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民俗文化旅游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民俗旅游文化的含义，也是如同文化一般，具有多样性。民俗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真实性和还原性，注重于文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和连贯性以及自身的传承性。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文化结合自身的旅游特色来宣传与弘扬和保持本地区文化自身的特性而言的。

二、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体现

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群对民俗文化的评判依据上。第一，当地的居民是依据自身的生活习性和生活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的变动来体会到民俗文化的本真性；第二，专家是从一个区域民俗文化的保存自身的“本真性”来考察的，主要关注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变化的动态过程，依据文本和史料以及对实地的考察来评判；第三，就是旅游者们，主要从自己的习性来对旅游地区地民俗文化来进行感受，注重自我本身的感受。

三、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质量，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使得工作者的压力巨大，这也就需要换个环境来舒缓心情，此时外出旅游，尤其是对民俗风景文化的出游是很好的选择。对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我个人认为应该集中在以下叫几个方面：

（一）民俗文化当中的旅游契机——从旅游当地的角度思考

旅游的风景必须和风俗文化相结合才会显得有人文的底蕴。把民俗文化与旅游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一来既弘扬了文化业又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第一，首先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和编纂，把民俗文化归结成为一系列的旅游特色产物，形成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相连，把自然景色与人文知识有机的结合，例如把当地的节日和风俗人情与旅游的时节相连，做好宣传工作；第二，对有形的和无形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比如皮影戏、捏泥人、剪纸等等手工艺文化，还有昆曲、河北梆子、京剧等等这些无形的口传艺术形式以及其他的形式的民间艺术，形成艺术展示区，可以定期组织会展或者交流大会，来发扬民俗文化旅游当中的本真性。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广阔性---从民俗文化的多元性来考虑

文化是无界限的，同样的民俗文化也没有严格的空间限制，文化之博大精深的，需要我们积极宣传民俗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的多元性。民俗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当地的民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需要我们发扬民俗文化的自身优势结合旅游来发展，比如说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节日，维吾尔人的开斋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彝族的火把节等等，要把这些独居特色的民俗文化节日形成规模与市场来发展旅游，积极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弘扬和传播各种不同的优秀的民俗文化，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实地的旅游当中了解民俗文化的本真性以及加强不同优秀文化的传承。

（三）民俗文化旅游本真的思考角度多样性---从当地居民和专家以及旅游者的角度思考

我们之所以评定民俗文化是具有生命的活力的艺术，就基于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继承性以及创新适应时代的变迁能力。文化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注定了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评判的多样性。从当地居民来说，民俗文化就是自身文化的特性，明显区别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从专家的角度出发，就是一个地区带有区域色彩的文化，例如具有特色的服饰、节日、文字、各地的传说等等。带有明显的民俗特色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是不同于自己日常所接触的风土人情，这三个角度虽说区别不是太明显，但是专家是专业的，带有学术研究的特性；当地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继承人，他们主要把民俗文化与时代相融合；而旅游者主要把民俗文化的本真性进行弘扬和传播。

四、结语

第2篇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第3篇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第4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2.

[4]徐赣丽.广西龙脊地区旅游开发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5,（2）：201.

第5篇

一、导游群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已成为其经济支柱产业和扶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导游是旅游业发展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旅游业需要导游，正如旅游学专家王连义教授所说：“没有导游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国际上亦普遍认为“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旅行社的支柱、参观游览活动的导演”。

优秀的导游人员本身就是一种的动态的旅游资源，导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旅游活动的实践，人们已经明白：在旅游业中任何现代化的手段都无法代替导游的作用，不可能仅凭互联网和电脑等走遍天下，因为互联网以及电脑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声情并茂的讲解，缺少导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导游可以使景区自然风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区景点的品位又可以感动客人，并且使游客成为对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由此可见导游在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导游人员文化素质特别是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赏，导游精彩、生动而有依据的导游词更能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中享受“异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旅游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获得更加满足的旅游体验。鉴于此，笔者以旅游人类学的视角，从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入手，对贵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区景点导游群体展开调查，并引发一些思考，以期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培养有所启迪。

二、贵州省导游群体素质的现状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贵州省拥有导游资格证并持Ic卡（即上岗资格证）的导游总数为8739人。其中，大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80%，初级导游占97%，导游队伍呈现出低学历、低等级的状况。另外据贵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情况通报》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6.67%，其中导游投诉占到总投诉的46.67%。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欠缺，服务意识淡薄。“众多导游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压迫游客购物却精神抖擞；解说旅游地文化时敷衍了事、讲起索要小费的理由时却眉飞色舞”，这是很多游客对导游群体素质现状的描述。说明我们的导游职业道德欠缺、职业责任感缺失、缺乏服务意识、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实，民族文化素养缺失。导游是针对景观客体为游客提供文化服务的职业。导游的文化传播功能在旅游业发展之初就得到了无庸置疑的认同。旅游业发展初期，导游作为“民间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话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然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目前导游队伍存在明显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的特征。他们大都只能一般性胜任旅游目的地的讲解，而难以胜任旅游环境或旅途景观的导游讲解。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许多导游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主要表现在：导游讲解太少或根本不讲的哑巴导游；导游对景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缺乏了解，讲解时信口开河；导游讲解时很呆板解感觉是在背诵导游词。如西江千户苗寨的导游队伍就可以分成带路型、背诵型、解释型3类，他们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杜撰史实、张冠李戴，讲解水平不高，在为游客讲说当地的民风民俗与地方性知识中存在偏离及其过度诠释现象。

（三）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缺乏学习毅力。人们常说导游是“杂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导游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就需要导游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而大部分导游则表现出不愿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对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计划性，大多数导游都是按照现有的导游词来讲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没有新鲜的内容。

（四）导游民族文化知识习得渠道较少。作为导游，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结构。一个好的导游必须具有旅游知识、生活常识、语言技巧知识、心理学、美学和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在民族地区，导游还应该具备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民族文化知识包括的范围及其广泛，其中涉及到民族历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发展及变迁等；民族艺术，如民族的音乐舞蹈等；民族经济，如生计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话传说、思维方式等。

在民族地区导游群体的民族文化知识主要来源于当地旅游局编写的相关资料和一些旅游知识培训以及导游在实践中自己的亲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门编写的相关资料大多都是总结性的，针对性较弱；而且旅游知识培训的频率很低，在我省专业的旅游知识培训只有在每年导游资格证年审的时候才集中培训三天，而旅行社对导游的知识培训基本没有；导游的自身实践习得的知识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还很欠缺。

三、导游的素质差异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导游被业界人士誉为“旅游业的灵魂”，在以“文化体验”为主的休闲经济时代，导游服务在旅游接待服务中发挥着核心与纽带作用，其服务质量水平已成为现代旅游者旅游满意度高低的标志，特别是民族地区导游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和传播对游客更好的欣赏和体验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有着关键性作用。

导游服务的文化传播是游客对异域文化知识和文化品味追求的过程。在导游服务过程中，无论是导游的讲解，还是导游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及其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无不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渗透着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导游人员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使游客获得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有意无意中展示和传播着当地的文化。因此导游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有着不同的影响。

导游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决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传播当地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对于吸引旅游者开拓旅游市场，，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形态的文化，其主体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旅游不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更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开阔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他们而言，特别是对以“文化体验”的旅游者而言，一个具有知识魅力的导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导师。

四、培养导游民族文化素养的建议

（一）加强培训力度，细化培训内容。我省导游群体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大都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虽然都经过培训，但是培训的时间不长且频率很低，培训专业化程度不高，培训的内容也比较混乱，没有具体要求，培训课程内容也没有固定安排随意性比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就上什么课，且培训方式主要以授课为主比较落后。同时，来源于旅游局编写的风土人情、地方性知识和一些导游词，一是依据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们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链。提升导游群体民族文化素养必须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聘请在研究部门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来担任教学工作，借鉴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编定比较系统的培训内容，从浅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励机制，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目前，我国导游的生存环境很艰难，被戏称为“三无人员”。一是专职导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资，绝大多数兼职导游连底薪都没有，有的地方导游还要向旅行社交“人头费”。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评价导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也不能保证导游劳动价值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二是大部分导游表现出的不愿学习，懒于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游等级晋级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根据调查，旅行社对导游的等级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团就可以，对不同等级的导游没有明显的待遇差别。所以大多数初级导游都没有继续晋级的动力，也就不会继续学习。所以必须改革导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导游证等级晋升的激励机制，使导游的素质与其收入挂钩，才能真正的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主动积极的加强民族文化的学习。

