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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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教”的内容与建筑设计相脱节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评估标准”中对“建筑结构”方面的知识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了解结构体系在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适用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掌握结构体系与建筑形式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在设计过程中与结构专业进行合作的内容；掌握常用结构体系在各种作用力影响下的受力状况及主要结构构造要求；有能力在建筑设计中进行合理的结构选型，有能力对常用结构构件的尺寸进行估算，以满足方案设计的要求。[2]这些要求都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结构知识。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知识的传授与建筑设计和实践严重脱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讲授“建筑结构”课程的教师很少具有建筑学专业背景，无法将结构课程与建筑设计及建筑物实体结合起来，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学习“建筑结构”的需求和兴趣点也把握不够准确，建筑结构课程就显得僵化、呆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使得教师自身对于“建筑结构”课程的认识也多被定位为辅助的、配套的、边缘的地位，所以对于建筑学专业“建筑结构”的教学和研究也缺乏动力。

2.“学”的过程中，学生“重艺术、轻技术”的观念根深蒂固

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建筑学教育，带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学生在学校里主要进行方案能力的培养，空间、构图、立面、色彩几乎是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全部内容。一个形式丰富的方案，一手漂亮的徒手画，一张完美的表现图，就是建筑学优秀毕业生的标签，顺理成章，形式成了建筑学教育的重头戏，重艺术、轻技术的观念在建筑学教育中可谓根深蒂固。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建筑结构”课程对于建筑学专业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自己设计出有文化、有思想的建筑方案，自然就会有学结构的专业人员主动配合实现了。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但凡能成为优秀建筑师的人，对结构的知识往往都是非常丰富的，美国建筑大师赖特正是因为有着丰富的建筑结构知识，才在约翰逊制腊公司行政楼中创造出无梁楼盖的奇特景观，而同样是他设计的东京帝国饭店在经历大地震之后却依旧岿然不动。学生们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艺术高”的指导思想下学习建筑学，其结果导致学生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艺术才思的同时，却丧失了严谨求实的技术头脑。

二、“建筑结构”教学方法的改革从“教”和“学”两个方向同时开展

1.引入建筑学专业背景的建筑结构教师，增加形象思维的内容

具有建筑学专业背景的建筑结构教师对于“建筑结构”的教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他们在掌握建筑结构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熟悉建筑设计与结构相关的知识点，以及能够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和课堂实践。在“建筑结构”教学中，尽量引入形象思维和建筑艺术实体，例如在框架结构的讲授当中，引入中国古代木构的原理和形象。中国古代木构的代表构件斗拱，从受力原理上来讲，与框架结构基本相同。从斗拱的构建和逻辑来讲述框架结构的悬挑原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图1所示。由于建筑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以及斗拱本身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印象，在“建筑结构”课程中引入该形象，首先从教学内容上能够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作用，其次，从木构及斗拱的受力与框架结构的受力逻辑的对比也使得学生对于抽象的框架结构逻辑的学习，增加了形象思维的内容。同样，在讲授拱结构的受力特点时，课堂上用万神庙和路易斯康的印度经管学院进行对比。万神庙（图2）的穹顶结构侧推力是用连续的墙体来抵抗的，同时，为了减轻墙体的自重，将墙体局部挖空，形成壁龛，所以建筑形象也是相对完整和封闭的。而同样是抵抗拱结构的侧推力，路易斯•康的印度经管学院（图3），无论是解决跨度的拱结构，还是砌筑在墙体中的拱结构，都利用起拉结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梁来抵抗拱结构的侧推力。由于抵抗拱的侧推力时，钢筋混凝土梁主要处于受拉状态，所以梁截面尺寸较小，建筑形象与万神庙也大相径庭。学生在进行建筑结构专业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引入学生感兴趣的经典建筑形象，使得建筑结构和建筑艺术之间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2.增加建筑结构学习的连续性，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虽然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对于只有48学时或者64学时的“建筑结构”课程，一个学期的内容，如果不能与其他课程融会贯通，不能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建筑结构”的学习，留给学生的可能只是一次考试或者一个成绩。为了增加建筑结构学习的连续性，将“建筑结构”课程与建筑设计课程紧密结合起来，建筑结构的教师参与到每一个设计题目当中。让学生从结构理性的角度对自己创作的建筑方案进行结构合理性评估。在以往的教学中，结构专业的教师，参与到建筑设计课中并非没有先例，很多学校也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据对学生调研的结果来看，以往结构教师临时性的参与，对于学生建筑结构知识的理解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结构教师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全程参与建筑设计的教学，所以这个作用就更是大打折扣。在建筑设计教学中引入建筑结构的相关内容，尝试用一种启发性的自我评价的学习方法。实际操作是首先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结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在学生做出结构思考的尝试并得出一定的结论之后，结构教师再具体介入，根据学生对自己方案结构的自我评价，进行有针对的指导和干预。这种学习方法，使得学生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建筑结构的学习，也让学生对于自己方案的结构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甚至还能起到开阔思路，启发创作灵感的作用。自我评价的方法要求结构教师课前科学合理地制订教学方法，具体体现在针对不同的年级和设计内容，提出具体的建筑结构评价指标。如下表所示分别是针对《专家工作室》和《大学生活动中心》两个方案的结构评价指标。上述两个表格中，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建筑结构知识相对较少，表1的设定，主要是提醒学生注意，在建筑设计的同时，要考虑建筑方案的结构可能性，并从老师那里学习建立最基本的建筑结构的基本知识框架；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学生的建筑结构知识和对建筑整体把握越来越强，表2中增加了两项内容，目的是使学生在进行建筑方案的设计中既要考虑到结构合理性，同时也应从建筑结构的制约和启示中开拓设计思路。学生通过完成结构评价指标这项任务，会主动去关注和学习相关的结构知识，这种情况下适时引入结构教师的指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明显提高。

三、“建筑结构”教学方法改革的启示

建筑学专业目前很多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脱节、重复等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课程看似很成体系，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却是各自为政，课程之间的衔接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普遍情况是知识结构不完整，尤其缺少严谨求实的技术头脑。[3]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实现手段主要就是以“建筑设计”这门专业课为核心展开各门建筑理论与技术课程的学习。[4]本文探讨将建“建筑结构”与“建筑设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尝试将建筑结构知识至始至终地在建筑设计课中得以应用，而且尽量做到知识结构与学生能力相结合，循序渐进，让学生感觉到相关知识学有所用，激发学生学习建筑结构知识的热情和主动性，从而为学生打造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

四、结语

第2篇

关键词：消防；应急照明；电源；蓄电池：分散供电

一、引言

近年，各地新落成了不少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体育、文化场馆等，这些建筑都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开放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和断电等事故，容易发生疏散混乱、相互踩踏造成伤亡事故，提高应急疏散照明的可靠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一些技术规范未能及时修改和统一，设计时依据不同，设计思想有很大差别，无法满足实际需要，需加以完善。本文对应急照明技术规范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个简要分析，以引起从业者的足够重视。

二、有关技术规范

(一)《民用建筑电器设计规范》JGJl6—2008第3.1.9.1条：“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应不致同时受到损坏。一级负荷容量较大或有高压用电设备时.应采用两路高压电源。如一级负荷容量不大时，应优先采用从电力系统或临近单位取得第二低压电源，亦可采用应急发电机组，如一级负荷仅为照明或电话站负荷时，宜采用蓄电池组作为备用电源”。

(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第10.1.2条：“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照明指示标志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但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20min”。

(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第10.1.3条：“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当发生火灾切断生产、生活用电时，应能保证消防用电，其配电设备应有明显标志”。

(四)《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第10.2.8条：“……其疏散走道和疏散门，均宜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五)《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第6.3.1.8条：“消防控制室在确认火灾后.应能切断有关部位的非消防电源，并接通警报装置及火灾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标志灯”。

(六)《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l修订版)第9.2.6条：“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且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20min”。

三、火灾中应急照明电源的损坏分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太幅提高，大型公共建筑一般按高规要求，按一级负荷进行消防电源设计。目前大多都采用柴油发电机作为消防应急电源，发电机启动信号取自市电断路器上端，一旦市电失电，在30秒内发电机自动启动，对消防设备进行供电。

在火灾中，由于供电线路和用电电器首先受损，引发短路、过载等，一般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生局部以致全面跳闸断电，包括应急回路。另外，在实践中，大型公共建筑物发生火灾时，多采用水作为灭火介质，为了防止救灾人员和现场其他人员发生触电危险，也需要人为切断电源(包括消防电源)再进行灭火；水淋湿开关线路也会引发短路和漏电，引起跳闸断电。这些都与消防设备的供电需要存在一定的实际矛盾。

