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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竞争;脆弱性;外资银行
1银行竞争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1.1创新者进入
创新者进入后,行业内的竞争者数量增加,供应过剩,规模经济日渐消失,由此将会使整个行业承担着很大的潜在风险。此时,若是新进入者或是业内效率较低的银行破产,都将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系统的脆弱性增强。举例来说,假定新进入者为渗透市场在广告上投入大笔资金,并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同时,管理当局为刺激竞争,提倡引入易携带的存款账户,并要求银行提供更详细的经营状况报告。这时,银行客户将会把目光投向这家新进入者,并把业务转向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业内其他银行将被迫降低贷款利率,并经营较高风险的业务,从而破坏了负债比例,导致整个行业更易于受到外界的冲击。在这个例子中,新进入者使得行业的脆弱性增强。
1.2业务雷同者进入
业务雷同者进入行业只重复生产业内已有的产品,而没有创新。这类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外国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经营国内银行相同的业务。假设某国外银行接管本地一家中型银行且信息透明化,能使本地消费者更了解新进入银行的经营状况。因为存在更高的成本收益率(否则外国银行将不会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国外银行付出少于本地银行的成本就能得到其相同的收益。因此,新进入的外国银行会占有相当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本地银行在成本上已无竞争优势,只有扩大其贷款额(如抵押贷款)以期望获得高收益。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增加其抵押贷款时,资产的实际价格迅速下降,于是产生了泡沫。此时,银行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剧,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业务雷同者进入也可能不会增强银行体系脆弱性。因为业务雷同者进入往往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局政府通过对其进行监管,一旦出现危机的苗头,可以及时制止补救。
1.3业内银行间的激烈竞争
1996年后,除了信用风险外,巴塞尔各银行还加入市场风险来计算资本需求量。此外,银行还可以运用其自身的风险价值模型来测算市场风险。1999年中期,巴塞尔政府还规定要在信用风险上计算资本支出。这项改革使得各银行可以在其自身经营的信用风险上更独立的确定资本支出,同时还表明银行在确定资本支出时考虑了利率风险,经营风险等的综合影响。此时,银行建立了自身内部的信用风险模型。这种加强风险评估、将信息透明化的方法是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的。2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对策
伴随着我国进入WTO,大量外资银行将涌入国内市场。从目前外资银行提供的服务来看,外资银行兼有创新者和业务雷同者的身份。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我国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表现在:(1)优质客户的流失将削减中资银行的利润和竞争力;(2)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将导致中资银行垄断利润下降;(3)存款分流可能导致国内银行的流动性危机;(4)中间业务竞争加剧将缩小中资银行盈利空间。
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建设一个更高效和更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是有益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外资银行的参与会加剧竞争、减少中资银行的垄断利润,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增加难度,从而给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带来一定冲击。从长远来看,一个具有竞争性和稳定性的银行体系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新的竞争与监管环境下,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稳定性可能出现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中国应继续充分利用外资银行进入的契机,逐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银行管理层的监督;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培育内部控制文化;三是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并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四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审计体系,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同时,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按照《有效银行核心监管原则》的要求,借鉴国外相关法规,并针对开放以来外资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一部规范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外资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准入、市场运作和退出制定严格的法律依据。在该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同时遵守国际条约,并明确监管的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和监管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邵英昕.银行业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J].世界经济,1999,(05).
一、金融企业形象的竞争
当世界经济日益从狭小的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经济时,企业间的竞争也从局部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资金竞争、信息竞争等发展到企业的整体性竞争棗即企业形象竞争。也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社会与公众的金融意识也开始不断增长,企业对银行的要求越来越高,资金已不再是企业选择银行的惟一标准。提供多功能、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已成为企业选择银行的主要依据。商业银行在这样的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将与其在社会上的形象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密不可分。
回顾前一阶段竞争,各家银行那种空洞雷同的广告宣传,不成体系的网点装修,缺乏特色的员工形象设计等均分散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影响了各商业银行的整体形象的形成,没有给公众留下“这一个”的强烈印象。正是认识到以往形象宣传中的不足以及对商业银行如何顺利进入21世纪并大展宏图的长远思虑,建设银行率先将目光投向CIS战略,并且已经在规范装修、统一着装、文明用语、挂牌上岗、承诺服务等方面展开竞争,期望在视觉、听觉、感觉方面给公众以全新的印象,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但由于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靠引伸服务内涵来塑造自己的企业形象,即通过内在的服务质量、工作效率、银行信誉等内涵因素来充实丰富其外在形象。因此,仅仅依靠门面装修、广告宣传或感情投资等手段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需求,这些仅仅是竞争的初级形式。
二、金融产品创新的竞争
当前各商业银行在服务方面的竞争集中体现在承诺服务、计时服务、关照服务等方面,究其实质都还只是肤浅的表面工作。现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技术的不断现代化,那种仅有微笑和耐心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近30年来已通过改造传统的工具和创造全新的工具两种方式创新出几十种金融工具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我国的金融工具还只是沿袭以往的几种旧工具,种类少、数量小、性能差、质量低且更新慢。金融工具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日异快速发展的需求。商业银行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大力创新金融工具,革新金融技术,以此稳定老客户,发展新客户将成为抢占市场制高点的有力武器。
在金融创新中所形成的有别于传统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的新业务,即中间业务将成为竞争焦点。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有了飞速发展,新业务的拓展,新技术的应用层出不穷。比如,应用电子化技术发展了信用卡业务、电子转账业务等;适应世界贸易和资本借贷的发展需求又开拓了担保承诺、融通、债务互换、信息咨询等业务。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和服务领域不断增多拓宽,西方商业银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百货公司”,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大都占到总收入的30%,高者甚至达到了70%,中间业务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我国银行业面对存贷款利差微小,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益欠佳等形势,对中间业务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并着手进行这方面业务的拓展,但中间业务在我国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以建设银行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1993年建行系统中间业务的收入仅占到总收入的07%,到1997年虽有发展但也仅达到7%左右。但可以预见,随着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深化,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银行业提出的种种需求,都将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极为广阔的业务空间。中间业务必将以其独特的经营发展方式与资产、负债业务共同构成商业银行的三大支柱,并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经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中间业务与传统的业务相比,在服务方式和效率要求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目前发展中间业务亟需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信息,快速优质地传递信息,并要能提供全方位、多功能、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二是必须具备现代化的操作手段,尤其是在结算、咨询等业务方面,必须利用自动化、电子化通讯网络技术,实现全国乃至全球资料、资源共享,以满足客户需求;三是亟需培养一支包括金融、财务、会计、计算机、工程技术、资产管理以及法律方面的专门人才队伍;四是亟待出整的中间业务管理制度,确定收费标准以及中间业务发展规划,尽快改变自发状态下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防中间业务竞争中出现一些不正当手段,影响业务拓展;五是要加强会计基础建设,保证新业务顺利开展。各项业务的创新和开展都必须以完整科学的会计核算体系做保证,防止业务创新中金融风险的出现。总之,中间业务要在发挥传统业务优势的前提下逐步发展,要与传统业务形成合力,切忌盲目追求多、快、新。
根据目前实际,可先大力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间业务,如代收代付业务,信用卡业务,传统的结算业务,保险业务等。这类业务市场潜力大,风险小,成本低,以此为突破口,积累经验,循序渐进,逐步向知识密集型的中间业务挺进。例如,信息咨询、项目评估、期货买卖、期权交易、货币和利率互换等业务,因其操作技术性很强且风险高,必须具备专门人才方可开展,以确保新业务稳健运行。可以预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也会逐步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公司”。
在金融创新中与业务创新并重的是金融技术创新。只有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与设施,大力推广金融技术科技化才能推动金融服务业的革命,也才能提高金融服务效益。
近年来,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电子技术均有了长足发展,但与我国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快速便捷的电子清算系统、交易系统、管理系统以及各系统之间的网络化需求相比,目前的电子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软件开发应用以及现有数字信息的深加工再应用方面尚存在大片空白点。也正是认识到金融技术创新的不足以及其对占领市场的重要性,各家银行都纷纷注入巨资更新办公设施,开通电子汇兑,推行城市网络建设并积极试行对公存款等领域的通兑。银行电子化高科技含量的增加,必将大大延伸金融业服务的“触角”。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技术创新是业务创新的基础,业务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充分利用。总之,金融技术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是商业银行管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逐步形成综合化、网络化、系统化、多元化服务系统,从而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最根本保障。
三、管理方法和能力的竞争
商业银行要真正实现集约化经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网点机构设置要趋于合理,整体素质要逐步提高;二是内部管理中要引进管理会计,积极推行责任会计,真正做到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
随着金融业之间竞争逐步向深层发展,降低经营成本,求得效益最大化已成为竞争者们的共识。盲目的机构网点大战已逐步降温,各家银行都在考虑并已着手撤并那些设置不合理、效益不理想的网点机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合理配置资金,提高单位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按照规模经济和效益原则,合理调整网点布局,简化内部机构,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及人均创利水平;如何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电子化手段对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以提高工作质量,减少工作失误等,便成了商业银行每一级管理者需要面对并解决好的课题。可以肯定,这些课题解决的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而真正对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具有深远影响的课题则是如何在内部管理中尽快引进管理会计的问题。
以往各行业绩考核的重点是规模考核,经营效益往往以外延规模扩大为基础。这种管理体制下的财务管理体系将其重点放在对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分析,立足于算“呆账”,是一种单纯提供历史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报账型会计方法,属于事后反映定期监督的粗放经营模式。现代金融业管理要以效益为中心,要实现集约化经营,必然对事前预测与事中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应运而生的新兴科学棗管理会计正是面对未来算活账,具有规划职能、组织职能、控制职能、评价职能,能为领导层提供决策信息,并且其子系统棗责任会计能划分责任中心,理顺内部关系,具有明确权、责、利,加强内部管理的特性。正是认识到管理会计对现代化经营的重要性,商业银行纷纷将管理会计方法引入内部管理,并试图通过推行责任会计来改变以往传统财务管理体系下的被动局面。但由于管理会计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先进的电子化设施,另一方面需要高层次的金融人才队伍,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合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模式。因此,虽然各商业银行都对引进并充分利用管理会计给予了相当关注,并对这一课题积极探索与研究,但到目前仍无突破性进展。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推行责任会计并发挥其效力仍存在着种种困难。这一课题的解决决非一蹴而就,但运用管理会计原理建立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新模式将是各家银行加紧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难题的突破将是商业银行实现集约化管理的一个飞跃。
四、人才资源的竞争
困扰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源在于员工素质低,人才资源匮乏。一方面各行均存在着人浮于事,大机关小基层,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员工素质普遍不高,真正的金融管理人才奇缺。在这种窘境中各行又不约而同地出台了诸如精减员工,实现人员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加强培训以期提高员工自身素质;广招研究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等方面的人事改革措施。但到目前,商业银行的人事制度的改革仍极为缓慢且步履维艰。
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资源的挑战和人才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员工整体素质是否能满足商业银行发展需要;二是各级管理者尤其是基层管理者素质如何,能否担当起竞争重任。由于基层行经营好坏的关键在于其管理者,所以基层行行长的素质尤为重要。
