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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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内容摘要：省际间和区域间的效率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基于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各省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化状况。实证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的支出效率进步较小，并且主要贡献源自技术进步。

Malmquist（1953）提出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在动态条件下，继续在非参数框架内开展进一步研究。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它们分别反映了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产出水平的提升或下降程度；生产规模是处于哪个阶段，即收益递增、递减还是不变阶段；前沿面所代表的技术在两个时期之间的进步或者退步。

目前，将DEA技术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从动态角度分析财政支出效率跨期变化情况的成果尚属空白。本文对此进行尝试性研究，以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财政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资金的效能。

研究方法

Malmquist指数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它是距离函数的比值（Cavesetal.，1982），利用DEA效率测度可以很容易地表达生产率进步的Malmquist指数。

对具有跨期行为的DMU来说，t+1期的产出和投入与t期不同，至少有三个情况使得t+1期的产出改变：投入改变、技术改变、效率改变。假定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有单投入单产出生产函数y=f（k），那么产出增加的源泉分解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技术改变意味着生产前沿面的改变，因而它代表着生产前沿面由CRS（t）向CRS（t+1）运动，如B点移至C点，D点移至E点；效率提高指在原有技术前提下，采取最优的生产实践，降低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情况，它意味着技术向生产前沿面的垂直运动，比如，生产由A点向B点运动；投入改变意味着生产沿着生产前沿面运动，比如，投入增加意味着生产由B点向D点，或C点向E点运动。

假设，同一个DMU在两个时期进行生产，第期的投入产出组合为（kt，y（kt））用P点表示，在t+1期的投入产出组合（kt+1，y（kt+1））用Q点表示。

CRS（t）与CRS（t+1）分别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规模收益不变生产技术，即生产前沿面。通过CCR模型即可求得第t期和第t+1期的效率水平，分别记为θt和θt+1，那么第t期和第t+1期的潜在产出分别为yt（kt）=yt/θt和yt+1（kt+1）=yt+1/θt+1。于是有：

（1）

右边同时乘除yt（kt+1），经变换有：

（2）

yt（kt+1）的含义是，利用第t期的生产技术，在投入为kt+1情况下的潜在平均产出。上式中，产出yt+1/yt的变动可分为三部分：θt+1/θt表示效率提高；yt+1（kt+1）/yt（kt）表示生产前沿面的变化，即技术进步；表示投入改变对产出的影响。

在（2）式中，技术进步的公式是以第t+1期为基期衡量的，而投入变化是在第t期衡量的。类似地，如果以第t期为基期衡量技术进步，而在第t+1期衡量投入变动，则可以得出一种新的产出增长分解方式。在（1）式右边同时乘除yt+1（kt），于是有：

（3）

为避免基准的混淆，可取上述两值的几何平均数解决矛盾，即

（4）

描述了两个时期内效率值的相对变化，也就是所谓的“追赶指数”。表示“前沿面生产率指数”，测度了两个前沿面的相对距离。由于一个前沿面就代表一种生产技术，因此，描述的是两个时期内技术进步情况。最后的表示投入规模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测度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就是e•t这一部分。如果估计值大于（小于）1，则表示生产率发生进步（恶化）。

实证结果

本文的研究对象覆盖30个省级地方政府（除外）。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与刘振亚等人（2009）相同，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中国检察年鉴》（2002～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1~2008）以及各省统计年鉴（2001~2008）。由于最新数据只能从相关年鉴2009版获取，即某些变量值最多更新至2008年。本文写作时，《中国财政年鉴（2009）》尚未出版，所以无法获取2008年度个省预算外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卫生产出统计指标中，婴儿死亡率与人口预期寿命这两项指标都只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本文只能选用2000年公布的新迈数据。

在测度了各省在两个时期的相对支出效率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得到在规模收益不变（CRS）条件下，各省的投入导向型Malmquist指数及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各省的Malmquist指数平均仅增长了5.6%，说明财政支出效率总体进步较低。效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水平的变化，技术进步几乎是前一时期的3倍，说明“十一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宁夏比“十五”时期表现最好的安徽更优。考察期内技术效率发生了严重退步，效率值仅为原来的38.9%。技术进步率的恶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规模效率下降了3%，而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程度为59.9%，对技术效率下降起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效率的规模效率变化不大，而纯技术效率大大退步，进而影响了整个财政支出效率水平的提高。纯技术效率只与政府本身有关，因此，政府应当切实提高决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

从横向的区域角度来看，这个阶段Malmquist指数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都有一定的效率进步，平均增长分别为121.02%和43.35%，而中部的平均增长为-12.86%，产生了效率恶化。从经济地理上呈现“两边高，中间低，中部塌陷”的态势。技术效率均有退步，从东至西依次下降了47.2%、67.91%和18.61%，而这三个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化差异不大，分别为0.69%、-7.59%、1.6%。

因此，技术效率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退步，纯技术效率变化的显著差异造成技术进步率存在着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纯技术效率恶化情况稍好于中部地区。

参考文献：

第2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从我国农民收入现状，比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以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支农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议。

一、中国农村以及农民收入现状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第3篇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1.宋立根.强化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

2.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3.郭庆旺，贾俊雪.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视角看2009年预算报告[J].中国财政，2009（9）

第4篇

研究型学习与研究型教学是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研究型教学已经在我国高等教育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目前仍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中。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既能够帮助学生完成预定的专业学习任务，又能够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

关键词:

财政学;研究型教学;教学改革

目前我国多所高校提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研究型学习与研究型教学是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型教学已经在我国高等教育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后发现，研究型教学目前尚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的教学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与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位置相对应，财政学作为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财政学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对于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1研究型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各学科中的应用情况

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共检索到论文2420篇(截止到2015年9月)。主题为“研究型教学”的论文最早出现于1996年，此后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35%，如图1所示。这一现象说明研究型教学方法在我国课程教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张安富于2012年发表的“改革教学方法探索研究型教学”一文。文中提出“应强化研究型教学的意识，转变教学范式，这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造就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环节”［1］。从检索结果看，研究型教学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学、数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物理学、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等学科，如图2所示。例如，于歆杰等在清华大学电路原理课中进行研究型教学，认为研究型教学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兴趣［2］。

范钦珊等提出在基础力学课程中实施研究型教学需做到“教学内容重在学术深度、教学过程重在启发与互动、课外学习重在研究、考试考核方法重在刺激思维鼓励创新、教育技术的应用重在与课程整合、实验教学重在自主设计”。李桂娥借鉴剑桥大学研究型教学的经验，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出发，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型教学［2］。范钦珊等指出清华大学自2001年就开始在“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等课程教学中进行研究型教学的尝试［3］，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陈侃等运用课堂观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本科课堂上实际体现的研究型教学主要表现为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氛围、鼓励批判和探索、以问题为中心激发探求欲、结合当下应用实际、介绍研究过程和成果等五个维度。然而，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发现“研究型教学”目前尚未被应用于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2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教学手段单一。尽管目前本科财政学课程已采用多媒体方式教学，但是这种方式仍以教师为主，偏重对财政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系统讲授。如果片面地认为使用了多媒体设备，就是进行了教学方法的创新，那么多媒体教学不过是从黑板作为载体的“填鸭式”教学转化为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方式依旧难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部分教师在财政学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例如任传普、郑洁［4－5］。然而，受限于本科生财政学课程案例教材的缺乏，案例教学效果目前仍难以保证。

第二，教学内容滞后。在当前的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过分强调学科的理论体系，过分强调学生对财政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掌握，缺乏对财政学研究前沿进展的跟踪，缺乏对当前公共财政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解释，使得学生对财政学的理解浮在表面，不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无法透过现象探索财政本质，达不到揭示支配这些财政现象的规律的教学目的［6］。

