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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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quot;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四、我国的产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

有一种错误信念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广为流传，以为在开放时代，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这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变种。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井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必然是保护落后，资本密集型企业既没有竞争力，也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增强竞争力。这样，金融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保护和扭曲资源价格。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逐渐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赶超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表面上似乎一下子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实际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这种脱离要素赋的产业结构是无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没有要素禀赋的升级，人为拔高产业结构，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表面上似乎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大，实际则是""小步快走"，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现阶段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根据前面的分析，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J、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生产低效率。

五、结束语

建立起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是我国当前金融改革的正确方向。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既要能够高效率地运转。满足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需求，又要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对于以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由于中小银行一般来说比大银行更易受到危机冲击，而且因为分散在、各地，不易监督，风险可能更大，因此更应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机制。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中小银行风险问题消极对待发展中小银行，国外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经验表明，中小银行在经济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各国发展层次较低的阶段，中小银行的作用更为明显。即使经济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与大银行合理搭配的中小银行也是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篇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治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治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治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治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治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治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楚、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治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治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治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非凡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第3篇

关键词：金融体制改革；现状；发展趋势

1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1)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首先是分设了专业银行和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的框架。先后恢复和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其次是成立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1979年至1984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以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投资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城市信用社，成为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是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以及明确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

(2)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银行间接金融调控机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宏观调控手段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关键。从1979年起，先是在部分地区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但新体制仍然存在各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仍然没有打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使人们重新考虑建立金融市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拆借市场；二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中的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首先得到培育和较快发展。1981年上海市首先出现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正式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94年以后，商业汇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被广泛使用，成为企业主要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手段。1985年，中国先后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依托，跨地区、跨系统的同业拆借市场。

2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在稳步进行，金融开放渐进扩大，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在国内也遇上了经济发展格局从需求过旺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在这种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1积极进行金融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

今后除应完成机构调整任务，加快新机构同各方面关系的磨合，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发挥新机制的优点，进一步搞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工作外，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金融监管。并把这一工作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运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彻底消除新的亏损的各项改革相联系。商业银行要真正企业化，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优胜劣汰。

2.2银行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利率仍处于双轨制，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较低，而市场上利率较高，其原因是违约风险贴水较大，这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困境，对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逐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按照自主经营的原则，银行有权自定贷款条件。在中央规定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幅度内，银行可根据时常资金供求情况自定利率，灵活调整利率，运用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

2.3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稳步把握市场开放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对我们来说，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稳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丰富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精通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财务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币不但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而且应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货币之一。今后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会加强，因为中国需要借鉴其管理体制和操作方式，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素质，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积累经验。

2.4进一步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

第4篇

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支持体系政策措施基本思路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第5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第6篇

近几年来，我国地方金融发展非常快，不过，地方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给我国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管理带来严峻挑战。为了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我国实施了多轮政府机关简政放权改革，使得金融管理工作主要由地方承担，但是，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目前为此依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执行的是“一行三会”管理模式，地方金融管理主体的权责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影响了地方金融管理效率。总而言之，根据我国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缺陷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不断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金融机构也应该大胆创新。地方金融行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创新存在盲目性，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仍然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与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比如地方金融机构中包含大量担保公司与典当公司，国家并没有很好地将其纳入管理范畴，增加了地方金融系统风险；第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国家很难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甚至出现许多金融机构脱离了国家金融监管范畴，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发生可能。另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不同地方立足于本区域利益，制约了地方金融发挥其合力，不利于地方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地方金融管理主体权责有待强化

各省市建立的地方金融管理主体不尽相同，甚至有些省市没有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成立的金融管理部门名称存在权责不清晰、职能不明确、多头管理等问题。比如有的省市对不同地方金融机构设立不同的管理部门，省金融办、国资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负责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头管理的存在，会导致金融管理机构职能交叉情况的出现，对于充分发挥地方资源的优势是很不利的，也容易引发不同金融管理机构互相推诿扯皮，导致金融管理效益低下。

(三)地方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发展不符

当前我国对地方金融机构实施“一行三会”管理模式，对地方金融机构准入严格把关，在抑制地方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不同省市对金融资源需求不一样，中央政府对各省市地方金融采用“一刀切”管理模式，没有考虑到不同省市金融资源需求的差异性，导致有些省市金融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下放到省市，让各省市能够针对本省市需求情况合理配置地方金融资源。

三、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引导建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

地方政府只有树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现状，切实做好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为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权责进行规范，中央政府主要对地方金融预算做好管理工作，控制地方金融风险。

(二)对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

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优化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需要界定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发挥总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管理的良性发展，使得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更加协调。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领导过程中，要遵循“垂直监管，地方协调”原则，即中央金融机构负责监管工作，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协调工作。总而言之，地方金融管理体系要秉持中央金融机构监管，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负总责，理清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职责，规范地方金融日常管理制度以及风险处置流程制度，确保地方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执行统一的监管主体下的分类监管

