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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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史学；文学；以诗证史；历史维度；时代风貌

何谓史学？即是研究如何研究历史的学问，它的职责在于对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方式加以批判和反思。而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一种，在某些方面有着其他史料难以比拟的特殊价值，值得引起历史研究者们的注意。

“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史学研究方法，从孔子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到《诗大序》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注重文学的现实作用、致用意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以来的传统，这里就可以看出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来。史书中记载汉代民众服兵役的年龄是从二十岁至五十六岁，但是我们却在一组汉乐府《紫骝马歌辞》中发现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么一句，诗中的老人足足服了五十六年的兵役，可见这兵役项制度在诗歌创作的年代早已名存实亡。杜甫的诗歌号称“诗史”，其旬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直观生动的反映出开元时期唐王朝经济的富裕，而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都对当时唐王朝用兵吐蕃、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有着忠实的记录，皆可以反映当时战争的频繁以及给社会各阶层造成的苦难。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书，其作者皆为史官、士大夫之流，作者身份阶层的单一就必然导致其创作眼光与内容的局限，而那些由社会各阶层人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社会广阔图景，就是二十四史很好的补充。比如《诗经》就是一部生活之歌，劳动之曲，其中对当时底层劳动人民的作息，饮食，居住有着详细的描绘，这些都是《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些史书所不能反映出来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除了诗歌，《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古典小说也对当时的世俗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极其详细精微的描写，而《红楼梦》更是号称“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很详细描写了明清时代从贵族到市井百姓的生活状态，把各个阶层的各种现实的状态很原始而生动的展现给读者，是现代人了解当时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的重要资料，其对当时社会的解构和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第2篇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

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第3篇

数学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进一步学习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工具的一门学科。数学教学质量和效益直接影响着经济建设和国民素质。应试教育课堂教学的最大弊端就是“满堂灌”，它扼杀了学生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创新潜能，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照本宣科，画地为牢，教得死，学得呆，很少看到教师在课堂上鼓励那些有创造思维的学生，使得创新意识的培养一直都没有提到重要的位置。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创新教育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呢？

一、从兴趣入手，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引发创新意识的催化剂。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想方设法点燃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问题要充分体现趣味性，用数学特有的魅力来提高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结合本班学生的知识状况和年龄特点，在教学《比较分数大小》这一内容时，上课伊始，便问学生想不想听故事，学生反映热烈，兴趣盎然，和着优美的乐曲，配上明丽的幻灯，我娓娓动听地讲起了自编的故事：漂亮善良的白雪公主生日了，七个小矮人专门做了一个大蛋糕为白雪公主庆祝生日。生日PATY开始了，七个小矮人乐开了，老二说：“我要吃蛋糕的。”老三得意地说：“老二，你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老七神气地说：“哎！你们吃得太少了，我要吃蛋糕的。”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个不停，都在为谁吃得最多争论不休，最后只好请教聪明的白雪公主，公主温柔地说：“是老二吃得最多。”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白雪公主的话是对还是错呢？课堂顿时哗然，学生情趣盎然，他们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方法去探索问题和思考问题，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中去，纷纷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挖掘教材蕴含的创新因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种渴望用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超常规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地意愿。创新意识强的人，总是能够从超出常规的独特视角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可贵的创新意气。创新意识来自质疑，疑是发现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探索、常有创新，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才能产生创新的冲动。教师不仅是学生心灵奥秘的探索者，还是学生创新意识的辛勤开发者，教师的灵感是激活学生创新意识的源泉。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增强主体意识，才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渗透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去。在教学中，教师应吃透教材，找准知识的生长点，善于挖掘教材所蕴藏的创新教育素材，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提问题，多质疑。因为提问是一个人从已知伸向未知的心理触角，是创新意识的具体表现。我在教学“将一个四根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拉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谁的面积大”这道题时，学生通过交流讨论、动手实践，得出了“周长不变的情况下，面积是长方形的大。”这一规律，有一个学生突然提出来：周长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到底什么图形的面积最大呢？我让学生课后自己去实践证明，有些学生竟然自觉地自学了圆的内容，延伸了所学的相关的知识，将周长相等的“长方形、正方形、平形四边形、圆”的面积进行对比，得出了圆的面积最大，有效地唤起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在语言交流中发展学生的创新意识。

第4篇

1.1调查问卷研究中使用的《女医师参与科普工作情况调查表》，是根据社会调查问卷编制的一般原则，结合亲社会行为理论自行编制，问题的选项根据调查目的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类型［5］。调查问卷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情况介绍;第2部分是指导语;第3部分是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共3个题目，包括年龄、职称和学历;第4部分是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共5个方面，包括:①参与行为2题(参加与否、年参与次数);②对医学科普工作的基本态度4题(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参与意愿);③亲社会意识6题(服务社会、扩展医学服务领域、结识同仁、同伪医学斗争、体现自我价值、帮助民众);④消极因素9题(工作繁忙、占用时间、回报太低、缺少渠道、商业味道太浓、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科普对象层次低、社会科普氛围差);⑤其它问题。

