者教材中的生活化情境或问题为中心，通过主动探究式教学，鼓励、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绿色化学理念，比如可以把绿色化学的理念渗透在元素化合物教学中。如在卤素教学中，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氯气用于自来水消毒的利弊；在高分子材料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以废旧塑料的再生利用为例，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对废旧物资的综合利用的作用，讨论其可能的途径。通过这些活动渗透绿色化学思想，学生经常了解及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的热点，从而提高其深入了解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并将其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培养学生防止污染、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责任感。

2、立足实验，渗透绿色观念。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实验是化学教学的关键所在，所以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绿色化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学化学实验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部分实验的药品用量在教材中都未明确量化，都是用“适量”、“几滴”等笼统的词语限定，而中学生做实验时好奇心比较重，无法准确地把握实验药品的实际用量，所以造成药品的损失，甚至可能造成污染。二是实验的产物有毒。所以要对化学实验进行调整，要定量，实验室明确告诉学生药品的用量情况，这样既可提高实验的科学性，又可为实验操作规范化奠定基础，更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保证。三是让学生根据有毒物质的性质，探究针对该种物质如何进行回收与处理。对于实验可以进行细节上的优化和处理，使得实验更绿色化。例如在萃取操作的演示实验中，由于溴的挥发性强，毒性大，而碘的毒性较小，可以将四氯化碳萃取溴水改为萃取碘水。在铜和浓硝酸反应的实验中，将铜片改为可调节高度的铜丝，这样就可以控制反应的进行，当实验结束时可以及时将铜丝取出，减少空气污染。演示白磷和红磷着火点对比实验时，该实验反应发生时燃烧物易爆溅并且燃烧时有大量白烟产生且有毒等，实验时在铁片上方罩个玻璃罩，取用的药品也要尽可能少。由此可见，在实验时，要确保实验的安全及环保问题。另外，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不污染环境、不吸入有毒烟雾及安全和便于观察等角度出发讨论、分析，共同改进完成实验，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环境意识及绿色化理念。

三、循环使用化学试剂、充分利用反应产物

绿色化学是一门从源头上阻止污染的化学，所以，我们应该应用化学的处理方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反应产物。这不仅从源头上防止了污染，而且增加了经济效益。例如：在中学化学实验用CO还原Fe2O3的实验中，如果将反应后的混合集体（含未反应的CO）直接释放到空气中，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空气，产生了新的隐患。如果进行循环利用，就能达到节约化学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在实验工作中，用绿色化学的思想来指导，更能有效地防止污染。

四、妥善处理化学实验中的废弃物

在中学化学实验中，大部分实验的药品用量在教材中都未明确给出限量以致学生很难把握药品的实际用量，这样既影响实验的科学性和实验效果，又会造成药品的浪费，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规范化操作。若将药品规定了用量和浓度，既方便施教，又方便操作，更易让学生接受、观察和记忆，从而培养学生严谨的实验态度和科学的实验方法，同时节约药品，减少环境污染。教师实验教学过程中，限定用量，把好的经验传播给学生，妥善处理化学实验的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加上正确引导，既提高了实验的科学性、为实验操作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学到实际应用技术，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作为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董量耀.中学绿色化学教育实施策略探讨.化学教育[J].2002，11.

[2]吴光才.中学化学实验绿色化的探索[J].南平师专报.2001，02.

[3]张婉佳.中学绿色化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12.

第11篇

论文摘要：文化的意识影响着人们所有的行为和活动，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学与文化更为密不可分.本文提出英语教师通过课堂内外的文化学习及培养途径.正确处理好教学与文化的关系.达到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文化意识的目标

人类已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各国文化时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文化是一个范围十分广泛，作用十分显著的概念，它涵盖了包括语言、行为、艺术、风格等在内的所有视觉、听觉行为等方面的东西。人们对文化的意识儿乎影响着人们所有的行为和活动，教学行为与活动也不例外，尤其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学与文化更为密不可分，处理好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营造美好多元的课堂气氛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讲解一个词时，让学生明白这个词在不同文化中的联想不尽相同，如“bat"这个词在中英文化有不同的意义，西方人对“bat"无好感，会联想到坏的特征，如“asblind as a bat"(瞎的与蝙蝠一样);"He’s。bit batty."(他有点反常)。更坏的比喻提到“bat"想到凶恶、丑陋。而中国人认为蝙蝠是吉祥健康的象征，因为蝠与福同音，有些图画把蝙蝠与鹿画在一起“福禄”象征财富、权贵、幸福;再如凤凰phoenix也叫长生鸟，生活在阿拉伯的沙漠中，可活数百年，然后自焚为灰而再生，在西方文化中域再生、再活相联系，中国神话中凤凰是鸟中之王，雄性为凤，雌性为凰，代表吉祥;再如，"red”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指“blood"(鲜血的颜色)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奔腾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液，一旦鲜血流淌下来，生命之花便会凋谢，所以"red”使西方人想到暴力危险，而中国人认为“red”是令人激动的，能使我们想到火、血、革命，著名汉学家霍克在译《红楼梦》时意识到‘`red”可能使现代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来使用过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iy of theStone》。

