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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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自《安娜法》以来，版权制度在促进社会的科技文化发展、知识传承与交流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版权制度所赋予的排他性的私权渐渐蜕变为版权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版权也随之在版权人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尽管版权制度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版权扩张的负面影响，但私权的这种一对一授权许可模式仍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公众为学习、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版权制度不仅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无法继续运行。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在传统版权制度面临着这种困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的，体现了社会公众要借助于新技术手段广泛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呼声和愿望。开放存取运动自诞生以来就受到我国学界的注意，但目前对开放存取运动的介绍和评论多限于具体细节和图书情报领域，而未能充分将开放存取运动和与信息交流有着极为紧密联系的版权制度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开放存取运动放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审视。事实上，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版权制度面临的挑战有极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版权制度出现危机的信号。因此，分析开放存取运动与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关系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版权制度的危机与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一般认为，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期刊危机”。
但事实上，“期刊危机”只不过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和导火索，“期刊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新的网络传播技术、信息生态环境以及版权制度危机。
首先，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开放存取的技术和经济前提。即使版权所有人希望，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物理上和经济上均不可能。因为在印刷时代，信息需要附载于印刷载体，信息传播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载体的数量，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刊的价格仍不太昂贵。因此，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均是不可行的。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网络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数量，还使得信息传播交互式地进行。而与此同时，期刊价格开始变得难以负担。
于是新出现的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可选方案。也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开放存取的布达佩斯计划还是柏林声明均意识到了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对开放存取的重要意义。“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开篇即指出“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崭新的技术已经结合起来，可能将给公众带来空前的利益。”这里的崭新的技术便是互联网。“科学和人文学科开放存取知识柏林声明”中也指出：“互联网已经根本地改变了分发科学知识和文化遗产的实际和经济现实。现在互联网第一次提供了构建人类知识的全球和交互式表现并确保世界范围存取的机会。”因此，“即使期刊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高于通货膨胀4倍的速度增长，开放存取的目的也不是惩罚或者逐渐削弱昂贵的期刊，而是提供容易实现的替代与充分利用新技术———互联网———的优势而拓宽分发和减少成本。此外，对研究者自己来说，高于一切的动机不是解决期刊定价危机，而是为读者、更多的听众提供更广泛和容易的存取以及影响作者。”
