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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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统一并联结于制度伦理范畴，是制度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把二者割裂开来，突出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制度蕴涵什么样的伦理，伦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制度不仅要涉及制度本身的道德评价，还要研究道德评价对制度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同样，研究伦理不能仅限于探讨自律的、形而上的道德，还必须考虑法律化的、体制化的、制度化的道德。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在道德评价取向上是一致的。制度伦理不仅强调了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伦理价值尺度，还突出了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取向，其实质就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二、市场经济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是制度伦理产生的价值基础，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制度伦理建设具有可能并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以及非制度化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道德性，但是并没有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私利与公利的矛盾。其必要性具体如下:第一，市场经济下“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等有其所管涉不到的方面，另外制度管理的滞后性与缺位性使制度伦理引入市场管理成为可能。同时，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伦理观念冲突，价值观多元化，是非善恶界限不明确。为了使市场主体知善恶与明是非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抉择，就必须以制度伦理的形式对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价值观多元化和那些不明确的观念加以区分和界定。第二，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主体，也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其内在道德性的形成、道德意识的培育，必须依赖于明确的、直接的道德规范的指引。不可否认，“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主体做出外部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不能为其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向，从而使其逐步上升到自觉的道德境界。非制度化的一般性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主体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主体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或经不起诱惑，就不可能促使其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制度伦理正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明示性，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市场主体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第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道德的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健全市场道德和惩恶扬善，一方面要肯定道德的经济行为，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的经济行为，并对其给你政策支持和经济奖励;另一方面要严厉惩罚败德的经济行为，让败德行为者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从而使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最终变得不经济。制度伦理就是以道德赏罚为机制，通过表彰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让败德行为者暴光并给予相应的经济惩罚，为市场主体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指明了方向。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制度伦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三、市场经济与制度伦理

第2篇

[关键词]东西文化和谐社会制度伦理

和谐是人类交往共识中最普适的理念，社会和谐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和谐社会梦想。然而，从社会文化哲学意义上讲，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文化和一种制度伦理的诉求。和谐社会的首要评价标准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因而，制度的正义性是社会和谐的主要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公平正义的动机本意是：社会资源、机会和人的权利得以在和谐有序的规则中得到合理分配、有序交往、公平交易，人们能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有尊严地生活。只有生活在一定的合理社会秩序下，个人和集团才能有组织地发挥一定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因而，“稳定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和谐的秩序文化繁荣与否的表征。

一、东西方对和谐社会诉求的制度文化特质

东西方社会历史有着迥异的文化风格和特质，对其和谐社会的文化形态可以从秩序、制度的合理性上进行考察和文化认同。从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制度性的和谐文化又可以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社会有秩序地运转和个人有价值地生活，因而也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

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认为：“集团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以集团主义为基础；(2)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形成了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由于漫长的中世纪实行分权制的缘故，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集团文化。集团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集团的生活能力，其理论动机来源于原始宗法动机或善的动机，主要从社会整体立场考察有效地组织个人，使整个社会或集团有秩序地运转。它是由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和涉及个人行动方式的“秩序”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秩序理论。

经济文化是一种从个人立场考察“自由”和“平等”的自发参与理论，其理论动机主要来源于利益动机或者说恶的动机，主要从个人独立与自愿的立场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如何能够有效、合理地运行，“因为在个人自发参与理论中，和政治意向相比较，经济利益的动机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所以“效率”和“合理”这一经济原则和个人利益动机所形成的自发参与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

而“礼”和“法”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从“礼”的正义性制度伦理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的善正义，它内涵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并使权力趋向集中归一；而以“法”为核心的正义性制度伦理则形成了“以恶抑恶”的法正义，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权力趋向于分化。善为人们所欲求，然而，恶亦非人们所能丢弃，问题在于和谐社会制度伦理所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善去抑制恶或者如何利用恶去增进善，从而体现其制度的正义性。这正是人类对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诉求是以崇善制度伦理为价值目标的。善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良知的善，即规范人心向往的内秉良知(如良知、觉悟等)，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同构。作为良知的善，是人之存在的本原性把握、开发，是开显人性存在的德性慧根。二是道德的善，即约制外在行为的利他、合群和互助规则(禁忌、习俗、责任等)，如神圣的戒律或服从与不服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或惩罚。作为道德的善，是人的社会性表现，即在个人与整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之为人的理性向往，是利他、义务和责任。

善的这两面性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构成了制度伦理中的善正义价值取向。良知的善是人之为人所内在秉赋的向往。这种内秉的向善，一旦被觉悟就会产生人的自律性和践履性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道德理性的向往得之于良知、德性慧根的具有，又反转去开发、化育、表现和证明善本原之存在。善的良知一旦具有就会向外扩张，构成一定社会的伦理规范体系。伦理体系以善为核心，规范着人的利他、去私、合群、他爱的行为和责任、义务，建构着善待他人社会秩序的正义取向。它涉及到人际和社群关系的合理、正当、公平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所以，伦理规范不仅是个人所不能缺失的，也是人际交往、各种组织行为与和谐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善的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判断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善正义是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其合法性的。所谓伦理是将善的良知转化为善的规则和原则，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伦理作为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意志的自觉呈现，其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迁升、进化和复杂化。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是现实的，它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其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这种制度伦理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而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他的关心为前提的。从人的这种天性本能的动机出发，人的恶德性也就昭然若揭：“人对人像狼一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题是善为人所欲求，但恶亦非人所能遮蔽。既然自利、恶是人的天性。那就满足这种天性，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制度文明对和谐社会诉求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性恶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并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最终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如何才能利用个人的恶增进社会的善?首先要从法律上认可个人的独立性和假定个人具有各种权利和资格，个人主体是世俗法律完成其秩序追求的基本和主要载体，而从法律上界定物的分配、占有则提供了主体资格显示，这为满足和谐社会秩序追求提供了前提。有了主体的区分，再进一步将人权与物权统一在法律的基础上，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秩序和规则所在。总之，在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各得其所之后，平等交易与转让则成为保护权利的完整性和利益增值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传统文化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观

中国及东亚的儒家文化圈所形成的以家族集团主义为中心建构的一套仁、义、礼、智、信制度体系就是崇善制度伦理的体现。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秩序的。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贯通式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化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仁政”、“德治”、“一君万民”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谐。这主要表现为：

1、性善论是社会和谐的人伦基础。尽管在中国哲学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但占主流的仍是性善论，因为人性论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善恶问题，也是一个作为崇善制度伦理和谐社会基础的本体论依据。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四端”性善说到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为解决人性本善，为以善抑恶的制度伦理寻找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和本体论归属。

2、亲亲尊尊是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传统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以“仁学”为出发点，以“礼制”为制度规范。从“仁学”的亲亲、爱人出发，推己及人，即要由“亲亲”扩大到“尊尊”的“仁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人修身决非承认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让人自我修养，在“克己服礼”的“大家族”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齐家治国_甲天下”。

3、集权政体是社会和谐的合法性保证。崇善制度伦理所内秉的“天人合一”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规范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为善正义提供在具体安排中的合法性。这表现在：～方面，世袭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对传统或祖先虔诚和尊重的浓厚保守性是维持这种政体、防止分权化倾向的重要保证。即通过设定身份等级制度把上下级关系固定下来，把世间的不平等建立在朴素的伦理情感上和对生命、祖先的感恩上。另一方面，万民对君主的忠诚感情与献身精神又是维系集权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获得升迁机会或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从伦理情感上自愿接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这样，“亲情”与“专制”就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4、忠孝一致的人际关系原则是社会和谐的礼教规范。儒家伦理秩序是由个体推至群体的整体主义的礼教规范，儒家从个体人格的正心、诚意、修身出发建构了个人、家族和国家密不可分的有机伦理秩序。“忠孝一致”充分表现了这种伦理秩序的社会组织原理。所谓“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顺服及其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忠”，就无法维持一君万民的伦理秩序，所谓“孝”是指保持家族伦理秩序的伦理体系，要求任何人都必尊重上下和长幼的伦理秩序。忠是对国家的顺服，孝是对家族先辈的服从。忠孝一致就意味着把家族伦理推广到国家的伦理秩序，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就像尊重父母那样去尊重君主，所以封建社会的好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儒家整个伦理系统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朴素的伦理情感和生命关系之上的，这个伦理秩序的建构本来是从个人出发的，然而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有抹杀个体的倾向，因为整体的生命大于个体的生命，整体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生命的存活更要紧。个体生命是在这传宗接代之中不朽并融入家、国、族类的整体之中的，个体的人虽有生有灭，但是作为族类的绵延却生生不息。

5、和平主义与教育主义倾向是传统社会和谐的理性态度。“礼之用，和为贵”既是调节在不同位子上的大家庭成员的感情，又是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的机理。天地不同和合而生万物，男女不同和合而生养生命，上下和合而国泰民安。“和”是整个伦理系统的生命之源。儿子对父亲的和合是孝敬，父亲对儿子的和合是慈爱，扩大到国家，则臣民对君父的和合是忠诚，君子对臣民的和合是仁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呢?儒家主张通过包括对统治阶级和对民众的教化来达到“修己治人”，所以特别重视诗文、四书五经的教育，把个人的自身修养纳入统治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崇善制度伦理对人性善的制度安排使“亲情”与“专制”达到了绝妙组合，它将血缘亲和的善意底线伦理，即善域的最后防线，扩大为“和谐”的社群关系并转化为一种心理意识和自觉追求向往的道义性善良意志，并在不断的教化中培育制度的善正义和德治精神。

三、西方文化传统崇恶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诉求

正当与善是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概念。一种制度即使内秉着崇高的善理念，也未必是正当的或能够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善”(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罗尔斯)。与崇善制度伦理否定人的欲望与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不同，崇恶制度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恰是承认人性利己的自我保护本能。

崇恶制度伦理社会和谐的法正义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恶论为崇恶制度伦理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从古希腊智者把对自然与习俗的区分扩展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可以看出，自然人在前社会状态下总是富有侵略性的，而人们之间的契约或法律则被解释为自然人侵略他人的欲望和他人对将造成他们的致命后果之间的必要妥协。相互自我利益的需要导致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契约规则来禁止贪婪和相互攻击，并由强有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而这些契约规则既包括道德的承诺又蕴涵着法律的约束。所以，以契约来说明国家和社会形成、道德和法律原则的正当合理性，是2000多年来西方制度伦理的基本思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古代的智者们以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为起点，论证契约制度的正义性。他们认为任何人在前法律状态下都像狼一样，只有受到契约或法律的约束才有所谓法律下的正义持有，正义的本质是合法或守法践约，只有合法的才是正义的。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即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到近代，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基雅维里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作为人性的道德，是一种人类独有的深谋远虑的自私自利，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欲望原则使人力图摄取别人所需要的东西，会导致混乱和争斗，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安全；理性原则却可以把自我保护和欲望原则更好地实行，因为理性原则是把人带进道德社会的远见。

