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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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第2篇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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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8-10-810:20:31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quot;"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缡哟渴粲谄胀ù笾诘目觳臀幕刖⑽幕凶盘烊坏亩粤ⅲ虼烁咎覆簧嫌惺裁匆帐跫壑担岩陨鲆帐蹙贰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亩粤ⅲ幕芯恐铝τ诙灾猓佣偈垢哐诺奈幕帐蹙吠ü炼靡宰呦蚱胀ù笾冢钪帐迪执笾谖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谡夥矫妫队亮盼液湍恪芬宰约旱囊幌盗芯方谀炕卮鹆苏飧鑫侍狻H缍越幌炖种富蛹摇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约熬┚绫硌菀帐跫业姆锰福导噬暇投缘缡庸壑诶斫庹庑┮帐跗鸬搅巳魏伪鸬拿教逅岩云鸬降钠占白饔谩V富蛹叶圆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担且恢之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饣?quot;，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曰埃壑诓唤龆允粲诖椒冻氲牡缬芭纳愫椭谱饕帐跫肮ひ沼辛烁行缘牧私猓币捕缘佳菝堑男燎诶投辛烁畹睦斫狻R撞飞馕辉缡庞诒臼兰统醯木湮难Т笫Γ残碓诓簧偃丝蠢匆丫保捎谝拙绫旧硭毯亩嘀匚幕肴词蛊淙钥纱蚨笙执缁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谋嗟颊卟幌ё橹α浚渡嫱蚶锔俨煞茫唤龃锏搅似占熬湟帐踔康模币苍谑导噬掀鸬搅舜俳泄团餐奈幕帐踅涣髂酥亮焦嗣竦拿窦浣涣髦饔谩W罱唇鱿衷谟辽系墓赜谝獯罄杈纭锻祭级洹返难莩鍪悼霰ǖ酪惨欢芷鸬秸庋淖饔茫唤鱿蛑泄墓愦蟮缡庸壑谡故居凶排ê竦?quot;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Φ慕谀考龆四撸庸愦蠊壑谀壳岸哉飧隼溉盏姆从纯矗娴男вο匀淮蟠笊跤诟好嫘вΑU饩托枰颐俏幕芯空叽诱庖幌窒笾谐橄蟪銎渲械拇衅毡楣媛尚缘亩鞑⒓右岳砺刍钪沾锏椒岣晃幕砺郏òù嚼砺郏康摹：廖抟晌剩杂谝桓鲈诘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圆槐?quot;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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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庸壑诤腿宋目蒲е斗肿拥纳矸荻跃佑谥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坏谋本┑缡犹ㄌ嵋坏憬ㄒ椋涸诘苯竦缡咏谀慷嗳缗C彝饔谇潮『椭馗吹那榭鱿拢ψ咦约旱牡缆罚斜本┑厍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芗⒋ナ侄蜗冉⒍酝饨涣鞅憷扔攀疲瞥鲎约旱牡缡咏谀烤罚窃诮隙痰氖奔淠谄晟砉蚀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谡夥矫?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
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第3篇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世界英语文学成就，英语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多元拓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不断冲击着英美文学的主流地位，学者们也逐渐以开放式的视角和胸襟透视弱势文化对主流文化建构的影响。英语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可总结如下:首先，从传统的英美文学逐渐拓展到加、澳、南非、新西兰等国及前英属殖民地的英语文学;其次，愈来愈多的少数族裔作家步入世界英语文坛，开始与处于主流地位的白人英语作家展开抗衡。20世纪伊始，来自澳、加、新西兰、南非等国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纷纷在世界英语文坛中登台亮相。正如《世界英语文学》一书中曾记载的，在当代世界英语文学领域，最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未必来自英美，最优秀的英语作家往往来自英美以外的前英殖民地国家，这些作者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创作出了大批令世人瞩目的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比如，作为一个文化迁徙者，出生于加勒比地区后又移民英国的印度裔英国文学家维•苏•奈保尔以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审视着英国社会和文化现象并进行英语文学创作，1971年，他的作品荣获英国权威奖项“布克图书奖”，并于2001年获得举世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对英语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年后，南非英语作家约翰•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又一次确立了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文学成就所取得的国际地位，标志着当今世界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声音渐强，英语文学的文化边界正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的族裔英语文学以其不同的交互感知，尽显异质文化间强劲的对话活力。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出身于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拉什迪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并不只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阐释着他者的文化，其中的文学形象与英语的传统文化疆界已然不同。印裔英国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Kunzru)以小说《传输》(Transmis-sion)赢得2005年戴西贝尔奖。在美国，以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等非洲裔作家和以谭恩美、汤婷婷等亚裔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所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所彰显出的无尽魅力吸引着学者们从不同观察视角和研究视角对美国文学与文化进行研究。正如著名批评家杰伊所言，“美国文学已经终结，即单一的、始终反映美国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的文学已被多元文化的创作所取代，而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殖民英语文学作家及族裔英语文学作家都是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但又都是具有他者文化背景的英语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深受英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传递着民族文化呐喊的声音。这些非主流文学或后殖民文学已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们置于同一批评范畴势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文学批评的建构回顾
