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15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传播社会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传播社会学论文

第1篇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第2篇

如今，高校内自媒体发展如火如荼，学校不仅会有官方微信号，一些学生组织同样也有自己的微信号用来推送消息。与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有所不同，大学城咨询平台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都有明确的对象，即大学城的师生，我们会针对广大师生推送他们最需要的信息。校园网络信息平台既然明确了对象，那就可以进行广泛的线下活动，组织企业家校园行和学生企业行活动。这样零距离的线下接触可以使平台更好的被企业和学生接受。线下活动与线上的信息推送双管齐下，推动大学城资讯平台在各高校间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2建设实施

2.1明确服务对象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及，据调查移动互联网查询已经成为获取校园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网络逐渐成为一种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给各大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和社交实践等均带来深刻的影响。大学城校园资讯平台就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普及的技术上建立的，服务的不仅仅是广大在校学生，让莘莘学子获得各自所需的校园一手信息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同时，资讯平台也为高校各大学生组织和服务机构搭建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桥梁，帮助组织和机构及时宣传校园活动，并运用平台的留言评论系统为活动效果反馈提供渠道。使两者间有效互动，满足各自需求。

2.2建设便捷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盛行的现状下顺势而生的，通过制作专门资讯平台的网站论坛，微信公众订阅号等方式，建设信息平台的媒体实体，及时更新放送资讯。为了使校园信息平台更加人性化、为学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系统增加了微信公众号订阅功能。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论是电脑和手机只要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订阅号，就可以接受推送选择信息。校园信息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化校园的接口，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权限范围内的功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同时校园信息平台也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校园信息的联通。

2.3稳定信息渠道丰富信息资源开放灵活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其难点是校园信息数据的描述、组织和共享。通过前期的大量的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学生群体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提供有关社团活动，各校晚会，学校庆典，校园招聘会，名师讲座，志愿者招募等各类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对信息资源进行丰富和补充。至于信息的来源部分，建立稳定的渠道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对象校园信息的组织方法、过程，以及服务平台设计方法，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校园信息组织管理模式与校园信息平台设计框架，实现了集"人员"、"资产设备"、"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一体化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平台是以设立专员每月初与各大学校组织或其他教育机构联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动动态，保证信息的准确有效。

2.4加大宣传力度首先，为加大资讯平台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设校园宣讲会，在校内开设摊位，现场教各位同学如何关注资讯平台及服务理念。除此之外，通过各校的学生组织辅助宣传，在学校组织的网络主页大学城资讯平台的相关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与大学城周边的教育机构合作，帮助刊登活动，不断加大使用人数推而广之。

2.5注重时效与创新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平台的及时更新与维护是至关重要的。当周的所有活动都会尽早展现在信息平台的网站中，呈现精彩预告。当月的活动都会在年历表中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当下，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学校，点击校名便可了解该校活动的最新动态。目前国内高校的门户网站与受众进行的互动较为有限，传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设计就可以与使用者和受众进行更多的互动，网站本身也提供了关键字检索、讨论区设置等多样的互动功能，另外信息资讯平台还可以依据使用者个人条件的设定，为受众提供量身订制的个人化新闻。同时，信息平台的另一特色就是与关注者的互动，点赞、点评、上传活动照片等功能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活动的人气值显示活动排行榜，加强信息平台的活跃氛围，促进各校间的友好竞争。

3结论

如同腾讯微信的标语一般——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随着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更新换代，各种新媒体和社会文化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载体在运作，它更是一种生活选择、生活方式推动着人们的前进。随着社会文化媒体的更新换代同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个人再也不只作为各企业组织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台成为信息的者。从原先的个人网站、微博、论坛到现今大热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仅仅是一般的用户便能各种资讯、信息甚至是营销获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跨平台无障碍的沟通可行性、零资费的平台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发展。资讯传播和社交媒体营销往往具有针对性，有明确的受众对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来划分信息的接受者，这一方式越发被个人用户所接受。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有了区域的限制，一个软件或是平台的资讯便能更快地传播，更快地收到反馈。如果当这一社区内的所有对象需求偏好相同时，其可行性会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及营销。我们在此处称为专属的粉丝群，作为运用在大学城中的信息的APP，我们的受众群体一开始便很明确——松江大学城内的各校学生。有清楚的区域针对性也有固定的粉丝群，这样便能区分于其他软件平台的受众人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个人信息用户的新群体来说，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广。