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弘扬，西方思想沿着理性主义道路进一步展开。人们力图把人性假设建立在知识论和理性远见的基础上，使人性本恶的假设从利己、贪婪的本能欲望转向经济行为的理性动机，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尤其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对近代后期的经济学方法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李嘉罔的理性逻辑演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经济人”的理性化逐渐占主流地位。

从人性本恶到理性的契约规制，再到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对性恶论的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知识化。这为判断社会制度的善恶优劣进一步提供了“效率”与“合理”的制度伦理原则。“效率”与“合理”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而且是一种对制度约束条件效用性的内在伦理根据，即从人性本恶的契约规矩到“恶动力”的理性核算，为其市场经济的体制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动机、态度和价值观。

2、“契约规制”的法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道义准绳。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这使家族的社会凝聚力不断消解，“个人”成了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契约关系逐步代替源自“家族”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契约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特性及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康德以其人性论和社会契约的方式解释国家起源和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论述，对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意识及道德的确立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西方社会来看，一般把契约的发展分为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时期、古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和现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是契约观念发展的高峰时期，一切现代法中的契约观念要素如平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意志都被包括进来。这为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契约观念奠定了基础。而契约自由观念的确立则在整个契约规范的法正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契约自由观念是现代契约论的标志，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契约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与规则的基础，契约对和谐社会所起的构造作用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地位，规定了社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与利益分配；二是一切契约行为应以社会利益和相互主体的利益为参照，包括责任、平等、诚信、权利等观念。

3、功利主义正义观对和谐社会至善性的探索。崇恶制度伦理从人的恶本性出发的正义善恶之辩，既演绎出了“以恶抑恶”的契约约束和规范伦理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演绎出了“以恶增善”的功利主义目的论价值观。从古代和谐社会的“理性幸福论”和“感性幸福论”之争到休谟把个人追求幸福倾向的品质与有用性、利益相联系，德性成为达到个人和社会和谐目的的手段并具有功利性。与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强调动机及其本身是否遵循道德的准则的道义论不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动机的善恶，而在于它是否能带来相比较而言的最大幸福或快乐的后果，如果行为所能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则这个行为具有善的价值。

边沁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的思想家，谋求最大幸福或最大福利是边沁利益概念的实质内容，也是他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诠释。他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与减少人们的痛苦。功利原则不仅是评价个人行为的标准，也是评价政府行为的标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幸福；_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义的和谐社会制度应当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一视同仁地为每一个人谋求利益。约翰·密尔则进一步用平等权利理论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进行辩护，认为功利主义正义的根据在于公共幸福，而平等权利和公平报酬是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概念的根本原则。在密尔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对于一切应受到同等待遇的人给予同等好的待遇，也就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社会也就是正义和谐的社会。近代以来，契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这两大基本理论，从“以恶抑恶”和“以恶增善”这两个不同角度，对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和谐社会进行了，双重反思与建构。

4、现代有限理性主义对理想和谐社会的底线伦理回归。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的建立与理性论证，经济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社会标志是个人本位的独立性、自主性重建和确立，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深入人心。

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黑格尔哲学走向衰落标志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转向，一股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出现了。由倡导理性转向用非理性，用有限理性代替绝对理性，使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崇恶的契约制度伦理也在这场挑战中得到本质性回归。

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思想大师中，卡尔·波普以批判理性主义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建构了一个内容庞大而严整的思想体系。波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识是“可错的”。他提出于一个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反的政治行为上“脆弱的人”假设，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因为人是“脆弱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一个和谐社会理想国的蓝图，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最理想，即使是最理想的，我们也无法证明其实现手段的科学性。为此，他提出以“渐进的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式“最美好国家”的计划；以“最小痛苦原则”代替“最大幸福原则”。二是政治统治者也是“脆弱的人”，并非十足的“善者”或“智者”。他提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与其说需要好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但好的制度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能做于民有害的事情。制度也并非是万能，好的制度也可能被破坏，因此，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永远是大家的责任。与波普同时代的哈耶克从对真假个人主义的辨析中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哈耶克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决非头脑设计的产物。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愿望、兴趣、利益出发，是不可能预见整个社会的行为后果的。所以好制度不可能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个人自愿和自发协作来完成的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努力避免独断倾向、小心谨慎求证中确立了“作为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制度伦理的有限目标。他在对和谐社会正义环境的审视中，以制度为前提，提出了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中“互相冷淡的人”和“无知之幕”假设，即“冷淡理性人”假设。“冷淡理性人”是指“原初状态”中的人具有一种既非利己也非利他的本性，表现为既有自己的理想但又对他人利益不感兴趣，同时对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自己也处于无知状态。罗尔斯从这个假设出发，建立起他的“最大最小价值规则”，即选择最坏可能条件下的最好结果原则，力图解决崇恶制度伦理中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与半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冲突，以契约论来取代功利主义自近代以来的中心地位。

崇恶契约制度伦理对和谐社会的人性假设，从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到善于精心核算的“理性经济人”再到脆弱的“有限理性人”和“冷淡理性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也使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从道德伦理的欲求置换成经济效率的合理并进一步还原为行政权利的合法性诉求，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文明对人类道德风险的预警和对法正义制度和谐的执著追求。

第3篇

关键词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基本控制制度制度创新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政府在治理污染、环境保护方面己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的趋势却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因此，探寻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相应的环境改进策略，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

1制度约束是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效应”，市场机制无法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所谓“市场失灵”，从而为政府干预即通过制度创设和供给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应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由负外部效应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耗损等，由政府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加以矫正，以控制经济运行轨迹趋于正常状态，同时也为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平台。因此，要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共生必须具备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健全的市场交易制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地基本控制制度。然而，我国在上述制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或不足。

1.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虚设

我国宪法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却没有明确指出谁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这样的产权设置致使所有权的责权利无人监督落实，所有权事实上已被使用权所替代，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严重浪费，环境污染也因此得不到有效控制；同时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确，还使环境资源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当各方面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权往往从属于经济管理和行政职能，产权所有者利益不能实现，难以调动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破坏。所以，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1.2环境资源市场交易制度不健全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正确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环境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机制上述作用的有效性以市场完善、产权明晰为前提，以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为原则。但事实上，我国不仅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而且市场交易制度不完善。首先，许多环境资源（如大气资源）不存在市场，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无偿使用这些资源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资源无价，使得资源耗竭速度和稀缺程度也就不能用价格信号准确地反映出来，政府难以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助长了资源开发的无责任化倾向，资源日益稀缺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其次，有些资源（如水资源）虽然存在市场，但价格偏低，只反映了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在开发总成本中往往被忽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正常积累被削弱，使资源与开发者利益不是一种相容的关系，从而强化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助长了短期行为。最后，有些资源（如能源）市场存在垄断。由于规模经济、法律政治因素导致的进入障碍、高信息成本等原因，使一些资源产业的市场形成垄断，垄断定价不是按边际成本制定价格，因此帕累托最优条件遭到破坏，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1.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低

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经济主体拥有其他经济主体所不拥有的信息的情况，即信息不对称。这样，在现实中污染者就可以利用人们环保知识的匮乏排放污染物或转嫁污染，并且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效益方面的考虑封锁污染信息。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对当地政治、经济影响的考虑采取弱化的态度，导致对环境信息掌握和披露的局限性以及对污染现象发现的事后性和解决的滞后性。

1.4基本控制制度的监控不力

在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企业环保考核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在控制污染和筹集环保资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排污收费政策的效应来看，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首先，收费制度不能保证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环保收入的主要来源——排污费属于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发生挤占、挪用、拖欠、积压排污费的现象。其次，由于收费面不全，收费标准偏低，致使企业宁愿交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最后，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现行政策规定排污费只能用于工业污染的末端治理，不能用于清洁生产和集中控制设施，治标不治本，从而影响排污费资金的投资效果。

（2）缺乏企业环保考核制度。长期以来，GDP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GDP数值越大，综合国力越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因此，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就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但这一原理是建立在环境资源无限的前提条件之下，而未考虑把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影响作为成本之一计算到GDP中去，这种收入与成本的不对称核算方式必将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现实中，人们逐渐发现生活质量并不是与GDP增长同步提高的，其原因在于恶劣环境、生态失衡减少了社会福利。

（3）环境主体在环护方面的有限理性。从本质上看，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无偿使用等传统观念左右，采取各种手段无节制地开发自然，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出现了许多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异。又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经济主体只愿享受环保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不愿为治理污染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形成了“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的行为”的观点和习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内的环境主体不管在决策还是行为方面，都将环境保护排除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不和谐便形成了。所以，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省悟和良知。因此，进一步加强环境文化教育，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己成为当务之急。

2制度创新是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共生的必然选择

要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外部成本内在化，就必须以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或不足为切入点。目前，我国各项改革己经进入突破性进展的阶段，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

2.1产权制度创新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改造传统产权制度，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明确产权主体并使其利益得到实现，即保证国家的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要加强环境资源有效性评估，完善环境资源产权的交易转让市场，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具体来说，包括资源核算制度、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资源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2）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强化财产内在约束，按照权利和责任义务对等原则来构造产权主体。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和法人实体，企业才可能真正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承担环境损失费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利润最大化目标动力下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损失纳入成本核算，促进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环境资源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

2.2建全市场交易制度

（1）逐步完善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为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创造条件。市场通过引进规范、有序的竞争机制和健全、高效的价格机制保证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性，从而有助于环境资源资产化，以及共享资源的产权转化。

（2）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控制环境污染。取消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价格机制，使环境资源价格反映真实的全部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内化能够有效地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达标排放污染物，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目前急需对环境资源的自然价格进行合理的评估，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提供基础条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2.3完善环境信息公告制度

为了弥补环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建立起环境信息公告制度、环境听证会制度并及时向公众提供各种环境信息，让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企业排污情况，促进企业改革生产工艺，积极防治污染，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4基本制度创新

