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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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伦理道德企业文化个体企业法人

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使东方文明重伦理、讲道德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伦理道德的观点与内涵，又必然会突破历史的局限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企业伦理道德的内容

伦理是指道德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企业伦理是伦理的具体表现之一，通过企业道德规范来调节企业和企业员工的行为。所谓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全体员工认同并在实际处理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善恶标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是一种习俗，是人们自觉自愿追求的，对人们行为活动具有约束力。企业伦理道德属于企业文化系统中的习俗要素，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约束是自然的，对企业和企业员工的影响是长期的。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文化，企业伦理道德的优劣对企业的发展又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伦理道德包括员工个体道德和企业法人道德两个方面。

1.员工个体道德。员工个体道德的主体是企业单个的员工，员工个人道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任何人的道德素质的各个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都统一在人的根本道德价值观念。人内在的根本的道德价值观念，控制、导向、左右和调节人在各种场合下的道德行为。事实上，我国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人的道德行为在各种场合的统一性。员工个体道德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也必然影响整个企业的形象。员工个人道德对整个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上，加强员工职业道德的教育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内容。

2.企业法人道德。企业法人道德是以善良、正直、公正、诚信等为标准，来评价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并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员工等之间的行为规范。企业道德一方面通过舆论和教育来影响员工个体道德，形成员工的爱憎、善恶、是非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在企业确定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道德准则，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约束企业和员工行为的原则和规范。企业法人道德素质的优劣，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员工个体道德的影响更大，并直接决定着整个企业的形象和发展前途。企业道德建设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明确企业法人道德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的根本或关键地位，着眼于用优良的企业法人道德来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优化。企业正而后市场平，市场平而后社会稳，社会稳而后民风纯，由此可见，企业法人道德建设的地位重要、作用重大。

二、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是我国古代讲的“修己安人”的道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已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安人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系统的管理哲学，其根本的核心就是“规规矩矩地做事，诚诚恳恳地做人”。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立于不败地位，全面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有两个方面的层次，一是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二是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与企业法人道德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之中，企业法人道德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应重点加强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

1.员工个体道德的建设。员工个体道德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占居重要地位，加强员工个体道德建设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修身养性，完美人格，儒家文化对人们修身养性的影响已有几千年了。仁、义、礼、智、信、温、良、勤、俭、让、真、善、美、诚、敏、圣、宽、严、勇等，都有着丰富而浓厚的内容，即使在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也有着新的内涵，对人格的完善仍然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在我国，企业员工道德建设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如今，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迎接世纪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企业员工个体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加强职工职业道德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遵守企业行为规范，爱集体，爱岗位，爱劳动，爱他人；讲责任，讲纪律，计协作，讲奉献，讲和谐；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诚实劳动，承认差距；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团结互助，不断创新，创造价值。

2.企业法人道德的建设。企业法人道德与员工个体道德是有区别的，两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企业法人道德缺失的危害远比员工个体道德缺失的危害要大得多。但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法人道德的建立，必然会对员工提出相应的要求，必然要部分地体现在每一员工的言行之中，特别会经常性地体现在员工的职业道德之中。在当前，我国企业法人伦理道德的建设，应充分关注企业的社会道德、生态道德、人际道德和行业道德四个方面的建设。

⑴企业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在法律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如果一个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社会病害。一个遵守文明道德行为准则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社会道德。就企业与国家关系来说，毫无疑义，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企业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应自觉地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就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无论企业大小、强弱，都不能靠损害社会求发展，应充分考虑并承担企业的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如慈善资助等，而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发展环境。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提倡公平合理的文明竞争，在企业自身求发展的同时，不中伤陷害其他企业。

⑵企业生态道德的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企业对它所处的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有很大影响的。企业不仅改变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且还会改变社会环境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一个能与环境共同优化发展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生态道德。就企业与自然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是责无旁贷，企业必须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技术，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和谐。就企业与社会环境关系来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促进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如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污染等，最大限度地提高对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如促进地区的经济繁荣、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等。

⑶企业人际道德的建设。就是要处理好企业与人的关系。企业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在于人，企业如果只关心生产而不关心人，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一个能全面关心人的企业，才具备了良好的人际道德。企业不仅要关心人，而且还要全面地关心人，要从各方面关心并尽可能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企业人际道德的建设，要求企业不仅要关心企业内部的员工，而且还要关心全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如客户、社区居民等。

第2篇

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7—14世纪，伴随着大批穆斯林来华，优秀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也同时向东方传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涵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当然也会在伊斯兰整体文化中体现出来，并在人们的宗教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逐渐形成有益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从而成为中华文明中优秀思想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穆斯林在谋求基本生存条件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过程中为有效地协调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价值，满足心灵寄托，便以《古兰经》、“圣训”为思想准绳形成牢固的关于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从业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的规范性要求，总结出闪烁着伊斯兰思想光辉的道德风范和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在日久年深的社会实践中日臻完善，自成体系，成为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对提高穆斯林精神修养、道德素质，改善穆斯林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穆斯林把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以及以积极的态度合理的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等，视为真主赋予人类社会的神圣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人必须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和信仰的诚意去身体力行加以实践，而这其中无一不蕴涵着伊斯兰纤而美好的道德伦理因素。不难想象，脱离这种道德约束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安宁，人际关系和谐和健康等带来极大的破坏，而且也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相违背。

伊斯兰伦理道德观的确立，源于经训原则，并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等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中阿文化的交流融合，使伊斯兰伦理道德的适应和影响范围，从伊斯兰世界向东方社会乃至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扩展和延伸，发展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们所普遍遵循的社会公德，如在中国，伊斯兰教倡导的勤政廉洁、秉公办事、尊师重友、尊老爱幼、扶若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道德行为，不光在穆斯林民族中得到推崇，同时，也是穆斯林民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所接受和遵从的，成为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崇尚和洛守的美德就行，成为衡量一个优秀民族健康心理素质和美好精神情操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是伊斯兰教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为人民的事业前赴后继，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建功立业，是穆斯林优秀品质的精髓。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严峻时刻，穆斯林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效命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这种壮举正是他们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确人生观的最好体现。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穆斯林伦理道德修养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伊斯兰精神的显著特点旧对现实生活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认为营造今世是为了后世，这样这能够使穆斯林站在神圣信仰和遵从主命的高度去认识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应有的义务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有一位宗教思想家曾写下这样的铭言：“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要求人们的作为必须具有明显的，公众的社会目的及相应的效益，凡做事应名实相符，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在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想到对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持。这一思想明显的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人世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它对于国家建设与富强，民族进步与振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国计民生与人民利益的大事，伊斯兰教总是从各方面动员和鼓励人们予以关注并热情的参与，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主动地投身其中，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型，西部大开发等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我国穆斯林是非常欢迎的，更何况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和举措是与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和长远发展息息相关的，参与了它，也就是办了有利于自己琢子孙后代的大事。

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不是短期内的应景产物，也不是只在某些特殊地域适用的生活制度，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行为规范准则，它经历了上千年的考验和人类实践的反复检验，长期不衰、历久而弥坚，在伊斯兰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影响和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对于某一穆斯林群体或穆斯林个人而言，良好的道德意识的形成，伦理观念的增强，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从抓抓坠地到进人坟墓都需要不间断，不停息地去学习、去汲取伊斯兰思想文化的精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跳上有伦理道德意义的人生道路，才会有提高精神修养水平的自觉行动。不论个人或民族，文化积淀愈深通能自觉的去下理性参悟功夫，也就愈会形成较高水准的道德品质。同一信仰的不同个人之间对伦理道德内容和意义的理解及其实践上，不一定完全相同，对事物价值的衡量和判断，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主要缘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涵养水平、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所致。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所以加强学习提高教育水平，坚持守正、自洁，修行养性是养成良好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前提，而良好的道德伦理行为则应是教育与学习长期熏陶的结果。早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就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有两段著名圣训“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应当去寻求。”先知又说：“谁踏上求学的大道，真主已经使谁走上直达乐园的途。”这是他对求知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先知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成功，就在于他用伊斯兰文明的力量凝聚了人心，改变了四分五裂的部落割据状况，形成一个统一的穆斯林整体世界，这也可以说是伊斯兰伦理道德之光启迪阿拉伯民族的心灵取得的重大胜利。伊斯兰教在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其他各地的传播中，同样没有忽视和放松对信仰者在伦理道德方面耐心地教化，因而才有了不受疆域之限水陆之隔的空前发展，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仍保持着日盛一日的强劲势头。伊斯兰教传到那里，便把作为宗教基石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原则带到那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意识、精神面貌和为人处事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伊斯兰伦理道德中融有的理性成份，从一个侧面反映、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因为真正的宗教是崇尚理性，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用教理教义去擦亮人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们对美好和善良的东西有深刻的感受，从而启迪他们不断追求上进，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理想。而以散布和贩卖低下灰色的精神垃圾为能事的所谓“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是，其歪理邪说只能扼杀理性，给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造成痛苦甚至灾难。所以我们宣扬正确的宗教伦理道德，也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去识别和抵制错误的、虚假的，是宗教学者们的一项严肃而光荣的工作任务，也是宗教伦理道德建设中的大事。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势必使原来传统道德和行为规范中某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受到冲击。而一些新的道德标准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给已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社会生活，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建立在更富有活力，更符合宗教教义和时代特点的良性、有序的健康运行轨道；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人当中也会出现伦理道德失衡，甚至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等现象，严重危害社会安宁，干扰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公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而健全的法制环境，则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能够营造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既要重视广泛的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运用各种手段，多种方法，不同形式，全面提高人们的思想觉司和法制观念。伊斯兰伦理道德教育要在这场浩大的社会文明建设工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用道德的感召力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使他们从思想深处产生震憾和道德约束力，使人们以美好的心灵，文明规范的举止净化社人环境，以积极主动的敬业精神建设我们生存的家园。