二、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培养的途径

(一)课堂外的文化及培养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尤其是外语的学习，加强学生对世界各国的理解及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培养，会对英语课堂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生命展现于生活，生活是生命的形式。生活世界是人类一切有意义的发源地，是一切人的生命、生活、组织、社会的存在基础，是个体生命存在的真实根基。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目前，课堂之所以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是因为课堂脱离了生活，从而使课堂教学氛围的营造缺乏真实性，难以维持。因此英语课堂教学要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并学习相应的语言文化。

教学内容不局限于教科书.学生和老师在课余时间.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信息或学校阅览室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拓展学生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例如，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外新闻，通过电视中关于英语节目的收视，让学生及教师了解世界各国语言文化的差异，及不同英语国家千变万化的语音语调，而不仅仅是规范的英国口音;网络信息的收看，可大大扩展学生的视野，了解课上学生学不到的知识。例如，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课堂教学如果脱胎于生活，既达不到对日常生活与科学生活的和谐，又没有协调学生的当下生活和未来生活，所以课堂外的文化理念是不可缺少的。学校图书室是学生们学习的知识海洋，其中一些英语书籍、杂志，如果学生们常读，都会在无形中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从而课堂学习更加得心应手，这些知识会成为学生们“随时间动用的知识储备”。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一书中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验到的世界。” “一堂课”在中国文化中一般由“一个固定的教学班”，教师、教材、教室和一套较为固定的教学程序组成，而在英语文化中，"a class"中的学生就不一定来自一个固定的教学班，不一定有固定的教材，教师的作用不一定与中国教师的一样，教学程序也常常不是固定的。因此，外语学习离不开对课外资源所负载的文化的了解。

通过对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的了解及收集学习，学生不仅学到了课外语言文化，也为自身文化修养及文化理解奠定基础并有所提高，形成一定的道德观、价值观、从而避免盲目地排斥异国文化或盲目地追随，模仿异国文化，甚至忘记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二)课堂内的文化及培养

第12篇

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壮麟（1994）将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并指出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这些构成了语言的文化语境。一般而言，文化语境指在话语事件中参与者所共有的有关社会机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背景知识。本族语讲话者不仅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话，而且还要将他们的社会和语言社团建立起来的共有知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表达方式和他们用以表达他们的经历的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族语讲话者对他们之间的话语是可以预测和理解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难题，因为外语学习者没有本族语讲话者所记忆的东西和知识。由于外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是本族语讲话者，所以他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话语中的文化内涵。这样，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使学生学会本族语的话语模式，把它们用到他们的外语交流中去。

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另外，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单纯地谈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具有一致表现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社会不同的次范畴中。文化课程对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对整个外国文化语境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属于相对显性的文化知识。而大量的文化现象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直接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和日常交际之中，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讲的任何语言和进行的任何交际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外语教学中直接教授文化知识讲解文化知识点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只依赖文化课程的课堂教授，文化学习需要融入到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在听、说、读、写、译等教学中都要时刻注意文化现象并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义潜势，使文化既表现为知识，又表现为能力和行为。

第13篇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第14篇

论文摘要：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语文教改的不断深入，文言文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理解文言文的含义成为目前中学教育的难点，本文浅谈文言文的教育方法及文言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绝大部分是古代文化的经典，要了解中囤经典，不得不学习文言文，另外古代文化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学习文言文的同时，也是了解民族文化的过程，从而揭示了文言文进行文化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和语感的角度谈中学文言文教学，希望能为中学文言文教学沣入新的活力。

1语感在文言文教学中的意义

学生们学习文言文普遍感到比较困难，究其原因，很多学生觉得文言文不好理解，不易记忆，尤其是象用法比较灵活的代词，学生更感到头痛。其实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言文距离中学生的生活比较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运用的机会，所以学生缺乏语感。新课标中就提到了要重视学生语感的培养。叶圣陶先生在《文心·语汇与语感》中提出，语感是“对于辞类的感觉力”。换句话说，语感是一种语文修养，是一种话语系统的敏锐感觉，是长期规范的语言感受和语言运用中养成的一种带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语占的能力。在知识的巩周阶段，语感能有效抑制遗忘，同时，它还是文占文运用的重要基础。