在继续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当前急需进行以下几方面制度创新：

（1）建立规范、高效的排污收费制度。在没有征收环境保护税之前，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要等于或略高于污染治理费用，变超标收费制度为达标收费制；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同时，各级财政应加强对排污收费制度的管理，改变环保收费机构坐收坐支的财政状况，实行收支两条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并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所收取的环保资金无效使用或挪作他用。与此相应，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实施情况下，各环境主体应有偿使用或购买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设施。

（2）构建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矫正负外部效应。首先，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设计税收制度。其次，完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草原、淡水、海洋等资源纳入征收范围，把各类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鉴于土地也是一种资源，应将与土地相关的一些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征收资源税。再次，运用税收支出，诱导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最后，应将“可持续发展”贯彻于中国21世纪税制改革。其他对资源、环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税种，均应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有效保护绿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鼓励企业引进环保技术进行清洁生产、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3）实施许可证制度，对环境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财富，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环境资源均属于资产，均应作为资产来管理。在实行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应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它包括开采或使用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对于前者，必须根据环境资源的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确定其开采或使用的最高限额和利用方式，而且从环境资源的经济特性看，这些限额必须是可以转让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后者，环境监测部门制定排污总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排污许可证侧重于总量控制，美国等国的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它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了环境的目标管理。同时，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有效地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有资源资产的权利，有权对环境资源的经营者征收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以体现资源的价值和实现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效益。

2.5重视环境文化创新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由人类的思维、决策和行为造成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舆论宣传，进行环境文化制度的创新。只有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把握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才能够客观地评价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并能自觉承担自己对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有利于把保护环境由强制行为变为自觉行动，这是环境质量得以长久维持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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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窦玉珍，马燕.环境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蔡守秋.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经济手段[J].法学评论，2001（6）

5武振.构建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J].财政与税务，2004（1）

第4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5篇

论文关键词 道德认知 网络伦理 行为主体 解决措施

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对网络伦理的影响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二、网络伦理问题的现实表征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三、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措施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制符合我国国情的针对性对策

第6篇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四、复保险法律效果的分析

第7篇

关键词：收费；奖学金；成本分担；贷学金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机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的方式。200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10所高校率先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试点改革，由国家培养和自筹经费的双轨制并行改为资助制，即取消国家计划，所有研究生都要交费。研究生教育收费是大势所趋。

一、我国实施研究生收费制度的理论探析

首先，I.M.布坎南认为：“任何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都是那些得到教育的儿童及其家庭。在这一方面，教育是可以分割的，而且类似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普通服务。”美国学者E.S.萨瓦斯根据排他性和消费方式的差别将物品和服务分为个人物品、可收费物品、集体物品和公用资源四类，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不是纯粹的个人物品，而被认为是混合物品，或称为准公共物品。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接近于私人物品。一般地，一个私人家庭只有在资金的预期利益等于或超过其私人利益时才愿意付费。其不会考虑给社会带来的溢出利益。高等教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是个人消费，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预期的利益更高，所以对高等教育收费更加容易被享受着接受。基于此，教育成本应由纳税人、学生家长及社会共同分担。但是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具有更多的外部利益，更符合混合物品的特征，因此基础教育应当由政府举办并分担全部费用，其他各阶段的教育则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实行收费制度符合教育成本分担原则。

其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一方面，研究生在社会上获得就业的机会要比同专业的本、专科生多，同等情况下其薪金前者也要高于后者。也就是说，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其私人收益率一般高于只受过本、专科生教育的人。我国面向普通本科生、大专生推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根据经济公平原则，面向研究生推行收费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更好地体现了教育机会公平原则。中高收入阶层在全面收费的情况下是有经济实力支付一定培养费的，低收入阶层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经济困难学生则可通过增大覆盖面的有奖学金、贷学金等配套措施，获得奖学金或部分依靠贷学金来维持学业。

二、推行研究生全面收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我国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招以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年均2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到2006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2万人增长到了39.8万人，在校生数超过110万人。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研究生规模的快速增大与国家财力投入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体制之一。要想这一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实施研究生的有偿培养制度改革是一条重要的举措，

第二，在传统模式下，研究生的学习动力不足。目前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公费研究生。其培养经费和生活费全部由国家承担。一般情况下，计划内、自筹经费录取类别的确定都是在录取时根据考生的初试和复试成绩确定的，所以对研究生而言是“一考定3年”。且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本科生、公费研究生是享受公费医疗的，唯独自筹经费研究生不享受，一旦发生病痛或意外事故，全部费用都得自己负担。“这也就导致了计划内的研究生高枕无忧。学习的动力不足，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积极性难以激发；而计划外的研究生迫于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存在着不安心学习的现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后，如果研究生个人不努力，就得不到奖学金，就要分担部分教育成本。这就使研究生的学习和经济利益就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调动研究生们学习、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培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教育经济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研究生收费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升。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使用者、受益者应当分担相应份额教育投资的见解，逐步被人们所认同。这就使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具有内在的可行性。

根据十所高校的试点情况，随着改革的实行，试点高校纷纷提升奖学金、助学金的资助额度，以使受资助的研究生不低于以前公费生的比例。很多学校采用了以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岗位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这些配套措施使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推行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当前实施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制度面临的问题

首先，学校、地域的差别使奖学金的设立存在很大差异。一流高校可以靠自身优势拥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来满足研究生的需要，而其他一些二类院校没有足够的途径获取这样的巨额经费。据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33种，奖学金总额约11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15％。而中国农业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2种，奖学金总额约2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5％。据调查，北京大学66种研究生奖学金都是“社会捐助”，其中包括企业捐助、个人捐助、学校捐助和事业单位捐助。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则是一半来自国家，另一半来自两家企业的捐助。地方学校中，除了当地重点院校外，其他学校很难筹集到足够的社会捐助。由于一流学校毕竟是少数，如果推行全面收费制度，学生读研成本很可能会由于改革而大幅度提高，产生新的教育不公。

其次，研究生收费改革给导师带来的很大压力。2006年，教育部明确推出了以导师负责制和研究生资助制为核心、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并进行了试点，计划于2009年在全国全面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各高校在落实导师负责制时，认为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有责任资助研究生学习和进行科研的责任，并对导师资助提出了几种方式。例如，有的高校根据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设定了具体的导师资助标准，有的高校明确规定导师对助研的研究生必须提供助研津贴。这将让导师面临更现实的“财力与生源”问题。导师有足够的能力申请到大课题，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做科研，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获取足够养活自己的科研劳务费。突然的转变使大部分导师难以接受，尤其是受学科性质的限制。一些科研经费相对较少的导师更是难以接受。

再者，对维持研究生日常消费来说，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我国实行的奖学金制度数额小。覆盖面低。对一般学校的研究生而言，即使是获奖学金的大户，集多奖于一身，有优秀学生干部奖、学习优秀奖等。奖学金总额也只有几千元。且能拿到多项奖学金的研究生是非常少的，一般来说，一个院系一年有50％～60％获奖比例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有的院系只是5％左右。而且一般来说，每个学生获奖都是1000元之内。很多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未获得任何奖学金。这样收费制度会对研究生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最后，对研究生教育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福利性的教育政策，其中计划内统招生占了绝大比例。计划内统招生免缴学费，国家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额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金。若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社会、学生个人及其家长可能在观念上都一时难以转变。对学生个人或其家长而言，不少学生认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读研究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所有教育成本。还有研究生认为，以前读研究生都是“免费”的，而实行收费制度后。对学生不公平等。这些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四、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配套措施

首先，按地域、分学校、分专业收取不同费用。从地域情况看，北京、上海等地的生源远大于其他地区，尤其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考生热情不高。从学校层次上看。名牌大学和著名科研院所的生源持续增长，报考人数明显多于一般的培养单位，很多一般学校招生不足，只能通过调剂满足需要。从近几年研究生的报考情况来看，考生对学科专业的选择有明显的利益驱动性。金融、外语、计算机、通信、法律、经贸等应用学科专业生源充足。报考人数较多，录取分数较高，而农、林、地质、石油等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学科专业，生源严重不足。且如上所述，与大城市的一流高校相比，很多地方的一般学校无力筹集足够的社会捐助以满足收费制度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实行收费改革，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对经济发达地区、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可适当提高收费标准。而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一般培养单位及冷门专业，可降低收费标准。

其次。建立规范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奖学金是研究生完成学业的重要保证，国外高校提供的奖学金额度都很高，而国内目前奖学金的额度和覆盖面都很小。因此。实行收费制度改革以后，应当加大奖学金力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尚未实行全面收费的学校，可以参照暨南大学的做法：硕士研究生“计划内”、“计划外”资格将不再实行“一考定三年”的制度，而实行硕士生计划内资格逐年评审制度，从入学后第二年开始按学习成绩和表现一年一评，重新排定公费、自费名单。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对于贷学金贷学金制度，我国现时提供给学生的贷学金数量偏少，而且要求学生的还贷时间也太短，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求学问题。目前每位研究生每年的贷款总额一般在6000元以下，在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之后，这些贷款额度可能仅够学生半年的学费，而他们的其他所有学费及生活费仍将无从着落。对此，我国的贷学金额度最少应当提高到全额学费水平。当然在贷款的制度和手续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提倡诚信意识，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对于获得贷款。但未按期还款的学生，可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

再者，完善“三助”制度。近年来，很多高校推行了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制度。其中助研主要由导师负责提供岗位。而助教、助管则是由于学校提供岗位。但目前“三助”岗位少、报酬低、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效果不理想。随着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施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三助”制度。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机会，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将这种自助式的资助方式与社会服务联接，将资助岗位从校园扩展到社会，工作内容也拓展到各种社会需要的服务。另外，及时落实资金。切实加强助学资金管理，确保及时发放、专款专用。同时加强监督检查，杜绝挤占挪用助学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8篇

1.1没有及时地转变传统的观念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一些旧有的管理观念仍然存在，例如“身份制”或者是“终身制”等。一些职工对于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改革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普遍存在着不适应的现象。还有一些高校内部的教职工没有及时地转变传统的观念，这就为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和阻力，使这项改革难以将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1.2定编政策不完善当前高校现行的定编政策普遍都是多年以前制定出来的，这些政策同高校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就需要高校相关的改革人员注重对于定编政策的完善，使得定编政策能够同制度的改革相适应，提升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1.3个别岗位的种类很难进行区分高校内部个别的岗位种类很难进行区分，例如：计财处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档案管理处的管理人员等。此外高校内部有哪些岗位属于工勤岗位也没有进行相对比较明确的区分和界定。

