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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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引言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作为《瓦尔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类别颜色类意象，同样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积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红色（red）代表热情如火，蓝色（blue）代表忧郁，白色（white）代表纯洁等等。
第2篇
摘要：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关键词：多元文学系统；局限性；理论；不足
一、多元文学系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多元系统。翻译文学被佐哈尔定义为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通过其在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来研究翻译文学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便于更加客观有效地了解和发现文学翻译的规律。
佐哈尔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况，使得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引领着文学形式库的创新，并会对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时，作品的原创与作品的翻译之间不再有很严格的界限，翻译规范很有可能过于异化，而翻译作品存在着忠实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趋势。主流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译的。在这样的文学模式的构建中，翻译这一行为引进了新思想，引进了新的语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翻译研究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举。多元系统理论从以往的纯翻译研究扩展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该理论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会随着当时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中的地位而变化，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学系统理论中，佐哈尔仅仅详细论述了文学或语言多元系统，因此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1、忽略译者的主观性
根据多元系统论，在周而复始的系统运作之中，译者的主观性成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是多元系统论的一大缺陷。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观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尽可能选择自己熟悉的体裁，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在这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此外，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则，但实际上，译者不是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多元系统理论一再强调并规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明显剥夺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
2、忽略其他社会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抽象简化，简单地认为译入语的文学形式库就能决定翻译文本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所提供的规则只是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是要考虑之前提到的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佐哈尔并没有从真正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文本的产生，而只是将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概括的理论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与事实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元”不能仅仅是某类文学，还应该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进来，并加以详细地说明。而佐哈尔仅仅在其理论中简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的影响一一加以说明。这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丰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没有关键概念的明确标准
在多元系统的概念中，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理论核心概念的定义，如一级、革新等等。然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惑，这些一级与二级、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国民国时期的多元文学系统为例，一部分认为我国的文学系统亟需变革，因此主张直译，如鲁迅等；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仅需吸纳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张意译，如梁秋实等。所以说，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强势”还是“弱势”、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状态？标准在哪里？佐哈尔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标准。也就是说，佐哈尔自己也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仅仅通过主观上的分析来进行判断。
三、小结
科学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佐哈尔的理论产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着与实际不甚相符之处。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三观取向，没有考虑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该理论对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考虑不够深刻，还可以继续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尔对于理论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存在着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活动现象时，要批判地、辩证地来运用该理论。可以看出，多元文学系统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贴合实际，进而完善理论、使多元系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3]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4]林萍.贡献与局限：多元系统理论评说[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3（1）.
第3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文化语境；顺应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第4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第5篇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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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论 晚清小说翻译 翻译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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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莫言作品；译介；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并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发起了“熊猫丛书”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项目，我国共译出了195部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21世纪，我国政府又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作品数量依然庞大，然而也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2012年，莫言成为了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关于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与翻译模式的研究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过程，包括原作、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的传播等多个环节。其中，一个好的译者对于文化作品的推广有着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目前，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的译介有三种形式：一、母语是中文的译者，有林语堂，张爱玲等；二、母语是英文的译者；三、母语是中文和英文的译者，譬如，汉学家顾彬教授，葛浩文夫妇等。三种译介形式中，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为典型代表，也更占优势。这是因为在译介过程中，译入语译者既能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够以多元化的立场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从而避免语言理解上出现的问题。莫言作品的翻译者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知名的译者中就有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翻译家井口晃，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称为是莫言作品英译的接生婆，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双语功底很好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为读者负责的强烈译者伦理，始终与原作作者保持友好关系，及时沟通，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他翻译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文论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文论编辑、英文论著、中文论著和学术论文等类别。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已经翻译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译的短篇小说多达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说也可能被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葛浩文的英译工作使西方人开始了解和认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译，尤其是西译中审对于我国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 它描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在整个体系里各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这一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位于主导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诗学形态会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数的新元素被介绍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系统的次要位置时，译者选择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学系统内的规范，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寻找已有的文化翻译模式，从而使译者不得不放弃或修改原作里的内容或形式，以便实现译文的可读性。
