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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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藏族民居（1）青海藏族概况：藏族占全省人口的24%（2010年），是由古代吐蕃族群发展而来，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青海地区土著的羌人、鲜卑吐谷浑人及汉人等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今天的青海藏族。藏族素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和手工业，游牧文化是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青海藏族中绝大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仍信奉古老的苯教。按藏族语言划分，青海除玉树地区以康巴语系为主，其他地区均以安多方言为主，这主要是受巴颜喀拉山的影响。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5266m，不仅划分出黄河和长江源头水系流域，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交通和信息地交流，逐渐形成康巴和安多的藏族语系区。（2）聚落特征：①类型多样：青海地域广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加之藏族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藏族相对其他民族聚落类型多样，基本包含青海东部农耕聚落、南部山地聚落、中部游牧聚落三种类型（表1）。青海东部河湟农耕地区藏族多生活在脑山及高山地区，这里海拔多在海拔3000m左右，多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由于位处脑山及高山之间，地形多变河谷纵横，建筑依山就势，聚落整体形态灵活且松散。仅在一些河谷台地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聚落相对紧凑，但是依然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民居建筑之间参差错落。青海南部藏族聚落多分布在大山山谷地带，受青海南部整体海拔高度的影响，即使聚落是在河谷谷底，但是海拔也多在3600m左右，与山顶海拔多为5000m相比，落差将近2000m，高落差与小的水平间距，使得山体的坡度较大，约50%的坡度，因此聚落形态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极为明显，属于典型的陡坡山地聚落。受到大山的阻隔这里多交通不便，加之高海拔冬季严寒，常有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致使聚落之间较为分散，只有沿同一河谷居住的村民相对联系较为紧密。青南山区藏族聚落整体上呈现规模小、形态松散的特征。严格来说牧区的聚落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牧民的放牧点，牧民帐篷流动性极大，同时牧民固定式住屋变动性也较大，不同季节住居存在使用和闲置两种状态。从牧区放牧点较为集中的部分游牧点来看，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和自由，可以说是聚落形式完全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除小面积的居住空间以外，聚落中大面积的空间均为牲畜圈，各家院墙的形式也从农业区高大院墙变为低矮的牲畜院墙。聚落以外即是广袤的草场，聚落中看不到类似农业区的密集巷道和树木，唯有远山、牛羊和草场。②上寺下村：不论是东部农业区聚落和南部山区聚落还是牧区藏民游牧点，在聚落附近不远处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形成藏族聚落典型的特征即“上寺下村”。有的村落紧邻寺庙，寺庙居于高处，居民区位于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两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与回族、撒拉族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有很大不同。③宗教设施鲜明：藏族聚落中“佛塔”、“经幡”、“玛尼石堆”等宗教设施十分普遍。虽然有些村落距离寺庙较远，但村中的佛塔必不可少，这是藏族聚落的重要标志。经幡在牧区表现为，用色彩丰富的“风马旗”组成的宗教图案，往往会把大量经幡布置在村落附近的山腰处，经幡规模庞大甚是壮观。玛尼石堆在石材充足的地区如青南山区分布较多，有的玛尼石是在道路两侧山体石壁上雕刻，有的是在村头入口处堆放。（3）住居形态：①形态多样。与多样的聚落特征一样，藏族民居类型相对其他民族最为多样，东部农区以庄廓民居为主，中部牧区以帐篷和土木房为主，南部山区以碉房民居为主（图2）。庄廓是东部农业区藏族民众普遍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从跨地域建筑视角看，庄廓是我国青藏高原藏族碉房建筑与黄土高原生土合院式建筑的一种结合，它集藏族碉房的厚重规整与汉族合院民居的院落空间双重特质于一体，呈现出西部游牧文化与东部农耕文化的融合，是青海特有的一种民居类型。藏族庄廓内院空间规整没有过多的空间转折，且内院植被种植较少，这与汉族、回族、撒拉族内院花园式庄廓不同，这主要是受到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帐篷是藏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流动性居住建筑类型。黑色牦牛毛编制的帐篷作为一个家庭中核心的生活空间，可满足必要的住宿、饮食、储物等生活要求。与固定式民居不同的是，帐篷民居“地为床、天为被”逐水草而居，是一种流动的家。帐篷其构造形式相对简单，主要由牦牛毡布、绳索、支撑木柱三大部分组成，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具体功用帐篷的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大部分牧民家庭用帐篷尺寸约为长7m、宽6m的长方形的平面形式。除大型的牦牛毡帐篷以外还有一种是行旅帐篷，空间较小一般长宽仅2m左右，可满足1～2人使用。从帐篷结构上看，其结构形式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生活的要求。土木房多为牧区藏族冬季牧场的一种建筑类型，它具有冬季使用和夏季闲置的特点。冬季游牧民从海拔高的夏季牧场，转场到冬季牧场，在冬季里帐篷的使用率降低，海拔较低相对固定的土木房即成为冬季游牧民主要的住居建筑。该类房屋空间较小，往往紧邻草原溪流，周围配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圈。牧区中土木房的分布也极为普遍，是游牧民除帐篷以外的另一种重要住居类型。碉房为多层民居，一层常做为牲畜间及杂物房使用，二层由主人房、起居室、厨房组成，在房屋北侧墙面外侧设置旱厕，三层多为老人房或者佛堂使用。从传统结构形式来看，为获得安全的建筑受力，一层很少开窗且空间封闭、低矮，二层开窗不是很大且多集中在南向，三层窗口较大可获得日照采光也最多，三层加之有露天阳台，空间使用率较高。②佛堂：虽然藏族居住建筑类型多样，但其中居住空间多会设置佛堂等宗教空间。佛堂紧邻卧室，内部供奉佛像等宗教信物，佛堂也常作为起居室。碉房佛堂多设在顶层，庄廓的佛堂多设置在正房一侧，而帐篷空间有限，佛像等宗教信物多放置在帐篷的中轴线上，与帐篷入口相对。③宗教设施：藏族不论碉房还是还是庄廓，宗教设施必不可少。住居院落中常见的宗教设施有煨桑炉、经幡旗杆、中宫等。煨桑炉、经幡旗杆多与中宫组合，放置在内院中间。中宫多是长宽3m高0.7m的方形池台，地下埋设宗教信物，中宫体现出藏传佛教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宫这种宗教设施多出现在东部庄廓民居中。④独立旱厕：藏族厕所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事游牧的藏族是不建厕所的，从事定居生活的藏民也是多属牧业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人的粪便被认为不洁之物，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一般会将厕所布置在室外。受到藏族“洁净观”文化习俗的影响，厕所一般相对独立与建筑以外且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3结语

第2篇

[论文摘要]论述温州园林中乡土文化元素的应用，如城市传承历史的园林框架，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以及底蕴深厚的建筑符号方面等，试图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以求在温州园林得到更好的应用和体现。

浙江温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永昌堡”为代表的人文遗存敦实沉稳，历经数百年风雨而弥坚，建造精美，体现了温州悠久的传统建筑文明。温州山川秀美，溪水习习，历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以“楠溪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吸收了江南山水的清新秀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蕴涵着浓厚的江浙文明，讲究小桥流水、山回路转的文化意境。

一、得天独厚、传承历史的园林山水背景

温州具有良好的自然山水环境条件，以瓯江为主要的水空间轴，南、西、北为绵绵群山，环抱城市平原。东边为东海出海口又是百岛之乡的洞头列岛，瓯海江之中又有灵昆、七都、江心屿。城市中及郊区则是河网密布，又有一些小山头镶嵌其中。景观框架：

两圈：由山体围合形成内外两圈。

外圈：以城市周边远山包括瓯北罗浮群山、景山、吹台山、大罗山等，元宝型平原形态，形成城市的园林山水背景。

内圈：围绕老城区的郭公山、松台山、积谷山、中山公园、华盖山、海坛山等形成内圈，围合温州古城，是城市的历史文化极核，也是整个城区的园林公园框架。

两轴：由水体构成纵横双轴。

横轴为瓯江。它是温州的母亲河，是构成温州城市大山水的主轴线和景观通廊。轴中包含了（江心屿、七都岛、灵昆岛）三颗明珠。江心屿风光秀靓，古迹众多。这里是温州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凝聚点，是温州的象征。纵轴是温瑞塘河。它是城市南北走向的生态轴。连贯温瑞平原，其支流密布延伸至城市内部各处，是构成城市内部山水园林的最主要场所。

一片：三水网，是温州水乡风貌的突出反映，是城市山水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点：杨府山是城区中部最高最大的山，是主城区中部的地标和景观控制点。

二、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

所谓的城市文脉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元素。它取决于一个地方所特有的环境特征、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文化是一个城市园林发展和形成特色的基础。城市园林的建设不仅要利用自然的山水环境条件，还要把山水诗和山水画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化内涵融于城市空间环境中。

（一）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古榕、小桥、河流、凉亭、远山，是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是“温州山水画面中的景物。”在园林建设过程中既要保护传统的历史文脉和山水城市空间特征，又要力求把蕴涵其中的乡土文化元素应用其中，使温州园林更具地方特色，更具生命力。

（二）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温州平原是水网地带，传统的村落基本上沿河布局，而且分布较散，许多村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创造了一些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园林建设应吸收其精华，使城市的园林山水空间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