2优化高校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改革的建议

2.1制定出岗位设置的具体方案高校的制度改革人员要想优化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的改革，首先，就需要制定出进行岗位设置的具体方案。要在学校内部成立聘用的相关组织，让组织内的成员定期地学习相关的文件，从而明确岗位设置的概念以及设置时应该遵循的工作原则，明确设置的程序等，从而为岗位设置工作的正常开展打下基础。然后，再根据本学校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的数据，开展一系列的调研，制定出具体的方案。最后，开展聘用管理工作，同职工签订聘用的合同，并且还要将聘用的结果上报至教育部进行备案。

2.2加强宣传高校要加强对于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制度改革的宣传，掌握这项工作的规律，树立起教师为本的改革意识，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营造出良好的改革氛围，丰富宣传的途径和形式，从而促进高校内部广大教职工责任意识以及竞争意识的全面提升。

2.3对机关岗位进行科学的确定在进行高校岗位设置以及聘用管理改革工作时，党政机关内的岗位基本上要确定成管理的岗位，但是对于那些要求相关专业经验的岗位，例如：会计、卫生等岗位，可以自愿地选择聘任管理岗位或者是聘任专业岗位。

2.4做好工资的过渡工作除了上述的方式之外，高校的改革人员还要做好工资的过渡工作，采取教育职员制，完善有关聘用条件，考核制度以及薪酬条件等方面的制定工作，适当地对重要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待遇加以提高，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妥善的处理，加强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对于每一个管理系列中人员的关系进行统筹，确保其平衡发展，为管理人员同技术岗位人员的交流提供必要的交流渠道。

3结语

第9篇

（一）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一旦法律制度设定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见性，就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和破坏。当法律的规定极为详尽具体而不易得到修正，那么它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成为进步和改革的羁绊。

（二）当前制定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1、制定法规范的事实只是现实事实的一小部分。社会现实是无限丰富的，而法律规范却是相当有限的。以规范的有限衡量社会现实的无限性，必然导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缺乏相应的调整规范。2、制定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法律规范的变化往往赶不上社会现实变化的步伐，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要求。3、由于制定法是抽象的，法官往往根据自身文化素质和司法环境的影响去理解分析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这就使同样情况的案件由于不同法官的裁判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严重冲击司法统一性。4、制定法的原则性使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时只能依据固定的法律条文来审判，法官常常处于依据法律和个案公正的矛盾中。

（三）与制定法相对应的法系是判例法，判例法具有制定法不可取代的优势，借鉴判例法优点弥补制定法不足，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

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引入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1．统一审判标准，充分实现法的安全价值。基于我国法制不甚健全，法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导致同样案件出现不同裁判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民众对法律认同感不强。2、节约司法资源，降低法治成本。案例指导制度借鉴了遵循先例的特点，法官遇到同一法律问题时，可以直接参照指导案例，不必对统一法律问题的分析适用重新进行思考，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3、增加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强司法公信力，提高审判的社会效果。案例指导体现出的具体生动性将促进法律更好地普及。

（二）引入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1．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一种制度安排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其主要原因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整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更有效。案例指导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立法相比，起指导作用的案例是已经生效的案例，其生产成本很低；从交易过程来看，其主要是配合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具有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的优点。因此可以说，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2、就中国今天的法治现状而言，我们并不是要强调判例的主导地位，而是呼吁恢复判例的有益之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弥补我国长期以来制定法的缺陷。2005年10月2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二五纲要）中，特别增加“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一节，提出5项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规范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建立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方式、指导规则”。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向全社会发出的一个改革意见。

三、建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构想

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应该是在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形成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法院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受这些判例的约束并且在判决书中加以引用，以指导判例补充制定法、解释制定法。

（一）指导性案例的创制主体

案例的创制权应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原因在于：（1）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全国只有一套上下有序的法院系统，判例要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必须由级别最高且最具有权威的法院来创制。（2）我国的基层法院数量庞大，如果允许每个法院均享有案例的创制权，那么势必会造成同样案件有多个裁判版本，导致判例与判例之间相互矛盾。（3）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承担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的职责，享有法律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和具体案件批复权，与司法解释类似的案例指导由最高法院负责合理可行。

（二）指导性案例的选用标准和程序

1．选用标准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文书形式应当有严格的要求。根据法律规定，裁判文书主要由案情、判决理由、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四部分组成。作为指导性案件应该符合几项条件：1、案件类型具有新颖性，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现实产物。对案件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对社会价值取向和未来社会发展有进步作用。2、案件类型属于易发、多发的，对此类案件进行精当适用，有典型代表意义。3、案例特点疑难复杂，分析探讨案例，准确裁量，有深远的借鉴意义。4、对如何适用新颁布的法律条文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2．选用程序方面，各级法院已经生效了的，符合上文选用标准的实体条件的均可报送。有观点认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每年需要颁行一定数量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有审判委员会审核、讨论，工作负担相当大，对此观点笔者也是认同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指导性案例选编委员会。由本院审判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法官参与，必要时吸收法学专家和知名律师，使之形成一种运作体系，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用明文规定的方式确立下来。案例实行逐级上报制，中院汇总基层法院和本院的案例上报至高级法院，高级法院汇总各中院上报的案例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赋予高级法院对本辖区内的案例进行初审权，此举可以确保报送案例的质量。

3．案例汇编方面。（1）最高人民法院专设的案例指导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对各高级法院报送的案例进行认真审核和分类。在编排过程中，消除各案件之间相互冲突或矛盾重叠的部分，并在每个案例后附上指导性意见，如案例的适用范围，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见解，该案例的现实意义等。并将编排好的案例汇编成册。（2）指导性案例必须经过公布才有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案例汇编成册后，指定其官方刊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才生效。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后续问题探讨

案例制度借鉴于判例法，难免带有判例法非法典化的固有缺陷。1、判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越积越多，自然而然地造成适用不便。法官面对一个需要判决的案件，首先要考虑如何在成百上千的陈年旧卷中找到一个与审理中的案件最相似的案件，比照处理。而当事人要预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也需不厌其烦地查阅大量先例，这与我国的诉讼经济和司法为民原则是相违背的。2、指导性毕竟是从个案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判例一旦形成便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绝对化的规则，实际上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3、法官创制的指导性案件难免有所擅断，而这些擅断的先例一旦生效，又会约束以后的审判，指导性案件拥有的不合理优势地位，可能导致违背善良和正义。

因此，笔者认为案例指导制度在运行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坚持制定法的主导地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首先应尽量寻求制定法作为裁判依据，也只有在制定法需要被解释、协调、完善时，才援引指导性案例。2、要根据情况及时变更和废止不适用的案例。指导性案例一经公布，就具有统一法律适用的普遍约束力，而由于成文法的修改、废止或者颁布，或者随着社会关系变更以及生产力进步，法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有些指导性案例不可避免的需要被变更或废止。建议最高法院在指导性案例运作一段时间后委派专门机构，定期排查经其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确保指导性案例紧贴当今社会。3、指导性案例只是审判的借鉴，必须严格依照成文法规定，不得与之抵触，而通过加强后期的跟踪论证与调研，使部分成熟的指导性案例上升为司法解释是指导性案例最主要的效力空间，也是案例指导制度承载的重大责任。

第10篇

1.1引言

嵌入式系统被定义为：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实际上嵌入式系统是计算机的一种应用形式，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后的产物，具有软件代码小、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快等特点。因此它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高度分散、不断创新的知识集成系统。特别适合于要求实时的和多任务的系统。

从美国微软"维纳斯计划"白皮书到中国中科院推出的"女娲计划"，整个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掀起了嵌入式开发与应用的热潮，人们开始关注嵌入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情况。嵌入式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也随之走入了高校和研究所，成为人们的学科，并且相应地开发出了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浏览器和嵌入式数据库等产品。在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后PC（Post-PC）时代，嵌入式系统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军事技术、各类产业和商业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中。随着国内外各种嵌入式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嵌入式技术越来越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

如今嵌入式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那么嵌入式系统应用缘何能在近年来的信息技术应用中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商家角逐的对象。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巨大的商业利益，单就电视应用而言，目前全球有2亿多有线电视用户，中国也有8000多万户，而且每年还在以600万的速度递增。如今，在这块领域里，还没有一家公司有成熟的产品，也没有标准的操作系统，更没有一个可以主导市场的垄断者。在这种局势下，虽然竞争将异常剧烈，但突围的可能性也较大，只要能够培养出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是有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

如今嵌入式系统已经成为IT界的又一新焦点，它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时代，它被广泛应用到金融、航天、电信、网络、信息家电、医疗、工业控制、军事等各个领域。

1.2选题意义

微机控制系统是一种实时系统，所谓实时系统是指系统能及时地响应外部事件的请求，在许可的时间限制内完成对该事件的处理，并控制相应的设备完成实时操作。

为了满足处理实时事件的要求，绝大部分单片微机都具有中断功能。它允许在发生某一事件时（例如外部设备运行完成、定时时间到等），为了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中止现行程序的运行而进入处理该事件的程序，处理完再返回原程序执行。

随着单片微机应用的日益深入和广泛，应用的水平越来越高，应用系统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一个系统经常需要控制多个对象，并且这些对象都要求实时操作。特别是现在已开始大量使用多机系统，它们一般为主从结构的多机控制系统。从机完成数据采集、计算、控制等功能。主机可向从机发命令，修改从机的参数，而从机可向主机回送结果和数据。在这样的系统中，主从机通信与从机的数据采集、计算、控制等必须并行进行，即从机在通信和执行主机的命令时，也不能影响其它操作。因此，较复杂的单片微机实时系统特别是多机系统，均要求单片微机系统具有同时进行多种实时操作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并行处理。另外，在系统软件设计中，多采用单任务顺序机制。程序由一个主循环控制，通过判断不同的标志轮循调用各功能函数，在主循环中调用的模块按顺序运行。

（论述嵌入式系统与一般系统的差别，优缺点）

本课题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利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法及测试技术，结合RTOS的选取原则，选用了源码公开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II，结合实际应用，设计了一个实现对多点温度进行控制的嵌入式系统。