3研究型教学方法在财政学课程中的应用

针对目前研究型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各个学科运用的情况以及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学课程中，有助于弥补现有教学方法的不足，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第一，以研究型教学带动研究型学习为理念，以推进课程论文写作和PPT演示为手段，将“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合作研究能力。在“导论”教学过程中增加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方法、数据搜集方法等内容的讲授，并在该章内容结束后列出若干课程论文选题供学生选择，学生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行选题，要求学生自己查阅文献、搜集数据、分析问题，并在课程结束后提交课程论文。根据学生的科研兴趣，组建“财政学兴趣小组”，由任课教师担任兴趣小组的指导教师，鼓励学生自由报名参加，吸引部分具有科研潜质的学生参与到兴趣小组中来进行研究型学习。围绕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财政问题，利用课余时间，通过QQ、微信等平台进行互动和交流，开展科研训练，通过“干中学”提高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在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合作学习，以“收入分配的衡量”为例，按照自然班级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每组学生运用所学方法围绕“在校大学生贫富差距现状”开展调查研究，并将调研结果制作成PPT在课堂上演示，演示结束后留出一定时间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如图3。

第二，以研究型考核方式检验研究型教学和研究型学习的效果，研究型考核方式侧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财政问题的能力。研究型教学和研究型学习的效果需要研究型考核方式来进行检验。课题组将通过课程论文质量、课堂PPT演示效果、期末考试成绩三个方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杜绝死记硬背，鼓励自由探索、提倡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的财政问题。课程论文质量主要由任课教师从学习态度、任务量、创新性、内容质量和撰写质量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课堂PPT演示效果采用德尔菲法，教师评价(权重60%)、学生自评(权重20%)与同学互评(权重20%)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期末考试成绩将降低客观题的比例，加大主观题的比例，将客观题比例控制在20%以内。课堂PPT演示效果的教师评价以PPT演示前的准备情况、PPT演示情况、PPT演示结束后的互动交流情况三方面的考核相结合，合理分配各项权重。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均采用课题组设计的量规表进行评价。量规表的设计侧重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四大项，每项再设计2～5个二级指标，如图4。

总之，将研究型教学方法引入财政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既能够帮助学生完成预定的专业学习任务，又能够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包括独立研究能力和团队研究能力，同时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和PPT展示，提升了学生的文字表述能力以及口头表述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安富．改革教学方法探索研究型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12(1):65－67．

［2］李桂娥．研究型教学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6):90－92．

［3］范钦珊，殷雅俊，陈建平，等．实施研究型教学的创新之路［J］．中国高等教育，2013(5):23－25．

［4］任传普．案例教学在《财政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J］．中国城市经济，2011，(29):177．

［5］郑洁．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与优化［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9):53－55．

第5篇

论文关键词：重庆文化产业,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一、研究意义

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重庆市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试验，其文化产业在过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同期重庆市GDP增速的两倍。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46.46亿元，占全市GDP的2.87%。从重庆文化产业结构可以看出：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发行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规模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以数字传媒、动漫、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也有所提升。

现阶段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化产业集群研究等，而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较少。由于重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数据不甚完整，口径亦不统一，缺乏使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样本数据。比较而言，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通过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的研究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鉴于文化产业客观条件的制约及灰色系统理论的特点，本文将文化产业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灰映射关系，从而得出影响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因素的相关顺序，以此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二、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目前尚无经典理论加以诠释，但中观层次的产业是宏观经济的组成元素，可依循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以哈罗德、多马、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结合产业兴衰转化规律，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与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政府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资助、扶持和保护的各项政策，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与导向作用。此外，任何产业的形成都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拉动，市场空间大小及其市场需求前景，对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劳动生产力、资金、技术、财政拨款、消费需求、投资、重大项目带动几个方面为数据指标分析其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三、指标选取及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进行灰色管理链分析，首先要选准系统行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将重庆文化产业增长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随后进一步明确影响系统行为的有效因素，即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及比较序列，设系统行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产业相关评价模型的建立原则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则，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中选取数据，（重庆统计局2009年文化产业数据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数据最新截止到2008年。）选取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系统特征数列X,人均生产总值X;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定为X及X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X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X;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科技经费支出X;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X;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X见表1。

表12005～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数据

年 份

指 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产总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占重庆GDP比重X

1.91%

1.87%

1.98%

2.56%

第6篇

论文关键词：PPP，网络分析模型，风险分析

 

1引言

PPP模式自1992年由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肯尼斯克拉克首先提出以来，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其应用范围涵盖地下轨道交通、城际高速公路、海底隧道、港口、机场、体育场馆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PPP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这是一种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投资理念的现代融资模式[1]。在PPP模式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并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实现比单方行动更优的结果。实践表明风险分析，PPP模式能够有效地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同时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和管理效率。

基础设施PPP项目建设和经营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涉及面广，投入资金量庞大，一般要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权利与义务关系复杂，面临的风险因素也要复杂许多。要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必须充分的考虑并能合理处理各方面的风险期刊网。PPP不仅只是伙伴关系的一种“模式”，而应该是一个确保以有目的的方式全面考虑并评估所有风险的过程。可以说，PPP项目自产生以来，风险问题就一直是项目参与各方所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现今PPP项目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考虑不够全面，缺乏合理的风险机制设置风险分析，风险分析不够透彻，低估了风险影响程度[2]。本文通过运用网络分析法等相关理论，对PPP项目的风险管理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2网络分析法（ANP）

近年来，常规的层次分析法（AHP）已在系统决策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AHP方法的核心是将系统划分层次且只考虑上层元素对下层元素的支配作用。同一层次中的元素被认为是彼此独立的。这种递阶层次结构虽然给处理系统问题带来了方便，同时也限制了它在复杂决策问题中的应用。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各层次内部元素往往是依存的，低层元素对高层元素亦有支配作用，即存在反馈。此时系统的结构更类似于网络结构。网络分析法(ANP)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由AHP延伸发展得到的系统决策方法[3]。

ANP一般将系统元素划分为2大部分:第1部分称为控制因素层，包括问题目标及决策准则，所有的决策准则被认为是彼此独立的，且只受目标元素支配。控制因素中可以没有决策准则，但至少有一个目标风险分析，控制层中每个准则的权重均可用AHP方法获得。第2部分为网络层，它是由所有受控制层支配的元素组成的，其内部是相互影响的网络结构期刊网。

使用ANP分析问题，大体可分为4个步骤:（1）对问题进行结构分析，判断元素组与元素之间、元素与元素之间及元素组与元素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3）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的相对权重；（4）计算各个超矩阵。

3 PPP项目风险因素的网络分析模型

3.1 风险因素的确立

由于国外对PPP模式应用研究更为成熟，因此查阅外文文献并结合实际，得到影响PPP项目的主要因素，如下表：

3.2 建立影响关系表，举例如下表所示：

 

 

  R11

R12

R13

R21

R22

R23

R24

R31

R32

R33

R41

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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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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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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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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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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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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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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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1

 

 

 

 

 

 

 

 

 

 

 

 

 

 

 

  R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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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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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居民消费；通胀预期；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4161(2011)04-0106-03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十一五初期，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转入稳健的财政政策阶段。但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波及我国，使经济出现下滑，为稳定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主要经济体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采取注入流动性的办法来恢复经济以及缓解债务危机。因此我国整个十一五期间都面临控制通胀的艰巨任务。而2011年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坚持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恢复形势不够明朗、中东地区局势不稳，这些带来的国际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都将推动物价总水平进一步上涨。因此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预期作用于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而成为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所以研究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现实政策意义。