第7篇

论文摘要：专业设置的适时调整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增进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带来了极大冲击，必然要求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做出适应性调整。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金融危机下职业教育发展给职业院校专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然后从国际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得到启发，认为专业设置必须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企业发展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三结合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性调整的原则和思路。

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制约于经济和反作用于经济，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是实现职业教育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当经济体发生变化甚至发生危机时，职业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手段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由美国从2007年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生活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型企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导致失业率的日益上升。在此新的形势下，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寻求突变，如何适应并满足新的经济发展要求，是一个紧迫而实际的课题。

一金融危机下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由消费需求的下降引发的企业产能剩余、生产不足，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员工失业，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表象，从中不难发现多余的产能主要是科技含量不高、工艺落后的产品，失业的员工主体是缺乏技能培训，不能适应新的岗位、个人转换岗位的能力不强的劳动者。金融危机必然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大批掌握新技术、岗位适应性更强的新型技能型工人，而技能型工人的培养历史性地落到了职业教育翻。

显然，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必须做出新的调整，才能满足职业教育在金融危机新背景下的发展，促使它更贴切的服务于经济。要做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适应性调整，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哪些专业课程应该增加、哪些应该减掉，哪些专业课程需要整合，所设的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就业上岗的能力有何影响等等。

课程设置是实现专业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普遍存在着专业理论课程过多、专业课程与实训课程又互相分割、学科课程中心等倾向。尽管近几年国内一些职业院校引入了国外职业教育的一些新理念，如能力本位、行动体系、任务导向、模块化专业课程开发等，对现行专业课程的开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学科中心专业课程观仍主导着职业教育的课程，难以突破，课程设置难以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严重阻碍了专业目标的实现。

因此，金融危机一方面看似乎由于企业对用工的绝对数量的减少，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职业教育走向内涵发展的大好机遇。

二经济危机中国际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和启示

历史上曾经发生数起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每次危机过后世界经济都有一次快速的发展，世界上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都是利用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赢得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德、日的率先经济崛起，得益于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教育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产业转移、新技术革命带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f3]。可见，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以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兴起与发展需要技术和人才的支撑，产业升级换代需要大批新型应用型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成了这些人才的最主要培育手段。从美、德、日等经济大国战后经济发展轨迹来看，这些国家有一条共同的成功经验就是注重职业教育，注重产业工人的培养，为经济发展储备了充沛的优质人力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如何重视职业教育特别是探索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规律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探索性的经验。

(一)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下的专业设置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下的专业设置调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美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比较注重职业性与普通教育专业的交叉渗透，灵活多样，与人才市场需求联系紧密。二是职业性专业在专业设置结构中的比重大，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设置的衔接与渗透，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三是专业设置讲究科学性、针对性。科学性即重视社会对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不断调整专业，既保证专业的相对延续性、稳定性，又要使专业具有适应性和超前性。针对性是指专业设置适应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不沿袭普通高等教育根据学科划分专业的习惯，而是把技术岗位群作为专业划分依据。

(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下的专业设置

德国非常重视在传统工业技术基础上开拓新技术领域，而职业院校创造性的采取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以企业培训为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新方式，为德国战后经济的崛起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德国职业教育呈现出了灵活和实用的特点，其专业设置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根据市场设置专业。德国职业教育的各类专业是根据劳动力市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德国将职业岗位设置为380多个，将各类岗位划分为18个领域。设置专业时，各专业再从各领域中划分出来，在社会有关方面和行业的参与下，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二是校企合作设置专业。德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即培养应用型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的专业建设工作都是由企业直接参与、校企合作共同完成的。每个专业都成立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企业和学校的代表构成，负责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实施、检查和调整。三是结合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设置社会急需专业。德国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充分认识到高新技术转移到职业技术教育层面是现代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新特点。

(三)日本短期大学的专业设置

日本职业教育中的短期大学是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但其基本职能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点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学院。短期大学以高中毕业生及具有同等资格的人为对象，修业年限2—3年。专业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并且职业针对性强，因而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实用型人才I61。专业设置突出了三个方面特点：一是专业设置突出体现实践性人才培养。该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大体在1：1，且一些重要的理论课都要相应地配置实践课，二者的比例基本为1：1或1：2，足见实践课在整个职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结构既适应了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又保证了培养学生各项技能目标的实现。二是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文化教育，开设必修专业课的同时，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为学生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课程，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三是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专业设置要及时更新，抓住学科发展的动态，使学生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

三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适应性调整原则和思路

国际上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成功的经验，对我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如何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适应性调整有较好的启示。职业院校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整是否“适应”，要看是否满足三个方面的发展需求：一是社会、产业、科技等方面发展的需求，即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产业升级换代新要求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来设置合适的专业。二是企业发展的需求，因为企业在金融危机下，企业外部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企业对内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整合，因此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比危机前的要求更高；三是学生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学生发展的需求更加趋向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为就业、创业、再就业、再创业等方面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更多的在职业素养、危机教育、心里品质、终生学习能力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全方位的需求。职业教育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化“危机”为“机遇”，化瓶颈为坦途，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和课程设置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一)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适应性调整遵循的原则

