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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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临床医师；基础理论；诊疗技能

Abstract：Accordingtocurrentissuesclinicianshavetofacewith,thisarticlepresentsseveralmeasuresonhowtoenhancethediagnosticalcapabilityofclinicians.FurtherstudyonclassicalliteraturesofChineseMedicineenablesclinicianstoimprovetheirmindandprovidesthemaconditionofrelearning.Theabilityontreatmentsofallkindsofdifficultiesandvariousillnesseswillbeenhancedthroughreacquiringknowledgeandtheenthusiasmofclinicianswillbestimulatedbythebeneficialfromscientificresearchpolicies.Thisarticleemphasisonthecommunicationbetweentheoreticalresearchersandclinicianswhichisreciprocalandwillleadstoadoublewinsfinally.

Keywords：Clinicians；Basictheory;Diagnosticalcapability

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现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主要是由疗效决定的，而疗效取决于中医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不会发展也不会长久。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临床医生能潜心学习理论，并将自己治疗的医案用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的人越来越少。目前中医面临很多问题，除有些人的错误认识外，我们不能不从自身找原因，其中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不高导致诊疗技术下降，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提高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进而提高诊疗能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笔者根据临床医师目前所面临的有关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略抒管见：

1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深挖中医精华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经典著作对学中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它是古代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它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一般而言精通理论又注重实践的医师，临床效果良好，反之，只有理论没有临床，或只有临床不注重理论学习的，在医疗方面都不会有很高的造诣。我国历代名医如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以及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等无不在学习《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建树。就现代名老中医而言，他们之所以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究其根源，无不精通《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对其中许多有指导性的内容能熟练背诵，理解深刻，在临床对病因病机的分析时往往用经文一语中的，治疗用方，灵活自如，让人心服口服。

作为中医临床医生，必须熟读经典著作，否则对疾病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经典著作有一些偏见，认为经典著作历时久远，文字晦涩难懂，对临床作用不大等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近年来，名老中医呼吁：中医精华的部分在经典著作中，中医临床、科研均应在经典著作中找闪光点。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近年来对传染病的研究，中医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而温病学为其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素材；近年来心理疾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已经称为21世纪的第二杀手，而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有关郁证的论述，还有专论心身疾病的篇章，为这些疾病的诊治预防指明了方向；再比如亚健康状态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早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并创立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深入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能寻找出应对各种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中医现已延续了几千年，但它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只要深入挖掘，就一定能找出治疗疑难杂证的突破点。因此，作为中医的临床医师应该在百忙中抽一定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对其中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做好读书笔记，将平时收集的病例，用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进行剖析，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实践技能，更能为临床论文的撰写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够使医生的论文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现有的医师临床疗效很好，积累的典型病例不少，但其分析讨论比较浮浅，不能从理论上将自己的经验进行升华，究其根源，经典著作读得太少，记得太少。因此，医院领导应为中医临床医师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创造条件，如业务学习内容每月最少有一次是聘请水平较高的、对经典著作理解深刻、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教授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讲座；或者是各科室学术论文的交流，找出欠缺的理论根据，提高中医临床医师对经典著作学习的兴趣和自觉学习积极性，提高中医理论水平，而理论水平的提高是诊疗技术提高的基础和前提。

2为医师提供再学习的机会，提高业务水平

业务学习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在行动上，医院应制定相应的学习制度，临床医师可分期分批到中医院校进修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后很多医师因为工作太忙忽视了业务的学习，导致医疗水平下降。有的甚至只知治病，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治病，从机理上很难分析清楚。住院病历、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有的所记录的临床表现，治疗大法，与用药情况不符；有的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等等，理论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这些弊端。实践证明，在进行1～2年临床工作后再到中医院校有选择性的学习一些理论知识，不但可以加深理解中医理论，更能够活学活用，提高分析、解决临床病证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各地中医院校经常举办短期中医临床大夫培训班，请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讲述中医理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种“回炉”现象值得借鉴。实践－理论－再实践，会使临床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应对临床各种病证的能力大大增强。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快就会将原来学到的理论知识忘记，而没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医师，医疗技术平平，见到疑难杂证，束手无策，往往草率行事，将病人打发了事，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中医威信，失去患者信任，对中医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现在有一种现象，基层医院派人外出学习，基本都是去医院学习，而不主张，也没有人愿意去学校进修学习，因为人们更注重的是实用，即快速见成效，什么药治什么病，只要记住这些，就算有收获，回去就能当好医生。这就导致有些人去医院学习，学会了用某方治某病，但为什么能治这种病？不能用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不了解中医个体化的诊疗特点，所以回去后不能把别人的经验针对不同的人灵活运用，仍然于事无补。所以将有1～2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派到中医院校再有选择地学习非常必要。

中医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整个科技文化转型的时代中，中医理论必然在历史变革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发挥其学术生命的原动力。在这些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将获得新的理论产出，对中医学术的整体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对中医临床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实用性。现各学院都在进行教学改革，从学校毕业几年后再回到学校就会发现，教科书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与临床更加密切，尤其经典著作，几乎每一个知识点都会讲明它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有了改观，多媒体的运用，实验课的增加，讨论课的设立，师生零距离的接触，将临床医生从繁忙的医疗工作中又带入一个较以前学习不一样的全新环境，实践证明许多临床大夫非常珍惜再学习的机会，往往都会满载而归。

3正确对待临床科研，不能顾此失彼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中医要站稳脚跟，走向世界必须进行科学研究，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当然有些问题并不在临床医生而是政策的制定者，现无论教学、医疗单位，科研是首务，课题成为聘岗的首要条件，而且必须是课题主持人。在晋升职称中，医生的医疗水平，患者就诊率等理论上说作为考评的条件，但实质还是拿科研说事。众所周知，职称是患者衡量一个医生水平高低的标准，职称问题在任何单位均是让人头痛的问题，医疗单位更是如此。科研上不去，单位就不能上档次，领导着急，群众更着急，很多临床医生为解决职称，不得不去想尽千方百计去搞课题，不管是不是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只要上级能批就好，上上下下大家都在搞课题。申报课题的大夫上班忧心忡忡担心课题不能被批准，批准了课题的大夫上班还在想着动物实验效果如何？不理想应该如何去弥补？回家大量的时间花在写标书，写论文上，谁还有时间去看书去学习。医生们被课题搞的筋疲力尽，被论文搞得晕头转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今天这个病人疗效不好，为什么？医生很少从自己找原因，下班后针对白天看病的结果去看书，去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如何解决呢？中医的实验难做，因为跟现代医学的模式不同，而“因人制宜”是中医一大治疗原则，医师应该把科研的重点放在自己如何运用辨证论治规律，通过实施个体化治疗后取得的临床疗效上，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回访病人，及时了解治疗效果，及时完善治疗措施，及时总结经验，临床医师应该在自己专长和喜欢的工作中找课题，而不能为课题而工作。作为医院应该为临床医师做这些工作提供一定的时间，上级组织在审批课题时也应该给予考虑。此外，中医评定职称也应有相应的倾斜政策，医疗水平高，技术全面，深受患者欢迎的临床医生在评定职称时在同等水平中应该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或者发挥集体智慧，让理论水平髙者协助他们总结经验，申报课题，批准立项，从根本上调动临床经验丰富医生的积极性，这对弘扬中医有一定促进作用。