在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中,基层行处于竞争最前沿,且所面临的竞争最为激烈。只有拥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才能保证基层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高素质人才资源的匮乏。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3、提高中国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强劲,中国金融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风险状况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总资产20多万亿,17万亿贷款余额,如此大的金融总量对经济运行来说举足轻重;如果银行体制中积累的不良贷款如果规模过大,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形成潜在的威胁。
4、中国把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从目前的银行改革趋势看,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之前是迅速改革国内银行体系的最后机会。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这一次的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剥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反观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对银行体系累计的高额不良资产等问题犹豫不决,导致经济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痛下非常之举和多次的增资扩股,使得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观,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和生机,这给予中国的银行改革同时以正面和反面的参考和借鉴。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如果说中国在改革的早期尝试新设一些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因之,此次中国决定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对两大国有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具体考虑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导的地位,所以必须还要从内部、从治理结构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主要是注入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清理
根据中国银行2002年年报,到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其不良贷款总额为4085亿元,最后损失类贷款高达1874亿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贷款总额为2680亿元,其中损失类为569亿元,但可疑类亦有1289亿元之多。两家银行的损失类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这应该算是其不良资产的底线。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资本金。目前中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22.09%,即有近900亿元的准备金。建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13.4%,即有350亿元的准备金。但是,这部门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需要动用近两年的银行利润来核销不良资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2002、2003年中国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性利润均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将财政部原来持有的所有资本金全部用来核销不良资产。经过初步的框算,经过准备金、新增利润和资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举措,基本上可以核销历史上的不良资产。
2、注资
经过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之后的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比率方面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银行,但是也是一个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此时以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则起到了在新的银行框架下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了1600亿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还有40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高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最优规模。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出现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就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尽管减少了外汇储备,但是投资科目增加了,过去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得到的收益率不过2%,现在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的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专门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监督注入资金的运营。中国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国中央汇金公司今后将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东的身份,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3、产权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强调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投资者,通过技术转移、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等,促进银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这主要是指通过促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市,改进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引进市场的约束,促使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有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种公共资源有8000多亿元人民币,为了促使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额不良资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也就是所谓“花钱买机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这两家银行的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加强财务管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积极推进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做好综合改革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还参照全球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制定了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回报率等在内的7项财务考核指标,督促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达到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客观看待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注资,动用了较大规模的公共资源,显示中国政府支付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承担转轨成本形成的不良资产。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实际上支付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如何处置这个成本,直接影响到银行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通过全面的不良资产清理和注资,就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曾经尝试也期望国有银行靠自己内部管理完善,靠内部的经营能力慢慢消化历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实上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银行,还使得难以在客观上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考核。通过注资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时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组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借鉴实施,从而对整个国有银行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1、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分析
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不良贷款的形成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银行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和个人汽车信贷)发放的。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较差、法制观念薄弱所导致的。15%来自对部分行业如军工生产的转型所导致。
因此,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管理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因此,虽然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国有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高。
2、中国当前具备了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有利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义务。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了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利用现有资源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关注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比危机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修订之中。
新增贷款质量相对优异,近几年的新增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的贷款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效应;国际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工厂效应;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升级效应;民营经济主导效应;以及重化工业化带动效应。
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以2004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一是强调“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监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包括对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的全面监测和考核。二是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的双重考核”。三是体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分别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设立“派驻监管小组”,收集、分析四家银行总行经营管理和综合改革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初步归纳起来,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产生以下5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国的国有银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资源,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通常来说,不良资产的下降会带来银行贷款投放能力的上升。这次通过大规模注入资金,再配套相应清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对于增大国有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国有银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
三是意味着探索出一条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汇储备的新的途径。
四是随着这样注资改造国有银行,与其说政府是花钱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不如说是花钱给国有银行买了一个新的机制。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资本结构资本补足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的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用于衡量其资本充足程度。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充足率的限制管理商业银行资产是一个通用的办法,它成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工具。1988年7月15日西方10国集团国家中央银行签订了巴塞尔协议,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其中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而在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即《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更是把这一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确定为新框架的第一支柱。至此,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监管原则。
1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资本不足依然是目前困扰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表面的金融统计数据看,这几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提高,总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05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已达40家,比2004年增加10家,达标行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73%,比2004年提高25个百分点。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工行、建行、交行达到了10%的稳健水平。但这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充足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资本严重不足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的突出问题,按照2004年银监会颁布的新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从资本中剔除专项准备、其他准备及当年利润等传统项目,并且对尚未提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也从资本中扣减,同时不考虑国内外风险资产发生变动的情况,要使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依然巨大。事实上,由于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在经历2002~2004年业务快速扩张之后,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约束问题已经开始凸现。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几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徘徊在8%警戒线的附近,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更是远低于监管标准,中信银行在2005年年底获得集团注资后资本充足率也仅为8.18%。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则更为突出。2005年底,117个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7.7%,平均资本充足率约2.7%。另外随着2006年底入世过渡期的终结,中国银行业将直面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倘若不能补充资本金,势必会令自己在业务扩张和市场竞争方面受到诸多约束。
2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业绩指标的实证分析