在火灾发生时，即使备用发电机能及时启动，也会由于线路受损或设备短路过载等故障，大多也无法恢复现场照明供电，这时，通常采用的双回路供电应急照明是无法发挥作用恢复供电的。所以，备用发电机只能向一般设计在安全隐蔽处的消防水泵和大功率的消防设各等消防设各供电，火灾现场的疏散照明由发电机供电显然是不可靠的。

所以，应急照明的电源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消防应急灯具》对这类应急照明灯具的供电作了明确规定，这类灯具应由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供电，且供电时间不少于30分钟，但《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规定是20分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

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践中，许多设计单位在设计大型公共建筑时，依然按照一级负荷由双回路市电供电，设自动互投.以发电机作为应急电源。在两路市电都失电时，发电机自动启动，通过互投母联柜，向包括应急疏散照明、疏散指示牌、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及其他消防设各进行供电。在相关设备的选用上，只是安全出口指示牌、疏散指示牌采用了自带蓄电池，疏散通道的应急照明灯具仍然是普通灯具，只是采用末端自动切换的双回路应急回路供电而已。这种设计思路基本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几十年来一直沿用。

从上面摘抄的技术规范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强制要求应急照明采用自带蓄电池的应急灯，只是“可采用”。从文字表述看，似乎以蓄电池作备用电源的比发电机作备用电源的要低级别。

一些地方政府建设主管单位领导在建设一些大型公共建筑时也持同样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发生断电事故或火灾事故时.如果一路市电断电，可以通过互投母联柜。由另一路市电自动恢复供电；两路市电都断电时，发电机会自动启动，通过互投母联柜恢复向应急照明线路供电。满足人员逃生和救灾的需要，完全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也认为以发电机作备用电源的应急照明供电方式比自带蓄电池的应急灯要高级，要可靠。

但从上面的分析中得知，发生火灾时，这种传统的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应急照明的需要。“应急照明”，也叫“事故照明”，其实质就是“事故照明”，要充分考虑到发生火灾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仅仅是非火灾突然断电时的情况。而且，从大量的实际火灾案例看，由于应急照明的缺位造成人员踩踏造成的致死致伤的人员数量之多，足以引起我们对火灾中应急照明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认识。

在实践中，近年落成的一些大型公用建筑，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建筑消防报建时，按照传统双回路应急电源设计规范进行设计，用发电机组作应急电源，图纸可以顺利通过政府消防主管部门的审核，也能顺利通过建筑消防验收；但在投入使用时，负责消防日常监督管理的政府区域消防管理单位，却对应急照明提出异议，要求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上、消防设备房等重要区域，安装自带蓄电池供电的双头应急照明灯或筒灯，满足实际需要，对所谓双回路供电保证应急照明说法不屑一顾。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些设计单位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需要，缺乏实践经验，加上一些建设单位也认为，应急照明灯影响美观，无法与日渐高档的装修标准相适应，没有必要。另外国家规定应急照明灯具的使用范围也偏小，相关技术规范没有把应急照明采用自带蓄电池方式和备用发电机方式两者之间的级别差异明确表述，存在不明确的情况，设计人员认识不深刻，无法满足大型公共建筑的消防安全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负责消防日常监督管理的政府区域消防管理单位人员，显然具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更了解火灾发生时，供电线路和设备的损坏情况，以及应急照明的正常工作对于救生和救灾的重要性，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在一些大型公用建筑上，就会看到这种无奈的现象：已经竣工投入使用的高档建筑，在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电梯厅、消防设备房、大型功能房等重要区域，以线槽或线管明敷的方式，加装了必要的自带蓄电池的双头应急照明灯，外观上与其它暗敷的电气线路很不协调。

这种事后的改进，既不美观，也由于重新施工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浪费。而且，视管理单位和设计单位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有很大区别。设计单位往往认为设计依据充分，大型公共建筑往往又是综合性的，并非功能单一的建筑，在归类上有分歧，因此拒绝变更改进，造成一些大型公共建筑此项改造工作困难重重，留下了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

五、改进建议

鉴于应急照明在火灾逃生中对拯救生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为指导思想，在我国的经济水平已发生根本飞跃，经济实力已大大提高的前提下，建议提高应急照明电源的可靠性和降低对供电线路完好的依赖性，把满足最恶劣情况下的需要，作为应急照明的依据来进行设计。把原来应急照明电源以集中供电的形式，改为单个灯具独立分散供电，采用自动充电的蓄电池这种最简单，也最可靠的应急供电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摆脱由于供电线路受损等造成应急照明电源断电的限制，在极端情况下亦可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疏散的照明供电需要。

在推广上，可以对应急照明的电源作单独规定，满足实际需要，不再作为一级负荷中的重要负荷来处理。在实践中，单个应急照明灯具所需功率都不大，完全可行；为兼顾美观，可以选用现已大量生产的简灯式应急照明灯。

作为更彻底的解决之道，建议对技术规范作些修订，把公安部颁布的原适用范围较窄的《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的第十一条事故应急照明条款.经过适当修改后，写进《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其它相关技术规范中，把应急照明灯具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大型公共建筑，不仅仅明确规定公共娱乐场所才必须使用。这样可以统一执行这个技术规范，减少这类建筑的建设浪费和消除此类消防隐患，为群众创造一个更安全和谐的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遵循现有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基础上，消防安全工作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这方面，同样需要广大从业者发挥创新精神，把社会的实际需要，贯彻到公共建筑的设计建设中去，共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3篇

笔者从课程自身特点、授课学时、学生及老师等方面剖析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1课程特点

本门课程的涵盖内容较广，包括民用建筑设计和工业建筑设计两大篇，为学生重点讲解的是民用建筑设计，主要介绍建筑平面、立面和剖面的设计内容及设计方法，建筑物的六大构件组成（基础、墙、楼地面、楼梯、屋顶和门窗）、各构件所起的作用，及每一构件具体的构造方式。比如屋面构造，不仅要知道所选择的面层材料，还必须了解每层的做法，包括厚度、砂浆的比例等等。课程结束后还要给学生安排设计任务，进行一至两个星期的课程设计。这种教与学的模式沿袭多年，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学生在学习期间，常常觉得这门课学起来很容易，但真正理解课程中的一些专有名词、构造方法等内容时却往往感到难以理解，考试时也很难答出理想的考试成绩。

1．2授课学时

根据“厚基础、宽口径、重素质”的原则，分配给房屋建筑学课程的课堂教学课时大量缩减，而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内容却纷繁杂多，学时和教材内容之间互相矛盾，如何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让学生有效地掌握大纲要求的内容，做到统筹规划、重点突出，是教师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1．3学生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一方面，学生认为授课的内容浅显易懂，没有什么难度；另一方面，学生在平常的生活中虽然见过不同的建筑类型，但在运用房屋建筑学课程中的一些知识，诸如平、立面的单元及组合方法，线条的处理方法，如何体现建筑形体的美感、质感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典型建筑实例现场演示，即使依靠最详细、生动的语言进行描述也是无法体现不同类型的建筑外观的，学生们自然而然会因缺乏想象而感到枯燥乏味，产生厌学情绪。

2教学改革措施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基于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实践，对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一些设想。

2．1教学内容精炼化

课堂教学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教学内容上应进行“精挑细选”，删掉老旧重复内容，强化技术应用性与时代性。如《房屋建筑学》教材里的墙和基础构造这一章里，有专门的一节内容涉及3～4个篇幅来介绍实心粘土砖，包括它的制备工艺、组砌方式、施工方法等，而现实中，在我国多数地区，这种粘土砖因会消耗大量土地中的粘土资源被政府颁发明令禁止使用，而以符合环保要求的各类砌块来代替，但从目前出版的各类教材来看，仍普遍存在以实心粘土砖为讲解重点，而对其他砌块却介绍很少的局面上。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教材中还会找到很多，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可能已经过时，而教学大纲中不做要求的内容，可能已经成为建筑工程中的主流，所以如何选好授课内容，与时展相并进，是确保学生将来学有所用的关键。

2．2教学方法多样化

通过寻求多样化、丰富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自主能动性。

2．2．1教师授课和课堂讨论相结合教学过程中，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采用课程讲授、提问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教师对某一问题的讲解告一段落后，针对基本概念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就某些问题或某一建筑工程展开课堂讨论，通过老师与学生之间不断的互动、信息往来，听取学生们的想法、反馈意见，及时发现学生们理解薄弱的地方，从而适时的调整课程内容，这对于老师能够自始至终的牵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维及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都大有裨益。