普通用户对于平台利用的可能和区域信息资源的需求使得大学生自身在大学城内创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变为可能。作为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虽然他简化了信息收集和的技术层面问题，但对于大学生这类个体用户还缺乏了相对技术的掌握——平台功能的单一。只是一味的推送，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原本个体用户平台本身的限制，但是负责此类技术的专员仍很重要，他不同于信息推送的情报处理人员，需要开发新的功能来增加此类APP或信息平台的使用的灵活性及便利。在有了确实的需求（已假设受众群体对信息有需求的情况下）和交流平台的功能完成后，信息的选择和提供便是重点着眼的对象。互联网平台利用的简易化使得同类资讯泛滥，大量的广告充斥其中，相似的信息平台数不胜数。例如不能将一个区域内的衣食住行学的信息一股脑地，多样化在信息泛滥的现今已不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于学生组织创建资讯平台而言更需要针对性和个性化来与其他互联网媒体进行区分。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便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信息资讯的时效性、真实性、稀缺性、实用性等等都影响着用户对平台的选择。此处便牵涉到了获取信息渠道的来源、处理情报的方式以及最后成文的形式及可看性，需要在每个环节都需要派遣专员负责接轨：资讯收集者和各个文章的编辑人员都决定了成败。这是最为繁琐、沉闷的环节但是紧紧维系着粉丝群的数量。其中还会牵涉到与实际执行规模挂钩的人员招收派遣和工资问题，对于大学生这一新兴全体也着实是个扰人的困难。

第3篇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页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页。

〔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第4篇

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本不属于同一个研究门类中，为了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者相互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部分我们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最早这个领域产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标志就是“格森事件”，在这个时间中英国学者的名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内容。在这个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美国学者R.K.默顿博士随后发表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表明了自己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联系密切的看法。随后的研究者根据这些前辈打开的研究思路，将自身的研究方向都集中到社会学的方向上来，从此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科技传播的概念

在上个部分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技传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发展以后才产生的，本部分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具体内容以及深刻内涵进行介绍的。具体来说科学技术的传播属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在社会学中的定位如下：“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科学技术的传播的研究就是通过对科学技术传播这一客观事实及其所包含的客观规律进行的，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打开我们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思路，从而满足社会对科学技术广泛地流通与传播的需要，特别是科技不发达国家对于先进科技传播的需求。

三、科技传播的社会学结论

科技传播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交叉产生的结果，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此在这一领域也形成了许多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内涵与概念，接下来就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科技传播的内涵进行介绍：一方面科技传播在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可以理解为科技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本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自然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科技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文化传播的一部分。科技传播从性质上来说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信息流动系统。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高端信息的一部分，掌握一门高深的科学技术就是掌握该门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内容，因此科技传播又可以称之为社会信息流动系统。通过社会内部的对科学技术相关的信息的传播满足不同地区对于科学技术的不同水平的需要，这也是科技传播所必须承认的一项客观事实。

第5篇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用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来描述与解剖社会关系的结构、作用方式与文化样式。我们一般人对于社会习以为常而往往浑然不觉，生活在社会中却很少能明白、系统地理解社会，更谈不上把握能力。社会学就是为理解与把握社会提供帮助。社会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大众社会学等等。社会学不仅仅提供理论的框架，还提供大量的认识方法论。中国当前有相当影响的社会学家包括：李强、孙立平、周晓红、王思斌、周孝正、陆学艺、李沛林等。

我个人认为，社会学在中国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和美国这样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比，在现在的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社会学更有揭示问题与把握转型机会的价值；二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基本学科，为类似法律、管理、传播等领域的训练提供了基础的认识论工具；三是在动态程度与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社会，社会学为多个领域的人提供了改善行动水平的方法论支持。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大学不应该在本科就设法学、管理学、传播学这类学科，如果这些学科的学生上本科时学的是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研究生时再学那些应用性的学科，那么他们的基础理解能力与自觉创造能力绝对有很大的提升，而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早期学的是法学，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中国的法学跟社会的基础相距比较远，实证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发展起来，立法与司法训练领域的形而上学与搬移效应最明显。而我自己的兴趣则比较接近法律社会学，所以即使在学法学的时候也一直看重社会调查。我还记得我早期公开发表的论文之一，就是《行政诉讼法》在重庆地区的实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报告。后来我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在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继续在组织社会学权威王思斌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化水平有所提高。而我的专业调查研究工作本身也使我对社会学知识的学习与使用更为密集。在我担任耶鲁世界学者期间，我的学术导师是著名的耶鲁社会学教授戴博拉・戴维斯教授，我选的另一门课是社会学家施泰吾教授讲授的《现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属于文化社会学范畴。在我平时读的书中，大众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著作是最爱读的类别之。我也高兴地看到我所熟悉的不少同行朋友与客户朋友中，有不少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同科人才。

第6篇

1.1 研究概况

根据我国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体育教育研究文件的内容可以得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包括，体育文化的教育、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体育竞赛制度的设立、体育传播价值的研究、体育行为规范的研究以及促进全民体育等方面。

1.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1.2.1 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定位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策、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世界体育的发展状态、发达国家的体育技能及水平、我国国内的体育文化发展现状、我国体育教育水平、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正是研究关于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及规律的学科。所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发展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即，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合理、实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定位的正确与否。