英国文学史与发展现状，英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中的“文化混杂性”显而易见。如此一来，无论从历史与传统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发展的眼光来讲，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真的成为某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突破传统的英美文学边界，对英美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进行解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迫在眉睫。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今英语文学研究与批评也正逐步走向向多元化。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作为研究生课程早已进人教授及学生的视野;在欧美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全球想象中的文学”等课程体现出世界文学百花齐放对于文学界的影响;非裔、华裔、犹太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正彰显出强劲的活力，成为众多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由美国著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与杰尔斯•格恩(GilesGunn)主编的权威性知名著述《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在历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后，成为一部研究英美文学时必读的经典性著作，其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在如今的文学理论界影响颇深。［4］他提出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经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共识。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的重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跨界研究的方法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中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论对于研究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若要研究后殖民文学，必须敢于突破大国中心主义，立足民族文化，从自身被殖民的历史出发为人们提供特有立场去阅读和审视一切曾经受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将民族国家、文化霸权等纳入批评视野，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推动了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而另一种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主张文学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强调文学隶属于文化。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应超越它本身的自治领域，参与到与各种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与循环之中。至于对话批评理论，其倡导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对话批评的参与者在相互的对话与冲锋中，不断引发对彼此的思考与评价，最终产生出更科学的思想。
三、结语
第4篇
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文化具有传递、继承、辐射以及创新等功能。大学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样具有健身、育人、导向和创新等功能。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
第5篇
1.传统文化的造型形式。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图案都代表了每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像云纹、漩涡纹、鱼纹等等，它们都能体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例如明清时期的云纹样，体现在皇上的龙袍上、官员官服上的补子，以及皇上使用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上。清朝时期出现的如意云纹，被运用在当时流行的一种女式服装——云肩上，其图案变化丰富，流动自如，深受当时女性的追捧，形成当时的一股流行热潮。
2.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传统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图案、造型等等，都从不同层面体现出了其象征意义及精神内涵。它们都是从最初无意义的图形到被赋予和平、健康、幸福的象征，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些图形给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种和谐之美，给人们的带来的视觉享受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传承至今，作为祥和的标志。例如“如意”本来是一种器物，作为瘙痒的工具，因其形状如云形，体态优美，所以被作为贵重礼物赠人，寓意吉祥如意、节节高升。
二、传统文化作用下的当代设计
1.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关怀传统文化注重人的情感，把人作为主体。传统的手工艺品造型恰恰体现了其特点，表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为了能够使人达到情感上的愉悦感，这些手工艺品必须要保证触感上的光滑，造型上的圆润。设计师只有把握住人们的情感，才能设计出具有人性化的产品，来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例如范冰冰在第63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穿的“龙袍”，不仅展示了中国特有的民族特征，还体现了其人文主义精神，给人们创造了视觉的冲击力。而这件“龙袍”正是出自号称“中国明星红毯礼服设计专业户”的劳伦斯——许继。这件礼服被他命名为“东方祥云”，礼服上绣有两条高高跃起的飞龙，拖地的水脚上绣出许多翻滚的浪，好像满耳波涛汹涌声，寓意范冰冰的事业一飞冲天。其灵感来源于当时正逢中国年，“龙满乾坤，万象福瑞”，从而便有了最初“龙袍”的想法。将传统的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也拥有了新的意义。
2.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特性中国传统图案寓意丰富。无论是其造型还是其内涵，都可以表达出人们传统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设计师们只有通过不断地从中提炼出精华部分，才能合理并且生动地表达出人们的愿景，对于传统元素的完美诠释也是体现人们生活情趣的形式。如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元素。香山饭店是1917年建成，贝聿铭曾经说过：“中国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香山饭店是将中国古典的园林设计和江南居民的建筑特征结合起来，把建筑和自然融为一体，将自然融入室内，作为其重要的装饰元素。整个建筑既拥有了自然的美感，又融入了民族的文化，相得益彰。据贝聿铭自称，“香山饭店不单是一幢旅馆而已，而是籍此探索中国建筑的新路，指引方向，希望后继有人，能坚持不懈的继往开来，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吸取发掘，树立起中国风格的建筑。”香山饭店的现代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既有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又传达了特有的园林韵味。
三、结语
第6篇
（一）文化传播的概念厘定文化传播（又称为文化扩散），是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的传播，包括以辐射为主的横向传播和以继承为主的纵向传播。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采用，对传入的文化未经加工直接接纳过来，主要是发明创造、家训族规等；一种是间接传播，是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产生一种新文化，如法的移植，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等。过去，文化传播主要依赖人的迁移和流动。但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文化传播媒介增多，传播种类也逐渐增多，如饮食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旅游文化传播、网络文化传播、体育文化传播等。文化传播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如，随着“绿色革命”在全球如火如荼的进行，引发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由“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文化发展为当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由此可见，理性的借鉴和吸收各种生态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条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