1.2调查流程①从女医师协会会员花名册中随机挑选400名会员作为研究对象;②于8月10日前通过邮局将调查问卷寄送给会员;③分别于9月30日和10月30日前，通过电话联系尚未寄回问卷的会员，请她们填写并寄回问卷;④对寄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1.4统计学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分层逐步回归的方法，其中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的相关要素为自变量。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2.1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行为的现状通过对324名女医师调查发现，全部调查对象中有269名(83.0%)女医师参加过科普讲座、电视网络科普节目、义诊服务、科普展览或资料传单发放等多种多样的医学科普活动。在所有参与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女医师中，近1年内有23名(7.1%)没有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87名(27.1%)参加过1次，39名(11.9%)参加过2次，65名(19.7%)参加过3次，32名(10.0%)参加过4次，78名(24.2%)参加过5次及以上。

2.2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分层逐步回归结果对调查问卷结果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条目为自变量，进行了分层逐步回归。统计分析后从表1可以看出，2个回归分析的F值分别等于14.02和28.84，P值均等于0.00，表明2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部分变量能解释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具体行为方差变异的34%，能解释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方差变异的37%。在预测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具体行为中，3种基本态度(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2种亲社会意识(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同伪医学斗争)和1种消极因素(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激发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有积极作用;3种消极因素(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和受邀医师责任心弱)与女医师参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起消极作用。在预测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中，2种基本态度(了解程度、参与意愿)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利于提高女医师的年参与次数;2种消极因素(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和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不利于提高年参与次数。

3讨论

社会心理学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包括任何类型的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在我国，医学科普一直被作为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利他性，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调查中发现，88%的女医师都认为自己从事医学科普工作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学理念、纠正错误的医学观念、扩展医学知识应用领域、同伪医学进行斗争等，这些主观意愿和主观认识，说明绝大多数女医师们将从事医学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符合亲社会行为的基本定义，研究假设是成立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女医师有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经历，占调查人数的83.0%。在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中，24.2%的人甚至最近一年内参加过5次及以上。这说明，我国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比例较高，参与次数较多，对于改善我国科普工作人员专业力量不足的状况，提升医学科普的工作效率和宣教质量意义重大。

态度是关于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性陈述，反映了一个对于某一对象的内心感受，人们会努力寻求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结果也与态度理论相一致，即女医师对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态度越积极，就越会直接参与其中，而且参与的次数也会随之增多。其中对医学科普工作必要性、了解程度、责任感的认识对诱发其参与行为有重要作用;了解程度和参与意愿能显著提高女医师年参与医学科普活动的次数。移情－利他主义假设认为，人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因为别人需要帮助，而帮助别人会让人感觉良好。研究一方面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能有效激发女医师的参与行为，特别是当她们意识到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能够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和同伪医学作斗争时更是如此，这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设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的强弱对她们的参与次数没有显著影响，这又与该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们的亲社会意识强弱程度比较趋近，导致了统计上的假阴性;二是对参与次数多少和参加与否而言，两者的心理行为规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导致了影响因素上的不同。女医师对医学科普工作中消极因素的认知评价，基本上对参与行为和参与次数的影响呈现负面影响，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行为，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次数。

第5篇

人们常说：“小学养习惯，初中学方法，高中靠勤奋。”在初中，可能凭着小聪明就能应对那些卷子，但是在高中，不下点工夫是不行的。衡水中学的学生平时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今年考上清华的一个聪明女生，高考前三个月节省一切时间，其勤奋可嘉。

二、引导学生，深钻细研，深刻理解

（一）要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课本要钻进去

在高中，25%需要教师引导，75%靠自己，绝不能等着教师“灌”，要学会主动学习。当然，数学内容比较枯燥、文字艰涩，但开始也要硬着头皮钻进去，形成习惯就好了。在预习中，要划出自己的难点、盲点，以便于在课堂上带着问题去听课。

（二）要深钻细研，绝不可停留在识字层面

有些学生一学数学，就打开课本，一分钟翻几页书或眼神呆呆地盯着那一页书，其实，这叫“识字学习”。书本内容要精读，要深刻理解，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公式的适用范围及推广等等都要搞清。理解就是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事物，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学生的头脑中存在的形态不一样。因此，理解是个体对外部或内部信息进行主动地再加工过程，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另外，在学习中形成自己的认知网络，对某一部分（如函数）或某一章节（如数列一章）的知识点、常见题型及解决思路、涉及的数学思想罗列清楚，不要照抄教师总结的或资料上的。

（三）课上要认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

毕竟课前自己的预习，对课本挖得不够深、理解不全面；教师对教材内容把握非常到位，哪里是重点、难点，怎么掌握和突破，教师会引导完成。因此，建议大家，课上不要另行一套（特别在高一、二年级），而要不折不扣地跟着教师的思路去听讲和积极地参与互动。

三、强调要求，习题应用，深入思考

（一）学好数学，必须做一定量的习题

学习，包括学和习，学一次习一百次。做习题是思维的体操，做题是初步的实践。要掌握课本内容，达到灵活运用，就必须做一定量的题去巩固。有的学生光看书、听讲，不做题，一考试可“傻”了，成绩可想而知。还有的家长反映，学生能听懂教师讲的，就是不会做题，这就是不训练或训练少的缘故。做题前，建议大家再复习一遍课本内容，不必一上完课就做题。“见多识广，熟能生巧”，但要适可而止，题要教师或自己精选，要做不同类型的题，不能一味重复同一种题，否则会掉进“题海”和“苦海”中。

（二）做题中，忌浅尝辄止，宜深入思考

我在常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有些学生一看题，感觉不会就放弃或马上问别人。在讲解卷子过程中，常常听到学生在下边小声说：“我要继续做的话，这个题能得满分。”这种现象表明，不少学生缺少深入思考的勇气和耐性，没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因此，建议大家，在做题过程中要“思考，思考，再深入思考”，由不习惯变为习惯。当冥思深想出结果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巨大的成就感。