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正好印证了莫言作品英译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陈安娜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的英译中遵循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厚译与文化补充、结构重组、隐喻翻译等，从而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
（一）厚译与文化补充
夸梅・阿皮亚于1993年在其论文《厚译》中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也就是厚译。它的意思是指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来补充作品的译入语的语境文化，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作品的内容。厚译是用来弥补翻译中文化损失的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上官家七个女儿的翻译时，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补充了厚译。七个女儿的翻译如下：
来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领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过对这些名字采取厚译的方法，很好的诠释了那个年代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降低了译入语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同时也使全文充满了趣味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厚译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帮助了读者顺利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特色，弥补了文化的差异性，帮助了作品在异质文化中有效传播，是翻译异质文化中一种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构
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葛浩文考虑到文章的条理和情节的松弛度，适当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节，从而使译作集中围绕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上进行展开，便于读者的理解。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现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关联性，葛浩文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将类似的部分删掉了。此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葛浩文发挥了自主性，删除了跟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大的细节，重新对部分章节和句子进行划分和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推广。
（三）隐喻翻译
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难为易，把抽象化为具体的作用。隐喻的翻译是语言翻译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也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莫言作品因为具有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灵活地调整了语言的表达方式，采用了直译、意译、省译等隐喻翻译策略，帮助了读者轻松地阅读，理解中国的文化。
例如，他将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翻译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这两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表达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对另一句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进行翻译时，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翻译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这两话的翻译虽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原句的真实含义。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难成大器”，直接省译成了一个单词“braggarts”，此处，译者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语意上的重复。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特色，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葛浩文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灵活地采用了厚译、段落重构、以及直译、意译等隐喻翻译策略。一方面遵循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了原著。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灵活的调整，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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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48－02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归化、欧化的翻译讨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在90年代末期的引进使这一辩论进入了新的文化语境，引起了一场异化与归化之辩。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1999：6）认为“翻译总是植根于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历史当中”，“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本产生的语境”。因此，我们探讨归化和异化，必须考虑中国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中国语言在现代化过程中沉淀了一种不平等的东西方话语霸权关系，它以话语体裁的方式支配着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边缘化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中医技术化、教育异化、管理语言数字化，等等。在这里，语言作为一种存在的敞开变成了为支配而存在的工具，“他者”话语通过自己的嘴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话语的内在结构和文化特征（吴宗杰，2006）。中国的话语体系受到“侵蚀”的这种状况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英美文化民族中心主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探讨归化、异化的问题，就要将翻译置于后殖民主义这种大背景下研究。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是由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1997年正式提出来的。狭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是与帝国和殖民活动相关的翻译研究，而广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在权力关系、强弱对比关系参照下的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Robinson，1997）。后殖民翻译研究注重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弱势群体，从文化生态平衡和世界多元文化角度出发，力促文化多样性，以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由于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文体和风格等文本内部问题，从对翻译技巧的探讨逐渐转向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本外部因素。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权力转向”，这使得翻译研究融入了文化研究和权力关系的视角。权力关系成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使得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探讨中西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势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异化与归化之争
关于“异化”和“归化”的争论，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见解。孙致礼（2002）在论文《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坚持认为21世纪我国的文学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导。刘艳丽和杨自俭（2002）也基本认同孙致礼的观点，他们认为“异化”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文化语境。在翻译理论界“贬归化，扬异化”的学术风潮下，也有不少学者对“归化”翻译仍然“情有独钟”。蔡平（2002）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符合译语规范，这样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从而达到翻译目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归化”翻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蔡平，2002：39-41）陈刚（2006）认为，翻译研究需要再创造，他呼吁中国翻译界通过现实的、真实的翻译实践，阐释并且证实“归化”策略依然是英汉互译，尤其是汉英翻译的首选策略，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陈刚，2006：43-46）也有部分学者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否认“归化”与“异化”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坚持“归化”与“异化”互为补充的观点。郭建中（1998）认为“归化”和“异化”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由于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的不同，两种策略都能在目的语中完成各自的使命。
三、翻译和中西话语权势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近代中国科技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的科技术语构成的话语体系多是西方引进来的。同样，西医在最初被介绍进中国时就是一种跨话语的翻译活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医学界还没有类似的话语系统和社团。但随着西医文献的大量翻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工作，于是一个西医话语系统逐渐在中国形成，中国原有的话语体系受到颠覆，并逐步走向边缘化。
另外，在引进国外文化时，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同样会影响译入语原有的话语体系。韦努蒂（Venuti）认为可以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拒绝主流话语的统治。可以说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视角看，这种异化观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的选择还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且无论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都避免不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话语体系的“侵蚀”。例如，大多英美诗歌在刚刚被介绍翻译到中国时，都是以古体诗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说中国译者将英美诗歌翻译成中国古体诗的形式，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之所以抛开原诗的形式而采用较受局限的古体诗，一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背景和阅读习惯，古体诗较容易被接受；二是为西方诗歌在中国的传播打开局面，以古体诗的形式载入新的文化内容，更便于诗歌的传诵。西方诗歌的引进刺激了汉语白话文诗歌的发展，许多新诗派别相继出现，如浪漫派、湖畔诗人、新格律派等等。他们不但在形式上借鉴西诗，内容上也颇多效仿。随着新式在中国兴起，一个新的话语系统也在中国逐渐形成。这一话语系统和社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借用”西诗而产生的，在文体惯例、表现内容及交流目的上都与西方社会中的诗歌话语社团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力生，2006：183）。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也曾经说过，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Toury，1980）。所以，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但翻译策略对话语体系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四、翻译“策略”再思考