（三）手法独特、别具一格的传统人文水景。“水”的意象来自于温州当地发达的山水文化。作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近水人家”、“九曲十八弯”……，传统的水系构成不仅仅体现在自然山水当中，还体现在人文景观当中。村落、城市当中的水道不仅是生活用水的来源、交通运输重要的通道，还是文人墨客反复咏唱的题材，这种亲水的居住生活方式经积淀到当地居民的文化基因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昌堡”的护城河系统就是人文水景的典型代表。永嘉芙蓉村的水系处理手法尤为独特，其按“七星八斗”的思想进行规划设计。“星”指道路交汇处方形平台，“斗”指水渠交汇处方形水池。道路、水系都是结合散布的“星’、“斗”而形成的，其规划布局隐喻村寨可纳天上之星宿望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如繁星。另一方面突出“利为战”的目的，其星可作战时指挥台，其斗贮水以利战时防火攻以水克火。主街中部南侧凿一内湖水色清冽。村内引溪水沿寨墙、道路沟通各“斗”形成流动水系清流涓涓，迁回于宅边、道旁既可供村民洗涤、防火，又可调整小气候。

三、古意浓郁、底蕴深厚的建筑文化符号

（一）楠溪江的耕读文化和民居建筑。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及其乡土建筑是中国乡土建筑文化中最为突出、最为综合的代表。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村落。每个楠溪江村落大体可说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圈，村民的杜会生活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楠溪江村落建村古老，有建于晚唐的，如茗番村、下圈村，建于五代的有枫林、苍坡等，大量的是两宋时期所建。楠溪江建筑类型相当丰富，几乎包括了商品经济发展前农村里可能有的全部建筑类型。尤其是以文化建筑，如书院、读书楼、文昌阁、文庙和一些起教化作用的牌坊和亭阁为典型。自隋到宋，特别是至南宋末年，宋室偏安江左，大量衣冠南渡，使楠溪江文化达到高崎。楠溪江以村落建筑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楠溪江的村落建筑虽然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桑风雨，却旧颜未改，仍然保留有宋代建筑的寨墙、路道、住宅、亭榭、祠庙、水池以及古柏等，处处显示出浓郁的古意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泰顺廊桥的古蕴遗风和精巧结构。泰顺被誉为“千桥之乡”、“浙南桥梁博物馆”，桥梁数量达958座，石碇步248条，结构类型也多种多样，有堤梁式桥（即碇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据《泰顺交通志》记载，到1987年底，全县现存桥累共计958座，总长16829延长米，其中解放前修建476座，7923延长米。包括木拱廊桥、木平廊桥和石拱廊桥在内的明清廊桥30多座。其中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拱廊桥6座。即泗溪姐妹桥、三魁薛宅桥、仙居桥、筱村文兴桥、三条桥。木拱桥以较短的木材，通过纵横相贯，犹如彩虹飞架宽阔水面，其巧妙的结构，令人惊叹！

四、结束语

21世纪的园林设计思潮不应该只是符合使用机能的需求，要力避大量制造普同性东西，更应在针对设计对象使用者的特殊性及个别性上多加著墨。今天的园林更加注重对作品本质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探求，以特定的形式体现出对历史文脉和环境的关注。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笔财富，但对历史的狭隘的理解却常常成为创作的羁绊。对历史的尊重不是沉湎于对昔日形式的怀念，而是创建一种符合当今时代的形式。园林人必须清楚，从设计对象所处的文脉中进行设计解析和创作，透过文化历史符号系统来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同时还要尽量摆脱已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用新的技术、材料以全新的形式结构进行再诠释，发展那些有承接价值的传统文化。这样温州园林将更有乡土气息，有文化之根的作品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郑晓东.温州山水城市空间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01.1.

[2]彭慧锋.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华中建筑,2000.

[3]何光华.贝聿铭的建筑思想及创作手法[J].中外建筑,1998,(6):44.

[4]杨裕富.设计的文化基础[M].台北:亚太书局,1998.

[5]戈悟觉.《瓯越文化丛书》.作家出版社，1998.

第3篇

1．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简析乡土文化即农村区域文化，依附于农业、农民、农村，具有典型的“三农”特色。乡土文化和农业一样，具有弱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演变，如不注重保护与传承，该种文化可能会逐渐消亡。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人们过分注重物质追求和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泛滥、文化同化和城镇建设同质化问题，无疑使原本朴素、宁静和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乡土文化传承断裂、被逐渐解构甚至泯灭的风险［4］。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近年来，我国乡土文化发展较快，由表1可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及从业人员数从1990年的9087个、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个和156228人，分别增长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数趋于稳定，波动幅度较小，2006年后，从业人员数开始新一轮的增长，更多的人参与到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工作中去。另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载体，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文艺演出等是弘扬乡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国共开展各项活动80万余场，约为1990年的6倍，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当然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养一只稳定的传承队伍，保证传承者和受传承者的持续性是维持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途径［5］，2012年全国共开展38．7万次乡土文化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作为公益性事业，群众文化机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国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财政拨款逐年增加，22年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8%，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高达13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总体来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供给能够维持其正常活动运转，除1999年(－66439万元)、2000年(－1541万元)、2001年(－679万元)、2007年(－27421万元)和2012年(－14202万元)存在当期财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仅是当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结余累积足以弥补当期收支亏损。

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4结论与讨论

第4篇

关键词：乡土文化；课程资源；语文教学；融合

乡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发端、流行且长期积淀的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总和。

最早的知识产生于乡土沃野之中，人类的原始教育起源于乡土教育，而乡土教育离不开乡土文化。各地在自身的历史长河中，必然会形成有地域特征的乡土文化。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研究、探讨这种本土文化，去开垦、培植这块百草园，这是优秀的语文课程资源。

一、乡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意义

一是适合当今时展。乡土的就是特色的，把乡土文化穿插在语文教学中，是契合地方特色发展战略的选择。浙江省文化积淀深厚，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积极开展“种文化”系列活动，以此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把乡土文化引入语文教学，符合浙江省文化活动的战略方向。要增强地方特色竞争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而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大力挖掘整理、丰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乡土题材，正是语文教师借助三尺讲台，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是助推新一轮课程改革。新一轮课程改革为乡土文化进入课堂创造了条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要求“广泛利用校外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语文教学生活化，社会生活语文化”。新课标中也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利用和开发”。因此，开发乡土资源，整合生活资源，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将课本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让乡土文化成为得天独厚的学习资源，成为新课改的必然要求。

三是传承发扬民族历史文化。目前，中小学生课堂上使用的都是统一的教材，而本土历史文化的教育几乎是空白，加上学校环境相对独立，学生大多埋头读书，社会接触面相对狭窄。许多学生虽然来自本地，但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基本概况并不十分了解。没有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就谈不上有意识地保护、传承和发扬本土的历史文化。因此，在语文教学中结合本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真正在知家乡中爱家乡，陶冶爱国主义情操。

四是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语文走近家乡的山水，走近家乡各种民俗文化，感受体验本地的风土人情，不仅能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之得到阅读等能力的培养，而且也必能增强其对本地人文地理的求知渴望，由此进一步推动课程资源的开发。

语文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走近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生活成为语文的主要内容。在课堂中融入乡土元素，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乡情之浓、乡艺之乐、乡仪之美。

二、乡土文化是优质的课程资源

浙江省龙游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富，其历史沿革、民俗文化、典籍篇章等方面的收集整理都已有一定的成就。地方志上记载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记载着历史长河中文人墨客的佳作名篇，这都是语文教学鲜活有力的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对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下面就此简要分析。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据可考史料，夏商时龙游为越地，春秋称姑蔑，后属越国，具有“浙西文明发源地”之称。秦始设太末县，是浙江历史上最早建县的13个县之一。龙游历代人文荟萃，素有“儒风甲于一郡”的美誉。南朝徐伯珍，箬叶学书，淹通经史，成为传颂佳话；唐徐安贞、宋刘章、汪应辰、余端礼等，亦官亦儒，立业著书堪称典范；宋末元初民间天文学家赵友钦，《革象新书》巨著影响至今。由于人杰地灵，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唐代著名诗人杨炯、宋抗金名将宗泽曾任县宰；加之山水隽秀，顾况、孟郊、李商隐、罗隐、陆游、杨万里、徐渭、郁达夫等众多文人儒士均在龙游留下了笔墨行迹。

文化灿烂，艺术纷呈。龙游的姑蔑文化、商帮文化、石窟文化、龙文化等底蕴深厚，特色明显。龙游县是婺剧主要发源地之一，越剧、睦剧、木偶戏、马灯戏等都有流传；龙舞、狮舞、貔貅舞，采茶灯、马灯、小脚灯等民间舞蹈、灯会名噪省内外；《范宰相与鸡鸣堰》《十殿九塔》《吆牛小鬼勿是人》《蛮娘哭嫁女》等民间故事、歌谣则别有风味。

名胜众多，景观奇特。龙游境内山水隽秀，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颇具特色，三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00多处。近年来发掘的龙游石窟，其宏大的气势、科学的结构、精美的修饰、扑朔的谜团，使之赢得了“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美誉；集元、明、清建筑精华的民居苑，是全国两处古建筑异地保护单位之一。这些景观为组织学生开展调查、采风等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途径

