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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如今,高校内自媒体发展如火如荼,学校不仅会有官方微信号,一些学生组织同样也有自己的微信号用来推送消息。与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有所不同,大学城咨询平台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都有明确的对象,即大学城的师生,我们会针对广大师生推送他们最需要的信息。校园网络信息平台既然明确了对象,那就可以进行广泛的线下活动,组织企业家校园行和学生企业行活动。这样零距离的线下接触可以使平台更好的被企业和学生接受。线下活动与线上的信息推送双管齐下,推动大学城资讯平台在各高校间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2建设实施
2.1明确服务对象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及,据调查移动互联网查询已经成为获取校园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网络逐渐成为一种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给各大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和社交实践等均带来深刻的影响。大学城校园资讯平台就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普及的技术上建立的,服务的不仅仅是广大在校学生,让莘莘学子获得各自所需的校园一手信息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同时,资讯平台也为高校各大学生组织和服务机构搭建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桥梁,帮助组织和机构及时宣传校园活动,并运用平台的留言评论系统为活动效果反馈提供渠道。使两者间有效互动,满足各自需求。
2.2建设便捷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盛行的现状下顺势而生的,通过制作专门资讯平台的网站论坛,微信公众订阅号等方式,建设信息平台的媒体实体,及时更新放送资讯。为了使校园信息平台更加人性化、为学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系统增加了微信公众号订阅功能。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论是电脑和手机只要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订阅号,就可以接受推送选择信息。校园信息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化校园的接口,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权限范围内的功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同时校园信息平台也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校园信息的联通。
2.3稳定信息渠道丰富信息资源开放灵活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其难点是校园信息数据的描述、组织和共享。通过前期的大量的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学生群体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提供有关社团活动,各校晚会,学校庆典,校园招聘会,名师讲座,志愿者招募等各类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对信息资源进行丰富和补充。至于信息的来源部分,建立稳定的渠道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对象校园信息的组织方法、过程,以及服务平台设计方法,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校园信息组织管理模式与校园信息平台设计框架,实现了集"人员"、"资产设备"、"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一体化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平台是以设立专员每月初与各大学校组织或其他教育机构联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动动态,保证信息的准确有效。
2.4加大宣传力度首先,为加大资讯平台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设校园宣讲会,在校内开设摊位,现场教各位同学如何关注资讯平台及服务理念。除此之外,通过各校的学生组织辅助宣传,在学校组织的网络主页大学城资讯平台的相关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与大学城周边的教育机构合作,帮助刊登活动,不断加大使用人数推而广之。
2.5注重时效与创新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平台的及时更新与维护是至关重要的。当周的所有活动都会尽早展现在信息平台的网站中,呈现精彩预告。当月的活动都会在年历表中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当下,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学校,点击校名便可了解该校活动的最新动态。目前国内高校的门户网站与受众进行的互动较为有限,传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设计就可以与使用者和受众进行更多的互动,网站本身也提供了关键字检索、讨论区设置等多样的互动功能,另外信息资讯平台还可以依据使用者个人条件的设定,为受众提供量身订制的个人化新闻。同时,信息平台的另一特色就是与关注者的互动,点赞、点评、上传活动照片等功能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活动的人气值显示活动排行榜,加强信息平台的活跃氛围,促进各校间的友好竞争。
3结论
如同腾讯微信的标语一般——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随着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更新换代,各种新媒体和社会文化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载体在运作,它更是一种生活选择、生活方式推动着人们的前进。随着社会文化媒体的更新换代同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个人再也不只作为各企业组织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台成为信息的者。从原先的个人网站、微博、论坛到现今大热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仅仅是一般的用户便能各种资讯、信息甚至是营销获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跨平台无障碍的沟通可行性、零资费的平台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发展。资讯传播和社交媒体营销往往具有针对性,有明确的受众对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来划分信息的接受者,这一方式越发被个人用户所接受。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有了区域的限制,一个软件或是平台的资讯便能更快地传播,更快地收到反馈。如果当这一社区内的所有对象需求偏好相同时,其可行性会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及营销。我们在此处称为专属的粉丝群,作为运用在大学城中的信息的APP,我们的受众群体一开始便很明确——松江大学城内的各校学生。有清楚的区域针对性也有固定的粉丝群,这样便能区分于其他软件平台的受众人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个人信息用户的新群体来说,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广。
普通用户对于平台利用的可能和区域信息资源的需求使得大学生自身在大学城内创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变为可能。作为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虽然他简化了信息收集和的技术层面问题,但对于大学生这类个体用户还缺乏了相对技术的掌握——平台功能的单一。只是一味的推送,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原本个体用户平台本身的限制,但是负责此类技术的专员仍很重要,他不同于信息推送的情报处理人员,需要开发新的功能来增加此类APP或信息平台的使用的灵活性及便利。在有了确实的需求(已假设受众群体对信息有需求的情况下)和交流平台的功能完成后,信息的选择和提供便是重点着眼的对象。互联网平台利用的简易化使得同类资讯泛滥,大量的广告充斥其中,相似的信息平台数不胜数。例如不能将一个区域内的衣食住行学的信息一股脑地,多样化在信息泛滥的现今已不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于学生组织创建资讯平台而言更需要针对性和个性化来与其他互联网媒体进行区分。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便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信息资讯的时效性、真实性、稀缺性、实用性等等都影响着用户对平台的选择。此处便牵涉到了获取信息渠道的来源、处理情报的方式以及最后成文的形式及可看性,需要在每个环节都需要派遣专员负责接轨:资讯收集者和各个文章的编辑人员都决定了成败。这是最为繁琐、沉闷的环节但是紧紧维系着粉丝群的数量。其中还会牵涉到与实际执行规模挂钩的人员招收派遣和工资问题,对于大学生这一新兴全体也着实是个扰人的困难。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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