复杂的微机控制系统使用常规的顺序程序设计方法加上中断来实现功能是比较困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时性差：由于计算机在处理中断时，一般不允许响应低级和同级中断，为了提高实时性，要求中断处理程序尽量短。但是有许多实时操作的处理比较复杂，需要较长的CPU执行时间。如果用中断来完成这些处理，则在处理时，无法响应低级或同级中断。如果采用中断置标志的方法，让主程序来进行处理，则一方面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难以做到实时处理，因为主程序不可能在执行其它程序时，随时去检查这些标志位而转向不同的处理程序。

(2).难以实现并行操作的相互通信：在功能较强的实时系统中，除了主程序有时需要与中断间进行信息交换外，各个并行操作之间有时也需相互通信。这些用常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

(3).结构复杂、移植性差、维护困难：单片微机功能的复杂化，使软件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为了实现并行操作，需使用大量的中断和标志，使程序结构十分混乱，难以设计和调试。同时由于程序采用线性结构，使得程序难于修改或者移植，因此缺乏灵活性、通用性和可维护性。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可以把应用软件按所完成的功能分成一个个独立的、但可以并行运行的任务，如串行口通信任务、数据采集任务、数据计算任务、定时打印任务等。这样，整个应用软件有各个任务所组成，设计、调试时可分别进行。修改时只可修改个别任务即可，从而提高了软件的可移植性。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并有效地实现任务间的相互通信，当应用程序处理的任务较多，尤其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以上的工作和任务时，在软件设计中引入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ealTimeOperatingSystem,RTOS)将非常必要。

提倡在嵌入式应用中使用RTOS的最主要原因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长期以来，在国内传统的开发方式是：针对某一应用，画程序流程图、编制应用程序。通常是线性程序，此机制的优势在于流程直观。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除中断服务程序以外，各程序模块没有优先级的区别，被主循环简单地轮转调用，实时性差，响应时间无法预料；而且，当一个任务申请不到资源，或循环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跳出循环时，其他任务将得不到响应，当程序很小时，虽然可通过设置Watchdog，利用中断等方法来解决上述矛盾。如果程序变得较大，将大大增加开发时间和调试难度，复杂度不堪想象。正是上述的缺点，在干扰严重的情况下，系统安全性差。另一重要原因是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系统中引入RTOS之后，有RTOS完成任务管理、任务间通信、中断管理等功能。嵌入式系统中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在应用系统启动后，首先运行的是背景程序，用户的应用程序是运行于其上的各个具体任务，多任务操作系统允许灵活地分配系统资源（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等等）给各个任务，各程序模块（或者任务）就如同中断程序一样并行运行，这样就可以简化那些复杂而且时间要求严格的工程的软件设计，同时也提高了可靠性。

目前较流行的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国外主要有VxWorks、QNX、pSOS、WindowsCE等。另外，国内也有许多自主开发的实时操作系统，如科银京成（CoreTek）公司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平台DeltaSystem,中科院推出的Hopen嵌入式操作系统，浙江大学自主研制开发的全中文的嵌入式操作系统HBOS系统等。这些操作系统性能优越，易于移植，但均属于商业操作系统，需支付昂贵的版税。另外也有两个优秀的自由软件操作系统是μC/OS-II和嵌入式Linux，它们也具有相当好的性能，且源代码开放，免费使用,以上这些操作系统大多都有完善的开发环境和工具。用户在进行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时，根据具体应用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实时操作系统。

1.3课题的实现

（本课题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利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法及测试技术，结合RTOS的选取原则，选用了源码公开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II，结合实际应用，设计了一个实现对多点温度进行控制的嵌入式系统。）

目前就成本而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很多测控应用领域，微处理器只需8位或16位单片机就可胜任,对于这样低端的产品开发，要完成较复杂的任务，可采用微内核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如μC/OS-II、RTX、CMX等来完成软件设计。在应用中，已经能够明显减少系统的软件设计工作量，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考虑到系统实际应用，在硬件设计方面，微控制器选用了台湾Syncmos公司生产的8位微控制器SM5964,它是80C52微控制器家族的派生产品，其强大的片内资源，只需选用少量的器件即可实现系统的要求。温度测量利用Pt（100Ω）热敏电阻，测量的模拟信号经模数转换模块转换后送入微处理进行处理。模数转换器选用凌特公司(LinearTechnology)推出的20位无延迟模数转换器LTC2430，此模块可直接对测量的毫伏级信号进行处理，并能够达到精度要求。其它也选用了与通信和输出控制相关的器件。

软件的设计基于软件开发平台μC/OS-II，它是由Labrosse先生编写的一个开放式内核，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源码公开，此RTOS的更多优点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一方面它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进行修改。由于它没有功能强大的软件包，基于具体应用需要自己编写驱动程序，为使其能够正常工作，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成相应的移植工作。μC/OS-II是一个占先式的内核，即已经准备就绪的高优先级任务可以剥夺正在运行的低优先级任务的CPU使用权。这个特点使得它的实时性比非占先式的内核要好。在设计中，给予不同任务不同的优先级，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对温度控制方面，采用了一种基于时间最优控制的PID算法实现对温度控制。

除了实现对温度的采集、处理、控制之外，本课题一方面利用SM5964的ISP功能，实现了PC机利用ISP技术进行对系统远程加载和升级。另一方面，利用RS232串行通信技术，实现了PC机与系统的通信，并可对系统进行远程控制。从而实现了微机控制系统中主从式控制系统结构。

1.4论文的章节安排

论文的结构及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概述

概述部分由嵌入式系统成为当今IT行业又一热点开始，结合当前微机控制领域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在此领域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必要性，引出课题的意义。最后给出课题的实现方案。

第二章嵌入式系统

本章首先对嵌入式系统的历史进行论述，引出其当前的定义，并提出了RTOS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然后提出了嵌入式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嵌入式处理器和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分析了当前嵌入式处理器的分类以及当前流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点。最后论述了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工具及应用状况，并对嵌入式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加以展望。

第三章系统的开发环境及相关技术

本章根据第二章的论述，结合课题的需要，首先对系统选用的主控芯片SM5964的特性进行了介绍，并根据嵌入式操作系统的选取原则，对系统选用的RTOS---μC/OS-II的特点进行了论述。然后根据系统实际应用介绍了对实时内核进行的扩展。最后，阐述了系统设计中使用的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协同设计技术和测试技术。

第四章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本章中论述了本课题的核心，详细论述了实现对多点温度进行控制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从对系统的硬件设计进行论述开始，然后完成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进行操作系统的移植工作。最后对系统的软件设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软件设计中，把系统的软件分成人机交互、串行通信、温度的测量及控制、远程加载等四大模块，并对每一模快的具体实现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五章PC侧程序的设计

本章中论述了对系统进行远程监控和ISP功能主控侧程序的实现，模拟实现了主从式微机控制系统主控方的程序设计。首先论述了VC++对多线程的支持以及多线程编程中的关键问题，然后详细阐述了主机侧通信功能和ISP功能的设计。

第六章系统的扩展及总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在系统中实现文件系统和网络功能的方法，对整个课题给予总结。

第二章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已经被用于各行各业，也深入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本章较为全面地介绍和研究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对嵌入式系统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作一定的论述，对于了解嵌入式系统及其开发和研究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2.1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

2.1.1嵌入式系统的历史

虽然嵌入式系统是近几年才风靡起来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单片机的出现到今天各式各样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微控制器的大规模应用，嵌入式系统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一个系统，往往是在硬件和软件双螺旋式交替发展的支撑下逐渐趋于稳定和成熟，嵌入式系统也不例外。

第11篇

企业文化英译为CorporateCulture，又被称为公司文化，传入我国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自从企业文化传入到我国之后，就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话题，因研究不断地深入，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也有较多的定义。在学界中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共同培育、自觉遵守的，具有企业自身价值特色的物化精神的总和。物化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产品。从企业文化的构成方面来看，主要由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组成，所谓的物质层就是指企业所有员工共同创造的产品、设施等，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谓的行为层就是指企业行为文化，主要是由企业的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等方面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的精神层，就是指企业在制度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两个方面。

2企业管理制度相关论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的相关标准、文化特色等方面。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管理的标准、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等，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以书面表达的形式来归定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条例、规则的集合。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一定时期的管理目标，并且能够维护员工的共同利益。

3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上文中曾经说到，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较广，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虽然是外在的一种表现，但是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②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体现出企业的文化。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因此可以从这里发现企业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事风格等，是企业文化的展现。③通过企业制度管理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怎样去做，能够将企业文化推行得更加深入。另外，企业员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需要表达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淘汰劣质的文化，能够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吸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

4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融合的对策

第12篇

关键词:带薪休假;影响;对策

1国际带薪年休假制度

带薪年休假,也称带薪休假,指工作一定年限的员工每年可以享受保留工作和工资的假期。带薪休假制度,就是指规定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享受保留工资和工作的假期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带薪休假制度在国外已实行多年,在许多国际公约中也有规定,例如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第52号公约——《1936年带薪年假公约》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后休假至少应有6个工作日,未成年工和学徒为12个工作日,放弃或取消年休假的劳动合同一般应视为无效。1970年通过的132号公约修改了上述规定,该公约虽然允许各国主管当局规定获得假期资格的服务期限,但又明确规定,服务期6个月者有权享受年休假;服务期1年者,年休假不应少于3个工作周。公约还规定,由于疾病、受伤、怀孕等无法控制的原因致使雇佣人员缺勤,应计为服务期的一部分;公共例假和传统节日,不论是否与年休假同时发生,均不得计为年休假的一部分。

2我国带薪年休假实施的好处



2.1是“以人为本”的具体实践

很多人认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颁布实施,对整个社会来说,首先是“以人为本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一次生动而具体的实践。因为带薪年休假制度是保障劳动者享有休息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不仅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充分尊重,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带薪休假不仅是《劳动法》赋予职工的权利,它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使职工得到更好的休息,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同时,能刺激消费、激活经济,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都是很有好处的。

2.2能缓解社会运转、生态方面的压力

我国“五一”、“十一”和春节的七天长假制度,对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应当充分予以肯定。但是,“黄金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首先,交通运力与游客数量失衡。其次,景点容量与游客数量失衡。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在“黄金周”期间往往人满为患,使旅游质量下降,游客投诉增加,而且容易造成环境的破坏。第三,旅馆、饮食服务行业容量与游客数量失衡。要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态,比较适宜的解决之道是改变休假制度,削减假日人流峰值。因此劳动法中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可以允许职工在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后有带薪年休假,一方面能避开出游高峰期,使劳动者能闲适从容地回家或出行、使旅游设施、运输能力、旅馆等服务能力大致趋于均衡;另一方面,大家轮流休假,不至于使工作陷于停顿,尤其是可以保障服务业和政府部门更好地提供服务。