1.2.2 影响着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

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关于人、体育、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联系到了大众、社会以及广大体育爱好者，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切身利益等，而且，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探讨了体育与社会的发展走向，而体育运动的锻炼是很多体育爱好者的理想和毕生爱好，因此，这一研究也带动了群众谈论、学习、关注体育的热潮，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1.2.3 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部分，不仅带动了各地体育文化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利于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利于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体育区域体育文化的开发等。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了体育产业开发的方方面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给体育产业在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开发思路，利于体育产业开发的科学、正确和合理。

1.2.4 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建设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彻底地研究了体育与人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发展现状中的不足，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调查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体育发展与时代不想协调的原因，构建了较为合理的我国体育行为规范体系等。这些研究数据的统计、研究现状的不足、体育发展的混乱等共同促进了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模式的出台、推广和施行，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劳。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不明晰

虽然，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成果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时间较短，我国各地区体育文化、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目前还存在许多地方、许多体育研究人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学科概念、学科研究内容、学科发展方向等不明确、不了解的现象，为了切实地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水平，我国各大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机构、各大高校等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广泛地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的普及等，以方便促进“全民体育”。

2.2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稍显浅薄

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双方的互相影响以及我国社会与体育发展的矛盾等。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必要着重对我国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但是，调查发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较为浅薄的研究，甚至只是对矛盾的表面进行解读等。究其原因，与我国社会变迁过快，体育的发展跟不上时代，体育发展落后以及我国社会矛盾话题的敏感性相关。但是，为了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相关部门有必要邀请有资质的专家、学者等进行研究指导，以求保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可持续，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以便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3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远落后于应用的研究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点等同于其他一般性的体育理论一样，失去了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切理论研究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的现状。这种体育研究理论与实践不相协调的发展现状不利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我国体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体育人文社会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如何改善这一问题，如何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步调一致，将是今后各大高校及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3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完善方法及对策研究

3.1 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觉醒意识

在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浪潮中，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专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而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广大学者、普通高校学生以及人文体育专业的学生们。为了切实的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必须促进、引导广大学生们的研究意识觉醒，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习技能等。

3.2 营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氛围

体育人文社会学严谨、健康、科学、和谐的研究氛围的构建利于广大研究成员及时地交流研究成果、平等的探讨研究历程，利于对研究结果的评价和批判，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价值。

3.3 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实践一体化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問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参考文献

[1] 韩春利，曹莉，孙晋海，等.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9）：1160-1170.

[2] 胡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综览——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概貌与特征分析[D].北京体育大学，2003.

[3] 薛艮连.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D].首都体育学院，2014.

[4] 边珂.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问论文选题研究——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D].北京体育大学，2014.

[5] 屈杰，万义.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选题方向及方法特征——1999—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博士论文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15）：13-17.

[6] 杨烨，任海，王凯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1）：1441-1448.

[7] 萨日娜.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2.

第7篇

论文摘要：知识社会学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把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入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探讨知识与大学教师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教师角色研究的全新视角。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大学教师是知识人，是学者，是“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和“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

一、知识人:知识社会学中的教师角色

知识社会学是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人”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依赖并参与知识的社会人。在知识社会学看来，教师是知识人。

波兰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是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对教师角色有深人研究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他曾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创建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类方法。他认为，“知识人”作为一类社会人，是一群专业化了的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知识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取决于他参与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和如何参与知识系统。即，“知识系统”不同，“社会圈子”就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也就不同。

“社会圈子”是弗·兹纳涅茨基的社会角色分类中的一个核心而关键的概念。他把知识人置于某一个“社会圈子”来进行考察，根据知识人在自己生活舞台中的“自我”、“地位”和“功能”，从而区分出知识人的不同社会角色类型。(1)社会圈子:就是参与社会角色的或大或小的一群人，在社会圈子与角色之间有一股大家共同认可的凝聚力，角色成员都受这种凝聚力的约束。(2)自我:每位“社会人”被他的圈子想象成是一位有机的心理实在，他有“自我”，他意识到自己的身心存在和其他人如何尊敬他。如果想做他的社会圈子需要他做的那种人，他的“自我”就必须按照他的社会圈子的意见，在体力和智力上具备某些品质。(3)地位:被某一社会圈子所需要、并具备圈子里他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品质的人，他的社会圈子就会授予他一定的权利，具有确定的社会地位。(4)功能:在获得权利和地位后，他必须执行一定的社会功能，他有义务完成一定的任务，以满足他的圈子成员的需要。

弗·兹纳涅茨基后来将“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四个概念作为一个系统，构成社会角色分类的范式，对知识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从而将知识人进行角色分类。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中的大学教师角色

依据弗·兹纳涅茨基角色分类方法，对大学教师角色进行分析。首先，大学教师的社会圈子，就是参与大学教学、科研与服务的一群人，作为一个专门群体，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其次，每位大学教师都是自己群体中的一份子，在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对于占有某个位置的人，人们对他都有一定的期望，也包括他本人的自我期望。第三，大学教师有自己的权利和地位。除了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一般社会权利之外，大学教师还作为专职教育者享有如教育自由权等特殊社会权利;地位包括政治待遇、经济收人、生态地位及其他物质与精神上应获得的地位，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第四，大学教师在享受权利和获取地位的同时，必须发挥自己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等方面的功能。