1专业设置目标上的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原则

专业设置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科技水平相适应，必须以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做出专业课程设置之前，要把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才培养与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及时调整相关专业，优化职校专业结构，通过更新、调整及增加必要的专业技术课程和实训实习项目，有针对性地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

2专业设置方式上的综合和多元性原则

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目标是由培养目标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必须符合未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目标必须是综合性的，既要体现社会发展的变化需求，又要满足不同个体发展所需的多样化要求；既要保证专业的实用性，又要体现专业的创新性；既要反映专业的稳定性，又要体现专业的多元化。

3专业设置操作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原则

确定正确的专业方向后，必须研究实施的可行性，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专业课程设置，要便于操作，要通过对师资力量安排、学生生源、企业用人决策、发展前景等诸方面进行可行性论证，确保专业课程设置可行有效。

(二)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适应性调整思路

在上述原则下，职业院校应当针对当前和未来社会职业岗位的各种需要来设置、调整和构架专业体系。

1专业竣置——基于产业结构发展的适应性调整

一个国家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必须要与该国的产业结构相一致，才能使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相协调。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对产业结构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对科技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人才流动等情况能做出科学的预测，进而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当前金融危机下，职业院校应该尽可能进行市场调研，分析不同行业和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抗危机能力，分析不同行业和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对专业设置和课程提出的新要求，预测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的趋势，即有可能需要出现的岗位，具有前瞻性的进行专业设置。

2专业设置——基于区域特色经济的适应性调整

每个地区的经济都有一定的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分布情况差异特别大，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适宜根据地区特点合理规划和布局，从而体现地域特色。但是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地方特色并不突出，专业设置千校一面，比较普遍。金融危机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对职业院校的冲击却大同小异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的职业院校没有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服务地区的实际设置专业，因此，职业院校的专业需要必要的调整，如果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能突显地方经济特色，我们就可以有效抵御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专业设置和规划上，需要政府和有关专门机构的支持才能更加有效。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规划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的学校能做到的，还需要政府和有关专门机构及时为职业院校提供该地区的产业发展计划、人才规划、职业培训等计划。这样职业学校设置就能更加贴切地挖掘和发现真正需要的专业是什么，能有效服务地域特色的专业课程是什么。在突出地域特色基础上，还可以考虑专项跨地域特色的专业，即构建多层次跨地区的办学特色，比如根据城乡结合、中西部结合、东西部结合定点联姻办学模式等设置专业。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内需，激活国内经济的形势下，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的结构，也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提供了决策依据。总之，职业教育内部的专业比例必须由客观的需要决定，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切不可主观臆断，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人员的需求情况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科技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动态做出科学预测，职业院校要根据这些合理规划，立足本地实际，开设地域特色的专业，同时兼顾开设跨地区的特色专业，做到有的放矢而非盲目。

3专业设置——基于企业变革的适应性调整

国际上成功的职业教育经验证明，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注重学校与企业的联系。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生产一线是职业院校学生的最佳实习课堂。但目前校企合作往往是职业学校的一厢情愿，已进行的校企合作多数也是浅层次的，合作不深入。并且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多数停留在“采购式”，或者说“提前预订”式的合作阶段，停留在实习、聘请兼职教师等表面上，企业等用人部门没有真正参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没有深入到课程开发和教学过程中，从而导致专业设置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所以在金融危机形势下，职业院校要积极调整专业方向，紧密联系社会，深度了解各行各业对专业设置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高度。职业院校可以与企业一起参与岗位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过程，对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予以适当调整。

4专业设置——基于人的关键技能和多元化发展需要的适应性调整

第8篇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探索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国际上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基础。大部分的研究分别从需求、供给以及供求匹配三个角度来进行（NiallO，Higgins，2002）。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工作岗位的数量与结构都存在问题。就数量而言，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与大学毕业生增加的速度不一致，当缓慢的工作岗位增长速度无法吸纳快速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时，就产生了大学生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工作岗位的供应也会受宏观经济起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就业调节器”。就就业结构而言，经济社会上既大量存在着大学毕业生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岗位，也存在着因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达不到要求而无法从事的职业。从供给角度来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就业能力的不足。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就业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态度等资产，取决于他们配置和使用这些资产的方式与向雇主展示这些资产的方式以及他们寻找工作的特定环境（Hillage，J.&Pollard，E.1998）。从供求匹配角度看，就业服务是关键。国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是有关在校大学生收入预期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有Betts(1995)，Dominitz和Manski(1996)。他们的研究方法各异，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都获得了一致的研究结论：高校学生通常会高估自己的预期收入，也就是会表现过度自信。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来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教育学的文献一般是研究大学扩招后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国家、高校与学生如何调整相互的关系、角色。陈岩松（2004）通过向毕业生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杨伟国（2004）从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分析大学生就业出现的供求困境：大学生的就业困难与不愿到艰苦地区就业的矛盾。认为国家应通过提供外部激励的方式鼓励学生到艰苦地区就业。社会学的文献一般更注重从学生的个人属性上来探讨对就业各方面的影响，如就业期望、就业途径等，相关的文献有潘锦堂（2001），瞿振元等（200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曾湘泉（2004）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大学生就业发生困难的原因及对策。赖德胜（2001）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即在某些大中城市，大学毕业生的供给量是相对过剩的，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他们则是绝对不足。宋福进（2002）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指出替代程度与价格弹性不同是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三个层次就业率不同的原因。此外，也是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李颖等（2005）从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地点、工作兴趣相适度等多个方面比较了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分析得出了大学生就业能力会影响就业质量的结论。总结上述的研究发现，国内外现有的研究重点放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及解决上，还较少关注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更鲜有从学生所学专业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本文拟研究金融专业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包括就业率，就业质量以及学生的特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2研究的方法