（三）增强民族自信和自我认知。我省的导游大都来源于传统社区，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景区的导游多来自于本地区的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导游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比较淡漠，时常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带着一种新奇的眼观，总感觉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好的。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作为一个导游更应该了解景区景点的民族传统，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导游，对自己民族及其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客不仅仅听到的是一个导游的讲解，而是在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

第6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市场营销是有现实意义的。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热点。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括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沪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人，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台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夫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谫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文章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l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旅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新晨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人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第8篇

论文关键词：河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袭的生活事象。河南是民俗旅游资源大省，民俗文化因其传承性强、地域特点鲜明、内容丰富、影响广泛而成为河南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凭借此资源优势，河南的民俗旅游前景广阔。

一、河南民俗旅游资源概述

民俗旅游资源根据其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

1．物质民俗旅游资源，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民俗服饰、民俗饮食。例如郑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商城遗址，与古罗马的竞技场和巴比伦的通天塔相比，意义不相上下还有巩义——杜甫家乡的天井式窑院；开封的小吃夜市；洛阳的水席。

2．社会民俗旅游资源，主要包括村落民俗、人生礼仪民俗、社会礼仪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例如朱仙镇的木板年画；洛阳的唐三彩、牡丹花会；开封的花会；少林、太极等。

3．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包括信仰祭祀民俗、民间艺术民俗、民间游戏娱乐民俗等。例如二月二祭龙王、三月三黄帝祭祖、浚县正月的古庙会、淮阳太昊陵祭祖庙会、宝丰县的马街书会；春节期间的耍社火；豫西的剪纸、豫北的女红、豫南正月十五点灯盏等等。

二、河南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资源特点

1．传承性强。深受中原文化熏淘的河南民俗自其产生后，为人们所承袭，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许多民俗事象不因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而立即中止，其间没有受到外来民俗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替代。例如西周时期在中原形成的婚仪“六礼”，逐步演化为“寻亲”、“合八字”、“订婚”、“换帖”、“传大启”、“下聘礼”、“抬嫁妆”、“完婚”、“闹房”、“回门”等固定婚俗，并延续至今。朱仙镇的木板年画从宋代传承至今；春节期间的耍社火、豫西的剪纸、豫北的女红、豫南正月十五点灯盏等，都是从古至今一直在传承着、发展着。

2．内容丰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说过，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半在河南中国。 中原民俗文化在长期生产生活历史中形成许多习俗，并优化传承，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各个方面。例如太昊陵庙会、洛阳花会、信阳茶叶节、马街书会、开封夜市等古代的民间节会至今不衰河南民俗文化，开封的盘鼓和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玉雕、濮阳和周口的杂技等民间艺术享誉中外。

3．影响广泛。 河南民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岁时风俗，如春节祭灶、守岁、吃饺子、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三月祭祖扫墓，五月端午节插艾叶，七月七观星，八月中秋赏月，九月重阳登高等等，大多起源于中原，并通行全国。据考古发掘，中原地区早在两万年前就有了葬仪，至周代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丧葬礼仪，并成为中国重要的礼俗。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华夏和世界华人族群。

（二）开发现状

在河南，民俗文化资源丰厚，薄薄的一卷《清明上河图》，被全世界视为瑰宝，根源在于其承载的厚重文化以及荡漾在其间的风土人情。而曾点燃中华文明火种的中原大地，那绵延数千年的民俗风情、特产风物又岂是一纸《清明上河图》能完全涵盖的？

“上自三皇五帝，下至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一位民俗专家这样描述河南民俗资源的博大精深。据调查显示，洛阳河洛大鼓、宝丰马街书会等历代传承的民俗已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族民间保护工程；古意盎然的淮阳太昊陵庙会、浚县正月庙会等在全国都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除此之外，游客很少参观河南各类庙会、社火等民俗旅游项目，“包装粗糙、内容简单、产品雷同、缺乏参与性”等“软肋”制约了其发展，大同小异的秧歌、高跷、捏面人等表演形式缺乏新意，而一些游客真正想看的地道民俗节目如笑伞、马皮舞等却被“雪藏”，难得一见，更不用说观赏大型专业的表演队伍了。

（三）存在问题

1．观赏性差，分散独立。

中原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为体现真正的民俗内涵，多是些外在的表面现象，观赏性不强；再者河南民俗文化目前处于分散、独立的状态，存在地域限制，未形成多层次的民俗文化旅游圈，因此造成了资源重复开发的现象。[1]

2．产品雷同、缺乏特色。

河南目前大多数已经开发的民俗产品具有单一观光型特征，而且产品雷同、内容简单、包装粗糙、缺少参与性。例如：员外招亲、抛绣球；踩高跷，吐火河南民俗文化，捏面人等，而真正代表河南民俗文化内涵的内容，未被开发利用，这样就阻碍了河南民俗旅游的发展。

3．挖掘深度不够，缺少民间精品。

河南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但除少数民俗文化如：洛阳河洛大鼓、宝丰马街书会、淮阳太昊陵祭祖庙会和浚县的奶奶庙会在全国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外，其他民俗精品不多，挖掘深度不够，许多珍贵的民俗文化未被整理成真正的精品。

4．“伪民俗”现象泛滥。

“伪民俗”是指子虚乌有的民俗，即某些旅游企业或部门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添加或随意拼凑、生搬硬套一些当地根本不存在的民俗风情。例如一些封建迷信被假以文化之名成了景区买点；低俗、暴露的表演被掺入地方民俗演出等等。

5．部分民俗文化后继无人，濒临灭绝[2]。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很多民俗文化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不愿意接受和发展民俗文化精华，使得一些民俗文化日渐萎缩，后继无人。例如皮影、糖人等会制作的人很少，新乡的马皮舞目前仅有一人能够完整表演。

三、河南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

（一）挖掘、突出中原文化内涵的河南民俗旅游

中原民俗文化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河南民俗旅游的立身之本。在目前大多数民俗旅游景点日益走向庸俗化、企业化的时候，挖掘、突出文化内涵是提升民俗旅游景点品味的良好手段。

（二）树立鲜明的形象，打造民俗旅游品牌

独特性是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特征，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卖点，不致被替代。发展民俗旅游要突出河南的“地域特色”，吸引众多游客，满足他们的“求奇、求异、求乐、求和”的心理要求。例如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实景再现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游客进入园区就进入了宋代都城“汴梁”，展现出清明时节宋都繁华的民间景象；还有《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有七百多演员参与、运用大量的科技元素制造梦幻般的意境，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千年前繁华的大宋帝国，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对民俗文化的保护[3]

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问题上，要坚持“政府主导、利益带动、市场运作”的经营模式，这样可避免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旅游资源的整合河南民俗文化，打破地区之间的旅游壁垒及部门、行业、所有制相分割的文化资源管理体制，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同时还要加强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因为民俗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保护、发展民俗文化，就是在保护我民族的根脉。

（四）整合旅游资源，做大做强

1．以河南的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以大旅游观为指导，横向整合各地民俗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河南民俗旅游业。

祖根文化游中国。联合淮阳太昊陵，新郑轩辕故里和安阳内黄二帝陵，建设祖根文化旅游区，形成常年活动的文化载体;策划大型文化活动，使祖根文化活动与节事旅游活动相结合.各地的姓氏文化节和恳亲联谊活动要通过策划提高文化档次，结合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项目共享相应的常规活动载体.重点开发太昊陵和太昊文化园，黄帝故里旅游区，二帝陵园旅游区等。