4治疗任何疾病必须突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和西医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形成的时代不同，采取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各异，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与它的理论的科学性不无关系。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古代解剖，通过长期对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通过反复的医疗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中医临床才能产生卓著的疗效。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有力武器，中医治病如果失去这两大法宝，将一事无成。比如现临床出现的“三高”症等，患者最大的心愿是降压、降糖、降脂。作为中医大夫，降糖、降压等中药可以运用，但不能刻舟求剑。目前中医杂志上有很多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三高”症收效良好的报道，值得临床医生的重视和借鉴，有机会应该多看中医报刊、杂志，了解中医药的进展和研究动态，不断用中医知识武装自己充实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在临床上实现自我的价值。

5注重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

团队精神值得提倡，中医理论工作者与临床工作者之间应该建立合作关系，现全国各中医院校均有相应的教学医院，这对双方的互相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这种条件，开展对疑难杂证进行会诊的方式。教学医院与教学单位挂钩，每周进行一次病案讨论，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对病证进行分析，提供思路，临床大夫谈他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

第2篇

【论文摘要】运用量子物理学的“超因果联系”、“能量场”和“全息场”等基本理论，探讨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对“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的言论进行了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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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因果联系给中医药学的启示

以往所理解的因果联系都是很直观的，因果直接对应，甚至一一对应。但量子物理学[2]揭示出来的基本粒子间的相互联系则可以是超系统超时空的。一个几率波能够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部分发生联系，且不管它们之间相距多远，作用之间都没有时间间隔。这是一个令爱因斯坦都无法接受的结论，约翰•贝尔却在1964年给出了一个数学证明，并把它叫做“贝尔定理”。紧接着，法国物理学家又用实验证明了基本粒子确实受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不可见联系的影响。这个结论使得已经摇摇欲坠的牛顿-笛卡儿宇宙模型最终彻底崩塌。

基于贝尔定理-非局部的不可见的因果律，量子物理学给予第四个启示：人所受的影响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疾病发生发展所涉及的因果联系复杂到无法测定的程度，并且总有医疗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学者不应该去向建立在已经彻底崩塌了的牛顿-笛卡儿宇宙模型上的“科学”俯首称臣[1]，也没有必要再用这种科学去解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去分离中药的有效成分。应该承认西医通过现代检测手段检测到了某些病因，但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病因也和通过“望、闻、问、切”所发现的病因一样，远不是导致患者生病的全部原因。既不能过于迷信那些没有思维的仪器，也不能在审症求因的缜密思维过程中过于武断和粗疏，因为中医毕竟是非常私人化的经验医学，师承有别，流派各异，或温热，或寒凉……都不乏奇效之例，也都有失误之诊。如何参佐为用，这不仅与医者能否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医宗金鉴》等中医典籍烂熟于心有关，还与医者是否具有杰出的思维能力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密切相关。现在，中医已经按照西医的思维方式和医疗模式走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传统的一对一师承关系“化”成了班级授课制的中医学院，传授了知识，丢掉了意会，遗失了自己的传统和精华，培养了一批会在西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的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被称作是中医的中医师。如果目前这种情况再持续十年，现有的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两三万中医大夫都退休，中国也就没有中医，“疗病之功，莫先于药”的中药也就变成了一堆没有用处的垃圾。目前中国中医的状况是何等的危急。

2能量场给中医药学的启示

从量子物理学中涌现出来的最激动人心的概念就是能量场。在原子尺度上，场无处不在。这不是想象中的可视的实体，它们是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这正象磁铁的磁场不可见，但它能使铁屑产生图案一样。基本粒子跳着永恒之舞[3]，它们之间或吸引，或排斥，互相碰撞，并以光子的形式释放或吸收能量，构筑起一张统一的、连接着整个宇宙的原子关系网。如果说经典物理学的核心隐喻是一台机械钟的话，那么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则是一张无所不在的原子关系网。

基于能量场的概念，量子物理学给了第五个启示：应该从“场”的角度来理解医药。医药的作用，对于患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场的作用。在这个能量场中，对靶点的直接阻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不持久的，因为阻断或消灭

的只是一个靶点，对于存在于整个能量场中的导致这个靶点出现的、现在还无法知道的种种因素，是无法将其一一阻断或消灭的[4]。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又会在其他地方构成新的靶点，这也就是西医常说的病灶转移。

中医虽然也没有从能量场的高度来认识人的生命过程，但它的经络学说是不是与能量场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五千年的经验使然？就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而言，别说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远未建立，丁肇中的“反物质”还只是一种猜想，就连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理论都还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现在就要对积五千年经验于一体的中医药学说进行科学阐释，也许是为时太早了。现在不得而知，留待未来的科学去证明吧。当然，也没有必要轻信他人的毁谤而忍痛割爱。中医药学千万不能重蹈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覆辙，闹出“因为笑才高兴，因为哭才伤心”这样的笑话来。

3全息场给中医药学的启示

杰出的物理学家戴维•玻姆把场看作是宇宙之海中的漩涡，提出了用“全息场”来解释量子事件的非局部关联理论。他把不可见的隐藏的现实称作内含或者“折叠”的秩序，而把外部实在称为引申或者“伸展”的秩序[5]。在他看来，正是“感知透镜”在不断地变化，才有折叠秩序中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伸展开来。

全息图是用激光在一个全息盘上创建干涉图式而产生的。光盘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分辨图形，只是当一束激光穿过它，就“好象在池塘中扔了一把小石子”时才出现的一串串同心圆圈罢了。全息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不管这个盘子破成多少片，每一个碎片都包含着所有的完整信息，只是碎片越小，信息就越模糊而已。

基于全息场理论，量子物理学给予了第六个启示：就象“盲人摸象”这个古老寓言所揭示的那样，面对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在世界那“折叠”的内含秩序，在根本上是“盲”的-无法知道大象的完全的实在，而只能有关于它们的直觉的有限的经验。中医的耳针疗法，在过去看起来，也许近似天方夜谭，现在从全息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也许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因为西医只承认可以检测到的“伸展”的秩序，而拒绝承认现在还无法检测到的“折叠”的秩序，所以，它往往比宁愿“舍症从脉”的中医更盲，也更不科学。

一言以蔽之曰，西医是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科学，现在量子物理学已经让牛顿-笛卡儿宇宙模型彻底崩塌了，学者没有理由再相信它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药学是在几千年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格物致知而形成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前从未受过经典物理学的影响，它很可能与量子物理学和未来科学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6]，中医研究者应该坚定不移地自己走自己的路，力求中医药学的卓然自立，而完全没有必要去顾及别人的多嘴多舌。

参考文献

［1］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北京出版社，1999.

［2］阿莱斯泰尔•雷.量子物理学：幻象还是真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戴维•林德利.命运之神应置何方.吉林人民出版社.