我们以广西南宁某高职院校2013届67名高职金融专业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毕业生的籍贯，从事的工作，所在单位（或公司）的性质、规模，第一份工作及获得的途径，当前工作及获得的途径，当前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收入状况，在校期间是是否职业教育担任过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或是否参与过社团活动等内容。截止至2013年11月底，回收有效问卷52份，问卷回收率为77.6%。我们把学生的就业质量按收入、职业的稳定程度、职业类型进行分组，把学生在校期间的总成绩作为学生学业表现的衡量变量，采取对比研究的方式研究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3研究过程

3.1就业分布状况2013年，金融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包括专升本）为96%，比全国高职院校毕业半年后的89.6%（2011年数据）高出6.5个百分点，主要流向是民营企业，其次是银行类及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进入到金融机构的学生比例占到22%，，超过70%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远高于全国高职院校40%（2011年数据）的比例。对样本学生半年的就业经历进一步的考察，从事过或正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人数有28人，占比58.3%，部分从事过本专业工作然后放弃的主要以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贵金属投资公司的理财产品销售代表为主。放弃的原因在于工作业绩的压力大，收入没有保证。从毕业生的收入水平来看，毕业半年后的毕业生月收入水平集中于1000～2000，2000～3000的水平，收入水平与行业有关，同时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本次调查样本学生集中于广西地区就业。而收入水平处于月收入3000～4000及4000以上的样本学生从事的行业有银行行类金融机构、房地产。校园招聘是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来源，原因在于校园招聘是绝大部分学生第一次参加招聘会。毕业半年后所从事工作主要来源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及参加社会招聘，校园招聘占比较低。在与社会磨合初次就业的过程中，校园招聘会提供的职位还满足不了毕业生的心理预期，亲戚朋友的介绍及直接参加社会招聘更能促进毕业生与就业职位的匹配。

3.2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为了考察就业质量与学生特征的关系，我们把已就业学生按收入、职业的稳定程度、职业类型进行分组，收入位于区间3000～4000，4000以上及就业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国有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公务员及国有企业的定为高质量组，其他的定为一般质量组，同时把自主创业的独立出来。并考察他们的成绩、参加社团活动的实践及就业所在地等学生特征。成绩按学生在校区间的总成绩来排序，把排在前十位的定为优良，排后十位的定为差。参加社团活动的实践用是否担任过班干部、学院的学生会干部或社团活动来衡量。如表6所示。通过对比就业高质量组及一般质量组的情况可以看到，学业成绩、是否积极参与组织活动及亲戚朋友的帮忙对毕业半年后的高职金融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而考察就业所在地、入学所在地与毕业生的籍贯的关系，因有部分学生籍贯、大学所在地及就业所在地是重合的，重新整理数据可以发现一般质量组学生有60%放弃回到籍贯所在地工作，90%是选择在入学所在地南宁工作；高质量就业组的学生中，超过90%是选择在籍贯所在地工作，80%的学生籍贯与大学所在地不同，选择回到原籍工作成为高质量就业组学生与低质量就业组相区别的显著性因素，这是因为大学所在地南宁是广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就业的竞争激烈，高职生的竞争力不强。

4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广西某一高职院校金融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就业质量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①高职院校在培养高职金融专业学生的过程中，学生的就业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的衔接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表现在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当然这其中部分原因也包括：a多数银行类金融机构在招聘条件设置上把高职类学生排除在门外。b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提供业务类岗位工作业绩压力大，与资本市场周期性密切相关，留不住资源匮乏的毕业生。

②学生的就业质量与学业表现、参加社团活动的积极性及是否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关系并不明显，而回到原籍工作的学生反比留在大城市就业的学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工作。因此，鼓励学生回原籍就业是提高就业质量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第9篇

关键词：银行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及对策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约束方面存在的问题

缺乏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可能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各级分行的行长由上级行任命，并只对上级行负责，而不是对本级行的干部和员工负责。对分行行长的约束来自上级行，而不是来自本级行内部。但是，来自上级行的约束常常不能及时到位，这使得各级分行的领导层缺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贪污腐化等违法违规问题，从而加大银行资产损失的风险。