四、高效学习，质疑讨论，反思总结

（一）“学，贵乎疑”

课前、课上、课后的学习中，要有自己的认识、疑问，或者不同于课本和教师的见解，能提出来，敢于挑战课本和教师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改进和发展、创新，形成独立批判的精神，这也是新课标的要求。

（二）多进行数学交流

有了疑惑，想不通、琢磨不透，就要多问、多讨论。有些学生耻于问他人，不会装会，有虚荣心，也有性格的缘故。希望这些学生认清：谁最后能力高了，成绩高了，才是真英雄。孔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我反对一个人死学，这样反而成绩不理想的例子太多了，他们很用功，“起早贪黑”，但效率很低，成绩不见长。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多问教师，多与同学讨论。第一，可以开阔解题思路，多几种方法；第二，培养双方或多方的思辨能力和数学表达能力；第三，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三）要善于反思总结，并形成习惯

在做完一道题后或学完一个章节后，要做反思和总结。在这里，重点谈一下题后的反思和总结。反思总结什么？第一，命题者的意图，如考查什么知识点、什么能力、用到什么方法、什么数学思想等等。大家在做中考模拟卷时，某套题对口味，某套题不对口味，就在于能否把准出题者的意图。第二，解决这类题的整体思路是什么，具体操作对策如何？第三，解题过程中，自己认为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最后如何克服的，以后碰到类似的“障碍”怎么顺利地消除它。第四，变式训练。把这个题的条件变换一下，问题变一下，把数换成字母，组成新题后，再去做一做。做题如人生历程，要多悟，及时调整自己、改进自己，才能完善自己。

五、结语

第6篇

1．1教学方式的改革

在教学方式上，突破“学校本位、课堂本位、教师本位”的模式。将单纯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教学转变为“学为主、教为导”的方式，在讲解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讨论式、启发式、总结式的上课形式，达到教与学的互动，使学生在主动、双向、探索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如在临床检验基础实验课中，在血常规检验中，要求学生自己制作血涂片，并且分析结果，每组学生分别对自己的实验结果进行讨论，按照复检规则进行复检，最终将结果报告出来，提高学生的动手及分析结果的能力，为临床实习打下基础。

1．2教学手段的改革

改革教学手段，充分利用文学、声像、电子和多媒体等技术开展日常教学工作，增加学生获取知识的现代化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利用网络资源(校园网和互联网等)，开展网络课程教学。在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的实验课教学中，要求学生在网络上进行基因查找，及相关论文的搜索，让学生学会利用互联网巨大的知识平台，完成对知识的获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3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内容的前沿进展，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拓宽知识面，历练实验操作技能，以科研带动实验技能培养，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科研能力的提高;鼓励学生积极申请“大学生创新基金”课题，定期举行科研知识讲座，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2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2．1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除了与理论课同步的实验课之外，增加综合能力训练与考核、技能训练与考核，如定期组织临床检验技能大赛，使学生掌握岗位必需的实际操作技能;同时除了最后一年的临床实习外，在学习专业课时，还设置了周末去附属医院检验科实习的机会，以及增加了一门30学时的见习课，使学生具备常用仪器使用的技能和熟练使用临床检验仪器设备，达到能上岗实习的目的。

2．2加强实验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实验教学人员的技术水平

培养“三高一强(学历高、职称高、综合素质高、实践教学能力强)”，一专多能的“创新性应用型”教师队伍。积极拓宽进修渠道，为青年教师创造参加国内学术交流，外出参观学习的机会。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发挥名师传、帮、带作用。并要求青年教师每学期完成学习性听课不少于40学时，不断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鼓励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开设创新性实验，切实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促进实验室建设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2．3健全实践教学管理监督体系

健全实践教学质量管理监督体系，建立起规范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和机制。本着“既重视目标管理，又重视过程管理”的思路，结合评估指标体系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及人才社会需求调研和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的结果，修订和规范实践教学管理文件，加强实践教学常规管理。将教学检查与评估列为实践教学管理的日常工作，进一步完善建立切实有效教学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进一步加大学生评教、教师评学的参与力度。建立教师教学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制定考核标准，按标准做到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结果的科学性，严格按照标准做到定期考核与实时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结果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水平。

3改革的成效

第7篇

1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涵义和构建医学临床教育新模式

建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当代欧美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在教学方面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建构的过程，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社会性及其相互作用，建构主义提出了情境性教学模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使学习者在具体的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参与主动建构知识体系，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1］。建构主义关于知识与学习的见解和观点在国内外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通过自己原有知识经验，主动对知识做出合理的解释，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促进者和学习伙伴，教学的目标与任务是发展学生的主体性，重视教学活动与主体交往，重视教学策略，重视发展性评价，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重视教学模式的建构等。

临床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带教老师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教学目标、课程及其结构、教学条件、教学程序和教学评价这六个教学中的关键因素都与理论教学不同。临床教学必须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临床带教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是不同于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关系，而是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型医学人才为根本目的,积极借鉴建构主义理论,充分依靠临床教学中的先天优势，实现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整合的优化，努力创造出一种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的,体现学生本位、重视能力培养、适合培养新型医学人才的教学模式［2］。构建既能与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并为打破旧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与观念的束缚,建立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以“培养医学生创新能力”为基本取向,教学过程以“学生为本”、“能力为本”、“探究活动为本”的医学临床教学新模式。