（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穿插乡土文化内容

1.课堂导入就地取材。成功的课堂导入往往有先声夺人、事半功倍之效。利用身边的文化现象比较切入，更贴近学生生活。如学习《雷雨》这篇剧作时，引电视剧《梦回春谷》作为导入，因这部电视剧是2006年在龙游民居苑拍摄的，就地取材，且两部作品情节有相近之处，写的都是大宅门的家族恩怨，极易引起学生的探究兴趣。

2.师生互动不忘乡土。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及时穿插带有乡土特色的内容，可以在课堂中营造兴奋点。如《五人墓碑记》一文里，有“以大中丞抚吴者”，中丞毛一鹭原名毛汝麒，在文中的形象并不光彩，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可他却是龙游人，课堂上抛出这一事实无疑具有极大震撼力，学生的兴趣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同时还可以把相关史料作为辅助教材，让学生对毛汝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3.课外作业引导探索。改进以考查学生知识点为目的的作业形式，“更关注学生能否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更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内容由课本延伸向课外，让学生在生活应用中巩固、深化所学的知识。如学了李商隐、陆游等人的诗作后，把相关诗人抒写龙游的诗文进行整理，由学生比较鉴赏，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鉴赏能力，达到“教”是为了“学”的目的。

（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乡土文化气息

1.语文知识积累整合方面。生活处处有语文，走在大街小巷，各种招牌、横幅迎面而来，其中很多充满了地方文化特色。看到“姑蔑食府”，可引导学生认识“姑蔑”一词的由来；看到“千古之谜――龙游石窟”的广告牌，听到 “龙之游，人之居”的县歌歌词，可让学生理解其含义及虚词的作用；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城市的店名、招牌等作一番评点，评选出最有意思的公共文句等。

2.古诗文感受鉴赏方面。根据文言文的作者、体裁等相关性，将本地的相关文章作为必修课文的辅教材。如在学习碑文或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文时，引入韩愈的《徐偃王庙碑》，因为徐偃王是龙游人的先祖。在阅读中，体味家乡文化的多姿多彩，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把孟郊、李商隐、陆游等抒写龙游的诗文作为阅读材料，使学生在感受本地悠久璀璨文化的同时提高诗歌的鉴赏能力。

3.语言文字应用拓展方面。新课标提出“能在生活和其他学习领域中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就要求学生写作要开阔视野，尽可能地做到有感而发。对学生的作文，提倡抒真情、表实意。游览了龙游石窟，让学生用自己的笔描绘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看过了荣昌广场，亲身体验了龙游灿烂的历史，让学生写一写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还可走近祖辈、父辈，家乡的老、老艺人，了解本地的乡土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历史进程中感人的事迹，让学生写写家乡生动感人的故事、村庄历经的沧桑。

（三）开展各种语文活动编纂乡土教材

1.编纂配套教材。在掌握本地文化典籍资料的基础上，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将相关性强的乡土素材纳入教案中，并制定目录以方便补充和查询。如此不断完善，形成乡土气息浓厚的辅教材。若条件成熟，则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一大成果编印成书。

2.搜集整理资料。乡土文化资源很多是散落零碎的。充分利用学生分布广的特点，组织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乡土文化素材。可利用节假日有计划地走访古桥、古镇、庙宇等遗迹，对姓氏宗族、祭祀庙会、歌谣以及民间舞蹈等作深入了解，搜集方言特色较浓的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结合随笔，让学生把搜集、调研的成果作为家乡园地栏目定期撰写。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对乡土文化的了解，也丰富了学生的生活素材，拓宽了知识面。

3.开展特色活动。除教师上课穿插乡土内容外，为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定期为学生提供展示乡土文化成果的平台。课前可开展以“说家乡、爱家乡”为主题的讲演活动，可把精华内容在校园网上张帖，还可邀请本地的老党员、老艺人到学校举行乡土知识讲座或表演。到学期结束，把精华文章整理成班上的《家乡集萃》，供大家阅读。

语文学科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阵地，适时、适量、适当地渗透乡土文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结构，增强教学趣味，拓宽学生视野，激活学生情感，感动学生生命。如此，语文教学也必能成为一个“辐射型”的整体网络构架了。

参考文献：

[1] 余绍宋.龙游县志[M].语丝出版社，1999.

[2] 陆民.姑蔑历史文化论文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第5篇

计算机的出现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完成了许多无法难以实现的事情，是人类的一大帮手。它的编程基础为OpenGL基础、二三维图形编程。计算机的图像将虚幻的思维变为了现实，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计算机使人们思想中的灵感化为真实的东西，这便是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这种技术已经成为设计工作的主要方法。在建筑空间的设计时，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化技术，要经过建筑元件、形体、元素的准确定位。在传统的建筑空间设计中，无论是利用透视法则以及辅助工具，还是利用辅助线，在有限的图纸上高效的规划好空间结构中的各个部分，都是有很大难度的，需要花费设计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就会将设计者思维中的空间结构、色彩搭配、场景布置用3D技术表现出来，给人以立体感，而且更利于修改。与传统设计相比，传统设计者都是在图纸上作图的，需要大量的图纸，有的修改甚至要求重新作图，加大了困难深度，而若采用见算计软件作图就不同了，设计师可以在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而无需对其他部分进行重新作图，减少了麻烦。而且在设计中，计算机会设置3D的效果，建立坐标，从而使建筑空间设计中的物体布置变得更加有效，且有真实感,建筑构件、形体、元素的增减来去轻松和方便,建筑细微的调整也不会影响建筑整体的效果，可以对建筑设计进行多次修改。计算机图形可以当做一块电子画布，并且已经成为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建筑绘画中十分重要的工具。

2图像化是虚拟现实的场合

“图像化”是指利用各类收集的资料，来制作“图像”的过程。这些“图像”既可以是平面的，当然也可以是立体的，甚至还可能是多维的，使绘制的画面更加具有真实性。用形象的、甚至逼真的的图像来为我们展示情况，这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会用到RGB色彩模式，它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RGB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这个标准几乎可以包括了人们视力所能认知的颜色，是现在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在建筑空间设计中，这个过程中会带给大家无限乐趣，会为我们提供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的画面。建筑空间设计被计算机转化为图像展现出来，图像化是虚拟的的一大重要步骤，在此过程中，建筑设计中的事物按照一定的比例，并且带有一定的色彩，十分形象的展现出来，还可以是静态转化为动态图像，带来逼真的效果。其中贴图通道的方式利用数字化的转换方式，将光在自然界的想象，比如反射、折射等现象在图像中显示出来。另外，多个色彩通道可以将复杂的场景渲染成为广播电视级的画面式图像，将人们脑海中的想象变为现实。在建筑空间的图像化过程中,光和影对建筑空间的渲染,十分重要。另一个图像化设计中重要的一个模型为CSG建模法，它是指一个物体被表示为一系列简单的基本物体（如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等）的布尔操作的结果，数据结构为树状结构。树叶作为基本的元素，结点为运算，最上面的结点时代需要修建的对象。另一个因素便是光了，它是灵感的来源，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在环境编辑器和材质编辑器中分别设计了光影跟踪材质和环境光色,可以用来有效地制造出场景的多种时令、季节气氛。在利用了光影跟踪体系之后,可以复制出任何现实世界中光和影的物理性质。把光影跟踪概念引申一下将包括:柔和阴影和焦散性(光在水中的折射)等效果:光影跟踪是和灯光系统模块相联系的,产生跟踪阴影是准确无误的,有明显的界限,并且几乎是与投射它的目标相一致的。建筑空间和场景中都需要显而易见的边界和需要计算对象透明值的情况,需有利用光影跟踪阴影的技术。使用光影跟踪的聚光灯以及亮度或者强度的方式整理所有不透明信息。当使用这些光照明建筑场景时,它们的材质也是十分值得信赖的。这些布景中的材质有匹配的纹理和不透明的贴图,经常被当做场景的环境对象,例如花草、树木、车子以及行人。但也可以是树的一片树叶或者窗户上的百叶窗图案。假如模仿太阳光照射建筑外观的情形,光影跟踪阴影是可以利用的,只是在渲染时这些阴影需要很大的计算量。

3图形、图像—设计数据的储备以及再利用

在计算机图形、图像的设计中,无论是数据状态的建筑模型,还是以具有环境光色,物体材质的图像化建筑场景,都可以被多次利用，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在CAD中,块的慨念和使用属于这个范围,而在3DM气X中,可将常用的建筑元件或者复杂的模型,像罗马柱、雕塑、古典窗饰等建立单一场景存成文件,而在建筑场景中,只需要建立简单的几何模型。设置同一名称，进行替换，那样许多模型都不需要重新制作了,这样就可以多次利用这些模型了，而不需要重新构建，也减少了许多麻烦，。如果利用数字化模型,会是十分简单，只需要利用计算机相关方法修改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少成本，且具有高效性，有利于委托设计的甲方和承担设计的乙方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还可以不断地变换建筑构件和观看不断变换角度的建筑空间场景，使甲乙双方从设计开始一直到结束，可以对设计进行反复比较，最终找到最适合的作品,从而使双方在各方面意见统一，更好的合作。