宗教道德规范还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既重视行为的动机，又强调行为的效果。教义指出：抱着爱心和奉献精神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成全别人就是一种好的动机，就是一种施舍，就会得到好的效果。若无动机，则无效果可言；效果是动机的兑现和转化，若动机不纯，其效果有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高尚和精神情操和诚实的敬业精神。既要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又要为社会履行义务，为大众谋求幸福。既享用通过劳动创造的成果，也反对挥霍浪费，暴殓天物。伊斯兰教认为奢侈浪费是一种罪过，信仰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既具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又重视爱意识支配而产生实际行动。如果只有信仰而无实践活动，则信仰的诚意得不到体现，其信仰也只能是空泛肤浅的，没有什么意义。也无社会价值。

真主明确的启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9：119—）先知曾说：“你们坚持诚实的美德。因为诚实会引导你们走向正义”。中国穆斯林先哲曾用“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来高度概括这一美德，它的核心内容是“忠厚”与“和平”，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对道德修养起码的要求，一个人只要作到“忠厚”、“和平”这两点，他就是一个实践了圣人晓谕的诚实的穆斯林，一个在行为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的人。

《古兰经》、“圣训”中大力宣扬追求和平、安宁、倡导仁慈、博爱的宗教伦理观，体现在人们的行动L就是诚实、忠厚与和平。

第3篇

学术界对会计伦理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会计伦理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具体构建和实施机制几个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伦理的研究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伦理分析，及会计伦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规范体系建设、研究对象等方面，但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的结构研究框架，如何基于现有会计伦理中现实问题，基于实践角度对会计伦理进行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一、会计伦理问题

近年来，企业市场上会计造假事情频发，越来越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出现不和谐音符。同时，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顺应这一趋势，我国已颁布新的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中专业判断因素增多，更加注重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因此，会计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成为了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会计伦理追求的目标是“会计善”或“会计应该是什么”，会计伦理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主要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强调会计伦理建设将给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注入更多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为会计的职业判断增加新的约束，使会计人的职业判断能力得到伦理提升，为新准则的顺利实施和执行提供思想武器。

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以一定的伦理道德预先设定为前提条件，然后根据预设的伦理道德制定出合乎道德、合乎义理的会计准则，而且会计准则是否合乎道德、合乎义理必须用伦理道德标准来评价。当前我国会计准则中伦理意义的模糊乃至缺失，使得会计准则的调整问题更为凸现。

（1）道德失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关注资金利益，从而使会计人员在领导的示意指示下，做出有悖于会计职责道德行为的事情。这种不坚守职业道德，违背会计真实性原則，伪造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的虚假会计信息，是一种为追求私利的行为。功利主义会计准则价值观成为会计准则不公正性的价值观根源。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的价值取向来看，其显然是偏向于财务资本所有者，资产负债表中没有人力资本的项目就是很好的例证，显然这是有违利益相关者理论的

（2）缺乏公正。由于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致使违法所得远远大于被发现后惩罚所失，难以对违反会计准则行为做到有效的惩戒，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会计信息提供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公正性不仅取决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公正性，而且取决于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的矫正正义。矫正正义的缺失是我国证券市场中虚假会计信息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会计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理论的欠缺。由于历史上国家会计业对会计伦理问题的不够重视，使得理论研究一直十分薄弱。由于我国现阶段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普遍否定，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和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或者说新道德的传播及其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在伦理道德层面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也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于一种规范真空或规范冲突的社会状态中。

在我国社会中应世道德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过时道德还相当活跃地发挥着影响，趋前道德作为道德理想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还未发挥出来。不良的社会道德背景都极大地促使会计伦理危机恶化，助长了会计失信，侵蚀了会计领地。

（2）自身道德规范。会计人是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在道德决策中坚持贯彻这种价值观的个人性格特征、道德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道德责任意识的强弱无不影响着影响会计人的伦理行为。因此这需要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无视道德约束，重利轻义，否则将导致企业违法违规和违背社会伦理的经济案件的发生，这不仅使企业自身陷入困境，而且直接引发了社会动荡。令人忧患的企业伦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会计人员伦理标准的模糊化和道德行为的败坏。因此，现阶段会计伦理建设有待于企业伦理精神的培育和发展。

三、会计伦理建设

（1）建立监督管理体系。从企业自身出发，在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建立监督管理部门，对会计工作进行监管，对发现的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严惩，并作出引导和规范。

（2）加强会计人员的道德建设。会计伦理机制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主张强化会计伦理、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非否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会计伦理的实施应采取会计道德教育、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会计道德评价，会计伦理信息披露，伦理道德鉴证服务等多种形式，藉以培养会计人强烈的伦理意识，引导和规范伦理行为，使伦理规范成为广大会计人的行为指南，从而促使多种会计伦理关系达成和谐稳定的局面，最终使得会计伦理道德水准逐步迈向理想状态。

四、结束语

第4篇

当器官移植、人工授精、基因技术等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名词充斥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医学科学已经全面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的技术时代，涉及人体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试验也越来越多，切实有效地调和医学伦理道德与医学科技发展间的矛盾分歧已是刻不容缓。对此，笔者认为，在传统医学伦理学四大基本准则即尊重、自主、不伤害与公正的基础上［2］，在医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调这样一点:医学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保障患者的利益。

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人是世界上惟一有理性、有感情、具备社会关系能力和信念的实体，医学研究的发展首先要体现出对人的尊重，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尊重人的自在研究者与受试者以及医患之间应当建立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桥梁，承认并尊重受试者、患者的自应当成为展开医学研究的先决条件。以欺骗、哄骗、诱导等方式进行人体试验尤其是临床药物试验，或是采用未经伦理审查、科学论证即应用于临床的治疗方法，都是违反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的。

尊重人的知情同意《伦理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中均强调了患者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指出“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绝对必要的”［3］。知情，就是要求每个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前必须被充分告知并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可带来的预期利益、潜在风险以及可能的不适;同意，则是指受试者在充分理解试验相关信息之后，具有选择和终止参与的权利，且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保护人的不受伤害医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诊疗手段，对于受试者、患者而言，往往是“利害并存”的综合体。对此，医学工作者在临床试验设计或药物试用上，应将保护受试者、患者的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认真权衡利弊，评估风险，力求以最小的损失为代价获得患者的最大利益。

正确处理临床医学科研和医学伦理关系的基本途径

强化医学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意识医学科研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业。医学工作者在医学科研的主体，保证科研成果造福人类是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对此，医学工作者应当强化自身的伦理道德意识，使自身拥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在医学研究中严格履行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自觉加强自身道德素质修养，遵循伦理价值规范，在临床医学科研实践中尊重受试者的利益，科研选题时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揭示医学科研的潜在风险［4］。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科研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化解医学发展与医学伦理问题间的种种冲突。

给予医学科研宽松的环境医学工作者是医学科研的主体，广大公众则是医学科研组织开展的土壤，也是医学研究成果的最终消费者。在现代医学高科技技术的双面性凸现的现实环境下，给予临床医学科研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关键是要培养社会公众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和道德观，医学技术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适合的社会环境。要在社会公众中普及推广伦理道德知识，破旧立新，重新树立适应于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健康发展的新型伦理道德观，捍卫科研自由，支持正确的医学科研活动，也能正确地利用科学的伦理观捍卫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对医学工作者的科研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当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5］。

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与规范医学伦理学是指导医学的健康发展，监督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其误入背离人道的科学主义歧路的专门学科。要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规范，关键是要发挥好伦理委员会、医学期刊等组织机构在伦理审查中的监督作用。(1)发挥已有伦理审查组织的监督作用。伦理委员会、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等作为具备实体组织形式和建制的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管理机构，要积极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GCP联盟等机构关于医学伦理问题研究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与完善伦理审查工作视察与评价的管理规范，建立起伦理委员会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标准操作规程，提高伦理检查的质量。(2)要重视中文医学期刊在医学伦理审查中的重要作用。对医学期刊编辑进行医学伦理知识的培训，深入学习《赫尔辛基宣言》、《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操作指南》、《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审查办法》、《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国际国内文件，使医学编辑能够在审稿和编辑过程中能够清楚、公正地处理好学术论文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把好医学论文进入学术传播领域的最后一道关口［6］。

结语

第5篇

论文关键词：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供给驱动；需要驱动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已经颁布四周年，这一纲要的出台及其实施，对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网络中的道德伦理失范现象依然不容乐观，如一些青少年受网上黄色内容的影响，进行性犯罪;轻信滥交网友;沉迷网络游戏;道德伦理认知模糊，等等。这些都说明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相对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来说，是不相协调甚至是远远滞后的。

