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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在艺术审美上追求自然美和意境美的统一。中国园林的自然美主要是指客体自然事物的形式美,中国园林的意境美是指自然景观、创作者、欣赏者的思想情感,互相交融而成的一种状态,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景是情中之景,情是景中之情,情景交融。意境美和自然美是交融统一的,以自然美为基础,运用巧于因借、虚实相生及诗文入景等造园手法,寻求自然景物与创作者、欣赏者在审美情趣和思想感情方面契合之处,能够产生共鸣,将特定的具有情感和趣味的意境美创设融入自然景物中,将自然美提升为意境美,实现自然美和意境美的和谐统一。颐和园借玉泉山、寄畅园借锡山之塔等都是成功借景的典范。杭州西湖里的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著名景点都运用了虚实相生原则,能够引发人们的无限联想。拙政园中的“远香堂”,匾额题名引自《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游人见到荷塘和匾额后,顿生优雅意境。西方园林艺术审美上追求人工美和形式美的统一,在追求形式美的前提下,按照人们既定的形式美规则和秩序进行园林布局,人为加工和创造园林造园要素,西方园林艺术家一直把对称均衡、统一秩序、和谐变化等形式法则作为艺术审美追求,用整齐一律和平衡对称的秩序方式安排自然事物,创造园林形式美。西方园林中的树木都是成排成行的,形成林荫大道,园林围墙用的篱笆也被人工修剪得整整齐齐,整个园林被人工打造成一座清洁美丽的露天广厦,是人工美和形式美结合的成功典范。
二、中西园林艺术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差异
中国园林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自然和谐的天成之美,崇尚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园林艺术认为人与自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要在顺应自然中利用自然,人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自然规律,天人合一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境界。中国山水画自觉把山水自然美作为审美标准,竭力创造自然美和意境美的融合,这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园林追求自然美与意境美的统一。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美就是形与神、情与景、实与虚的融合与统一,是自然美经过人工美融合后又向意境美升华,追求自然美和意境美的统一。西方园林艺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强调人要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古希腊的普罗太戈拉认为,人在自然中居于主体地位,作用重大,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主张“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强调人要统治和征服自然。西方园林艺术重视人工美、形式美,以人工化景观代替自然天成之美。人为因素高于自然因素,让自然服从人的安排,突出人工雕琢之美,西方强调排斥和斗争,看待世间万物注重用孤立的、分割的、片面的观点,注重一分为二。
三、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态美学价值
中国园林艺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具有的生态审美智慧,追求自然美与意境美相统一是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生态学和美学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上的交集,是在生态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考,是研究人与自然在共生共存中的审美价值,从审美角度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重建人与自然、社会的亲和关系,使人类生命与环境生态实现和谐交融。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型态,突出表现生态美学新的审美高度,重新体现对人类整体前途的绿色关怀。生态美学就是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按照生态学世界观,审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的价值和特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是生态系统中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关系。海德格尔提出人类要拯救大地、并不控制大地、并不征服大地的反西方传统思想,要“诗意地栖居”。中国园林艺术崇尚自然、顺应自然、崇尚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和谐共生的美学思想,同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理想是一致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造园思想,强调顺应自然条件,保护自然环境,利用自然形态,对构建新型生态审美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中国园林艺术非常注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特别重视主体与客体的审美互动。运用因借体宜、虚实相生等造园手法,融入创作者和欣赏者的艺术审美观念,尽显大自然的自成天然之趣和自然生态之美。运用显隐互现、曲折婉转的造园原则,使自然景物与审美主体的情景互动、互相交融,自然天成之美自觉升华为意境灵动之美,构建自然生态的园林意境,充分展现大自然的生动形象和无限生机,这就是中国园林艺术对生态美学的一个独特贡献。中国园林艺术注重园林景观的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使之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在选择营造园林景观中,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相地合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得景随形,提高自然园林景观的生态审美价值。中国园林艺术为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提供了一个有机融合的机遇,对当代生态美学的建立和发展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