在弗·兹纳涅茨基角色分类框架中，教师被划归在“学者”类型下面的“知识的传播者”这一亚类型中，他认为教师就是教育者。因此，教师作为知识人的特点是:拥有知识，但不发展知识;是学者，但不从事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工作;不断获得知识，并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新生一代。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系统中对个体社会化有帮助的并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参与知识的方式是传播知识。教师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传承而非创新。

显然，在教师(包括大学教师)角色问题上，弗·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传播者”观是需要突破的。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通过上面对大学教师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分析，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大学教师属于知识人，他是“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和“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大学教师不仅要在教育过程中组织好知识，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为他们未来成为组织社会中的成员作好准备，还要从事自己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创造新知识，为本学科、本专业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的是自己拥有和发现的，并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某学科专业发展有帮助的知识;参与知识的方式是发现、组织、传播和创新知识。

三、知识社会学在大学教师角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1.知识社会学为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往对大学教师角色的认识有许多，但绝大多数是把大学教师作为社会成员和学校成员或是从社会化承担者和社会化承受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知识社会学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大学教师角色之间的关系，为大学教师角色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弗·兹纳涅茨基的研究中，把知识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知识人在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依据知识人依赖的知识系统和参与知识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角色分类，认为依赖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的参与方式不同则知识人的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也就不同。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论在大学教师角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就在于它能启发我们思考知识与大学教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引导我们思考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依赖什么知识和怎样进行知识参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学教师的知识人社会角色定位，意味着对大学教师角色的研究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进行。可以说，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开辟了大学教师角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2.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人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大学教师专业化问题的理解

(1)大学教师是“专业化”了的知识人。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里，大学教师是作为知识人被认识的。大学教师在这里被作为学者中的一类，同其他学者类别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毫无疑问，大学教师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发现、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但是，大学教师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和怎样拥有这些知识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因为“有知识的人”并非等同于“知识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知识人是依赖并参与知识系统的人，所以是专业化了的一群社会人。大学教师是知识人一一这是教师专业化理论研究的基点，从这个前提出发，大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才具有研究的可能性。大学教师的专业化追求的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品性的提升、知识专业水平的提高和获取知识能力的增强。一个不是知识人的人，根本就不应赋予他大学教师的权利、地位。这是大学教师专业化问题上，知识社会学方法论提供的思想工具。

(2)大学教师必须依赖自己的知识系统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学科专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里，很自然地我们就要按照教师是依赖什么知识系统的人、教师参与知识的方式是怎样的这样一种思想路线去思考教师角色问题，这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人的基本的方法论。大学教师依赖什么知识的问题要依据社会对知识的需求来确认，不同的时代知识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大学教师必须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是大学教师依赖的知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专门知识，是基础性的和系统性的专门知识。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知识经济社会，社会对人的知识、能力以及素质要求都非常高。因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掌握和教授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同时还要传承相关的自然和人文知识。而且，大学教师还应当具备把自己拥有的文化知识传承下去的能力，这是成功扮演大学教师角色的必要条件。可见，大学教师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的系统:要教的内容的知识和教的方法的知识。

第8篇

[关键词]中日经典小说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初步构想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以后的留日，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记ゎ翻识――儿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国小说ゎ翻欹――西游记]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内好ろ鲁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语ゎ中国语言ぅころゎ》、康东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ゎ翻识ろ绍介――日本文芸ゎ中国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传播研究却很少见，仅有少数专著涉及到了中国小说的传播，而且这几本专著研究的多是中国小说的文本媒介传播，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则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中日许多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四大名著、日本近现代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影响与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细致研究。例如，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李平著《日本鲁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记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二ぅころゎ中国文化受容ゎ研究》、靳丛林《热情的选择：近代日本文学在中国》、夏定冠《日本文学在中国(上、下)》、饭田吉郎《明治期中国文学－水浒传聊斋志异》、胡凯《江户文ぅころゎ水浒传受容ゎ形跻》、汉野邦子《江户文学匕水浒传》、山田博光《聊斋志异日本近代文学》等。可以说，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但对传播者、媒介、材料、传播效果、社会背景等传播要素重视不够，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传播的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1、译介学

鉴于中日学者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研究进行了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将放在传播研究方面。但是，译介是外国小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对翻译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将运用译介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注重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译介学的提倡者之一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于译介学的内容，他认为应该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在研究不同译本以及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时，将不单纯停留在一字一词如何翻译的语言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2、文艺传播学