武术文化游。 联合登封少林和焦作温县打造“武术文化之都”的形象，继续办好少林国际武术节、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提升中原武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对武文化资源的转化不能仅停留在术的层次，还要注重武学内涵的挖掘;针对不同的市场，开展时间长短不等的武文化健身游；建设武术博物馆或武术文化苑，集中展示河南历史上各门派武术源流和特色；

中原庙会文化游。河南各县每年的庙会数量少者百余，多者盈千。如林州，年会231次，温县243次，滑县249次，新密450次，禹州609次等，无论从规模或从数量上看，这在全国都是非常惊人的。

以郑州商城民俗庙会、浚县古庙会、淮阳太昊陵朝祖庙会、新乡百泉庙会、桐柏县盘古庙会、登封中岳庙会、洛阳民俗文化庙会为主，组建全省庙会共同举办的中原庙会文化游。

例如：2009年河南省108县联手成功举办了 “春满中原”庙会大联动暨牛年商都民俗庙会，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拉开帷幕，全省有千台庙会迎新春。 “春满中原”活动以郑州商都民俗庙会、浚县庙会、淮阳庙会、马街书会等著名民间庙会为龙头，全省庙会大联动，形成春节民俗文化的大看点。

民间四大传说文化游。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的故事发生地全部在河南：孟姜女和范杞梁在杞县；牛郎、织女在南阳、鲁山；白娘子、许仙在鹤壁和博爱青天河；梁山伯、祝英台在汝南，这些地方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塑造民间传说民俗游览地，串联在一起做大宣传，共同搞好民间四大传说文化游。

还有中原民间美食文化游；茶文化游；中原杂技之乡游；中原古街古镇游；民间艺术文化游等等。

2．纵向整合民俗文化资源河南民俗文化，突出一地区特色民俗文化，带动其他民俗项目，形成综合民俗旅游实力，拉长旅游时间，做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年四季都有看头，避免出现过去民俗旅游“上车睡觉，下车看庙”的现象。

（五）编制全省民俗旅游规划[4]

截至目前，全省还没有专门的民俗旅游规划，这与河南的民俗旅游资源大省、民俗旅游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应尽早编制全省民俗旅游规划，横向、纵向整合民俗旅游资源，盘活河南全省的民俗旅游活动，扩大河南民俗旅游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促进河南民俗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六）加强民俗旅游的宣传工作

加强对河南民俗旅游的宣传工作，借助一些知名的民俗节事向国内外推广、宣传，扩大河南民俗旅游的知名度，打造河南民俗旅游的品牌。例如正月十三的宝丰马街书会、三月三新郑黄帝故里祭祖大典、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浚县古庙会等等。

河南的民俗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中原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只有发挥民俗旅游资源的优势，做大做强河南民俗旅游业，才能使河南民俗旅游业上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参考文献]

[1]薛莹.对区域旅游合作中心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

[2]焦金英.河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SWOT模式分析和开发体系策略[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1.

[3]李晶，韩雪.略论河南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策略[J]. 焦作大学报，2007，24.

[4]李东成.论山东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M]. 山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第9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古城镇；旅游开发

一、相关概念

（一）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故有人称它为“文化”或“社会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源于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也随着时代的渐进和外界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变化。民俗文化包罗万象，大致包括3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为重点；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等。并有着教化、娱乐和心理的功能。

（二）古城镇

古城镇，是指“需要或是已经给予保护要求的城区或城镇”（吴承照，1998），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生活不断延续与演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物、古迹点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现代生活在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古街区、古建筑群、城市地段依旧延续；第三，城市的遗存具有自身的特点，区别于其他城市而具有明显特殊的意义。由此可见，古城镇一般是民俗文化相对发达，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

（三）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县，又名大研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它始建于宋末元初，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集中了纳西文化的精华，并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历史风貌，在城市格局、街道布置、民居建筑极具特色。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丽江古城就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国内外旅游者。古城蕴藏着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纳西文化内涵，是吸引世界各地游人到丽江游览的主要文化资源。这是丽江人民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造就和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古城纳西族人特有的人生观、道德观、生态观和审美观。

二、纳西民俗文化与丽江古城旅游开发双赢

（一）纳西民俗文化推进了丽江古城旅游的发展

1、独特的纳西族民俗文化是丽江古城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丽江古城借助有800年历史的丽江古城建筑、独特的历史氛围、淳朴的居住环境和特殊的民族艺术等，通过古城的修复与文化保护，把有形的文化载体和内涵丰富的纳西民俗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丽江古城成为具有特殊魅力的旅游吸引物，大大提升了丽江古城的知名度，并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人通过开发发展丽江古城旅游，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纳西族民俗文化为丽江古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血液。一个旅游景点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丽江古城也不例外。丽江古城受到游客的追捧，也证明了纳西民俗文化是得到市场认可的。旅游景点的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纳西民俗文化是古城的造血机，能不断地输入新的血液，保持丽江古城旅游发展的竞争力，实现丽江古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丽江古城旅游发展成就了纳西民俗文化

1、纳西民族文化得到较好的挖掘、保护和发扬。旅游业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民俗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开始复苏，并融入了旅游市场，得到了新生和“重构”。例如，木府、洛克故居、白沙壁画等古迹的修复；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字画等民间艺术的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一些传统的饮食也得到了开发与发展；传统的纳西族建筑得到了保存。一批专家学者还对丽江的人文景观、东巴经典、史料文献、节日庆典、婚丧习俗、饮食服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音乐歌舞等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和论证，还撰写了一批专著和论文，为纳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丽江古城旅游发展增强了纳西人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丽江古城的成功让丽江人尝到了旅游带来的硕果，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在逐渐地增强。他们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他们继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内涵并与时俱进，不断主动地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创新，并积极地把它推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并以他们的独特民俗文化为荣。

3、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为传统文化保护奠定了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使丽江古城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推动了丽江的社会经济的进步，使得文化和文物保护部门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当地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就可以用更多的经费来支持民俗文化保护和创新，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三、丽江古城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发展的矛盾

（一）原居民的外迁使丽江古城面临文化博物馆的危险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规模最大的聚居地，独特的纳西民居形式、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环境、亲切宜人的绿化环境、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孕育和承载着丽江的纳西民俗文化。古城是纳西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而古城淳朴善良的原纳西居民则是民俗文化的天然守护者和创造者。

古城和古城所承载的纳西民俗文化成为吸引游人的卖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入丽江，大量的游客打破了古城原有的宁静与安逸，为了给商户和游客腾出地方，也为了躲避旅游带来的喧嚣，很多的原住民陆续迁出了古城。根据古城开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1996年前，古城内居住着3万多纳西人，到2005年只剩下不到6000人，且多为老人。古城居民取而代之的是商户，住户多为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人多没有古城纳西人的民族文化底蕴，也不能真正地与纳西民俗文化水乳相融。文化天然创造主体的缺失使丽江古城的民俗文化黯然失色，古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的展示场，那些店铺和旅游商品多为廉价的道具，古城面临着变为文化博物馆的危险。

（二）纳西民俗文化商品化导致丽江古城文化氛围减弱

独特的民俗文化使丽江古城大放异彩，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把民俗文化推到了风口浪尖，民俗文化通过商品的形式表达出来，一方面文化的商品化是市场的需求，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影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文化习惯，把文化作为赚钱的工具，必然导致民俗文化的粗俗化和庸俗化。目前丽江古城正遭受着这样的命运，作为一个纳西族聚居地，古城内却随处可见傣族民乐葫芦丝吹出的乐曲，民族服饰店里的服饰很多也不是纳西族服饰，而是苗族的刺绣、白族的服饰的等，而生产厂家也多是广州、温州等地。民族歌舞被定义为娱乐游客的节目，服饰、动作的文化内涵被削弱，其原来所代表的文化涵义不复存在，丽江古城市场上充斥着的大批量生产的毫无特色商品终会使游客审美疲劳。