二、信息时代信息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在信息时代，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信息的质量上，信息的种类日益增多，信息日益复杂。在信息的数量上，知识在以指数的规模增长，信息可以用“海量信息”、“信息爆炸”来形容。在著作权制度下，面对海量信息，无论是判断信息有无著作权还是进行含有著作权的信息的处理均是十分困难的。在指数增长的知识面前，任何富足的研究机构也无法负担起全面的研究文献的负担。对期刊文章的附有定价的存取不能与持续的、爆炸性的指数化知识增长相适应。即使今天价格是低的，且保证永远是低的，这种状况也无法维持下去。而开放存取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访问人数几乎不受限制，可以和知识的指数增长相协调。开放存取运动是信息时代信息生态环境变化的要求。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包括版权制度在内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无法有效调节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关系，“目前知识产权法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它所创造的权利有可能是限制而不是鼓励科学研究，尽管知识产权是用来鼓励科学进步的，但是最优权利配置的过度扩张或扭曲却有可能产生阻碍研究循环的瓶颈。”在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技术为人类社会共享信息和知识资源提供了无限的潜能，但旧有版权制度的过度的版权保护却限制了创新的空间，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
相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口令、加密、数字权利管理等技术保护措施被加于作品之上，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大幅缩小。技术保护措施的大行其道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反映了版权法调控功能的失位。技术保护措施犹如有形世界中私人构筑的围墙和栅栏一般，完全阻断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接触，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私人行为已经开始处理我们现行版权制度中感受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即现行版权制度未能给版权拥有者一种简单的允许利用他们的作品的方法。传统的版权许可程序太麻烦了，如果不是禁止许可的话，于是私人已经开始制作使得版权人可以预先授权使用其作品的模块化合同。”
尽管开放存取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每一模式欲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但基本上集中于信息扩散的两个障碍，即“价格障碍”和“许可障碍”。因此，信息时代版权制度的危机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因此，开放存取运动是在以上新技术发展与法律制度危机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在世界各国兴起的，其目标就是促进公共资源的发展壮大，使得公众可以较为容易的存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以充分发挥新技术的能量，改变目前严密的版权体系对学术研究和创新造成极大约束的现状。
二、开放存取与版权制度：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开放存取和版权制度均为一种信息流通的模式，但无论是在性质上、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二者均有着巨大的不同，是信息流通的不同模式。
版权制度是一种信息生产的激励制度，其所采用的是以构成物权为手段，用对表达性信息即作品拟制为类似于“物”
的方式，赋予类似于所有权的物权效力，从而达到信息保护的目的。之所以说版权制度是一种激励制度，是因为它对信息创造者进行了“奖励”，其“奖励”就是对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信息创造者可以独占所创造的信息，通过自己利用该信息获取利益，可以许可他人利用该信息获取利益，也可以将该信息转让给他人而获取利益。为了充分激励信息创造者，版权制度特别强调信息创造者对其信息的控制权，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实现其利益。传统出版模式就是建立于版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其一般模式是作者将其作品转让或者独家许可给出版商，从而出版商事实上拥有作品的版权，出版商主要通过用户支付版权使用费来获得商业利润，运用版权带来的垄断地位不断在价格上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网络技术发达之前，出版商向用户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订阅费，从而赚取利润，而在网络技术发达之后，出版商除了向用户收取印刷版期刊的订阅费营利外，还通过期刊的电子数据库向订阅的用户收取费用。