［4］罗杰•S•琼斯.普通人的物理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第3篇

山西省阳泉第二监狱四大队政工师、二级警督关东恩，一位普通的人民警察，怀着对中医药的无限热爱，在继承中医药文化潜心研究创新中医药技术上抵死磨砺终问鼎，独创了《中医暴露干燥疗法根治烧伤》的技术，来证明中医药在治疗烧伤的战场上的成就。

自人类发现和发明用火以来，严重烧伤就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灾难。烧伤，尤其是大面积烧伤，其破坏程度相当严重，它破坏了患者整体内外的恒定，引起极大的内在应激效应，产生物理变化、化学反应，对人体造成极大的破坏。烧伤达全身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且死亡率高。

自1985年起，关东恩与中医药结缘，师承传统医学，用中医药文化思想理论热爱生活和学习各种技术，成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综合性人才。

暴露干燥疗法是以医疗技术恢复烧伤患者原貌的终点作为消灭烧伤的起点，瞬间地起到创造性的高速、高效、无害铲除烧伤破坏力，免除了烧伤对患者内部环境五脏六腑的外在影响。关东恩主张对极重和特大面积的烧伤患者，使用暴露干燥疗法根治烧伤的医疗技术，使用特效药物瞬间铲除烧伤破坏力，瞬间封闭住所有烧伤创面，铲除烧伤伤疡存在的条件和基础。采取针对性地选方配伍，激发、激活患者免疫修复潜在的能力，提高药力形成的效果，防止发生脱水、休克、感染、伤疡，并进一步发展到创面脓毒症、血液败血症、血管内弥漫性凝血等危险境地，经过一涂一撒一抹进行烧伤伤害治疗。

中医讲究中庸和平，通过理论、技术、扶持、扶助人体达到阴阳平衡，以保护人体健康为最高目标。暴露干燥疗法根治烧伤，相较于西医手术治疗，更加安全。同时中医药物毒副作用小，强力药物药力作用于外而提毒不让入血，不让入内脏，不动手术即可解除烧伤对皮肤的破坏和对生命的威胁。

中医暴露干燥疗法治疗烧伤，用中医药文化独自研制成功“中药药品武器，以及中医各种辅助疗法，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这是中医药文化、理论、成果、技术实施下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是对中医药文化的诠释。

第4篇

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在治疗上虽然设施简单，疗效可靠，但治疗时间长，需投入较大的人力。如穴位按摩、火罐、艾灸、刮痧、湿敷法、熏洗法等操作需要护士一直在床边观察［1］，护理人员不足直接影响了临床科室开展中医护理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对策

2．1转变观念，加强中医理论学习，形成中医治疗的文化氛围

2．1．1医院制定每周1次中医理论学习的制度，持续3个月后改为每月1次，邀请县内的中医专家及院内的中医医生、中医护士进行授课，营造中医理论学习氛围。

2．1．2聘请省级知名中医专家到本院坐诊，安排本院中医医生跟班学习，提高中医医生的中医诊疗能力。

2．1．3医院组织科主任、护士长及技术骨干到上级中医院参观、学习，增强对中医治疗的信心。

2．1．4医院开展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健身方法学习，每天早晨在医院进行集体晨练，增强全院职工对传统健身方法的认识。

2．1．5护理部抓住创等契机，加强沟通协调，取得院领导及科主任、护士长的支持，各科室进行基础设施改造，成立中医治疗室，购置开展中医护理技术所需要的设备。

2．2注重中医护理技术培训，加强中医护理人才培养

2．2．1选派护理骨干到省级中医院学习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回来后制定培训计划，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强化训练。

2．2．2购买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光盘，依据《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及视频资料，结合本院实际情况，细化操作流程，使护士关注操作细节，方便训练。

2．2．3每个科室选拔2名善于交流、操作能力强的护士，每人强化训练2项，再由她们向科室护士示范，反复训练，确保人人达标，根据科室性质，每科开展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不少于3项。

2．3及时评价指导根据《中医医院中医护理工作指南(试行)》的要求，护理部成立中医护理质量考核小组，按照《指南》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中医专科专病的护理质量、中医护理常规的执行情况及中医护理技术操作情况等。护理部每月抽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查找原因，及时整改。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对中医护理质量检查标准进行修订，不断完善。

2．4医护加强沟通，突出中医护理特色作为中医院，医生、护士在治疗、护理中应有突出中、西医结合治疗，发挥中医护理特色的意识。护士主动加强与医生沟通，医生根据患者病情主动开中医护理技术操作的医嘱，共同为患者进行中医知识宣教，突出中医特色。如肛肠科采用穴位贴敷预防术后尿潴留，外科采用中药涂药治疗蛇串疮等，使中医护理技术、辩证施护措施落到实处，得到患者及医生的认可，增加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运用，使护理人员有更多的实践机会。

2．5合理配置护理人员护理部按照优质护理示范病区的要求，增加护士人数，根据各科室床位、科室性质，合理配置护理人员。护士长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按需设岗，弹性排班，为开展中医护理技术操作提供足够的时间，从而提高护理质量，提升中医护理的内涵。

3体会

第5篇

目前大多数中医院校的西医诊断学教学通常采用传统的灌输模式进行，而且教学内容陈旧，更新缓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较差，无法开发其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考试多以笔试为主，学生感觉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所学知识，使得所学基础知识在临床实践中无法应用。

2提高中医院校西医诊断教学质量的对策

2.1转变观念，增加学时

中医诊疗源自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人体认识，西医诊疗则源于精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中西医诊断的共识都源自远古时代的对人体的基本认识[3]。西医诊断学是解决中医院校理论与实践分离、基础与临床脱节等弊端的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加强认识，了解西医诊断学教学在中医院校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保证足够的教学时数；转变学生观念，使其充分认识到学习西医诊断学的重要性。

2.2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西医诊断学教学中引入情境教学法，有机结合问题式（PBL）与授课式（LBL）教学模式。情境教学是培养全面型人才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种手段，模拟或恢复教学内容情境[4]。LBL教学法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将学生引入问题后激发其积极思考能力，通过自我讨论、探究及总结，在教师的引导下掌握知识[5]。PBL教学法则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学习[6]。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础知识的传授采用PBL与LBL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实践中准备典型案例让学生模拟患者或选择标准化患者，教师让学生通过询问病情、采集病史、书面记录达到教学目的。学生通过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2.3教学与临床相结合

教学过程别是体格检查和症状学部分应尽最大可能地将书本知识与日常的常见病、多发病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学生自身患过或接触过某种疾病的患者，很快会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认知相结合；讲完症状及体征后，可选择常见病例，包括患者病史、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及器械检查等，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疾病判断等，不但巩固了学生的课堂知识，而且锻炼了其诊断能力。

2.4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教学技术是将网络、多媒体等计算机技术充分结合的综合教学技术，是理论知识最好的教学形式。具有内容丰富、直观、高效的优势，通过多媒体演示视频、图片及动画，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生动，对学生学习热情的激发、学习主动性的调动都具有重要意义。课堂上采取教师讲解一段后，再播放正确的及错误的操作录像，正常的及异常的体征对比，使学生加深印象。诸如，教师可以将心脏杂音和心脏搏动的动画、心电图利用多媒体同步播放，再与其他各类型杂音进行比较，帮助学生加深感性认识，提高教学质量。

2.5建立临床技能培训室

第6篇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

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7篇

作者：王嘉顺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类型及其特点

在前文已经提到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检验就是借助于演绎的逻辑，才能够从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相对具体的假设，进而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实现对理论的检验，但是在降低理论抽象层次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严格遵循一定的演绎逻辑规则就有可能出现研究假设与理论不处在同一逻辑体系下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就不能真正验证所需检验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介绍演绎的两种类型，一个是逻辑演绎，另一个是经验演绎，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对于逻辑演绎来说，这种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而运用最好的就是数学。数学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语言将处在不同抽象层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联结在一起居于同一逻辑体系之下。数学主要是根据一些已知的公理为基础，然后根据一定的演绎规则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借鉴了这种方法，他们也大致应用这种定理化方式来演绎理论假设，所不同的是他们演绎的基础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暂时假定成立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能是通过归纳逻辑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前一阶段的检验而获得暂时的稳定性，但是不论何种，都存在各自逻辑方法上的缺陷带来的理论有效性的质疑，因此在应用这些理论来演绎出更低抽象层次的假设时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设带上理论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会学中的理论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理论中的概念没有被清晰定义过，并且社会科学内部并没有对所有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逻辑演绎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能从原先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公设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题，并且保证这些研究命题和推演出它们的公设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而对于经验演绎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不如数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单纯，社会学不太可能根据逻辑演绎方法推演出如数学那样抽象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所以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者为了能够得到可以被直接观察、直接检验的研究假设往往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将理论抽象层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与其变量联系起来，在经验层次上得出更加具体的假设也即工作假设。在得到工作假设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操作化，即给概念下操作性的定义，正是通过这一步骤，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够反映概念内涵的资料。可以看出经验演绎可以克服逻辑演绎的不足。经验演绎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及概念降低抽象层次使之转化成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得到检验。并且由于有了具体的指标，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指标收集所需的资料，从而避免收集资料上的盲从性。但是与逻辑演绎所擅长的相反，经验演绎的缺陷就在于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变量、指标是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