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它使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对其支出行为作出调整。Hende on和Quandt(1971)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权衡取舍关系。认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会使人们的近期消费增加，这是由于通胀预期一般会降低人们的真实利率预期，所以人们在储蓄与消费之间就会选择消费。同时DeLong和Summers(1986)也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得出了同样结论，对于价格上涨的预期可以通过真实利率和对财富的再分配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而另一份基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报告和Juster Thomas、PaulWachtel(1972b)的研究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较高且不确定的通胀预期会增加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人们降低他们的真实收入预期，所以使其当期支出减少。Thomas Juster和Paul Waehtei(1972b)运用人户调查数据，针对通胀预期对消费者支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通胀预期确实会影响人们消费的跨期分配，进一步地，较高的通胀预期，会导致非耐用品和劳务消费支出的增加以及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减少。Susan Butch和Dine Wemeke(1975)也持同样观点，即较高的通胀预期会导致较高的个人储蓄以及耐用品支出的减少。目前研究我国通胀预期与居民消费行为的论文并不多，与此相关的有李成、马文涛、王彬(2009)对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认为通胀预期偏差冲击、能够解释20％左右的消费波动。

二、模型和数据

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城镇和农村无论是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市场发达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和传递速度有较大差异，所以本论文将建立模型对城镇和农村消费行为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城镇(或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真实利率是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之一，早期研究也证明了在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人们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所以同时加入真实利率变量。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和未来收入预期指数则是反映未来通胀预期和居民经济信心的指标。

模型选取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的季度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城镇(或农村)居民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为观察通胀预期等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运用CPI平减的方法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剔除价格因素。其中，由于公布的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以上年同月为基数的统计结果，为观察整个十一五期间的价格变动趋势，对2007-2010年各月CPI均以2005年同月为基数进行处理。CPI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再用月度数据获得调整后CPI的季度内几何平均值，作为当季度CPI。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数据库中的全国季度统计数据。

解释变量选取与消费行为相关的真实利率、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可支配收入和通货膨胀预期。其中，真实利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根据每个季度内变化的利率进行平均，求得该季度内平均名义利率，季度内未出现利率变动的，则直接用央行公布的名义利率作为当季名义利率。再减去调整后的季度内通货膨胀率得到实际利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居民生活数据库统计数据，农村居民可支配数据则采用该数据库统计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减“税费支出”计算得出。两个指标均进行了CPI平减，以考察真实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预期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是消费支出的先行变量，选取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胀预期所反映的通胀水平与消费支出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收入预期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收入预期指数。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季度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和未来收入预期指数在2009年第三季度发生统计表示方法变化，按照新算法对之前的指数进行换算，得到新的表示方法下的统一数据。

三、回归及假设检验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回归结果：通过第一次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真实利率项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所以考虑利率项数据变动幅度较小，并且我国居民的理财习惯，比较偏好储蓄，因此舍弃真实利率变量，重新回归，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回归结果中，拟合优度R2=0.952220，可见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居民真实消费支出，三个自变量系数在l％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方差膨胀因子XIF，远远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释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D.W统计量在该自由度和待估参数个数下可确认无自相关问题。可以最终得出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回归方程为：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2077.769+0.498563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1.77867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35.36344未来收入预期收数

该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季度人均真实消费受当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钱，人均消费将增加约0.5元；而当季度居民对未来通胀预期增长1％，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约11.78元；而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每降低1％，则会增加当

季度消费约35.36元。

同样对农村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显示，真实利率对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所以同样去掉真实利率变量，由于未来通胀预期指数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变量，所以予以保留，并考虑到农村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传递速度与城镇的差别，以及农村居民消费选择较城市更加保守，所以采用滞后一期的未来通胀预期指数来替换当期未来预期通胀指数，即改为观察农村上一期对本期通胀预期对本期消费的影响。

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农村消费者行为的回归结果中，可表明变量解释了多数农村居民真实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和未来预期指数自变量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滞后一期未来通胀预期指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方差膨胀因子VIF，远低于10，所以可以判定解释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D.W统计量在该自由度和待估参数个数下可拒绝自相关假设。所以认定无明显自相关问题。

可以最终得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回归方程为：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99.641+0.461609农村人均可支出收入+13.77352未来通货膨胀预期指数-49.54699未来收入预期指数(滞后一期)

该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季度人均真实消费受当季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滞后一期的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影响。其中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元钱，人均消费将增加约0.46元；而当季度居民对未来通胀预期增长1％，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约13.77元；而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每降低1％，则会增加当季度消费约49.54元。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在我国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对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有较明显影响。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提高和未来收入预期的走低会导致居民增加消费，并且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大于通胀预期。其次，城镇居民当期消费受当期未来通胀预期影响显著，而农村则可能因为消费决定较为谨慎和保守，而呈现居民当期未来通胀预期对下一期消费影响较为显著的结果。未来收入预期则对城乡居民当期消费的影响都比较显著。而且对比城乡居民消费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根据预期进行调整的幅度更大，即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更易受到预期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较大，因此，总体上，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上涨和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走低会导致居民消费总需求的上升，进而对物价总水平形成拉动力量，加速通货膨胀。因此在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

管理通胀预期并不是要使通胀预期减小，而是使之趋于合理，从而防止个人经济行为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和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注意：

1　完善工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金等的指数化制度。定期根据物价波动调整构成居民收入的各项，使得居民收入与物价上涨联动，以及保持真实收入长期平稳，从而降低收入预期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减少其对物价总水平的顺周期作用。

2　形成政策联动体系，同时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市场主体的活动是分散的，苛求公众时刻保持镇静和理性又是不现实的。要管理通胀预期，就要使政府政策达到内在的一致性，让公众了解政府政策不存在冲突和相互抵消，使公众的预期不至于因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而失于合理。同时，政府定期公布政策目标、实施进程等信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形势判断依据。政策效果也应及时公布，并说明政策效果与目标的差异形成的原因，不断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3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从回归结果看，农民的消费行为受预期的影响较城市大，这反映了农民生活中更缺乏“安全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可以提高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能力。从而降低农民受通胀预期和收入预期影响而增加的支出。

4　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调节通货膨胀预期。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把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分析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从而形成前瞻性的货币政策，以这样的货币政策对居民的通胀预期进行导向，降低通胀预期与物价上涨的同步性，减小预期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风险，防范策略

2008年底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4万亿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受政策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扎堆上马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涌现，债务规模飙升。虽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不管从微观风险管理角度，还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它隐含的潜在风险正逐渐显现，2009年底迪拜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靠融资平台大举借债敲响了警钟。因此，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行，实现健康运行与风险防范有机结合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产生背景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公司，主要包括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不同)等。主要运作流程：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土地划拨、股权投资等方式出资，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辅之以财政补贴、“信用安慰函”等手段作为还款保证，主要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重点投向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突破资金瓶颈和法律障碍，开始建立了一系列的专业投融资公司毕业论文模板，适度承接信贷资金或信托资金，进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推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规模并不大。

进入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中央及时而果断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3月。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合规的融资平台，吸引和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央投资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各级地方政府紧紧抓住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机遇，加快融资步伐，组建的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据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全国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万亿元，负债规模急剧扩大，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过去1年中暴涨中国学术期刊网。由于融资途径主要靠银行贷款，在2009年全国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高达40％，总量近3.8万亿元。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积极作用 --扩内需、保增长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大规模融资，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建设，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扩内需、保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在现行财政分税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事权重心下移而财权重心上移，导致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等。在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大，大部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寻求外部融资成为必然，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大量融资平台进行融资，加快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进了城市化进程。