“开放存取”则是指“在公共互联网上的自由可用性，除接触互联网本身的那些无法分离的障碍之外，允许任何用户没有经济、法律或技术障碍地阅读、下载、复制、分发、印刷、搜索或链接到相关文章的全文，对相关文章进行索引、将相关文章作为数据纳入软件、或将相关文章用于任何其他合法目的。对复制和分发的唯一限制以及在这个领域版权的唯一作用是给予作者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以及被恰当地感谢和引用的权利。”开放存取运动集中于作者不指望报酬地给予世界以文献。开放存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开放存取期刊和开放存取仓储。开放存取期刊是开放存取出版的主要形式，主要为了应对目前学术期刊在出版商的控制之下价格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危机。开放存取期刊采取“作者付费(或机构付费出版，读者免费使用”的运作模式，使得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可以利用互联网络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科研信息。开放存取仓储类似于一种数据库，它为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搜索条件。各种类型的信息，如学术论文、科研研究数据以及技术资料和技术报告等都可以存放其中。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惠普公司共同开发了第一个基于DSpace系统的机构知识库。此后DSpace系统逐渐向世界其他范围延伸，如英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其合作者。该库用以处理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年完成的电子版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期刊论文、技术报告、会议论文以及MIT认为重要的其他文件，类型涵盖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多种，不过它并不收录MIT学生的研究资料、机构记录以及非MIT教师的研究成果等。并且该系统可以对其中资源进行统一的搜集、保存和编目，其软件是目前为止机构知识库中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著名的开放存取仓储是SSRN(SocialScienceRsearchNetwork)，“它是多种学科(包括法律)全文论文搜索的一个开放存取仓储。它于1994年10月建立，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26000条论文摘要和97900篇全文论文。”
尽管如此，开放存取和版权制度也具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开放存取的信息流通模式是建立在版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即它尊重现行的版权政策，而不是直接予以颠覆。它承认作者完全享有版权制度下的各项权利，同时利用合同法规则来构建与版权制度相对立的体系。透过合同法契约自由的精神，版权人将版权制度所赋予自己作品的某些权利以契约方式让渡给社会公众，使社会公众存取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成本降低。这主要是遵循这样一种法律理念，即在版权法上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依然是一种排他性质的私权，因而当作者通过合同法自愿放弃某些权利的时候并不表明社会公众就可以任意处置其作品。比如许多开放存取期刊选择CCL(即莱斯格的“知识共享”计划的许可证条款)的“姓名标示2.5”(Attribution2.5)进行授权，该条款在保障用户复制、分发、展示及表演作品、创作衍生作品、进行商业利用等权利的同时规定：必须按照作者或许可人所指定的方式，保留其姓名标示；而且，为了再使用或传播本作品，您必须向他人清楚地说明本作品所适用的许可条款。
三、开放存取运动对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启示版权被称为复制技术之子，因此它是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
在复制技术极为落后的时代，信息和信息的载体是合二为一的，信息和信息载体的生产与利用是同步进行的，控制了信息载体就控制了信息，因此在复制技术极为落后的时代不并需要版权制度，因为规范物质产品流转的图书馆物权制度就可以发挥保护信息生产者的功能。但复制技术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信息便与信息的载体发生了分离，信息和信息载体的生产与利用也分离了。于是，信息的生产就出现了外部性，需要利用版权制度加以解决。版权制度是通过赋予信息生产者对信息的独占权即版权来实现其目标的。
尽管版权制度赋予信息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信息的独占权，但基于政策考虑，这种独占权不能对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所有利用行为均赋予独占的支配权利，而是应以版权制度“本身产生时的信息流通状态作为前提”的，如果信息流通的状态产生了变化，版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版权制度不得不随之变化。在当前的信息时代，信息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呈爆炸性增长，信息几乎不再需要载体。