文艺传播学是一种研究文艺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传递、接受、反馈的学问。传播模式虽然种类繁多，描述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线型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确定为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媒介，以受众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一类是新型系统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播者把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而且要把受众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同时这一传播、反馈过程是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的。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模式，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从双向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传播。译介是本国小说在外国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予以重视，但同时也不忽视原作以源语方式在掌握源语的外国读者之间的传播。

3、文学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来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即文学的社会过程问题。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仅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理论，还注意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将运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中日经典小说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即作者生产原作，译者生产译作，原作与译作都可以在外国被传播、消费的这一过程，同时充分重视这一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创造性背叛”现象。

四、研究构想

由于经典本身的相对性，本研究选取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中日小说，将运用译介学、文艺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出发，整体地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该研究有着将中日双方、译介与传播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立体特色。鉴于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将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方面，并作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将采用“总分总”的三段式结构，先整体后具体地对这一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总论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将研究作为传播者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创作与经典小说、经典译本的关系，以及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对同时代作家、翻译家的反馈情况。第二章将分别探讨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与小说原作、译作的传播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图书贸易情况。第三章将考察国语教育与小说传播、外语教育与小说译介阅读、图书馆与小说传播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将研究民族文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经典小说译介、传播的关系。

第9篇

《科技传播》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6708；国内统一刊号：CN11-5820/N）。《科技传播》坚持研究性、权威性、指导性和实用性，注重文章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从科技传播政策、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等多个层面关注科技转播领域。本刊栏目主要有：本期关注、科技要闻、特别报道、学会动态、论文推介、科技传播、理论研究、基础科学、应用技术，信息科技、院士风采、图书推荐、科普新知等。

《科技传播》是关注科技传播与社会协调发展、关注科技传播与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的广大知识群体的高级论坛，是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以及教育和管理工作者相互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从事科技史、传播科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科技传播理论与实践、科技传播教育等研究的专业人员的学术阵地，本刊的发行对象主要为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师生等。

本刊为半月刊，每月10日和25日出版，大16开，每期定价18元，全年征订432元，订阅请与杂志社联系。常年征集科技传播、理论研究、基础科学、应用技术，信息科技等相关科技文章，欢迎您向我刊投稿。

【格式要求】

1、正文以前部分

论文题目：为便于检索，标题须精准、切合内容，字数不多于17个字符。

作者姓名：作者署名不超过5个，须与作者信息一一对应，可用上角标作具体标明。

作者信息：作者工作单位、所属省市名称、邮政编码须完整准确。

摘要：须包括研究背景、材料方法、主要结论或研究成果，字数约150字-200字。

关键词：须简练、准确，数目3-5个，分号间隔。

2、正文

内容须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角度客观、表述准确（切勿涉及单位机密或其他相关信息）；正文须包括引言、正文与结论；另文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文中所附表格为三线表、图片格式均为jpg，公式必须准确无误。

3、参考文献

文章须有参考文献，如文内参考文献有标注，须标注清晰，参考文献数目为至少3个。具体内容包括：序号、作者、文题或专著名称、刊名（出版社）、出版日期、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置于该文首页页脚。内容包括如下：姓名，学历，毕业学校，专业，工作单位，职务，从事具体工作，研究方向；为了方便回复，请作者在文后附上通讯地址、收件人姓名、邮政编码、联系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

5、字数要求

不少于3500字。

【联系方式】

编辑部电话：010-64465945、010-64465953

发行部电话：010-65681316

第10篇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第11篇

曼海姆的学术生涯大致以政治流亡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893～1919),曼海姆出生于匈牙利,母亲是德国人,这一时期他受到了乔治•卢卡奇和乔治•西美尔的影响,1919年成为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但随着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失败,曼海姆逃亡德国,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中期(1919～1933),他先后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其间,1922年其以《知识理论的结构分析》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3年纳粹解除了曼海姆的职务,他再次逃亡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一直到1947年去世。这种经历使曼海姆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

曼海姆早期研究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深受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学转向中,曼海姆一直以知识的本质、产生和局限为研究视角。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被打破了,开始了相互的沟通互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②“在这个区别非常之大的世界中,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它们以往都多少有些克制)以及这些阶层中不同的职业团体和思想团体,所有这些阶层和团体现在都失去了自我满足和自认为应当得意的状态,而不得不面对异质集团的进攻而维持自身及其观念”。③曼海姆为自己确立的这一研究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观念,即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知识生产,大到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小到一个社会结构内部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沟通传播在其思想形成以及改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曼海姆提出现代传播的普遍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是服务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这个核心任务的,但在客观上,这一点使他成为最早具备现代传播观念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源头是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及其同事和后学,“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④杜威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于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而曼海姆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几乎与杜威同时提出现代传播的观念。不过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杜威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类似,把传播与“社区”、“民主”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曼海姆的视野更为广阔,考察传播对进入现代人类的思想、知识、观念的影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机构的传播功能。当然,不可否认,杜威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具体、有针对性。曼海姆则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这也是曼海姆关于传播的观念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曼海姆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能够从其著作中发现关于传播的真知灼见。