社会学研究中的演绎逻辑使用通过简单的分析

我们可以在理论检验的初步阶段应用逻辑演绎的方法从既有的理论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应用这样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证研究假设和推演出它们的理论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从而使理论和收集的资料保持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检验的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应用经验演绎的方法，在得到具体的研究假设之后，运用经验演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将假设中的概念及其变量联系起来，以使理论得到具体的验证。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后，虽然可以解决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还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某个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维度，不同的维度究竟需要哪些变量、指标来代替是一个理论素养和经验积累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有时需要对某些概念进行测量，而选取概念的哪些维度则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当然每个概念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时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认识不同，而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比较接近的认识，但是对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会造成对概念的内涵检定及其变量、指标的确定的不清楚的问题。

第8篇

1.流失严重，基层人才整体环境需要改善。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患者对医院的住院条件、检查设备、服务态度等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医生的素质要求，也逐渐提高；但是，相对来说，基层乡镇的社区服务体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人员数量不够，后继乏人；二是质量不够，缺少骨干力量。从县级医院自身的发展来说，医务工作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工作压力大、医患矛盾紧张。同时，和同类型的医院相比，没有办法提供较优厚的薪酬来吸引高技能的人才，以湖北十堰市县级医院为例，新进员工在拿到医师资格证之前，工资还不到1000元。与之相对的，刚刚毕业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工作后的待遇期望较高，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让很多毕业生的不愿意来到县级基层医院就业。人才的流失，也局限了县级基层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

2.误解重重，中医药事业同社会认知之间存在隔膜。从西医的引进开始，中医文化就一直屡屡受到冲击。自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就走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中医的愚昧和落后，他自己本人也是为学习西方的医疗手段而求学日本，更有现代学者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提出应废止中医的论调，并由此引发了全国医疗界对中医科学性的一次大讨论，打假卫士方舟子在网络上攻击中医不可信。此外，县级中医院前来就诊的多是来自农民，很多人对中医治疗的效果也是半信半疑，缺乏中医治疗的意识。其实，作为一个绵延华夏五千年的重要遗产，中医自有其可取之处，以整体观来观察病症，寻求解决之道。中医不仅是一种医学知识，它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山川的一种哲学思考，讲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内心自身的和谐相处。在尊重非物质文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应当学会用科学、全面、理性的眼光去分析、研究、筛选出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3.欲盖弥彰，中药市场与需求矛盾突出。中医与中药的关系密不可分，中药市场的有序管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广大患者的就医环境。伴随全球老龄化的趋势，人们日益看重中药的养生保健功能，对中药的需求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07-2014年，很多中药材价格上涨了两倍以上，中药材价格上涨过快不利于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不利于中药产业的发展。患者服用中药消费成本提高，不利于中医药在基层的推广应用。

二、县级中医医院管理以及当下中药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1.重视人才，注重基层中医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早先时期，中医的培养模式一直是师徒授业，这种私人性质的培养模式限制了人才队伍的扩大，也满足不了现代化医疗环境建设的需求。首先应特别重视老中医专家的作用，以新带老，发扬原有的师承传统，使原有的中医历史不致失传。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专业的积累，特别是对中医这样一个传统行业。同时，加强同相关中医药学校的合作和培养，以实习基地、进修等方式进行联合培养，吸引优秀的年轻专业人才前来筑巢。其次，加强县级中医院中医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加强乡村和社区医生的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农村与社区医疗服务中的作用。为员工创造上升空间，建立良好的上升渠道，做到人尽其才、优才优用，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最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专业中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县级卫生机构展开工作，加大对基层医生培养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县级医师的工作待遇，形成相关的稳定配套政策，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收入。

2.加强宣传，建立积极、健康、协调的中医文化。中医是一门十分复杂的自然科学。在形成初期，它吸收了天文、地理和数学等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带有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特点。由于其自身缺乏一定的参照物和行业标准，因此经常会遭受到他人的质疑。但我们应当看到其具备优势的一面，将其延续下去。在平时的工作中，鼓励医务工作人员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将政治思想工作同中医的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定期展开学习，通过对中医历史的了解，提高自身修养。借助多种自媒体途径，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向广大群众宣传养生保健知识，介绍中医的文化，弘扬中医尊重生命的入世情怀，提高中医事业在人们心中的可信度。

3.统筹协调，营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2008年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充分发挥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国家对中医事业发展的看重，希望借助中医的治疗手段为广大群众谋福利，实现医疗系统的深化改革。

第9篇

关键词：中西方礼仪，起源，交际，餐桌，服饰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步伐加快。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礼仪之间的不同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了解中西方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礼仪文化起源的差异

中国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最早为宗教祭祀活动。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如：雷电，山蹦，地震等），便对自然产生敬畏。于是运用一些祭祀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也用来祈求风调雨顺、降福消灾。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其他礼仪形式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西方礼仪最早萌芽在中古世纪希腊。礼仪发展最初为宫廷规矩，后在美国得以迅速传播，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在人们生活中日趋合理化、规范化，并迅速形成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遵循的礼仪规范。

二、中西方交际礼仪的差异

1.称谓礼仪的差异

在中国，同辈之间可以直接以姓名称呼对方，而对长辈，若直呼其名则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然而在西方，这方面则比较随意，他们习惯对等的称呼，习惯直接以名字称呼对方，不过则一般限于两者以前见过面。若是第一次见面并不知道姓名的人，一般会以Sir，Madam称呼对方，这种称呼方式要单独使用，如果是Mr，Miss，Mrs.等则要与姓氏一起使用。

在中国，人们还喜欢使用直接以某人的职位来称呼别人，如张处长，李院长等等，而在美国，人们很少直接用职务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医生，法官等。

2.交谈礼仪的差异

在西方，人们崇尚个性，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日常交谈不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是他们忌谈的，如询问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竞选中投谁的票等，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看到别人买来的东西从不问价钱。见到别人外出或回来，也不问“你从哪里来？”或“去哪儿啊？”而中国人则比较热情好客，喜欢嘘寒问暖，饱含热情。

另外，美国人还十分讲究“个人空间”。两人谈话时，不可太近。一般以50公分以外为宜。不得以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坐时，最好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别人允许后再坐下。

3.告别礼仪的差异

西方朋友告别时会说：“我会保持联系”。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一种告别词语，相当于“再见”，说话人并无他意，更没有作任何许诺，没有必要刻意等待他的联系。此外，西方人在别人家做客如果想告别，要提前几分钟将告别的意思暗示或委婉地向主人表达，并征得同意才可以离开。如果突然说“我还有事情，得回去了”，随即站起来和主人告别，这在西方国家是被认为是失礼的举止。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见面打招呼，介绍别人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差异，只要平常多注意观察这些差异，就能发现并注意，从而更好地进行交流。