（二）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外需求锐减，国内一些出口加工企业出口订单减少，面临减产、停产的局面，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迅速启动了内需，形成了新的国内有效需求，使企业的生产能力能够正常发挥，使国内就业少受或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也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毕业论文模板，全社会树立了信心，保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据银监局相关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有近40％投向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还有相当数量的生产流通企业因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需求扩大而增加了新的银行贷款。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行的潜在风险 --财政风险、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促进地方城市化建设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其迅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融资规模，蕴藏的潜在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也正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

（一）融资责任主体模糊，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本上属于国有独资公司，无论是人事管理还是具体业务都受到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资产管理在国资委，人事任免在地方政府党委，项目选择在发改委，资金管理在财政，融资平台话语权较弱，责任主体模糊，在实际融资过程中，协调成本高，且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不同融资平台获取的银行贷款难以汇总统计，对财政负债能力构成威胁。多数融资平台没有建立和执行严格的风险管理控制制度，不按贷款用途使用贷款或随意改变贷款投向、以其他项目贷款作为建设项目的资本金、因为项目规划不当造成信贷资金闲置等损失浪费和违反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等问题时有发生。

（二）设立门槛低，运作不规范。有些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作融资公司的注册资金和项目资本金，用一笔资金来回转，当作几个公司的注册资金、几个项目的资本金；有些地方政府挪用贷款，将通过融资平台的关联公司获取的银行贷款挪用充作资本金；有些地方政府给融资平台注人没有经济收益的实物资产充当资本金，甚至把政府部门办公楼、城市公共设施等充当资本金，甚至连资产转移、产权过户等手续也不办理。由于缺乏有效约束，较低设立门槛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担保单位的担保能力、代偿能力普遍下降，且融资平台之间普遍存在互保现象，出于竞争一些银行放松贷款审查，加剧银行贷款的潜在风险。

（三）信息不对称，评估和防范信用风险困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纳入预算外管理，游离于公共监督体系使得财务信息缺乏透明度，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激励因素。银行是针对具体融资平台法人或项目放贷，难以了解辖区融资平台总体融资情况和偿还安排，随着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增加，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难以掌握、真实财力难以评估；项目信息往往是政府提出融资意向后获得，重点项目融资尚没有形成公开市场竞标机制；政府融资项目往往与多家银行分别签订协议，银行间没有共同信息平台，银行只能凭借不完整资料进行评价；在目前多家银行竞争、一个政府又有多个融资平台的情况下，形成“多头融资、多头授信”的格局，一家银行难以把握地方政府总体负债和财政担保承诺情况毕业论文模板，对某个项目资本金来源、资本金到位情况进行有效监控非常困难，很多融资平台将所承贷的资金划转至财政专户或关联企业，银行难以监测资金流向。

（四）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负债率高。目前，银行贷款是政府融资平台主要融资渠道，融资平台对外融资多以银行的中长期商业贷款方式进行，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缺乏持续融资的顺畅通道。据调查，在某城建投融资平台融资总额中，银行贷款和信托产品的占比高达90％。银行贷款占比过高，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融资成本较高，且政府主导的项目一般建设周期比较长，政府融资90％以上均为中长期融资，一方面，融资规模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极大，融资来源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中长期贷款比例过大加大银行贷款结构不平衡，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突出，加剧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五）缺乏约束机制，偿债能力不确定。由于融资平台的融资数额没有明确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竭力扩大融资量，似乎融资越多政绩越好，甚至把还贷负担转给了后几届政府。融资平台注册资本绝大部分为土地、股权，现金注资很少，普遍资产负债率高、资产利润率低。融资平台主要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大部分项目是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无现金流或现金流不足，不能满足偿债需要。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偿还主要依靠未来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特许权收费，而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项目多为“铁公基”建设，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在贷款期限内，还款来源极易受地方财政税收下降、行政收费取消、房地产价格下跌和土地市场流拍等经济、政策层面的不利影响。一旦还款来源得不到保障，融资平台资金链可能断裂，甚至引起地方财政危机中国学术期刊网。

（六）政府承诺担保措施缺乏制度保障。为了保证贷款安全，银行一般要求融资平台借款有政府财政担保，承诺将还本付息支出作为预算支出，但政府举债仍是制度外融资，没有相关法律和制度予以保障，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地方政府出具的还款承诺函、担保函不具备担保效力。一旦地方政府的财政承诺最终不能兑现，银行诉诸法律，保障债权的难度较大。同时，政府进行投融资操作往往缺乏中长期规划毕业论文模板，财政监督不到位，财政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不健全，进一步加大了贷款潜在的风险性。

四、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行的几点想法—政府、银行联手约束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着潜在的债务风险，如果缺乏规范管理，极有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的隐性化、长期化。因此，需要从政府、银行两个层面建立起融资约束机制，加以系统防范和化解。

(一)政府层面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平衡地方财权和事权。目前，由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经济发展与财政资源短缺的矛盾加剧，而现行《预算法》又禁止地方政府进行赤字预算和举借债务，迫使地方政府干预信贷资源。应通过以下方法，实现地方财权、事权的平衡：一是改革分税制，调整中央、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国退民进”，尽快清理一些不合理的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三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并出台相应管理制度和管理细则。

2.提高融资平台信息披露透明度。一是建立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财政部门、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共同参与的融资平台贷款监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加强监测的相关措施和办法，负责统计、评估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情况，定期向金融机构通报；二是相关主管部门要督促辖内各融资平台加大信息力度，相关信息及时公开披露，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形负债向合规的显性负债转变。

3.规范地方政府出资行为，增强融资平台造血功能。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将法人单位的房产、土地产权等资产划拨到政府融资公司，注入到融资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得再次作为资本金，融资公司相互之间不得担保；融资平台必须采取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鼓励投资银行和会计师、律师、评级等中介机构参与，促进项目投融资行为具有较高透明度和严格市场约束。同时，通过股权划转或增资扩股等方式将分散的城市优质资源整合到融资平台，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容易产生现金流的投资项目划拨到融资平台公司，不断扩大资产规模、现金流量，确保融资平台具备资金筹集和正常运营能力。

4.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融资方式。目前，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应合理预测可支配财政收入和债务规模，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政府融资市场。一方面，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合作，积极通过信用增级等方式满足金融机构的融资条件，进一步提高间接融资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地方融资平台通过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寻求直接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产业投资基金、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直接融资手段为补充，降低银行系统风险的积聚。

5.建立地方债务总量控制机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的有关控制和管理，做到“量入为出”毕业论文模板，避免债务膨胀趋势恶化。一方面，提高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和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逐步消除各种变相债务融资措施，引导各类政府性债务与或有债务的“显性化”；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制度，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掌握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和结构。

6.严格债务资金的使用监督。地方政府应当着力规范自身以及下属城市投融资公司的投资行为，明确并细化债务资金使用方向，对用债务融资支持的项目要建立严格的监控机制，确保资金按时准确拨付，建立严格的项目管理责任制，严密监控项目质量和进度，完善竣工验收程序。此外，通过地方人大、社会公众等多种渠道加强对地方债务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对截留、挪用、贪污资金的行为及时追究责任。

7.建立地方债务偿还保障机制。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安排本地区综合财力，拨款设立长期稳定的偿债基金，逐步形成以盈利性项目为载体、城建项目偿债基金为保障的债务偿还机制；由于部分公益性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可能不足以偿付本息，应当在每年年初预算时从地方经常性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资金缺口；地方人大对以财政收入作为贷款担保的行为进行立法规范，使政府财政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转变为显性、合规担保，政府每年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情况，对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以及还本付息和授权执行情况要接受人大监督。

8.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一是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建立筹资、投资等财务活动的科学决策程序，发挥专家智慧和科学程序的监督作用；建立公司财务风险跟踪监督和预警机制，对财务风险进行全程跟踪、识别、评价和预测；对存在风险的财务活动实行问责制，明确承担责任和风险报酬；利用合同条款约定，对表外事项和或有事项责任进行明确，对投资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等作出限制性规定。二是加强外部监督管理中国学术期刊网。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机制，从外部加强地方投融资平台举债的监管，将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二)银行层面