四、结语
在过去的美术艺术设计中,出于功能性以及商业性的考量,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往往会比较注重作品的外在美,而忽视了对作品内涵的建设,这就使得作品虽然具有光彩夺目的外在设计,却缺乏对人们内心的冲击,单纯的外在很难长时间吸引人的目光。如今,在新的文化审美情趣作用下,人们越发的重视美术艺术设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兼具性,在欣赏美的同时还能感受到美。这就需要相关的美术艺术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投入更多心血,将创作面尽量的延伸,运用更多具有隐喻色彩以及审美情调的设计手法,将作品设计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处,以便更好的从多个角度诠释作品设计内涵。
二、现代社会中美术艺术设计更趋于简约性且更具冲击力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氛围下,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放松和享受。在繁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作用下,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需求越发的简洁化,因为简洁明快的美术艺术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紧绷的神经,因此简约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美术艺术设计的又一要求。要做到简约化,就要求美术艺术设计者在进行艺术设计时尽量的将设计理念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要不失美感。艺术要想持续的流传下去,脱离不了一定的商业性。作为美术艺术设计本身,要想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就要具有吸引消费者的实力,而视觉冲击力恰恰是一件作品吸引人的直观感受。适当的视觉冲击,可以舒缓和释放内心的压力和疲倦,有助于作品的商业化。
三、现代社会中美术艺术设计更趋于民族化和全球化的统一
所谓美术艺术设计的民族化,是指本民族的审美与艺术风格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形成的自身艺术特点。在如今,民族化与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文化审美情趣的重要原因。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对于美术艺术设计的长远发展而言,两者应该得到有效的结合,博采众长,对民族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心,然后走向全球化。
四、结语
1.舞蹈是以动作抒情舞蹈是表情艺术,它把握了现实的审美特性,反映了生活,通过把现实中热烈奔放、舒展有度、线条优美的动作与艺术美相结合,反映生活现实,传达生活情感,达到“长抒于情,拙出于事”的效果,从而传达和展现情感。这是舞蹈最基本的审美特征。在舞蹈艺术中,情感会自然而然地从舞蹈艺术中传达出来,并不是用舞蹈来解释情感。舞蹈是社会生活、人物形象的最好载体,也是人物情感审美展现最好方式之一。
2.舞蹈审美以虚拟象征为主一般来说,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会被编制成舞蹈,以一种艺术化的高度概括处理的形式而不是直观记述的形式。所以,在舞蹈动作的编排和表演中就会常常采用到虚拟象征的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使得舞蹈的形体和灵魂之间实现了在精神上的高度对话,这也是舞蹈深受人们喜爱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在不了解舞蹈审美艺术特征,或者初接触舞蹈的人往往会有“看不懂”的感觉,在舞蹈剧中,通常是用情感统率动作和舞姿,用简洁明了、屈指可数的直观纪事来辅助舞情的发展过程。
二、舞蹈艺术审美艺术的本质
1.舞蹈艺术的形象美舞蹈形象是在一定的规范下,创作者匠心独运,充分发挥大脑的创造性联想以及结合对生活的理解和感触整合、营构出的一种意象整体。它体现着人们生活的情意趋向,充蕴着审美意义,反映了生活的特殊形式,最后表现在人体姿态上。舞蹈形象往往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而是一种集听觉形象和想象的审美意象的多层次却相互融合的综合形象。我们知道,视觉形象具有空间性,能最直接地带给观众富有审美情趣和生动活泼的冲击力。相比而言,听觉形象是时间性的抽象意象。舞蹈的表演往往离不开音乐的伴奏,音乐形象又离不开人们的听觉和情感的直觉体验。音乐的节奏是多变的,旋律多具有义性,情感表达更是具有朦胧性,它与舞蹈的视觉形象结合打开了欣赏者广阔的自由享受空间。最后,想象的审美意象是指欣赏者在视觉形象、听觉形象的诱导下,透过表演的虚拟性、情节演绎的蕴藉性,想象出实境之外的虚境、有限之外的无限。它们与视、听觉形象一起共同整合成为一个舞蹈艺术形象的有机整体。
2.舞蹈审美艺术的韵律美舞蹈动作的创作灵感也可以是来源于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娱乐活动中,那些越接近生活的习惯动作往往越容易受到舞蹈初学者的亲睐。通过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以人体的手势、造型、表情来表现的舞姿中,这是艺术的最好表现形式之一。人们在欣赏舞蹈的同时将身临其境般地受到美的熏陶,得到艺术的洗礼。一方面,舞蹈的韵律美实际是舞蹈的身韵和气息的结合,它是使人们在欣赏舞蹈艺术得到灵魂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舞蹈的气息则是决定舞姿韵律优美的另一重要因素。舞蹈虽然主要是动作的表现,但是决定和引导动作的则是舞蹈想表达的情感,而情感的传递往往离不开舞者对自身情绪的控制和气息的控制。
3.舞蹈艺术的内涵美内涵美是高层次的审美艺术,它是艺术灵魂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舞蹈艺术的重要内在审美特征。最动人的舞蹈作品必将蕴含了创作者深远的思想和情感,创作者将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到舞蹈中,成就了每部舞蹈作品独具个性的魅力。诚然,表现舞蹈作品的内涵美也是舞蹈动作的表现力的高层次要求,舞蹈演员要想将创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完美表达,就应该在舞蹈的学习过程中认真揣摩舞蹈作品并体会每一个动作表达的感情和动作之间的韵律,再结合自身的舞蹈技术和对动作的控制,力求完美演绎舞蹈的艺术意境。舞蹈作品往往因其“源于生活,超脱生活”的艺术特征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并被注入了生活情感,这些都是舞蹈的灵魂,也同时构成了舞蹈艺术的内涵美。