“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通常用于远程教育发展研究，表明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正从传统的、被动培训的“供给驱动式”转变为以自身需求驱动学习愿望的“需求驱动式”教育。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远程教育的一个范畴，这种教育范式的转变同样适用。我国目前网民数量有近一亿之众，主力军是青少年。随着网络技术进一步发展，这个人群将会越来越大，由此决定了网络道德伦理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而当下的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供给驱动”模式，即为了教育而教育，沿袭传统的道德教育范式，脱离对网络现实的充分分析，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度一样，将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与方式，仅在表面冠以“网络”二字的包装，就一厢情愿地灌输给青少年。然而网络德育的良性发展和进行，是应该以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为依托和前提的。有了需求，才有市场。换句话说，要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进行到底，必需明确实施网络德育的“需求”，然后才能施以良方，从过去低层次的“供给驱动”模式向现代教育的“需求驱动”模式转化。

一、网络德育：正确看待“需求”

需求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得以进行的催化剂与助燃剂，为网络德育提供了市场。以需求驱动网络道德伦理教育，首先要明确“需求”，分析究竟是什么需要因素“驱动”着网络道德伦理教育。

1.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

教育以人为本，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广大青少年。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来看，需要经历一个道德伦理结构的重组期。这个重组期突出表现为道德伦理的独立性和道德伦理的动荡性，具体表现为因青年期所具有的自主性(自我教育、自我选择、自我组合为主)等基本特点而凸显的道德的自立性和不成熟性。这说明，青少年的道德伦理认知尚未得以具备、形成，还处在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之中。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网络用户，其精神世界是跟网络信息的交换融在一起的，自然地，网络道德就成了社会道德的在虚拟环境下的真实延伸。对于心智尚处于低级或初级发展阶段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过早地感受到甚或已有了成人化的行为和思想(这在心理学中称为“内模仿”，他们会模仿、效仿成人，而透过网络看到的成人世界，则正成了他们一个“模仿源”，久而久之，不再是单纯的心理历程，青少年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就随着网络世界的跳跃式发展而跳跃式地成长。这种“网络早熟”与其应有的成长阶段不相协调，导致他们不能成功地在网络与现实这两种情境中切换角色，由此产生的相应的网络德育就显得越发迫切。

2.时代与教育发展的需求

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学校德育在形式上的延伸和程度上的深化。在网络时代里，无论是新兴的远程教育还是传统的学校教育，网络德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制约着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的模式在改变，相应的德育也应当有所改变。网络时代的学校德育应该是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发扬传统德育的优点，吸纳和借鉴网络的优势，形成新时期的网络德育体系。

3.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

党和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发展和谐观，是一个包含了多元极的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和谐。网络社会也需要和谐。道德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当网络作为现代多元化社会的一个元极出现后，网络环境中的伦理道德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调整虚拟情境下，人与人乃至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也就成为社会稳定和持续地和谐发展的“蓄水池”。

4.网络技术发展的需求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将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利益，相反，会为其所累。人们把互联网称为一个虚拟世界，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在看似虚拟的网络的背后，实际上进行操作的还是活生生的实体—人。技术本身并无正负之分，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而网络道德伦理正是约束和“互联”这些使用者的纽带，因此，网络技术赖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网络道德伦理的正确形成。

二、对症下药: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

当网络技术发展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便利与快捷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网络道德伦理的文明与否，也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志之一。网络道德的提高与发展，需要许多相关环节和要素的协同运作。网络德育由“供给驱动”模式逐渐向“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变，应重视如下环节和要素:

(一)学生，“要我做”和“我要做”

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他们的行为都是以一定的需求为驱动的，许多孩子喜欢或沉迷于网络游戏，都是他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反映或者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曾经有社科学者做过调查，发现容易有网瘾的小学生是在现实生活中挫折比较多的，或成绩不好，或人际问题，经常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但是在网络游戏当中会获得成功，从虚拟成功当中，他获得一种做人的自尊。在青少年阶段，道德成长是处在模仿模拟的阶段，他通过模仿来学习别人的行为，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而成人不道德网络行为的影响，则会造成他们对网络的片面认识，迷失自我。他们会用在网络环境中感受到的虚拟、失范了的道德伦理准则去衡量现实生活，甚至将其付诸于现实。这就需要让广大青少年认清自己的需求，明白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

网络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然而网络环境还是不同于现实情境的，网络德育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思想观点和道德规范，增强对复杂事物的分辨能力以解决道德价值观问题。让青少年学生在虚拟环境下发挥个性、彰显自我的同时，能够以现实的道德标准衡量网络情境中的行为，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遵循社会公共道德伦理准则。所以，要启发和强化青少年自我意识和主体观念，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把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需要，让他们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自觉地运用道德规范去识别网络环境下自己的行为和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并进行正确的道德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地履行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道德伦理义务。这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德育适应网络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教师，“要我教”和“我要教”

学校是进行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重要场所，教师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实施者和建设者。对于德育，许多人头脑中还存在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观念，特别是网络德育，依旧用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进行，并没有把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切实地作为自己的一项需求。青少年在学校没有受到良好氛围的感染，从教师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网络德育因何收效不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学校方面，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学校教育本身发展的需求。作为青少年迈向社会前的“练兵场”，为其构建一个规范的道德伦理教育平台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让互联网丰富的资源扩展学校的德育内容;更新德育的形式、手段和途径;精心设计网络德育活动，发展学生个性;开展网络心理辅导，以及制定符合自己学校的网络道德规范等。学校教育要十分重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把这项工作摆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而不是为了分数增长忽略了人格成长，让学生分不清现实和虚幻，变成网络中的盲人和智障。

为此，在网络德育一线的教师，要把进行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需求，认识到网络道德伦理不仅是针对学生的，更是衡量现代教师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作为网络技术使用者，教师要有先进的科技道德伦理观，如尊重网络知识版权，不随意抄袭、剿窃他人著作，在网络中与他人交往时洁身自爱等;作为教育工作者，教师要有与时俱进的德育理念，在教育学生前，先要上好自己的德育课，转变观念，以全新的视角，正确看待网络环境中的道德伦理关系，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学生作好道德表率、榜样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进行网络德育的最佳途径是教师把网络道德伦理价值内化在具体的教学中，将知识传播与网络道德伦理素养的培养紧密结合到学科教学中去，亦即要将作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重要内容的网络道德伦理，视为一项“知识与技能”，与其它学科知识在学习和掌握中进行整合、贯穿，并使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过程”化和“方法”化，从而真正地做到“我要教”。

(三)家庭，不要把需求变为障碍

家长，是要求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呼声最高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当前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的反应也是最强烈的。但就现有状况看，家长在这方面的教育上，是高需求低效果。究其主要原因，是方法不得当。家庭是进行德育的第一基地，大部分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网络道德伦理失范时，往往采用强硬手段，殊不知德育第一原则是引导。因此，家长在进行网络德育时:

(1)“降低”身份、调节心态，体验在网络环境中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便于发现失范时，加以正确输导，成为青少年正确网络道德伦理观念形成的“领航员”。

(2)与学校和老师保持必要的沟通，及时将孩子的心理动态进行交换，掌握详实的信息，努力构建一个进行网络德育的家校互动平台。

(3)家长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老师”，大人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道德观念的养成。这就需要家长约束自我，为孩子当好模仿对象，而不是横加干涉，并把责任推给学校和社会。

(四)社会，小需求转换为大作为

时下，宣传网络道德伦理的网站、书籍屡见不鲜，并呈上升态势。其实，道德伦理教育的渠道很多，网络中的文化、娱乐、体育甚至游戏都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载体。但重要的不是数量的多少，应在于质量和方法的使用。这是因为，传统德育的内容很多趋于教条化，与青少年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将死板的说教德育贴近生活，德育内容与方法的形象化、生动化是十分必要的。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和真实反映，网络行为也和其它社会行为一样，也需要制定必要的规范，并逐步纳人法制进程。为此，搭建一个合理、有序、健康的网络道德伦理框架，用来满足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不同需求，将小需求转换为大作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步骤。

第6篇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网络；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失范行为

引言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带来了许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研究探讨网络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普遍重视的前沿性课题。道德范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本文主要探讨了计算机网络发展对道德的复杂性影响。

一．道德意识方面(领域)

(一)道德相对主义盛行

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你想怎样就怎样”或者“怎样都行”)，非中心主义，多元化，表面化，无终极目标等等，直接源于后工业社会生产形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格局。但是在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型lntemet网络世界中，道德相对主义却找到了它最适宜生长繁延的领域。这是因为：

a、Intemet没有中心。在科学家们设计Intemet的前身AP．PANET时，军方就要求这个网络没有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不管网络上的哪一个特定的点受到攻击，它的其他部分都能够正常工作。

b、Intemet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地理角度讲，lntemet覆盖在整个地球的表面上。而地球也是一个球体，在这个覆盖于球体的网状物中，既没有开始的地方也没有结束．意味着没有终极。一进入这个由光纤电缆和其他设备器件构成的世界，你就变成了电子化的飞速运动的存在。这种状态，除了使人忘记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外，也会让他不想对任何东西负责。

(二)无政府主义泛滥

Intemet当初的设计思想，是让信息在网络中能够自由的传播，这样，当网络的一部分遭到袭击时其它的部分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当这种思想变成现在的Internet事实之后。使你在网上实施言论控制成了一种不太容易的事情。眼下的In—temet像一片藤草丛生的荒野。