比如,曼海姆在论述其知识社会学理论时,围绕着知识传播,对传播机构、传播手段、传播者都有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英文译者、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对曼海姆的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关教育的论著中讨论很多的灌输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充分理解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形成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作为控制社会现实之工具的价值的更准确的概念。”⑤曼海姆敏锐地发现,在知识形成和传播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传播方式。后来的传播学者非常重视传播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称之为“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未尝不是受到曼海姆的影响,而教育及教育机构的传播作用,后来的研究还很少。

不仅如此,曼海姆还从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其他机构,确立了知识传播活动的途径框架,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在于对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对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和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了解这些机构的支持者和支持方式、举办活动的类型、政策、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⑥这种知识传播活动框架的确立,为后来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⑦

在谈到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的可传授性时,曼海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授,指出这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接触的过程。他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俱乐部为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授的恰当媒介和最重要的形式,“俱乐部便是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完全无意于发展成为一种依据党派路线进行社会选择的恰当媒介,成为一个取得政治生涯和培植集团利益的基础。俱乐部独特的社会学结构,是理解直接的和非正式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的关键”。⑧这一点不仅是线性传播模式最初的雏形,其中关于俱乐部的讨论还成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先声。曼海姆还指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到良好的系统专业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职责。目前的世界太复杂,每一种决定,即使它不过是部分的因目前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建立在知识和训练之上,也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和非常广阔的视野,才可能有通过偶然的联合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最后得到满足。“对系统培训的需要,现在已经趋向于将来还会更强烈地趋向于必须给予有抱负的政治家或新闻工作者以专门的训练”。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当时西方仅美国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新闻学专业,类似的新闻教育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曼海姆较早地指出了新闻工作者需要系统专门的教育这一点,并被后来欧美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曼海姆还对未来政治介入专门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危险,即专门的训练可能忽视本质上属于政治的因素,所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对政治家的训练会不会脆交给党派学校?……因为,只要再仔细观察,我们便发现它的结果只不过是培养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和观点,而它们是受既定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片面观点指导的。”⑩虽然曼海姆这里说的是对政治家的教育,但鉴于前面他把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并列,谈论其教育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推论出:在新闻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中,曼海姆对于党派政治的固定价值观对新闻工作者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治对新闻业的扭曲,提醒未来新闻业应为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努力,这种担忧后来被集权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发展证明不是多余的。

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尚未形成,所以曼海姆的传播观念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发展起来之后,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不可避免地对传播学产生了影响。传播学出现之后,以两种学术路径发展前进,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又称为行政学派、实证主义学派),而以欧洲、加拿大为主的一批学者则发展起了传播批判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11)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曼海姆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关键概念方面,都对传播批判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研究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关键概念,启发了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理论的确立,对今天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笔者将对这些影响另作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释:

①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②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本序,第1页。

③⑧⑨⑩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页,第185页,185页,第185～186页。

④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⑥路易斯•沃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21、22页。

⑦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从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Michelle Henning就曾在2006年出版了“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见uwe.ac.uk/sca/staff/henning.shtml。

(11)陈力丹:《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12卷第2期。

第12篇

【关键词】职业中学；艾滋病；知晓率；干预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787-02

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发病和死亡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的艾滋病发展趋势正从高危人群转向传统意识中低危人群。据统计全世界25岁以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总感染者的50%。青少年正处于性活跃阶段，在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正确指导下极易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1。举办与艾滋相关的校园公益活动，正是向青少年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有效途径。我们对在校学生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以便了解情况，更有效地在学校中进行艾滋病干预工作。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扬中市职业中学高二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抽取271名学生参加调查。

1.2调查方法。

1.2.1调查内容根据研究资料，自行设计和统一编印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识情况，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包括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对待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的态度，调查对象是否具有感染HIV危险度的个人行为等。

1.2.2调查方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答卷，为保证问卷质量，调查前对学生进行培训，使学生对这次调查有足够的认识，并积极配合调查，答完后统一收回问卷。

1.2.3统计方法

所有问卷经审核后，采用EXCEL输入数据库进行描述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271份，收回有效问卷271份，回收率100%。其中男148人（54.6%）女123人（45.4%），学生年龄分布16-18岁（16.31±0.49岁）。

2.2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对艾滋病知识的答题平均正确率为65.6%，其中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正确率最高达96.3%，其次是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正确率是95.6%，而学生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存在误区，特别是与艾滋病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回答正确率49.1%，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回答正确率仅为34.3%。（详见表一）。分析艾滋病基本知识答题正确率性别知晓率差异，其中男生69.5%、女生为 60.1%，男生掌握的情况好于女生（p0.05）。

2.3对待和艾滋病的态度

调查中学生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流行严峻的占62.3%，对艾滋病感到恐惧的占70.8%，认为艾滋病病人罪有应得，应该隔离的占27.4%，认为可以为艾滋病宣传做出贡献，做宣传志愿者的占80.6%，对婚前和对认可的学生占41.1%，有18.6%的学生认可可有多个。