资本充足率的构成与影响因素,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1983年,AlanJ.Marcus分析了从1960~1978年按市场价值计算的美国银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影响银行资本结构的多个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与利率及股权融资的税收劣势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99年,AnthonySaunders&BerryWilson研究了银行在资本结构和银行资产风险程度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随银行并购的增加及安全网支持程度的增加而降低,但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与安全网的支持程度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002年,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认为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2005年,邹平、王鹏、许培在借鉴了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后,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固定资产比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指标也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这些研究,都深入分析了资本充足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建立在中国股份制银行现状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解释近年来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原因。但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仅仅做了理论上的解释,而没有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资本充足率与这些因素的具体关系。
本文将资本结构理论与资本充足率结合起来,将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分为内生的原因和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借鉴了国外学者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既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定量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状况。
2.1模型建立
2.1.1变量定义
为建立资本充足率的解释模型,本文用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不良贷款率(X1)、总资产(X2)、资产收益率(X3)、存贷比(X4)和总资产增长率(X5)为解释变量,并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总资产衡量银行规模。总资产增长率代表商业银行的成长性,成长性较强的企业本身的负债要求比较高,反应在资本充足性上两者之间应该存在负相关关系,文章用(当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计算总资产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代表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提高,在总资产一定时则意味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存贷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能体现银行的扩张速度,银行的存贷比越高,风险加权资产越多,与资本充足率应是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它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2.1.2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用不良贷款率、总资产、资产收益率、存贷比和总资产增长率做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其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Yi=β0+β1lnX1i+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μi
2.1.3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采用1998~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此数据为合成数据,也被称为时序与截面混合数据),包括我国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故未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数据来源于银行的年度报表和各年度的金融年鉴,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SPSS软件。由于资本充足率指标在样本期间计算口径于2004年之后由银监会进行过修订,这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2.2实证结果分析
(1)不良贷款率分析。从理论上说,不良贷款率应该与资本充足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从模型回归的结果看,却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加强了治理,可是重视不良贷款的清理工作,而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呆账消核,即从利润中拿出很大比例用于核销坏帐,这必然就降低了资本充足率。
(2)总资产分析。在模型拟合的结果中,总资产系数为负,它对资本充足度有影响。新资本协议的内容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规模巨大、声誉良好的银行,监管当局可以考虑降低对其的监管力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进行适度的分类监管。
(3)资产收益率分析。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充足率在模型分析中有显著的正向数量关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银行盈利水平的高低,所以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视资产收益率,提高资产收益率,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
(4)存贷比率分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存贷比系数为正,并且是不显著的。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双向的影响,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提高了存贷比例,银行的盈利增加,进一步补足银行资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存贷比例不宜过高,因为银行还要应付广大客户日常现金支取和日常结算,在就需要银行留有一定的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如存贷比过高,这部分资金就会不足,会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如支付危机扩散,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危害极大,央行为防止银行过度扩张,目前规定商业银行最高的存贷比例为75%。从这一角度看银行存贷比例越高,对资本充足率有负作用。模型中,存贷比系数为正,原因是:银行对贷款质量控制加强,在提高存贷比的同时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并不快,这使得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利的一面显现出来。这一点与总资产增长率的结论是一致的,
(5)总资产增长率分析。从总资产增长率来看,它与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关系。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地位,开始大力发展资产业务,这使得银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而资产质量也在快速提高。相比之下,银行的资本增长速度略好于风险资产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
3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管理的建议
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这些举措“增加了每个银行冒险的积极性”;它们会鼓励银行承担贷款风险和沉重的负债,那些通过投保以避免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质上是对甘冒风险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补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要建立长效的资金补足机制,就不能只关注获取外源性的资金,应将内源性资金作为长期的重要资金获取途径。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本文建立的以资本充足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本文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提出如下建议:
3.1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应树立经济资本理念,充分认识到任何业务产生的风险都将占用资本资源,将短期盈利水平与长期盈利能力、质量、规模、收益与风险都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基于长期稳定的收益而非单纯规模扩张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3.2积极调整业务发展结构
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是各种资产按风险大小的加权之和。当前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理财等低风险权数的零售业务;进一步扩大银行卡、POS业务、支付结算、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的比重,高度重视信用卡和国际结算等发展潜力巨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贷利差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3.3提高盈利水平,增强资本内部积累能力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利润留成都将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资本补充渠道。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业务发展,加强成本收益管理,提高盈利水平,以利润增量带动损失存量的化解。在核销呆账和提足弥补预期损失的专项准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利润,合理进行利润分配。为增加核心资本,今后应优先采取转增股本金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避免现金分红,促进利润分配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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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银行业的创新就不如证券业?原因之一应该是银行业一直由国有银行垄断,受巨额呆帐、呆滞帐之累,已经到了身染沉疴、积重难返的地步。与之相比,证券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当然证券业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上市公司都必须是国有企业(特权化);股票得分A股和B股(市场分割),或者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等级化);只要有风险,就弃用或者不启用某项金融工具--比如我们的国库券回购市场曾经一度关闭,股指期货迟迟未推出(单方面强调防范风险)。但是,证券业较年轻,病症相对而言要比银行业轻了许多,只要药方对头,不仅可以痊愈,而且可以轻装上阵。
银行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内部的调整。从方法论角度看,领导者所遵循的解决问题思路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behavior-performanceparadigm):即局限于先从银行结构看各银行的现有功能及其行为,然后看其行为所实现的绩效。对于银行改革来说,遵循这种范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主要着眼于原有结构内部的修修补补、拆拆装装,或者把杂牌军收编到正规军系列当中,比如把城市信用社改头换面为城市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看作为准国有银行。这样,银行改革举措不少,老问题却还没有改掉。此外,这种改革思路导致有大一部分需要发挥的功能还没有银行或者其他信用机构去发挥。举一个例子:在我国农村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在从农村收缩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去年已经清理撤并,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发放三农贷款的最主要机构,但已经基本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质。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对全国五个省中五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最新调研结果,这些现有正式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五个村中,唯独温州的一个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得好,其原因是当地的地下钱庄和非正式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得好,尽管它们?quot;非法"的(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年)。最近江苏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采取了撤销基层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实行县联社一级法人制度。却勿论撤销基层法人资格是否合法合规可见,农村信用社试点结果将是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那是肯定的。结构视角下的银行和信用体制改革忽视了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银行和信贷业作为一个系统(system)到底应该承担什么功能(function)这类基本的问题。一种更好的银行和信用体系改革思路应该是从该系统的功能出发,探究需要什么样的信用制度、信用机构、规则等等来承担这些功能。
证券业的改革除了其现有结构内部的改革之外,有更大一块内容涉及在现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也就是大量的金融创新。开放式投资基金即将出台,《基金法》即将出台,私募基金出台问题也提到了日程上。这种原有证券业务边界之外的增量改进,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结构-范式(functional-structuralapproach)的结果;如果从演化角度看,有些像是无意识地遵循功能-发生学-范式(functional-geneticapproach)的结果。功能-结构-范式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Luhmann)提出来的,功能-发生学-范式的形成也与他的贡献有关联(Willke,1993年,第6-7页)。笔者去年年底曾向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探讨过这类方法论问题。最近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博迪在北京作报告,也建议我国金融学家多注意从金融的功能出发去看金融问题(博迪,2000年),这一方面为我国学界开阔了思路,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来重视不够,不能把一些已经规范、成型的东西及早吸收,以至于博迪教授能够语境四座。看来我国经济学家应该多从其他学科吸收方法论养分,包括从社会学。
功能-结构-范式的要义在于:在一个系统(system)形成过程中,得关注系统与环境(environment)的功能关系,比如证券业系统与整个金融业系统的功能关系、或者与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与全球经济的功能关系;从系统的功能出发,我们为实现这些功能而发展一些规则和制度,对系统结构化,这一方面包括对现有系统内部构造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在系统中加入一些现有系统中尚未存在的必要因素,这类因素可能是随后构成一个子系统。实际上,我国考虑开放式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股指期货出台,均属于此意义上的增量改进;如果我们从功能出发来看我国证券业制度、机构和规则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从演化角度看证券业功能的实现过程,那么功能-发生学-范式与上述功能-结构-范式一样适用。两者均强调系统形成过程(Systembildung),只不过后者更强调生物学特征,如演化/进化(evolution)和发生学(genetics)的维度。
私募基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它能满足这样一种需求:有一部分投资者拥有万贯家财,看中某一高风险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在基金管理人的安排下,共同为该项目筹资,至于它的销售与赎回(涉及投资者的退出机制)都由基金管理人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包括监管者在内的证券业人士恰恰是因为看到了私募基金的某种功能,从而考虑到?quot;零星构建"(在哈耶克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将促成证券业系统中这一"子系统"的形成。
功能视角与一般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demand-orientation)观点是一致的:市场上的供给者必须面向需求,类似地,制度供给者必须面向制度需求者的需求。这里,需求的满足就是实现功能。上述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与下?quot;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有着质的差别:有些决策者今天认为我要这么来,明天想那么来,干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得了,这不也是功能视角的结果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前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面向的是制度需求者/消费者的需求,在其中,消费者发挥了作用;后一种"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所面向的是制度供给者本身的"需求",因为不成其为真正的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而体现一种专断独行的自行裁量权,在其中,制度生产者在行使本该由消费者行使的""。