2．2．2传统教学和现代化教学相结合

在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大跨、超高、新颖、奇特的建筑结构日益增多，这些结构形式很难通过叙述表达清楚，只能通过搜集图像资料，加入文字、影音、动画等内容，制作成教学幻灯片呈现给学生，采取这种教学手段会给学生以直观、形象、生动的学习感受，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使学生对各种建筑结构在国内外应用现状、今后发展方向及研究动态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在《房屋建筑学》课程授课之初，教师可将自己的电子信箱告诉学生，以便学生随时将学习课程时遇到的问题反馈给任课教师，教师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并在授课时有针对性详细讲解这方面的知识。通过将传统的板书教学和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就可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量，给学生打下较扎实的专业基础。

2．2．3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

各种建筑构件相互连接的方式错综复杂，头脑中需要很强的空间想象力，若能将现场实际工程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讲解“屋盖支撑”这一节时，只凭教材上的图形学生很难理解各种支撑布置情况，这时可带学生到屋盖施工现场进行教学，通过实际物体，让学生了解各种支撑及其布置情况，以及各种支撑的作用。这样通过屋盖结构现场教学，学生对屋盖结构就不再陌生，对屋盖与各种构件的连接也会有较深的认识。

2．3实践教学要强化

实践教学环节要不断加强课程设计。通过课程设计环节，学生们会对民用建筑在平面、立面和剖面的设计过程有全面而具体的了解，因此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命题多样化、工程化。给出多组接近工程实例的课设选题，最好每人一题，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方向自主选题，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加强过程管理。设计前，为学生进行设计专题报告，内容包括设计过程、规范、构造及建筑制图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制定详细的工作进程表。课程设计期间，加强培养学生使用各种规范、查阅手册和资料的能力。指导教师可随时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展情况，对每名学生的学习态度、工作进程和设计能力都要有所记录；（3）科学的考核方法。指导教师应制定科学、公平、合理的考核方法，对每名学生的表现进行考量，结果应能反映出每名学生在设计期间的综合表现，例如课设成绩可从设计计算书的内容、施工图纸的绘制、平时表现、答辩情况等多个方面全面评价、综合考量。

3结语

第4篇

湖南大学位于长沙岳麓山下，其前身是房麓书院，湖南的高等学堂，改为湖南大学已有六十余年，是一所有“千年学府”之称的老学校，所以旧住宅占很大比重。现有住宅和教职工宿舍总建筑面积为130508平方米，面积可谓不少，但在三中全会以前所建的全是生活设施不配套的低层建筑，至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大都是简陋的平房。1980年以来，逐年兴建5一8层设施齐全的新住宅，共729套43150平方米，初步缓和了严重缺房的矛盾。但由于教职工队伍的扩大，青年职工新家庭的增加，尽管年年建新房，住房缺口总是合拢不了。因此，学校在兴建新住宅同时，又拨资改建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旧住宅。在改建过程中，得到了住户的积极配合。这说明，改建旧住房是住户欢迎的。实践证明，改建旧房对节约投资、满足紧迫需要、维护几十年来形成的和睦的邻里关系以及学校的原有风貌是有利的。下面介绍三个改建效果较好的实例。

一、南外扁住宅改建为大进深内天井住宅(图1)

这批旧住宅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是居住者需穿过居室入厨房，居室面向公用走廊，没有一间独立、安静的房间;其二是无卫生间。改建后，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并且还将南外廊分隔为每户一个大阳台。原厨房改建为小客厅，使居室比较安静，这为教师备课、子女复习功课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还改善了冬天厨房油烟气倒灌入住房的状况。住户反映良好，改建是成功的。内天井的固有弊病—噪声干扰虽仍存在，但订一些“公约”规定，也可适当解决。

二、两户合用厨厕改建为独门独户住宅.(图2)

这类旧住宅数量较多，它建造于50年代，当时建筑界流行“合理设计(指远期)、不合理使用(近期)”的论点，于是造成了两户合住一套、共用厨房厕所的平面布局，给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改建后的住宅解决了这个矛盾。本例的特点是设计人在加建厨厕时，巧妙地应用180厚砖墙插砌L形楼梯构件的装配式悬臂楼梯构造，不仅施工简便，并且造价较低。改建后，住户反映满意。不足之处是同一门牌号码，却分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宅，对邮件分送带来一些不便。

三、纵墙分隔的一梯四户单元式住宅改建为南北通风良好的联立式住宅(图3)

第5篇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危房改造；思考

古都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始终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情况是老房子拆的越来越多，文物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从1990年到1998年底北京市已经拆除所谓“成片危旧房”420万平方米(II12)…，而呼吁保护旧城区的文章数量也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与日俱增。对于旧城区的居民来说，由于多数居住条件较差，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危旧房改造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破坏，这破坏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前人刨造成果的破坏，特别是改朝换代时对前朝都城的破坏。以北京为例：元大都是废弃了金中都之后另选址重建的，而且建筑材料是拆除南京(今开封)的金旧宫殿，运其石木北上；明代北京虽然地址基本与元大都差不多，但将元代皇宫完全毁掉另建，考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正因为如此，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已不多，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但上述史实也说明了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设想如果历朝都非常注意保护前朝旧物，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所有的破坏行为都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建都北京时，将元代宫城尽行拆毁，而且要在原有宫殿旧址上堆一座镇山。这虽然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是政治需要。翻阅中国历史，凡改朝换代时，对前朝宫殿或拆毁或焚烧或废弃另建，只有清代沿用明朝宫殿，但也按照满族生活习惯改造了许多。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地说会在经历了郊区化阶段之后，又出现高收人人群进人内城，他们替换原有的低收人群体，将旧城区改造为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有人称这一现象为绅士化过程。绅士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特征的现象，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应当是高收人群体。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中心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还会成为投资的热点，从而使这里的地价升值，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人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破旧的平房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北京地区的民居以四台院为主，传统街区的砖木结构房屋多数有上百年历史，无论是市政公共设施或院落内部结构都不可能考虑现代化生活环境的需求。如果过分强调对原有格局和结构的保留，则会因为供电、供热、通信、交通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而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其前景是可悲的。伊理尔·沙里宁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但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可见对原有住房进行适当的改造是必要的，事实上任何居住其中的人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生活，尤其是富裕阶层，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例如山西乔家大院，为了摩托车的出人将大门地面改成坡道；为改善居室环境，在平房内铺设木地板取代砖地面；甚至十分讲究的廊檐木雕都出现了火车的图案，以显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北京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将前窗外推，或在檐柱一线建落地玻璃窗以改善居室环境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较富裕人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想像一户高收人家庭，为了保存自己住房的传统风格而宁可不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也在不断更新，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从人居环境科学考虑。今天的居民家庭组成已非当年的情况，四合院格局形成时的居民家庭多数为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院内房间很多，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原则分配，一个院子十几口或几十口人是常见的。多数为一院一户，并非今天的“大杂院”。由于每个四合院都自成体系，所以都是独门独院，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正所谓“闭门而生之具以足”。而今天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即使与老人同住也不过四五口而已。也没有大量雇用仆人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最小的一进院都嫌大，诺大一个院落仅住几口人，首先是缺乏安全感；其次朝向不好的东厢和倒座也不便居住，这更使得院落空旷，也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再从交通方面分析，旧城区的街道宽度已经显然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多年来旧城区胡同的宽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例如西四北一条至八条比较规整的胡同，建筑之间的距离为6米(m)左右，道路宽度只有2～3米(m)。这样的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交通，所以许多地区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交通秩序，例如设置单行线或按时段限制某种车辆通行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原有的街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改造是必然趋势。

其实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四台院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化。例如根据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的民居，虽然已经是封闭的四合院形式，但与明清时期的四台院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时期的民居形式，必然与当时的家庭人口组成、生活习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居的结构也会逐步调整。所以从提高生活质量角度看，不应该过分强调百分之百的原样保存，更何况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大环境来看，也在逐渐地变化，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例证。最初的“燕京八景”是金代形成的，但明代以后所提到的“燕京八景”却并非完全是金代的风景，并更名为“北京八景”。如《日下旧闻考》引《胡广北京八景图诗序》：“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 。纵观神京(北京)郁葱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昔与今又岂可同观哉?……遂命日北京八景。”今天的太液池、琼岛和蓟门甚至于不在原来的位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应当以发展为本。但绝不是反对保护古都风貌，任何带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和痕迹都应努力保护，否则将失去北京的特色。如何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议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以下分别论述具体的实施方案。

完全原样保护区是指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尚未被破坏，而且周边环境基本完好的区域。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多，其中的建筑应当完全原样保护，要整旧如旧，让历史凝冻在这里。按照古建筑标准整修过的四合院等建筑，不必用于居住，也不用于办公，可作为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就好像看见了过去的北京，这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极好的乡土教材，当然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府和民宅都应保护，因为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居住环境。南锣鼓巷和西四北条至八条这两片区域内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可按此方法。此外，故宫附近地区的较好古建筑也可以这样处理，以利于成片保护。完全原样保护的建筑不可能太多，因为需要很大的财力，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后续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可低估，砖木结构的房屋每隔几年就必须维修。因此最好由市政府出资建设和管理。