于是版权制度便发生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变革以适应信息生态环境的变化。
开放存取是不同于版权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仍处于发展之中，其未来前途没有确定，开放存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受到传统出版业的抵制，受到一些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私人发动的运动，开放存取运动已经取得的成绩应该让人尊敬，它所开启的信息流通的新模式更深具启发意义，对探索同样为信息流通模式的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启发意义尤其重大。本文认为，其启示意义可概括为如下两点：其一，充分利用新技术，释放新技术的能量。数字技术使得复制件和原件几乎没有区别，并且任何作品经过数字化后都可以由任何人通过网络技术在一瞬间传播到互联网的任何地方，与任意人分享作品，互联网已经使得信息不再需要载体，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前所述，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而出现的，也正是新的信息技术为开放存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正由于开放存取运动适应了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代表了社会公众期望未来能够自由利用和传播作品的愿望，目前甚至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出版商也开始支持开放存取运动。开放存取运动的这一特点启示我们，在构建信息时代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时必须充分利用新技术、释放新技术的能量。
第2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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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第3篇
关键词：拱圈模板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 S605文献标识码： A
一、工程概况说明
金华市通济桥拓宽工程位于金华市区八一路的跨江段，为金华市区交通流量最大的路段，城南桥及两桥间引道为双向四车道，已不能满通需要，现在老桥下游拼宽改造增加车道，拼宽宽度为8米，使改造后的全路段设双向六车道，以解决八一路的交通瓶颈问题。
城南桥拼宽的部分为5孔23米空腹式悬链线石拱桥，全桥长146.6米。下部结构采用U型桥台，重力式桥墩。桥台采用2~3级L形扩大基础，桥墩采用2~3级矩形型扩大基础，材料采用C20片石混凝土，30cm厚M15砂浆砌Mu60料面镶石，基础底嵌入中风化粉砂岩0.5米，桥墩墩帽及桥台拱座采用C40钢筋混凝土。主拱圈采用M20砂浆砌料石，料石标号不少于Mu80，腹拱圈采用M15砂浆砌料石，料石标号不少于Mu60。
二、参数信息
（一） 构造基本参数
1. 门架型号：HR可调式重型门架，门架拱顶搭设高度为8.37m；
2. 扣件连接方式：双扣件；
3. 承重架类型设置：纵向支撑垂直于门架；
4. 门架参数：横距为1.00m，纵距为0.75 m；门架几何尺寸（mm）：b=1000.00，b1=600.00，h0=1900.00，h1=1536.00，h2=100.00，步距=1900.00；加固杆的钢管类型为Φ48×3.5，门架立杆钢管类型：Φ57×2.5；
（二） 荷载基本参数
模板自重：0.35 kN/m2，拱石自重：25.0 kN/m3；12#槽钢每延米自重0.1022kN/m； 施工均布荷载：2.5kN/m2；混凝土振捣时对水平面模板产生的荷载标准值：2.0 kN/m2。
（三）.材料参数
木材品种：东北松木，木材弹性模量E=10000.0 N/mm2，抗弯强度设计值fm=17.0 N/mm2，抗剪强度设计值fv=1.6 N/mm2。
模板类型：胶合面板；弹性模量E=9500 N/mm2，抗弯强度设计值为35.00 N/mm2。钢材：弹性模量E=21000.0N/mm2，抗弯强度设计值为205.00 N/mm2，抗剪强度设计值为120.00 N/mm2。
三、模板计算
取宽度为1m的长条作为计算单元，采用三跨连续梁模型计算，板底方木间距为150mm，计算简图如图示。
荷载（1）①模板自重 ②施工荷载 ③拱石自重----强度
（2）模板自重拱石自重-------挠度验算
（一）抗弯强度计算
（一）抗弯强度验算
模板抗弯强度验算考虑模板自重、拱石自重、施工人员和机具以及混凝土振捣时产生的荷载等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M=0.1ql2
式中：
M――面板最大弯矩（kN・mm）；
l――计算跨度，l=200mm；
q――作用在模板上的线分布荷载，q=1.2×（q1+ q3）+1.4（q2+ q4）；
q1为拱石自重荷载，q1=25×0.75×1=18.75kN/m；
q2为施工人员及机具荷载，q2=2.5×1=2.5kN/m；
q3为模板自重，q3=0.35×1=0.35 kN/m；