据《中国证券报》最新报道,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思路发生了从控制风险思路转向揭示风险思路的转变。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这正是投资者/需求者所需要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有些人属于风险中性型,有些人属于风险偏好型。一般来说,风险与回报存在对称关系:低风险,低回报,比如国库券市场情况;高风险,高回报,比如股市的情况,私募基金的情况,股指期货的情况。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都能满足其需求,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投资工具,包括私募基金、股指期货等等。
如果银行主管部门能够从各种制度安排的功能、需求出发看问题的话,我们的银行改革可能就会走得快一些,目标取向也会明确一些(那就是金融服务需求取向)。如果银行主管部门多学一点证券业主管部门,思路也能从控制风险思路到揭示风险思路,那么能够更多面向民营企业(这就是一种功能!)的民营银行就会加入我国的银行业,温州的地下钱庄和成会就会正式化和合法化,它们可以通过风险定价来提供金融服务,获得相应回报。监管部门就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监测和监管取?quot;不发展"战略。而恰恰是由于我国银行主管部门片面重视现有结构/系统的稳定,即片面重视抑制金融风险和保持金融与社会稳定,从而抑制和禁绝这方面的制度创新--于是制度供给者的"需求"(即对稳定和听话的"需求")替代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即民营银行这一制度安排的需求),银行系统本身也因此陷入一种国有银行垄断、坏帐率高、效率低的低水平"均衡"当中,而尤其说这是一种"均衡",毋宁说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因为国有商业银行高额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累积,"火山"仍在冒烟。看来是银行主管部门学习运用功能论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Willke,Helmut:Systemtheorie:eineEinfuehrungindieGrundproblemederTheoriesozialerSysteme,4.ueberarb.Auflagage,GustavFischerVerlag,Stuttgart/Jena1993
一般来说,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社会信贷供应量调控、政策传导机制两方面来体现,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1.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看,影子银行能够取代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扩大社会信贷投放量。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帮助企业从商业银行以外获取信贷资金,并将这部分资金存入到商业银行,这就扩大了社会贷款供给总量。另外,影子银行提供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信贷业务,其利率往往比商业银行利率要高得多,这就会吸引大量社会储蓄,减少商业银行存款,流动性要求减低,由商业银行决定的超额准备金也会相应的减少,这会放大货币乘数,增大社会货币投放量。另外,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将大量资金置于银行体系之外,打破了传统货币供给机制平衡,降低了人民银行预测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准确性,无形中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而言之,影子银行体系通过信用创造功能扩大了金融市场信贷投放量,影响正常的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2.影子银行对传统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传统利率传导机制为:紧缩性货币政策i上升I下降Y下降。也就是说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使利率i上升,这就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导致社会投资I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产出Y下降。如果存在影子银行的话,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信贷利率i提高,企业会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转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因此,社会投资I可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上升,社会总产出和需求不变或增加,这就削弱了人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二、对策和建议
1.健全和完善货币传导机制
(1)突出商业银行的传导地位。
要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各类金融交易行为范围和幅度,从源头上化解金融市场主体有效性缺位的问题,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建立一套贯通的政策响应和执行机制,为实施货币政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商业银行体系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而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渠道又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这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少数行业,这使得中小企不得不向影子银行寻求融资机会,产生了大量不规范的借贷行为。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体系,彻底化解中小企业信贷难问题,是有效规避影子银行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2)增强宏观调控机制针对性。
人民银行要加强影子银行资金价格分析,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对流动性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采取正确的措施规避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要充分利用利率手段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控,有效遏制影子银行对流动性调控的干扰。
2.完善货币政策工具
(1)调整准备金的统计口径。
在存在影子银行的情况下,大量流动性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如果将经影子银行流通的资金计入到货币供给的统计范围内,就可以计算出更加贴近社会流动性实际情况的准备金数值,从而有效化解影子银行干扰社会流动性的问题。
(2)提高再贴现工具的作用效力。
一直以来,国内再贴现工具利用频率较低,随着影子银行影响力不断增强,商业银行消化持有票据的途径选择越来越多,这显著降低了对央行贷款的依赖性。因此,要提高再贴现工具的效力,一方面要对当前金融市场上的票据理财、变相票据、"双买断"等操作加强规范。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会计操作行为,及时发现问题并严厉查处。另一方面,要明确再贴现工具的功能地位。过去以来,再贴现工具主要充当了市场培育和资金结构调整工具,通过对贴现对象和贴现条件的约束来调节经济结构,而忽视了其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功能和作用。今后要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以票据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再贴现利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3)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
公开市场操作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但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实质没有发挥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节功能。央行票据存在的持有主体、期限结构、发行成本等问题难以有效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因此,从长期来看,要尽快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特别是短期国债发行和提高国债上市流通效率,合理配置国债市场资源。另外,要将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等优化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货币市场体系,加强各专业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资金流动性,并形成合理的市场利率机制,并准确传递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其调控目标。
三、结束语
作者:赵宇翔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模型
为了验证信息的有效性,多数学者采用了界定违约阈值,将违约、不违约二值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的方法。本文认为这一方法用于微观层面当然可行,但无法立足宏观层面验证征信系统的合宜性。鉴于此,本文引入信息需求及获取成本概念,建立征信系统信息模型。(一)总效用函数(函数略)(三)基于商业银行需求的模型鉴于我国信用主要来自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也是我国征信系统的主要建设者和需求者。商业银行对征信系统信息的需求及获取成本,是征信系统信息的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将上述模型中的信息需求与获取成本由商业银行信息需求和获取成本代替。商业银行需要的信息可分两种:第一种为商业银行间共享的信息,主要为信贷交易信息,假设这些信息为同质信息,以X变量表示;另一种为来自商业银行外部的信息,主要为政务信息。本文将这些信息分为N大类,假设每大类信息为同质信息,以X1,X2…Xn表示。上述两种信息也可进一步分类进行研究,但非本文研究重点。此假设下,将征信系统信息模型调整为:(函数略)其中,X为商业银行间共享的信息,X1……Xn为来自商业银行外部的信息,Pi代表商业银行对某类信息的需求,Ci代表商业银行信息获取成本,ui为随机向量。
实证
(一)本文选取了山东省3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质量、查询总量、平均查询量、贷款存量、贷款增量、信贷存量、信贷增量作为界定X的实证变量,数据来自企业征信系统。根据现行政策,这些变量全面反映了商业银行对企业征信系统的信息需求、使用成本及贡献度。就来自商业银行外部的信息而言,本文定义了登记注册类、项目政策类、行政处罚类、资质声誉类和宏观统计类五大类信息。数据来自对山东省35家商业银行的问卷调查,问卷统计了各商业银行不同类别信息的需求程度、采集难度、使用情况和缴费情况等信息。在统计中,本文对信息需求、获取成本采用二值和多值两种统计方法。(二)二值法统计结果首先,采用二值法统计来自商业银行外部的信息变量,同时先让外部信息需求变量进入模型,不让信息获取成本变量进入模型,KMO检验值为0.590,Bartlett估计值为467,符合因子分析要求。模型共拟合出4个公因子(见表2,A部分),累积方差贡献度为83.673%。公因子1~4的方差贡献度分别为34.972%、18.163%、15.281%、15.256%。表3给出了相应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经正交旋转后,公因子1在数据质量、查询量A和B、贷款和信贷存量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2在贷款和信贷增量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1和公因子2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间信息共享需求,其方差贡献度较高,说明银行对此类信息需求较大,银行间信贷交易等信息对征信系统的重要程度较高,是征信系统首要采集的信息。同时,公因子1在数据质量上载荷较高,说明了数据质量对征信系统也很重要。公因子3在项目政策信息需求、宏观统计信息需求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4在登记注册信息需求、行政处罚信息需求、资质声誉信息需求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3和公因子4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对外部信息的共享需求,其方差贡献度较低说明,银行对外部信息虽有需求,但不如对银行间信息需求强烈。商业银行项目政策信息和宏观统计信息需求,略高于其他三类外部信息。如在二值法下引入外部信息获取成本变量,则模型的累积方差贡献度提高至85.9%,但未通过KMO与Bartlett检验,因此无法验证信息获取成本与征信系统的关系。(三)考虑信息采集成本的多值统计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信息获取成本对征信系统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值法统计来自商业银行外部的信息变量,包括信息需求及获取成本,KMO检验值为0.574与Bartlett估计值为571,也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模型共拟合出5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度为79.7%。公因子1~5的方差贡献度分别为24.5%、16%、15.2%、12%、12%。表4给出了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从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在数据质量、查询量A和B、贷款和信贷存量上有较高的载荷。与二值法相同,公因子1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间信息共享的需求,其方差贡献度最高,证明银行间共享的信息对征信系统的重要程度最高,同时公因子1在数据质量上载荷较高,说明了数据质量对征信系统的重要性。公因子2在贷款和信贷增量、项目政策信息成本、宏观统计信息成本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3在登记注册信息成本、行政处罚信息成本、资质声誉信息成本上有较高的载荷。公因子2和公因子3主要反映了信息获取成本,既有银行间信息获取成本,也有来自银行外部的信息获取成本,其方差贡献度介于公因子1和其他公因子之间,说明就银行间信息而言,需求比成本的重要程度高,就银行外部的信息而言,则相反。公因子4在登记注册信息需求、项目政策信息需求、宏观统计信息需求上有较高载荷。公因子5在行政处罚信息需求、资质声誉信息需求上有较高的载荷。同样,公因子4和公因子5主要反映了商业银行对外部信息的共享需求,其方差贡献度较低,说明银行对外部信息虽有需求但并不强烈,不同种类信息对征信系统的重要程度略有差异。(四)征信系统信息模型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利用公因子的方差贡献度,得出以公因子为变量的征信系统信息方程:F=0.245F1+0.16F2+0.152F3+0.12F4+0.12F5其中,F1代表银行间信息需求,F2代表银行间信息获取成本和部分银行外部信息获取成本,F3代表部分银行外部信息获取成本,F4和F5代表不同种类的银行外部信息需求。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商业银行首先需要共享信贷交易等银行间信息,这些信息及其数据质量对征信系统非常重要,是征信系统应首要采集的信息。商业银行对政务信息等外部信息虽有需求但不如前者强烈。就银行间信息而言,需求比成本的重要程度高,就来自银行外部的信息而言,则相反。商业银行对不同种类外部信息的需求略有差异,其中项目政策信息、宏观统计信息、登记注册等三类信息需求较高。在引入信息需求和获取成本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征信系统信息模型,得出了征信系统与各类信息需求、获取成本的关系。据此建议:一是征信系统建设要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不断提高信息报送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确保数据质量;二是认真落实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积极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快政务信息等银行外部信息共享;三是采取有效措施,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征信系统建设;四是信息共享可分清层次和重点,先从商业银行急需的项目政策信息、宏观统计信息和登记注册信息入手,逐步推进。