2.4被调查者的

被问卷调查的学生中有224人否认了有过经历，40人拒绝回答，7人承认了有过经历，占2.58%（详见表二），其中5人在第一次发生时使用安全套。

2.5获取艾滋病知识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获取艾滋病、性病知识的途径，从网络上获取的人数最多（56.5%），其次是免费宣传材料（18.1%）、广播、报纸（11.8%）、父母（8.1%）、从医生中获得最少（5.5%）。（详见表三）

3 讨论

近年来经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中学生在处于青春期，对性的认识不足，他们即是保护对象，也是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的生力军，所以加强对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对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本次调查，总体上我市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达65.6%，与相关学者调查一致2-4。但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计划》中要求青少年知晓率达到90%5，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青少年中有的虽然只占2.58%，但多数都能使用安全套，表明我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特别是健康教育、安全套推广使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看到男生对有关性方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接确的机会较女生多，使得男生对艾滋病掌握的知识好于女生。在今后的学校中开展健康教育中要有针对性的宣传。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分析，52.8%学生认为蚊虫叮咬、40.6%学生认为与艾滋病人日常接确会传播艾滋病，既表明学生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存在错误的认识，他们掌握得还不够全面，也表明学生对艾滋病存在着恐惧心理。同时有27.4%学生认为应将艾滋病病人进行隔离，对待艾滋病人态度上仍存在着歧视行为。虽然经过多年的宣传干预，但是要想让学生真正掌握艾滋病防治知识，从根本上消除歧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调查中我们看到，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已从传统的媒体向网络转变，2-4学生缺乏与老师、医生等相关专业人员的有效沟通，他们更愿在网络上寻找答案。互联网提供的知识和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家长更难以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从正规渠道（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获得正确的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与学校的互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优势，将知识、态度、行动融为一体，鼓励学生参与，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6。

从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由于受网络文化的冲击，青少年在情感和对性的观念、态度上日益多元化，在性道德等问题不再持有统一的标准，这可能是我们平时宣传方面忽略了艾滋病宣传与性教育的结合。因此提示我们艾滋病干预过程中，不仅是对学生医学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伦理学上的指引。

参考文献：

[1] 钟福华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期刊论文〕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 23

[2] 潘毅卫平民等某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分析〔期刊论文〕中国健康教育2007 12

[3] 朱强王林等楚雄州职业教育学校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分析〔期刊论文〕皮肤病与性病 2012 5

[4] 闵汉珍李敏等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需求状况调查分析〔期刊论文〕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5] 国务院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计划 2012.1.13

[6] 王建民某大学大一大二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期刊论文〕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 2012 5

作者简介：

第13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单位：教育部

主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1-7023

国内刊号：42-1673/C

邮发代号：38-32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第14篇

论文摘要:从三方面论述了体育社会学对运动训练学的影响。从概念卜对社会学、体育科学、体育社会学进行了比较。体育社会学对竞技体育的冲击力主要从竞技体育的功能、竞技体育异化来体观。重点论述了体育社会学在运动训练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通过运动训练和比赛表现出来的，正确处理好体育社会学与运动训练的关系，是竞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1、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对社会、对人，对社会和人的关系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的学科。顾名思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学说。

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的孔德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科学”。

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它将社会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于解释体育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门部门应用社会学，它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加深人们对体育的理解，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它又要从社会本质上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体育基础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必将增加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使社会学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

2、体育社会学与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以惊人的冲击力向国际化、科学化和高水平化推进，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主宰了体育运动发展的命运，成为当代体育运动的主体。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但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扰。

2. 1竞技体育的功能

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一直是我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体育社会学讨论的一个热点课题。这个间题集中表现为对金牌效应的认识上。我国民众对体育比赛具有较高的倾向性，他们从体育比赛中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悲哀。民众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观，是娱乐性强于竞争性，民众对体育是获胜高于参与，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结果。每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似乎象征着战场上的胜利，满足了人们在历史上积淤下来的民族复仇心理。人们关注体育比赛的结果，而不重视比赛中运动员的技艺，自己也不亲身参与，这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特点。还有的学者对第2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取胜和第24届的失利所造成的民众社会心理的落差，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发现民众十分重视金牌的政治价值。金牌对群众体育的普及有促进作用，但对人们的体育行为无大影响，不直接改善人民的体质状况。

2. 2竞技体育异化

对竞技体育的异化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体育社会学学者的注意，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骚乱是主要发生在西欧国家的一种社会顽症、在我国也时有发生。产生球迷越轨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育比赛自身的吸引力可能造成观众难以抑制的情绪激动，当“个人意识消退”现象出现，观众因罪恶感、害怕、差耻而构成的自我控制失灵时，就激发了球迷的越轨行为。某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也可以使球迷借机生事。球迷的越轨行为常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损失和造成不安定的社会气氛。因此要采取措施，加强防范。