三、餐桌礼仪的差异

1.座位安排的差异

中西双方都讲究宴请宾客时的座次安排。中国传统上常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坐。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坐，以左为尊。西方宴请宾客一般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客人的一般次序安排座位，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坐，夫妇也分开坐。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稍高，男士要为右边的女士拉开椅子方便就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2.餐桌上取食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在餐桌上以劝酒劝菜为礼貌，以显主人的热情好客。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绝不会勉强别人，客人一般随女主人动作。主人若询问想吃点喝点什么，客人应如实回答，客人如果谢绝，主人也不再勉强。中国人则会主动拿茶或饮料，并不断添茶。西方客人面对这一情况往往会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惯，中国人不得习惯是不能呢让杯子空着，空着说明主人没招呼好客人。

四、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喜欢穿保守式样的服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带耳环的习俗。而在平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裤。在穿戴上，英国人是最讲究的，在交际应酬中，非常重视绅士，淑女之风，在参加宴会时，要穿燕尾服，头戴高帽，手持文明棍或雨伞，这是他们的标准行头。女士穿深色套裙或素雅的连衣裙，庄重肃穆的黑色是首选颜色。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的服装分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两大类，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风貌特征、色彩、图案、审美文化方面均不相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并无二异。

五、中西方礼仪差异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本质上就是文化，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民族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各种地理气候，政治生态，经济等因素的无形凝聚，已成传统，相对坚固。它是一种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与作为异己文化的载体―外国人的交往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价值取向上的比较碰撞或融合。价值观念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处于五形，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文化群体具有规定性和指导性作用，是这个文化群体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的基础。

另外，中西方文化环境和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基本上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礼仪是与本土的思想文化相对应的，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

当今世界的礼仪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去适应和接受西方礼仪，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礼仪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在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礼仪，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抱残守缺。只有认清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地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成和谐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于兴兴，郝爱娟.《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礼仪》[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2] （美）艾米丽勃朗特.《礼仪》[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曹明义.《体验西方礼仪》[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魏南.《中西方礼仪差异》[J]科技信息，2011.

[6] 孙爱珍.《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N]山西：山西教育学院报，2002.

第10篇

（一）学生学习知识的迁移

高中语文的学习知识主要是对于作品的赏析与体会，在初中阶段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文学类型，所以在高中时期，往往不会有太多的文章要求你背诵或者默写，只是要求你理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再用以前学习知识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了，这样容易造成前迁移，而且在高中语文的学习知识过程中，针对一个知识点，要归纳总结，将这个知识点的所有概念都连接起来，这才是高中语文学习知识的迁移。确切的来说，是正迁移，就是高中学习的知识对以前所学习的只是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高中语文学习知识的迁移将初中等以前学习的语文知识进行串联，实现了知识的凝结和加强，对于我们理解相关的概念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学习借景抒情这样的文章，高中语文课本往往是一章有两三节课的篇幅都是借景抒情文，通过对这三个文章的讲解和阅读，学生理解了借景抒情文的主要特点和相关的概念，这样在关于借景抒情文的整理中，学生就可以想到，借景抒情文运用到的主要的修辞手法、主要的语言描写、主要的背景和环境等等，都是将以往学习过的零散的知识点汇集起来，加深学生的理解，同时使知识融会贯通，实现学习知识的迁移。

（二）学生学习能力的迁移

高中生的学习能力的迁移主要是指通过学会分析的方法和写作的特点来让学生摆脱课本的束缚，让学生跳出语文书本的条条框框，培养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自主学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学生在高中语文的学习过程中，不再依赖于老师的引导与讲解，而是在学习了老师的基本课文讲解过程之后，自己可以结合老师的经验和自身的理解能力，独立完成对课文的阅读和理解，将自己的学习成果与同学分享，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成长，这也是新课改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一节课老师只是简单地做个开讲和结语，其他的部分由学生全部自己完成，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的能力。迁移理论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就是让学生由单纯地从课本中汲取知识迁移到学生自己将课本中的知识进行分析与研究，这就是学习能力的提高，学生不再是学习的接受者，而是学习的主动者和引导者。

（三）老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迁移理论不仅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老师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高中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要求学生学会教材和课本知识，而是通过对教材和课本的学习来让学生领悟学习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就是我们高中语文课程的重点项目。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够仅局限于课本内容的讲解和阐释，而是在课堂上恰当的迁移策略让学生来进行自主学习，比如说在讲到文言文中“之”这个字的用法时，可以鼓励学生站起来发言，或者在讲台上组织全班学生踊跃发言，集中大家的智慧，对这个字的意义和用法进行整理。迁移策略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身的敏锐性，能够在教学中展开联想，让迁移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且高中的语文老师不仅要精通语文课本，还要把课本之外的信息元素带入到语文教学的课堂之中，因为高中语文与各门课程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作为老师，只要强化自身的学习能力，广泛学习知识，这样才能为提高迁移技巧和迁移能力做足够的准备。

二、结语

第11篇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员表现出抑制性进谏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员工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能促进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那么组织管理实践中实施措施来培养员工形成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非常重要。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讲，则说明工作团队的直接上级对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表现有重大影响。因此，从直接上级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的启示有三点：

首先，直接上级可以培养与员工的高质量关系(例如burrisetal.，XX)，这能减少员工进谏前的顾虑，激发其表现出更多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其次，直接上级对进谏者的反馈也值得考量，合适的行为反馈反过来会鼓励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例如领导者即使不采纳意见也要对员工表现出进谏行为给予肯定，反之则会挫伤员工进谏的积极性。最后，组织开展面向领导者的培训课程，让领导者明白团队成员的多样性看法和观点对于团队运作的价值，使领导者养成对员工进谏的接纳态度。

第二，建立高水平的团队认同意义重大。建立员工对团队的认同感是一个长期的不能间断的任务，从员工新加入团队开始到长期在团队工作的整个过程，都要不断强调员工的认同感。尤其是当新员工加入团队时，他们经历的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过程对于团队认同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hogg，XX)。成功的组织社会化过程会让员工第一时间把团队身份纳入到自我概念中，为员工更深入的认同团队起了锅定作用。在随后长期的团队互动过程中，管理者也不要忘记加强个体对团队的认同感。这时，开展团队集体活动、设置共同的团队目标等可以强化个体的团队认同(mael & ashforth, 1992)。

第三，自我审查会妨碍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产生，现实组织中管理者应采取措施创造积极开放的氛围来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kahn, 1990),减少员工的自我审查。只有当个体感知到所处的工作环境中有着积极的进谏氛围时，才可能经历少的自我审查过程，从而利于进谏行为的发生。为了激发团队内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工作团队要努力建立支持员工“与众不同”行为的团队氛围。