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从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的指标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ZBJ),计算公式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ZBJ)的变量指标选取当月月末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FZ);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变量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GZ)。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新浪财经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2.基本数据分析首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4-01—2011-12这段时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并在2011年6月达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这表明这段时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图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图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发行债券数额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数额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断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发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增加,至2010年7月达到最高值后开始出现下降。图2央行发行债券变化趋势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为了冲销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特种国债,造成了数据的突变,本文对中央银行增持特种国债进行了剔除处理,从而让数据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冲销干预操作。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数值处于平稳下降,2009年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且幅度较大,说明央行2009年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卖出国债的冲销干预措施。图3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图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央银行规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这段时间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总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图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上文数据分析可知,CZBJ、ZBJ与FZ、GZ的数量级差别很大,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FZ、GZ进行取对数[4],表示为LNFZ和LNGZ。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与LNGZ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数列。继续对CZBJ、ZBJ、LNFZ和LNGZ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阶单整数列I(1)。由于同阶单整数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接下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本文运用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确定VAR模型形式和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择无约束的VAR模型,并根据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来确定VAR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也以此来确定协整检验分析中的滞后阶数。表2为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对应的阶数是2阶,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对应的阶数是1阶,AIC判断准则和SC判断准则出现了矛盾,此时要依据LR、FPE和HQ的统计值。这三者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都是2阶,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根据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少一阶的原理,接下来的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对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表4可见,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实际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None)的零假设,这说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央行买卖国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如表5所示。表5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从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负向协整关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关系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数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372730个百分点。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作为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21066和0.056149,明显小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实行的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强;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弱些,其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最弱。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资金[5],冲击商业银行流动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强。而中央银行采取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或者卖出国债的干预手段时,由于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但获得的却是流动性较强的票据或者是国债,这样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手段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格兰杰因果检验。尽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稳数列,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原理,可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的干预措施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另外,还可以看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干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流动性状况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力度不同。(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图5脉冲响应函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中,ZBJ对CZBJ的影响最大,LNFZ次之,LNGZ对CZBJ的影响最小,这个结论与前面所做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大,也正因为如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我国央行应对危机后我国流动性所发生的异常变化首选的政策操作手段。还可以看出,在本期给ZBJ一个正的冲击后,CZBJ对ZBJ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几期不断增强,并在第四期左右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在本期给LNGZ一个正向的冲击后,CZBJ对LNGZ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两期起伏较大,之后呈稳定持续状态。同样在本期给LNFZ一个正向的冲击,CZBJ对LNFZ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在前两期比较剧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减小。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等于向市场投放货币,会增加流动性,这个结论和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通过比较CZBJ在给上述三个变量正向冲击后前四期的反应还可以看出,ZBJ相对于LNFZ和LNGZ两个变量,其对CZBJ影响的时间要长,可以达到约4个月,而LNFZ和LNGZ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短,大概有2个月时间。说明相对央行发行票据和购买国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会持续比较久,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发行央行票据还是买卖国债,均以短期为主,而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无论其如何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就一直按规定比率办理缴存,其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脉冲响应函数图还可看出,CZBJ对ZBJ、LNFZ和LNGZ三种变量在前四期中反应比较强烈,其中LNFZ的短期冲击比较大,但长期影响比较小,这说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冲销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短期影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比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冲击比较大,但随着到期收回,其影响逐渐减小。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长期影响比较稳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国债规模有限,以此作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频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债主要是长期国债,因此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优势
2006年5月23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透漏,筹建中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获得国务院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将成为面向普通大众提供基础的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在外资银行、国内中小银行的双重挑战下,又将面对新的竞争者,那就是公认的未来第五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邮政储蓄经过不断的改革,已经具备了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即将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贷业务方面强有力的竞争者。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及其优势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邮政储蓄仅以吸收存款为主,存款全额缴存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按季支付邮政部门固定代办手续费,业务十分单一,利润也很有限,各方面对于商业银行都不构成威胁。从1990年起,为鼓励邮政储蓄业务发展,邮政储蓄存款由缴存改为转存人民银行,并获取转存款利息收入。此阶段,邮政储蓄进入了高枕无忧的时期,尽管只有存款业务,但是由于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可以稳获高额、无任何风险的利差收入。2003年8月1日,邮政储蓄存款实行新老划断,此后新增的储蓄存款资金由国家邮政局自主运用,原有约8290亿元的存款继续按4.131%的利率转存人民银行,此后的邮储中间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邮政储蓄经过恢复开办的这20周年,经受了风雨考验,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绩,也逐渐发展成为国内金融机构的有力竞争者。
随着邮政储蓄改革的不断深入,即将迎来了邮政储蓄银行阶段,即邮政储蓄机构将挤身于商业银行的行列。尽管具体的组建措施还没最后确定,但是新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基本经营模式是明确的:与之前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所相比,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应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在继续依托邮政网络经营的基础上,邮政储蓄业务与邮政业务实行分开。这些都表明邮政储蓄将全方位的参与银行业务市场,并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展开各项业务的竞争。
邮政储蓄银行的优势
网点优势上文已提到,邮政储蓄银行仍将依托邮政网络开展业务,这便成为邮储银行最大的竞争优势。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国内中小银行的优势也是分支机构繁多,但是较之邮政储蓄的网点分布,则相形见绰。因为邮储网点遍步城乡,真正可谓是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截至2005年8月,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已经超过37000个。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到2/3以上。邮政储蓄有60%的网点、邮政汇兑有70%的网点分布在县以下农村地区。在国家政策逐渐向三农倾斜的基础上,这种网点的分布数量和结构都非常有利于邮储银行其他优势的发挥。
业务优势邮储银行在开展正常商业银行业务的基础上,仍保有其优势业务——邮政金融业务。邮政金融业务是指邮政部门利用邮政基础设施办理的金融业务,主要包括储蓄、汇兑和其他业务及与资金运用有关的资产业务。特别是汇兑业务,用户可通过邮政的众多网点把钱汇往全国各地。总的来说,邮政储蓄银行有充分利用邮政金融独特的服务品牌的优势,这在市场日益要求产品个性化、差异化的今天,是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商业银行望尘莫及的。
资金优势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来源的数量上具有优势。到2005年末,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一万三千亿元,存款余额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列第5位。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市场占有率目前已经达到9.56%。而这种优势在充分利用广泛的农村网点的前提下,邮储银行的资金来源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运用的质量上具有优势。目前中国邮政储蓄没有任何坏账之忧。未来邮储银行在借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利用与邮政在客户信息方面实现共享,以期在争取客户以及管理信贷风险、业务营销等方面保证资金运用的质量。这两方面对于商业银行都是十分重要的,是所有商业银行生存的根本。
政策优势邮储在农村的作用是商业银行不可替代的。在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之后,更加扩大了邮储的网点优势。这在各国有商业银行正在不断缩减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则明显提高了邮储银行的优势,而使邮储银行的竞争力在各种优势综合作用的基础上成倍的增强。
国有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
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优势被逐渐削弱的过程。在它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来自其他银行的挑战的时候,又该迎接邮政储蓄银行的挑战。应对措施是明确的,即在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攻克体制关、业务关以及人才关,以做到扬长避短。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不断地被推向市场,在已经完成了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基础上,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造显得有些缓慢,应加快其股份制改造。首先,实行股份制可以使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更有效,有利于规范经营,责权更分明。这样,可以对有关业务人员进行约束,进一步减少不良资产的发生以及避免银行腐败的出现,提高资产的运用质量。其次,股份制的建立也是商业银行在内部实行信用制度的基础。最后,加快完成股份制改造,可以使国有商业银行比邮储银行更早的成为合格的市场参与者,更好的去按市场规则办事,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实现经营目的。
区别对待各种业务
将所有业务进行区别对待,就是要有重点的发挥传统业务的优势、挖掘优质业务和培育特色业务,以实现各项业务利润的最大化。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面对邮储银行强大的吸收存款的优势,以及邮储银行的前身邮储机构并未涉及过贷款领域,所以商业银行应把重点放在发挥贷款优势上。一方面,在巩固老客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客户,以保证客户的数量。另一方面,在增加贷款品种的同时,贷款应向个性化方向发展。能够确实根据不同客户的要求,提供有区别的贷款服务。其次,挖掘优质业务。在把贷款做为业务重点的基础上,要在其中挖掘出质量更高的优质业务。一方面,由于在各种贷款中,居民的守信程度最高,因此应重点开展居民的消费信贷。另一方面,多多争夺效益好的企业客户,以保证贷款等业务的盈利性。只有突出业务的特色才能吸引客户。各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自己的人才、网点、技术等方面的相对或绝对优势,量身定制自己的特色服务,以避免与同行业的正面竞争。
防止人才的流失
人才流失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隐患。各种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在拓展市场过程中,都会把寻找人才的目光放到国有商业银行上,这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具有业务经验、客户等方面的优势,引入这样的人才可以立即受益。因此,在邮储银行组建阶段一定要防止人才的流失。这就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要完善人事制度,对于人员的流动要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高凯山,张开立.浅析邮政储蓄改革的市场定位.开发研究,2004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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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杨.央行打造利率工具自动质押融资利率应时而生[N].财经时报,2005-11-21.