（二）生态文化的传播的概念厘定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传播生态文化其目的在于让生态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生态文化传播的对象是人数众多的社会性群体，是大众传播。伴随“绿色文化”在全球的蔓延，生态文化也自成一个体系，发展了一系列的人文社会科学，如生态伦理学、生态艺术等，同时也形成了以生态文化为内容、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产品。这些无形的意识和有形的物质都是生态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和抗逆性等多种因素。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生态文化要实现有效的传播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上最大限度的接近大众心理，将生态文化的传播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意识形态扩散，而不是商品的传销，简单地套用商业广告的传播形式。曾讲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由此可见，生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除了要借鉴其他文化的传播形式之外，最主要的是要从目标定位、受众定位到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确定等方面，都能紧紧围绕着“民生福祉”，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实现生态环境最普惠的价值为目标。
二、我国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状
生态文化在农村的传播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当前农村生态文化的传播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没有物质文化的保障，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大量的空白，制度文化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将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困扰着农村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农村生态文化理念缺失我国农民本身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广大农村长期处于缺乏文化引导的状态，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文化贫乏也就成为现实。虽然农民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原本也有保护意识，但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农民会关注周围的生活环境，从物质保障到精神重视，表现出良好的生态文化观；反之，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下，加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在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人就只能着眼于当下，不惜掠夺、破坏村里的公共资源，冲击乡里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为目光短浅，涸泽而渔，向耕地要粮食、向山林要产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生态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大多只关注经济发展，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文化宣传站，也就没有在农村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化的宣传活动，村民也就没有了知识的来源。另外，在农村基层组织，村干部们也是从普通农民中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生态意识并不比普通农民强，所以就形成了当前农村地区从村干部到普通农民群众生态意识薄弱、生态文化缺失的现状。
（二）农村基础设施保障缺乏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文化理念普遍缺失，导致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重心长期停留在经济建设上，资金不会投入环保这一高投入低产出，甚至零产出的公益事业上。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低，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城镇化脚步加快，部分耕地被用于工厂、城镇的建设，加剧耕地面积的减少。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断开拓耕地面积，提高土壤肥力。他们一方面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这样直接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耕地面积的直接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农药、化肥提高土地肥力。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却导致土地自我修复功能降低，甚至丧失。而且各种化学物质的使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残留农药、化肥随雨水流入江河湖泊，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再加上各种农业固体废弃物未得到科学的回收利用，胡乱堆放，也会污染水源和土壤。这些错误的做法致使农业的自我修复功能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活垃圾日益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基层组织从干部到群众生态观缺失，导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建立与环保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致使大部分自然村没有建立垃圾焚化池，偶尔有几个固定的垃圾存放地点，但没有专人定时处理。于是河边、桥下、田间地头都成了村民眼中的垃圾坑。
（三）农村生态文化制度缺位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绩观上奉行唯GDP马首是瞻的观念，导致各级政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抓经济上，关系到民生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投入没产出的公益性事业。地方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心思，尤其是对于农村村委会来说，更是不愿意花费人力、财力、精力去投资。如在山区，房屋往往是依地势而建，居住分散，生活不便。当条件具备后，经常几个自然村村民集中在某个地势较平坦的村庄建房定居。这样就形成了几个村村民杂居的情形。再加上农村本身规章制度就不健全，于是就出现了村委会虽设有文化活动中心，但除了村干部用大喇叭通知村民相关事务之外，几乎没有发挥其他作用；村庄虽建有垃圾池，但村委会难于管理，或者管理不善，经常是垃圾溢出，臭气熏天仍无人理会。当然，有些村委会制定一些制度，但农民个体意识仍然存在，致使监督不力，这也是导致农村生态文化制度难以贯彻的重要原因。我国现在生态文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发展日程。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十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将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性。国务院还将福建省列为生态示范区，支持该示范区的建设，为全国生态建设提供模板。
三、推进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生态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寻找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
（一）夯实基础设施，为生态文化传播提供坚实保障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离不开经济基础这个强有力的后盾。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在农村推广生态经济模式，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物质上的依托。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制定专款专用制度，定时拨款，协助村委会修建文化宣传的设施，如文化广场、生态文化宣传长廊、生态文化家园；帮助设计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绿化、美化村庄道路，加快建成美丽中国。让农民生活在生态、和谐、美丽的环境中，就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最终促进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积极性[4]。