本毕业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为抑制性进谏研究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素材，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组织内的员工往往对周边工作环境、工作流程或者是团队内的任务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虽然私底下他们总是对这种种的问题议论纷纷，但是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领导者面前，我们都鲜少看到员工进谏的身影(milliken et al., XX)。员工内心的想法为什么不能驱动他们形成进谏的意愿和行为?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自从提出以来，对于个体“计利”行为发生的机理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作为一个理性人，个体是否会做出某种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体对于这种行为的态度，同时，个体感知到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也会同时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和最终行为表现。具体到抑制性进谏行为本身，虽然员工清楚的知道进谏是一种对于组织可能有利的积极行为，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担忧和顾虑很可能帮助组织改正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出;但是抑制性进谏是否能够最终发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还取决于员工感知到的主观规范(动机线索)是否要求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同时他们是否能够有效的控制自己的进谏结果和进谏对自己的影响(风险线索)。因此，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本研究认为员工的团队认同，作为一种内在的动机线索，将和lmx，作为风险线索的表征，一道影响员工的抑制性进谏意愿和进谏行为。研究结论验证了整合“动机线索”和“风险线索”之后研究模型的解释力，同时也为计划行为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和推广打下了氣好的基础。将计划行为理论引入到对于抑制性进谏前因机制的探索中，可以帮助研究者打破以往仅从“风险”(或仅从“动机”)角度关注的局限性，通过整合考虑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中所提到的三方面因素(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来系统挖掘能够促使员工进谏的前因变量和促进因素。

其次，本研究也为曰后对其它“亲社会”的员工角色外行为的探索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框架。抑制性进谏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员工角色外行为(vandyne et al., 1995),具有“亲社会”(即对组织有利)而“不亲自我”(即对员工个人的积极效用并不明显)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使得员工的“亲社会动机”在驱动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变得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述，员工的亲社会动机能够改变员工在投入这些行为之前的利益关注点，改变他们以往的更为关注个人利益而并不关注团队利益的格局;也只有当他们真正将组织的目标或者追求放在心上，组织才能期冀他们会做出更多的对组织有利、但是组织却很难给出相应回报的角色外行为(ellemers et al., XX)。本研究验证了员工的亲社会动机(团队认同)对于抑制性进谏行为的影响;虽然研究结论并没有验证团队认同对进谏行为的直接影响，但是仍然支持了团队认同在lmx和抑制性进谏行为中所扮演的调节作用。团队认同水平的高低，改变了员工对于抑制性进谏的义务感：当员工认为自己对进谏行为付有越多的责任，他们越有可能因为风险水平的降低而进谏;如果员工从根本上就认为进谏是和自己无关、对自己没有帮助的行为，那么即使他们和领导者的关系再好，这种高质量的交换关系也很难对他们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产生预测力。这种结果表明了团队认同这种动机因素对于抑制性进谏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示曰后研究，在对员工亲社会的角色外行为进行关注时，需要对员工是否具有亲社会的工作动机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第12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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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omas，J.G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Applied Linguistics，1983，4（2）.

[3] 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 House，1983.

[4] 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3）.

[5] 赵彦春.翻译学归纳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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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和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第14篇

[关键词]中西伦理 伦理范畴 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60-04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中西文化由隔膜而冲突,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出现了向西方文化趋同的情形;另一方面,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担心本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特性被西方文化的趋同化所湮没,纷纷强调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凸显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同样的在一元和多元并存的状况下,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对于中西方伦理学来说当然需要的是对对方的了解与沟通。下面我们就从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中西伦理学价值取向及中西伦理的思维方式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中西方伦理的异同。

一、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异同

在讨论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之前,我们可以先介绍下在中西伦理学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几个概念。中国传统伦理学有仁、义、忠、恕等范畴,一般认为,“仁”是中国伦理,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者,二人也。”“仁者,爱人。”中国伦理中的“仁”的基本含义集中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践就是爱人。儒家爱人的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爱人是有等级差别的,是有特殊性的。从这个“仁”来看,我们的儒家伦理是私德,而且传统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私德。而在西方伦理里更多的是强调公德。人是抽象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是规则、制度和法律将他们联结为一个公共的团体。所以在他们的伦理范畴里根本就没有“仁”这个概念。

同样有很多西方伦理学强调的重要概念我们中方伦理里面也很少论述到。例如正义、友谊、健康、节制等等范畴。在西方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范畴。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无论是在西方伦理学界还是法学界“正义”一词都是核心范畴。而在我们中国伦理学里面“正义”这个范畴很少讨论到。

通过讨论这几个在中西方伦理学分别占有相当地位的范畴我们可以知道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个差异,那就是范畴本身完全不同,即使在最简单的称谓上都不同。而第二个差异表现在即使范畴称谓相同,但却往往具有差异的内涵。所谓差异的内涵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的内涵具有某一种一致性,但也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在中西传统伦理学上都研究诸如“善”“公平”“节俭”等概念,以及“勇”“智”“中庸”等概念。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虽然采用相同的概念,其实内涵具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善”的范畴。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还是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善”都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的。不过它们在共同之中又存在差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家一般只是在讲人性的时候,具体讨论“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很少对善本身作专门的探讨;同时,中国伦理学所谓的“善”的内容,就是包括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在内的道德品质,似乎这些在中国传统伦理学里面是不用研究的内容。而在西方伦理学界,“善”始终是一个需要界定和研究的概念。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既然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不仅对于不同的人,而且对以同样一种人(如对朋友),可以是善行也可以是恶行,因此,具体的有条件的善行是不真实的,只有一般善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行。“善”这个范畴只是众多不同里面的一个,例如“智”“中庸”都在中西伦理中具有不同的范畴内涵。

第三,中西伦理学范畴的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首先是需要处理人们之间的宗法亲缘关系,比如在“仁”爱上,我们前面论述过中国伦理的仁爱是有等级秩序的,那么在仁爱上我们应该先爱谁呢?在我们的“小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家长,在国家这个“大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君主。爱家长我们被看作是“孝”,爱君主我们被看作是“忠”的,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这一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伦理范畴特征有“私人”的特征。而在西方需要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公共”特征。西方伦理更多地是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本体性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抽象,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从而淡化“家庭”的范畴。这种不同的范畴特征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现在的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上,我们更强调家国观念,而在西方更强调个体的私人概念。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私德较好,公德较差;西方人公德较好,私德较差的历史原因了。

二、中西古代伦理文化背景的异同

比较完中西伦理的范畴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下中西方伦理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古代思想家们都曾经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群体与个体、道德与利益等多对矛盾,以指导人们做出适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中西古代伦理文化的主体具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众所周知中西古代思想家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最为显著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人作为一种有道德的理性动物,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数,则近于禽兽”(《孟子•腾文公上》);“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其中有一种实现自身道德价值的精神需要最为重要,“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王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普遍重义而轻利,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西方古代的思想家们也认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人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感性,理性高于感性,故而他们或是要求人们克制物质欲望,发展理性,“过智慧的生活”;或是要求人们首先并且主要是注意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或是主张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以回归到理念世界之中,使灵魂得以安宁;或者提倡通过娱乐的方式再塑人的精神,获得精神的满足等等。所以,轻物质生活、重精神生活亦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古代的这一思想传统受到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批判和扬弃,但它仍然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潜在地影响着西方的伦理观,不断激励着后世的思想家们,使之“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始终不渝。

第二,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既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也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思想主脉。中国古代大加弘扬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视为家,宣扬“家天下”,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是昭天著世的,这里勿庸赘言。在古代西方,柏拉图认为,个人利益随着个体被当作立法者管理国家的工具而丧失;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个人利益需要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在伯里克利那里,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个体利益,最终还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而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则把国家利益置于超乎一切之上,并以此作为判断人的德性是否崇高的价值标准。因此说,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是中西古代伦理文化普遍的主导观念。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点是:人是理智的动物,人具有杰出的社会性。人的理智与社会性决定了人在肯定个体利益的同时,必须把人的整体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依归。