所谓高档住宅区是指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非商业地段，并且不是文物古迹的民居。在这些区可以将原有住房改造为高档商品房。如前所，这里的居民当属于富裕阶层，因此老房子必然做比较大的改革，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环境的要求。但在改建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能改变旧的胡同格局：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古都总体风貌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不要改变其基本形式，以保护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考虑到交通问题，将胡同适当加宽是可以的但不必太宽，因为高档住宅区的人口密度不会太大，而且过宽的胡同会使古城风貌丢失第二，建筑高度也要控制，以维持保护区及城市总体面貌平缓开阔的形象，这样做会因降低容积率而提高成本，但这是必须的。其实早在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就颁布过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关键是认真遵照执行。该地区的房屋可以是平房，也可以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如果建成高档四台院，也应以小型为主，这是从家庭人口组成的实际考虑的。为了维持胡同的基本模样，院子临街的房屋一定是平房，靠里边可建二三层的楼房，以站在胡同内看不到为准。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维护总体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容积率，以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

旅游商业区应有多种形式，因此可分别设计在胡同中旅游，最好要体验胡同风情，因此除了看传统建筑和风景外，还要了解居民生活。目前的什刹海胡同游就是这样安排的，也很受游客欢迎。但需要注意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区居民的意愿，凡有接待任务的家庭必须是自愿，或愿意宣传北京而主动向游客介绍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或好客或希望借此有一些收入。因此作一次民意调查，摸清当地居民的想法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较富裕者除非特别好客是不一定欢迎游客光顾私宅的。其次，由于当地居民向旅游者展示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过去的样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给以足够重视，比如能源供应、卫生条件和通信等设施要改造，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要拆除，以改善总体形象。这里的民居应大体上维持原样，但应经常维修保养。

在以商业经营和旅游参观为目的的区域，建一些仿古建筑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里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和提供优质购物环境，有些购物场所还起着展示的作用。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做主要结构亦无不可，只要建筑风格大体上遵循传统式样即可。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造文物陈列馆，因为展示的并不是建筑本身，不能统称为“假古董。事实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琉璃厂文化街我们认为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是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必要恢复成一二百年前的样子。又如现在什刹海的汇通祠，比原来高出了大约两层楼房，下面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四周仅以土石堆积并植树美化，效果也很不错，既恢复了原有风貌又可增加使用面积且与地铁互不相扰颐和园近年建成的文昌院，主要用于文物展览。从外表看是古典建筑，连地面铺设的方砖都很像旧物。其实是完全的现代作品，廊柱甚至斗拱都用现代建筑材料，地下室是很好的文物保存仓库。院内地面草坪中增加的照明设备与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很协调。

1950年代初，粱思成教授曾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的设想，但没有被采纳。如今城墙的绝大部分已不存在，城内也兴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新建筑，要想将北京城整体作为古迹保护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新建筑的风格不要离传统风格太远，才能在总体上协调。

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所教会学校。这是很好的中西结台的作品，外观看上去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致，而内部在当时却是现代化的。正如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致词时所说：“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台。

第6篇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居环境科学角度，分析了旧城区改造的必然性。针对北京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侍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的建议，并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侍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分别对这三类地区的具体改造方案做了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危房改造；思考

古都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始终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情况是老房子拆的越来越多，文物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从1990年到1998年底北京市已经拆除所谓“成片危旧房”420万平方米(II12)…，而呼吁保护旧城区的文章数量也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与日俱增。对于旧城区的居民来说，由于多数居住条件较差，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危旧房改造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破坏，这破坏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前人刨造成果的破坏，特别是改朝换代时对前朝都城的破坏。以北京为例：元大都是废弃了金中都之后另选址重建的，而且建筑材料是拆除南京(今开封)的金旧宫殿，运其石木北上；明代北京虽然地址基本与元大都差不多，但将元代皇宫完全毁掉另建，考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正因为如此，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已不多，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但上述史实也说明了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设想如果历朝都非常注意保护前朝旧物，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所有的破坏行为都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建都北京时，将元代宫城尽行拆毁，而且要在原有宫殿旧址上堆一座镇山。这虽然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是政治需要。翻阅中国历史，凡改朝换代时，对前朝宫殿或拆毁或焚烧或废弃另建，只有清代沿用明朝宫殿，但也按照满族生活习惯改造了许多。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地说会在经历了郊区化阶段之后，又出现高收人人群进人内城，他们替换原有的低收人群体，将旧城区改造为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有人称这一现象为绅士化过程。绅士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特征的现象，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应当是高收人群体。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中心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还会成为投资的热点，从而使这里的地价升值，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人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破旧的平房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北京地区的民居以四台院为主，传统街区的砖木结构房屋多数有上百年历史，无论是市政公共设施或院落内部结构都不可能考虑现代化生活环境的需求。如果过分强调对原有格局和结构的保留，则会因为供电、供热、通信、交通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而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其前景是可悲的。伊理尔·沙里宁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但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可见对原有住房进行适当的改造是必要的，事实上任何居住其中的人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生活，尤其是富裕阶层，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例如山西乔家大院，为了摩托车的出人将大门地面改成坡道；为改善居室环境，在平房内铺设木地板取代砖地面；甚至十分讲究的廊檐木雕都出现了火车的图案，以显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北京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将前窗外推，或在檐柱一线建落地玻璃窗以改善居室环境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较富裕人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想像一户高收人家庭，为了保存自己住房的传统风格而宁可不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也在不断更新，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从人居环境科学考虑。今天的居民家庭组成已非当年的情况，四合院格局形成时的居民家庭多数为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院内房间很多，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原则分配，一个院子十几口或几十口人是常见的。多数为一院一户，并非今天的“大杂院”。由于每个四合院都自成体系，所以都是独门独院，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正所谓“闭门而生之具以足”。而今天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即使与老人同住也不过四五口而已。也没有大量雇用仆人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最小的一进院都嫌大，诺大一个院落仅住几口人，首先是缺乏安全感；其次朝向不好的东厢和倒座也不便居住，这更使得院落空旷，也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再从交通方面分析，旧城区的街道宽度已经显然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多年来旧城区胡同的宽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例如西四北一条至八条比较规整的胡同，建筑之间的距离为6米(m)左右，道路宽度只有2～3米(m)。这样的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交通，所以许多地区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交通秩序，例如设置单行线或按时段限制某种车辆通行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原有的街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改造是必然趋势。

其实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四台院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化。例如根据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的民居，虽然已经是封闭的四合院形式，但与明清时期的四台院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时期的民居形式，必然与当时的家庭人口组成、生活习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居的结构也会逐步调整。所以从提高生活质量角度看，不应该过分强调百分之百的原样保存，更何况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大环境来看，也在逐渐地变化，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例证。最初的“燕京八景”是金代形成的，但明代以后所提到的“燕京八景”却并非完全是金代的风景，并更名为“北京八景”。如《日下旧闻考》引《胡广北京八景图诗序》：“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纵观神京(北京)郁葱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昔与今又岂可同观哉?……遂命日北京八景。”今天的太液池、琼岛和蓟门甚至于不在原来的位置。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应当以发展为本。但绝不是反对保护古都风貌，任何带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和痕迹都应努力保护，否则将失去北京的特色。如何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议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以下分别论述具体的实施方案。

完全原样保护区是指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尚未被破坏，而且周边环境基本完好的区域。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多，其中的建筑应当完全原样保护，要整旧如旧，让历史凝冻在这里。按照古建筑标准整修过的四合院等建筑，不必用于居住，也不用于办公，可作为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就好像看见了过去的北京，这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极好的乡土教材，当然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府和民宅都应保护，因为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居住环境。南锣鼓巷和西四北条至八条这两片区域内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可按此方法。此外，故宫附近地区的较好古建筑也可以这样处理，以利于成片保护。完全原样保护的建筑不可能太多，因为需要很大的财力，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后续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可低估，砖木结构的房屋每隔几年就必须维修。因此最好由市政府出资建设和管理。