（二）提高生态意识，让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形成是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互为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理性抉择应该是大家都尽可能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在相互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影响、良性的循环，共同致力于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首先，要提升村民的领头人———村干部的生态意识。他们生态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全村对生态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视程度。现实中，大多数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生态意识较弱甚至是零，面对上级传播生态文化的要求,也只是敷衍。然而，生态文化传播和教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经常对他们进行各种生态文化培训。其次，要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村民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受众，其生态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生态文化传播的效果。提升农民生态意识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应该把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成年农民的社会化再教育尤为重要。只有生态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使农民真正意识到生态文化的发展对于自身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三）建立健全制度，畅通生态文化传播途径坚持理论和制度创新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是在农村传播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可靠保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解读十报告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改变，形成适应生态文明理念要求的制度[5]。所谓生态制度文明，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关系的客观体现，又是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6]。各级地方政府应当从农村生态安全、农村生态卫生、农村生态产业、农村生态文化四个方面抓起[7]，从农药化肥的使用到生活垃圾、污水的处理，从经济的发展到文化的传播，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环节。在农村也要建立起完整的村干部考核机制。这一机制的制定要以对政绩观的重新认识为基础，实行绿色GDP评价体系，干部绿色考核评价体系，将节能降耗、社会保障、文化发展、高新制造业比重等纳入考核范围，确立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生态产权制度、生态税收制度、生态核算制度[8]。同时，加入村民投票环节。因为干部政绩的好坏，群众最有发言权。最后，任何制度的施行都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监督，所以村委会要设立村民监督和检举的渠道及操作性强的奖惩办法，让村民感受到国家环保的力度和决心，为生态文化在农村的顺利开展创造制度条件。
第7篇
语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壮麟（1994）将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并指出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习语和价值标准，这些构成了语言的文化语境。一般而言，文化语境指在话语事件中参与者所共有的有关社会机构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背景知识。本族语讲话者不仅用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话，而且还要将他们的社会和语言社团建立起来的共有知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表达方式和他们用以表达他们的经历的范畴在语言交际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族语讲话者对他们之间的话语是可以预测和理解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难题，因为外语学习者没有本族语讲话者所记忆的东西和知识。由于外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是本族语讲话者，所以他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话语中的文化内涵。这样，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使学生学会本族语的话语模式，把它们用到他们的外语交流中去。
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另外，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单纯地谈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具有一致表现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社会不同的次范畴中。文化课程对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对整个外国文化语境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属于相对显性的文化知识。而大量的文化现象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直接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和日常交际之中，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讲的任何语言和进行的任何交际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外语教学中直接教授文化知识讲解文化知识点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只依赖文化课程的课堂教授，文化学习需要融入到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在听、说、读、写、译等教学中都要时刻注意文化现象并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义潜势，使文化既表现为知识，又表现为能力和行为。
第8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语境；英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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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孜惠.文化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7]宫雪斐.浅析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J].青年科学，2010，（12）
第9篇
【论文摘要】“公共新闻”自上世纪末在美国发端以来，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考和实践。“公共新闻”植根于公民社会，其诞生地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闻”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深切关照当下国情和公共事务，恰当定位其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将是我国“公共新闻”实践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三)培育公民意识
第10篇
论文摘要 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 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 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 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第11篇