（三）民俗文化的真实传承与古城旅游发展遭遇尴尬

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首先是真实的存在与发展，旅游的开发，游客纷至沓来，很多游客要的只是快餐的体验，并不要求深层的真实。但是民俗文化要想有长久的生命力，必须深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按照其发展规律发展，不能急功近利，否则长久以往，必然会产生失望的旅游者和无所适从的变异的民俗文化，从而两败俱伤。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的真实传承有两个尴尬：一是旅游的开发使丽江的纳西下一代生活在扭曲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对民俗文化的印象很多来自当地的旅游部门对游客的宣传和表演，一开始看到和听到的就是异化的民俗文化。二是原居民的大量外迁和房产的转移，纳西族的下一代失去了继承一个真正的有着丰富的纳西民俗文化丽江古城的机会。纳西下一代儿童大都出生在新城，已经失去了接触原民俗文化的空间，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已经被剥离，再加上强势文化的影响，一种文化的传承面临中断。

四、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实现丽江古城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的保护要结合纳西族聚居的乡村的民俗文化保护

丽江古城是纳西民俗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地和物质载体，但是纳西民俗文化的保护仅仅局限在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是不完整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丽江的几个国际驰名的文化品牌都要依托乡村，如东巴文化的根基和土壤就在乡村，只有保持乡村鲜活的民俗文化土壤，才能保持东巴文化的生命力。如果乡村里已经没有依托纳西民俗鲜活地留存的东巴文化礼俗，那在古城范围内繁荣一时的东巴文化产业就不可能持久地发展，将日益成为一种仅仅是表演性的民俗展示。为保持东巴文化的“活水长流”，需要选择一些乡村作为纳西族民间的文化传承基地，培养民间艺人，打造具有独特纳西民俗文化的乡村，这样才能保持纳西民俗文化真实的活力。

（二）加强对本土青少年的教育，培养纳西民俗文化传人

当今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主流文化的系统教育，为了融入主流文化，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教育相当薄弱，很多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学艺术、文字、、传统习俗、地理生态、植物动物等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甚至连本民族的语言也逐渐在忘记。丽江也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在丽江古城的小学里，已经不能讲或只能讲部分纳西语的纳西学生在增多，很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和故事只有一些纳西老人会讲，青少年既不喜欢听也不想去记，而宁愿去看电视。因此要想保持纳西文化的传承，必须先培养文化传人。这个项目的实施可以争取民间基金的支持，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拨款。

（三）留住原居民与加强现居民的文化参与性

古城居民的外迁已经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但是可采取一些措施来留住还未外迁的原居民。同时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地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和发展的。因此，要想保持古城的文化氛围，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设法加强古城现有居民对纳西民俗文化的认同感，让他们自动加入到古城文化的保护中来。

（四）控制古城的过度旅游商业化

目前游客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氛围过浓的现象反映较多，因此控制旅游过度商业化势在必行。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缓解：将丽江古城的商业店铺集中在传统的商业街，同时控制其他街巷的商业活动；对丽江古城的商品进行控制，摒弃那些毫无特色、与纳西民俗文化无关的旅游纪念品；不要让喧闹的流行乐和歌曲充斥着丽江古城的夜晚，保持高原水乡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恢复一些“老字号”店铺；开发具有纳西族风土人情的饮食、艺术、土特产品；修复一些文化遗存。

参考文献：

1、杨宁宁.论旅游与纳西文化的传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2、马琳.试论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

3、廖冬梅,张诗亚.丽江的旅游开发对传统纳西文化传承的影响[J].民族教育研究,2006.

4、刘燕.旅游的发展对丽江古城社会文化的影响[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

5、杨福泉.从丽江古城谈遗产地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一些想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

6、朱良文.丽江纳西族民居[M].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

7、蒋高宸.丽江――美丽的家园[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第10篇

【关键词】雅尔塞镇；民俗旅游资源；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5-0076-2

一、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一）创建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所谓静态开发是指以游客静观或踏看为主的游览方式，多以民俗设施、民俗陈列为主要形式。梅里斯区建立的达斡尔民族风情园、水师营满族镇等民族村就是应用了这一模式。这类文化村，既可以使游客增长知识，又可以有效地保护传统民俗文化。所谓动态开发是以游客参与或半参与特定民俗环境中的活动为主的开发模式，游客可参与当地人的歌舞、饮食、竞技、曲艺等生活和游戏活动。齐齐哈尔有许多特点鲜明的、吸引力大的民俗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敖包大会，还有其他各民族的节日和婚礼，都可开发成为参与性很强的动态产品。

（二）重点开发独具特色的区域旅游资源

民俗的地域性决定了民俗旅游必须发挥民俗的地方特色，以地域内特有的民俗事象来吸引旅游者。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种类复杂、分布广泛，没必要也不可能全部开发。要在深入调研齐齐哈尔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评价和统一规划、安排，重点开发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有较大的环境容量、资源组合优势较高、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的区域旅游资源。

民族、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应因地制宜、发掘特点，做到平中见奇、功能齐备，同时遵循特色性、保护性、文化性、参与性、乡土性原则。现有民俗博物馆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低、互动性弱，可以规划建立民艺博览城，民俗食品博览城等参与性较强的项目。还可以在客源充足稳定的大中型城市建立民俗风情园。发展民族纯正、民族风情原汁原味、投入较小的民族自然村旅游，开发“关东立春”、朝鲜族岁首节等民俗节庆产品。而且还可以借助各种媒体，包括广播电视、街路文告、网络、报刊杂志等对雅尔塞镇旅游资源特色、旅游业发展水平、区域旅游形象进行宣传和促销。广泛参加国内国际旅游产品博览会和交易会，加大促销力度，提高旅游形象的国内国际知名度。建立雅尔塞镇旅游网站，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宣传和介绍。

（三）制定科学的民俗文化旅游保护规划

民俗旅游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开发过度，不注意保护就会枯竭乃至消失，造成“发展性破坏”。齐齐哈尔应积极确定民俗文化环境保护范围，正确评估民俗文化的现状，规划旅游接待量。要确定民俗旅游发展的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保持民俗旅游资源的原始性，遏制民俗的被同化趋向。

引导旅游者尽量减少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影响，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居民监控”的管理模式，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向旅游地居民强调他们与旅游者之间的区别，向他们传递有关旅游者的背景信息，使他们意识到本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生活的自豪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应为旅游地居民提供学习民俗文化的机会，如现在有一些旅游地都采用了办学校或在现有学校中增加有关民俗文化课程的办法。此外，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来鼓励和扶持某些特色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比如，政府可以为旅游的活动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或者经济补贴，甚至可以参与组织协调，创造节日气氛，使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得到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要事先向旅游者提供有关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准确信息，尤其是那些不易被外来者所理解和接受的部分，让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以免因旅游者的歧视、好奇而对旅游地居民产生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影响旅游地的好客度。要根据旅游地的民俗文化环境，对旅游者的穿戴及言行举止进行限制，以免旅游者的不恰当装扮及行为对旅游地居民造成不适当的影响。

（四）培养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才

目前，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齐齐哈尔职业学院等高校，均已设立了相关的旅游专业与课程。要积极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注重培养民俗文化旅游方面的专业表演人才、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服务是旅游附加产品的主体构成内容，旅游服务质量是影响着游客从旅游产品中获得的旅游价值大小及旅游满意度的最直接因素。在强调民俗旅游地的硬件可以偏中低档的同时，其软件却被推向了较高级，这就要求旅游地的员工们在服务质量上达到高标准高档次，包括热情周到的接待、整洁规范的员工仪表、文雅大方的礼仪礼节、有效及时的办事速度和效率等。

对于雅尔塞镇来说，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首先是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提高。包括其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业务素质，以及对雅尔塞镇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及旅游景点的了解程度。其次加强各旅游景区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和加强景区服务管理。最为严重的是有些旅游项目或活动场所的经营人员服务意识极其淡薄，经常出现伤害、诈骗、宰客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游客游览兴致，既使有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价值，恐怕也难以形成良好的旅游形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旅游管理体制上下功夫，转变原有的个体承包分散经营为公司化，企业化，运用科学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加强景区内所有从业人员的统一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二、民俗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一）突出特色、突出重点，打造精品