3带薪年休假制度存在的问题

3.1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推行与执行情况能否真正落到实处

首先,就像之前劳动法所规定的带薪休假,只是规定了一个大框架,但具体细则却迟迟没有,导致在很多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维护职工休息权的意识比较淡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而企业中的职工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逐渐增大和更看重现金报酬,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不易,保职也不易,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更不易。一旦带薪休假,万一因此丢了饭碗,没了工作,就得不偿失了。因此许多人宁愿选择加班拿补贴,也不愿意为了休假而冒丢工作的危险。

第二,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但是,在这一制度当中,没有包括像农民工之类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进城务工大多实行“小时工”、“日工资”的劳务薪酬,还有很多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临时工,也没有得到具体的规定,因为他们是一些流动性非常强的人员,需要经常更换工作、务工地点,对于工作时间的计算不好界定,要达一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3.2如何对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管

长期以来,带薪年休假制度之所以成为“写在纸上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触及了企业主的利益——职工带薪年休假必然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支出。即使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部分企业主们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时候政府国家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这一制度的实行。

4对策

4.1加强宣传

通过宣传,一方面要让员工了解带薪年休假是个人的一

项基本权利,每个职工都应该按法律规定享受此政策,并且还要向员工详细介绍具体的细则,使其对自己应该享有的带薪休假的资格条件、时间长短、薪金标准等事项了然于心。

另一方面,也要让企业管理者深刻地认识到带薪休假对于员工身心放松有很大的好处,使员工能在休假之后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并且能加强他们的归属感,进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个可以通过倡导企业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意识到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通过一些评选活动,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4.2要加强对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的监管和对违反规定行为的惩处

(1)监察企业是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

《中国青年报》一次公众调查显示,67.2%的人不无悲观地认为,即使正式实施,在自己单位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和推动政策的执行,各级政府应经常进行核查或抽查,特别要加大对企业违反带薪年休假规定的处罚力度。对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有关部门要严格依照条例的规定责令用工单位限期改正,给予处罚,并向职工加付赔偿金。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就曾说过:“有些单位之所以不实行带薪休假,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是因为他们违法的机会成本太低。如果加大违法成本,把日工资标准定得高些,并提高不安排休假应当支付劳动者的补偿金标准,企业不但会主动执行,还会督促劳动者休假。”

(2)加强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动。

工商、税务等部门可以联动,把执行这项制度作为考核企业诚信的一个方面,将它和企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挂起钩,让企业变不想执行为主动执行、积极执行。

4.3对自觉遵守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予以政策优惠

除了严厉惩罚那些违反该制度的企业外,对于那些自觉遵守带薪休假法律条例的企业,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政策倾向,比如减少税收、颁发荣誉证书等,这样不仅鼓励了这些企业继续遵守法律,还能起到榜样的作用,使其他企业看到守法的好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以这些企业作为标杆,自觉履行带薪休假制度,以促使这一政策高效、普遍得到实施。

参考文献

[1]滕悦.中俄两国劳动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J].经济师,2007,(7).

第13篇

(一)缺乏国有资产理论准确认识

国有资产管理的对象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该紧紧围绕这一对象，从国有资产的属性、定义等方面做好对管理对象的认识。我国目前国有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就是缺乏对国有资产的准确认识。提起国有资产，中国公民都不陌生，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然而现在存在的重大误区就是认为国有企业中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从普遍的对国有资产的认识观可以发现，目前我们对国有资产的认识较为肤浅与表面，大而笼统的把资产化为了一类即国有资产，鲜有人能够细分国有资产。要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首先必须加强对国有资产的认知，科学的、有效的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便于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分工，提高工作效率。首先从我国资产参与市场经济职能来划分，主要有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两类。进一步细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存在于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军工企业、研究所等。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分类非常多，可以按照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行业进行分类。对国有资产分类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国有资产的效能，通过不同职能部门国有资产应该发挥的作用，有重点、有针对的做好管理工作，而不是像目前一样进行较为宽泛的管理。

(二)未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1.国有资产管理法律较为分散的存在于许多法律中

目前我国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条文来源非常广泛，有宪法、预算法、公司法和刑法等。以上不同的法律由于法律级别和层次不同，其中涉及到的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侧重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宪法作为最高法，站在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角度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提出了要求；预算法实质是对未发生经济事项的提前预测和指导，主要从国有资产的购置、租赁等角度来约束国有资产；公司法针对国有资产主要是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确保国有资产的不流失；刑法主要是针对违规操作国有资产人员的有关处罚。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大多数法律都提到了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方面，然而因法律适用性不同对国有资产的规定较为零碎和分散。

2.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充满了争议性

作为我国专门规范国有资产的法律，从该法律名字的更换就可发现虽然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法律已经出台，但是该法律对纳入管理的国有资产范围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国有资产法认为应当把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一起通纳入到管理范围内，然而该观点又因为对国有资产基本认识的加强而被逐步否定，随着单独剔除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观点又占据了上风，从立法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约束和指导能力得到了质疑。

二、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的成因

(一)产权划分不清影响经济效益

国有资产同资产一样，具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我们平常最熟悉的是国有资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占有权强调对国有资产拥有的状态，由于国有资产通常规模较大且金额较多，因此较为便利的区分谁对国有资产行使了占有权。国有资产使用权更易于区分，谁正在使用或者通过固定资产租赁合同就可以辨别谁在使用固定资产。然而针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往往是最难以区分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个概念太大，不易于管理。从基本层面上看，国有资产所有权有中央与地方之分。在地方上，国有资产还有级次之分，到底是省国有资产还是市国有资产，到底是上海的国有资产还是浙江的国有资产。通过举例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非常复杂，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国有资产归谁所有，就会引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权、责、利不匹配同样是导致国有资产管理的大问题。虽然中央和地方都拥有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中央的权限远大于地方政府，有时基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中央会插手地方事宜，强制使用地方所有权的国有资产来完成某项任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该类情况有时并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利益，却消耗了地方拥有的固定资产，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对该类国有资产管理的积极性。

(二)产权划分不清导致政企不分

目前国有企业的高层(尤其董事长和总经理)更多由政府指派担当，由政府指定人选，缺少职业经纪管理人员的加入，国有企业管理层人员缺乏市场性。政府官员担当管理层最大的弊端就是将企业行政化，政企不分是该类国企最大的问题。有政府资源的国企充分利用该背景，从资源的取得到产品的销售，都脱离了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使得部分民企无法与同行业的国企公平竞争，“国进民退”现象越发普遍。

(三)产权不分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

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较为复杂，政府、国资委、国企的多层次委托极易导致监督困难以及责任推脱。企业缺少良好的监督是企业经营的隐患，对于国企来说更是如此。国企本身因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复杂性使得制度管理存在漏洞，而多层次委托在监督和追责上无疑又增加了难度和成本。国有企业如果不能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内部掌权人必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控制企业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在职消费，甚至走上的不归路。内部人控制已经成为了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三、提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相关建议

(一)明晰国有资产权利边界

政府、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类国有资产的拥有单位，在行使对国有资产管理时，首先必须明确国有资产的权力边界。管理国有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在属性上往往偏“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存在着政资不分的特点。当今倡导政企分离，就是要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完全交由企业本身，让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充分利用好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同样如此，政府和公职人员应当减少对企业经营的插足，让企业国有资产的占有人行使好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这既增加了国企在国有资产的管理能力，同样也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加强企业权利，并不是意味着政府退出舞台，相反，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效果的监督，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效果进行评定，组织国有资产管理交流会，做好监督和指引的工作。

(二)释放国有企业活力

我国应当完善国有资产在管理方面的设计，以法律等形式规定政府和国有资产的占有者在国有资产使用上的权力，避免两者在实际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权力冲突和权力交叉。政府应当在最大可能的限度之内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拥有更多独立性的同时应当加强制度完善，做好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国有企业应当加强投资力度，在市场机会出现时果断投资，建立多层次、有深度的产权组织结构关系，充分利用市场展示国有企业强大的生命力。

(三)加强企业外部监督

第14篇

1.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基本概念

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

我国曾经将不良贷款定义为呆帐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即一逾两呆）的总和。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该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1.2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估算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上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如尝试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改革，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的指标等。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严重偏高，尤其四大国有银行为最。2004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减少3946亿元，下降4.56个百分点，已降至13.2％。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出世界银行业的平均水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仍处于高位，不仅已超过《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且与国际先进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应保持在5％以下的要求相去甚远。如果考虑各国有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数字相对保守的因素，那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更是可想而知。

表1-1截至2003年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单位：亿元人民币

银行名称贷款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

中国工商银行29578.377598.7821.56%

中国建设银行17663.882679.6011.90%

中国农业银行19129.606982.0330.07%

中国银行18161.894085.3118.07%

合计84533.7421345.7225.26%

尽管我国近年来频频采取诸如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加强银行监管等一系列措施，但权威人士指出，高风险、低收益仍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说，2004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但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由此可见，如何控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使其不良贷款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我们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已久，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也就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历史上的原因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当然，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不良贷款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2.1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

首要的是计划经济下国家对我有企业的资金扶持转移造成的，而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一大批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负债。

这当中，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生，如：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等。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拨改贷”开始。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国有银行根据政府的指令发放贷款，经济转轨后，改革的成本大部分由银行承担了，由此形成大部分不良资产。

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成立前，国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放的贷款，也就是所谓的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当时的对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是要有政府批准的，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而大多是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投资。

第二，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这样，国有企业经营出现亏损，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这是造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的原因。

可以看出，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国家建国有企业而不注入国家财政资金为其注资和补贴，而以政府的名义给予国有企业不需审查评定的银行贷款，其结果必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而政府财政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损失。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种政策性投资中充当了类似于“募捐者”的角色，最后的结果是所能够回收的利息或者贷款利息总额很少，甚至会发生全部损失。

表2-1国有企业资产投资总额中各种融资来源所占比例（％）

国家预算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国外贷款

197075.323.90.8-

197564.434.41.6-

198044.736.511.77.2

198526.440.423.010.2

199013.243.223.620.0

199110.243.128.118.6

19945.051.025.718.3

19964.650.923.720.8

19987.049.923.319.8

200010.445.325.219.1

200112.347.923.116.7

2.2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机制方面的缺陷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法人治理结构未能建立起来、经营机制不活、管理落后、人员素质低等因素都影响着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当然，与不良贷款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银行信贷制度也很不健全。