由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建设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居民生活环境差、农村建筑的自主发展性导致农村建筑设计感不足、缺乏相应的时代感、艺术感和地域文化特色等。此外，中国的景观设计起步较晚，虽然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盲目模仿西方景观的表现方式，千城一面，使得景观设计缺乏相应的地域性文化特色。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应把景观设计当成一种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式。我们应该在城市及新农村的景观设计中创新地融入地域文化特色，使景观设计在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中不断进步发展，亦使民族特色文化在当代景观设计实体中得到传承与发扬。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南北气温差异大，地域特色鲜明。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主张人与自然互相融合，强调自然体系和文化景观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共同塑造，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传统地域文化景观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深刻地反映在地方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的不同物质空间中。浙江具有丰富传统江南水乡元素，水巷、古镇、马头墙等便是其中的代表符号。各个地方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俗习惯，成为我们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基础。地方性设计的重要途径便是深入地研究和把握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构成和形式。而在现代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古镇、街市、场景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代之以风格混杂的欧陆风情街区、楼盘以及雷同的时尚现代建筑，出现了景观小品设计“国际化”趋向。加之社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景观影响着农村景观，西方文化冲击，造成了地域文化特色消失，城镇地域文化没落，中国的农村景观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衰退。
二、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再创造
地域特色源于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相互作用建立起的一体化特征，历史文脉的传承从传统地域的更新发展中获得延续。因此，在解决复兴与发展问题时，我们可以尝试：（1）继承浙江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材料与细部；（2）继承浙江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空间营造手法，全新的空间却依然保持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空间意境和场所感；（3）继承浙江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虽然景观的材料与细部是全新的，空间营造也是全新的，但传统园林的造园精神犹在；由此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复兴与发展探索一条统一的出发点。比如可以针对浙北的江南水乡、浙中的大家风范的徽派古建筑群、浙南的山中古村落等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特征进行分析，在新农村的建设设计过程中，结合地域文化景观的特征，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设计风格。在创造现代地域文化景观小品方面，我们应该对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进行理性传承而不是简单地对传统景观小品的模仿、抄袭。设计过程中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和人文，同时尊重当地生活习俗，满足现代生活需求，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特色再创造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包括探寻地方材料、传统技术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构造方式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传承。如笔者设计的景观休息座椅的材质，便是运用了江南水乡常用的木质材料，因木材种类繁多，有天然优美的花纹，相对于石材与金属更易加工雕刻，具有温暖舒适感，可以表达出自然、古朴、人情味的设计意向，并且有良好的视觉和触觉效应。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特色的小品设计再创造，概括起来有再现、复兴与发展三种类型。
（一）再现
运用现代材料、技术、造型手法、工艺色彩以及细部装饰等进行景观小品再现设计，必须与地域文化、历史环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具有浙江传统地域文化的景观小品在造型方面应具有江南水乡特有的柔美和文化元素。笔者设计的这组景观小品造型灵感来自于江南古镇屋檐角的弯曲弧度，结合了现代审美的需求。其特色不仅具有江南古镇的文化底蕴与古朴气息，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并且能与周围的地域环境相融合。而一些现有的设计小品造型生搬硬套与地方历史文化不协调、与环境不融合、只有外壳而无内涵的景观小品，失去了设计最初的意义，不值得提倡。
（二）复兴
采用有机更新的方法对部分已有的且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小品进行再改进，赋予传统地方性小品新的生命力，再现昔日风采。其特点是在保存和恢复传统景观小品地域特色前提下，使用现代技术加工手段、先进的材料对景观小品进行有机更新，使小品在具备现代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同时能满足现代人们生活需求，重新焕发其景观小品自身的魅力。现在大部分景观空间中的小品材料运用的较为单一，很少见到用新型材料对旧物的翻新。若以笔者自绘的景观小品为例进行复兴延伸，那么在考虑木质材料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运用较为新型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使小品在满足地域文化审美需要的同时跟上科技的步伐。复兴不是传统意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将传统与时代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传统地域景观小品新的时代精神与内涵，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展现出地域文化特色。
（三）发展
从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出发，追求与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融合，强调地方、民族特色的创造。是从传统地方纹样中汲取精华，在地方性景观小品创作中加以发扬和拓展，在发展地方传统特征的同时，形成新的地域特色，在又具有现代功能和内容，适应了现代生活的需要，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
三、结语
第12篇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对大自然的茫然无知，到渐渐有所了解，艺术家的视野开始回归了人本身，此时的艺术在弗洛伊德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看到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位一体，让艺术家更注重发现人、理解人、诠释人。而此时的文学，“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封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西方早期的绘画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美术开始，古希腊与古罗马出现了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古希腊的古风瓶画是实用工艺的杰出创造，而古罗马绘画的色彩更加艳丽，其壁画、肖像画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绘画同样经历了一个“写实性”的发展过程。《人物御龙帛画》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了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是早期美术作品的主要功能。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大多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当作题材；
第13篇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第14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第15篇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