三、舞蹈艺术的审美功能
1.满足审美需求,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舞蹈既是一项艺术更是一项运动,除了能带给人视觉、情感上的享受,也能使人在获得审美需求的同时使肢体得到锻炼。所以这种审美需求是精神和身体的共同体验和享受,还能促进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在舞蹈的美感体验过程中,人们本能地透过肢体、眼睛和神经中枢等多个方面来感悟舞蹈带给我们的享受,这种审美的能力是不需要经过后天的训练和培养就有的,这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审美经验的环境所赐予我们的。在学习和体验舞蹈艺术的过程中,我们潜在的审美意识和能力就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提高,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学习者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能随时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
2.有利于拓展和完善人的审美心理过程审美心理是一种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两大特征的极难预测的心理活动过程。一方面,人们通过心理的感知、想象和理解等来认识审美活动,通过学习和欣赏等教育活动了解舞蹈的审美过程,这样使人们的心灵和灵魂得到净化,想象力也随之拓展。另一方面,舞蹈艺术审美教育可以唤醒人的感性,使人的感性和理性实现平衡。最后,对舞蹈艺术的正确审美,可以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良好的熏陶和感染,从而使人在道德上产生慎独的自觉意识,进而影响个人的自觉行为。所以说,舞蹈的艺术审美利于拓展和完善人的审美心理,利于人们良好道德的养成。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传统审美思想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观念上,道家表现得十分突出,老子提出:“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这是天、地、人都以自然为最高准则,最终在效法道和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的“天人合一”。庄子在此基础上也明确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天地之谓也。”④到了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直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夫人伦万物,莫不爱自然,爱及自然,是以人天不二,万物混同。”⑤明确强调人要顺应自然之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要“随造化之物情,顺自然之本性”。⑥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放在了重要位置,从人、天之间的互相感发、互相影响出发,审视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影响巨大,使从古到今的文人、艺术家在与自然的交流及融合中感受美,体验美,并抒写自己的情怀,这种崇尚自然、寄情山水的审美传统对现代动画艺术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早期动画片《夹子救鹿》(1985年)取材于佛经“舍身救鹿”的传说,具有敦煌壁画的形式风格。动画片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与动物亲密无间的少年形象,处处彰显着对自然万物的歌颂,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地万物息息相通的思想。⑦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水墨动画《山水情》(1988年)犹如一首充满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蕴的古诗词,堪称中国民族动画的典范之作。该片讲述了一位老琴师与一个渔家少年结为师徒的故事,老琴师在最初的教弹之后,便让少年在大自然中体会、感悟、审美,以抽象的情节表达了人与山水、人与自然融合的喜悦。整部作品没有对白,以悠扬的叶笛声、幽深的古琴声配合水墨的浓淡与虚实,让人陶醉,深刻感受到自然之壮阔秀美。该片运用中国式隐喻,利用诗画般的自然景物,道法自然,具有空灵悠远的意境,对人的性情、品格进行陶冶,谱写出一曲人与自然水融的优美乐章,阐明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动画系列片《熊出没》(2013年)中,主人公“熊大”“熊二”竭尽全力保卫森林,与伐木工“光头强”斗智斗勇,上演了一个个搞笑有趣的故事,让小朋友们十分喜欢,也令成年观众津津乐道。虽然该片在暴力情节方面遭受诟病,但它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特色主题,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对今天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积极作用,该片也荣获了全国绿色生态动漫作品展“最受观众喜爱动画片”奖。这些动画片中所展现的富有生命情调的“自然”之美,对大自然生命力的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等,正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天人合一”自然观的集中表现。
二、“美善相乐”的伦理观