1.控制信贷融资规模，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贷融资规模扩大，使得投资项目未来投资过度依赖信贷资金的持续投入，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难度，一旦货币政策收紧，项目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概率增加，地方政府很容易发生支付危机；而持续增加信贷供应，则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影响金融稳定。因此，各家银行都应当根据地方政府的可承受还本付息能力，确定相应的融资数额，融资总量应以本届政府任期内可支配用于投资建设的财力为限。

2.建立银行间信息沟通机制，共同防范贷款风险。尽可能采用银团贷款方式，可以降低单家银行的贷款额度毕业论文模板，避免贷款集中度风险，同时参加贷款银行间加强沟通协作，从不同渠道提高信息透明度，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分摊机制。

3.严格授权审批制度，强化审慎风险管理。严格按照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业务加强管理：一是在贷款审批过程中，不能随意降低贷款发放门槛，尽可能采用多种抵押和担保措施。比如要求“土地抵押+财政担保”或者“股权质押+财政担保”，多种形式防范风险。二是建立项目监管制，监控信贷资金流向。一方面强化贷款投资方向，对于不符合投资方向的贷款，予以提前收回，防范贷款投向不清或贷款投向转变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防止截留、挪用、挤占贷款资金现象的发生。三是强化融资期限管理，原则上与政府任期一致，超过任期的融资要由本级人大授权。

4.实行资产证券化，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商业银行可以对融资平台的存量贷款进行证券化，借助于债券市场来分解巨大的存量问题。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将表内的部分风险资产移到表外，化解自身的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当前情况下资产证券化是保持并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的一项重要措施，既有助于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又从总体上化解由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作 者 李洪强

单 位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大渡口支行

邮 编400084

第9篇

论文关键词：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常德市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常德地区1988年撤消，建立常德市后，县域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中存在着经济回升基础不牢固，城乡居民增收压力较大，工业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加大对常德市县域经济的研究，将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实力。

一、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共有县级行政单位9个，其中县域单位为6县1市，包括安乡县、汉寿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石门县和津市市。常德市总面积为18190平方千米，县域国土面积1544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84.9%。2009年末，常德市总人口达到616.69万人，其中县域总人口为492.79万人，占总人口的79.9%。2009年常德市完成地区CDP为1239.2亿元，其中县域CDP总值为 646.79亿元，占常德市CDP总值的52.19%，只有桃源县、澧县、石门县三个县的CDP超过100亿元，其中桃源县以CDP总值为118.4亿元，位于湖南省2009年GDP总量第15名的县市；湖南省2009年人均GDP为20226元，常德市人均GDP为达到22496元经济学论文，而常德市县域人均GDP只有15571元，分别为湖南省平均水平的76.98%，常德市平均水平的69.21%，且只有津市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元。2009年常德市完成财政总收入70.0亿元，其中县域财政总收入为27.7089亿元，占常德市财政总收入的39.58%，财政总收入超过7亿元的县(市)有津市市l个，2009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10元，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909元，而常德市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810.57元，均低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只有汉寿县、澧县和临澧县过5000元；略超过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84.31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59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996.42元，均高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有澧县和临澧过20000元。桃源县和安乡县的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工业总产值。

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不强，经济规模小，竞争力较弱，突出表现为大多数县域为农业经济，其发展水平仍然是低水平，低层次的。

二、影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1、县域基础设施条件差，竞争能力弱

由于常德市位于湘西北地区，属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缺少对外开放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同时，常德市又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县域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加上各县（市）财力不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造成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明显落后，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2、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仍然较低

常德市农民在县域居民中占有较大份额，农业和农村经济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缺乏鲜明个性，产品、产业结构趋同，停留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上，而工业企业少而不大，特别是龙头企业和拳头企业少，支柱产业发展缓慢，知名度、市场影响力、辐射范围十分有限，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对县域经济拉动力较弱，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

3、人才匮乏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是人才匮乏。目前，常德市县乡创业人才、实用乡土人才严重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大多数农民缺乏发家致富的实用技术和技能。区域内懂市场、懂经济、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管理人短缺才，造成农民增收缓慢。

三、促进常德市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更新发展思路，抢抓发展机遇

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已从原来低层次、“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逐步过渡，经济发展已进入市场配置资源、需求引导生产、质量决定效益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因此，常德的各区县市应牢牢把握紧紧抓住中部崛起，以及湖南“3＋5”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承接“长株潭”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学论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资源型工业为支撑，以集群化发展为手段，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优化工业结构，提高工业效益，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推动常德县域经济加速发展。

2、立足县域农业自身的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应以农业繁荣为前提。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县域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目前，常德市形成了以桃源县、澧县等为主的粮食产区；以澧县、安乡县等为主的棉花产区；以各县城郊及石门高寒山区为主的优质蔬菜产区；以石门县、桃源县等山丘区为主的柑桔产区；以桃源县、石门县、临澧县等省定烟叶生产区为主的优质烤烟产区；以山丘区自然草场和滨湖滩涂草场为主的草畜区。因此，各个区县要充分利用各地的优势 ，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为方向，打造生态品牌,加快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步伐，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经。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产品加工，常德市的各个区县要延伸农业产业链，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连接点，作为农业产业调整的重点，作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3、发挥县域旅游资源的优势，带动区域发展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以快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扩大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区域脱贫致富。常德市的西北部属于武陵山系的低山区，挺拔俊秀；西南部为雪峰山余脉，逶迤绵延；东部为洞庭湖平原。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横贯境内，支流众多，具有水乡的特色，这些特征造就了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常德市的各个区县应发挥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优势，强化各级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认识，完善旅游服务系统，进行旅游开发的招商引资，将常德建设成为以山水田园风光为主体的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旅游城市，从而促进常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县域工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常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矿藏开采与加工的相互依存关系。发达的农业、丰富的矿藏资源，为常德的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形成了以加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而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常德市各个区县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重点建设好县域内的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见表1），合理促进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

表1. 常德市县域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统计表

 

县域名称

主要工业

主要工业园区

安乡县

造纸、棉纺、油脂化工、橡胶、建材、机械、

安乡县工业园区

汉寿县

纺织、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机械制造、食品加工

汉寿经济开发区

澧县

水泥、煤炭、氧化锌、芒硝、农产品深加工、轻工业机械制造

澧县工业园

临澧县

水泥、烟花、食品、陶瓷、机械、纺织、食品

太平工业园、安福工业园

桃源县

铝业、农产品加工、纺织、建材、电力能源、机械制造

创元铝业工业园、漳江、热市、陬市工业小区

石门县

电力、食品、建材、化工、机电、硅砂（石膏）

石门县工业园区

津市市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重庆文化产业,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一、研究意义

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重庆市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试验，其文化产业在过去五年以年均28%的速度快速增长，为同期重庆市GDP增速的两倍。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46.46亿元，占全市GDP的2.87%。从重庆文化产业结构可以看出：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发行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规模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以数字传媒、动漫、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也有所提升。

现阶段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如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化产业集群研究等，而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较少。由于重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数据不甚完整，口径亦不统一，缺乏使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需要的大样本数据。比较而言，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通过对“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的研究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鉴于文化产业客观条件的制约及灰色系统理论的特点，本文将文化产业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灰映射关系，从而得出影响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因素的相关顺序，以此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二、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目前尚无经典理论加以诠释，但中观层次的产业是宏观经济的组成元素，可依循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以哈罗德、多马、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假设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结合产业兴衰转化规律，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市场与政府政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政府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资助、扶持和保护的各项政策，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与导向作用。此外，任何产业的形成都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拉动，市场空间大小及其市场需求前景，对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劳动生产力、资金、技术、财政拨款、消费需求、投资、重大项目带动几个方面为数据指标分析其对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三、指标选取及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进行灰色管理链分析，首先要选准系统行为特征的映射量，本文将重庆文化产业增长和影响其增长的因素视作两个灰色系统，随后进一步明确影响系统行为的有效因素，即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及比较序列，设系统行为序列：