2临床实习教学具有建构主义教学的先天优势

临床实习教学是培养医学生的一个重要过程。三年的医学基础理论学习结束后,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医学理论知识。为进一步深入学习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奠定了基础。如何在该基础上完成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是临床医学教学的重点。在这一阶段不仅是单纯的对前三年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复习、回顾和再现，而是多学科基础理论在临床上的运用和实践，同时又要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掌握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方法，培养从事临床医学工作的技能，学习临床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说前三年的教学是理论的教学，那么临床实习就是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综合，同时又是在学习中对基础理论的加深和升华，是培养临床医生的转折点［3］。

临床实习中学生面对的是病人，每一个患者都是一个现实的情景，如果教师能够积极的引导，配合适当的教学技巧，将是一个有趣和有效的方法，对学生知识的建构将起到有效的促进。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以个体的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在社会交互作用中,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和新知识意义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主要是对学生学习进行指导和适时的帮助，使学生在主动与患者的交流中、加上教师的讲解说明、问题探讨、交流互助实现对理论的再现和回顾，达到多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和应用，进而把前期基础学习中各学科相互独立的知识点进行连接和重组，完成知识、技能和理论之树的构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临床上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种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3临床实习教学中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方式

3.1以学生为中心创造自主建构知识体系的教学模式在临床教学中,坚持学生自己主动建构临床知识体系原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指导、促进和帮助作用。在结束基础课的学习阶段之后,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医学理论知识并建构了最基本的医学知识结构体系,他们有能力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医学知识结构体系。通过主动的建构过程,学生能够形成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对临床工作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

3.2以患者为中心设计相应的问题情境知识的建构需要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学习环境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在临床医学的教学过程中,建立一个生动、逼真及实用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医学知识，利于学生的知识体系建构，更有利于在实践中运用前期所学的理论知识。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问题情境的设计［4］。根据学科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提出相应的不同层次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主动性学习精神，通过问题情境使学生进行联想,利用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经验，去认知、吸收和同化当前所学的新知识，在运用已经掌握的方法去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和建立新的方法，进而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

第8篇

一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探索意识

在教学活动中，兴趣能促进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它是发展学生思维，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催化剂，是学习的动力，成功的关键。大量科学事实表明，强烈的探索意识来源于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热爱。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创设引人入胜的问题情景，巧妙的提问和适时的点拨，由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教师对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探索意识或完成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学习成果，或对一些已有定论的问题的新的见解等，都要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表扬。

二质疑思辩，培养探索精神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生有了疑问才会进一步思考和探索问题，才能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如果青年华罗庚对苏家驹教授关于代数五次方程的解决，若不加以怀疑，怎么会‘敢向明星试微尘’，而以于否定呢？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多疑善问，大胆质疑，努力的发现和提出问题。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应多鼓励，从而使学生从不敢提问到敢于提问。从敢于问到提善于提问。

三加强思维训练，培养探索思维

探索能力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心理学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活动过程主要由发散思维和聚敛思维有机结合而成。但在创造性思维中，两者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发散思维在创造性思维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发散思维具有三个特点：变通性、流畅性、独特性，发散性思维的这些特征都是构成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因素，但传统教学偏重于聚敛思维的主要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显露思维过程，交给学生类比、联想、猜想、概括论证等方法，把思维46进展的层次“模拟”展示給学生，充分利用变式训练、一题多解、多题一解等多种方式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抓好横向与纵向、发散与聚敛、分析与综合、顺向与逆向等多种思维方式的训练，使学生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思考问题，或从同一条件得出不同结论，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

课堂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教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探索能力的主渠道。为了激活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我们必需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改变单向的“讲”、“听”教学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和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创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宽松、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在教学设计上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设疑、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计算机模拟、竞赛等多种形式，努力创设新颖有趣的问题情景，千方百计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如：好奇、兴趣、探索与实际操作的愿望等来促进和推动学生的学习并加强对学生以思维为核心的多种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从而培养学生的探索新能力。

五利用数学课外活动，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9篇

兴趣，是保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基矗因此，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是发展思维能力、保证素质教育真正落实的前提。例如：教学“能被2、5、3整除的数的特征”这节课时，我一上课就说：“现在，我们来做猜谜游戏，不论同学们说出的是几位数，老师不用计算就能知道它能否被2、5或3整除。不信，试试看！”同学们一个个举出愈来愈大的数，老师一一回答。学生又通过计算验证老师回答的结果，这时，大家惊奇了，很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诀窍”。于是老师就趁机因势利导：“你们想知道其中的奥秘，通过今天的学习，就会解开这个谜。这时，同学们就会带着急于探究知识的心情去认真学习。这种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地设置适宜的障碍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做法，不仅可以较好地唤起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也为在新的学习中培养学生比较、分析，以及思维和表达能力打下了基矗

二、加强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如何加强数学意识，培养学生的数学品质呢？我是这样做的：

（1）重视对新生入学的启蒙教育。从一年级开始不断对学生进行学习数学必要性的教育，使全体学生都愿意上数学课，培养学生初步的数学意识。

（2）充分利用活动课，介绍数学家、科学家的事迹，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说明数学在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地位，用事实鼓励学生认真学习数学，掌握数学知识。

（3）重视新教材、新内容的引入教学。数学第六册第119页“面积和面积单位”中写道“看看数学课本的封面和铅笔盒盖的面，说出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小，你会比吗？”向学生说明比较大小要用到数学，通过面积的认识，增强数学意识。