三、中西伦理的价值取向的异同

我们知道,用一定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所有伦理学的共同目的,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而且包括组织的行为。因此,所有的伦理学都必然存在特定的价值取向。这是他们共同目的决定的必然选择。概括地说,中西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差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个人,更加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且喜欢通过个人德性的发展来发展社会正义,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而言,西方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则侧重社会,或者说整个集体。它们更加强调社会体制的道德基础,并且喜欢通过社会正义的整体发展来确保社会道德的发展。

前面我们探讨中西伦理范畴异同的时候谈到过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宗法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伦理学重点规范对象是个人。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和孝,都是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目的是要培养个人的高尚德性。而且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把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建立社会正义相结合,通过个人道德的培养促进社会正义的生成。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也要把我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于建立正义社会的实践中去。例如《大学》里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条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王道”之路。这条“王道”之路也就是我们说的“从个人德性到社会正义”的道路。我们必须先具有高尚的如正心、诚意、修身等道德品质后,才能建立正义的道德天下。

而在西方则与中国传统伦理学不同,在上面我们也谈到过西方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强调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公正成为伦理范畴。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伦理概念。就是在于它规定着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公共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这个出发,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正义社会推出普遍的伦理。他是想通过建立正义的社会来使人们过上合乎伦理合乎正义的生活。这与我们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个人德性来推出社会普遍的伦理是相反的。

从现实社会我们也能看出这种中西传统伦理学价值取向所造成的不同。在西方他们是通过个人“契约”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更进一步地确保人们的各种权利,例如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等。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能走在法制社会前面的原因。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人治的氛围还是很浓的,在中国讲人情还是第一位的。在这我们也讲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是还不够,无论是中国学习西方还是西方学习中国,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就造就了我们中西伦理的未来走向。

美国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伦理道德弊端时指出:儒家传统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没有把中国带到西方的,以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科技高峰、民主制度以及个性解放所唤起的灿烂文化。同样中国的儒家伦理也没有把西方带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社会中。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说的中西方都在互相学习着。总括以上,儒家伦理道德虽然没有有效地促进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有利于社会的和睦;西方道德虽然推动了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使人和社会处在分裂的窘境,着眼于全球性社会的到来和人类的持续性,我们的家园既需要发展,又需要和睦。因此,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来看,未来中西伦理文化的取向应当是,中西各自吸取对方道德文化的优秀之处,努力克服自己道德中不利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弊端,走中西道德文化融合的道路。

四、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平常生活当中当我们中国人和西方面对同一个问题时,西方人总是会问:如何解决,你是怎么看的?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的呢?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是自己随意说的,没有认真想过,经西方人这么一提醒,才发现自己的思维不是很严密的,有时候感觉只是一种直觉罢了。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当然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在我们伦理学理论中是否存在这种差异?而这种思维差异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我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西方伦理学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强过中国传统伦理学。伦理学中有一对范畴在中西方的伦理学中都同样的重要,那就是“义”与“利”这一对范畴。在中国很多的伦理学家都对义利问题论述过,而且都提出过自己的义利观。在义利观上有坚持义重于利的,也有主张利重于义的。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的持有者,他们的论述都是“断言多于论证”。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但是,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义利”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特别是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的理由何在?我们会不会有逻辑的困难?好象我们中国人不太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是缺少应有的逻辑分析和非常严谨的逻辑论证的,有些时候有也仅是简单的方式论证。而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功利论者还是道义论者,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详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进行十分严格的逻辑论证。例如,功利论伦理学家虽然一致坚持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最大的快乐就是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但是,由于他们重视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因此,他们也会不断地弥补以往功利论者已经遇到的理论困难。正是这种逻辑性的发展,整个功利论的理论才会表现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伦理学中没有表现,从孔子到二程、陈亮他们这都还和原来差不多,很难在历史延续中各种连续出现的理论之间找出必然的逻辑联系。

第二、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的思维及量化研究。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是西方传统伦理学都有自己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过“美德就是知识”。休谟说过“道德的知识也是实在的,因此,道德的知识和数学是一样可以有实在的准确性的。”我们知道西方伦理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西方伦理学更多的是关注自然,这样也就形成了西方伦理学深厚的科学背景。实际上在西方,伦理理论就是包含科学知识理论在内的一般的知识理论,甚至实质就是科学知识理论,所以在建构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毫无疑问需要进行科学的思维。而在中国,伦理理论就是伦理理论,它们绝对不是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里面,伦理学的地位远非自然科学可以比拟,伦理学属于显学中的显学,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既然伦理理论不是科学的知识,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建构上我们很少能看到科学思维的影子。

从上面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思维,因此注重逻辑推理和量化研究在建构伦理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的作用。而中国传统伦理学则不太重视科学思维,因而也就不太重视科学思维、逻辑论证及量化研究在建构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中的作用。

五、中西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功能的异同

无论是中国伦理学还是西方伦理学,道德在自身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认知、批判――辩护、协调――聚合、激励――进取等四大功能。但不同的是这些功能在中西伦理文化中分布不同,在中西两种价值取向上在实践层次上的表现不同。首先所谓道德的认知功能,是指道德是人对自己以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的认识的结晶,道德通过善恶或相应的一系列对立范筹,给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状况的知识,关于构建合适的生存环境的知识以及关于生活的价值与目的的知识。个人可以通过它,使自己克服自我的局限,超越一己之囿,去掌握全人类的经验。其次批判――辩护功能是通过道德评价的方法,把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判定为有利或有害、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调动主体根据这个评判去变革或维护某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再次所谓协调――聚合功能是指社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但社会一旦产生,就会出现直接属于社会自我维持的种种需要,例如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聚合、人们活动的彼此协调。它根据一定准则,通效教育、评价、指导、沟通等特殊手段,对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子集体与母集体以及平有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既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同时又有着对起码生存条件共同需求的各种人、各种层次和性质的集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某些价值或规则,以保证人们不致因彼此利益的差异而在无休止、无规则的纷争中导致社会瓦解。最后所谓激励――进取功能则直接指向于人自身生存斗争的需要以及创造性地发挥自身潜能以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激励――进取功能主要通过对智慧、勇敢、自信、坚韧等富有力度和搏击精神的个人品质的提倡,为人的潜能建设性地释放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活动中提供方向,同时也给人的自我实现以推动。