所谓高档住宅区是指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非商业地段，并且不是文物古迹的民居。在这些区可以将原有住房改造为高档商品房。如前所，这里的居民当属于富裕阶层，因此老房子必然做比较大的改革，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环境的要求。但在改建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能改变旧的胡同格局：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古都总体风貌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不要改变其基本形式，以保护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考虑到交通问题，将胡同适当加宽是可以的但不必太宽，因为高档住宅区的人口密度不会太大，而且过宽的胡同会使古城风貌丢失第二，建筑高度也要控制，以维持保护区及城市总体面貌平缓开阔的形象，这样做会因降低容积率而提高成本，但这是必须的。其实早在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就颁布过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关键是认真遵照执行。该地区的房屋可以是平房，也可以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如果建成高档四台院，也应以小型为主，这是从家庭人口组成的实际考虑的。为了维持胡同的基本模样，院子临街的房屋一定是平房，靠里边可建二三层的楼房，以站在胡同内看不到为准。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维护总体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容积率，以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

旅游商业区应有多种形式，因此可分别设计在胡同中旅游，最好要体验胡同风情，因此除了看传统建筑和风景外，还要了解居民生活。目前的什刹海胡同游就是这样安排的，也很受游客欢迎。但需要注意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区居民的意愿，凡有接待任务的家庭必须是自愿，或愿意宣传北京而主动向游客介绍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或好客或希望借此有一些收入。因此作一次民意调查，摸清当地居民的想法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较富裕者除非特别好客是不一定欢迎游客光顾私宅的。其次，由于当地居民向旅游者展示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过去的样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给以足够重视，比如能源供应、卫生条件和通信等设施要改造，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要拆除，以改善总体形象。这里的民居应大体上维持原样，但应经常维修保养。

在以商业经营和旅游参观为目的的区域，建一些仿古建筑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里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和提供优质购物环境，有些购物场所还起着展示的作用。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做主要结构亦无不可，只要建筑风格大体上遵循传统式样即可。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造文物陈列馆，因为展示的并不是建筑本身，不能统称为“假古董。事实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琉璃厂文化街我们认为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是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必要恢复成一二百年前的样子。又如现在什刹海的汇通祠，比原来高出了大约两层楼房，下面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四周仅以土石堆积并植树美化，效果也很不错，既恢复了原有风貌又可增加使用面积且与地铁互不相扰颐和园近年建成的文昌院，主要用于文物展览。从外表看是古典建筑，连地面铺设的方砖都很像旧物。其实是完全的现代作品，廊柱甚至斗拱都用现代建筑材料，地下室是很好的文物保存仓库。院内地面草坪中增加的照明设备与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很协调。

1950年代初，粱思成教授曾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的设想，但没有被采纳。如今城墙的绝大部分已不存在，城内也兴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新建筑，要想将北京城整体作为古迹保护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新建筑的风格不要离传统风格太远，才能在总体上协调。

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所教会学校。这是很好的中西结台的作品，外观看上去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致，而内部在当时却是现代化的。正如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致词时所说：“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台。

第7篇

关键词：集宿区 企业用工荒 安居乐业 管理成本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在产业转移中大显身手，一些地区为了留住民工，尤其是技术民工，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有的甚至v对每个村落中输出与留守民工进行硬性规定，一些民工输出大省的民工输出量逐渐减少。国家对企业用工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外来民工的待遇得到明显提升，东西部地区的待遇差距不断缩小，外来民工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他们的基本需求从生存层面提升到生活品质层面。以上原因是造成企业用工荒越演越烈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加强外来民工集宿区的建设与管理是解决企业用工荒的主要抓手之一。

一、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1、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现状

外来民工的居住问题已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国家和一些地方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此提供一定的保障。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九条中指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与状况，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使整个城市在和谐的主题下发展”。

2008年1月建设部等5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农民工聚居区域，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规划和管理，强化治安及环境卫生治理，加大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力度，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方便农民工生产生活，营造良好居住环境，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2、苏州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现状

苏州市自2001年开始建设集宿区，提供流动人口集中住所，并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如《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外来人员集宿化管理的意见》，近几年的住房建设计划也开始关注集宿区的建设，力争最大限度地将外来人员纳入“集中住宿和集中管理”的规范服务范围，压减散居率，营造“新苏州人”的新家园。目前，苏州集宿区的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改善了居住环境，但也存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面缺乏针对性、规模和种类不足等诸多问题，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3、太仓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现状

2003年，太仓市开始起动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但成规模的集宿区不是很多，目前，太仓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出资建设，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这种类型是集宿区的主要形式，容纳的人员数量最大，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较高，如太仓市经济开发区集宿区，共分三个分区，每个分区按4000人入住规模建设。第二种类型是企业投资自建，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这类集宿区目前的数量较多，如玖龙纸业有限公司、太仓振辉化纤有限公司等。第三种类型是社会投资建设，投资人管理，这种集宿区管理水平较低。

总体来说，太仓市的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规模与太仓市企业员工需求相适应。目前，集宿区入住率低下与外来民工数量（截止2011年9月，外来人员数量达到48万人）之间存在反差，值得大家思考。

二、集宿建设与管理对企业留住员工的贡献

1、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了稳定的住所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民工如片片浮萍飘散全国各地，长期的贫困，迫使外来民工只能优先考虑一家人的糊口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外来民工越来越注重自身的生活品质，外来民工的社会需求内涵更加丰富，工资的高低不再是使他们飘泊的唯一理由，他们对于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继续教育环境、住宿条件等需求越来越高，他们向往合家团圆的生活方式。而集宿区建设迎合了这种需求，能为外来民工提供相对稳定的住所，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指导原则也是向外来民工提供低成本的住所。安居才能乐业，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也应该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留住员工的重要抓手。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与企为花在员工招聘与培训的经费相当可观，可是往往是员工刚培训好就流失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对员工的关爱不够，重招不重管，重用不重养。如果政府与企业能够重视员工的生活安置问题，重视对集宿区的人性化管理，也许是留住员工，解决企业用工荒的出路之一。

2、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了娱乐、文体服务

随着企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义务教育的落实、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外来民工不再是低文化人群的化身，据抽样调查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外来民工的7.16%，初中以上学历的占到92.84%，可以预见，高职院校毕业生将成为企业员工的主要成份。新一代外来民工身处信息化社会之中，从小参与和感受各类娱乐、文体活动，对娱乐、文体服务需求更加迫切。完善的娱乐、文体服务设施是开展服务的先决条件，充分利用娱乐、文体设施，大面积地举办各类文体活动是建设外来民工的精神家园主要举措。如果说提供住房能留住外来民工的身体，娱乐、文体活动等精神层面的服务与享受则能留住外来民工的心。如果一个人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企业，又哪里会出现用工荒？

在如何建设外来民工的精神家园方面，太仓市团委大力推进进城务工青年集宿区团建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经在太仓经济开发区的集宿区建立起完整的团组织机构，除正常进行团活动外，还定期组织慰问演出、各类评议活动，通过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服务他们的实际需求，增强集宿区外来民工对太仓及企业的认同感。团组织在稳定企业用工队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宿区内青年在企业中的流动率从以前每年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40%以下。

3、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知识与技术培训

随着生活水平与文化娱乐需求的逐步满足，外来民工对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提升也提上日程。有关调查显示，集宿区居民对教育设施的需求十分迫切。尽管集宿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升，但在知识和技术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且更新更快的时代，他们也希望通过成人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由于平时的闲暇时间较少，多数集宿区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服务半径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在集宿区内或附近地区设置培训点，方便就近学习。他们较为关注的因素还包括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收费标准、教学管理的正规性等方面。因此，集宿区内的教育设施建设与应用显得很重要，当地的高职院校在这一方面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集宿区员工知识与技能培训的任务。

在如何在集宿区开展知识与技能培训，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的思考值得关注，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在太仓市大型集宿区设立培训站，负责区内居民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协助集宿区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4、集宿区为外来民工供了规范的社区管理

规范的社区管理，可以有效地加强治安管理、计生管理，并能够为他们提供医疗卫生、餐饮零售、邮电通讯、资金汇兑和文化娱乐等服务，切实保障外来民工的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集宿区内水、电、气、有线电视、电信、环卫等公共服务配套项目的收费，均按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下限收取。给予外来民工以当地居民的所有待遇，最大限度地满足外来民工的生活诉求，可以促使外来民工对当地风土人情与企业产生认同感，促进他们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让外来民工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来民工的流动率，破解企业用工荒难题。

5、集宿区降低了企业的员工生活管理成本

集宿区建设改变了原来企业自建员工宿舍、无偿提供生活服务的后勤服务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企业员工生活管理成本，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放到提高职工收入上，既要用“情”留人，又要用“钱”留人。一是由社会提供企业员工生活服务，免除了企业自建生活设施的一次性投入之痛，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二是把有限的企业用地全部用于生产设施建设，可以使企业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生更大的效益，有效降低企业发展的土地压力；三是集宿区采用社会化管理，企业不需要单独设立生活管理机构，不需要为职工的生活问题而分散精力，可以一心一意搞生产；四是集宿区管理属于规模化管理，配套设施齐全，单位管理成本很低，企业只要为入住员工提供住宿补贴即可解决员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投入产出率极高。当然，也有员工较多的企业自建员工宿舍，但与以前单纯的单位宿舍有本质区别，它们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也完全按照集宿区的模式，如玖龙纸业有限公司、太仓振辉化纤有限公司等。