（4）学生的数学意识不可能一样。对那些爱好数学的“尖子”，要注重培养他们抗挫折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树立更远大的学习目标。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要针对他们各自的情况，对症下药。对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要给予特殊的鼓励，使他们树立学习数学的信心，增长克服困难的决心，激发学生爱数学、学数学的兴趣，提高他们的数学意识。

三、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1）思维独立性的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是指善于思考的品质。具有思维独立性的人，遇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总要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寻求答案，决不盲从别人。

（2）思维逻辑性的培养。思维逻辑性是指思维的严密程度，它表现在思考问题时遵循逻辑的规律，提出的问题明确而不含糊，推理合乎逻辑规则，论证问题时条理清楚，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和雄辩力。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思维品质，需要从小培养和训练。

（3）思维灵活性的培养。

第10篇

关键词： 宋诗 艺术特点

宋代是一个诗、文、词都高度繁荣的时代，但与文、词相比，文人作诗不仅更为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以“无意不可入”的态度，造成了诗的更为广阔的涵量与更为丰富的内容。宋诗的艺术风貌尤为突出，最鲜明地与处于诗歌鼎盛期的唐代之作形成对比和参照。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序》中就曾这样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而五十年前，缪彦威先生在《论宋诗》中也已经扼要地指出宋人“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虽然自宋迄清，抑宋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宋诗确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唐诗一同构成了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史上的并峙双峰。

那么，与唐诗相比，宋诗到底有哪些特色和风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来看看唐诗最鲜明最为人称道的风格特点，这样才有便于形成二者之间的对比，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宋诗焕发的独特光芒。

我们读唐人诗作，会觉得它们处处洋溢着饱满、炽热的感情：有令人鼓舞的雄壮，如盛唐诗歌的一大奇景――边塞诗；有令人凄怆的哀艳，如数量众多的闺怨诗；有令人低徊的缠绵，如晚唐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深婉绮艳诗风；有令人痛苦的感伤，如杜甫、白居易等忧国忧民的社会派作风……这些流露在外的充沛情感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读者很容易便淹没在诗人掀起的情感波澜下。然而，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在宋诗里面则似乎很难找到。宋代诗人们往往并不放纵自己的情感，他们善以一副清醒的面孔和老成的姿态，或工稳、冲淡地描写山水风物，或冷静地向你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人生感悟。这种理性化、议论化的基本特征在经过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构建后，又被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人推向极致并加以规范，因为他们的作品强调心灵的自守、主体意识的高扬和精神世界的扩张。虽然在南宋出现了心灵开放、向现实世界回归的倾向，但这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家国之恨迫使诗人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从而创作出大量慷慨激昂的诗篇。中兴三才子范成大、杨万里、陆游，江湖诗人中的戴复古、刘克庄以及晚宋将领文天祥、汪元亮等，他们的诗歌均带有了沉郁苍凉的爱国主义情感基调。至于南宋后期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江湖诗人、四灵诗人，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对“宋调”的重构并不成功。再加上他们师从晚唐，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辞写野逸清瘦之趣，不似唐人一味铺洒豪迈意气，情辞丰腴，也凸显了宋诗气骨瘦劲之美。

既然上文已经提到了宋诗的基本特征――议论化、理性化。接下来我们将着力解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诗分唐宋》中就说道：“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初文坛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形成了西昆诗派，他们写出来的诗词藻华丽，却内容空洞乏味。直到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期间，诗人们为了摆脱晚唐的柔弱诗风，矫正西昆体的浮靡，非常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不知不觉把“文以载道”的作文理念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因此常在诗歌作品中发表议论,一些长诗则更多地承载了议论纵横、反复述说的功能。当然，文学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在思想领域里的体现，宋诗这一特色的形成终究是宋代独特的政治、社会坏境所决定的。其一，宋朝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在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搅得政局动荡不安，这些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其二，宋代科举考试偏重策论，知识分子一举成名后往往平步青云，集文人、学者、政客于一身，由于与朝廷的向心心理往往自觉地与政治保持一致，“开口揽时事o论议争煌煌”，这成了这批人的共同特征。不妨来看一下以下资料：

王禹，官至右拾遗，左思谏；

欧阳修，官至观文殿学士，晋太子少师；

王安石，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

黄庭坚，官至秘书丞兼国史修编官；

陆游，官至宝章阁侍制；

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

杨万里，官至宝谟殿学士。

此外寇准、陈与义、曾畿、范仲淹等等大诗人都是权高位重的官僚。再加上宋学的渗透和道统的高悬，他们的诗歌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政论性。如王禹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议论化风气。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王安石的诗则是充满这种政论色彩的典型。他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虑。如《河北民》，诗歌开门见山点题，接着逐层析述河北民众之苦况及三条根源，接着施以气氛渲染，最后古今对比，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严重关注，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朝廷无能的强烈不满；另一部分诗表达了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的不满，如《阴山画虎图》，从阴山健儿的射虎，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对比当时“胡天朔漠杀气高”的形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不修边幅，变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忧；还有相当一部分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明妃曲》，一扫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只从侧面落笔，勾画了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独去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诗人在结韵里道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受压迫、被蹂躏的社会现实，同时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

当然，宋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但更多地表现在随着哲理思辨能力广泛深入发展的宋诗理性化进程之中，理趣则是这一进程的明显表现，它强调说理、叙事、状物自然和谐、鲜明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感发读者的审美情趣。这形成了宋诗又一处独特的魅力。虽它主要体现在王安石p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p陈师道之手，但几乎每一个宋代诗人都有那么几句拿得出手的理趣诗。请看