中国传统审美思想非常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其形成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直接相关。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必须和“诚”“仁”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真、善、美统一起来,这种集伦理与美学于一体的对“乐”的体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孔子在《论语八侑》中谈论韶乐和武乐,就涉及“美”和“善”的关系问题:“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⑧在孔子看来,韶乐不仅符合音乐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的内容要求,是尽善又尽美的音乐典范;而武乐只有美的形式却无善的内容,不能称为完美的音乐。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提出了审美标准的问题,即任何形式的美都必须以伦理道德内容为标准,必须与善的内容相结合,“尽善尽美”就是要求“美”与“善”高度融合统一的审美原则。儒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从人心理情感的需要出发,主张“美”“善”结合,《荀子乐论》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⑨只有“美”“善”互相作用,和谐统一,才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及改善思想的双重作用。因而,“美善相乐”表达了情感与伦理、审美与道德相一致的境界,也肯定了艺术所特有之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进而影响社会风俗的功能。以“善”为“美”、“美”“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突出特征。以弘扬民族精神、歌颂优秀道德品质为主旨的动画艺术作品能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一种“善”的情,这样的作品可以极大地促进观众对高尚审美情操的认同,有利于人们不断提升自我,增强社会道德责任感。如国产动画片《九色鹿》(1981年)取材于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中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主要讲述一只九色鹿王冒险救了一名快要淹死的落水者,但反被此人出卖,最终忘恩负义的落水者自取灭亡。在艺术形式上,该片采用了敦煌壁画的造型特征、色彩体系与绘画风格。动画片描写了九色鹿的神圣、善良、勇敢和落水人的背信弃义,将善与恶、美与丑进行对比,使正义美好的形象得到加强,反映了大众惩恶扬善的愿望以及对“美”“善”的追求。该片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将佛经故事的精神元素进行了寓意表达,并蕴含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思想。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国产木偶动画片《崂山道士》(1981年)则讲述了一个以道教神话为题材的寓言故事,该片将木偶艺术与中国山水画的背景相结合,立体与平面虚实相宜,意境悠远。此片故事情节简单谐趣,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道教的伦理观念,教导人们不可心存邪念,要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以“善”为“美”,发挥着对人类心灵的塑造功能。美国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1998年)整体风格借鉴了中国画的一些技法,工笔水墨相结合,颇富东方韵味。动画片在内容上选用了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中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美善相乐”的伦理思想,即以“善”为“美”、忠孝两全、勇字当先,从而将中国的传统美德与伦理意识一展无遗,使该片深入人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通过此类优秀的动画作品,人们得到艺术熏陶和思想道德的教育,为现代德育开拓了新的领域和方法,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这正是用“美”的艺术作品引起“善”的道德行为,此之谓“美善相乐”。
三、“意象之美”的文艺观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周易》最早提出“意”与“象”的概念,构筑了意象理论的雏形。《系辞上传》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⑩这里强调意象符号丰富的象征功能,可传达语言不能表述的内容,给了美学与艺术以重要启示:以形象来反映艺术,更能尽意。《系辞下传》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即《易经》每卦所述的名称虽细小,但它所概括的事物却很多,它无所不谈却又隐晦,话语曲折但极为中肯,用意深远。这段话用来谈论艺术同样合适。首先,每个艺术形象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概括性,可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其次,艺术形象的外在形式应鲜明生动,极富感观诱惑力;最后,艺术形象的内涵应深邃丰富,在隐晦、含蓄中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周易》将意与象相联系、相统一的美学观奠定了“意象”美学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思想,如“比兴”“兴象”“气韵”“意境”等美学概念都是建立在“意象”理论基础上的。关于艺术作品中的“意象”,陈望衡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一书中有较为准确的解释: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与“意”。“象”包括物象、心象,二者相互联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础。“意”包括“理”与“心”。“理”指物理,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和情感。“意”与“象”的关系既体现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又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此,“意象之美”的文艺观就是将审美心境中一切抽象的概念、观念、哲理、情感等转化为感性形式,不仅反映相关物的外部形态,而且还包含心理投射和主观体验,既可以表现为富于情感的形象塑造和生动的神韵刻画,也可以抒发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审美理想。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意象之美”的文艺观在很多艺术形式中都有所体现,如中国独有的水墨动画通过意象性的表现过程与写意性的艺术手法,利用墨色的渲染和浓淡变化而呈现出画面的自由灵动、虚实相生,创造出无限的意境,使作品在表现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时具有审美深度,是民族文化特性的鲜明体现。“动作的意象化是中国动画的独到之处,这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中常常通过一招一式、一点一线表现生活对象的神、形、气,追求象外之意的美学特征。”