q4为混凝土振捣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q4=2×1=2.0kN/m。
q=1.2×（18.75+0.35）+1.4×（2.5+2.0）=28.8kN/m
M=0.1×28.8×0.152=0.0648kN・mm
σ=6M/(bh2)=1.215MPa
模板抗弯强度符合要求。
（二）挠度验算
模板挠度验算只需考虑模板自重及拱石自重两项荷载的影响。
挠度符合要求。
四、板底横向方木支撑计算
板底横向支撑采用密排方木，断面尺寸为80 mm×100mm，间距为150mm。强度和抗剪验算要考虑模板及方木重量、拱石重量、施工人员和机具以及振捣混凝土产生的荷载；挠度验算只考虑模板及拱石重量。
（一）荷载的计算
1. 拱石的重量
q1=25×0.75×0.15=2.813kN/m
2. 模板自重
q2=0.35×0.15=0.053kN/m
3. 方木自重
q3=4.4×0.08×0.1=0.0352kN/m
4. 可变荷载
P=（2.5+2）×0.15 =0.675kN/m
5. 计算强度时均布荷载
q=1.2×（2.813+0.053+0.0352）+1.4×0.675=4.43kN/m
6. 计算变形时均布荷载
q=2.813+0.053+0.0352=2.9kN/m
（二）方木抗弯强度验算
取两根方木之间0.15m范围为计算单元，采用三跨连续梁模型计算，方木底纵向拖梁间距为1000mm，计算简图如图示
M=0.1ql2=0.1×4.43×12=0.443 kN・m
σ=6M/(bh2)=3.32MPa
方木抗弯强度符合要求。
（三）方木抗剪强度验算
Vmax=1.1×4.43×1=4.873kN
（抗剪强度设计值）
方木抗剪强度符合要求
（四）方木挠度验算
挠度验算符合要求。
五、弧形槽钢（纵向支撑）验算
纵向支撑采用槽钢弯曲成弧形，型号为[12，一孔为9根，横向间距为1m，槽钢放在门式支架托座内，相邻槽钢反向放置。槽钢支撑点水平间距为750mm，计算时简化为水平方向三跨连续梁计算，计算跨径为750mm。
（一）荷载计算
1. 拱石重量q1=25×0.75×1=18.75kN/m
2. 模板重量q2=0.35×1=0.35kN/m
3. 12#槽钢自重q3=10.43×9.8×10-3=0.102kN/m
4. 施工人员及机具荷载q4=2.5×1=2.5kN/m
5. 振捣混凝土产生的荷载q5=2.0×1=2.0 kN/m
6. 集中力F=[(q1+q2+q3)×1.2+(q4+q5)×1.4]×3×0.75/16=4.126kN
经计算，最大弯矩Mmax=1.4kN/m，最大剪力Vmax=14.3kN，最大挠度为0.136mm。
1. 弧形槽钢抗弯强度验算
查表12#槽钢W=50.6cm3
σ=Mmax/W=27.664MPa
弧形槽钢抗弯强度符合要求。
2. 弧形槽钢抗剪强度验算
查表Iz=303.9cm4，b=52mm，h0=120mm，δ=4.8mm，h=104.4mm
弧形槽钢抗剪强度符合要求。
3. 挠度验算
最大挠度ν=0.136mm
弧形槽钢变形符合要求。
六、HR型可调门式支架立杆稳定性验算
门架验算选择拱顶断面底端一榀门架作为计算单元，计算断面处支架高度为8.37m。
（一）荷载计算
1. 竖直方向每米门架产生的轴向力
构件名称 数量 重量
门架 1榀 0.224kN
交叉支撑 2副 2×0.04=0.08kN
连接棒 2个 2×0.0065=0.013kN
锁臂 2副 2×0.0084=0.0168kN
合计 0.3338 kN
每米门架自重NGK1=0.3338/1.9=0.18kN/m
2. 竖直方向每米加固杆、剪刀撑和附件产生的轴向力
竖直和水平向加固杆及剪刀撑采用Ф48×3.5钢管。剪刀撑6跨4步设置，与地面夹角为59.38°，符合规范要求，竖向剪刀撑交叉层设置水平剪刀撑。
剪刀撑重量为2×37.632×0.001×（6×0.75）/（4×1.9Cos59.38°）=0.087kN/m
水平加固杆五跨四步布置，其重量为2×37.632×0.001×（5×0.75）/（4×1.9）=0.037kN/m
扣件每步8只，其重量为（4×0.0135+4×0.0145）/1.9=0.059kN/m
底座、托座及调节杆重量为0.11kN/m
则NGK2=0.087+0.037+0.059+0.11=0.293kN/m
3. 弧形槽钢传递的轴向力
计算单元内拱石的重量为0.75×2×（25×0.75）=28.125kN
模板的重量为0.75×2×0.35=0.525kN
槽钢的重量为2×0.75×10.43×9.8×10-3=0.1533kN
弧形槽钢传递的轴向力NGK3=28.803kN
底部门架所受到的静荷载：
NG=( NGK1+ NGK2)×H+ NGK3=（0.18+0.29）×8.37+28.803=32.74kN
4. 活荷载为NQ=(2.5+2.0)×0.75×2=6.75kN
5. 一榀门架承受的轴向荷载
N=1.2NG+1.4NQ=1.2×32.74+1.4×6.75=48.74Kn
（二）立杆的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Nd=φAf
φ，稳定系数，由λ=kh0/i确定，k=1.13
i=(I/A1)1/2，回转半径
I0=159178mm4，立柱惯性矩
A1=428mm2，门架立杆的截面积
f=205MPa，钢材强度设计值
A=2×A1=856 mm2，一榀门架立杆的截面积
I1=11627 mm4，立柱加强杆（Ф26.5×2）的惯性矩
I=I0+I1h1/h0=159178+11627×1.536/1.9=168577 mm4，立杆换算惯性矩
i=(I/A1)1/2=(168577/428)1/2=19.85mm
λ=kh0/i=1.13×1900/19.85=108.2
查表得φ=0.529
则，Nd=φAf=0.529×856×205=92.828kN
（三）立杆稳定承载力验算
N=48.74 kN < Nd=92.828kN，立杆稳定承载力满足要求。
七、地基承载力验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