三、集宿区建设与管理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1、承担集宿区运行的专业管理公司利益至上理念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苏州2005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指出集宿区的建设方针：“各市、区在外来人员集聚区域都要按规定和程序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员集宿区”、“集宿区建设由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实施，以土地政策为原则，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可由政府投资建设、可由用工单位出资建设、可吸纳民资建设、可租用闲置厂房改建、可采取农民资金入股等多渠道形式建设。”可见集宿区是以商业化方式运作的，但承包集宿区管理的公司对这些社会服务并不感兴趣，造成很多硬件设施很好的服务设施处于关闭或者没有充分被利用的状态，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解决办法。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要出台集宿区考评办法，负责各镇（街道）和经济开发区集宿区经营机构的组建、专业管理机构的建立、物业管理进驻等，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行业管理。强制性启用各类服务设施，对各类服务设施充分利用的给予奖励，对没有充分利用的给予处罚。

2、集住区的房型和入住管理模式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现建成的集宿区住宿单元大多采用4人/间或6人/间的集中住宿模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入住后，人员较杂，作息时间不同，互相干扰比较严重，且大部分集宿区宿舍内不允许做饭，造成很多员工不太适应。尤其是已成家的员工，带着老人和孩子，入住这样的集宿区就更加不方便。这与打造外来员工安居乐业的住所初衷相背。

解决办法。在设计集宿区住宿单元时，应考虑多种房型，既考虑降低住房成本，考虑单身员工的需求；又要考虑到成家员工的需求。房间结构可以由单间、小套间、套间等不同型式。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入住，应该加以分类，最大限度地减少相互干扰。另外，举办集宿区内员工各类文体活动，增加员工之间的认同感也是解决方法之一。

3、集宿区的入住率较低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太仓市有规模集宿区的入住率普通不是很足，造成投资产出率低下，管理成本相对升高，集宿区管理公司不得不采取降低服务标准和管理水平来维持集宿区运行，这将造成入住率低、管理与服务水平低、入住率更低的恶性循环。

解决办法：一是在集宿区运行初期政府出台补偿措施，同时加大与所辖区域企业的联系，协助做好宣传工作；二是降低入住门坎与住房租金；三是在选址上要靠近企业集中区域，方便企业员工上下班，降低交通成本；四是拓宽租金支付渠道，笔者认为目前最好的措施是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苏州是第一个在省内尝试租住集宿楼可以批量委托提取公积金的城市，这一举措在全国引来好评如潮，必将是各地效仿的支付集宿区房租方式。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太仓市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钟伟．无权者的权力[M]．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2]张子珩．中国农民工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5．

[3]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4]柯兰君，等．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第8篇

关键词：加层改造；加固改造；工程应用；效果评定

引 言：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衰退将日益成为我国旧城改造的关键。综合改造不是推倒重建，这既不经济也不现实，而是立足于现有条件，新建与改造并重。近年来，许多城市在规划上采取两条出路：一是占用郊区大量农田和耕地建新房，二是拆除旧的低层楼房，重新建高层楼房的大拆大建。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1985年底，我国拥有城镇房屋面积46亿平方米，按设计基准期50年计算，这些建筑物已进入了“中老年”服役阶段，其中约一半需分批分期鉴定、修缮、加固才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另外，过去相当多的城乡建设缺乏整体规划，环境设计、房屋布局、层高不合理等现象比比皆是，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建筑功能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对占地多而层数低的房屋进行加层改造的同时改善其使用功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举措。

加层改造对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改善人民居住条件，加快城区改造都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近年来，既有房屋的加层改造以其独特的技术经济优势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成为既有房屋修缮改造中占比例很大的一块，加层改造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既有房屋加层改造实践起步较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建于1915年的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的加层改造工程。它是我国最早的既有建筑加层改造工程之一，同时也是加层次数最多的建筑物，它由最初的两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先后进行了三次加层改造，逐步成为4～6层结构，均在1949年以前完成，该工程为加层改造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随后，我国既有房屋加层改造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既有建筑物的加层改造工程才迅速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对旧房的挖潜、改造、加固、加层工作。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先后将旧房屋改造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并颁布了有关旧城区现代化改造的文件和规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建成的加层改造工程数千例，遍布二十余个省会、三大直辖市和众多的大中城市。尤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加层改造工程成绩蔚为大观。原纺织工业部办公楼、北京日报社办公楼、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办公楼、西单商场等这些包括国家政府机关在内的办公楼的颇具影响的加层改造工程为今后加层改造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一、加层改造方法

1.直接加层法

直接加层法是指在原有房屋上不改变结构承重体系和平面布置直接加层的方法。其适用条件是原结构和地基基础的承载力和变形满足加层的要求或仅局部加固处理即可直接加层。直接加层可比较充分地利用原建筑的承载潜力，因此直接进行加层改建是扩大使用面积最为经济和便利的手段。但是由于这种加层方法受原建筑的制约较多，当建设单位希望将层数提高较多时，往往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2.外套结构加层法

外套结构加层法[8]是直接加层法不可行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外套结构的形式很多，但本质上分别属于分离式或整体式两种。其中分离式是指新旧结构完全脱开，新旧结构之间留有足够宽的抗震缝，各自独立地承担竖向荷载和抵抗侧力。分离式加层具有传力路径明确，计算简图明晰，增加的结构平面布置灵活，不受原结构的限制等优点，因而应用较广。整体式外套结构，即将新旧结构采用某种连接构造连接起来形成整体，旨在通过连接的作用使新旧结构互相制约，彼此传递能量，共同抵抗侧力，改善结构整体抗震性能。

二、现行主要加固方法

1.加大截面法

加大截面法是采用同种材料的钢筋混凝土对原钢筋混凝土柱、梁、板等进行加固，增大原构件的截面面积，并配以适量钢筋，从而达到提高构件承载力及刚度的目的，还能改变构件的自振频率。如常见的叠合梁、下加厚、三面围套、钢骨混凝土组合梁等均属于加大截面法。该方法主要特点是施工工艺简单、适用面广、加固效果好、新旧加固断面结合紧密、经济，能广泛适用于梁、板、柱、屋架构件等的加固。缺点是现场湿作业工作量大，养护期长，对外观、层间净高、结构外观等有一定影响。加大截面法的加固效果与原结构在加固时的应力水平、结合面构造处理、施工工艺、材料性能及加固是否卸荷等因素直接相关。

采用加大截面法在提高构件承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原来的强梁弱柱结构改变为强柱弱梁结构，通过对加密区的处理可以提高构件的延性，此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结构的刚度。以往在采用加大截面法加固时，由于在梁柱节点核芯区梁高范围内的柱横向箍筋无法封闭，在该重要部位加固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近年来随着混凝土钻孔设备及高性能结构胶的出现，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试验表明，在核芯区增加一至两道封闭箍筋，将有效地减缓节点区混凝土的开裂，提高节点的抗震能力。采用外包现浇混凝土材料的增大截面法是厂房柱加固的最佳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其承载力和刚度，而且提高柱的抗高温、抗腐蚀的能力。

2.外包钢板加固法

外包钢加固方法是通过沿混凝土梁、柱的四角或两角包以角钢，横向用扁钢作箍板或钢筋螺栓并焊接形成整体钢构套以提高构件的承载能力和延性的加固方法。与加大截面法相比，外包钢加固可以大幅度提高构件的抗压和抗弯性能，由于采用型钢材料，施工周期相对较短，占用空间也不大，比较广泛地应用于截面刚度满足要求，不允许增大截面尺寸，而又需要大幅度地提高承载力的轴心受压和小偏心受压构件。缺点是焊接要求较高，使用环境温度不应高于60℃，且不能用于腐蚀性强的环境。

根据角钢与原构件结合方式又分为干式法和湿式法两种。干式法是指角钢与原构件之间无任何粘结，结合面不能确保剪力和拉力的有效传递，外包型钢自成一钢构架（型钢套箍），型钢构架与原构件均能够独立承受荷载的方法；湿式法是指角钢与构件之间采用乳胶水泥粘贴或环氧树脂化学灌浆等方法粘结，以使型钢构架与原构件能够整体工作共同受力的一种方法。在工业厂房加固中，通常对钢筋混凝土排架柱及吊车梁采用外包钢法以提高厂房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延性。需要注意的是，排架柱外包角钢必须从基础通至柱顶，在梁柱节点处不允许中断。