同时，在现行的委托——关系下，限于银行内部人的干预，目前一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内部监管部门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未能有效发挥其监督作用，它们对各级行的稽核起不到防范内部人道德风险和控制成本的实质作用。

货款审批权和信贷经营约束。首先，货款审批权高度集中。近几年我国各商业银行总行纷纷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严格控制授权授信，欠发达地区贷款权限迅速向总行及省分行集中。而且，目前各行发放一笔贷款信贷手续繁琐。其次，信贷经营策略约束。1998年以来，各商业银行纷纷调整了经营策略：工行选择对重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农行把优势产业、优良客户作为信贷支持重点；中行实行“四重”战略；建行贷款向大企业、大行业集中。这种信贷资金的集约经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的增加。

现阶段银行在激励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激励方式单一。目前，我国银行偏重物质激励，对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主要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的心理需求激励不足。

其次，薪酬和考核制度不合理。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员工在收入上差距较大，抑制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员工工资实行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员工个人报酬与工作绩效虽然挂钩，但是两者之间不成比例。

再次，人才激励机制过于僵化。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干部管理制度依然是传统的公务员式的官本位激励体制，采取干部任用制的形式，这与企业管理的要求是相背离的。另外还缺乏完整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培训等方面“人治”较严重，难以为优秀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和环境，不能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银行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

（一）按《公司法》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

第一，要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庞大，需要降低国有股的份额，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因此，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需要注入较多的民营资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管理层需要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促进其公司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要有充实的银行自有资本，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清理不良资产，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就必须严格按《公司法》的要求补充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以及不良资产比率，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产生。第三，要理顺银企关系，减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阻力。企业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企业的经营机制，营运效果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及其资产质量。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也必然要求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提高其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只有理顺了银企关系，才能在资金借贷上实行双向选择，提高融资效率。要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造，就要采取措施改革我国的资金融通体制，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二）在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

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薪酬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要在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和制定科学、可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员工的工作绩效，合理拉开工资差距。高层经营者的薪酬可以考虑采用年薪制。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由董事会或其下属的薪酬委员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制的实施可以对公司经营者产生强烈激励作用，但它仍没有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还可考虑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和对经营者实施股票期权制。

坚持差异化激励。商业银行的员工包括多种类型，而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特性，他们的需求、个性、期望目标等个体变量各不相同，这就要求银行根据激励理论处理激励实务时，必须讲究原则、方法和技巧，对不同层次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所以银行应该充分考虑其发展成就和成长需要，将眼前的短期激励和未来的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建立一整套的尽可能照顾到其各个层次且多方面需要的激励机制。

（三）构建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银行企业文化，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注重银行的长远发展。通过创新企业文化，使员工的人员需要得到满足。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员工身心的健康发展，并使员工参与到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由此把“银行的目标”变成每个银行员工“自己的目标”，在银行员工之间结成科学家倡导的“心理契约”，使银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高出400元以上，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排名中名列前茅。现在作为一个整体，我国商业银行员工已不再满足于初级需要的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需要的重要性开始凸现，物质激励的边际效率呈递减规律。因此，必须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坚持以发展前景为基础的物质激励，尽可能地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

（四）完善约束机制

在注重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应建立起对员工可能出现的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谋取个人私利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的、全方位的、相互补充的、完整的制度化约束体系，这里主要指对信贷人员的约束。首先，适度给予中层信贷管理人员与责任、能力相对称的信贷审批权限，根据其能力、客户信用等级来确定，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能力越强、客户信用等级越高，授权其审批金额越大。其次，建立合理的信贷经营管理制度和贷款经营损失责任必究制度。凡贷款发生损失的，应当区分情况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归属。最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上级行派驻信贷监督员、存款大户的监督、行内员工监督、借款人的反监督和公共舆论的终极控制，完善对信贷人员的有效约束。

（五）发挥声誉的激励及约束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会趋于完善，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会出现，而职业经理人市场就是经理人个人声誉的变现场所，它可以为职业经理人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预期收益。经营者之所以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是因为声誉往往对其长期职业生涯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他在一个企业工作时的声誉不好，那将会影响他将来的求职和发展，甚至断送掉职业生涯。职业经理人市场为经营者所提供的事业成功所带来的职业声誉、社会声誉变现的机会既是激励银行经营者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银行经营者的市场力量。

参考文献：

第10篇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11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第12篇