(三)人际情感的疏远

人际情感是需要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来维持的。而在网上交流时，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被转换成二进制的语言。我们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字符方式在屏幕上传播，我们成了数码化的存在：DegitalBeing。Intemet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与现实生活中入与人的直接交往相比，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大了。终日与电脑终端打交道．同他人的社会交往会被削弱，使家庭成员之间，邻居之间，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系淡薄。

二．道德规范方面

(一)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冲击。其约束力减弱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对人们没有多大的约束力，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

(二)使道德规范在量的规范上不断扩张

网络世界的发展对形成和发展道德标准，制定新的规范开拓了新领域，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在网络中，同样需要教养，网络行为和其它的社会行为一样，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

(三)网络道德规范向法制化转化

具体的道德规范在量上的积聚并不是无止境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向法律法规的转化。

三．道德行为方面

(一)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新特点

Intemet直接介入“交际”领域，为人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网上空间，为现代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其一．网上空间具有虚拟性，可以“相识不相见”，从而免除交往者的奔波之苦；其二，网上空间具有开放性，交互性，且覆盖广麦。上网者可以定向抵达一点，也可以同时抵达多点，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交际圈”，为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交友、择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其三，网上交友可以“匿名进入”。在“Intemet上，没人知道你是只狗”，交谈者可以对对方的真实身分一无所知。这也便于人们以平等的身分进行交往。使交际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

(二)出现大量不规范行为

在网络发展初期，新旧道德规范并存、交替、更迭，造成规范内容的冲突和衔接的脱钩，引发了大量的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

1失规范的行为。

2规定冲突的行为。

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研究探讨网络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普遍重视的前沿性课题。道德范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本文探讨了计算机网络发展对道德的复杂性影响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步从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迈进)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各国正在规划和实施适应信息时代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高速信息公路。世界土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相继建成了国家级的计算机网络，并相互连成覆盖全球的国际性学术计算机网络Tnternet据统计一，到19年1月为止，全球已有194个国家和地区联人了Tn-ternet。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新的信息网络革命，它将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它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作和学习方式

1道德意识方面(领域)

1.1道德相对主义盛行

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你想怎样就怎样”或者“怎样都行”)，非中心主义，多元化，表面化，无终极目标等等，直接源于后工业社会生产形式、组织形式和文化格局但是在信急高速公路的雏型Tnternet网络世界中，道德相对主义却找到了它最适宜生长繁延的领域。这是因为:

(1)Tnternet没有中心。在科学家们设计Tnternet的前身ARPANET时，军方就要求这个网络没有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是.不管网络的哪一个特定的点受到攻击，’它的其他部分都能够正常工作。这样Internet就成了一大片相互联接在一起的网络，没有哪片网络统治哪片网络，也没有哪片网络是主要的Internet成了一个绝对没有中心的网络世界

(2)Internet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地理角度讲，Internet覆盖在整个地球的表面。而地球也是一个球体，在这个覆盖于球体的网状物中，既没有开始的地方也没有结束，意味着没有终极。一进人这个由光纤电缆和调制解调器构成的世界，你就变成了电子化的飞速运动的存在。这种状态，除了使人忘记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外，也会让他不想对任何东西负责。因为作为一个个体，陷在无边无际之中，他无法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任何事情负责。也就是说，小小的个人在无边无际的网中的无能为力，为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借口，造成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

1.2无政府主义泛滥

Internet当初的设计思想，是让信息在网络中能够自由的传播，这样，当网络的一部分遭到袭击时其它的部分依然能够正常运转。当这种思想变成现在的Internet事实之后，使你在网上实施言论控制成了一种不太容易的事情。

眼下的Tnternet像一片藤草丛生的荒野。在这里，还没有政府机构诞生。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领导和主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谁独自拥有Internet，因此，Internet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美国政府和各个地方以及机构的网络，再加上外国的网络造成了今天的Internet。在这当中，谁都没有绝对发言权，没有谁说了算。但同时，谁又都有发言权。

这样，Internet成了一个容许真正言论“自由’，的地方，一个彻底“民主”(或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原则(或者不要原则)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在Internet上，一个人不需要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母，由此可以滥用自由的权利。

1.3人际情感的疏远

人际情感是需要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来维持的。而在网上交流时，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被转换成二进制的语言，我们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字符方式在屏幕上传播，我们成了数码化的存在:Degital Beingo Internet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相比，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大了。尤其是Internet所提供的跨时空，跨地域的多人参加、多向交流的技术，使人们更容易沉溺于网上交际，使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机会减少，人与机器的接触却日益频繁，而终日与电脑终端打交道，同他人的社会交往会被削弱，使家庭成员之间，邻居之间，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系淡薄。

2道德规范方面

2.1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冲击，其约束力减弱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这个崭新的信息世界，基本上还是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道德规范的寝化社会，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来约束自己。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使之约束力明显下降。目前网上的道德规范是非强制性的，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上人是否遵从道德规范，也不易察觉和监督，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因此建立在网上的道德规范约束力减弱。

2.2使道德规范在量的规范上不断扩张

从历史的运动来看，人类社会规范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这表现为道德规范的适用对象的范围在总体上趋于提高和扩大。网络世界的发展对形成和发展道声德标准，制定新的规范开拓了新领域，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在网络中，同样需要教养，网络行为和其它勘社会行为一样.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因此.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从电子邮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讯网络协议，到字母的大小写，电子邮件签名等细节都有详尽的规范。例如美国华盛顿一个名为“计算机伦理研究所”的组织，推出“电脑伦理十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伦理声明中指出的六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类型，等等。所有这些规范都是对原有道德规范的补充和发展，使其在量上不断积聚和扩大。

2.3网络道德规范向法制化转化

具体的道德规范在量上的积聚并不是无止境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向法律法规的转化。针对网络社会中的犯罪行为和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道德规范显得软弱无力，因此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力求规范团体和个体在网上的行为和关系。例如美国通过的“信息净化法”，“总统反恐怖法”和“隐私权保护法”，新加坡的“Internet管理体系”。我国为了促进Internet的健康发展，也于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并在97年3月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中也增加了对计算机犯罪的惩罚规定。

3道德行为方面

3.1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新特点

Internet直接介人“交际”领域，为人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网上空间，为现代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其一，网上空间具有虚拟性，可以“相识不相见”，从而免除交往者的奔波之苦;其二，网上空间具有开放性，交互性，且覆盖广裹。上网者可以定向抵达一点，也可以同时抵达多点，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交际圈”，为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交友、择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其三，网上交友可以“匿名进人”，在“Internet上，没人知道你是只狗”，交谈者可以对对方的真实身分一无所知。这也便于人们以平等的身分进行交往，使交际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正是由于Internet的自身特点，使网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了新特点:既直接又间接。直接:网上提供许多聊天或交谈渠道，人们可以借助网络进行同时性谈话。间接:所有谈话都是通过屏幕上的字母和语句来完成，听不到对方声音和语气，看不到表情。Internet为人们“撒谎”和“说真话”同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3.2出现大量不规范行为

杜尔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注:「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越轨社会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在网络发展初期，新旧道德规范并存、交替、更迭，造成规范内容的冲突和衔接的脱钩，引发了大量的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

(1)失规范的行为。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由于不适应网络运行的新环境，而形同虚设。面对新的网络领域，又一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从而大量网上行为处于既不受旧规范的制约，又无新法可依的真空状态。例如:某个人通过某个IsP或B s传播了侵权或违法的信息，那么IsP业者或BBs站长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过错的责任还是无过错的责任?如是过错责任，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有其过错呢?这引起了多方争议。至今，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

(2)规定冲突的行为。在网络世界上，新的道德规范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受到传统道德规范的抗拒，这种不同规范体系的并存、冲突、必然造成网上行为的两重性。例如:现实生活中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承担责任，而在Internet中，更强调言论自由和不受控制，不要对任何事情负责，两者并存的结局便导致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谩骂，虚假信息等等。

第8篇

一、在斯达尔夫人反对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思想

在《黛尔菲娜》和《柯丽挪》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黛尔菲娜也好，柯丽娜也好，她们都有独立的人格和生存能力，她们不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黛尔菲娜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生话，也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她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婚姻的理解，都具有她个人的个性特点，她的人格完善，道德判断准确深刻。柯丽娜不仅是这样，同时她还具备了过人的才华，她在意大利是广受欢迎的诗人，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她追求爱情，向往婚姻，却不破坏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她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这两部小说的女性主人公都反应出作者斯达尔夫人的思想，即在启蒙思想盛行的18世纪，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具备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她们可以成为独立的人。这样的观念让斯达尔夫人的小说中女性形象鲜明突出，女性在斯达尔夫人的小说中不单是审美的作用，又具备了道德伦理的功能，女性地位突出。