秦观的《三月晦日偶题》：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陈与义的《襄邑道中》：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赵师秀的《数日》：

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

卢梅坡的《雪梅》：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以上诗例，没有一首不写得活泼有趣。诗人善于欣赏景物，纵深地领略自然界的情趣，用语又都十分精到，让人读来不禁要回味无穷。这些都是从宋代广阔的诗海中随意拾捡来的诗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著名的“琴声之辩”，领略一下大师级别的人物他们是如何表达理趣的。关于琴声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说“琴声在琴上”，也有人说“琴声在弹琴人的手指头上”，苏轼却不赞成这两种说法。为此作了一首题为《琴诗》的七言诗表达自己的观点：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四句诗，看似浅显易懂，其中却包含了深刻的禅理：琴声来自主客体条件耦合的演奏过程之中，器乐之音是载体，情思是心理的内容，两者统一、表里合一，乃成琴声。同时期的欧阳修也写过一首相关的诗《赠无为军李道士》：

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道理：弹琴的指头听命于心灵，听命于弹琴者意蕴和乐感的心灵，即弹琴的指头不过是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的表现。可见，琴声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感应与交流。苏轼和欧阳修只是借助音乐产生原理这么一个切入点，却参透了审美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彻悟后的人生智慧，让诗歌在议论、说理的时候并不显得生硬枯燥，反而能顿时变得妙趣横生起来。

当然，说到宋诗主议论的特点就不能不提它的散文化倾向，这二者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诗是感情最直接的载体，而文是表达理性思维最好的方式。那么，宋代诗人要想在诗中“论议争煌煌”就不可避免地使用散文化的、灵活多变的句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多以妥贴、排S的五七言古体见长的原因。再者，以散文的笔法句法运用入诗，也可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便创作了《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雉带箭》、《石鼓歌》等大量的具有散文特征的优秀作品，开拓了诗体，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革新了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这一作法得到了宋代有志于变革创新的诗人们的极力推崇与直接继承，更是由此确立了新一代诗风。他们往往善于以散文章法为诗，也就是把散文谋篇、布局、结构的方法，把散文起承转合的气脉，贯穿到诗歌创作里。如欧阳修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前写行役之景，后写离别之怀，中间评赞苏、梅，先分后合。其布局经过精心结撰，极为致密。苏轼的《游金山寺》“起结奇横”，不可移易地写出了蜀士之远游，而中间由泛述金山，进而写傍晚江干断霞，深夜江中炬火，曲折变化又如行云流水。其次，宋代诗人还善于把长于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的散文笔法运用到诗中。如梅尧臣的《田家语》，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包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又如苏舜钦的《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诗用赋体，平铺直叙，细致地把中秋月色向我们娓娓道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还有些宋诗大量使用虚字，或者把散文特有的句式径直搬入诗中，以图达到如韩愈般“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境界。殊不知，这种泛滥的散文化却有些矫枉过正，诗歌语言非但不平易流畅，反而拗口难读，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种散文化的创作倾向毕竟奠定了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主要特点，一扫宋初诗坛绮丽繁缛的习气，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诗歌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以上详述的两大特征即论证了人尽皆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两句话，这也是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主要针对苏、黄以及江西诗派而提出的著名观点，因其高度的概括性与准确性已成为后世对宋诗纲领性的批评。与这两句话并列的，还有另一个观点，即“以才学为诗”。

“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诗中的用典方面，或者说是“掉书袋”。宋人有着刻苦读书的良好风气，文化修养也普遍较高，因此，宋诗难免要带有一定的书卷气。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则是这方面的主要倡导者与极力实践者。他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再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以俗为雅，已故为新”，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苏轼就很喜欢用杜甫“雨催诗”的典故，他在《次韵江晦叔》（“雨已倾落盆，诗仍翻水成”）、《游张山人园》（“飒飒催诗白雨来”）、《有美堂暴雨》（“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魂”）等诗中均把它融入了进去，确实做到了推陈出新。再如黄庭坚为苏轼的画写的一首诗《题竹石牧牛》：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后四句集中体现了黄庭坚诗喜欢坳折，化用典故的特点。诗人化用了前人成句，如牛砺角事，见唐韩愈《石鼓歌》“牧童敲火牛砺角”，牛食竹事，见唐李涉《山中》“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竟黄庭坚点化，推陈出新，风趣自然。在句法上，诗效仿李白《独漉篇》“读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格，却又间用散文句式。这样，诗便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不可否认，宋人“以才学为诗”，喜欢用典，斧削琢磨，求新求变，提高了诗歌的技巧，但极容易让诗流于形式，况且能在这方面做到令人叫绝的也仅限于几位重要作家，甚至黄庭坚自己有时候也不免露出生涩拗拙的毛病。至于江西派末流，更是拗捩至极而不能卒读。因此，我个人认为，宋诗这一特色实属“过大于功”，那么，关于此点我也就不便赘言。

然而，不仅是“以才学为诗”，连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都一并遭到了严羽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这种创作风尚实为“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这些话虽然囿于门户之见，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却也委实道出了宋诗不同于唐诗的重要内涵与自成一体的艺术成就。而今天的我们，能够站在历史新的高度俯瞰宋代诗坛的洋洋大观并清醒、理智地解读之，是何其荣幸！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缪钺先生的《论宋诗》，其中关于“唐宋诗之异点”的那番评论可谓妙笔生花，精彩绝伦，而其中有一譬喻我最为欣赏，而且与本文的观点尤其契合，现摘录如下以作结语。

“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

参考文献：

［1］张白山.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胡云翼.宋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10.