3.外包钢板加固法

碳纤维布加固是一种新兴的结构加固技术。碳纤维材料的抗拉强度高于普通钢筋的10倍、弹性模量是钢筋的数倍，利用结构胶将碳纤维织物（布、板）粘贴于构件表面，使它们成为一体共同受力，从而提高待加固构件的承载能力，减少变形及控制裂缝的进一步加大。试验表明，采用碳纤维加固，按通常的粘贴层数（如三层），梁的抗弯剪能力提高在50%以上，柱正截面承载力和延性性能可提高70%；碳纤维布质轻且薄，加固后对原结构构件截面、荷载增加均不大，不影响原有建筑使用功能，因此极适合于钢筋混凝土梁、板、柱、屋架等钢筋混凝土受弯、轴心受压、大偏心受压及受拉构件的加固。

采用碳纤维材料加固方法具有如下优点：

（1）该方法具有很高的材料抗拉强度，自重又很小。

（2）碳纤维材料具有很高的弹性模量，可达钢材的2～3倍，变形能力较强，利于提高构件的承载力和延性。

（3）碳纤维材料具有很强的抗腐蚀能力，耐久性能好。

（4）碳纤维材料具有很强抗疲劳能力。

（5）几乎对结构的外观和尺寸不发生任何的改变。

（6）施工过程简便，施工周期短。

（7）该法加固后的体系维修费用低。

（8）采用碳纤维材料加固方法缺点是对受压构件加固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提高构件的刚度，对施工及粘接胶的性能要求较高，造价稍高。

4.预应力加固法

预应力加固法是一种采用外加预应力钢拉杆（分水平拉杆、下撑式拉杆和组合拉杆或撑杆），对结构进行加固的方法。当对梁、板等受弯构件进行加固时，预应力能消除或减缓后加杆件的应力滞后现象，使后加杆件有效地参与工作。预应力产生的负弯矩可以抵消部分荷载弯矩，减小构件的挠度，缩小原构件的裂缝宽度，甚至可以使裂缝完全闭合。当对柱等受压构件进行加固时，对加固用的撑杆施加预顶升力，从而卸除原柱所受部分外力并减少撑杆的应力滞后。

预应力加固法广泛应用于混凝土梁、板等受弯构件及屋架的受拉杆件加固。该加固法具有施工简便、几乎在不改变构件截面尺寸、不占用建筑的使用空间的前提下，就提高了构件的承载能力等特点。缺点是预应力拉杆或者压杆与被加固构件的连接处理较复杂、难度较大，以及还存在施工时的侧向稳定和加固后预应力筋的防腐等问题。不宜用于混凝土收缩徐变大的结构。

三、加层改造技术的应用前景

加层改造对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改善人民居住条件，加快城区改造都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近年来，既有房屋的加层改造以其独特的技术经济优势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成为既有房屋修缮改造中占比例很大的一块，加层改造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住房的容积率[3]，缓解当前住房紧张，充分利用城市空间，有效地保护耕地。

（2）充分利用现有的城市设施，节省城市配套设施费；节省拆迁、建筑垃圾运输和征地费用，而且审批程序简单快捷，施工周期较短。

（3）将过去的简易住房改造成标准房，改善居住条件；加层改造的同时对建筑平、立面进行调整和室内外装修，使旧房焕然一新，既保持了原建筑的特色和风貌又美化了城市市容。

（4）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有170多个城市位于7度以上的地质构造活动带。七十年代以前的房屋大多未考虑抗震设计，因此可将抗震加固和加层改造结合起来，既增加了使用面积，又增强了房屋抗震能力，延长建筑物使用年限，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5）充分利用旧房屋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承载力的增长值，在地基不需要处理或略微处理的情况下，实现房屋的直接加层，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6）对于生产生活急需扩大房屋使用面积的单位，在不影响正常生产、办公、居住的条件下进行施工，可很好地解决住户临时安置问题。

综上所述，加层改造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经济技术条件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技术政策。

参考文献：

[1] 李安起，陈萍.建筑物鉴定抗震加固的历史、现状及展望[J].建筑技术开发，2005.

[2] 程绍革.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加固方法综述[J].建筑科学，2001.

[3] 高剑平.国内外既有房屋加层改造发展概况，[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

第9篇

【关键词】小城镇城中村；综合环境整治型；改造形式；改造主体；外来人口

1 研究背景

综合环境整治型小城镇城中村多位于小城镇建设区附近，建设与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居住区，建筑的标准与质量较好，配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并在较长时期内土地利用性质不变。这类小城镇城中村这里宜采用综合环境整治为主的模式，其更新改造的特点为：维持城中村现有的整体面貌格局，采用局部更新改造的方式进行操作。涉及的内容包括：房屋建筑的更新，道路交通的优化，配套设施的完善，公共活动空间的修补等。物质环境的改造是营造环境优美、和谐文明居住社区的前提条件。

案例概述

这里以木渎镇南浜村为例，南浜村是笔者所调查小城镇城中村中基本条件较好的一类，这里它归为综合环境整治型城中村。南浜村位于木渎镇镇区北侧，竹园路与金山路的交汇处，东面是金枫工业园，北面是木渎镇老镇区，西邻天平风景区，地理位置优越，附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人们的出行也较为便捷。（图1）

南浜村作为木渎镇目前最大的城中村之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租金，同时也成为本地区最大的外来流动人口积聚的地方。走进南浜村，会看到本来还算规整的街道，变得很狭窄。成排的房屋密度越来越高，建筑与建筑之间相隔的也几乎触手可摸。另外绿化空间被压缩到极限。到傍晚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人流涌动在南浜村中。（图2）由此可见，南浜村的居住环境和治安问题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此由木渎镇政法委牵头，在全村开展农村社会环境秩序综合整治试点工作，以期通过试点工作，来改善社会治安和加强环境秩序管理。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长远来看，还是不能改善南浜村的生活环境，为此，这里提出综合环境整治模式，改造形式：物质环境的更新改造，社会环境的优化；改造主体：地方政府为主，收益村民合理分担的方式；这样两位一体的整治模式，将从根本上化解南浜村现状存在的问题，以期创造一个人们生活幸福，环境优美的居住生活空间。

2 综合环境整治型小城镇城中村改造形式

对于南浜村环境的改造形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物质环境的改造，首先物质环境的综合整治包括用地功能的调整、建筑物的整治、道路交通的更新改造、配套设施的完善等几方面。二是社会环境的优化，内容包括城中村土地和村民身份流转、新居民生活的保障措施等。

2.1 物质环境更新改造

2.1.1 用地功能布局的调整

（1）根据南浜村村长远发展和居民的生活需求来考虑，将位于村西北面的就厂房迁出，改为居民公共活动中心，里面包括读书教育培训，社区娱乐活动的开展；将位于村西南角的废弃厂房拆除，重新修建成公共停车场。

（2）拆除违章建筑，由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村民往往会在违章搭建出租屋，南浜村村民甚至买来船只，私占河流，用于出租；另外还包括小卖铺，报亭等临时性建筑，或占用道路红线的构筑物。对于这些违章建构筑物，政府，宜改造为居民公共活动场地或停车位。

（3）对于位于南浜村东面的荒废土地，结合居民生活的功能需要，可以规划为功能混合性用地，一说娱乐用地，建成满足村民或外来人口娱乐活动的场所，并增加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二是商业用地，里面可以有网吧、购物、读书等设施；三是餐饮服务用地，宜引入符合消费水平的餐饮业入驻，满足外来人口的低消费需求。（图3）

2.1.2 建筑的更新改造

考虑南浜村是处于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木渎古镇附近，所以对其的更新改造不仅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习俗，又要使其与整个区域的外部环境相协调，为此，整治规划的标准首先要满足村民本来的独门独门的生活习惯，所以在针对需要整治的房屋时，在保持建筑外观的统一性要求后，可以通过围墙的降低或采用通透简洁的栏杆围墙，达到居民居住环境氛围的连续感。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

（1）建筑的外立面粉刷，对于已老旧和破损的建筑墙面，进行色彩设计规划，可以综合考虑木渎镇整体灰白为主的色调，所以南浜村外立面色彩宜采用相近色调，另外村内公共建筑的色彩和形式也要考虑居住者的尺度和感受，并与村内部其他建筑和总体环境相协调。

（2）建筑物的加固，针对有些年久失修的建构筑物，通过钢材的加固，来改善建筑物的整体建筑质量。

（3）建筑物外部可识别加强，南浜村由于规模偏大，建筑同质性严重，所以针对建筑的性质，可以对建筑的主入口做改造，明确建筑的可识别性。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安装安全监控系统。