4总结

第6篇

关键词：图像艺术、写实绘画、作用、影响

谈到图像与绘画，他们一开始就有斩不断的关系，世界上第一架照相机就是德国画家盖达尔1830年发明的，当时叫做“盖达尔”写生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图像艺术创作无论是在技术方法、媒介材料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已大大的拓展和进步了。早期图像艺术更多是指“图”的意义，现在则更多是指“像”的意义。现代摄影技术出现以后，图像艺术与绘画艺术更是相互作用和渗透，传统的绘画艺术面临着来自图像艺术的挑战，同时也为绘画艺术在创作方式和创作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变化。照相写实绘画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

一、图像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相互关系

图像艺术和传统绘画艺术在表现意图、创作方式(过程)和最后的展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现代的纯绘画艺术创作者，在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在作品中以后，便可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慰籍，对于“作品”是否可以为他人所了解、接受一般不在他的主要意图之内。作品与观众只是简单的、很感性的交流，其语言涵义是不清晰的，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也是纯绘画的特殊之处和迷人之处。而图像语言工作者的表现意图大都是根据一定的文字概念，着重在于把文字内容确切地表达，与大多数观众进行沟通并使其理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最常见的如影视作品，广告招贴，元不体现这一创作意图：在制作过程当中，绘画艺术创作者不必遵循一些制作上的规范，他们可以主观地按自己的需求去发挥，即便有理性的思考介入，也是作为情感表达的导引(例如构图和肌理)。相反地，图像艺术的制作从开始就要述说目标，选择并决定适当表现手法。(照相写实绘画在制作上类似于图像作品的生产，因此画面的情绪化特征没有了，作者的情感无法强烈的灌注于作品当中，“照相写实主义”作为“主义”产生了)。绘画创作则是由画家(人)来操作画笔完成作品，这样画家的主观情感不可避免地凝固在作品每一个制作阶段当中了。而图像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是由制作者来操控机械(摄影机、摄像机、后期暗房机械等)来完成作品，制作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机械性。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理性活动占主导地位。作者的目的是以自己的理性布局来引导或操控观众的感性。这便是当代艺术重“观念”而轻“绘制”的来源所在。

二、图像在观念、技术、物质及形式方面推动了写实绘画的发展

近20多年来的中国具象作品，几乎都用照片这种二手视觉经验作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手段，写生仅仅是一部分画家保留的创作手段。中国照相写实主义出现了冷军、石冲等重要画家，在当代绘画领域，很多艺术家正在借用影像艺术的观念、形式进行创作，有的画家就是因为受到图像艺术的影响，才使作品带上了时代的印记，例如油画家钟飙的作品。

图像艺术对当代绘画艺术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7篇

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第8篇

关键词：冀东;东北文化;民间舞风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7-0132 -01

冀东，泛指河北省唐山及秦皇岛一带，因地处河北省东部，故俗称冀东。该地以汉族为主体，满、回、壮、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也在此集聚。京沈铁路横贯东西，素有京津门户兼东北咽喉之称。凡对河北民间舞蹈有所熟悉者，不难发现冀东民间舞蹈的艺术格调，与冀中、南一带的民间舞蹈相比，真可谓“异军突起”，彼此间很难寻求其共性，反而与东北民间舞风有所相似，比如冀东代表性民间舞蹈――冀东地秧歌，其特有的诙谐幽默情调，独特的行当设置，及灵活即兴的动作运用等，与东北二人转及大秧歌有着艺术风格上的互通性。了解冀东民间舞蹈与东北文化之间的渊源，绕不开一个根本性问题：东北文化是如何影响冀东民间舞蹈风格的？

一、辖境历史下的东北与冀东

从冀东漫长的辖境历史上看，这一地区基本上经历了由北方少数民族独立政权治理和由中央集权统辖两种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治理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夏代和西周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0年），冀东为孤竹国。东周（即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冀东为北燕和燕。以上均有北方戎族政权治理时期，历时1879年。后段自五代十国始，冀东为契丹（960年改国号为辽）属地，由东北契丹族政权治理，历时53年。公元960年-1234年，冀东先后为辽、金属地，此时由东北契丹和女真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治理，历时274年。

冀东由中央集权统辖时期共历时1768年。需特别指出的是，除明清两朝外，其它各中央集权时期，冀东东面大部分土地均由辽西郡或辽阳行省（均为辽宁省）地方行政管辖。因此不难得知，历史上的冀东由北方三个少数民族政权治理的时间比中央集权统辖多出430多年;冀东即使在各朝中央集权统辖期间，该地仍有许多土地始终未脱离东北地方行政管理。即可说明，冀东与东北的历史渊源相当久远。

二、社会生活中的东北与冀东

任何地区的民间舞蹈，无不与该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某地民间舞蹈，不能不对该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做一番必要的考察和研究。

冀东的农耕地区，主要在中部平原，北部山区和半山区，南部沿海也有一些耕地。历史上这里水利条件较差，通常每年基本上种植一茬。作物以高粱、玉米、白薯为主。冀中、南一带历来习惯种两茬，作物以小麦、棉花、玉米为主。东北农业每年基本上是一茬农作物，以盛产高粱、玉米、大豆为主。相对而言，冀东与东北的耕作周期趋于一致，生产品种也较为接近。各地的饮食习惯，与各地的粮食主产物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冀东这种以“食米”为特征的饮食习惯，与东北基本一致。

地方语言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民间文艺趋向。从发音腔调、方言土语和习惯称谓方面看冀东与冀中南及东北地区，可鉴别其异同。以民间舞蹈四字为例：冀东与东北口音，均对民字读二声，间读一声，舞读三声，蹈读三声;冀中、南口音民读四声，间读三声，舞读一声，蹈读一声。冀东与东北的语言发音基本相同，冀中、南则与山东或河南省口音相近。冀东的方言土语中有“中不中”（行不行）一说，还有“吱声”（说话），东北也有此说，而冀中、南地区则谓之为“沾不沾”、“念语”。称谓方面，冀东与东北人口中的“白薯”、“土豆”，冀中南地区称为“山药”、“山药蛋”。从上述地方语言方面看，如果冀东与冀中、南地区相比是异少同多，那么与东北相比便同多异少了。

从穿戴服饰上看，冀东农民一年四季大多习惯冬天戴棉帽，盛夏田间劳作时多戴高粱编制的凉帽，与东北人的戴帽习惯和样式相同;冀中、南农民头上喜蒙毛巾（脑后系结），夏季田间劳动时戴麦秆编制的草帽。

三、地方艺术视角下的东北与冀东

冀东民间舞蹈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冀东地秧歌，其在河北省内被称为“三大舞种”（另为落子、拉花）之一，在全国被誉为北方汉族“四大秧歌”（另含陕北、山东鼓子、东北大秧歌）之一。冀东地秧歌与河北其他舞种相比，它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的喜剧色彩尤为突出，各种角色间往往彼此进行逗情嬉戏，使舞蹈从始至终贯穿着浓厚的喜剧气氛。而为何冀中、南地区没有如此放纵不羁地表现男女逗情的传统舞种呢？兼顾东北黑土地上流传的那种热情奔放、坦率表达男女异性情感的东北大秧歌，以及由一男一女载歌载舞、淳朴泼辣互相嬉戏的二人转，其艺术格调虽与冀东秧歌不尽相同，但在勇于跃出封建礼教之，直面表现男女异性情感这一点上，彼此确有共同属性。

我们知道，民间舞蹈地方风格形成后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从历史上或民间往来中，东北黑土地文化都对冀东舞风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使冀东舞蹈兼具东北的热情与河北的内敛，形成其别具一格的风采。

第9篇

关键词：高考；位移；图像问题；斜率；面积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48（2017）1-0051-3

物理D像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它能直接地描述物理过程，直观地揭示物理规律及物理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高考大纲中明确要求考生“必要时能运用几何图形、函数图像进行表达、分析”。从高考命题特点来看，图像问题，尤其是v-t图像，一直是高考试题的重点和热点。近年来，一些物理量随位移x（或位置）变化的图像问题，在高考中的考查频率正逐渐增加。

1 随位移变化图像上的图形问题

例1 （2016江苏）小球从一定高度处由静止下落，与地面碰撞后回到原高度再次下落，重复上述运动。取小球的落地点为原点建立坐标系，竖直向上为正方向，下列速度v和位置x的关系图像中（如图1所示），能描述该过程的是（ ）

点评 首先，匀变速运动的特点是速度随时间均匀变化，而速度随位移不是均匀变化的，图线呈现相对复杂，这对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复杂图像的分析，应利用匀变速运动的规律，得出相应物理量间的函数关系，从而确定图线的形状。其次，对于任意一个运动的质点，由于时间流逝不可逆的特点，在v-t图像上，某一时刻必对应唯一的速度值。而v-x图像则有所不同，当质点在空间上出现往复运动时，某一位置处，可能对应有几个不同的速度值，这类图像经常在一些空间往复运动的考题中出现。

2 随位移变化图像上的斜率问题

2.1 利用斜率大小验证实验结果

例2 （2016北京卷）某同学利用带夹子的重物、纸带、铁架台（含铁夹）和打点计时器做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他想用下述方法研究机械能是否守恒，在纸带上选取多个计数点，测量它们到起始点O的距离h，如图2所示。计算对应计数点的重物速度v，描绘v2-h图像，判断如下：若图像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则重物下落过程中机械能守恒，请你分析论证该同学的判断是否正确。