X={x(1),x(2),…,x(n)}

X={x(1),x(2),…,x(n)}

………………………

X={x(1),x(2),…，x(n)}

………………………

X={x(1),x(2),…,x(n)},i=1,2,.....,m

基于文化产业相关评价模型的建立原则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量化的原则，采集2005年至2008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中选取数据，（重庆统计局2009年文化产业数据仍在整理中，本文的研究数据最新截止到2008年。）选取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系统特征数列X,人均生产总值X;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定为X及X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X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X;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科技经费支出X;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X;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X见表1。

表12005～2008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数据

年 份

指 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X

39.80

52.41

66.66

88.57

114.16

146.46

人均生产总值（元）X

8075

9608

10978

12437

14622

17575.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8093.67

9220.96

10243.99

13715.3

12590.78

14367.5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

2214.55

2510.41

2809.32

2873.83

3509.29

4126.2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元）X

1025.99

1200.52

1391.11

1449.49

1237.35

1498.95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元）X

180.28

198.65

249.71

189.73

195.97

211.83

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X

4.21%

4.53%

6.27%

5.63%

6.11%

7.11%

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比重X

1.93%

1.98%

2.03%

1.97%

2.57%

3.25%

公共教育经费财政支出占重庆GDP比重X

1.91%

1.87%

1.98%

2.56%

2.95%

3.01%

8个影响因素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生产力提高、文化需求拉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根本动力

从表3可知，重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均生产总值对重庆文化产业的影响最大，分别位居一、二名。这两者是文化消费需求的根基，而文化消费构成了文化产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和源泉，并调节着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和供给，促使文化产业结构随着人们需求层次高级化而高级化。产业经济学中指出，生产力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也是根本源泉。重庆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在经历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之后，正在从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

文化消费能力在现实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文化消费总量不足。2007年，上海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653.67元，北京2007年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383.96元，相比之下浙江为2158.32元，而重庆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文教娱乐文化服务消费为12590.78元，相比之下可见其差距。其次是文化消费能力地区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对重庆文化产业影响排位居第五位，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更是排位第五。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消费断档”，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市场本身寻求内生性增长源泉加以解决。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引导文化投资方向、扩大文化投资规模

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决定着该产业的规模和素质，由表三可以看出：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GDP比重对重庆文化产业产生的影响位居第三位。重庆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果之后，需要继续稳步推进“转企改制”改革，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扩大文化产业投融资力度，尽管文化领域的投资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仍应给予其投资空间，这需要政府出台明确的产业发展与投资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民资、外资等进入国家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商贸、房地产、金融等外部行业以多种形式对文化产业进行资本渗透与融合，在发挥资本运营作用的同时，引入国外文化服务业先进理念、文化管理先进模式，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制。

目前来看，重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政府投资扶持，2010年，在中国国际文博会上，重庆9个政府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总额近80亿元。重庆市政府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贴、政府采购、后期奖励等方式，成为推动重庆文化产业发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开拓新的投资主体，2007年，浙江宋城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投资集团，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实现贸易成交137.38亿元，协议利用外资10.17亿美元，引进内资108.34亿元，重庆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要借鉴各省市投融资成功的运行体制，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投资环境。

（三）从依靠政府政策、投资推动转变为依靠市场内生动力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在重庆的逐步深入，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关键命题将会逐渐转向市场宏观环境。如何给改制后的企业提供一个较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规范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给予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以国民待遇，通过市场管理文化，将政策性的安排转化为制度性的建设等等，政府应从文化企业改革中转变职能，全力培育规范的文化市场环境。

重庆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拨款占重庆GDP的比重对文化产业产生了一定影响，据重庆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显示，2009年重庆市文化与传媒支出19亿元，2008年重庆市对广播电视的财政补贴达到20377万元，对艺术表演团体补贴总计达7187万元，重庆市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文化产业供给的前提下也要兼顾需求，兼顾文化产业发展自身规律，重要的问题不是财政是否具备能力，而是能否创新支持产业的体制机制，使得财政资金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重庆市政府在对文化产业进行财政资金支持的前提下，要对支持方式进行合理设计，要避免文化企业把政府作为“客户”，开展不良博弈，降低财政资金的效用。

（四）财政资金应重点扶持高端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

2008年，重庆市政府对于文化体育传媒财政经费投入为151279万元，同比增长26.94%，财政拨款的方向和力度会对产业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创新能力是文化产业的根基与灵魂，文化产业同样会面对产业的整体换代升级，因此重庆财政扶持政策应着重偏向于高端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方面，增强深度开发能力、价值增值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

处在全国网络游戏产业和休闲游戏的领先位置的深圳，巴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补贴着重放在高端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依托IT等高新产业的优势和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平台，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加快新媒体产业发展，带动基于互联网、无线网络、数字广播电视等网络基础上众多产业的转型和融合，形成软件服务商、设备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印刷出版者等共同参与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指标排名中，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在影像文化产业发展因素中位居第六，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教育财政支出不单是指在文化产业方向进行的人才培养，但公共教育支出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的投入。文化产业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构筑人才的平台。结合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强与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加大相关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及投入；在相关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提高文化人才队伍的素质，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书华,王华强.北京市文化产业关联分析[J]. 经济论坛,2008.9

2 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

3 钱韵竹,张磊.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09.11

4 深圳文化蓝皮书.改革开放与城市文化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

第11篇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税制改革自1994年以来已走过了十六年的历程,回顾这十六年的改革之路不难发现,我国的税制改革正在遵循一条从注重制衡到注重效率,藏富于民的道路不断前进。

一、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很大程度上说是矛盾积累的产物。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本应该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和中央财政的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充实。可是事实上,情况却正好相反,从1979年到1994年之间,中央财政日益捉襟见肘,单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项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正式启动,除了大幅度调整中央财政的税收和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之外,还建立了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与地方的之间的财政天平从此开始向中央倾斜,使得中央控制全国发展建设的力度大大增强,中国开始步入统筹发展的新时期。

二.分类税制的存亡——中国税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进入新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关于税收的问题,情况却越来越显得不容乐观。近期《福布斯》杂志推出了新一期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全球第二。