民俗旅游产品尽管替代性强，但其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也不能忽略。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文化，这种差异性使得基于每一少数民族文化所生成的旅游产品都具备吸引旅游者选择、购买的条件。雅尔塞镇在民俗旅游产品开发上，其一应以那些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资源优势的少数民族民俗为开发重点。例如达斡尔族，达斡尔族是全国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较集中，齐齐哈尔是该民族主要聚居地之一，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开发价值。达族风情旅游当前已经成为齐市重要的民俗旅游产品，但面对来自内蒙古的强力竞争，只有民族特色鲜明、突出，才能夯实吸引旅游者的基础。所以，在开发时应重在突出民族风情，以传统元素为重点，突出达族各类民俗的特色。对于非传统的、不具民族特色的设施，能满足接待即可，而不能当作开发重点；对不具民族特色的活动项目应舍得摒弃，以免喧宾夺主。其二，应以少数民族民俗中较具特色的某个方面为重点。例如满族，东北多地在打造满族民俗旅游产品方面都颇下功夫，如果齐市只是简单模仿的话，很难吸引游客，所以在打造满族民俗旅游产品时应突出有优势的方面———满语，满族风情在东北多处可以看到，但满语却只能在齐齐哈尔听到。产品有了差异性，自然易于吸引旅游者购买。

（二）提高产品品位，增加参与性项目

首先，提高导游人员素养，要求其掌握必要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讲解中突出文化内涵，以满足旅游者求知欲望，提升产品文化品位。其次，通过参与性活动项目的安排，提升产品品位。例如带领游客学习少数民族歌舞，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工艺品，举办少数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等等。这样，既能凸显少数民族风情，又能丰富旅游活动内容，加深游客印象。在安排参与性活动时应注意，以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为中心，这些民俗事象当是历经长期传承而保留下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而非现代人刻意打造，更忌生搬硬套其他民族的民俗或者简单模仿。时下，不少地区盲目跟风，设计“抢亲”、“成亲”等旅游项目，一些男性游客甚至一路走来多次被“抢”，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彩礼”，最后感慨“花钱赎身”。这种活动尽管参与性强，看起来又很热闹，但项目上马前论证不够，缺乏特色，往往造成游客有意回避甚至反感心理。开发民俗旅游产品时，应引以为诫，避免这类问题出现。

（三）加大宣传促销力度，提高产品知名度

民俗旅游产品的宣传应以官方为主导，政府首先应高度重视，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各种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可进行捆绑式集中宣传。关东文化旅游节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应将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列为关东文化旅游节宣传的重点之一。还可以利用国内外各种旅游交易年会进行宣传，将齐齐哈尔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特色传递给外地经营者。必要时可采用踩点促销手段，招徕外地经营商实地考察，通过他们的宣传，扩大产品知名度。此外，还应重视本地旅行社的宣传作用，采用一定的激励手段，激发本地旅行社的宣传积极性，扩大宣传促销网络。

【参考文献】

[1]马勇等著.旅游规划与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陈福义，范保宁主编.中国旅游资源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

[3]陈放著.中国旅游策划[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1.

第11篇

【关键词】百色 民俗旅游 品牌建设 资源

百色市已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样——旅游资源匾乏、是缺少典型的旅游地。百色具有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并已开发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旅游线路。而面对旅游市场日趋激烈的今天，积极地、尽快地培植自己的品牌旅游资源是百色市旅游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旅游资源是旅游项目重要的组成部分，品牌旅游资源则是旅游品牌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品牌旅游资源本身各方面的因素也将直接影响旅游品牌建设。百色民俗旅游品牌建设也需要形成自己的品牌旅游资源。

一、资源基础分析

品牌的构成包括品牌物质、品牌精神、品牌行为，三者缺一不可。物质就是我们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百色具有丰富而典型的民俗文化资源，大部分的民俗文化资源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且得到了国家权威部门、专家学者或广大群众的批准或认同，如下表：

以上这些都是百色民俗旅游品牌建设的物质资源基础，这些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百色旅游的品牌资源。如田阳县的布洛陀文化；那坡县的黑衣壮文化、彝族跳弓节；靖西壮族技艺文化、末伦民间曲艺文化、端午药市文化节；平果嘹歌文化；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民间音乐、茶文化、瑶族文化；隆林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田林的北路壮剧；乐业的火卖村壮族风情、高山汉传统文化等等。这些民俗资源绝大部分已是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并都已经被开发或正在开发中，当中有些已成为百色知名旅游名片。

由此看来，百色现有丰富的品牌资源具有很高的资源丰度和观赏时的量度，以及很高的知名度。

二、资源环境分析

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产品的决定性因素，而旅游地本身的价值往往要由周围环境衬托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和价值，而且该环境与客源地自身环境差异越大，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因此，资源所处的环境就显得尤其重要。

百色是一个民族文化保护对较完整的地区，民族文化突出，民俗旅游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形成特色，且在这样的环境中较能吸引和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百色各民族人民热情好客，生活纯朴，有着和谐的社会氛围。百色是一个工业相对较少的城市，各县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原始森林面积较大，且保护完整。

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优势较突出，但是社会经济环境相对较差，这是百色资源环境突出的特点。百色民俗旅游资源所处的地区都是百色较偏远且经济发展一般，甚至较差落后。这使得其民俗旅游建设受到一定阻力。

三、资源配套设施条件分析

设施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百色民俗旅游需要良好的交通和通信等公共设施来保障，才能使得其得以生存和发展，其中交通尤为重要，发达的旅游交通可以改善百色偏远山区的不利区位条件，增强百色民俗旅游的可进入性和吸引力，从而但到扩大客源市场规模，优化客源市场结构。

目前，百色各民俗旅游地的接待能力还相对较差，许多的民俗旅游地还未设有旅馆和餐饮服务，相关的配套设施都设在距离十几二十公里以外的县城或市区，游客往返非常不方便。如田阳县的布洛陀文化——敢壮山圣地，景点周围只设有临时的餐饮服务，还未有住宿服务，相关的商品购买及卫生设备也都是临时的；靖西的旧州绣球之乡内虽设有专门的旅馆，却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交通方面近几年虽有很大的改善，但部分较分散的民俗旅游地还存在可进入度较差的情况，因为许旅游地都是远离县城的，从县城到旅游地的交通始终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基本上都是单行的三级公路，甚至还有泥土路。

四、综合评价

品牌民俗旅游的旅游产品质量，旅游的品牌服务质量，加上旅游的品牌宣传效果，才能使旅游品牌整体形象树立起来，才能够成为区域的代名词，从而向更高级别的品牌跨越，百色民俗旅游品牌也不例外。

品牌旅游资源的价值与旅游地的经济条件是分不开的，百色虽然具有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但是大部分的民俗旅游资源所处地区较偏远，且开发所需的经济基础较差，品牌意识较差，未形成真正的品牌意识，还处于概念化品牌建设阶段，旅游资源没有能够很好的整合包装成品牌旅游资源，这使得百色民俗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且旅游者的缺乏又使得当地开发者缺少资源加工的动力，这使得整个百色民俗旅游开发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参考文献

[1]邓永进，薛群慧，赵伯乐著，民俗风情旅游[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2]黄翔等著，旅游节庆与品牌建设[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3]钟声宏，广西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1997年硕士论文；

[4]李经龙，中国品牌旅游资源评价及其开发战略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5]省略广西西部旅游联盟

第12篇

【摘要】古村落民俗旅游日渐走热，为人们青睐。本文以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分析其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价值，针对当前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文化生态视角出发，思考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的生态特性。在文化生态理论内涵的理解下，探讨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的策略性建议，提出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明确古村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内涵、优化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等几点启示。

【关键词】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吴中区古村落

在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流行选择的主体态势下，古村落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已然在旅游市场中赢得了众多游客的眼球。同时，伴有乡愁回忆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具有亲民性和体验性，古村民俗旅游日益为人们所青睐和重视。然而随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推进和不断走热，其对文化环境的影响愈加明显，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位于苏州西南角，嵌于太湖之中，11个古村落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中的东山岛和西山岛。苏州市级认定的古村落共17个，吴中区独占六成11个，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其分别为陆巷、明月湾、三山岛、东村、杨湾、植里、f里和东蔡。吴中区太湖古村落[1]，作为太湖古村落集群面积最大、最完整且高品位的区域，集中反映了太湖之畔吴地特色乡土民俗风情，充分显示出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