2.3从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中寻找解决的途径

从前面两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有银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时期背负了特殊的使命，而在我国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又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随着我国积极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国有商业银行所背负的历史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

政府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14000亿元不良贷款的债转股；国家财政注入2700亿元资本金；设立银监会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下达降低不良贷款的硬指标，如2年内不良贷款率下降3％-4％，不良资产余额下降700－800亿元；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全面推行贷款的五级分类等一系列措施。可见国家在改变国有银行外部环境和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资产率从根本上提供了条件。

然而，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改变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不相适应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制度，尤其是和不良贷款形成息息相关的信贷制度并不完善，导致了不良贷款一边剥离一边新增的现象。让我们看看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贷款和信贷制度的特点。

3.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对我国不良贷款进行分析

3.1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特点及背景

工行2003年年报显示：2003年末，工行总资产为53000亿元，贷款余额33900亿元，不良资产8500亿元，不良贷款7200亿元。另有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工行不良资产率为14.9%，不良贷款率为19.6%.总的说来，其不良资产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手续大多严重缺失。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不良贷款形成的时间太长，每笔贷款的银行信贷员有不少的变动很多信贷员已经退休，致使贷款手续严重缺失；另一放方面，由于很多贷款是行政命令的结果，银行本身就没有完整的贷款手续，加之当时的法律不完善，很多贷款甚至没有借款合同。

二是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信用贷款。而放款的数额其实已经严重超出了企业的偿还能力。

三是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80%以上来自国有或集体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已经停产或倒闭。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中型甚至大型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能适应市场而纷纷倒闭或生产停滞，而银行资产也随之形成不良。

四是由于贷款大都投向国有和集体企业。工商银行的不少不良贷款牵扯到不少社会问题，清收难度较大。由于工行的不良贷款大都来自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人员多，负担重。如果按照一般的清收方法企业的话，很多社会负担将转移给政府，这样不但加大了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执行的过程也必将难上加难。

五是部分贷款由于时间过长加上银行没有按时采用有效的方式延续债权，银行的贷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大多流失殆尽。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不良贷款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缩影，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工商银行的贷款受到了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银行职能不明确的大环境影响。

3.2从不良贷款的特点来看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以上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的特点中，我们可以逐条来分析出工商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信贷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贷款风险责任制度。在贷款形成过程中，许多贷款

是口头的指示，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度，加上发放贷款时和贷后管理的信贷员以及审批人和签批人频繁更换，导致贷款出现风险以后无法准确地确立责任人。而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后果，必然使信贷人员和主管信贷的审批人存在侥幸心理，反正亏了是国家的，自己却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几个银行领导因为形成不良资产而受到什么处罚，因此贷款发放时审查不严甚至为谋私利的情况并不少见。

二是银行没有严格的贷款审批标准，就是说没有一个严格的门槛。信用贷款是最好的例证，没有一条严格的限制，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放贷款，可以放多少贷款，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银行没有严格的对企业评级和授信制度，盲目的发放贷款，往往使企业需要多少贷款或者领导说法多少贷款就放多少贷款。

三是银行贷款大都发放给国有企业或者一些大企业，以为企业越大风险越小。

以贷款投向的向大集中为特点，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也不一定能降低贷款风险。因为“大”不一定等于“好”，大有大的弊端，大企业易得“大企业综合征”，韩国的大宇、美国的安然等庞然大物的倒闭，就是明显的实，至今那些贷款银行仍心有余悸。贷款过度投向大企业，显然不利于分散贷款风险，何况我国的大企业，目前尚是国有成份占主导地位，由于产权虚设，易得“国企病”，一旦发生贷款风险，对银行所造成的冲击也会不少（过去国有企业曾给我们银行带来了不少的不良资产包袱）。由于贷款牵扯到的社会问题较多，当贷款出现不良以后也会出现“执行难”的问题，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的困难。

四是没有明确的贷后管理制度，致使贷后管理不善，出现风险不能很好的控制风险，使风险减少到最小化。当企业贷款出现风险以后，信贷人员不能及时地反映情况，不能把具体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人员，不能及时的企业追偿贷款，一拖再拖，导致银行丧失两年的诉讼时效，造成贷款全部损失。由抵押的贷款也是如此，由于贷款逾期以后银行不能及时地处置抵押物或者不能及时企业，导致抵押物年久失修，价值流失殆尽，给贷款造成了更大的风险。

当然，我们只是从不良贷款形成的时候看工商银行的信贷制度的缺陷，近年来，工商银行不断的完善信贷制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工商银行信贷制度的缺陷中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管理制度不完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即历史因素和经济体制制度转变的影响不复存在的今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是我们解决不良资产困饶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4、国内外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

4.1借鉴对比和完善国有银行信贷制度的必要性

4.1.1不良贷款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不良贷款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在商言商，商业银行的目的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不良贷款数量和比例无疑和银行的利润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以后要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采用利润冲销坏帐的方法来消化不良资产，也就是说只有在银行总利润减去不良资产形成的坏账以后才是银行的净利润。

工商银行的信贷手册里有一段名言：“我们收取的利息再高，也难以弥补贷款本金的损失！”举一个简单的例证：100万元的呆账，按年收益率2%计算（贷款利率减存款利率），年收益为两万元；如果该笔贷款发生风险，冲销还账100万元，则需要用50年的收益才能补偿。如果考虑银行管理成本的支出、实践价值的因素、通货膨胀的因素，那恐怕需要用上百年的收益来补偿。“不良资产对国有商业银行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是坏账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信誉对银行来说就是生命线，如果银行失去了信誉就像一棵大树没有了根基，其后果可想而知。银行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采用的是负债经营的方式来获得利润，而银行的信誉如果受到影响，负债（简单一点说就是存款）就会在短时间在内减少，而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不可能短时间内收回，这样的话银行就会面临倒闭的危险。而从存款者的角度来讲，为了不使存款出现风险，显然不会放心的将存款放在一个频频出现坏帐银行或坏账相对较多的银行。

其次是坏账对社会诚信环境和贷款客户信用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两个客户在同一银行贷款100万元，其中一个客户贷款出现了风险，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银行内部管理的原因，该客户逃避债务50万元，那么另外的客户显然心里不平衡，也会想方设法逃避银行银行的债务，这样的话银行的信贷环境就会恶化，则加了贷款出现出现风险的可能行。从大环境来讲，过多的不良资产的出现就会影响社会的信用，使我国的经济大环境受到影响。

其他方面：1.减少国家税赋收入。银行是国家税赋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良资产增加，银行盈利下降，甚至出现亏损，国家税赋收入就会减少。2.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3.诱发通货膨胀。4.影响社会经济信用制度。5.引发金融危机。等等。

4.1.2建立完善的信贷管理制度是控制不良贷款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良资产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实现不良资产的转化不仅使银行也是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然而，不良资产的转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2005年4月，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杨再平说，2004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但若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新增贷款稀释效果的影响，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是“不降反升”。尽管我国近年来频频采取诸如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加强银行监管等一系列措施，但权威人士指出，高风险、低收益仍是国内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综合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从制度上控制不良贷款的新增，才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此消彼长的恶性循环。

怎样实现从总量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新增呢？关键是不断的完善国有银行的信贷制度，那么要建立什么样的信贷制度，怎样建立完善的信贷制度呢？让我们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外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中寻找答案吧：

4.2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借鉴和对比

相比较来看，外资银行是十分注重信贷风险防范的。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的制度化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不良贷款的出现和增加。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制度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

4.2.1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制度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纵横贷款风险控制制度体系。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

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这样既实现了银行内部的商业化管理和权责制约又避免了新增不良贷款的产生。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结构与外国银行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这种制度结构极易发生领导或者贷款主管人员利用政策进行非正式的贷款行为，最终形成新增不良贷款。

4.2.2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

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使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又多了一个复杂而又特殊的原因。

4.2.3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在国际金融论著里，银行的主要职能中有一条银行应该参与所贷款的企业的策略制定和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建立一套完整的银行指导管理企业的制度体系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个根本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仍需改进。

5.国内外商业银行管理制度比较得出的借鉴和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上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与外资银行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贷款的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是势在必行的。

5.1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我们应该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

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

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5.2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

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5.3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

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

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5.4改革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变侧重贷前测控为全过程监控

目前各行贷款风险意识显著加强，但主要侧重于贷前测控，即重视贷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和贷款风险度测算，这对于优化贷款投向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贷前、贷时是效益好的单位，贷后有可能因市场变化或经营管理不善而变成效益差的单位，因而贷款的风险度有可能增大。因此，只重视贷前测控，轻视贷后监控，仍不利于降低贷款风险。只有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贷后定期（如分月或分季）和不定期地（如，当单位出现重大变故时）多作信用等级评定、贷款风险度测定和还贷能力测算，并以此作为调整贷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贷措施的依据，才有可能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同时，对质押贷款、抵押贷款和保证贷款，贷款银行还应全过程监控质押物、抵押品的保管状况和担保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严防因质押物或抵押品遗失变动、残损变质和因担保单位经营管理不善而引致担保失效。当企业改制或关停并转破时，一定要认真积极主动参与，随时关注，坚决维护银行正当权益，防止企业趁机丢包袱、卸责任，搞“金蝉脱壳”或“过河拆桥”。当贷款出现风险时，一方面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另一方面要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惩前毖后，“亡羊补牢”。对呆帐贷款进行认定和核销时，一定要追根到底，查出究竟，防止企业通过弄虚作假手段逃废银行债务。