2.2 利用斜率的变化情况定性反映力的变化

例3 （2014安徽卷）一带电粒子在电场中仅受静电力作用，做初速度为零的直线运动。取该直线为x轴，起始点O为坐标原点，其电势能EP与位移x的关系如图3所示。下列图4所示图像中合理的是（ ）

3 随位移变化图像上的面积问题

3.1 利用a-x图像的面积定性反映速度的变化

例4 如图5所示，一根轻弹簧竖直直立在水平地面上，下端固定。在弹簧的正上方有一个物块，物块从高处自由下落到弹簧上端O，将弹簧压缩，弹簧被压缩了x0时，物块的速度变为零。从物块与弹簧接触开始，物块加速度的大小随下降的位移x变化的图像（如图6所示）可能是（ ）

3.2 利用F-x图像的面积求解变力功的大小

例5 （2016上海）地面上的物体在变力F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竖直向上运动，力F随高度x的变化关系如图7（甲）所示，物体能上升的最大高为h，h

点评 利用无限微元再求和的方法，同样可推知速度的倒数关于位移变化的图像、电场强度关于位置的变化图像、力关于时间变化的图像、电流关于时间变化的图像等一些特殊图像中，对应“面积”所代表的物理意义。利用图像所围面积的物理意义来解决物理问题，有时能起到化繁为简、出奇制胜的作用。

因此，进行物理图像的复习教学时，必须加强理解物理图像的物理意义，善于推导相应物理量间的函数表达式，关注图像中斜率、面积、交点等所蕴含的物理信息，准确把握高考考纲所提出的能力要求，强化学生应用图像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第10篇

关键词：图像艺术、写实绘画、作用、影响

谈到图像与绘画，他们一开始就有斩不断的关系，世界上第一架照相机就是德国画家盖达尔1830年发明的，当时叫做“盖达尔”写生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图像艺术创作无论是在技术方法、媒介材料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已大大的拓展和进步了。早期图像艺术更多是指“图”的意义，现在则更多是指“像”的意义。现代摄影技术出现以后，图像艺术与绘画艺术更是相互作用和渗透，传统的绘画艺术面临着来自图像艺术的挑战，同时也为绘画艺术在创作方式和创作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变化。照相写实绘画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

一、图像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相互关系

图像艺术和传统绘画艺术在表现意图、创作方式(过程)和最后的展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现代的纯绘画艺术创作者，在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在作品中以后，便可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慰籍，对于“作品”是否可以为他人所了解、接受一般不在他的主要意图之内。作品与观众只是简单的、很感性的交流，其语言涵义是不清晰的，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也是纯绘画的特殊之处和迷人之处。而图像语言工作者的表现意图大都是根据一定的文字概念，着重在于把文字内容确切地表达，与大多数观众进行沟通并使其理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最常见的如影视作品，广告招贴，元不体现这一创作意图：在制作过程当中，绘画艺术创作者不必遵循一些制作上的规范，他们可以主观地按自己的需求去发挥，即便有理性的思考介入，也是作为情感表达的导引(例如构图和肌理)。相反地，图像艺术的制作从开始就要述说目标，选择并决定适当表现手法。(照相写实绘画在制作上类似于图像作品的生产，因此画面的情绪化特征没有了，作者的情感无法强烈的灌注于作品当中，“照相写实主义”作为“主义”产生了)。绘画创作则是由画家(人)来操作画笔完成作品，这样画家的主观情感不可避免地凝固在作品每一个制作阶段当中了。而图像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是由制作者来操控机械(摄影机、摄像机、后期暗房机械等)来完成作品，制作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机械性。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理性活动占主导地位。作者的目的是以自己的理性布局来引导或操控观众的感性。这便是当代艺术重“观念”而轻“绘制”的来源所在。

二、图像在观念、技术、物质及形式方面推动了写实绘画的发展

近20多年来的中国具象作品，几乎都用照片这种二手视觉经验作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手段，写生仅仅是一部分画家保留的创作手段。中国照相写实主义出现了冷军、石冲等重要画家，在当代绘画领域，很多艺术家正在借用影像艺术的观念、形式进行创作，有的画家就是因为受到图像艺术的影响，才使作品带上了时代的印记，例如油画家钟飙的作品。图像艺术对当代绘画艺术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在技术和物质方面，当代艺术家从普遍的利用照相机搜取素材到利用图像软件进行创作构思，以及把图像制品作为综合材料的一部分直接拼贴于画面，都体现出在技术、物质上对绘画的影响。早期照相写实绘画，只不过是最直接、最露骨地借用了照相技术。其次是观念和形式上，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图像艺术家的创作方式：文字与图像的直接或间接拼接。这原来主要体现在海报和招贴等平面图像艺术上。但现在绘画作品中文字与图像拼贴的形式也屡见不鲜了，在谷文达的早期作品中，安徽画家刘泉的当前作品都借鉴了这一技术方式，虽然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无论画面风格和绘画题材各不相同，但却都具备了文字与图像拼贴这一特征。图像以连续的画面述说一个主题——如专题摄影及影视作品。这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家常用的一种方式创作(一个主题，一系列作品)。在当代，艺术家对作品的个人风格化、符号化特征需求比以往更加强烈。为了这一目的，艺术家在技术处理方式上一般有三方面的选择：一是语言叙述方式的个性化，如罗中立当前作品。韦尔申作品，这类作品中画家把画面的模特形象私人化了。

二是物象(绘画对象)选择的非常化，作品选择非常见的绘画对象，例如庞茂琨《触摸》系列作品，选择一般画家不选择的对象或场景，使作品内容新奇。:

第11篇

1交通供需量化关系构建

为限制容积率确定的主观随意性、弥补控规阶段交通规划的缺失，文章提出在控规中以交通供需量化关系为基础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的应对理念，并从实施层面对其量化关系进行组织，阐述该理念向实践转化的现实可行性。

1．1交通供需关系量化及其可行性论证

交通供给即城市各种交通设施所能提供的交通承载量，其主体为路网承载力;交通需求则为城市生产、生活所催生的各类出行总和，其根源为土地开发。不同的土地利用性质与开发强度产生的交通需求各异，对于同一用地性质，开发强度越高所产生的交通需求越大。显然，土地开发强度不可能无限增加，当其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势必会超出交通供给水平，产生交通供需矛盾。因此，交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某一平衡值，此时交通与土地利用彼此协调，两者之间具备对等关系，这是建立交通供需量化关系的基础。交通需求源于土地开发，土地开发强度表征交通需求的增减;交通供给重在城市路网，路网承载力反映交通供给的大小，因此交通供需关系可表达为土地开发强度与路网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在地块用地面积明确的前提下，土地开发强度又可描述为地块建筑面积。路网承载力实际等同于路网最大分配交通流，两者只是概念的不同，在一定方法、条件下可实现与各地块间出行分布量(OD交通量)的双向过渡，进而转化为各地块出行生成量。由此，交通供需关系转变为地块建筑面积与出行生成量之间的关系，而出行生成率便是建立这一关系的中间媒介(如图1所示)。出行生成率是目前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预测建设项目出行生成量的常用指标，已实施交通影响评价的地区大都结合本地特点制订了切合自身的出行生成率指标，可直接应用于本研究。对于尚未实施交通影响评价的地区，其出行生成率指标确定须经充分的交通调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要素，根据控规编制中常见的用地分类将建设用地或建筑物进行细分，以不同区位与交通方式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使出行生成率指标与控规编制充分对接。此外，应结合城市发展动态，定期对出行生成率进行修正，以确保指标取值的合理性。在当前交通发展态势下，小汽车仍占据道路交通主导地位，其对路网冲击最大，对路网服务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在整个量化关系组织过程中宜以小汽车为主体，以简化实施过程。

1．2交通供需关系量化技术

根据交通供需平衡起点不同，可从两个方面建立对等量化关系，即:(1)交通需求自主适应交通供给;(2)交通供给主动迎合交通需求。其量化关系的建立均需一定的方法、理论作为基础。

1．2．1OD反推技术

当交通供给(路网承载力)既定时，交通供需量化关系组织如图2所示。该流程可看作由交通供给向交通需求的逆反馈过程，其核心技术为OD反推，OD反推是一个迭代计算过程，基本原理是以一个初始矩阵为推算起点，重复进行交通分配和OD矩阵反推过程，直至满足设定的收敛条件，获得估算的OD矩阵［19］，OD反推模型由式(1)表示为MinF(t，v)=γ1F1(t，t⌒)+γ2F2(v，v⌒)st．v=assign(t)v，t＞{0(1)式中:t为推算的OD矩阵;v为推算的路段流量;t⌒为先验OD矩阵;v⌒为路段观测流量;γ1和γ2分别为权重系数。在路网承载力已定的前提下，反推基础数据为路网中经一定饱和度折减后的各条道路通行能力值，即路网中所有路段的流量计数均可通过对通行能力的折减获取，从而提高反推OD矩阵精度，使该方法更具可行性。