2.2.2体育的商业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随着大批以商业牟利为目的职业运动员、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运动会上出现的大量的商业活动，如广告、出让电视转播权、出售纪念品、运动会指定产品等，伴随着体育的商业化趋势，出现的就是运动员的高价转让、体育赌博、运动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体育的商业化发展确能给当今世界的竞技体育比赛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支持了体育比赛活动的群众化和大规模化，因此体育的商业化问题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而体育的商业化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体育工作者十分优郁的。

3、体育社会学与运动训练

竞技体育是由运动训练和比赛表现出来的。其中运动训练对运动成绩的获得起决定性的作用。运动竞赛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已越来越得到重视。在运动训练学的领域中需要从体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有以下方面:

3. 1运动训练的社会背景

竞技体育的社会需求是运动训练存在的基本前提

经济实力是运动训练赖以生存的基础。现在管理者、教练员开始重视运动训练的“效益”了，把经费和运动成绩联系在一起。有了“投人”和“产出”的比较，有了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运动训练的质量和竞争意识。

经济体制也对运动训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把运动员职业化、竟技体育商业化当成资本主义体育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动训练的体制取决于市场的结构。项目运动协会、俱乐部将逐渐成为正常的运作形态，中国足球面貌的改观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结果。

3.2运动训练的社会环境

3.2.1运动训练与学校教育

运动训练含有教育的成份，运动训练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训前教育、训中教育、训后教育，都会影响训练的质量和前途。高水平竞技体育必须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使体育事业得到全面扎实的发展。

3.2.2运动训练与家庭

家长对竞技体育的基本态度，决定了青少年儿童对运动训练的参与程度和积极程度。家庭对运动训练的基本态度取决于运动员最终在社会上的地位，而运动员的出路取决于运动成绩和在训练期间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较高的淘汰率和较低的文化程度使家长望而却步。当前中国大多数家长对子女成为运动员采取不支持的态度。这是中国运动训练急需调整的一种外部环境。

3.2.3运动训练与大众传播媒介

运动员营造着看台文化，又必须得到看台文化的支持。当今世界看台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看台文化对运动训练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强烈。社会对运动员的褒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影响着运动训练。如何正确地、有效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动训练工作，已经成为教练员必须研究的问题。

3.3运动员的社会角色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的主体，是竞技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与教练员构成了运动训练的一对矛盾，又与观众之间构成运动竞赛的一对矛盾。运动员在当今世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因此，他是体育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运动员具有较同龄人为强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性。他们的社会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他们的追求的功利有国家的社会的，也有家庭的个人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他们具有创造意识、挑战意识和攻击意识，心理指向比较积极。他们的文化程度偏低，但生活阅历和经验较同龄人丰富。运动员是一种社会榜样，社会常常把他们作为一种民族英雄、青年楷模来塑造和宣传的。他们是社会忠诚的形象代表，他们要倾其全力忠诚他们所属的国家和团体。

3.4运动训练中的社会关系

3.4.1运动员群体

运动员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体育界的一个标志性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的重要任务。运动员群体，是以参加运动训练和比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并以取胜为目的体育群体。在竞技体育群体中有较为严格的群体规范和角色分工，这是由竞技体育群体具有强烈的对外竞争性决定的。群体的规范包括纪律、章程、职责、权利义务、体育道德等约束力。竞技体育群体也是所有体育群体中对外排斥和对内凝聚力最强的一种群体。一般来讲，凝聚力越强，该群体的竟技运动水平越高，反之亦然，两者互为因果。影响竟技体育群体凝聚力的主要内部环境因素是:目标认同、教练工作方式、成员在满足需求上对群体的依赖感等。群体凝聚力综合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队员参加集体活动的积极性，队员的人员互动类型，队员的内心状态，队内气氛，教练威信等。

3.4.2运动员与教练员

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是运动训练的基本社会关系。大量事实证明，运动训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运动员和教练之间是否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我国有的专家认为运动训练是一个教育过程，也有的专家持否定态度。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较少，要加大这方面研究的力度。

3.5运动训练中的社会问题

3.5.1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

运动员还是一种需要继续社会化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全面负责。他们自己应正确理解自己的处境，做好继续社会化的准备。我国运动员由于专业化年龄偏小，特别是体操、游泳、乓乒球等项目，一部分运动员不能得到较完整的文化教育，同时又受到某些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整个体育队伍忽视文化教育成为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不仅给运动员的选拔、退役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给管理、训练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使运动员队伍违纪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3.5.2滥用违禁药物

滥用违禁药物和一切负面文化一样，具有对正面文化的背叛性它不仅是对运动员誓言的背版，对奥林匹克的违逆，而且是对体育精神的公然践踏以及对竞技体育文化的粗暴蹂跪。

3.5.3关于体育人才外流

第1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