审美意识作为人类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有历史继承性的一面,人类生活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和审美需要,不同民族之间是既有差异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因素,而在人的艺术思维中还存在一种直观的相似性,它决定了艺术形式的审美相似律,这种相似律的心理基础即审美的集体表象,因此人类的审美活动在广义上是具有共通性的。在动漫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在外化为艺术世界的时候必须要遵循人类情感活动和审美意识中某些既定的基本规律。在动漫创作时遵循的审美共识应该说是一种相对性、沟通性的共识,是一种跨文化、开放性、变化着的审美表达方式。在动漫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应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创作出来的视觉形象人们是否会喜爱?是否符合人类的情感需求?是否能满足大众的审美共识?要做到这几点,就需要创作者平时丰厚的积累与储备,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刻的生命体验、特殊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感受人们相同或不同的喜好,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情感、理想等,并能不断进行总结和归纳,这样才能准确地对动画形象定位和选择,使其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动画片《功夫熊猫》虽然是一部美国动画电影,但它是以世界人民都熟知并热爱的中国功夫以及中国国宝“熊猫”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该片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只笨拙的熊猫立志并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了武林高手的故事。影片的主角———阿宝,是以人们熟悉知晓并深入人心的中国国宝“熊猫”为创作原型,其动漫角色塑造得十分可爱、善良、憨厚,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胖而笨拙的身体,不够灵活的身姿,有些胆小、有些怯懦但有颗勇敢追随梦想的心。片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反面人物“雪豹大龙”,它有贪婪的野心、黑暗的本性,为了让这一动画形象满足观众心目中对反面人物的整体印象,在角色塑造上特意加进了许多日常反面人物惯常的形象特征,如倒立的八字眉、凶恶的眼神、邪恶的心灵等等,使这一动画形象十分阴险狡诈又诡计多端,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反面人物形象认识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与熊猫阿宝这种被国际公认的可爱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大众的审美情感有所依托,得到释放,进而对片中的动画角色认同并产生喜爱。该片为美国梦工厂动画出品,对于该片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境,正如导演JohnStevenson强调的:“他们的艺术创作是想带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正面信息,希望透过熊猫阿宝鼓励大家,只要努力坚持梦想,一定会成功。”这种积极向上、乐观拼搏的精神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得到人们认同和赞许的。同时,电影亦透过阿宝与师父的师徒关系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又如中国20世纪60年代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改编自神话故事《西游记》,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艺术特点,以民乐伴奏,采用京剧锣鼓打击乐增强效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片中刻画出孙悟空不畏强权、反抗压迫的叛逆性格,机智勇敢、聪明活泼的个性特征,代表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将民族风格中追求自由独立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反面人物:貌似端庄却心藏杀机的玉皇大帝,口蜜腹剑的太白金星,骄傲自大的巨灵神等等。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正、反面人物形象相互映衬,使得具有反抗精神又可爱可亲的孙悟空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还有由林文肖导演的国产动画片《雪孩子》,片中所展现的美好纯洁的快乐,细腻真挚的感情,以及雪孩子牺牲自己救助他人的高尚情操,在告诫观众做人的基本道理之外,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品质。从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动画片中我们可看出,在动漫艺术创作中遵循一些人类的审美共识、符合既定的被大众所认可的方式方法是创作动漫艺术作品最好的途径,而不能背离现实生活的一些传统审美意识去进行创作。
二利用审美差异进行动漫创作以突出民族特色