二、斯达尔夫人反对旧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爱情的桎格

斯达尔夫人反对传统婚姻制度，反对婚姻对人性的束缚，反对无爱的婚姻，她认为真正健康和正确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她同时也认为，无爱的婚姻是可以离散的。“现代人却懂得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和联系，只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最为钟爱白各猶入戯辱生命运与爱情联系起来前那种情怀黛尔菲歐*女主人公黛尔菲_贩对无爱的婚姻，所以她拒绝她不喜欢敢坦求音的求婚她不破坏别人拍螯庭，所以感途線爱雷意她.也受供變牲s_。録爾天主教中不允许离婚的要求，认为那不过鼙让无爱婚姻延长，補盖了_德:賴簾之下的道德佚序。《柯丽娜》中的女主人公柯丽娜个性高贵，才华横溢，她游ff各国；对欧洲许多民族的特点和局限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她追求个性独立，追求爱情幸福，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婚姻&但是她的爱人却终于屈服于传统的婚姻标准，并没有能够勇敢地娶柯丽娜这样的女性为妻，而是重新回到传统妻子的标准中找到了自己婚姻的归属。柯丽娜最终并没有获得婚姻幸福。这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虽然都未能获得幸福，但是从中透露出斯达尔夫人对传统婚姻道德的批賴却显而易见。斯达尔夫人希望启蒙思想感染下的欧洲女性有独立的意识，追求爱情和婚姻，并让婚姻幸福。

“现代人却懂得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和联系，只有他们才能表现为钟爱齓杷人的毕生命运与爱情联系起莱的那种情怀这种观念推翻了1S传统，体现了在斯达尔夫人道德曝?中砷现代性思繼《斯达尔夫人并没有推》婚鑛度，而是不认ini前婚姻制度，希望?立新的婚姻标准，这一标准能投让女性有真正播幸福，也能改造欧洲传统社会中的婚姻弊端。

三、斯达尔夫人强调女性的自主和独立

斯达尔夫人本人就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了解欧洲许多民族的特点，并希望看到民族间的融合，她追求个性的独立，也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女性可以独立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可以有对自已的发言权，对婚姻家庭的发言权，以及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发言权。这种道德观念在传统社会中是没有的，斯达尔夫人首次提出了女性的权利和解放。:她不再继续认为女性屈从于男性之下,或者是跗属品，女性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有独立的人格和杈利*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在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是黛尔菲娜还是柯丽娜，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黛尔菲娜帮助自己需要帮助的朋友，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大胆而坚决，柯丽娜能够让自己个性鲜明，才华得到发展，并追求自已所爱的人，这些都体现出女性的解放和独立。斯达尔夫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更具备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特点。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女作家的代表，斯达尔夫人，她个性鲜明，人格独立。她在文学作品中不单提倡审美性，同时也把启蒙思想的深入到文学作ti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去，她反对天主教的旧思想观念，反对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反对旧道德对婚姻的要求，她提倡女性的个人解放，她把理性的光辉照耀到了时代女性向前迈进的步伐之中。她试图通过她的文学作品，来提出和倡导她的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尤其呼吁女性的解放和婚姻的自主。在文学创作中，她结合了文学的审美性和启蒙思想的现代性，希望推翻传统观念，建立新的对女性更为合理和自由的新观念。这种思想对开启后世女性文学和女性独立，都有推动作用。

第9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10篇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理解上又有不同视角。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成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因而，实践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养主体性的人。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并不排斥教育必须从现实规定性出发。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现实的规定性来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树立发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赋予现实。还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有多种，道德是人们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它不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满足特别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协调人际关系。市场经济要求道德教育必须化外在道德要求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追求，因此，当代道德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关于主体人格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本质与现实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类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并不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摹写，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审视，并且用理想的标准对现实行为作出善恶的评价。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并且推动人类向至善的方向前进。个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学者提出道德教育现实与超越性本质的立足点是什么的问题。认为，道德的超越性必须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应该使超越性追求与现实性规范辩证统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转型道德的“应是”是什么。学者们认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约是不容置疑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际关系来强化和维持自身模式运行。市场经济必定要求社会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困惑正是这种体系改组转变的阵痛反映。有学者提出，道德问题必须放在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没有纯粹的道德。还有学者提出，德育的内容不是自身规定的，它首先取决于社会规定。当前市场经济尤其是转型期环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在当今社会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须有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适应机制。二、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有学者提出，在建立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以民族化为基础，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道德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其核心是群体价值观。民族性的道德传统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更新，才能逐步建立当代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离开了传统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其内容，更要注意其方法。从总体来看，它与西方的理智主义道德教育倾向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与修炼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为中介和动力又作为评价机制起着核心作用。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现代转型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跨世纪人才素质培养需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这块根基上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精华为这种外在要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视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传统，那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是从传统教育思想中挖掘宝藏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在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极的。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趋于保守和愚昧，压抑着人的主体精神。尽管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其意义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支离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学者还通过对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分析，认为应该现实地、具体地看待传统，诸如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文化并非极度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传统道德教育，决不能在现代道德及其教育体系中简单位移传统道德教育。

尚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盘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现实条件，即便是精华部分尚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问题。不能因为西方有学者“关注”我国传统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为有人“否定”而“全盘抛弃”。应该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道德内容，而且现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会开在由传统道德教育这棵树根生长出的枝条上，关键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学者提出应该挖掘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道德内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及其研究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历史性概念，作为历史的是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类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是可变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尽相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另外，就其可变而言，其变化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总是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反映。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又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偏差。有些学者研究并阐发了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发展变化的，它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相对应。60年代以来，道德理论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极权主义和相对主义与二战后人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有关。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与民主化运动、人本主义等密切相关的，出现的反对灌输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观操作模式研究，也是与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反对价值观念自由，“回归规范教育”的动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四、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与德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关于德育的现实操作，有学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从客体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教育本身和主体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道德环境，全方位地构建大德育网络。由于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作为社会巨系统一部分的道德教育与社会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有学者借鉴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研究、阐释了社会至善与个体从善的关系，认为社会至善是个体从善的前提，互为条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规范教育模式，认为当前最大的失调是规范的失调，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规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还有学者主张建立主体参与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强调社会性情感发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第11篇

生命价值、善良(正当)、公正(公平)、诚实和自由是哲学普遍探讨的伦理概念或原则，之所以会选择这五个原则，除了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人们的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你想要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即《圣经》中流行的“为人准则”(或曰黄金律，亦即康德的“可逆性标准”)。然而，这些原则是否可以完全或部分移植于青年研究尚无直接依据，但一个可以尝试的解释路径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某些疑问，即实际境遇或背景分析法———从青年学的发展规律切入，立足于青年学本身的需求或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由于青年学是一个以多学科、跨学科为基础(涉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新兴学科，因而青年研究本身也属于社会研究的范畴，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某些青年现象“为何是这样，如何对待它”。这必然也会涉及两个基本伦理问题，一是该怎样收集、分析和报告资料，即如何进行高质量的调查，关系到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二是研究者该如何对待研究对象，即如何进行合乎道义的研究，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学科围绕这两个问题都有各自的伦理准则和指导方针(或曰学科规范)，但是它们的学科规范都会立足于某些道德原则［5］，比如最为普遍的是尊重个人(自由)、善行(善良)、公正(公平)等，因此，这些道德原则同时也构成了青年研究的基本伦理规范。尊重个人，是指个人享有自，即行动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在大多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中，尊重个人意味着研究对象自愿参与研究项目并对研究项目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将参与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有自的人来对待，即使由于年龄、智力、健康等原因，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有自主的能力，比如青少年、老年人、残智障人士等群体就应该格外地受到尊重与保护。善行，本意是指慷慨地捐献，使人免受折磨、惩罚或痛苦的仁慈行为。美国1979年出台的《贝尔蒙报告》(BELMONT)中将善行表述为:“对待他人是否道德不仅在于尊重他的决定及保护他免遭伤害，还在于尽力确保他的健康。”也就是说，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应当尽量增加它的利他性，减少它的潜在危害。这种利他性可以理解为在无伤害的前提下保证“为最多数人创造最大量的幸福”，即功利主义者所崇尚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公正，是指对所有参与研究项目的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包括在选择研究的对象时、在研究的过程中和在研究成果的运用上都要坚持公平、正义。不公正往往来源于社会上固有的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等偏见，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经济地位低下的、病弱的、被隔离的精神病者或囚犯等群体的歧视。例如，美国政府1932年资助的塔斯克基梅毒实验在持续四十余年的连续研究中，对黑人进行梅毒试验、检验却不给予治疗，令许多黑人及其家属无端遭受梅毒的折磨。这一实验因此成为美国医学伦理史上一个巨大的污点。同时，假如一项研究能够创造出积极的效益，那么这个效益应该由参与研究的所有人来共享，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占有。比如，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研究者总结出了可以大大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某种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却只被运用到了城市留守儿童身上。这意味着农村留守儿童承担了研究失败的风险，而城市留守儿童却独享了研究所带来的效益，这便是最大的不公平。