［3］程千帆.宋诗精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第11篇

关键词：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超级秘书网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12篇

一、理论与实践

一个教学策略的诞生，总是多次教学实践的结果，也总离不开相关教学思想和理论的支持。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其论文的理论成分不应该超过它所阐述白勺实践部分的分量。因为，论文是作者自身深入教学改革的一次归纳、一次反馈、一次调整，有着阶段性和明显的个体性，对他人的启示是针对新问题如何运用新理论来实施一种新的有效的教学。因而，它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可为什么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总是有那么多的思想、观点要陈述，甚至在生动可爱的教例后面还要补上一段论述，以强调某一教学事件因符合了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中的某一个规律或原则而显示在学生能力、兴趣培养等方面的多处意义，这样重复，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读者们需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科学结合后形成的有效的切切实实的做法。相对于“声势浩大”的理论．某些文章中的实践则显得软弱无力，有的也无内在系统可言。即使在读者看来应该介绍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的地方，可往下一读，却发现还是作者理想化的一种教学境界的描述。教学的策略、精彩的教例只在大堆理论中星星点点地散乱着。

二、个性和共性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体，教学论文也是如此。小学语文教学，不管是研究还是在撰写论文时，应该重视对一般教学规律、原则、方法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引入，而同时，又要顾及语文学科的自身特点。现在有不少论文都以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但我觉得语言学、阅读学、历史学、美学等与语文学科联系更为紧密，语文学科的论文写作应以这些学科理论的指导为主。比如，研究“主体性阅读”。我们可以从阅读学的角度去探讨一下不同文体的阅读，不同年龄阅读者的价值取向。可以从阅读教学的多角度，如独立的角度、道德的角度、语言学的角度、文学的角度、交流的角度以及由此确定的阅读教学的目标群等方面进行探讨。又如，研究“语言感悟”，也可以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先去钻研语法学、语义学，了解语言发展的规律，再去发现语言新现象，明白语言规范和语言创新的关系。如果，我们能融共性于丰富的个性中，不仅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和总结更具有语文学科的特色，也会使研究更有实效性，使操作更具推广和实用价值。

三、教学和学习

在深化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学习的今天，研究学生的学习应该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然而，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我发现研究教师“教”的大大多于研究学生“学”的，文章中提及的教学策略也多于学习策略。而教学策略是否有效，只凭作者的主观感受在评断，并非来自于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分析，即不是根据学生学习过程中情感、兴趣、知识、技能等的变化这些客观事实来评价教学。即使是那些看似研究“学”的文章，但从其介绍的操作方法来看，也不是关于学的方法、形式等学习策略。在我所读到的文章中也不乏研究“自主学习”的，可实践者不调查、收集、分析学生方面的信息，如学生个体性格、兴趣、认知结构、学习方式等：不研究有效的学习条件，如动机、清晰的目标、适宜的学习任务、支持学生积极完成任务的信心、激励和反馈、迁移的情境。也有较多研究“合作学习”的，可实践者很少研究合作的形式如何依据学生的情绪兴趣、学习内容、学习子目标的改变而变化，即一种适合于合作学习活动的课堂组织形式。

所以，不研究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心理及学习后果的测评，只凭教者主观评价自身策略的优劣，何以真正体现学生的自主呢？思想和表达在动手撰写一项研究的总结性论文前，如果没有已制定好的操作程序，也应该理清思路，使行文有较强的内部逻辑。

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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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并不是从今天起”。

②法文第二版：“从那时起我就认为”。

而现在，由于我的精神已经从一切干扰中解放了出来①，我又在一种恬静的隐居生活中得到一个稳定的休息，那么我要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些旧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不过，理性告诉我说，和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应该不要轻易相信，因此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管是一点点可疑的东西②就足以使我把它们全部都抛弃掉。这样一来，就不需要我把它们拿来一个个地检查了，因为那将会是一件没完没了的工作。可是，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将从我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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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而今天对于实行这个计划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的精神已经从各种各样的顾虑中摆脱出来，幸而我在情绪上又没有感到有任何激动。”

②法文第二版：“假如在每一个东西里边找到什么怀疑的理由”。

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

可是，虽然感官有时在不明显和离得很远的东西上骗过我们，但是也许有很多别的东西，虽然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它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它们：比如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①，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也许是我和那些②疯子相比？那些疯子的大脑让胆汁的黑气扰乱和遮蔽得那么厉害，以致他们尽管很穷却经常以为自己是国王；尽管是，却经常以为自己穿红戴金；或者他们幻想自己是盆子、罐子，或者他们的身子是玻璃的。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如果我也和他们相比，那么我的荒诞程度也将不会小于他们了。

虽然如此，我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是人，因而我有睡觉和在梦里出现跟疯子们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一模一样、有时甚至更加荒唐的事情的习惯。有多少次我夜里梦见我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在炉火旁边，虽然我是地躺在我的被窝里！我现在确实以为我并不是用睡着的眼睛看这张纸，我摇晃着的这个脑袋也并没有发昏，我故意地、自觉地伸出这只手，我感觉到了这只手，而出现在梦里的情况好像并不这么清楚，也不这么明白。但是，仔细想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过这样的一些假象的欺骗。想到这里，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①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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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在室内穿的长便服。很多人把robedechambre译为“睡衣”，错了；因为欧洲十七世纪还没有睡衣，欧洲人那时习惯于了衣服睡觉，所以笛卡尔，在下一段里说：“地躺在我的被窝里”。