然而当前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古村观光、农家休闲为主，内容单一而非物质文化利用不到位；有形物质遗产备受青睐，深挖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尤其是融于古村生活常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对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视角

古村落旅游以其历史性的旅游空间和传统的社会人文气息，博得诸多游客青睐。古村民俗文化囊括了古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世代传承的智慧，是古村延续并保持活力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一定程度而言，古村落旅游的尽数内容，从古建民居、古街商贸到特色餐饮都属于民俗文化范畴。民俗文化作为古村落的文化瑰宝，是古村旅游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动力。

吴中区古村落群体性保护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特色地域文化、民居风貌、建造技艺、民俗风情历代传承，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传达着太湖吴地乡土文化，极具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

（一）耕读传家

吴中古村自古人才辈出，乡举里选之风极盛，有“进士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勤敏为贵，代有其人。太湖第一古村陆巷，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明代王鏊连中三元，两朝宰相、两大书香世家为故里传延下淳厚的诗书习教之风，至今儒风习习。“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 [2]思想广为村民流传，成为古村人之家风家教。同时坚持“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尝废”，即使是家有千金财富、位有宰相之高，也不忘上山砍柴修剪果木，或育苗栽种，或下地劳动。至今可见耄耋老人坚持日耕、富贾官员从事耕作，并非完全为了生计，而为承袭一种勤勉的生活习惯。

（二）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作为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说的即是如今吴中区古村落之所在。因地狭民稠、不堪重赋，借其物产丰富、水路之便，而行贾四方，厚积资产，亦有“钻天洞庭” 赞叹其精明能干，无物不营，糜远不到，无业不精。清末民初由洞庭商人投资开办的上海钱庄就有65家，在上海钱庄业占相当比重，实力雄厚。涌现出席、叶、翁、王、沈、周、吴等一大批富商望族，他们审时度势、和气诚信、乐善好施、重文化教养，使洞庭商人在长江八九百年的经商活动中，经久不衰。

洞庭商人尤珍视乡帮情谊，互帮互助，情重桑梓，敦亲睦族，义举乡里。修桥铺路、兴学施药、办善堂、置义渡，恩报故里。告老有还乡筑宅的传统，可见虽吴中偏隅乡村，巨宅连片颇有衣冠礼乐、博采人文的大邑规范，这都与洞庭商帮文化密不可分。

（三）游艺民俗

吴中古村落游艺民俗异彩纷呈，不亚于苏城之热闹精彩，而为外人所注目与向往。正月猛将活动作为古村春节期间的全民盛会，从初一出巡“贺年”，初五“路头会”接财神，初六“逛会”，初八“出灯”，初九至十二“漫山转”到十三猛将诞辰，各种猛将活动热闹持续。旗伞蔽日，锣鼓震天，威仪甚盛，一村一猛将，一村一节目，人声鼎沸，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台阁为民间演艺，以高空杂技表演剧艺为主，两孩童被抬至高空，手持道具，一脚悬空，衣裙飘拂，飘然而又惊险，令人惊叹叫绝，为东山一绝。原汁原味、精彩绝伦的游艺民俗文化，独树一帜，为吴中古村落一道靓丽的风采。

（四）本真生活

吴中古村落大多背山而拥太湖，依地势而建，讲究天人合一风水观，古街古巷空间宜人，住宅、祠堂、庙宇、池塘井然有序，封闭式宅院园林化、盆景意趣盎然。大量留存的古民居多由明清时期和民国留存至今，民居风格上延续苏州特有的粉墙黛瓦，在型制上更显内敛与简约，营造法式以“人”为中心，建筑营造技艺精细考究，雕刻冼练彩绘秀美，集“太湖文化”之大成。古村物产丰富，常年花果不断、湖鲜肥美，饮食讲究时令，村民天明即起、午来吃茶，生活自然生态又讲究细致，透露出浓郁的太湖流域的吴地乡土气息。如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台阁、婚俗及以太湖水产农产为原料的船餐、开捕节等，都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古村落旅游虽如火如荼，然而其民俗文化利用与开发却并不如人意。吴中区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多年，古迹探幽、观光游览、农家乐休闲、特色采摘初具品牌。而民俗文化旅游近年兴起，以庙会活动、民居体验、时令性登山活动等暂时性群体活动为主、以热闹吸引眼球为主，民俗文化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民俗旅游开发的共通性问题。

（一）民俗文化资源，因“看不见”而被忽视

目前，相关部门对古村落的保护尚集中停留于物质层面，如沿古街立面的整治、古建筑的评定和修缮及村落卫生环境的改善等。即使是开发较早的陆巷和明月湾，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关注较少，尚未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开发。

民俗文化概念有待深化，对其理解不应只包括物质部分，非物质部分更是其生命和灵气所在。区别于传统手工艺、特色服饰、地方特产、大型民俗节庆活动等“看得见”的有型遗产，古村落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特有历史传说、饮食、乡里民风等无形资产更没有纳入到保护与开发的视野。“看不见”资源――民俗文化的开发脱节致使古村落徒有其形，失散其神，古风古韵打折。

（二）民俗文化环境，变迁与冲击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古村带来的影响，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迁，受到冲击。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各种技艺、民间习俗等不断消失，文化内涵被弱化，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民俗文化氛围逐渐被淡化。以乡里社会交往为目的的各类活动，如庙会、台阁等活动的市场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的普及。大量古建民居因缺乏严格的保护，年久失修而失去了旅游开发价值，部分民俗文化景观也因低水平的修补或改造，造成隐性破坏和不可逆转的文化环境破坏和退化。

（三）民俗文化产品单一而合力不足

古村落现有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局限于原有物质载体范围，如陆巷古村落遗风的参观游览及杨湾杨梅节，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吸引力低，资源的整体开发层次低。

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受同一文化氛围影响，主体民俗文化趋同。同时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割和影响，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从而导致开发利用上难以协调、不成系统，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

三、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认识

（一）民俗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关注人类文化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关系。参照自然环境生态，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秩序、状态等[5]。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各类民俗文化事象糅合了创造者和传播者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性文化，表现为富有情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例[6]，具有明显的环境适应性和历史延续性，蕴含了其文化生态特性的内在的规律与秩序。因此，全面审视民俗文化，认识、掌握其文化生态性，并尊重民俗文化生态，对多样民俗文化形式的保护，民俗文化内涵的传承，民俗文化活力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特性

以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南渡中原文化、原始太湖文明与吴文化根基碰撞交融，并在其特有环境感应下融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而经典的文化生态特性。

1.独特的太湖地域文化。吴中区古村落群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之畔，是太湖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北宋以后，中原士族的迁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吴文化的一个亚圈层。既有吴文化的地域背景，又与宋室南渡历史渊源极深，同时又深受太湖特有文脉的影响，在饮食起居、工艺审美、节庆礼仪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可以看成是典型意义上的太湖孕育下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表现出可贵的原真性和原始性，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典型代表。

2.多样民俗群落式富集。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保存完整。现存民俗资源中，包括传统节日民俗、游艺民俗、自然崇拜和婚庆民俗、工艺民俗和饮食民俗、乡里民俗和农耕渔猎民俗等，其中被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东山台阁、婚俗。形成质朴而独特的吴地太湖民俗资源集中分布区，如表1所示。

3.天人合一的本真内涵。民俗是民族的古老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的智慧。吴中区丰富的民俗资源中，无论是传统手工技艺、营造法式，还是自然崇拜、乡里民俗或传统节庆，无不暗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原哲学观，折射出太湖人家独有的儒雅气质和文化精髓。

4.安居乐俗的原生态传承。调研发现，与其他地区古村落民俗资源过度开发、商业化和舞台化不同，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由于开发较晚，受商业化影响较小，较好地保有其特色和自发性，在当地呈现为原生自然式安居乐俗的和谐状态。如西山村民修复天后宫，杨湾人集资重建刘宫祠、重塑刘猛将，自主开展庙会等民俗活动的自发行为成为吴中区古村落民俗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形式。