5.5改革贷后日常管理制度，变软约束监督为硬约束管理

国有商业银行把贷款投放给企业，贷款使用的主动权基本上握在企业手里，银行对贷款实际使用的监督不仅是事后的，而且也是被动的，致使一些贷款使用不当，危及了贷款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贷款的贷后日常管理，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管理，建立对贷款单位从贷款发放起始至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截止的全过程的贷款使用情况日常硬约束管理制度。具体可以考虑以下几点：（1）建立对贷款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控制制度。贷款发放到帐户，银行可严格控制此笔贷款的支付，贷款单位如需支付使用，须先经信贷部门对实际使用用途进行符合式核准后，会计部门才可办理付出。（2）建立对贷款日常周转使用的控制制度。贷款投入到企业并经第一次使用变成贷款单位的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后，银行更应加强贷款管理，严防贷款在周转使用过程中被逐步挤占挪用和转存他行。信贷部门除勤下贷款单位明查暗访贷款的实际周转使用情况和贷款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外，还应通过书面签约方式要求贷款单位将货款回笼到贷款银行，不得搞体外循环。同时，应通过参与企业管理，直接管理贷款的日常周转使用。（3）建立对贷款单位违约的信贷制裁制度。凡贷款单位货款不回笼到贷款银行、违约使用贷款、不按时归还到期贷款本息或经营管理状况恶化危及贷款安全，银行可采取停止发放新贷、在帐户上直接扣收贷款本息、拍卖抵押品还贷、向担保单位收贷或登上企业黑名单等制裁措施，如果贷款单位逃避贷款银行制裁，贷款银行可要求金融同业联手制裁甚至采取法律手段收贷。

注释：

[1]华金秋。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不良资产新视点。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

[2]杨凯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王晓芳。银行信贷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季爱东。银行新存贷业务与法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5]易宪容。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原因新解释。香港商报，2003

[6]李杨，刘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理论。技术。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7]肖汉奇主编《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8]郭俊秀主编《中国商业银行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注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范从来、夏江主编《主券投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5篇

一、暂缓的概况：制度与实践

暂缓，又称缓予，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及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这种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理，在诉讼程序上最终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关于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则公诉机关撤销暂缓决定，公开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二是在暂缓期间，如果违反有关暂缓的监督管理规定，则公诉机关应当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认识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是我们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予以简单叙述。

（一）域外的情况

关于暂缓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予以规定。从少数规定暂缓制度的国家来看，目前所知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规定了暂时不予，即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该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以这些要求、责令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述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

德国附条件暂时不予的适用，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对于轻罪案件享有一定的与否的裁量权，但其暂缓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只适用于轻微犯罪，对重罪和违警罪不予适用；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所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是考量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等因素。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责令。

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但据说暂缓制度在德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议。从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持肯定论者的主张在立法时处于主导地位。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1年-1997年，在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所占比率相对较低，最高的率为19%，最低时仅为12.3%，绝大多数案件由检察机关采取包括不、撤销案件等其他方式予以处理。而在不案件中，根据153条a作出的不案件在这些年均在案件中占较稳定的比率，大约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总数的5.6%-6.2%。[2]

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暂缓制度，[3]而且据说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也有明显效果。根据宋英辉教授的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暂缓占日本全部不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日本检察厅公办理案件2126988件，其中不案件为6581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案件621463件，占全部案件的29.2%，占全部不案件的94。4%。[4]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但缓予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项改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就被人们称之为缓予。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定《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由社区工作服务站指定专业社工督促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安排他们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小组每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小结。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5]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但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中。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6]

然而，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规定虽然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司法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欢迎，”[7]但人们对此的争论[8]表明，对我国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实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虽说不同意见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远逊于赞同者，但我以为，一方面。其意见中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方面，其意见所代表的未必是如同论文数量之比的少数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暂缓制度赞同者的探讨，而且应该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二、暂缓的争论：价值或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暂缓制度的讨论，目前主要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在讨论中更多地是关注在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而持否定意见者则重在揭示我国实行暂缓所存在的问题。以下我们对这两种意见中关于价值和问题之争作简要综述。

（一）价值

持肯定意见者的对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暂缓可以促使未成年犯罪人真正悔改，重返社会，更好地体现“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刑罚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不同。未成年犯罪人还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一些失足少年，既是社会安宁的犯罪者，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虽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客观因素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的东西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对他们就事论事地定罪科刑既显得不公正，既不利于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缓诉，通过悉心安排的社区服务工作，使罪错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负责，树立自重的观念，培养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依法行为，避免再度触犯法律。同时，也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学业、就业及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

2、暂缓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又极其有限。这一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如果实行缓诉制度，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惩戒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

3、实行暂缓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需要。

二战后，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社会化、非刑罚化、人道化的倾向，只是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有必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实行缓诉，而非一味地定罪科刑。

（二）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对我国实行暂缓的问题揭示，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1、暂缓“实验”缺乏法律依据

暂缓既缺乏刑事实体法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酌定不的权力，但该项权力并不是其可以实行暂缓的法律根据。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其他不具备该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官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我国刑法，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已满16周岁的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则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规定，仅仅以未成年为理由，是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酌定不条件的，当然也不能成为暂缓的法律根据。

2、暂缓于我国的司法无益且有害

由于暂缓是对法定的酌定不的超越，因而是十分有害的，其一，它表现出的是对检察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会出现如同免予一样的司法权滥用，不利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其二，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检察机关借此通过对判处三年以下的被告人不予追诉而作出无罪的法律认定；其三，暂缓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由于暂缓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相比较,除适用对象(仅为未成年人)小于缓刑适用外，在适用条件上基本是相同的，即可能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给予一定的考验期等。但是，缓刑属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缓刑的作用在于既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使犯罪分子感到受到刑罚的威慑力，体现惩罚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而暂缓则将应当按缓刑处理即判刑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暂缓所规定的考验期必须受取保候审期限的限制，只能在一年之内,这就使得一部分原本应当判处三年徒刑的犯罪却只需要经过短暂的期间就能脱离法律的追究。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对法律的违背，暂缓是没有依据的违法试验。并且，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时，适用暂缓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暂缓，该如何制作法律文书？该适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哪个法条？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还认为，在酌定不适用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实行暂缓同样不宜，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应重在教育而非刑罚，这也是主张实行暂缓制度者所认同的，而基于这一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应以便宜主义为原则、以法定主义为例外，即只要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应当尽可能决定不。而暂缓在明知未成年人犯罪符合酌定不条件时，却要附加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及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等，相比某些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适用酌定不时却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以增加条件为代价的挽救，显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另外，刑事诉讼应当遵循快速、及时原则，意在使被追诉人尽早地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尤其应当如此。但暂缓对原本符合不条件时，在能够立即决定不时,仍然要给予考验期，人为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害怕追诉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未成年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及时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3、暂缓所欲实现的价值可以其他方式替代

暂缓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等方面的价值，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例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放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假释的条件，甚至于可由立法专条对此作出宽于成年犯罪的规定；还可规定采用不定期刑，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定的刑期不在判决时予以宣告,而是根据其服刑的情况来决定服刑的刑期；另应建立取消刑事污点的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有罪判决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对于服刑期满后一定时期内确属改过自新者，取消其受过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刑事处分。[9]

以上是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以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观点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探讨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前景。

三、暂缓的前景：疑惑及探索

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以为应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即暂缓的内容与特点问题、暂缓“实验”的法律依据问题、设置暂缓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求解除疑惑、明确前景。以下对这三个问题分别予以扼要说明。

（一）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分析

暂缓制度的内容与特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相关问题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予以简要揭示。

1．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德国等国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相关“实验”，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暂缓的法定条件与暂缓的制约措施。

从暂缓的法定条件来看，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条件，也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实体法方面的条件如指控被告人所犯的是轻微犯罪、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等。暂缓的法定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不仅关系到该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是否能顺利运行有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暂缓的制约措施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司法机关的制约，二是来自被告人的制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缓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我国的“实验”虽然尚缺乏相关的制约措施，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必须的，而且，对我国的情况而言，有效的制约措施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可能更多。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暂缓制度的特点，相对于其他不而言，其基本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相对于缓刑而言，这是一种非刑罚的校治犯罪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我们对同一事物可以认识其不同的特点。而我们在此探讨暂缓制度特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暂缓制度，因此，我们将暂缓的参照设定为其他不。

暂缓从其名称上看与“不”不同，然而，就其制度设计的宗旨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就是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的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法定不和酌定不相对比，最鲜明的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即暂缓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法定不和酌定不的适用对象；而且，一旦决定法定不或酌定不，那么，该决定在程序上就具有终止诉讼的确定效力，而暂缓决定以后，对被告人是否终止追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暂缓从其内容上看与缓刑有共通之处，即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确定性，且这种非确定性都与被告人在考验期的表现相关。然而，两者却有质的差异。缓刑是一种刑罚方法，暂缓则是一种程序性的处置手段。我以为，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暂缓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有无设置暂缓制度的可能与需要。而结合这两个特点对暂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正是我们现在加强的。

（二）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的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肯定和否定意见对立明显。我认为，否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所具有的非确定性特点，该如何解释？酌定不既然并不具有该特点，其作为暂缓的法律依据，至少在充分说服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二，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的制度创新意义就将顿减。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突出的问题在于，酌定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制度，然而，暂缓只不过是德、日等少数国家规定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早有酌定不的规定，但暂缓却是最近几年的探索，也就是说，从酌定不到暂缓，其间还有明显的距离，并且，两者没有法律上的依从关系。

当然，肯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设计暂缓制度的法律依据，更不意味着否定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创新意义上来看，探讨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应是个更有价值的工作。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讨论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暂缓制度与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关系上，似有脱离主战场的嫌疑。显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是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暂缓却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无此问题。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在法理依据方面，还应当做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三）暂缓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解决了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如何，不仅需要解决正当性问题，更需要解决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只有制度设计良好，才能真正解决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有效预防、减少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暂缓制度设计合理，是解决其正当性问题需要。例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法院对检察机关决定暂缓的制约作为必要措施，那么，所谓暂缓对审判权的影响问题将自动消解，关于这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又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被告人的同意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暂缓必要条件，那么，暂缓对权利保障有损害的严厉指责，就会因此而失去了靶子。

当然，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正当性问题，而是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对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应有积极作用。关于如何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在这个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自无可能展开论述。我们将留待今后予以探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以往的讨论关注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建构我国的暂缓制度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相关特殊情况。例如，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暂缓制度的设计中如不被重视，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合理性将会成为问题。

[1]据笔者所知，较早讨论暂缓的学术论文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撰写的。参见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参见赴德考察团（岳礼玲、张朝霞、卞建林）：赴德考察报告（附录一），载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德国）主编《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72页。

[3]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规定与典型的暂缓制度并不相同。日本的犹豫处分作为不的一种情形,并无考验期，如被告人又犯新罪，只要原犹豫处分正确,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在法律后果上与无罪的不相同。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中国青年报,2004,4,18(第2版)。

[6]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7]参见曹晓云、丁永龄：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