学生在学习文言时通过多次反复诵读对理解文言文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心理学家的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也正是占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另一方而存学习完成后，多次朗读学过的内容，这也是种及时的复习，能很好的克服学生出现的遗忠。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表明只有多次识记不断强化屺忆痕迹，才会防止其逐渐衰退减弱以至消失。

朗读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准确响亮地读出内容。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中，不可少一字，不町多一字。”古人强调反复读，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朗读时口、眼耳和大脑一起活动(呆址了信息被多次强化，比阅读默记的效粜更好。另外，多次重复朗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无意注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语感。如古人所说：“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只有反复诵读，才能体会出文章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才能让学生真正感到文章的起承转合，才能让学生真正从感性上、直觉上、整体上去认识语文材料，埘语文材料进行主观的消化吸收。叶圣陶先生说得好：“吟咏的时候，对十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了解，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种境界。”正如坡之诗句“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

能准确响亮地读出内容还只是朗读的基本层次，更高的层次是让读和听的人都为情所动。如果读者能做到读人如见其人，读声使人如闻其声，读景让人如临其景，读事使人感到历历在目，让昕和读的人都沉醉在内容情景中。学生在朗读时，把书面语言还原为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一边读一边揣摩，就能体会文章内容。反复读，熟读成诵时，文章中的词汇、句式、表达方法就能被学生消化、吸收，最后增加到自己的语言储备中去。

2文言文与中国古代文化

文言文是时代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创造的为人类共享的。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说：“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念、观念，己成为陈迹的悲哀与欢乐，都融入祖国语言的宝库中。简言之，人类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都保存在民族语言中，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

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的语言，无疑也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写照。德国哲学家赫德尔曾说：“语言的特质就是该国(民族)文化特质。”语言和文化之川存有依附关系，这一点词汇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文言文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文言文中一些词语集中概括了相应文化领域的思想范畴。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广义的文化即人化，指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所能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规范的、艺术和社会等。

第15篇

在认知同化论中，奥苏贝尔认为意义学习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1)学生认可新知识和已有的知识有一种相互的关系;(2)学习的内容要能够将学生的旧知识联系起来．先决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在脑海中形成上位关系、下位关系和组合关系这样的概念．

二、认知同化论在初中化学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形成上位概念

初中化学教学是整个化学教学中最基础的阶段，而概念的教学又是其中很关键的一步，这里面就有很多上位概念．所谓的上位概念，就是学生认知中的涵盖范围比较广的概念．如物质、酸、碱、盐等，这样的概念就是上位概念．这一类概念的讲解往往比较抽象．对于上位概念的学习，教师可以使用PPT课件、演示实验、视频等方式来进行讲解，使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有直观的感受．例如，在讲“溶解度的概念”时，教师可以采取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将等量的食盐、糖、氢氧化钙、硫酸钡分别放入等量的水中，学生可以观察到食盐和糖完全溶解，氢氧化钙部分溶解，而硫酸钡则几乎不溶．在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下，学生就可以理解物质在水中所谓溶解度的差异是具体怎样的一种差异．又如，在讲“碱的概念”时，教师不要急于去下碱的学术定义，而是要告诉学生像氢氧化钠、氢氧化钙这样的物质可以称之为碱，让学生对新概念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上位概念衍生出下位概念

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要让学生认可新学习的概念和以前学的概念是有联系的，新的知识和旧的知识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使得下位概念的学习事半功倍．例如，在讲“酸性氧化物的概念”时，学生初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困扰，教师可以给学生讲明白酸性氧化物是氧化物的一种，而氧化物又是化合物的一种，化合物又是纯净物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找上位概念的方法，就会让学生很快了解什么叫做酸性氧化物．在学习下位概念的时候，可以采用列图表或者关系图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3．强调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

化学概念的学习并不是单一的．化学世界本身探寻的就是物质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理清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例如，在讲“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时，有的学生就有疑问:化学中只有四种反应，为什么还会有氧化还原反应?教师要告诉学生，氧化还原反应包含的只是四大反应中的一部分，是对化学反应的另外一种分法．在四大化学反应中，置换反应一定是氧化还原反应，复分解反应一定不是氧化还原反应，而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则可能是氧化还原反应，也可能不是氧化还原反应．把四大反应和氧化还原之间的关系这样梳理以后，学生对于此部分概念的理解就会更加印象深刻．又如，关于溶液的概念，有饱和溶液、不饱和溶液、浓溶液和稀溶液．学生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这样的一种分法显然是错误的．这就像吃饭一样，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多，没有吃饱并不代表吃得少，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关于浓溶液和稀溶液的概念，也是根据溶液的不同而不同的．当然对于同一种溶液，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稀溶液．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