二、青年研究的行为规则:如何道德地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都需要将前述尊重个人、善行和公正等基本道德原则贯彻到研究实践之中，这是因为研究伦理的讨论如果仅停留在道德层次的认识和提倡上，一方面很容易造成“泛泛而谈”，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会倾向于“约束”研究者以避免对被研究者造成伤害［6］。也就是说有关人类行为的任何思考，“探索规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7］。青年研究是以青年为本的研究，研究者从事青年研究亦应以基本道德原则为根据，在具体研究情形中，综合不同的原则和考虑来选择“比较正确”的行为规则，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利益开放等。知情同意是对尊重个人这一基本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强调个人在知情的基础上，通过行使自决定自己是否同意参加某项研究。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研究者将研究的基本信息告知研究的参与者，包括项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然而，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将所有信息公开。因为有时候信息完全公开反而不利于科研的进行，而不完全公开反而有利于达到科研的目标，所以，在对实验对象没有隐性的危险下，可以适当让对象了解研究的性质与结果。比如，当研究对象是青年成人时，其强烈要求了解研究的性质与结果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但是依据笔者在《在职青年职业持续发展研究》中的调查经验［8］，有时在质性研究中，过于正式的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反而会增加研究对象的紧张与顾虑，并触发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换位思考，任何人对于签字留下笔迹向来都是比较谨慎的)，进而可能会阻碍研究的顺利进展。在这种情况之下，依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研究对象往往是双方相识的熟人介绍而来)，非正式的口头相告反而是最佳选择。而当研究对象是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时，由于他们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参与研究项目的能力相对欠缺，因此，相关研究信息是否告知、告知多少及怎样告知等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比如，笔者以教师的身份在《大学生人生态度现状与转化研究》的访谈调查中，就采取了事先暂不告知大学生具体的研究目的的做法，而在访谈结束后以询问大学生对此次访谈的感受并允许大学生向笔者提出任何疑问的方式让其获得相关信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寓教于生活情境中的策略，其目的也是贯彻善行原则，能够让大学生从中受益，即令大学生从积极参与到自我反思中获得对人生问题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进其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二是理解，由于参与者的理解能力或研究者的信息表达等因素的影响，参与者对信息的理解不可能是一步列位的，所以研究者必须了解参与者的理解水平，采取恰当的方式传递研究信息。尤其是当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时，由于其智力、经验等尚不成熟导致其理解力欠缺，因而研究者也无法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寻求代表青少年利益的监护人来帮助决策，也是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若青少年本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愿意参与研究，研究者也必须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比如，笔者在《大学生人生态度现状与转化研究》的调查过程中就遇到大三、大四的学生以学习忙、实习找工作等理由婉拒参与或半途退出调查的真实情况。

三是自愿，不仅包括自愿决定是否参与研究，也包括自愿决定是否退出已参加的研究项目。研究者绝不允许利用诱骗、恐吓等外部的手段或压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否则就是严重违背道德伦理。尤其是像笔者一样以教师身份作为研究者或者其他研究者通过老师以未成年学生为研究对象时，学生出于对老师的敬畏或对拒绝之后可能的不利后果的担忧，很可能会违心地选择接受。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者或作为研究者的老师应当寻求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让学生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参与研究项目。依据笔者的经验，一般学生都会接受老师提出的调查邀约，在正式访谈调查之前老师可以通过“没关系”、“放心”等语言来打消学生的疑虑，学生出于对良好师生关系的信任会完全自愿地参与研究。隐私保护则主要体现了善行原则的具体运用，以消除研究对被研究者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最基本的保护方式是匿名与保密。匿名是指参与研究的对象的身份只能为研究者本人或指定的研究成员知晓，或者是完全隐匿，最安全的办法则是将参与者的姓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隐匿。比如，发放问卷时采取无记名方式、访谈资料处理时以代码替代私人信息等。保密则是指研究成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面世，研究者都不应泄露“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包括既不能暴露参与者的姓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也不能让公众根据成果中的线索做出合理的推断，追溯到参与者的身份。倘若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录音、摄像等形式获取资料，那么，保密还涉及到对音影资料的特殊处理与保存措施。录音、摄像等手段通常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并不需要单独地提交个人同意书，但在整个项目的知情同意书中至少应该注明，或者在口头告知中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总而言之，“隐私保护关系到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而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又关系到研究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参与者是否愿意按要求行事，是否愿意坚持到研究结束，是否愿意做出准确的回答”［9］。此外，当研究者所面对的被研究者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青少年时，保护他们隐私的行为规则不仅是研究者应尽的道德责任，也是研究者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利益开放主要体现了公正的道德原则，是指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应遵守的规则———“研究者有义务向资助机构和更多公众汇报研究成果……报告研究成果的义务与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是相伴相生的……研究者有署名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对于任何研究活动的长久有效性、研究者的可信度……和开放社会的利益来说，都是必需的”［10］。这一行为规则既是对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对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传播高度控制的挑战，也是对不同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的人群拥有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权利的保障。作为社会中地位较低的青年群体，利益开放对于他们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信息与权利具有相当大的民主价值。当然，除了社会民主责任这一要求之外，若受调查的青年对象主动要求研究者向其公开研究成果，研究者应当有优先配合的义务。这是因为他们不仅为该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承担了潜在的风险。比如，在笔者所调查的在职青年和大学生中，有人会主动表达以后能看到最后研究成果的意愿，他们主要是想通过了解研究成果以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或是人生发展，当然，或许他们还有监督研究者以避免隐私泄露的自我保护目的。面对这种情况，不管被研究者是何种意图，研究者都应积极配合。而且，对被研究者的优先配合义务也体现了善行原则的利他性，即在做到对被研究者无伤害的前提之下，能够让其充分享受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效益，简言之就是受益。

综上而言，依据笔者的研究经验，在不同的研究情形或某个研究阶段，当研究者选择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利益开放等某个具体的行为规则时，所秉承的伦理原则是不同的，有时会遵循多个原则。这更进一步地说明尊重个人、善行和公平这三条伦理原则在青年研究实践中往往是被综合运用并考量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实际境遇或背景分析法在其中的灵活运用。

三、青年伦理的研究之维:研究何种伦理

青年伦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应该以青年及青年研究的本质特点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这个理论体系就犹如失去了根基的高楼大厦。因此，依据青年及青年研究的本质特点，青年伦理研究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研究维度。

其一，道德伦理之维。道德伦理之所以在青年伦理研究中处于首位，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年研究首要关注的研究“场域”便是青年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包括心理(认知、情感、意志)、认识(思维)、伦理(道德)和精神(审美、信念、信仰、理想)这四个层面的九大领域［11］，其中，道德伦理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二是青年作为青年研究的对象，一般而言，其生理的发展先于心理发展，并创造了心理发展的条件(认识的、情感的和意志的)。同样，心理发展先于道德和社会发展，并创造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条件［12］，也就是说，青年的道德发展要远远落后于青年的心理和生理发展。可见，在关注青年精神世界时，尤其要重视青年的道德问题与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促进青年的身心发展平衡。因此，青年伦理研究将道德伦理置于首要维度不仅符合青年研究的规律，而且符合青年发展的规律。

其二，代际伦理之维。在青年研究中，非正式领地是意欲关照青年精神世界的研究者不得不选择的重要研究“场域”之一，它是“青年与掌握社会权力的长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产物”［13］。本质上，非正式领地的存在其实就是代际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代际伦理理应是青年伦理研究的又一重要之维。一般意义上的代际伦理研究，是以建构和谐的代际伦理关系、合理的代际道德规范和有效的伦理道德代际传承与整合机制为目标的，它主要关涉两个视域:即由现实存在着的“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所构成的代际伦理和由“在场各代与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所构成的代际伦理［14］。然而，在以青年为本的青年研究中，则主要关涉现实存在着的“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视域。这是因为我国的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当时强烈的社会需要，要求对青年中的社会问题及如何教育引导做出回答，这种情况，至今都没有实质性变化，研究社会关注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关心的社会问题仍是青年研究的重点所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自然，“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则未被纳入青年研究的视域。而对于“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研究者则应具体关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等场域中的代际伦理。因为，在这些场域中，成年人(父母、老师、老板、社会管理者等)总是按他们自己认可的“原则”来制定他们的“行为规范”，而青年人则有我行我素的“自我规范”，因而，代与代之间对对方的伦理评价存在着差异，有时甚至恰恰相反。而且，在对待个人与社会(集体、民族、国家等)、权利与义务、物质与精神、个性与共性、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民族化等的关系上，青年人可能偏好于选择前者，而成年人则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后者或强调前者和后者的统一。青年人与成年人的上述选择在某些时候或某个时期甚至会表现出严重的意见分歧和观念冲突，也就是道德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①。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与冲突的存在，青年总是被社会中掌权的成年人冠以“非主流、非正式”的称谓，因此，青年伦理研究就是要关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等场域内的代际差异与冲突，解决青年的道德发展问题，建构和谐的代际伦理关系。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散文体；菲尔丁；《汤姆·琼斯》；伦理观

一、菲尔丁及其“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

亨利·菲尔丁是英国18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他早年从事戏剧创作，尤其致力于喜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希望像以往的喜剧大师那样，以喜剧的形式达到讽刺现实、针砭时弊的作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他的剧作虽然广受好评，却由于抨击朝政而被禁止上演，菲尔丁本人也由此遭受迫害，结束了他的戏剧生涯，生活陷于困顿之中。为了养家糊口，菲尔丁曾经从事律师、编辑等职业，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不仅为他的小说创作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也更加奠定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

在整个英国文学发展史上，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始终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以史诗般的宏大规模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由于这一点，菲尔丁不仅开创了反映社会状况的小说创作，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同时，这部作品也恰好体现了他所谓“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的艺术特色与创作意蕴。