在中西方伦理学领域内道德的四大功能各有各的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独特作用,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相互凭借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一种健康的伦理文化应使道德各功能可持续协调发展。假如某种功能畸形特别发展,而别的功能趋于萎缩,而其他各功能间所具有的互为条件的内在联系,那种畸形发展的功能也将失去道德价值,甚至走向道德的反面,更严重的是走向社会的堕落。以上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共同点。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西伦理文化功能表现出巨大差异。众所周知西方伦理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发展流程。在其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道德功能的发挥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文化在道德诸功能中强调协调聚合功能和辩护功能,贬抑激励进取功能、认知功能和批判功能。于是,仁爱、谦虚、服从、信仰、克制被尊奉为最高美德,而个性的张扬和舒张和人的理性精神的宏扬却成为了善的对立面,成为恶的表现。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近代伦理文化以全面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为理想,一反中世纪对道德的认知、批判、激励进取功能的废弃,又把这些功能提到了首位。这种变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崛起为标志的。新的伦理文化造就了新的时代氛围。个人理性精神以及使个人生命力和意志力充分表现的竞争活动受到肯定和鼓励,相反,盲信盲从者被耻笑,疲于进取、生命力萎缩者受蔑视。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使个人的潜力和个性得到了张扬舒展,当然社会的发展也获得了动力。但是近代伦理文化在矫正中世纪的偏向中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产生了忽略道德协调聚合功能的倾向。竞争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许多人在竞争中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致使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18世纪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克服自身弊病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理性资本主义。它在伦理文化方面表现为在弘扬道德的激励进取功能的同时,并重其协调聚合功能。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步的是,西方还发展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系统,以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区别和补充来共同实施对社会生活的调控。法律主要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道德主要涉及人的内在人格,法律可以在道德不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道德则可以触及法律触及不到的范围。道德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伦理文化功能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历史的状态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难于被改变,所以这样一种结构赋予伦理文化一种异乎寻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中国伦理文化在两千年中具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点,这就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以秩序为善的本质规定以及为这两点所决定的道德功能的片面发挥。中国伦理文化一向重协调聚合功能,而忽略激励进取功能,重道德维护既定秩序的功能即辩护功能,而轻视甚至排斥道德的认知、批判功能。极端重协调聚合功能轻激励进取功能集中体现为“贬力崇德”的传统和克己自制、爱有差等以及视听言动非礼莫为的说教。认知功能被漠视则表现在只要求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服从,而不提倡这种服从须具备理性认识和选择的基础。道德虽并非全然不发挥对社会的批判功能,但至少这一功能很少有表现在对仍然有力量但却已趋没落的旧有社会关系的批判瓦解上,相反它主要发挥于对新事物的道德非难上。这正与片面强调道德对既定秩序的辩护功能相适应。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及伦理文化的稳定性使道德一部分功能的膨胀和另一部分功能的萎缩形成一种固定格局。中国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则又把道德抬到了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使之在社会调控系统中居于中心,把中国社会推入到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依附于道德,成为执行道德的工具,形成道德法律一体化的传统。甚至道德有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异同。

从上面我们分析的中西伦理学的五大点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传统伦理学各具有优势和劣势。中国伦理学需要西方的科学思维和逻辑论证的介入,西方伦理学也需要我们传统伦理学对个人道德培养的方式以及对“仁”对“和谐”等范畴的重视。所以中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伦理智慧,并且都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起过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一旦我们能够优势互补,扬长避短,那么一种新的伦理智慧将会融合而成,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的目标也可能实现,人类必将有更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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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15篇

美国是目前世界戏剧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曾经有报道称，美国现在有超过一千所大学（学院）设立戏剧系，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高校即使没有戏剧系（专业），也设有戏剧艺术欣赏与实践等方面的课程。在美国大学中，戏剧艺术的学习与实践活动是无法分割的，校园剧场和完整的戏剧创作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实践成果是以多种戏剧创作方法予以实现的———既有常规戏剧创作的排演，也有其他创作方法的实践，其中就包括大量“教育性戏剧”、“教育剧场”学习结果的呈现。许多高校都会举办年度的戏剧演出季，这些规模和质量都有一定水平的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学校所在的学区内的主要戏剧活动。教育戏剧不只是在西方发达的国家有系统的研究与实践，在亚洲各国也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在研究、探索如何把教育戏剧的方法融入到普通的教育中去，如何借助戏剧艺术方法让学生更好地接受美育的熏陶。在菲律宾、柬埔寨、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都有专业的教师从事教育戏剧工作。我国的香港、台湾早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起步。台湾的一些大学也积极响应“九年一贯制”的教育改革，已经成立了教育戏剧研究系，特招中小学教师进修“教育戏剧课程”，着力于带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巧用戏剧技巧”，充分调动学生们在学习上的互动积极性，由此使教育活动更富于成果，同时也使教师在自身能力、知识、经验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提升，这对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香港，戏剧教育获得了和台湾一样的重视。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支持下，由香港演艺学院、教育机构、协会、团体联合组成了香港教育戏剧论坛（TEFO）。同时，香港教育局推行“发展初中戏剧教育”种子计划，开始为初中学生提供三年的戏剧教育课程。2007年在香港举办了国际戏剧\剧场与教育联盟（IDEA）会议。戏剧教育已被列入中小学教育大纲。香港在戏剧知识的普及化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很多综合性院校里都开设了专门的戏剧选修课，并由本校的戏剧系或剧社来负责这项戏剧普及工作，它们面向全校范围开设戏剧欣赏的公共课。因此，很多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受到的戏剧的教育和熏陶使得他们很多人爱上了戏剧，工作之余更愿意加入业余剧社，继续将戏剧发扬光大，也有很多人毕业后从事起戏剧教育的研究。

在我国大陆，最早介绍西方的教育剧场的是教育家孙家琇先生1984年发表于《外国戏剧》上的《关于英国的TIE》一文。1995年，李婴宁教授访问巴西戏剧家奥古斯都•伯奥，发表的《风云世界的民众剧场：AugustoBoal访问记》，以及她赴英国研习教育性戏剧课程后，发表的《英国的戏剧教育和剧场教育》是首次向国内介绍教育性戏剧的文章。此后，孙惠柱教授引进的“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创立社会表演学专业研究生项目，并在此后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综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与戏剧学的交叉结合的实践和研究。2005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设立艺术（戏剧）教育专业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云南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戏剧教育专业。这几所专业戏剧艺术高校着力培养的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在普通学校和社区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应用戏剧实践活动，培养了中国首批从事教育性戏剧的基础教学、实践和研究人才。与此同时，近年来许多省市的文化部门、专业协会和一些高校在不断举办“青年戏剧节”、“大学生戏剧节”等戏剧活动，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校园剧社成立了。在每年一度的校园戏剧节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积极响应参与，这样的氛围，也为“教育性戏剧”、“应用性戏剧”在高校中的开展与推广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戏剧”理论与实践在高校中应用与推广的意义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教育戏剧”是用来发展个人、社会，以及人文教育为目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完成戏剧演出，或创作一出舞台剧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戏剧的重点在于“教育”，在于参与戏剧活动时的同学们获得的学习经验；这些经验能让学生认识、了解社会，能够探索、发掘自身的潜力，在戏剧活动的参与中建立道德观、价值观，让学生的心灵与精神得到健康的成长。鼓励学生积极地探索世界、探索人生，增加他们的自我理解力，努力培养与他人的沟通、表达能力，学会多角度的思考；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加强他们的学习效果，启发学生的思维;学习运用戏剧的形式体会个人的成长，让他们发展属于自己的个性、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建立起应有的自信的有效途径。把高校作为推广与实践的阵地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戏剧专业院校要承担为教育戏剧培育“火种”的责任我们前面介绍过，目前国内开设戏剧教育（“教育戏剧”）专业的院校还为数不多，并且局限在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几家权威的专业戏剧院校。为了落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中最新的指示精神，大力提升戏剧艺术在我国各阶段教育中的比重和认知程度，拓宽戏剧艺术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借助欧美成熟、系统的“教育性戏剧”的理论与实践，让戏剧艺术为各类教育服务，发挥戏剧艺术更大的功用。就目前而言，应该以这些专业戏剧院校做为策源地，培育优良“火种”，并在适当时机，向条件成熟的专业艺术学院、高等师范类院校辐射、散播，不断推进戏剧教育（“教育戏剧”）专业的开办，以形成燎原之势。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大力扶持戏剧教育专业的开办，建立健全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保证戏剧艺术教育（“教育戏剧”）专业的教学质量。惟其如此才能在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后，戏剧艺术才能在各阶段的普通教育中真正发挥美育和育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