[7]本报评论员.流动性过剩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失衡[N].第一财经日报,2006-05-17.
[8]李刚.制度变革下的银行流动性过剩[N].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04-17.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有待提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改革和完善金融业创新机制,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执行者的因素、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因素。相应的对策: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调整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等等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事关政策的成败。”[1]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政策执行的好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程度和范围。同时,公共政策执行是检验质量好坏的重要途径和进行再决策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权威系统制定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更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美国著名行政学者G·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2]但是,公共政策执行是在复杂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复杂活动,其有效性经常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公共政策付诸实施后,并不尽然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造成政策执行走样,甚至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因而,只有找出并分析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才能克服其不利影响,促进政策有效执行。
1.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1.1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
1.1.1公共政策合法化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程序必须符合一切适用的法规范。任何公共政策内容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破坏政策执行的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保证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政策合法,就能直接获得合法地位和权威”。事实上,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约束力。
1.1.2公共政策科学化程度。政策的科学性即公共权威系统做出的决策,内容必须是合理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决策对环境的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是科学理性的,而非主观武断地进行决策。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全面性。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越强,执行的可行性和政策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高。否则,政策执行无论如何科学合理,其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同初衷背道而驰,可以说,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政策内在的科学性。
1.1.3公共政策目标的弹性程度。政策执行目标的弹性来源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实际上,即使政策量化目标规定的再科学合理,也总会有超过者和不及者,因而政策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条件下具有可调性和变通性。否则,执行者就可能被限定于原定政策目标框架之中,只能照本宣科,无法结合具体情况灵活执行政策,导致政策执行的低效。然而,公共政策作为社会行动的规范,具有原则性和刚性,所以公共政策的弹性必须有个度,以防止政策目标弹性空间过大和目标模糊多变,避免执行者因不能深刻理解、消化政策而曲解政策所导致的政策执行低效。
1.2政策执行者的因素
1.2.1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性。公共政策最终靠人(主要是官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去执行和实施。“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通常取决于官僚对它的解释以及取决于他们实施各项政策的兴致和效率”。[3]然而,政府机构及其人员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作为“经济人”的自利倾向,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着成本和收益预期,如果在政策执行中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或者其本人收益与他人收益之间存在差距,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利益受损的心理直接导致执行中政策规避的产生。他们当然不会漠视任何决策对自己的实质损害,特别是当政策执行者身兼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双重身份,自身利益被其执行的政策所调整时,他们就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二难选择之中,这时要让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当官僚的职业(目的)与他们自身目的相矛盾时,官僚自身利益就可能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恶性的膨胀发展起来,出现了官僚的腐败行为”。[4]同样,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期望的东西不相符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当执行者千方百计使政策的执行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取向时,就可能使原有的决策达不到既定的目标,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
1.2.2执行者的素质高低程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最终总是要由一定的执行人员去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水平、行为意向、工作态度、知识结构、和组织能力等构成了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在科技与信息量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系统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迅速增多,公共政策执行的专业和技术化要求朝不断细化深化的方向发展,给公共政策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是低下,必然影响和阻碍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执行的素质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策精神理解不透,学习不够,领会不准,因知识水平有限,对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政策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要么凭经验主观片面理解和执行政策,使政策执行不能正确的体现政策目标;要么对上级政策作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使政策执行不能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二是对政策贯彻不及时,行动迟缓,消极待命,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弄虚作假,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三是业务素质低下,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公共政策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从而产生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行为近视,思维滞后,执行僵化。
1.3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因素
政策目标群体泛指由于特定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个人或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目标群体对待既定的公共政策在态度和行为上是否服从和接受,是政策能否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一般而言,目标群体在公共政策实施中,有两种选择:接受政策或不接受政策。目标群体服从和接受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就会顺利进行,取得预期政策效果。反之,该项公共政策执行会遭遇极大的阻力,执行过程困难重重,执行的有效性必然降低。
2.相应对策
2.1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合法化。政策制定的制度程序规范化是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的保证,公共政策只有产生于严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其次,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开化(不过公开是相对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特殊利益的公共政策不能公开或只能在一定范围公开)。这是政策制定规范化的内在要求。公共选择决策模式指出:国家和政府中的决策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都一样会犯错误。所以,必须限制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特权,建立内外部约束和监督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透明制定,杜绝“黑箱操作”现象。第三,增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化。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决策民主化,它追求社会平等,强调公众参与,广泛集中民智,从而避免决策权力滥用和寡头决策,减少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风险因素。最后,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这有利于提高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很大,那么其预期障碍就大。
2.2调整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方案时,起码要有如下的考虑。首先,要充分利用政策执行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力推动对其自身有利的政策执行。其次,要尽量避免依靠那些受到政策不利影响的执行者去执行政策。事实上,由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常常是无法选择的,就特别需要用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两种手段来调整他们的利益倾向,但根本上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原来的复杂利益关系中脱离出来,真正置身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位置。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管理机制,形成有关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独立完整的管理体制,避免他们受到某些不当利益因素的干扰。
2.3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公共政策合法化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了基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合法化的公共政策并不能自动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首先,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政策执行活动应依据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权力接受监督提供前提条件,防治因权力错位而导致政策执行低效。其次,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当前,要通过健全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不仅形式上有职而且实质上有权,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人大有效地履行其监督政府的职能提供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三,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为此,必须将监督机构现行的所谓双重领导体制真正变为垂直领导体制,改变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机构实际上受制于作为监督客体的同级党政部门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真正获得超然地位,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运行的监督机制,独立行使监督权。第四,落实和完善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社会监督是政策执行中最经常使用且容易做到的民主监督形式,必须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监督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和社会监督行为的规范化。
2.4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涉及广泛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即政策效果与公共政策执行水平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所决定的。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实施中的能动因素,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能力素质的优劣决定着能动性发挥的大小。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强化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提高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提高政策执行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增强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能正确地预测“危机”,随机应变和积极进取地执行公共政策。
2.5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目标群体也是利益群体,也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策有利于目标群体,就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要想让目标群体接受政策,顺畅执行政策,一方面加大进行适当补偿和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策宣传、解释,使合法化的、科学化的政策的可接受性高。同时,强化目标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任何国家都要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渠道使人们完成有利于该社会制度的社会化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扩大对公众的政策宣传,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性和政策认同感,自动倾向于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74.
[2]王福生.政策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P167.