1．2．2交通需求预测“四阶段”法

当交通需求(地块初定开发强度)既定时，其交通供需量化关系组织如图3所示。图3交通需求既定下供需量化关系组织流程图该流程为交通需求向交通供给的正反馈过程，其核心技术为交通需求预测“四阶段”法。“四阶段”法是目前交通规划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一整套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出行生成、出行分布、交通方式划分及交通流分配四个预测阶段。其中出行生成与交通方式划分在第二步中同步完，交通分布与交通分配则在第三步中相继实现。当控规方案中交通供给(路网承载力)满通需求(土地开发强度)时，可认为这一单向平衡是合理的，即初定的地块开发强度是恰当的;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时，理论上应对路网容量进行扩容，但此法通常会对规划方案造成较大变动，增加规划编制工作量，此外，如何扩容、扩容多少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为回避此技术难点，该流程运用逆向思维依据路网承载力对土地开发强度进行反馈调整，以达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事实也证明，徒增路网容量对于解决交通问题往往无济于事，在巨大的交通需求压力下新增容量很快就会消失殆尽，使供需矛盾继续恶化，这已成为共识。

2交通供需平衡状态下开发强度控制的技术路线

由于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复杂性，城市不同开发片区业已形成的交通供需关系存在较大差异，综合各类片区背景交通特点，将控规编制中城市开发建设用地分为两类，即新开发片区与旧城更新片区，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两类片区交通供需平衡状态下开发强度控制的技术路线。

2．1交通供需平衡状态下开发强度控制技术路线———新开发片区

城市新开发片区通常尚未与建成区建立稳定的交通联系，其交通供需处于一种“空白”状态，为构建理想的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提供了可能。结合新开发片区出行特点，以交通供给(路网承载力)为既定条件，提出基于OD反推法的开发强度控制技术路线。其步骤如下:(1)分别以不同门槛饱和度(为保证城市道路服务水平需对其通行能力进行一定比例折减，该折减值即为门槛饱和度。通常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分别取0．75、0．80、0．85、0．90)。对规划路网中各等级道路通行能力进行折减，作为路网承载力;(2)在控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地块边界线基础上划分交通小区，以确保各交通小区属性数据与各地块相对应;(3)在前两步基础上利用OD反推技术估计出OD分布矩阵，得到各地块间分布交通量;(4)分别对OD矩阵行、列求和获得各地块发生与吸引交通量;(5)以出行生成率为媒介建立土地开发强度与发生吸引交通量之间的互动约束关系，进而推算出各地块容积率。经该方法所得容积率赋值应作为控规方案中各地块开发强度的上限值，即最终确定的容积率不应超出该值，从而实现对土地开发强度的有效控制，确保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OD反推法简单、易操作，能够从理想状态考虑片区最大过境交通量及各地块允许的土地开发强度，适用于无现状交通资料的城市新开发片区。特别地，由于该方法仅从地块交通条件去设定土地开发强度，易造成个别地块容积率反推值偏离正常范围，当地块容积率反推值过大(浪费路网容量资源)或过小(限制土地开发潜力)时，结合OD反推自身特点提出OD加载法的调整策略，其步骤为采用反推的OD矩阵标定重力模型(重力模型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交通分布预测模型，也是本研究中所应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因此需事先对模型进行标定)。(1)利用出行生成率与反推容积率计算各地块发生与吸引交通量;(2)使用标定的重力模型进行交通分布预测获得新的OD矩阵;(3)对于反推容积率过大的地块，设定其容积率上限并通过出行生成率推算该容积率下地块发生与吸引交通量;(4)计算新旧矩阵中这些地块发生或吸引交通量(当交通发生量大于吸引量时，所需比值为新旧矩阵中交通发生量之比;反之，则为交通吸引量之比)之比，将新矩阵中该部分地块对应的行、列单元交通量分别与所得比值相乘，完成地块容积率下调所对应的OD矩阵调整;(5)使用OD加载法将新矩阵中被调整地块(指容积率下调地块周边的地块。某地块开发强度降低，必定会改善周边地块交通条件，使其开发强度具备上升潜力，故可分别对周边地块容积率进行上调)所对应的行、列单元交通量分别按一定比例上调并加载到规划路网中;反推容积率过小的地块应优先作为被调整地块，以确保各地块具有平等的开发机会;(6)观察路网运行状态直至达到承载能力，对矩阵中被调整地块对应的行、列值分别求和，得到其发生与吸引交通量;(7)再次利用出行生成率计算出各地块调整后的容积率。以OD反推法为基础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技术路线如图4所示。

2．2交通供需平衡状态下开发强度控制技术路线———旧城更新片区

与城市新开发片区不同，旧城更新片区具有相对稳定的过境交通需求，“破坏”了OD反推法所要求的理想条件，即从交通需求适应交通供给方面无法建立所求供需量化关系，转而从交通供给迎合交通需求角度建立了基于交通需求预测“四阶段”法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技术路线。其步骤为(1)在旧城更新片区控规编制之前进行路段交通量调查;(2)通过OD反推获取现状OD分布矩阵并以此标定重力模型;(3)使用反推的OD矩阵计算开发片区交通小区现状发生与吸引交通量，采用趋势外推法或增长率法预测规划年交通小区发生与吸引交通量;已建立交通规划模型的城市，交通小区规划年发生与吸引交通量可从交通规划模型中提取;(4)根据出行生成率及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初定容积率计算各地块发生与吸引交通量;(5)利用标定的重力模型进行交通分布预测，获取新的OD矩阵;(6)对所得OD矩阵进行交通分配并对路网运行状况进行检验。若路网运行状态良好，则方案初定的土地开发强度与路网承载力相协调;反之则不协调，需对部分地块开发强度进行调整，调整对象为过负荷路段周边容积率具备下调条件的地块，方法为OD加载法，如图5所示。

3实施策略

3．1实施节点

对于城市新开发片区，交通供需量化关系建立应在控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路网、地块划分及用地性质初步确定后进行，以指导下一步地块开发强度指标制定，为之提供辅助依据;对于旧城更新片区，其量化关系建立应在方案及容积率指标初定后进行，以对所确定容积率进行修正，使开发强度服从既定路网承载力。以交通供需平衡量化关系来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的方法一方面将交通规划的核心内容有效纳入到控规指标确定之中，使二者合为一体，抵消当前控规交通规划缺失之不足;另一方面也为开发强度指标的确定引入了理性依据，有利于强化控规稳定特性。固然，以纯粹的交通视角来确定容积率有其片面性，交通因素只是左右容积率变化的因子之一，它同时还要受到城市区位、用地性质、地价、景观、历史文化以及城市设计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使用该方法所制定的容积率指标仅为“一家之言”，通常可作为容积率确定的辅助依据。但对于城市核心区、老城区、中央商务区等开发强度较高、路网资源相对紧束的开发片区来说，交通条件自然上升为影响容积率的主导因素之一，以此确定的开发强度指标理应作为确定最终容积率的重点参考依据。

3．2实施成果

出具《交通供需关系量化与土地开发强度控制研究报告》，作为对控规成果的补充与完善，并将其纳入规划附件。主要研究结论应写入控规文本，作为规划管理中容积率给定及调整的依据。

3．3成果审查

当前，专家评审会是各类规划成果的主要审查形式之一，该组织形式通常适合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成果审查，即可进行有效把关又能提高审查效率。对于以定量分析为主的规划审查考虑到定量分析涉及大量数据与运算，建议由交通技术咨询机构(即第三方)对报告研究成果进行审查，主要包括数据可用性、方法有效性、计算准确性以及结果合理性等四个方面，并出具审查意见［20］。

4结语

第12篇

1.1基于实践与研究，提出儿童游戏与教育的关系

张宗麟认为“社会是因为有孩子而成立，孩子决不是因为社会才能生长”，认为儿童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倡导在幼儿园开展社会教育，构建幼稚园社会课程。认为“幼儿是富有游戏性的，儿童生活大半在游戏中”，社会生活中处处蕴藏着游戏的契机与形式。作为幼儿主要生活内容的游戏，是与社会生活相互融合的。符合幼儿社会生活的游戏既能满足幼儿获得愉悦的动机，也能帮助幼儿通过游戏了解社会（如“拉小黄包车”等）、融入生活。因此，张宗麟认为，幼稚园的教育应该是富有游戏性的，在张宗麟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制订的课程中，游戏不仅是一项独立的课程内容，而且还贯穿于各项活动之中，并认为“此科包含最广，举凡幼稚生活动，倘属自发者皆属之”，阅读、表演、歌唱、图画等活动都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游戏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最佳方法。此外，由于幼儿的社会生活知识并不是靠传授的，而是“自己找得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指导幼儿获得这类知识的方法，而“幼稚生的获得知识完全在工作中、游戏中得来，那么指导幼稚生的工作、游戏也就是指导其怎样获得知识”。因此，游戏与社会相结合的方式，是幼儿获取社会知识最好的方式。