四、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启示

（一）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

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旅游景区化的侵蚀，古村落遭受内外夹击。看得见的是古村环境污染、古建坍塌消失、传统工艺不再，看不见的是古村文化意蕴的淡化、陨灭，人心不古。历史街区拆旧建新，而忽视文化生态环境、割裂文脉式地开展旅游开发，必将陷入生搬硬套的死胡同和古村发展危机，失去了纯朴乡情传统民俗的乡土村落就像失去了灵气的展品，留下的只是一个物质的空壳而已。

古村落民俗，是自古延续的活着的文化，其旅游开发是以保护为基础，合理利用以彰显其地域文化魅力为目标。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厘清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的4大层面：民俗文化景观及空间的保护、传统人文风貌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民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传承人与传播者的保护。突破“看得见”才为资源的误区，将自然环境基础、人文环境底蕴纳入保护范围，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重新审视和更新民俗文化资源库。

（二）尊重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挖掘民俗文化内涵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作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已取得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其民俗文化资源正为人瞩目，据了解多个古村均已有民俗旅游开发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民俗文化旅游主题作为地区旅游形象的关键词，具有重要影响力。民俗文化旅游应赋予什么主题内涵、展示什么，值得努力探讨研究。如西双版纳以经典的泼水节民俗活动突显傣族水文化，并融入民族服饰、舞蹈等民俗内容，从而树立起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旅游形象。因此只有尊重古村落的民俗文化生态，分析其民俗文化资源，依据历史文脉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方能把握民俗文化旅游主题。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以太湖文化、吴文化为本质特征，其经典内涵是吴文化。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围绕“太湖吴地人家”这一主题内涵，挖掘太湖文化、吴地风情的特质要素，融入风水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信仰文化以及孝道文化、廉政文化等，开发恰当的旅游产品，真实反映太湖吴地人家的生活风貌，构建太湖古村落吴地乡土文化圈，保证其地域性和真实性，诠释其民俗文化的本原内涵。

（三）优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突显文化旅游效益

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方式历来备受研究，主要可总结为博物馆型、民俗村（寨）型和异地模拟型三种，也有针对“孤岛式”弊端提出生态博物馆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从文化生态视角对不同文化景观的开发模式作出了分类研究及建议，见表格2，以最大保持原真性、减小破坏性。

吴中区古村落呈群落式分布于太湖之畔，大小11个古村民俗各有特色和亮点，其民俗文化生态也各有差别，原生―次生―再生民俗文化生态类型俱存，因此，按照民俗文化生态要求，需要考量其不同生态类型，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开发模式，深入结合每个村落的个性特征，形成一村一品的民俗旅游特色。

此外，吴中区古村落的民俗旅游开发，还应把握集群化战略和协调原则。一是将古村落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统一的保护开发体系中；通过资源共享与重组，提升太湖各个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旅游品牌与项目的整体开发和创新，提升整体旅游形象，打响“太湖古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示范区”、“太湖吴地人家”品牌。二是系统协调保护、传承与利用三者关系，以多元价值利用为手段，既注重对古村落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利用，破环民俗文化生态平衡，使古村民俗文化资源利用与保护互生共进，相得益彰，实现古村落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契合。

五、结语

古村落凝结了灿烂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活态体现，而民俗文化正是其灵魂所在，对古村落民俗旅游的研究也将随着民俗开发热潮不断深入扩大。本文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结合深入详实的实证调研，尝试探讨文化生态性对旅游开发的要求，对苏州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是一次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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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万源，李海山，刘远清.名城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思考化――以梅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06， 26（1）：66-69.

第13篇

摘要：在对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方面，目前还没有较完备的专门的政策体系，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化书刊类关于民俗文化的专著都较少的给予深入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去论述民俗文化的意义，都是一些零散的言论，缺乏系统性，本文在参考多数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方面的理论资源，并提出了个人的观点，看法，为进一步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浅谈 民俗 文化 发展 思路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应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建设小康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高度来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拓展民俗文化的产业领域，不断丰富产业样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产业效能。

一、发展民俗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宽容性原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公共文化政策制订过程中应当具有允许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胸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思想，担负起保护民俗文化，发展民俗产业的责任，扮演民俗文化“守夜人”的角色。

2.选择性原则

不可否认民俗文化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文化理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其特点。在比较优劣中筛选，对其精心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做到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目的。

3.创新性原则

把高新技术引入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科技含量以求以信息化推动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俗文化发展政策体系的完善

政府大力加强建立健全民俗文化产业扶植政策，确保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1.重点引导和培养典型民俗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政策出台为一些典型的民俗文化“正名”给予其政策和机会，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东北二人转不应再认为它是“黄”不应再认为它是低俗，没落的代名词。要进一步放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其以产业化竞争的姿态走向世界，以同等的文化身份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优秀民俗文化发掘保护政策

联合教育 ，宣传部门搞好民俗文化的发掘，宣传，教育工作。在对待民俗文化的问题上，文化主管部门以政策待遇鼓励考古研究人员，认真发掘发现我们已经遗失或没落的优秀民俗文化，来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

对优秀者加以继承和弘扬，协助好教育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民俗文化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

3.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民俗文化发展的贷款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发展前景好的民俗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拓展适合民俗文化产业机构特点的贷款融资方式和相关保险服务。

4.投资政策

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形成多渠道投入的体制。提倡事业型文化单位走国家投资和自我发展并重，向经营管理型转变的道路，鼓励适当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不足；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横向联合，争取企业长期稳定的投资；吸纳社会捐资赞助；允许文物，博物机构利用外资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保护；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兴办国家倡导的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设施。

5.人才培养政策

鼓励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放宽政策、简化手续，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类高素质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实行人事制，逐步推行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自主择业。允许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其拥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创作成果和科研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占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鼓励民俗文化产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发展与民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如可尝试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设立民俗文化相关专业，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民俗文化高级专门人才，为民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重点培养一批熟悉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业务并掌握有关国际规则的人才，以及民俗文化经纪人、主持人、艺术家和会展策划等专门人才。

6.扶植民营民俗文化产业政策

鼓励个人，企业社会，以各种形式创办国家政策许可的民俗文化产业，对其在规划建设，土地使用，税费政策，从业人员职称等方面与国有民俗文化单位同等对待。

三、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某些变迁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应阻挠也是无法阻挠的事实上任何民俗文化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民俗文化要充满活力就必须与其它文化相接触交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弘扬本民俗文化的同时去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借鉴国外先进民俗文化成果，然后在与这些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实现民俗文化的发展创新促进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四、民俗文化改革和发展并重的文化政策

文化部门制定政策引导民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认识到民俗文化尽管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的不科学的成分，我们当在认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同时尽量最大程度的反映真实的民俗文化。因为“如果一种民俗（如传说神化，民间故事，成年礼）等内容，与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和态度偏离太远，他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被流传下去，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有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

所以说在坚持对传统民俗文化改革的时候要保持其原生态的一面。我们应当认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自己民俗文化的特色，也基本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更无法实现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同时在对民俗文化进行产业运做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利用民俗文化追求经济利益，如果只顾赚钱使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民俗，因商业气息过浓而流于庸俗化，失去了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与质朴，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实践中应当做到保护民俗文化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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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5]陶立璠.《现代化带来民俗文化的变迁》

[6]林国良，周克立.《当代文化行政学》

第14篇

关键词：游客凝视 旅游符号 历史街区 什刹海

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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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彦君，彭丹.旅游、旅游体验和符号--对相关研究的一个评述[J].旅游科学， 2005，1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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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凯，孙天宇，谢雪梅.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符号隐喻关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资源科学，2008，30（8）：1184-1190.

[10]孙九霞.族群文化的移植：“旅游者凝视”视角下的解读[J].思想战线，2009，35 （4）：37-42.

[11]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M].London：Sage，2002.

[12]周宪.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J].天津社会科学，2008， （1）：111-118.

[13]张秀娟.“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构研究——以广南县“世外桃源”风景区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2.