与其他文学巨匠一样，菲尔丁的文学观念对他的小说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虽然他并不盲从于新古典主义的近乎教条的文学法则，但是，古典文学传统在他身上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它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史诗。这种将叙事文学归类为史诗的做法，并不是菲尔丁的首创。十七世纪以来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为：“对人类生活的任何叙事形式的模仿，都应该尽可能的同化于由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无数阐释者为历史制定的原则。”菲尔丁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了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实际上是借助于古典文学的权威，来证明小说这种文体存在的合理性。在其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传》里，菲尔丁就提出了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他从史诗的构成要素、史诗所具有的“教益或乐趣”，以及亚里士多德对严肃与滑稽的区分标准，来说明他所创作的这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史诗特点，从而得出了小说是史诗这种叙事文学的延续这一结论。然后，菲尔丁又把严肃史诗与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相区别。在他的论述中，前者的重点在于归类，在于寻找理论的根源；后者的重点在于对这种新兴文体的特点进行解释——现实主义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以散文体写的喜剧史诗。

尽管在英国文学史上，菲尔丁的史诗理论第一次系统表述了一种小说诗学，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一理论对他创作的实际影响。事实上，这种史诗理论只是菲尔丁为自己的虚构作品所找的理论依据罢了。菲尔丁谴责文明世界的伪善和庸俗，赞扬纯朴的人的善良，与启蒙时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隐士之口叙述城市文明条件下经历的不幸，但他不赞成隐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希冀通过人们的道德改善去达到社会和谐。

二、“善”与“仁”的自然伦理道德观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全书的中心情节是描述弃儿汤姆·琼斯的生活遭遇。该书刚刚出版不久，英国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撒缪尔·约翰逊就对这部作品所反映的道德观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部作品将邪恶的主人公描绘得富有魅力，使人无从分辨是非。然而，约翰逊的这一见解却是出于对小说的误读。实际上，菲尔丁并不赞成主人公汤姆·琼斯的荒唐行为，但他所持的是另一种与约翰逊不同的道德观。正如伊恩·瓦特所指出的，菲尔丁只是试图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道德观：“他相信道德决不是根据公众舆论而对本能进行压抑的结果，道德本身乃是一种向善或仁爱的自然倾向。”因此，菲尔丁才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品性优良，但却难免过失和荒唐的主人公，并且试图向读者表明，与琼斯形成对照的布利非才是人们应当反感和唾弃的。

与十八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菲尔丁认为，道德来自于人的天性，美德是一种不计功利的善。因此，正是通过汤姆·琼斯与布利非之间的鲜明对比，菲尔丁充分肯定了发自天性的“自然道德”，而反对虚伪做作的“文明道德”。琼斯从小虽然淘气顽皮，但是，从他对待黑乔治一家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优良品性。他和黑乔治一同偷猎，然而，所得的大部分都给了黑乔治一家，若是被人发现，琼斯又总是独自承担罪名。他还不时地给贫穷的黑乔治一家以各种照顾，用奥尔华绥送他的礼物卖钱来救济他们。琼斯这种宽厚的心肠，在乡村里受到了很多穷人们的称赞。用苏菲亚的话来说，琼斯的为人堪称“英雄般的高贵和天使般的善良”。琼斯的天性中就带有优秀的品质，这一直是作者所强调的，同时这种品质也多次在不同的事件中反映出来。

作品中最能突出他的高尚道德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他前往伦敦的途中遇到强盗抢劫；二是他帮助耐廷盖尔先生和南锡完婚。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情，菲尔丁向我们展示了琼斯超于常人的高尚品质，也充分肯定了那种出自天性的“自然道德”。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走出巴尔涅特不远，琼斯和巴特里奇遇到了一位样子文雅的陌生人与他们结伴同行。当听说琼斯身上带有一百英镑时，这个人突然掏出枪，向他们索要那笔钱。琼斯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三个多畿尼交给他，可是当强盗要求要那一百镑时，琼斯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那一百镑不是他的，而是苏菲亚遗失的。于是，他们打斗了起来。最后，强盗不敌琼斯，被琼斯制服。受了惊吓的巴特里奇这时要求干掉这强盗，可是当琼斯听说这个强盗是因为妻子要生孩子，家里困难迫不得已才抢劫时，不仅将他放了，还把自己仅有的几个畿尼的一大半给了他。那位行劫的汉子对他感激不尽。琼斯来到伦敦后，借住在密勒太太家。他听说她的表妹夫家里生活困难，就慷慨地将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让密勒太太用来资助那家穷人。最后，密勒太太的表妹夫亲自来感谢这位恩人时，琼斯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安德生先生就是他在途中遇到的强盗。由于琼斯的帮助，这家人有了床睡，有了面包吃，他妻子的病也好了很多。安德生对琼斯感激不尽，琼斯也把能够帮助别人当作最大的快慰。这件事集中体现了琼斯的诸多高贵品质。在遇到强盗时他勇敢而果断，在钱财上他仗义疏财，对待弱者他富有同情心。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密勒太太家。她的女儿南锡爱上了房客耐廷盖尔，南锡怀上了身孕，耐廷盖尔却迫于父命，要娶一位富家小姐。眼看南锡的名誉就要毁在这件事上，琼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为南锡和耐廷盖尔奔走，终于促成了二人的好事。与琼斯的高尚品质形成对照的，是布利非的虚伪阴险和自私自利。这位富家少爷，表面上一本正经，满口仁义道德，然而，他的一切行为都出于自私卑鄙的利害考虑，其一举一动刚好和琼斯构成了巨大反差。琼斯是不饰雕琢的天然质朴，布利非则将自己的自私本性掩饰起来，装出一副笃信宗教，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模样。他早就知道琼斯的真实身份，因为怕危及自己的利益，一直将这件事隐瞒起来。他之所以追求苏菲亚，也完全是因为看中她家的财产。琼斯被捕入狱后，他竟然派人制造假证，企图置琼斯于死地。然而，在乡绅奥尔华绥面前，他却伪装成一个正人君子，骗取他的信任。这样的人物恰恰使得琼斯略带瑕疵的美德更加得以彰显。

三、“灵”与“欲”的人性伦理道德观

小说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道德问题，是汤姆?琼斯在对待异性上的有失检点的态度和行为。不可否认，琼斯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他已经爱上了苏菲亚，却与别的女人多次有染。在得知奥尔华绥有望病愈的消息后，琼斯喝醉酒与布利非发生了争吵，随后他来到树林里散步，满心想念的都是苏菲亚。但是，当他看到了旧情人毛丽，两人说了几句话后，他就忘记了刚刚对苏菲亚的一片痴情，即刻与毛丽钻进了树林的深处。另一次是在琼斯流浪的路上，他遇见了沃特尔太太。这位太太爱上了琼斯，并竭尽全力地勾引他，琼斯终于在酒足饭饱后经不起诱惑，与她发生了。而在伦敦，琼斯也曾因为生计无着，而与贝拉斯顿夫人暧昧不清。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都是对他纯洁爱情的玷污。但是，菲尔丁仅仅把这种问题处理成一种年轻人一时冲动的过失，而这种过失并不影响琼斯的优秀品质和纯良的天性。在对待毛丽的问题上，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琼斯对毛丽的慎重态度。他们相好以后，琼斯也一直怀有高尚的道德，将毛丽的幸福看作自己的责任。即使当他发现真正爱的是苏菲亚时，他也对毛丽怀有深深的内疚，甚至也曾经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自己应该对毛丽负责。只是由于最后他发现了毛丽的放荡行为以后，他才有所释然。然而，即便此时，他也仍然把毛丽堕落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在与沃特尔太太的关系上，琼斯似乎也是出于被动。一方面，琼斯在酒足饭饱后经不起诱惑，另一方面，他与苏菲亚的结合看来也希望渺茫，便一时糊涂而犯下了错误。事后得知因为他的不检而失去了与苏菲亚见面的机会，他痛悔不已，并且立即追随苏菲亚的行踪前往了伦敦。因此，即使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他本性的纯厚。对于贝拉斯顿夫人，琼斯之所以犯错，多半是由于对苏菲亚的行踪感到焦虑，错把贝拉斯顿夫人当作引路人而造成的。虽然这种不正当的性关系对不起苏菲亚的爱情，但是比起前两次的错误，这次过失的大部分责任应当归咎于贝拉斯顿夫人的阴谋。

第13篇

1.1教学目标的不确定性与非预设性

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看大学物理教学过程，我们会发现，物理教学目标具有不确定性与非预设性。教学过程中总会有大量不期而遇的问题，学生的差异和思维是难以预料的，课堂中的“非标准思维”甚至会完全打乱原有的教学设计，使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无法完成。教学中还大量存在着偶发事件，它们是教育过程中的偶然、突境得不到“规律”的支持的结果，集中体现了教育的“复杂性”。教学过程的真正推进及最终结果，更多由课的具体行进状态，以及教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决定。

1.2教学内容的动态性与生成性

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来看，大学物理教学活动具有动态生成性。教学的动态生成性是指在师生交往互动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以即时出现的有价值、有创见的问题和情境或观点为契机，善于调整或改变预先的教学设计，挖掘学生的潜能，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充分展现学生的个性，从而达成或拓展教学目标，使教学获得成功。学生在与环境(包括文本)的教学对话中主动建构教学内容，因而教学必定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生成新知的过程，是一种师生共同建构和创生意义的体验性过程，是一个师生积极合作和对话交流不断实现“视界融合”的过程。

1.3教学过程的非线性和突现性

教学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教学过程中一个偶发事件或对教学目标的微小偏离，都会导致教学系统的巨大变化，这就是非线性系统所特有的初始条件敏感性。教学过程的非线性特征，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认真研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初始条件，精心设计教学过程的每一步骤、每一环节及过渡，及时、灵活地调整教学方案，保证教学总体目标的达成。