韦努蒂（Venuti）的“异化”理论，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也不乏许多误解。郭建中先生在2007年访美时对韦努蒂本人进行了采访，并在《韦努蒂访谈录》一文中阐述了韦努蒂对“异化”“归化”的看法。首先，韦努蒂认为翻译界对“异化”的误解是把“异化翻译”与特定的话语翻译策略等同起来。实际上，异化不是一种策略，而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许多不同的话语翻译策略都可以产生异化的效果。不仅是策略，还有词语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另一个误解是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看成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异化翻译”也得落实在接受语文化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郭建中，2008）。基于这样的分析，如果再讨论“异化”和“归化”的区别、二者对译入语话语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把韦努蒂的“异化”作为捍卫弱势文化的工具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曾经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而翻译活动，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思想，从而促进中国的崛起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话语体系边缘化，并非由翻译活动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对文化向心力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绝非翻译活动所能比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就应通过大量的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理念，丰富中国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积极投入到全球化的交流中，以活跃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扩大影响，使得中国话语体系也被国外先进国家欣赏、青睐，从而形成一种各种语言、各种话语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崭新局面。正如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鼻祖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提到 “纯语言” 的概念，用来把握语言的差异性与补充性的手段。本亚明指出了个别的意指方式有其局限性，表明它们需要互相补充，汇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完整地表达意思。因此，各种语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所有语言的集合则形成了整体性。
五、结语
“归化”“异化”是辨证统一的关系，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译者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不断提高翻译质量，而不是在实践中证明“归化”胜于“异化”还是“异化”比“归化”更能“抵抗”文化侵略。这种“归化”“异化”之争只能使更多的翻译理论工作者陷于过于“理性”的翻译理论之争的泥潭中，这对于译文质量的提高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应走出这个误区，脚踏实地做好翻译，并使翻译成为我们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文化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做翻译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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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论文摘要: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翻译技巧，实现词句之间的简单对等，更应该培养学生对于各种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更新了翻译课的教学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
2000年卢思源教授就曾提出，“当前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和口、笔译翻译人才的培养都是跟不上我国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Ci7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翻译课程设置仍以语言文学为主，大多数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以后，在从事商务往来、产品宣传、新闻、法律、金融、广告等实用性文体翻译时感到捉襟见肘，难以胜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大多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主导，教学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译教材和双语资料，教学内容主要着重于翻译技巧的传授和讲解。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实现词与词或句与句的简单对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各种语言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超文本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更新翻译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拓展翻译理论教学，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内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诞生于1965年。当时，为了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方便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TedNelson)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hypertext)"从此，“超文本”一词得到世界的公认，成为表示非线性信息管理技术的专用词汇。
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将信息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进行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的计算机技术。它包含结点(Node),链(Link)和网络(Network)三个基本要素，并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在结点与结点之间通过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链加以连接，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
在现实操作中，英特网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英特网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链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书那样是固定的和线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人另一个点，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超文本网络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杨柳在其《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中曾提到“就翻译教学而论，信息素养就包括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分析、选择、存储、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这是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显要区别”。[4j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译课题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人切实的了解，同时还要具有利用网络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
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引人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翻译教学的发展空间，其特有的网状链接方式和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超出课堂和书本的广阔资源，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辅助翻译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译能力培养
正如Kiraly所言，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Csl,培养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在超文本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的翻译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水平，还取决于他使用翻译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强大的翻译工具无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种检索、报道和存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通常由检索软件、数据库、索引和过滤器组成。Cs7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学生们可以迅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网上的专业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AltaVista()、百度(),Wisnut().Excite(www,)等。这些搜索引擎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查找到与翻译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翻译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检验译法的准确性、判断译文的规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选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相关报道给学生作为翻译练习，该报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机构名称、金融专业术语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学生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以该文最后一段为例:
Andnow,majorfinancialservicescompanieslikeAmericanExpress,GeneralElectric,DeutscheBankandAllianzarejumpingonthebandwagon.Now,analystssay,comestherealtest."ThewholestrategybehindtheIPOsisnotthatthesebanksareperfectlyreformed,butthatthey''''regoodenoughtobelisted,"saidStephenGreen,senioreconomistatStandardCharteredBank.