[14]周志强.从“游客凝视”到“游客化”——评《游客凝视》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贡献[J].文化与文学，2010，（1）：138-142.

第15篇

关键词：白鹭古村；学术史

白鹭村，位于江西省赣县的最北端，毗邻兴国和万安，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在这个古村落里保留着大量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到目前为止，白鹭是江南保存最完好最集中的客家古村落，虽历经86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保存有大小不等的祠堂、庙宇共69座。在2006年9月18日于湖南闭幕的中国郴州生态（民俗民居）旅游节上，特色独具的中国十大古村隆重亮相，赣县白鹭村成为中国十大古村之一。悠久的历史让白鹭拥有了为数不少的“第一”和“唯一”：中国第一座以女士命名的女士祠堂，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江南第一个村级民俗博物馆，故宫唯一一块遗留在外的金砖等，继2003年公布第一批2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后，2007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其中，赣州唯一入选的是赣县白鹭乡白鹭村。正因为白鹭村有浓郁的古村特色，所以，近几年来白鹭村成为各个专业的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以前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赣县白鹭村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学术史回顾。

一、民俗事项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民俗事项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抢打轿”这一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关于“打轿”体育民俗的由来以及“抢打轿”的仪式，重点分析了白鹭“抢打轿”活动长盛不衰的原因，作者认为，“打轿”这一民俗体育活动维系着人们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填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丝空白。“抢打轿”作为赣县白鹭村独有的古老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民俗体育。白鹭人尚武好斗，刚猛有余而文气不足，“抢打轿”意在以一年一度的赛事满足勇士们的斗勇之欲，同时赢得平日族人的尚文重德、团结和睦。“抢打轿”表现出了儒学性、历史性、农耕性、传承性和娱乐性的体育文化特征，并有浓郁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打轿活动产生于赣南白鹭的生产生活中，寄托于民族的神灵崇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抢打轿”的民俗活动，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一文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等方法，也对“抢打轿”这一民俗活动的历史渊源，活动组织程序，传承价值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该文作者认为“抢打轿”作为赣南客家民俗文化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内容的丰富，其蕴含的精神思想与思维方式，对人和社会的发展、整合都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民间休闲娱乐功能以及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价值。

二、建筑风格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建筑风格以及其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意义，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白鹭村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作者从白鹭村的地理与历史谈起，详细叙述了村内街道与建筑布局，并以典型的村内代表古建筑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说明了白鹭村建筑的与众不同，作者认为，白鹭村的街道布局建筑设计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村庄的发展和布局以及建筑追求风水意识，同时也周到的考虑生活的功能。建筑中的装修一般比较朴实简单，“祠”和“堂”在白鹭村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是看何祠何堂。白鹭村以钟氏占全村人口的95%以上，村内人口繁衍至数千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村，是宋代客家钟氏没有间断的延续族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较多的宋代客家人的文化原型。白鹭村的整个村庄布局、街道、建筑基本上还是明清时期的格局和建筑，有着自己独有的建筑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是我省现存罕见的一处客家古村落。针对白鹭村的古建筑的研究，学者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一文主要从白鹭村的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的分类及表现手法出发，探讨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作者认为，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的艺术表现一是顺应当地群众传统欣赏习惯，在建筑物的雕刻装饰上，呈现出局部与整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二是着力写意，有情有趣。三是寓教于乐的表现手法。在建筑装饰中雕刻技法的不同体现出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和匠心之巧的艺术特点。通过不同部位和不同内容的雕刻之间的配置、组合、呼应，构成统一面完美的艺术形象。白鹭村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真实的反映了白鹭古村落居民的家族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观念形态及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是赣南传统民间吉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白鹭人民的精神的需要，而且表现了设计者、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而另一学者许鹏在《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白鹭村》一文中，作者认为白鹭的客家民居，借“祠堂”而独秀天下，白鹭祠堂从使用功能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奉祀祖宗神位并举行“辞祖”仪式的祠堂，一种是既聚居人家，又奉祀祖宗神位的祠堂。从构成上角度看，基本是由建筑实体围绕中空的天井构成，即“四水归堂”建筑。白鹭民居为砖木混合结构，其重要特点是注重雕刻装饰。学者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论“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与装饰艺术特点》一文从祠堂的建筑理念以及与客家民俗的关系上，详细探讨了“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和装饰特点。作者认为，“王太夫人祠”的建筑特点不仅体现出了赣南客家人“吃苦耐劳、勤俭创业、团结互助、勇于开拓”的人文精神和独特的客家民俗观，同时，其建筑风格与装饰特点又与祠堂主的思想交相辉映，呈现出质朴典雅、庄重秀丽的艺术风格。“王太夫人祠”作为客家民俗文化与客家人文精神的物化形式，也体现出了独特的赣南客家区域人文环境和民俗观，并蕴涵了独特的客家建筑审美文化，它融客家民俗文化之精华，已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折射出了客家人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对自然、人生、世界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了客家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当下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研究

白鹭村自2006年被选为中国十大古村落之一，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参观，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白鹭村也成了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熊桂兰、戚蕙兰在《白鹭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主要针对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品牌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村民对古建筑等文物保护意识尚需加强、村民对发展旅游业积极性不高、旅游管理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以及白鹭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提出白鹭村今后旅游开发过程中自己的一些思考：充分调动村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走保护与建设之路，注重清洁与整齐并举以及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旅游内容。作者认为，白鹭村不仅有着成群的古建筑，而且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东河戏、木偶戏等民俗文化。其中发源于赣县白鹭的东河戏，在2008年6月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白鹭村客家文化在国内外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白鹭村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村，要使旅游观光的人们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还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努力。另一位学者钟福民《论赣南客家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以赣县白鹭村为例》这篇文章主要认为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文化资源因为与人的有机结合而显出相当的复合性。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古村落加以合理的保护，涉及到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并且体现出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作为农业文明孕育下的村落，白鹭村不但布局合理，而且其村落文化的构成要素也很完备。白鹭村正是靠其古老建筑、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文化资源，体现出古村落的独特价值。但是，白鹭古村在文化保护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新旧景观的不协调，景观的生活性和观赏性不协调以及直观的物质文化与潜隐的非物质文化的不协调三个方面。针对这方面的问题，作者提出相关的对策，根据白鹭村当前的情况，对其保护宜采用“分区式”和“景观式”相结合的思路，并且做好村民的环境卫生教育，让他们不要将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随便摆放，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进行科学处理，再者，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要帮助村民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统一规划。而学者涂秋风《处在深闺无人知，客家古村重放彩――白鹭古村旅游资源特征分析》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在对旅游资源特征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提出了古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步构想和基本思路，重点阐明了客家文化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和地位。作者认为，白鹭古村及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征明显，它包含了建筑、民俗、民间艺术、饮食及客家迁徙历史的相关旅游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广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路主要有：树立良好的保护意识，正确协调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依托赣州城作为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中心集散地的强大优势，加大旅游促销力度，积极开拓旅游新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体系配套；实施赣南客家民俗文化旅游项目间的区域协作，打造优势集成，以观念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营销创新为向导，提高白鹭古村对赣南乃至全省旅游发展的贡献度；积极招商引资，拓宽融资渠道，多方位、多形式筹措资金。作者把古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位以客家文化为主脉，民居古建为依托；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度假为辅的自然-田园-风水-寻根游。策划的旅游项目包括：客家溯源寻根游、民居古建观光游、客家民俗活动游以及绿色家园休闲度假游。

四、结语

白鹭村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古村落，近几年来，不管从其民俗活动、建筑风格以及旅游开发项目等方面都成了众多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白鹭古村的研究对现代古村落的开发与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于古村落原有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对于其他古村落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多年来学界对于白鹭古村的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比如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开发的具体实践有哪些可行性，人们意识上的不重视导致传统文物大量的流失现象以及古村落的建筑修复的经济来源，今后的发展状况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待于对白鹭古村做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

[2]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贵州体育科技，2013年9月

[3]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4]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艺术与设计

[5]许鹏：《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中华建设，2006年第1期

[6]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美术大观，2011年第3期

[7]熊桂兰、戚蕙兰：《白鹭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