世界上既没有万能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最优的监管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和开放的程度来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选择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模式能相对降低监管成本，同时进行较有效的监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变得复杂，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形成一种既满足国内监管需求又不影响国际合作的独有监管模式。满足成本收益分析。政府监管是基于提高全体国民福利而进行的监管，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监管机构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指相对于其他模式来说，改变制度所带来成本的降低或者利益的增加。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监管模式仅仅是一个架构，最终完成监管的依然是监管机构中的人员。对监管机构进行简单的拆分或者合并式的改革，监管能力却没有显著提升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有效的监管模式不仅对监管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能对监管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模式并非越复杂越好。复杂的监管模式看似能够面面俱到，更加有效地应对不同的金融风险，但是复杂的层级关系会大大降低监管机构之间信息沟通的效率、监管人员行为和监管程序的规范化程度。尽可能降低监管模式的复杂度正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资源的共享可以直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研究和数据采集，也为发现监管空白、多头监管和监管重复提供可能性。良好的信息沟通也能促进监管合作，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和监管标准不统一。以市场力量为导向建立监管体系。监管者要站在金融市场中金融创新的前沿，发现隐藏在日趋多变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顺应市场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制订。一国的监管体制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集团的碰撞、协调甚至妥协，即使每个监管机构都能运行起来，但是把它们汇总起来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这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各方因素平稳过渡，不可急于求成。以上原则并不能囊括金融监管体制中所有的规律和标准，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金融监管模式与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一致性，并要随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复杂程度的加深而进一步变化，灵活把握，趋利避害。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分业监管，监管领域确定而单一。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着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外汇管理和反洗钱活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较晚。从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以来，我国制度性的缺失、改革相对滞后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等，导致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严重。一方面，分业监管格局不能完全覆盖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促使其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低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是统一监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性无法提高，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重复监管。金融监管措施落后、监管知识不足、水平不高，导致效率偏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综合化水平正在迅速提升，现行的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度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同时对应复杂多元的金融混业背景下的法律规则尚未健全，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金融市场部分领域无法可依，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全面的、深层次的监管法律也未及时更新。另一方面，监管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监管规定普遍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操作性不强。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虽已建立了系统的监管机构，制定了较健全的规定，但是缺少严格遵守规则的执行力，往往某些行政手段就可以打破金融监管，那么监管规则就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大量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既不能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也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难以与国际大银行开展竞争。针对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当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存在利益冲突时，监管者往往偏重于保护强大的金融机构方而忽视弱小的消费者，无法创造和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保险机制的缺乏使消费者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得不到基本的保护。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进建议

第13篇

积极推动创新金融产品。紧密结合温岭经济特点，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各种贷款业务，增强金融竞争活力，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规模和能力。联合村镇银行先后推出了“生态情”支农贷款和“渔家情”惠民贷款，为从事农业生产和松门、石塘涉及打渔和渔业加工的企业及个体户提供个性化信贷服务。联合村镇银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村镇银行、全国十佳村镇银行荣誉称号。农村合作银行推出“农链通”贷款产品，以“三农”为基点，围绕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上的生产主体、深加工主体、销售主体等生产经营主体，对产业链的不同节点提供封闭的信贷支持。此项金融产品荣获省农信联社产品创新二等奖。民泰银行在各分支机构成立小额贷款部，专营小微贷款，实行专项考核监督，发展小额特色贷款。同时，推出“民泰随意行”贷款，该贷款集“金融IC卡”“、手机银行”“、自助循环小额贷款”等功能于一体，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用户带来了极大的融资便利，有效填补了农村、偏远山区、海岛等地域的金融服务网点空白。完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温岭共有银行金融机构19家，其中政策性银行1家、国有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7家、地方性银行5家（其中当地银行3家）；共有保险公司30家；小额贷款公司6家。

2013年新增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4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2014年新增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共6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并有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民泰银行3家小微金融专营支行正在筹建。同时，增设农村金融网点。全市农村合作银行机构网点共计74个（覆盖全市16个乡镇街道）；全市邮政储蓄机构网点18个（涵盖12个乡镇街道），农业银行机构网点18个（涵盖11个镇），民泰银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联合村镇银行等也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在乡镇设置网点20多个，网点布局不断完善。有序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全面启动温岭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下发了《关于转发温岭农村合作银行普惠金融工程实施方案（2013-2015）的通知》，明确了指导思想、创建目标、组织架构及职责、创建工作安排、创建原则和激励措施。为扎实推进银政、银村、银农、银商、银企共建活动，搭建合作平台，深入开展信用户、星级信用村、信用镇（街道）的“三信”等级评定，提高农村信用评定基础信息在贷款授信、用信等方面的应用率。探索民间融资新模式。温岭市去年被列为全省首批11个省级民间融资管理创新试点县（市、区）之一，出台了《关于开展民间融资规范管理与服务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温政发[2013]74号），通过给予财政奖励补助、提供5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优化相关部门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动民间融资管理试点工作有序、健康开展。建立民间融资服务中心，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并优先支持经营性投资。中心首期注册资本1亿元，主要由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爱仕达、钱江、利欧、新界等企业和个人出资。至今年6月底，已撮合借贷159笔，撮合资金累计3.98亿元，余额达1.5亿元。在监管上，严格按照“支农支小”的要求，通过实施专门账户监管，严防非法集资，有效降低运营风险。