②法文第二版是：“某些”。

③“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法文第二版缺。

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假定我们是睡着了，假定所有这些个别情况，比如我们睁开眼睛，我们摇晃脑袋，我们伸手，等等，都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假象；让我们就设想我们的手以及整个身体也许都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尽管如此，至少必须承认出现在我们的梦里的那些东西就像图书一样，它们只有摹仿某种真实的东西才能做成，因此，至少那些一般的东西，比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身体的其余部分①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②、存在的东西。因为，老实说，当画家们用最大的技巧，奇形怪状地画出人鱼和人羊的时候，他们也究竟不能给它们加上完全新奇的形状和性质，他们不过是把不同动物的肢体掺杂拼凑起来；或者就算他们的想像力达到了相当荒诞的程度，足以捏造出来什么新奇的东西，新奇到使我们连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看见过，从而他们的作品给我们表现出一种纯粹出于虚构和绝对不真实的东西来，不过至少构成这种东西的颜色总应该是真实的吧--------

①“的其余部分”，法文第二版缺。

②法文第二版：“实在的”。

同样道理，就算这些一般的东西，例如眼睛①、脑袋、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幻想出来的，可是总得承认有②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由于这些东西的掺杂，不多不少正像某些真实的颜色掺杂起来一样，就形成了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东西的一切形象，不管这些东西是真的、实在的也罢，还是虚构的、奇形怪状的也罢。一般的物体性质和它的广延，以及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量或大小和数目都属于这一类东西；还有这些东西所处的地点，所占的时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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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是：“例如身子、眼睛……”。

②法文第二版：“至少还有其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以上所说的这些将做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不会错的：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因为，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

虽然如此，自从很久以来我心里就有某一种想法：有一个上帝，他是全能的，就是由他把我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可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①没有这样做过，即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有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并且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还有，和我有时断定别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以为知道得最准确的事情上弄错一样，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让我②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或者在判断什么更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但是也许上帝并没有故意让我弄出这样的差错，因为他被人说成是至善的。尽管如此，如果说把我做成这样，让我总是弄错，这是和他的善良性相抵触的话，那么容许我有时弄错好像也是和他的善良性绝对③相反的，因而我不能怀疑他会容许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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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可是我怎么知道是否他……”。

②法文第二版：“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否让我也在……”。

③“绝对”，法文第二版缺。

这里也许有人宁愿否认一个如此强大的上帝的存在而不去相信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不可靠的。不过我们目前还不要去反对他们，还要站在他们的方面去假定在这里所说的凡是关于一个上帝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无论他们把我所具有的状况和存在做怎样的假定，他们把这归之于某种命运或宿命也罢，或者归之于偶然也罢，或者把这当作事物的一种连续和结合也罢，既然①失误和弄错是一种不完满，那么肯定的是②，他们给我的来源所指定的作者越是无能，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满以致我总是弄错。对于这样的一些理由，我当然无可答辩；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③不能怀疑的，这决不是由于考虑不周或轻率的原故，而是由于强有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

因此，假如我想要在科学上找到什么经久不变的④、确然可信的东西的话，我今后就必须对这些思想不去下判断，跟我对一眼就看出是错误的东西一样，不对它们加以更多的信任⑤。但是，仅仅做了这些注意还不够，我还必须当心把这些注意记住；因为这些旧的、平常的见解经常回到我的思维中来，它们跟我相处的长时期的亲熟习惯给了它们权利，让它们不由我的意愿而占据了我的心，差不多成了支配我的信念的主人。只要我把它们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那样来加以考虑，即像我刚才指出的那样，它们在某种方式上是可疑的，然而却是十分可能的，因而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它们而不去否认它们，那么我就永远不能把承认和信任它们的习惯破除。

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想，如果我反过来千方百计地来骗我自己，假装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幻想出来的，直到在把我的这些成见反复加以衡量之后，使它们不致让我的主意偏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使我的判断今后不致为坏习惯所左右，不致舍弃可以导向认识真理的正路反而误入歧途，那我就做得更加慎重了。⑥因为我确实相信在这条路上既不能有危险，也不能有错误，确实相信我今天不能容许我有太多的不信任，因为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行动，而仅仅在于沉思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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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在“既然”之前，还有“或者最后用其他的什么方式也罢”。

②“肯定的是”法文第二版缺。

③“现在”在法文第二版里是“有点”。

④“经久不变的”在法文第二版里是“可靠的”。

⑤“我今后……信任”在法文第二版里是：“今后我就应该和对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一样，不轻易下判断”。

⑥法文第二版是：“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想假如我故意采取一种敌对的情绪，我自己骗我自己，假如我一时假装所有这些见解完全都是错误的、幻想出来的，直到终于把我的旧的和新的成见……那么就做得很好了”。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至上的真理源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①。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②。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我要坚决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断。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并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去对付这个大骗子的一切狡诈手段，让他永远没有可能强加给我任何东西，不管他多么强大，多么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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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第二版：“我要假定，用尽全部机智来骗我的，不是上帝（他是非常善良的，并且是至上的真理源泉）而是某一个恶魔，他的狡猾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

第14篇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

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15篇

[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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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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