如果说中国税收在大局上的制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税制改革所关注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税收的效率问题已经逐步取代制衡而成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百姓所关心的重点。中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分类税制,这一税制对于效率低下的政府来说可以提高征税率,但是对于广大纳税人却是一种加重负担且效率低下的税制。分类税制的特点就是对公民的各项收入进行逐一收税,且每一类收入都有着不同的税率。分类税制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其主要弊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收入形式单一的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分类税制滴水不漏的征税使得这些人群缴纳了占收入总额很大比重的税费,同时使得这一层次的人群感到了很大的税收压力,但是对于收入形式多样综合收入很高的群体,却可以通过分类税制的漏洞而做到少交税,甚至不交税。第二,是中国税收机构的繁复和效率问题。1994年税改之后所形成的国税和地税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经过十多年的运行确实有很大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总的来说有税收征管成本过高,国税与地税之间的矛盾协调较难,税收效率提高并不明显等。其中,地税局的税收成本尤其之高,其主要原因就是地税局主要负责收取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分类税,数目很多而难以征收,因而导致了税收成本的显著提高。税收效率的低下不仅使得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随着我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和公民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公民在纳税时所关注的并不是自己是否尽了纳税人的义务而是关注自己所缴纳的税费是否保证了良好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了社会的公平及正义。现在一提到税收问题,中国古人的一句训诫总是能够见诸报端,那就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税制目前存在的效率低下,加重贫富差距的隐患已经表现的十分突出,新的税制改革在人们的呼声之中似乎正在浮出水面。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所得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改革思想来做好所得税工作。而这九个字的方针也就是中央对新一轮税制改革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其中,将“简税制”这一项放在指导方针的第一位,可以看出中央已经将税收效率的问题放在了税制改革的首位。但是对于税收效率的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笔者认为其主要的难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分类税制的改革问题。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分类税过多有着诸多的不利因素,所以如何归并税种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我们看到,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各个地区,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相应的也要求有不同的征税标准进行衡量。仅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个税的起征点都在2000元以上,而在西部的一些欠发达地区,个税的起征点仍维持在800元的最低线附近。除了个税起征点这个最普遍的标准问题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减免问题,对于东部发达地区高污染企业的高税收调节问题。不同的发展水平与税制的简化存在的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势必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阻碍。第二,国税地税两税合一问题。鉴于国税地税分开征管暴露出来的税收成本过高,两套税务系统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等问题,许多学者建议在简化税制思想的指导下最终仍要实现两税合一,其具体措施旨在精简人员,缩小编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既包含国税又包含地税的一套税务系统,并且保证地方税务机构的独立性以减少地方政府的影响等等。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始终存在一个隐患,就是税收制度会不会又回到1994年之前的老路子上去,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矛盾再次凸显。笔者认为这一点也是中央并未提及有关两税合一的说法的重要顾虑。虽然目前税收效率低下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对于税收制衡问题,国家仍然要慎重考虑避免重蹈覆辙。

三、综述

第12篇

关键词：互联网+；三农；路径机制；建议

1 引言

显而易见，受惠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扶持与“三化”（即城市化、城镇化与工业化）运动的拉动，近几十年来，国家“三农”问题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呈现出逐年增长、农村居民谋生方式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然而，农村居民受制于学历水平、技能经验、地域差异、经济基础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以及最近几年外部经济发展迟缓的不利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令人担忧。

众所周知，2014年11月总理指出要把互联网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具， 并且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基于此，深入探讨互联网+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现代“三农”问题的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对农村居民而言，深度发掘收入水平提升方式，有助于农村居民幸福感指数的提升，乃至国家归属感与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对社会而言，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增强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助于社会的持久昌盛。基于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为研究互联网+条件下现代“三农”发展、建设等问题，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做了这方面大量的研究工作。文[1]提出发挥互联网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产业化经营、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作用的观点；文[2]以黑龙江省为例，以“互联网+特色产品”的营销方式等为前提，以提高黑龙江农村特色产品品质为基础，提出推动农业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的观点；文[3-4]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上述文献的研究背景、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等对帮助分析互联网+条件下我国现代“三农”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2 “互联网+”条件下，关于我国现代“三农”发展与建设问题的几点意见与建议。

笔者自小在农村长大，对现代“三农”问题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变迁深有感触，仅就互联网+条件下现代“三农”问题的深入发展提出几点意见与建议仅供参考：

2.1 政府与企业加大资金、政策等扶持力度，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条件地区建立互联网全覆盖工程

众所周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如前所述，农村居民收入途径受制于诸多因素影响，总体收入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速度相对比较缓慢，而且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基于此，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互联网+三农”产业，单纯依靠地区财政无法解决互联网+条件下发展现代“三农”问题需要的硬件设施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财政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国家、省级层面财政、政策的支持。同时，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税收减免、低息免息贷款等鼓励企业投资发展乡村互联网产业。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发展水平比较富裕的中东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建立互联网全覆盖工程，指导农民利用互联网增加谋生方式，继续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

2.2 利用互联网，让农村居民充分参与市场价值链价值创造，提升大宗农产品的利润空间与农产品的附加值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目前已经进入工商产业链条时代，即一件商品从无到有中间经过较多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均能创造价值。“三农”处于工商产业链条的初始端，其提供农产品的行为近似地认为是供应商提供原材料行为。受我国大宗农产品近几年来基本供过于求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普遍较低。扣除高昂的灌溉、化肥农药、收割等成本，农村居民纯利润所剩无几。基于此，引导农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便捷途径，部分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实现互联网线上交易，大大缩减第三方物流配送成 本，即实现由传统营销模式到电子商务营销，乃至直销模式的转变。同时，利用互联网便捷方式，降低农民原材料采购成本、化肥农药采购成本等，采取尽可能多的手段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2.3 基于互联网，着力培养农民的技能水平，建立免费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农民谋生方式的多元化

在农村互联网信息化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兴办远程农民培训学校，着力培养农村居民的实践技能，提升农村居民的谋生质量与水平。进一步地，利用互联网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如定期免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劳务信息，实现就业信息互通有无，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跨地区、跨地域的自由流动，积极参与国家城市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最后，充分发挥村委会在现代“三农”问题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发展现代农业与观光旅游业，积极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这一切都需要互联网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3 结论

本文针对互联网+条件下现代“三农”建设与发展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仅供参考：第一，政府与企业加大资金、政策等扶持力度，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条件地区建立互联网全覆盖工程；其二，利用互联网，让农村居民充分参与市场价值链价值创造，提升大宗农产品的利润空间与农产品的附加值；其三，基于互联网，着力培养农民的技能水平，建立免费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农民谋生方式的多元化。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如果存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万宝瑞. 我国农村又将面临一次重大变革――“互联网+三农”调研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08期

[2]王伟、杨晶等. 互联网+农村特色产品――浅谈黑龙江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6年01

[3]刘欢.加快农村互联网发展进程[J].通信企业管理，2015年12期

[4]方梁翰.农村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策略探讨[J].韶关学院学报，2015年07期

第13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 企业集群 创新

县域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县域内陆地国土面积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县域内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9%，所以，县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关系到“三农”、城镇化建设等问题而越来越受到关注。百强县由于经济总量强大，在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历年全国百强县评选中，黑龙江省只有肇东一强入选。因此，分析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选择促进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共有68个县(市、区)，县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5.7%，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5.1%；2007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为2659.2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7.6%；县域进出口总值为114.7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6.3%。这一系列数据说明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肇东市作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全国百强县的县市， 201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5.4亿元，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20.3亿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180元，农民年人均存收入7898元。与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相比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475.6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0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217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0560元。

二、黑龙江省县域创新水平低的根源

1、县域工业化水平低

县域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途径。经济百强县之所以成为最具活力的发展板块，其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强县。黑龙江省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基本上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业。例如黑龙江省农业的发展仍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占农业生产总值比重在 70%以上的农业县域就有16个，个别县域该比例在 80%以上，县域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必然降低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县域产业集聚程度差

经济强县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工业化，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县域经济特色鲜明，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产业集聚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通过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经济强县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县域通过加强专业化分工与合作，通过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开拓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

三、黑龙江省县域企业集群化创新的战略

1、农业产业化创新战略

农业产业化战略是通过产业化的发展方式，提高农副产品的其附加值，从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山东省县域是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成功的典型，通过“龙头企业+农业公司+农业工人”等形式，实行农业集约化经营，从而带动了县域经济的较快发展。黑龙江省农副产品资源丰富，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可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扭转过去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农业大县与财政穷县并存的局面。

2、工业化创新战略

县域经济虽然是农村经济的集中体现，但绝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就农业发展农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经验表明，我国的经济强县都是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较高的县。2010年，全国百强县的三次产业构成中，非农产业所占比重超过了90%。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阴，2010年创造了全国二百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二百二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成为县域工业化发展的典范。