1.2基于国情民性，置办富于童趣的游戏设备

张宗麟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实际情形分离，幼儿园的设备和玩具也应符合儿童需要，适应当地情形。在设备配置上，钢琴、自行车、唱机、跳舞是西洋人人皆会的，所以幼稚园采纳这些为必须设备；然而在中国，如果也设置此种设备，必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唯有钟、鼓、萧琴之类皆可采为幼稚园常用设备。在玩具取材上，张宗麟一方面认为“利用日常用品以制成者，儿童必爱之”，如火柴杆、肥皂、萝卜、棉花等物品不仅获得容易，而且儿童非常熟悉，取之可以教各种常识，做成玩具时，可教图画手工；另一方面，认为“利用废物制成者，既省钱，又可爱”。在玩具的制作上，张宗麟认为“无论何物能经过师生合作而成者，愈有意味”，幼儿因为各种能力的原因，不能做成精美的物品，然而可以从旁协助教师，例如由木匠制成的玩具，师生可以合作用油漆装饰它。不管是由幼儿自制的玩具还是师幼合作制成的玩具，均能引起幼儿参与和创造的兴趣，更加富有意义。在玩具的玩法上，在教师的指导之外，还“应该让儿童自己发明玩的方法”，不仅可以为幼儿在游戏中、发挥想象力、发展创造力提供空间，也是对幼儿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

1.3依据社会习俗，选择适宜的民间游戏

张宗麟十分重视民间游戏的作用，不仅大量收集儿童喜爱的民间游戏，而且在教育实践中采用相当数量具有教育价值的民间游戏。他认为幼儿在学校所学的游戏，“到了家里就不会去做的，同时，他们整天玩他们愿意玩的东西。这些玩意儿，或者就可称为民间儿童游戏。”民间游戏源于当地社会和当地民俗，广泛流传于民间，游戏的材料和内容简便易得，且与幼儿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民众性、娱乐性与历史传承性的特点。因此，相对于其他游戏而言，民间游戏更贴近特定地区幼儿的社会生活习俗，便于幼儿从中理解并内化相应的社会习俗，且深受幼儿的喜爱，是对幼儿进行社会生活教育的较好形式。

2张宗麟本土化游戏思想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

2.1幼儿教育应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径

张宗麟在进行幼稚教育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敏感，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幼稚教育的现实情况，从国情出发改造中国的幼稚教育，以本土化的思路解决幼稚园儿童游戏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21世纪，是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国文化交流高度频繁、交流范围及其宽广，全球化己成为时代必然。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幼儿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客观上要求幼教工作者树立全球化的意识，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警惕模仿移植的旋窝。张宗麟及老一辈教育家的实践经验警惕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要基于中国国情将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贯通，使其更具有本土性，从而对中国幼儿教育发挥重要的作用。曾有学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必须“走得出去，又回得来”。“走的出去”，就是要向相邻学科乃至于全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习，要向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学习；“又回得来”，就是要将所学的这一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成为学前教育观念不断成长的营养成分。

2.2幼儿园应创设符合国情与童趣的游戏设备

合乎国民性，是张宗麟设定玩具的标准之一，要求幼儿园的玩具应摒弃单纯从外国进口等奢侈风气，从本民族特性出发，配备符合国情与童性的游戏设备。张宗麟依据国情指出，“吾国社会虽恶，然而可以采为幼稚园之教具者甚多甚多，静心而求之，各地皆有最优美之材料，宝藏无穷，采用不尽，且不必乞灵与舶来品也”。[6]因此，借鉴张宗麟先生余萍张宗麟本土化游戏思想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儿童游戏本土化的探索经验，幼儿园也应在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玩具（如秋千、竹剑、木马等）的同时，鼓励幼儿园教师与幼儿一起节约资源，带动家长将家中废弃物品放入幼儿园以供师幼一起变废为宝，制作幼儿熟悉且有价值的玩具设备。

2.3幼儿园应重视民间游戏的开发与运用

第13篇

一、注重实践活动

为了在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初步接触和逐渐掌握数学化的思想，不断增强数学意识，就必须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实践活动，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数学问题，认识到现实中的问题和数学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参与实践，接触实际问题。

1、让学生养成留心周围事物、有意识地用数学的观点观察和认识周围事物的习惯。引导学生根据周围的事物编成数学应用题，经常有意识地这样做，学生就会逐渐地学会数学化的思想，并自觉地把所学习的知识与现实中的事物建立起联系。

2、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有关的教学内容，联系现实中实际问题，使学生在理解所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数学意识，学习数学化的思想。数学教学中的许多内容，都与实际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教学中做到概念从实际引入，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提高学生数学意识，培养学生数学化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教给思考方法

数学化的思想不是在教学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教师在注重给学生提供接触实际的机会的同时，还应该有意识地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也就是使学生学会如何用数学的方法认识事物，如何把实际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

1、在解题过程中教给思考方法。学习数学的核心是解题，学生开始学习数学就要和解题打交道。?在解题的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学会具体的解题方法，而且能够和应该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包括数学化的思考方法。教师有意识地把数学化的方法在解题过程中体现出来，并使学生在解题过程中自觉地运用，就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解题技巧，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管理本土化；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一、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全球趋势和特征

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管理本土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指管理本土化过程的一种结果，具有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从其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看，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培养和开发东道国当地管理人员，并使其最终取代外派人员的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讲，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直接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我们便可以利用外派人员或当地人员在公司管理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来衡量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程度。外派人员所占比例越低或当地人员所占比例越高，则本土化程度越高。

在其国外经营的早期，跨国公司主要依靠母国外派人员经营管理其国外分支机构。一直到50年代基本上维持这一格局，从70年代后期开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就开始显露，近20年来，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迅速扩张的时期，外派人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外派人员的数量也直线上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跨国公司大量使用外派人员。根据对268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这些公司1972年共有3455名外派人员，但到1975年，仅3年时间就增长到5300名。但是，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出现减少的趋势。Kobrin(1988)对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公司中，近半数公司在过去的10年中减少了外派，26%的公司没有变化，23%的公司外派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而当问及今后10年的趋势时，4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削减外派人员，40%的公司表示维持当时的水平，只有18%的公司表示仍将增加外派人员。尽管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在不断膨胀，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更是如此，但是，美国外派人员非但没有增长，反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1992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管理人员在海外为美国公司工作，比5年前下降了25%而美国外派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则从1982年的0．8%下降到1989年的0．4%随着外派人员人数逐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管理本土化趋势日渐明朗。

与美国公司相同，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人员配备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管理本土化的趋势。Beamish和Inkpen(1994年)发现，东南亚439家日资参与的制造业合资企业中，各家企业中的日本外派人员的数量从1989年的平均4．1名下降到1994年的平均3．46名，外派人员在合资企业雇员人数中所占比例也从1989年的4．35下降到1994年的3．07。与此同时，加拿大分支机构中的日本外派人员平均数量也呈下降之势，从平均4．13名下降到平均3．02名，所占比例也从4．13下降到2．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近年来已日趋明朗。但是，不同层次岗位的管理本土化程度并不相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以及不同的东道国在管理本土化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从本土化层次上看，职位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使用母国外派人员。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高级管理职位上总是大量地使用母国外派人员，在中级管理职位上较多地使用东道国人员，而在低级管理职位上则主要启用东道国人员，基本上不使用或仅使用少量外派人员。

2、从职能部门上看，同一管理层次的不同职能部门的本土化程度不同。根据Harzing(2001)年对2689家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问题的考察，总经理职位由东道国人员担任的比例为59．2%，本土化程度最低。而在同一管理层次的职位中，东道国人员担任财务总监的比例为82．8%，担任营销总监的比例为89．9%，担任人力总监的比例最高，达到97．8%。人事管理职能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职能，因为人事工作需要遵守当地的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并且还要适应雇员的不同文化背景。营销职能也是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尽量使用当地人员也具有合理性。相对于营销和人力资源两种职能，有关当地情况和偏好的知识对财务职能而言重要性是最低的，而且是控制性最强的管理职能，所以，财务总监一般为母国外派人员。

3、从母国角度看，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高，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欧洲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本土化程度差别明显，但基本上居于美日两个极端之间。根据NegandhiandBaliga的调查，美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绝大多数高层主管职位都是由东道国人员担任，在所考察的44家企业中，高层管理本土化比例超过一半的企业达到33家，只有1家公司在高层主管职位未雇用东道人员。而在所考察的19家日本跨国公司中，有15家公司(比例高达78．9)在高层主管位置根本没有聘用任何东道国人员。相对而言，欧洲跨国公司国外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比例虽然不如美国跨国公司，但显著高于日本公司。

4、从东道国角度看，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高于亚洲和拉美地区。受诸多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不同的东道国表现出来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低于设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

5、从行业角度看，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可划分为国际战略、多国国内战略、全球战略以及跨国战略。相应地，分别奉行这些战略的行业可以划分为国际战略导向行业、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全球战略导向行业以及跨国战略行业。目前，大多数行业奉行的是多国国内战略或全球战略。总体而言，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大部分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如计算机、化工、家用电器、石油天然气以及汽车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比较低，尤其以汽车业为典型。而大部分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如食品和造纸行业。金融业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母国人员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控制，而当地市场知识的重要性则促使跨国公司在广告、商务和管理服务业大量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管理职位。