二、让金融支持落到实处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岭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当然，也要看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如区域金融基础弱、网点少、成本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金融服务配套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偏低；金融创新主体单一，创新机制不够；部分交叉类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金融秩序及监管仍需加强。因此，如何更好地解决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引导金融业牢牢把握服务实体这个根本，把发展实体、服务实体作为首要价值取向，推动实体与金融共生共荣，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重点项目及重点产业发展。围绕“建设大平台”工作要求，增加对以智能装备制造为重点的发展高端产业的城市新区、以建设产业新城的东部新区和以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铁路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商务综合体建设资金支持。同时，围绕建设工业强市工作，进一步增加对“四换三名”（机器换人、空间换地、腾笼换鸟、电商换市和名企、名品、名家培育）工程项目的信贷支持，推动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在行业有话语权的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推动文化创意贷款，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优化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一是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建设。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加快建设小微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推动银行延伸服务网点，下沉小微金融服务重心。二是鼓励创新服务金融产品。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推动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例。

第14篇

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会计改进问题研究简论

1. 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优势

1.1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的局限性

在会计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两种典型的计量模式：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历史成本会计以其含义简明、易于操作、可靠性强的特点，在现代会计中长期据于重要地位，受到普遍推崇与应用。但是，历史成本属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一些局限性就成为问题和缺点。比如，当价格明显波动时，基于各个交易时点的历史成本代表不同的价值量；当价格上涨时，费用按历史成本计量将无法区分和反映管理当局的真正经营业绩和外在价格波动引起的持有利得；当价格上涨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期末资产负债表中，除货币性项目外，非货币性资产和负债都会低估，这种报表就不能解释实际的财务状况，对决策可能不相关甚至无用。

1.2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根源

投资者整体上在处理信息时并没有市场效率理论假设的那样老到，历史成本基础的净收益只能解释股价变动的一小部分。在市场不是充分有效的情况下，依靠历史成本计量加充分披露的信息观并不能向投资则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决策者必须依赖会计提供资产和负债更公允的价值，这是导致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产生的根本原因。公允价值的本质属性，使得它能更好地克服历史成本会计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更好地履行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的功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增进财务报告关于企业财务业绩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 2. 公允价值会计实施的现实问题

2.1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依然存在

公允价值要想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会计审计人员失去职业道德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刘泉军，2006）。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对整体上市公司的年报产生了波动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担忧，尤其担心公允价值的运用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那么，包含大量公允价值计量的新准则的施行，是否还会导致大量的利润操纵？我国的市场经济近年来日趋成熟，公允价值应用的环境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证监会推进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了上市和再融资的程序；广大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效识别的能力也有所加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会计操纵利润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些从2007年和2008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不难发现。所以，要时刻注意改善我国经济环境，努力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创新发展和应用。

2.2我国有关公允价值的研究尚不深入

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大量采用现值和公允价值，与国际准则趋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迫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多重高压，而并非政界、学界、实务界真正从会计发展规律上理解和掌握了纷繁复杂的现值技术和公允价值会计理论方法精髓。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规定了非主导性和苛刻的限制条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准则制定者的担忧，从而限制了公允价值会计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中国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公允价值会计问题已被宣布为未来两年中国会计学会重大科研课题，并将由中国会计学会召开全国性专题研讨会，表明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2.3会计准则体系还不完善

公允价值概念是一个最基础、最复杂、最重大和最迫切的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我国在公允价值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了。我国财政部（2006）《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将公允价值与其它四种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简单并列，而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任何解释的做法就严重误导了公允价值的外延，已引起国内不少人的质疑。除了公允价值概念方面的缺陷外，我国有关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的规定和阐述分散于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很不详尽和统一，无法有效指导实践。因此，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迫切需要补充类似于FASB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2.4实施中的估计技术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必须依赖估价技术，而计量公允价值时使用估价技术的目标在于，确定被计量资产或负债在计量日出于正常商业考虑所进行的公平交易中的交易价格。该估价技术应最大限度地使用市场输入变量，且最小限度地使用主体特有输入变量。但是，我国利率和汇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够成熟，即使那些有效的交易市场，也缺乏足够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我国在运用估价技术计量公允价值时缺乏市场参考标准。另外，我国当前缺乏一份既能详细规范公允价值计量技术又有很强可操作性的执业指南。这些都会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 公允价值会计的改进对策

3.1完善我国公允价值会计体系的理论前提

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内核具有科学性，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削弱。因此，通过重新分类金融资产或其他方式停止公允价值会计的措施，在危机得到缓解后，必然会遭到投资者的反对。金融危机是消费者过度债务化、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资本市场过度证券化和金融监管过度自由化等原因造成的，会计准则不是罪魁祸首，但实践中依据“非公允”的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的方式对危机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效应，改进公允价值会计不应否定其科学内涵，而是应建立有效机制，来调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方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也明确了非活跃市场下或仅考虑估值技术更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因此没有必要修订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而且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仍处于总体健康状态，没有必要启动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如何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机制。当前针对非活跃市场、非理性市场调整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相关、可靠、可比是需要关注的新问题。同时，也需要考虑市场回归活跃、有秩序后，如何再次将公允价值确定方式调整为按市场报价。