3、对外开放创新战略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配置资源。对外开放的创新战略就是县域借助比较优势，加强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通过外向型经济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强县，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等，通过对外开发贸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更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向外淘汰成熟产业，优化了县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结构。

四、结论

黑龙江省县域经济经济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品牌，如海伦的绿色品牌、萝北的石墨产业、东宁的木耳等。但是，要想赶上全国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有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奠定基础，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机会。二是培育骨干企业。黑龙江省目前县域内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35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重要的工业基础，培育骨干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鼓励民营经济。2010年，黑龙江省县域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320亿元，占全省县域生产总值的40％。民营经济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要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创业热情。

参考文献：

[1]中国县域经济网. 省略

第14篇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经济政策财政政策

1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1.1城乡居民经济收入不协调

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36元，城乡收入差距为3.23。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上的差别。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距。论文百事通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实物性收入，而且还包括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纯收入中的实物部分，按现金收入计算，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其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在福利方面的差别，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考虑到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第三，从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样本偏误，高收入户难以涵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低估。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

1.2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不协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在我国，已初步对立起覆盖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要给人们以更多、更切实的“人文关怀”。由于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某些偏差，农村的社会发展出现某些十分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养老、医疗和贫困问题。一是养老问题，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约有1亿老年人生活在农村，缺乏生活来源，养老问题十分突出。二是医疗问题，农村医疗条件差，农民看病难。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在城市投入的15.9%。三是农村贫困问题。我国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80%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建立农村社会高度，为农民的的生存提供最基本保障。

1.3城乡居民享受教育不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城乡分割的教育投资模式和不公正的高校招生政策，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大大向城市倾斜。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农村和城市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是1∶1.39；1998年，每百万人口中的在学校学生数比是1∶2.21。另据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1995年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8年，而农村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66年。同样数量的初中毕业生，在城市能够升入高中的比例大概是60%左右，而在农村却只有30%左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足以说明中国城乡之间居民享受教育不不协调。

2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2.1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偏低

首先，建国5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约5000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5%左右。其中，解放初期占财政支出的5%左右；其次，在“二五”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有所增加，达到10%左右；再次，在“”时期又有所下降，比重大约在8%左右，以后的10余年间，财政支农的力度又有所加强，提高到了10%；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步减弱，特别是最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无法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快速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一般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占到财政总支出15%以上，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

2.2农村居民缺少社会保障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农民的保障方式主要是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和集体保障，但这三种保障方式都存在问题。一是家庭小型化使得家庭保障能力下降，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保障功能下降，特别是养老负担过重；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家庭保障功能更加弱化。二是土地保障，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少，再加上农产品价格低廉，靠种地收入不可能解决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三是集体保障，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已经建立起和城市相似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我国90%以上的村集体负债经营，成为名符其实的“空壳村”，村集体已丧失了过去的养老、医疗等功能。

2.3农村教育经费紧缺

中国农民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城乡分割教育投资体制的作用下，各种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城市学校，农村学校却窘困到发不出教师工资、缺乏正常办公费用的尴尬和寒酸的地步。尽管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中央政府也多次采取措施，企图解决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挪用教师经费这一顽症，但往往事倍功半。几百万农村教师难住了国家财政，教师的工资无着落，农村骨干教师大量流失。据统计，1992年全国大约流失45万名中小学教师，且大多数是青年骨干，流失的教师又大多集中在农村。据统计，2002年，全国共计新欠中小学教职工国标工资22亿元，中西部25个省份尚有中小学危房4000万m2。一些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紧张。目前，中西部农村地区有贫困学生2400多万名，受到各种资助的人数有限。

3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

3.1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每年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逐年提高。另一方面要提高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并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导农村集体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集体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家财政资金可以引导农民和集体明确农业投入方向，而贴息或补贴性投入又对农民、集体投入给予一定的经济刺激。农村集体和农民投入是农业投入的大头。通过国家财政引导，使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以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新晨

3.2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之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因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的建设是其重点：一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的实施范围、筹资模式、保险形式和管理体制等。二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和集体经济的扶持下，以农民为保障对象，按照自愿、适度与受益的原则，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建立的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在目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关键，各级政府要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农村合作财政支持是关键，各级政府要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这就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保障对象一般应包括：因缺少劳力、低收入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因灾因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及无法定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

第15篇

关键词：排行榜；研究评价；商业出版；影响因子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5—0005—08

英语中，“评等”具有双重涵义。在莎士比亚撰写的《哈姆雷特》中，该词带有两个意涵：其一指有秩序和层级的序列（第一幕），其二指某种腐败或污秽的东西（第三幕）。现今，大学人事聘任委员会和图书馆采编馆员更熟悉的是该词汇在第一幕中所表现的概念——一个有秩序的序列。然而，随着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Reuters ISI）的影响因子的不断普及及其与当今学术界四大发展趋势的高度结合，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在第三幕中所定义的评等的第二种涵义正在死灰复燃。而所谓四大发展趋势则分别是：（1）专业技能的理性主义成为科层制权威不容置疑的特征；（2）高等教育管理和规制的政治化趋势在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评估中的高度体现；（3）商业性学术出版的定价和资金利用前述趋势对大学图书馆索取高价，并耗费其大量预算；（4）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将自身定位为社交场和思潮的主导者并沉醉其中，而不是学者履历制造厂的一线员工。

本文将分别对上述四大发展趋势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探讨期刊《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的定位和未来选择，并提出创建更具生命力和参与度的教育学术研究社群的方式，而并非如部分学术期刊，其所刊登论文只成为作者履历的点缀。我们强调，应该将论文视为学术交流的副产品，以此方式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质量，并作为目前单一的影响因子测量方式的替代或补充。同时，我们也主张期刊和读者都应将学术交流的内涵价值视为最根本的产物。

一、被认证的专业技能：当代研究者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科层结构的支配的发展是独立于其掌控的知识领域的。韦伯预见，专业认证的急速发展会独立于由科层权威所支配知识的成长。“我们听到来自四面八方要求引入正规课程和专业考试的呼声，它背后的根源并非突然觉醒的‘教育渴求’，而是期望通过拥有教育认证的所有权，限制身份地位的供给，实现垄断的欲望。”“把关”作为概念，而非一个名词，正是出自于科层权威的理论。

许多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家，在深度分析了所谓“普适性”知识后，也发现了制度性建构的存在。根据福柯所言，临床医学知识并未引发19世纪法国医疗诊所的创建。相反，人体解剖学的普及与认同则是在诊所兴起之后的副产物。“诊所既是一种新‘瓜分’出来的东西，其语言表达原则也是我们所习惯的‘纯科学’语言。”彼特·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也同样提出了现实是在制度化后才会被社会认同的相关理论。而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期，约翰·梅耶主张，学校之所以能产出拥有社会认可文凭的毕业生，部分归因于社会赋予学校一种不容置疑的、非正式的许可证。随后，他阐述了这一理论，并且指出了他的论述与韦伯的纯粹文凭主义阐释之间的区别。梅耶认为，社会公认的经济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技能，部分起因于大学制度的扩张以及上述领域中权威性知识和学位的确立。这些对了解学术期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教育机构不仅承担人员分流的职能，也发挥新专业知识的认证职能，那么所谓顶尖期刊则是作为该体系的组成部分，借由学术出版物的评阅人或编辑等专家的名义来决定知识的存亡。依据韦伯对权威的理解，新的学术发现可以通过期刊被“授权”。即便是各自独树一帜、不具可比性的知识系统（例如香港大学中具有互补性的中西医院系），制度化的知识也被等级化。因此，每个医学系统内部都存在对“评等”的认知。

二、新管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