这段话的语言表达并不难，也几乎没有任何生词，可是学生在刚开始翻译时却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手头有各种词典，却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后来笔者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通过检索和查询，学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机构的正确译名，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体会了短语“jumponthebandwagon''''，的真实含义，从而很快地完成翻译任务，顺利给出了译文:
现在，美国运通、通用电气、德意志银行、德国安联等主要金融服务公司纷纷顺应潮流，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分析家们认为，现在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Green)指出，“首次公开发行背后的总策略并不在于这些银行漂亮地实现了改革，而在于这些银行业绩良好足以挂牌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译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StephenGreen''''，直接音译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没有想到对该译名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和核实。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我们知道渣打银行的“Stephen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关系，他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国内的相关报道都一致采用该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的金融界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汇丰银行的全球总裁也叫“Stephen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译为“斯蒂芬·葛霖”。两个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两人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和从事行业也极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译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学生甚至较为资深的译者都难以正确地翻译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在线翻译词典、双语语料库等众多网络翻译工具都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翻译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二)有利于教学资源更新
翻译课的教学资源一直是困扰翻译教师的一大难题。鉴于翻译课的特殊性质，传统的翻译教材所呈现出的线性文本模式使学生们打开课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译文，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得不抛开教材，另外搜集资料。而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师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合适的双语对照语篇，再根据课程进度加以编排，应用于课堂教学。由于纸质文本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却难以找到几篇题材新颖、内容恰当、难度相当的教学素材。超文本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资源丰富新颖、内容更新及时的特点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资源落后、教材陈旧的缺点。
在浩如烟海的超文本网络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文献资源，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译训练，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将这些信息用于辅助翻译教学，既更新了教学资源，又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晚发表了著名的获胜感言“ChangehascometoAmerica"，该演讲语言优美、难度相当，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作为翻译训练的极好素材。我在第一时问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语料，将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奥巴马演讲时的视频，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应用于翻译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而这样的资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难以在纸质的翻译教材中找到。
时隔一年，奥巴马卜任后首次访华.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对话，并发表了名为"ZseeChina''''sfutureinyou”的演讲，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广泛关注。我同样将该演讲中的精彩部分作为教学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演讲词的翻译训练使学生接触到了鲜活的翻译资料，体验了真实的翻译场景，不仅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翻译教学真正做到了资源更新与时俱进，授课内容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强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论教学拓展
目前，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人和翻译学科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开始被引人翻译教学。先进的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理解翻泽现象、开展翻译批评，还可以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撰写翻译类毕业论文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教材中开始引人翻译理论介绍，根据丛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国翻译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将先进的翻译学理论引人翻译教材。如陈宏薇的《汉英翻译教程》中“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方梦之的《翻译新论与实践》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和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各种内容归于其中;叶子南的《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通过对中西方译论的介绍，激发读者对翻译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对西方学者的翻译思想介绍。
上述翻译理论的引人，对于翻译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仅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绍某一种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而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引人则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国际译联的会刊I3abe1杂志一直是翻译界的理论前沿，各种最新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该杂志上，然而在国内一般高校的图书馆却很难看到该杂志的踪影，而通过超文本网络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却可以迅速找到该杂志的出版社网址。登陆网址http;//www,benjamins.corn/c:gi-bin八_seriesview.cgi''''}series=Babel就可以看到13abe1从1984年至2009年的所有文章的日录和摘要，并可以在线汀阅相关文章的全文，同时该网页还会提供某一期杂志的全文PDF版本作为样本供读者下载阅读，读者可以在线免费下载全文，非常方便。而如果想要查看加拿大的著名翻译研究期刊Meta，只需登陆页面eru-/en/revue/meta/，就可以在线订阅并下载1991至2009年的论文全文。同样，要了解英国著名翻译专家MonaBaker的翻译研究最新动态，我们只需要通过搜寻引擎就可以查到其个人主页，登陆网站就可以看到她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和她写的所有论文。通过搜索引擎，我们还可以轻易地查找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多元系统理论的倡导者之一GideonToury教授的个人网页tau.ac.il/}-toury/。在该网页上，我们不仅可以查阅其代表著作的概要并在线订阅该著作，甚至能够直接看到其多篇著名论文的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