二、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发展

纵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几乎都是由母国派人担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无论其是母国人员、港台人士还是东南亚华人，随着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战略的转变以及我国经营环境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程度随之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本土化的发展是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应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20多年的利用外资发展历程中，我国利用外资总额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oD13以此相联系，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78至1992年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第一阶段，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的人员配备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导向，即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总体而言，80年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主要是推销其产品和技术，来华投资并不多。许多跨国公司还处于观望阶段，只有极少数著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而且多数是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他们往往在中国成立代表处，或者建立合资公司，因此，在这个阶段几乎谈不上什么管理本土化。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许多初级经理都由母国委派，或者聘用少量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而中国本土人员极少进入中高层管理职位。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初期，主要是为了转移公司的技术和经营诀窍、塑造特定的企业文化，惟有母国外派人员履行这种转移媒介的职能。在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情况下，从母国派遣总部信任并且熟悉部策略的母国人员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此外，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普遍规模较小、人数少、机构简单，少量的母国人员就可以满足在华企业经营的需要，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我国的环境也限制了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多年闭关锁国使中国在高级管理人才市场上出现了人才断层。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由于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成长，其知识结构难以与当时的国际管理方式接轨，其经验也拘泥于旧的管理模式。而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缺乏实际管理经验，也难以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重任。同时，90年代之前，中国劳动力流动市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严格的劳动法规限制了人员跨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自由流动，这给跨国公司获取人才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中国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流动机制的僵化，加上跨国公司缺乏对中国本土人才的认同感，使得中国本土人员在这个阶段难以进入外资企业的中高管理层。

第二阶段：跨国公司真正开始对华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投资是在1992年以后，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开始走出“试探期”，进入“发展期”，他们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制造业投资。至此，可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步入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母国人员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但中高层位置港台人士或东南亚人士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开始在人事、销售等中层职位上开始聘用一些中国本土人员，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但是发展速度缓慢。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从70年代开始起飞，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管理和专业人才，他们在语言和国际视野上兼备东西方文化特质，适应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管理的要求。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90年代跨国公司纷纷将制造中心从东南亚地区转移到中国，伴随这种调整，许多原先在跨国公司东南亚分支机构服务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相应地转移到了中国。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许多地区都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其成本远低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外派人员。因此，在这个阶段，许多港台和东南亚的华裔管理人员取代了跨国公司母国人员的位置。与此同时，一批学历高、知识新、眼光开阔、肯于和善于学习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优秀中国本土人才也逐渐涌现出来，许多人具有多年的跨国公司供职经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逐渐进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管理中层，但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圈的中国本土人员仍是罕见的。

第三阶段：管理本土化渐渐进入。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明显加快了管理本土化的步伐，管理本土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母国人员依然把持了大部分中高层职位，但是逐步成长的中国本土人员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跨国公司中级管理层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步入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资源最优配置的体现。有以下一些因素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实施管理本土化战略：首先是跨国公司雇佣外派人员的投入过大。

高于中国本土员工(从表1可以看出，外派人员单是基本工资就比中国本土人员高出3～4倍)，而且一般也高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加上交通、住房、保险、休假等额外福利，综合成本对跨国公司构成了巨额开支。这一点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成本因素成为一种主要竞争手段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国公司大大加速了管理本土化的进程，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迫于成本压力，招募和开发中国本土经理来取代成本高昂的外派人员。

其次是中国管理人才的成长壮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熟悉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掌握现代知识并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人才迅速成长和涌现出来，其中包括海外归国人才，使得我国优秀管理人才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大缓解。这就为在华跨国公司实施管理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为了保持中国本土优秀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需要，在华跨国公司内部已经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中国本土管理人员，他们期望发挥更大的潜力，在职位上有所提高，在责任上有所扩大，在薪金上有所增加。如果公司难以提供这种机会，他们就会感到公司内部职业发展前途渺茫，其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就会寻求公司外部的职业发展机会，公司的人才流失率就会提高。因此，提拔中国本土优秀管理人员取代外籍主管便成为跨国公司挽留高层次中国本土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整体投资策略的重大调整是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的深层次原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占领海外市场。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希望通过直接投资占领中国市场，因此更倾向于雇佣熟悉当地市场，了解当地文化的中国本土人才，更强调融人当地环境。例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所开发的中文手机等高科技通讯产品，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本土技术人员为主，在研究和改进了原有的技术后，在中国本土开发的。没有这些中国的人才，跨国公司产品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适应性，其市场决不会做得如此之大。同样，大量深知当地文化、精通中文的中国本土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与公司员工和外部沟通，建立融洽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降低经营成本，从长远发展来看，跨国公司逐步在些重要领域雇佣中国本土人才无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逐步形成为跨国公司管理和技术管理本土化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而人事制度的逐步宽松则提供了制度保证。信息革命也为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通讯使人才信息沟通迅速准确，信息流通更加快捷，更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才商业性操作成为可能。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大致经历了以上3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主要差别在于第二、第三阶段不同来源的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美国跨国公司台及东南亚华人担任中高层经理人员的比例最高，甚至超过母国人员，而日本跨国公司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中心导向，母国外派人员在中高层职位上占有绝对数量，港台及东南亚华人所占比重并不大，所以管理本土化往往表现为中国本土经理直接取代日本的母国主管。欧洲跨国公司则居于这两端之间。此外，由于美国拥有丰富的华人资源，母国外派人员有相当比例是国外华裔管理者，再加上公司聘用的港台和东南亚华人，所以外籍华人大量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一大显著特点。据1998年对美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60家企业和近20家公司代表处或者投资性公司进行的访问，在85名外籍管理人员中有近3／4，即61名外籍华人。一些在华投资颇为成功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最高领导者基本上是外籍华人。这些公司的外籍华人学贯中西，既具备中国文化背景，也了解西方企业文化，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三、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对我国的影响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对我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促使我国人才配置趋于合理以及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使人才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使本土人员的价值得到实现。跨国公司在本土人才方面的竞争，促使企业实行更好的、反应员工实际贡献的薪资福利待遇，否则员工就会因为不满现有的景况而调离公司。此外，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需求也促使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推进了人才流通体系和人才网络化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扩大了人才队伍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战略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员大规模培训，这既提高了公司员工的素质，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合资和独资企业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我国现代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现代化产业工人的摇篮。通过跨国公司正规的培训计划，以及与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外派人员长期共事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新一代的企业管理人员正迅速成起来，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培训，熟悉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而且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既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能按国际惯例办事，并能够熟练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沟通。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现代化产业工人。这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大军必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留住国内优秀人才并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以往去欧美留学，是许多富有才智的中国学子的梦想。而今，跨国公司丰厚的薪酬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对国内优秀人才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放弃了到国外留学的计划，选择到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工作，致力于在国内寻求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不少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生们也纷纷归国，除了自己创业外，相当部分归国留学生加入在华跨国公司，从事高层次管理和技术研发工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我国人才的素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4、激励潜在的就业人员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素质。跨国公司提供较高的报酬和员工福利，拥有健全的组织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成为青年一代择业谋职的热门。但跨国公司对人才的综合要求很高，为了能够进入跨国公司工作，这些潜在的就业人员不断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第15篇

图书馆作为高校文化的传播窗口同时也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图书馆的作用不单单局限在服务学生层面，应该将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扩大，首先，跟随着高校的培养目标，创办特色校园文化，另一方面要紧随时代的步伐和时代的特征开拓出高校校园文化的新道路。这样既有利于实现教育学生的目标，又能很好地把握校园文化动态，以便于进一步推动高校校园文化话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是由校风、校规和校魂等因素集体构成的组合体，它应该具有完整的体系，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从而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生存机制。高校校园文化包含着高校校风、领导传统、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等丰富内涵，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优秀健康的校园文化既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还可以启发学生心智，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校图书馆在高校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1图书馆是校园文化的中心

首先，高校图书馆是校园文化的中心，教师的教育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都离不开高校的图书馆，高校的科研活动更加离不开高校的图书馆，例如学术交流和科研课题的讨论都离不开高校图书馆。因此高校图书馆理所应当的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动中心。

2.2图书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图书馆除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动中心，还是高校课堂教育的延伸，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就是依靠课堂学习获得的，也是教师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渠道，如果说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形式，那么，图书馆就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是大学生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典藏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会起到良师益友的作用。除此以外，高校图书馆还是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场地，课堂主要是进行知识的传授，而在图书馆的阅读过程则是对学生思想上的熏陶，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会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这是课堂教学无法达到的教育效果。

图书馆作为高校课堂教育的延伸，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在书刊的选择方面一定要体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要拥有教育的历史性还要拥有教育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2.3图书馆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地

高校图书馆对学生进行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熏陶，在熏陶的过程中会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对学生的影响是细致入微的，这是课堂教育所无法比拟的，高校所进行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得到发展，但是，学生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高校的图书馆就为学生提供了这样一个提升文化涵养的平台，使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都得到一个质的飞跃。为今后走向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高校图书馆文化气息的体现

3.1高校图书馆的设施

高校图书馆外围环境的建设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角度来看，高校图书馆的外观设计就会体现出高校图书馆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地位的重要与否，它有着和高校图书馆地位一样重要的作用，它体现的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趋势，同时也会体现出高校校园文化的时代气息和文化特色。图书馆内部环境的构造更加重要，走进图书馆要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沐浴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受着图书馆的无限魅力。让读者真正体会到与知识近距离接触的，让文化感染每一个人，让读者的灵魂得到洗涤和升华。

3.2图书馆丰富的馆藏

拥有浩如烟海的馆藏是每一个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校图书馆就要靠丰富的馆藏立足，既要满足教师的教育教学需要，又要解决学生重口难调的问题，在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高校图书馆要不断的进行创新，紧随时代的步伐。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还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填补自身的不足与缺陷。一个拥有丰富馆藏的高校图书馆可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还可以推动校园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