3.2完善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

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迅速，2008年又恰逢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风暴，国内也存在经济增长预期放缓等不利因素，新会计准则体系需要在这种不同境况下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得到施用，方能更显其适用性，并于具体内容层面上寻求进一步完善。对于会计准则制定者而言，应当持续对公允价值会计在企业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特有的会计环境，慎重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应用公允价值的方法和具体措施，从而可以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同时，会计准则制定者还应加大对公允价值估价技术的研究，加强公允价值会计相关准则的探索、改进和完善。

第15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公允价值 计量属性

1.　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优势

1.1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的局限性

在会计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两种典型的计量模式：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历史成本会计以其含义简明、易于操作、可靠性强的特点，在现代会计中长期据于重要地位，受到普遍推崇与应用。但是，历史成本属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一些局限性就成为问题和缺点。比如，当价格明显波动时，基于各个交易时点的历史成本代表不同的价值量；当价格上涨时，费用按历史成本计量将无法区分和反映管理当局的真正经营业绩和外在价格波动引起的持有利得；当价格上涨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期末资产负债表中，除货币性项目外，非货币性资产和负债都会低估，这种报表就不能解释实际的财务状况，对决策可能不相关甚至无用。

1.2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根源

投资者整体上在处理信息时并没有市场效率理论假设的那样老到，历史成本基础的净收益只能解释股价变动的一小部分。在市场不是充分有效的情况下，依靠历史成本计量加充分披露的信息观并不能向投资则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决策者必须依赖会计提供资产和负债更公允的价值，这是导致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产生的根本原因。公允价值的本质属性，使得它能更好地克服历史成本会计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更好地履行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的功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增进财务报告关于企业财务业绩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

2.　公允价值会计实施的现实问题

2.1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依然存在

公允价值要想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会计审计人员失去职业道德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刘泉军，2006）。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对整体上市公司的年报产生了波动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担忧，尤其担心公允价值的运用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那么，包含大量公允价值计量的新准则的施行，是否还会导致大量的利润操纵？我国的市场经济近年来日趋成熟，公允价值应用的环境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证监会推进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了上市和再融资的程序；广大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效识别的能力也有所加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会计操纵利润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些从2007年和2008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不难发现。所以，要时刻注意改善我国经济环境，努力推动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创新发展和应用。

2.2我国有关公允价值的研究尚不深入

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大量采用现值和公允价值，与国际准则趋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迫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多重高压，而并非政界、学界、实务界真正从会计发展规律上理解和掌握了纷繁复杂的现值技术和公允价值会计理论方法精髓。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规定了非主导性和苛刻的限制条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准则制定者的担忧，从而限制了公允价值会计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中国会计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公允价值会计问题已被宣布为未来两年中国会计学会重大科研课题，并将由中国会计学会召开全国性专题研讨会，表明公允价值会计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2.3会计准则体系还不完善

公允价值概念是一个最基础、最复杂、最重大和最迫切的会计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我国在公允价值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了。我国财政部（2006）《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将公允价值与其它四种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简单并列，而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任何解释的做法就严重误导了公允价值的外延，已引起国内不少人的质疑。除了公允价值概念方面的缺陷外，我国有关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的规定和阐述分散于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很不详尽和统一，无法有效指导实践。因此，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迫切需要补充类似于FASB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2.4实施中的估计技术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必须依赖估价技术，而计量公允价值时使用估价技术的目标在于，确定被计量资产或负债在计量日出于正常商业考虑所进行的公平交易中的交易价格。该估价技术应最大限度地使用市场输入变量，且最小限度地使用主体特有输入变量。但是，我国利率和汇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够成熟，即使那些有效的交易市场，也缺乏足够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我国在运用估价技术计量公允价值时缺乏市场参考标准。另外，我国当前缺乏一份既能详细规范公允价值计量技术又有很强可操作性的执业指南。这些都会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　公允价值会计的改进对策

3.1完善我国公允价值会计体系的理论前提

公允价值会计的经济内核具有科学性，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只要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仍然得到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基础就难以削弱。因此，通过重新分类金融资产或其他方式停止公允价值会计的措施，在危机得到缓解后，必然会遭到投资者的反对。金融危机是消费者过度债务化、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资本市场过度证券化和金融监管过度自由化等原因造成的，会计准则不是罪魁祸首，但实践中依据“非公允”的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的方式对危机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效应，改进公允价值会计不应否定其科学内涵，而是应建立有效机制，来调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方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也明确了非活跃市场下或仅考虑估值技术更公允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因此没有必要修订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而且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仍处于总体健康状态，没有必要启动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如何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机制。当前针对非活跃市场、非理性市场调整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相关、可靠、可比是需要关注的新问题。同时，也需要考虑市场回归活跃、有秩序后，如何再次将公允价值确定方式调整为按市场报价。

3.2完善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