2.1.3 道路交通的更新改造

（1）道路的更新改造，对南浜村道路的整治主要是结合村内地形，并以现有道路为基础，线形和走向不作大的调整，主要通过规范现状道路断面形式，对道路路面破损和道路红线宽度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等问题进行更新改造；完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步行道路系统，形成村内较为明确的道路等级系统，即村内主要道路红线宽度不小于8米，宅前道路路面宽度不宜小于2.5米。并且整治后村内道路均应满足消防车辆的通行和道路纵坡控制指标。

（3）停车位设施规划，（图4）南浜村停车设施极为缺乏，本次规划采取改建停车位和新建停车设施的方式，来解决南浜村停车设施不足的问题。a.将东部主级道路两侧的闲置空地进行改造，拓宽道路，结合绿化在不影 响道路通行车辆的前提下，改建布置带状停车；b.将位于村西南角的废弃厂房拆除，重新修建成公共停车场。c.充分利用村内次级道路，在不影响交通的基础上，整合宅前宅后道路和宅问绿化，在单侧增设2．5米宽的间隔式植草砖型停车1。d.结合村东面新建商业建筑，开辟地下及建筑物底层，拓展停车空间。

2.1.4 配套设施完善

（1）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南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更新改造方式拟采用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来科学布局配套公建，既形成紧凑内向的公建中心，又在沿街住宅底层安排商业。其配建标准要满足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a.将原南浜村农贸市场入口处，扩展休整，加大市场容量。b.将位于村北面的旧厂房改建为社区服务中心，满足村民医疗救助，健身娱乐和科普教育的需求。c.在村东面规划一个综合的便民服务中心，内容包括平价便利超市、理发店、餐饮等。

（2）市政设施完善，南浜村的市政设施改造可与木渎镇区市政设施建设相结合，政府能将城镇市政设施的建设延伸到南浜村内部，以实现资源共享。主要的方式有修复老旧堵塞的排水管道，住户自来水管的改建加大，雨污水实现分流改造，村内电线结合镇区电网改造，实现入地敷设的方式。

2.1.5 公共外部环境的更新改造

绿化用地的修补，结合小城镇用地标准，将南浜村内部绿化率定位28%，人均公共绿地标准定位0.7M2/人。具体的措施有，将村内沿河地带进行绿化设计，增加滨河绿化活动场地，河道水质净化，沿岸斑驳处理，丰富沿河绿化形式，使之成为村内主要绿化中心。对宅前宅后绿化地段进行修复补种，消灭村内绿化盲点。

加强村节点设计，（图5节点图）通过点线面的绿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景观系统。在对现有绿化植被进行调整、补种，达到冷、暖色植物搭配种植，丰富绿化色彩；重点景观地段采用色彩、图案丰富的铺地样式；沿河沿路主要空间设置若干休憩节点和小广场，强化居住区景观连续性和宜人性；重点设计南浜村景观中心区和主要入口景观，在重要节点将设置景观、小品和标志性指示路牌，既提升服务功能又美化环境。

社会环境优化是对物质环境优化的补充，因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的效果最终会落实到生活在里面的人群，那么这就涉及到社会层面环境的优化改造。

2.2 社会环境优化

2.2.1 土地要素与村民身份流转

城中村中土地权属的集体性与城镇土地的国有性区别，是城中村问题存在的根源所在，对城中村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往低效利用的局面，城中村土地价值得以显现；同时城中村空间利用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依附于土地上的城中村卫生环境、治安管理等问题得到缓解和改善，使得空间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体现。

这里以土地转制的方法代替土地征用的老办法，具体做法：以南浜村为单位，将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家所有，这里主要是针对于经济发达的城中村，由于其整体建设水平很高，受城镇化的极大影响，这时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转变为城镇居民，由村委会转变为居民委员会。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将村土地一次性整体的转归国有，但并不改变原有土地使用的权属和用途；

土地转制和土地征用虽然都是通过政府公告或政府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实现，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南浜村这样的环境综合整治型城中村，土地转制相对于土地征用有几个方面的优点：a.土地转制具有一次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城中村遗留问题少，更新改造效率高；b.土地转制并不不改变土地的原有用途和土地原使用人，城中村改造容易平稳推进；c.土地转制时对集体经济组织、村民的补偿是以非有形方式实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土地的使用人可以继续按照原有的方式经营土地，同时土地上附属物的国有化使集体组织的房产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流转，实现升值，盘活了资产。在目前的法律法规条件下，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抑制城中村违建乱搭等现象的发生，有效的化解了目前城中村问题2。

2.2.2 对于新居民生活的保障措施

对于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村民，就需要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建议从两方面着手，a.享受合作医疗保障，经费来源三部分，村民个人每年出资总费用的15%，村集体股份公司出资35%，镇政府出资50%的比例，来解决新居民医疗保障问题。b.新居民养老保险，主要针对两类人群，年满60周岁男性和年满55周岁女性的老年人，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劳动力人群。结合木渎镇经济水平，对于老年人口，实施政府承担参保缴费，并每月发放160元生活补贴。对于劳动力人口实施社会保险，缴纳的费用由个人集体和镇政府共同承担。

3 综合环境整治型小城镇城中村改造主体

政府支持与改制后村股份公司共同承担的模式，基于南浜村的环境整治更新改造，改动的主体不大，所需的资金量可以由政府和村本身两者共同承担。首先将村民委员会转变为居民委员会，村民资产股份量化，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市场经济作用下，通过量资配股形成按股份大小分配利益的格局，最终将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化为股份经济实体，实现每个村民作为村股份公司的权益人之一，这种可见收益的投资类型可以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形成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真正保障了原村民的根本利益3。

其中涉及前期更新改造市政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部分，比如更新改造路灯设施、雨污水管道，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绿化改建，邮政、电信、供电、燃气、广电等管线和设施的专项整治费用，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的改造经费。以后长期的市政设施维护，可由村股份公司和政府主管部门共同承担。

对于增设车库、新增卫生设施以及使用面积等自用设施，由受益住户承担部分改造费用。商业设施的建设，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最后对于整治后的新居住区要引入物业管理，加强管理水平，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可以以村股份公司的名义，组建村股份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有居住区内部居民组成，这样可以居民会以主人翁的积极工作状态投入到社区管理当中，从而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居住区的精神生活面貌。

4 小城镇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我们回顾以前城中村的改造，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还是政府、开发商、本地村民，他们掌握着主要话语权，对于外来暂住人员却很少顾及到，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完成，曾经廉价的对外出租功能也就被瓦解，那么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生存问题就又被抛给了社会。

南浜村是木渎镇最大的外来流动人口集聚区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入住人口的激增，引发了很多社会管理、治安等问题。更新改造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状态该怎么安排？首先南浜村还要继续承担起外来流动人口的暂住功能，但流动人口的总量需要控制，这里提出控制与分流两种方法，将南浜村外来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以保证南浜村整体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适宜舒适。

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具不完全统计，现南浜村有外来暂住流动人口是本村户籍人口十余倍，配套服务设施超负荷运转，居住环境日益恶化。采取控制外来人口总量的方法，具体措施可以有社区制定《外来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对外来流动人口相关管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比如规定每户限定入住出租人数，，对于超出规定人数的，需要出租户补交一定比例的社区建设费，并统一由村股份公司管理。成立专门的外来人员管理机构，成员构成主要由镇区―基层社区―原住居民三级联动的管理体系，严格的督导居住区管理工作，包括定期检查外来人员入住情况、入住的人员需出示正式工作证明等。另外对于入住更新改造后的居住区的外来暂住人员，提高出租租金，这样可以有效的将控制外来人口规模。

分流安置外来人口： 镇政府发挥统筹安排作用，将部分流动人口组织向其它区域分流和安置。具体措施可以分流到政府安排的公共租赁房或企业集中建设的寄宿区，前提条件是需要满足流动人口对于租金低廉、交通方便等住房的基本要求。这其中，为了加强小城镇快速发展，镇政府可以制定基础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比如专门建设一批人才公寓楼，优先考虑基础人才的入住，并只需支付较低廉的租金。另外还包括住房补贴、服务年限满足条件的，给予落户的优惠政策等。这些都是外来人口分流安置的重要举措。

5 结语

综合整治型小城镇城中村作为小城镇发展中遇到的一类城中村类型，有其独特性，万不可采取“一刀切”等惯用的规划方式来对待，需要结合不同类型城中村的现状特征，从改造形式、改造主体以及本地村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安置方式等方面，给出相适宜的更新改造方法，为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陈静.苏州老新村改造实践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08.

[2]贾正，赵玉奇.城中村改造中的要素流转―――以苏州市老城区城中村改造为例[J] 江苏城市规划， 2010(9) .

[3]杨爱国.城中村自主城市化规划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大学，2007.

第10篇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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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