2复杂性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尝试

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物理课是是中学物理的延伸和拓展，是所学专业的基础课。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显著不同，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在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差别较大。另外，大学学生与中学学生在学习环境、学习心理、理解能力等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因此，笔者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2.1教育理念的转变

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教育理念在实际教学实施中存在着差异，中学物理教学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偏向于解题技能训练，部分老师甚至以培养解题技能作为主要教学目标；大学物理教学，没有了应试教育的压力，教学中应淡化解题技能训练，应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系统讲解物理学理论知识及不考的甚至课本上尚未出现的物理学前沿发展情况，真正实施素质教育。

2.2学习方式的引导

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相对于中学物理教学，其课堂教学具有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的特点。因此，教师需花时间引导学生尽快由中学细嚼慢咽的学习方式向大学的狼吞虎咽的学习方式转变，由中学慢条斯理、精耕细作式的学习向大学博览群书、粗放式的学习转变，以尽快适应大学学习。

2.3教学进度的安排

考虑到学生中学时慢条斯理、精耕细作式的学习方式，在教学进度安排上应前慢后快、前松后紧，以使学生逐渐适应大学大容量、快节奏、高密度、高难度的教学。

2.4教学媒体的选用

大学教学应选用适当的教学媒体，既要适应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的大学物理课堂教学需要，充分使用多媒体；又要考虑学生们中学时养成的学习心理、听课习惯，适当使用传统媒体，适当进行板书、推演。

2.5教学方法的选择

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地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结语

第14篇

关键词：森林资源道德属性林业伦理管理

森林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她不仅是生物圈第一性生产力的主体，太阳能向地球有效能量的转换中大部分是通过她实现的；而且她还具有保存生物物种，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防止空气污染，涵养水源，防止土壤侵蚀等功能，她的巨大的生态价值是其它自然资源无以伦比的。此外，森林还能为人类提供木材、燃料、果品、油料和药材等日常生活品，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以及科学研究、审美和旅游价值。然而，人类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她、保护她，特别是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由于人们的无知、贪婪、失误和目光短浅，世界森林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究其原因，这都是缘于“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人们对森林资源的错误或不完善的认识造成的。人们只认识到了她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只看到了相关地区人们及当代人的经济、生活对于她的极大依赖，而没有看到她的极大的生态价值，没有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认识她的生态价值。人们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和认识她。森林资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属性，更具有重要的道德属性。研究森林资源的道德属性，寻求道德属性基础上的林业管理理论将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森林资源的道德属性

1．1森林资源的产权道德属性

理查德·T·德·乔治的“世界资源的所有权”观点有三种，它们同样适用于对森林资源的认识。第一种是社会现状观点，它强调资源的地理分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独占性和垄断性。这种观点应用在森林资源上就是把森林资源的占有权看成整个产权，扩大了占有权的概念范围，拥有了占有权，也就拥有了产权。然而产权是一束权力，除了占有权外，还有其它的权力形式，资源的自然地理分割性仅说明了某个国家或地区对其地理范围内的资源拥有占有权，但是它占有并不一定为它所有、为它使用、为它受益、为它随意处置。因此，这种对森林资源的认识只是对森林资源产权的一种最低级的认识，它只从经济的角度看森林产权，排挤了道德的因素。第二种是公共所有权观点，它否定了第一种观点，在自然资源产权的认识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像森林这样的自然资源，它表面上，甚至在法律层次上，其产权(占有权)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果将它扩展到伦理层次，或从道德上考虑，它的产权应该属于全人类，它要超出地区或国家的界限。占有权可以属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但占有权不应当是森林资源产权的全部，森林资源的占有权属于你，但所有权不应该属于你，它应属于整个人类。第三种是共同使用权观点。如果说第二种观点强调了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上的共同拥有性，那么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了森林资源在使用、收益和处置权上的共同拥有性，即人们在处理森林资源的行为上不应是随意的，而应为所有的人谋福利。总之，人们不能因为对资源的独占性而忽视了资源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人们应该因资源的全人类共有而发展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

1．2森林资源的共同体道德属性(权利属性)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要求人类应该尊重更大范畴的生物共同体，土地就是这个更大范畴的生物共同体，它包括土地、水域、动物和植物，当然森林自然系统应该是大地共同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也应该是这个生物共同体整体中的组成部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理论则进一步论述了价值的共同体性。自然是一个不断进化着的整体，整体的进化不仅孕育了有丰富的内在价值的个体，包括人本身，而且也使自然在整体上更加完善。整体中每个个体的价值都是和其它个体的价值以及自然整体的母体价值紧密相连的，它们既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内在价值，也会按照既定的规律转换为其它个体或整体的工具价值。同样，森林资源也是自然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樊篱，不能把森林仅仅看作是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而应该尊重森林长期存在的权利，像尊重人类自己一样。

1．3森林资源的公共道德属性(价值属性)

森林资源就价值而言具有双重物品属性，一方面它会因一个国家的或天然的地理分割而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或者通过产权界定属于某个个人或企业，这些国家、地区、企业或个人可以垄断性地、排他性地享有它的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私人产品；而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很多无法通过国家、天然的地理分割或者产权界定而确定归属的能够造福于整个人类的价值，也包括由于人类的无知、贪婪和挥霍而造成的对这些价值的损害，这些价值和损失都是公共的，不可能只有直接相关者所享用或者所承担，相反它要由整个人类所享用或承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森林资源又属于公共物品，它具有外部性。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事实都证明：森林资源作为公共物品所带来的价值比作为私人物品所带来的价值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人们应该更为重视森林资源的公共价值。然而由于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天然缺陷，人们往往重视第一种价值而忽视甚至损害第二种价值。因而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森林所有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付起道德责任，保证森林资源的多重价值性；而非森林所有者也应意识到森林资源价值或损失的外部性，积极关心、帮助、支持森林所有者对森林实施“多价值管理”。

1．4森林资源的生物保护道德属性

生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奇迹，地球上的生命及生命形式远远超出人类的意愿、控制和利用范围。因而。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思想要求人类不仅敬重自己的生命，还要敬重其它有生命的存在物的生命，敬畏生命是绝对的伦理。就像人类需要生存和发展一样，其它生命形式和由各种生命形式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森林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按照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理论，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都有权追求自我的内在价值。森林作为生命共同体，它自身以及它内部的各种生命形式也都有价值，都有权追求自我的内在价值，人类应该尊重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追求自我价值的权利。

2基于森林资源道德属性的林业伦理管理

H．罗尔斯顿和J．库福尔认为：“一个比较全面的森林职业伦理，不仅应当是森林工作者对人类社会负责的伦理，而且也应当是林业工作者尊重森林自然系统的伦理。”林业管理就应该跳出纯粹经济管理的边界，“把科学和良心、实用的科学和实用的伦理，史无前例的融合起来”，建立起“比较全面的森林职业伦理”，努力实施对森林的伦理管理j。

2．1充分认识森林资源的道德属性，促进人类特别是森林工作者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并将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应用于自己的森林管理活动中。形成森林伦理管理新思想

森林资源的道德属性说明，森林不仅是人类利用的对象，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载体，人类和森林乃至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它使人类更系统地认识森林，更理性地利用森林，从而也使森林能够更好地利用人类的智慧而得到保护和存续，以更好地服务人类。在人和森林之间人是智慧的、主动的，森林是被动的，在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形成森林管理新思想中，人类特别是森林工作者应当负起更大、更多的责任。

2．2尊重森林的权利，保护森林共同体的完整性，体现人的生态进化价值

尊重森林权利，一方面要求人们特别是森林工作者始终坚持赋予森林人格，建立基于森林人格化的行为规范，平等地对待森林、尊重森林，尽量遵循生态进化的规律合理地使用森林，在使用森林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的生态进化的价值，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对森林的利用，从而实现人类和森林的共同的和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尽快建立起全面、合理、系统的“环境权”L9法律体系，并将森林权包括其中。确定国家作为首位环境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发挥国家在环境义务方面的决定性、主导型，对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产生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同时强调环境权的自得性，保障公民在环境权实现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使保护环境、保护森林也成为公民为享受环境权而进行的自觉的行为。

2．3利用系统思想，协调森林资源多重价值的利用，实现森林价值的可持续

首先，人们应该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价值，对它们必须综合利用。作为森林工作者必须利用自己的良知、学识、经验努力设计森林价值利用的综合模型，实现森林价值的可持续。其次，森林的价值对地球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不能孤立地追求实现她的某一方面的价值，要综合运用；另一方面，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综合使用的它的价值，都不能过度，否则就无法保证它的可再生性。第三，认识到森林产权和价值的公共性也为森林资源的全球性保护机制的建立及其价值的全球性及代际可持续实现提供了可能。保护森林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事情，应该建立起全球性的森林资源保护机制。

2．4建立健全基于道德属性的森林管理新体制。形成经济与伦理评估相结合的林业管理评价体系

首先，应该建立以森林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多价值管理体制，通过综合、系统地实现森林资源的多重价值，来达到森林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其次，管理的资金、技术、人员、观念等应体现全球性，特别是资金、技术，其来源不应局限于一国、一地区，既坚持管理，也不应拒绝来自于世界范围的资助；第三，新的森林管理体制应该是建立经济评价和伦理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的管理体制。

第15篇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

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