从近年来我国现实的发展可以看出,银行业在日益加剧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银行的市场驾驭能力逐渐减弱,由于参与竞争的银行数量增多,以及证券市场的竞争压力,使银行谈判成本和贷款的跨期分摊成本越来越高。因此,银行不愿意投资于培养临暂时财务困难或规模较小且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小企业关系,从而在发放贷款时,向企业收取较高的利息或要求足值的抵押品,使关系型贷款技术的使用逐步减少。信贷政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区,应该适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设立中小银行,改善当地企业融资困境,中小银行应该以关系型贷款作为发放贷款的重要技术,并放宽对贷款审查的硬信息要求,与企业培养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活跃市场竞争,通过与企业的长期紧密接触,并发放关系型贷款,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旦贷款发放,银行就进人贷款管理阶段,即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借款企业进行监控管理和风险评估。若企业不能正常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银行立即对欠款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如果不能偿付利息和本金涉及国有企业,银行可以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尽管我国银行部门这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银行行为和信贷资本配置的市场化仍然不充分的,例如,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还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银行部门存在对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各个银行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不充分的,因缺乏灵活调整的利率机制,银行信贷资本的配置仍然没有实现充分市场化。
二、存贷比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相关规定,2008年以来,存贷比=各项贷款(含票据融资)/各项存款。近几年,我国银行业存贷比由下降趋势变为上升趋势,并且存贷比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有差别,股份制银行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区域差异很明显,每个区域的存贷比差异与区域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存贷比涉及银行存款和贷款两个方面,贷款是影响存贷比的重要方面,对贷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研究存贷比的关键所在。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对存贷比也有重要影响作用,在考虑贷款市场份额以外,还应考虑存款市场份额。而贷款规模(常用贷款除以GDP表示)不仅是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贷款规模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区域差异对信贷规模和存贷比的影响,还需控制银行自身特征因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指标采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同业资金比例、证券资产占比等。除此之外,银行表外业务也较大程度的影响着贷款规模。需要指出的是,信贷规模还会受到各个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差异影响,用贷款市场份额衡量这一差异。金融对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这就需要金融业的发展不但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更要考虑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但在实践中,需要防止过分的强调贷款的支持作用。假如不切合各区域实际,对金融支持提出过高要求,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经营风险,不利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研究发现,存贷比内生于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存贷比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若经济发展要求存贷比上升,对其过多限制必将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若硬性要求存贷比上升,也会违背经济规律,从而造成信贷资源的不当配置,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区域间不应该追求存贷比趋同,否则,不利于可持续的贷款投放。区域之间存贷比竞争重点在于改善经济环境,防止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强化社会信用约束等。同样,信贷规模也存在此类问题,尽管信贷规模是重要的金融深化指标,更应将该指标看作市场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对其直接干预。
三、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研究
根据1985至2014年各区域发放贷款的情况来看,区域差异较大四大国有银行对东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自2000年后大幅上升,对西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保持稳定,对中部地区贷款的相对占比则有所下降。从金融市场化程度看,东部地区长期保持优势,中部地区不断提高发展程度,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从企业融资途径是否基本依赖银行贷款形式来看,东部地区银行业发展水平较高,居民与企业投融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金融市场能动性较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金融机构总体数量比较少,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企业和居民信用意识较强,资金整体流通顺畅,西部地区国家金融政策性扶持较多,并且由于市场结构单一,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区域经济发展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极强,市场对整体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及其他外界因素调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信用观念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弱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民营企业占比较小,因为过去一部分国有企业严重逃避银行债务,导致该地区信用环境整体较差,部分国有企业盈利水平十分有限,资金运用效率较差,导致中部地区信贷投放长期不足,因投入的资金盈利能力不强,资金的趋利性促使大量资金外流,且流向东部发达地区,所以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我国在不同区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有显著的差别,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信用环境状况等。由此,要使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同时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即将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在中部地区,辅助开发性的金融机构设立在西部地区,通过这些金融机构丰富并完善地区融资途径,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通过利用政策扶助解决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和指导,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进而增加市场活力,构建并完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商业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信贷投放应该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加大对节能减排、助学、就业、“三农”等的信贷支持,限制对“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以及劣质企业发放贷款,积极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防止贷新还旧,进而累积不良贷款的风险。加强银行贷前、贷中、贷后管理,通过审核各项贷款结构,以防止票据资金自我循环,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
四、企业货币政策实施途径效果评价
社区银行这一金融模式初现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是一种新兴的金融发展业态。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而是指多种资源集聚的区域,即个人、企业、资金、物流、信息、社会关系等经济元素在一定区域内的集合。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是居民生活社区、综合商务社区、商贸物流社区、产业集群社区和人文社区等。社区银行的主要客户是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客户,基本上属于零售银行业务的目标客户群体。因此,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都可称为社区银行。真正的社区银行不论是网点选址、硬件设施、人员配备,还是产品设计、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等,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突出其社区特色。社区银行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资产规模小,经营机制相对灵活。社区银行以服务社区为宗旨,组织层级扁平化,具有信息传递快捷、准确的优势,从金融产品开发、投入市场到获得信息反馈,能更快、更准确地完成市场检验,管理人员可及时做出经营决策。二是差异化的客户定位。社区银行主要针对社区的居民和小企业,这种差异化带来了集中经营的优势,能以小补大,以专补缺,信息对称性强。社区银行在受理中小企业和家庭金融业务申请时,不仅要分析财务报表或财务数据,而且还会考虑申请人的性格特征、历史沿革或家庭构成、日常开销等个性化因素,有效克服了大银行与申请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为中小企业和家庭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与大型银行服务“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战略相反,社区银行拥有自己特色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和目标客户群,在网点布局上更加倾向于填补大银行退出后的市场空白,并为个人客户、零售业务提供更加全面的业务选择,形成了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格局。
二、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SWOT分析
经过不断的商业化改革探索,邮储银行由原先的“只借不贷,对私不对公”向全国第五大全功能商业银行转型,并于2012年1月经过股份制改造,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进行SWOT分析,实质上就是从它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遇、威胁分析其发展小微金融、社区金融的可行性。
(一)优势
1.国家政策扶持。近年来邮储作为一个主体经历了几次大转变,首先是从政策性机构转变为银行金融机构,再从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目前正在推进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股改上市,均是国务院主导,国资部门、财政部门、监管部门等多部门通力协作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在不断扶持和推动着邮储银行的前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邮储银行的特点与我国着力实施“三农”扶持和“普惠金融”的构想密不可分。在邮储银行将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作为自身的发展定位后,政策利好将成为邮政银行发展业务的助推器。2.物理优势。目前,邮储银行的全国营业网点39000多个,国际汇款网点2000多个,ATM机4万多台;本外币账户数超过12亿户,本外币存款余额超过4.5万亿元。广阔的地域分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分布以及稳定成熟的网络连接等,为邮储银行发展小微金融和社区金融建立了良好的物理基础。3.资金优势。截至2014年6月底,邮储银行总资产规模达58970亿元,在中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六位,存款余额也排在了第五位。邮储银行70%的网点分布于农村,同时工资、养老金的业务职能为邮储银行培养了一批忠实客户,直接为其带来庞大、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成为邮储银行发展资产业务的一大优势。
(二)劣势
1.管理体制不健全。邮储银行虽然历经改革,商业化、市场化、合规程度不断提高,但其管理体制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邮政系统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在业务关系上,邮储银行与邮政系统是委托人和人的关系,邮储银行有权利、有义务向邮政系统传达监管部门意见、提出业务管理要求,并对邮政系统是否履行要求进行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委托人权利行使得并不充分。在法规文件传达落实、风险责任划分与风险控制、网点业务稽核检查、自营与网点错位经营等诸多方面银邮双方的合作尚有不足。深层次看,双方在业务上的委托关系有时还会被既往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干扰。2.员工素质偏低。目前,邮储银行的从业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规模不断扩张、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同时,邮储银行的从业人员学历普遍偏低,专业研究型人才缺乏,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邮政系统的老员工专业能力不强,风险意识薄弱,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差,难以为业务发展提供有生动力。3.软硬件设施落后。由于邮储银行的起步较晚,软硬件设施相比其他商业银行落后,难以适应商业化发展的需要,如电子技术方面的落后导致邮储与邮政的操作混合在一起,安全措施薄弱,个别网点银邮业务未实现物理隔离和人员隔离等。
(三)机遇
近年来,国务院及各部门纷纷出台政策,从政策层面大力引导普惠金融发展,为商业银行发展小微金融、社区金融等普惠业务、进一步做好银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2013年8月,银监会在《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银十条)基础上再出重拳,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督促并激励商业银行持续深入地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深入落实六项机制,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序开展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的申报工作,拓宽小微企业信贷资金来源”等规定,对于小微金融来说是巨大的政策利好。同时,中国商业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传统的垒大户、吃利差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深化改革成为当务之急,而邮储银行可以在自身发展初期做好发展小微金融、社区金融的战略部署,免去大船掉头之苦,不失为一种后发优势。
(四)威胁
机遇和威胁永远并存。邮储银行虽然历经改革和创新,但仍面临着相当大的威胁。这里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地域,邮储银行面临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的竞争;在农村地域,邮储银行面临着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甚至民间借贷机构的竞争,应避免发展小微金融、社区金融的战略与上述机构重复、冲突;二是邮储银行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内部控制不健全和风险防范能力弱,制约了其发展。
三、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建议
(一)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定位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存款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市场化的存款占比越来越高,存款理财化趋势显现,存款成本压力将会持续提升。随着金融脱媒的深化和“长尾理论”的逐渐显效,大型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将逐步降低,零售客户和小微企业客户有望成为新的客户主体。因此,以零售客户和小微企业为主要客户的社区银行有望获得发展生机。同时,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城乡经济的繁荣,一大批小微企业有望迎来发展良机。在双重发展机遇下,邮储银行可以加速布局零售业务。
(二)大力发展回报率较高的小微企业“蓝海”业务
“抓大放小”是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发展的惯性思路,但是随着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经营压力的加大,近几年,小微企业业务的价值逐渐显现,小微金融成为金融领域发展的热词而得到了各家商业银行的关注。从富国银行的经验可知,小微金融并非“鸡肋”,完全有可能成为高盈利业务,成为商业银行新的盈利来源,关键在于邮储银行能否找对方法,抢占先机。
(三)提升风险定价水平,优化资源配置
2014年上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国内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我国虽然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但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经济周期考验和金融危机检验,还没有经历过。各类风险隐患还在不断积聚,部分城市和行业的信用违约风险还在蔓延,特别是2014年一季度不良贷款增速较快,给银行业的风险管控带来了挑战,资产端的风险定价能力对银行变得更加重要。邮储银行可以在发展社区银行模式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弥补授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能够更好地降低违约损失预期值。同时,邮储银行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还应修炼好内功,完善治理机制,构建灵活的经营机制,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加大科技投入,优化业务系统,着力提升电子化服务能力,多管齐下促发展。
(四)创新体制机制,分层、分步推进战略实施
关键词:信贷运营;调查分析;对策建议
郴州市邮政储蓄银行2008年3月正式挂牌运营,成立一年多以来,资产运用主要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三大类银行业务为主导,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邮政储蓄信贷业务的贷款投向、产品模式、利率定价、风险控制等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邮政储蓄向商业银行的良好转型。
作为一家新生的大型零售银行,郴州邮储积极开展信贷服务,引导资金回流地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针对城乡有特色、有市场、有潜力但面临暂时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积极增加信贷产品,邮储信贷以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快捷给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城镇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融资难题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在邮储银行业务不断发展的同时,邮储信贷业务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在市场运营中不断的完善。
一、邮政储蓄银行信贷运营状况及特点
(一)储蓄存款成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
由于改革前一直以邮政汇兑为主要业务,储蓄存款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邮政储蓄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止2009年12月末,郴州市邮政储蓄银行的各项存款余额114.2亿元,其中储蓄存款108.3亿元,占比高达95%,而企业存款只有5.3亿元。
(二)信贷产品以小额贷款为主。
郴州市作为湖南省“先行先试”试点城市,郴州金融在开展金融创新,优化信贷结构和郴州“两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为拓宽信贷领域,先后开办了保证类小额贷款、小额存单质押贷款、房产抵押个人商务贷款等信贷业务,这些信贷产品均以小额贷款为主。止2009年12月末,全市邮政储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已达2.07亿元,其中用于农业的贷款仅为3331万元,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10116万元,个人消费的贷款482万元。
(三)信贷产品以一年以下短期信贷为主。
从贷款投放的期限看,目前还主要以一年以下短期贷款为主,止2009年12月末,短期贷款余额13929万元,中长期贷款余额6792万元,短期贷款占比额高达67%。这些贷款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辖区居民临时性的融资困难,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信贷业务规模发展较慢。
邮政储蓄银行2008年3月正式挂牌开办了贷款业务,但是信贷业务发展缓慢,信贷资金来源多,信贷投放较少。2009年末全市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全市贷款总额的0.66%,2009年新增贷款412万元,仅占全市新增贷款的0.05%。然而,邮政储蓄各存款余额占全市各项存款的14.32%,2009年新增存款16亿元,占全市新增存款的13.49%。
(五)信贷资金富裕程度高。
目前,邮政储蓄银行存贷比只有1.81%,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发展极不平衡。由于贷款业务发展缓慢,形成了大量富裕资金,高达100多亿元,主要通过系统存放上存到上级行,占整个资金运用规模的85%以上。
二、制约邮储信贷投放的调查分析
(一)基层邮政体制改革不彻底。
目前基层邮政储蓄与邮政业务实行混合经营、混合管理的模式。郴州市邮政储蓄银行下辖9个县(市)支行和88家二级支行,拥有152个储蓄网点,其中有70%的网点分布在县城和农村,网络覆盖面广,并与全国各地邮政储蓄网点实现了联网通兑。调查显示,邮政储蓄银行有很多业务还属邮政局管理,部份网点甚至包括人、财、物的管理。这种混业经营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一是职责不清。邮政和储蓄银行这种相互交叉的体制设计必然导致两个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管理混乱,很容易出现“该管的不能管,想管的管不了”的现象;二是办理信贷业务的经营网点少。目前,每县邮政银行一般只有3-6个网点办理信贷业务,不能有效覆盖广大农村市场,影响到居民对小额信贷资金的需求。
(二)信贷产品本身存在缺陷。
一是存单质押贷款条件限制过多。贷款的质押存单必须是邮政储蓄银行开立的定期整存整取存单,而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存单不能作为质押物,这种限制严重束缚邮政储蓄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二是贷款期限过短。现行的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期限为一年,这与实际贷款期限需求不一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贷款额度上限过低。贷款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所质押定期存单本金的90%,具体贷款额度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持本人存单贷款最高额度08年以前为50万元、09年上调到100万元;如果是持他人存单和授权书的最高贷款额度为40万元。这种情况难以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四是审批权限过于集中、手续相对繁杂。目前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业务的审批主要采取“基层网点上报,县、市两级审核”的管理方式,具体是:10万元以下的由县邮政储蓄银行领导、信贷股和信贷员三级审批;10万元以上的必须上报市行审批;20万元以上的必须上报省分行审批,乡网点由县支行行长授权发放。这种权限的高度集中,手续的繁杂不能及时满足居民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需求。
(三)金融业务管理体系及组织结构还不完善。
由于邮政储蓄银行成立晚,开办银行信贷业务时间短,像目前商业银行信贷中的信贷“三查制度”,信贷评级制度及内控风险制度等管理体系与组织框架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没有一套很完善的与信贷业务相适应的金融业务操作管理制度。同时,一些经办人员对相关规章制度了解不够。内控制度执行力也较差,如在会计出纳操作岗上,对业务印章、密押、有价证券、重要空白凭证及临柜人员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往往因缺员或个人素质等因素而没能得以严格执行。其次稽查部门作为内设机构,地位不超脱,职能不独立,难以对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进行有效的监督。加上稽查部门人员少,与所担负的责任不匹配,极易引发风险。
(四)信贷业务品种单一。
从目前邮政储蓄银行开办的资产业务看,主要有小额质押贷款、小额担保贷款以及个人商务贷款等几个小额信贷品种,对于二手房贷款业务、向地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以及进一步开办票据承兑、贴现等业务还未涉及,这相对于其雄厚的资金实力来说,还远远不够,业务面亟待全面拓展。
(五)金融专业人员缺乏,不适应业务开展的需要。
据了解,现有的邮政储蓄工作人员,除了会搞储蓄存款业务及邮政投递业务外,对银行信贷业务中如何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如何提供抵押担保等操作与管理实战经验欠缺,相关人员只参加了上级行举办的短期培训班就直接上岗操作,并且工作人员兼职、兼岗现象普遍存在,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不能适应邮政储蓄银行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三、合理运用信贷资金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产品创新,增加信贷品种。
邮政储蓄银行应根据地方实际信贷需求,加强产品创新,推出更多的能满足客户需要的信贷产品,拓展信贷投放渠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尝试开展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为地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开办信用卡、票据承兑及贴现业务等,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
(二)完善小额贷款管理。
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满足客户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进一步简化小额贷款手续,给客户提供更便捷的信贷服务。要进一步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应参考基层行的资金宽裕程度及地方经济发展特点,授于基层行能基本与其资金组织能力相匹配的信贷审批、投放权限,适当增加对农户的投放量。
(三)制定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
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信贷管理责任制。在信贷管理上,对贷款责任人的约束不能过于追求贷款的“零”风险,在强调责任约束的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信贷投放与管理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提高信贷人员的信贷管理积极性。
(四)建立健全各项内控制度。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贷款的工作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通过制度的完善来严密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确保平稳、健康运行。借鉴国内外现成的风险管理经验,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内控制度,特别在信贷管理上,要通过贷前、贷中以及贷后等各个阶段,对信贷资金风险进行适时监控和管理。
(五)通过招聘与培训提高员工素质。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要尽快将目前广大干部员工分期分批地安排到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实战业务学习与技能培训,以此提高邮政储蓄广大干部员工的金融业务水平;二是扩大对外招聘,每年定向招聘一些大专院校金融系学生进入邮政储蓄银行,利用这些学生所学金融专业知识及网络技能促进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