在现代动漫创作中遵循人类所共有的审美相似律的创作方式和原则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者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和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因为人既是社会整体的一份子又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存在。在审美活动中,审美感受既受审美主体个性差异的影响,又受审美主体所处时代、民族、阶级等社会条件的制约。所以,审美差异不仅有个性差异,还具有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特性,一个国家、民族受到相同文化的影响,必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某些共同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就构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许多优秀的动画家都会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审美文化和特征融入到自己的动漫作品中,以构成自己作品的独特价值,如日本著名的动漫大师宫崎骏等。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突出个性,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既有差异也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因素,还是必须站在共识性的审美角度并结合具有自身情感特征的构思,使动漫作品既不陷入俗世既定的框架,又能实现人人心中预想的最美境界;既能遵循人类所相似的审美共识,又要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不同的组合、新的排列。对于中国动漫创作者而言,怎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作品?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动漫界正在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老生重谈中国早期的动画作品,其中有许多经典是都值得我们今天再去认真推敲和研究的,如中国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山水情》,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火童》、《金色的海螺》,皮影动画片《张飞审瓜》、《东郭先生和狼》,木偶动画片《孔雀公主》、《阿凡提的故事》、《崂山道士》等等,这些将中国传统艺术巧妙融入的动画片,以鲜明的个性和民族特色获得了世界的赞誉。其中水墨山水动画片《山水情》可以说是中国式动画的典范之作,其将中国传统山水画引入动画创作中,使平面的水墨形象“动”了起来,而整部作品更是充满了中国式的隐喻,将中国诗画般的意境融入到动画片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意蕴特征。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该水墨动画没有轮廓线,利用水和墨在画面中自然渲染开来,一个个不同的场景就是一幅幅优美的水墨画,没有对白,却有丰富的叶笛声、琴声、水声、风声、动物声来配衬各种场景。该片将中国道家思想的精髓———道法“自然”和禅宗“明心见性”的灵感综合融入,体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画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将师徒情、山水情、自然情以最中国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其诗一样的气质、幽远清淡的画面达到了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这部动画片将中国绘画的水墨技巧发挥到了极至,其画面之精美与故事内含的哲理无不使人折服,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的美,以至于如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以此为骄傲。而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的动画片《天书奇谭》,影片的叙事结构秉承了中国文学和戏剧的叙事传统,在人物造型、场景设计等方面充分运用许多民族的东西,中国味十足的美术设计在这部动画片里达到了顶峰,充分借鉴了中国工笔重彩画、敦煌壁画、戏曲脸谱、戏曲舞台服饰、民间年画等多种传统艺术特色,无论是浓墨重彩或是轻描淡写都与影片的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内容和形式别具特色,是一部集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动画佳作。当然今天的动漫创作不能完全重复和默写这些路径,但在进行动漫创作时将中国特色的气韵生动、写意韵致作为作品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境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养分,再经过审美艺术的创作与处理,构思创作出不同于他国的、新颖的动画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艺术作品,应该是今天中国动漫创作者们需要去不断尝试和探索的。
三、结语
1、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对姿态美的认识
为了能够更好的展开姿态美的培养练习,首先需要让学生了解到什么是姿态美。告知学生姿态美的练习并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除了需要长期的练习之外,还需要引导学生去认识美、欣赏美、领悟美。因此,教师可以采用播放视频等方式加强学生对姿态美的直观认识,同时一起找出美的所在,然后再引导学生发现自身的差距,领悟姿态美的培养关键。同时,在教授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与学生交流,加强学生对姿态美的理解。例如,在进行动作上的教学时,学生在进行单脚转体360°的练习时,部分学生总是转不够度数,其转的也不够优美,此时教师告知学生之所以会转的不够是因为教育地面的接触面积太大,太大的接触面积其摩擦力也越大,所以就导致了转的不够,这样一来学生在练习转体的过程中就知道应该缩小接触面积,其旋转的姿态也会更美。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需要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然后再帮助学生掌握动作要领。
2、加强身体素质进行姿态美的准备
练习只有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够保证现代艺术体操的动作姿态美。特别是现代艺术体裁,不仅要求学生需要一定的身体力量,还需要一定的素质。否则就难以较好的控制身体完成动作,就更别提培养姿态美了。特别是身体的柔韧度方面,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加强。例如,某教师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在日常的练习中都会加入部分瑜伽的动作,在课程练习中都会花费一定时间要求学生全部进行体前屈、体后屈的练习。同时为了能够加强学生的肌肉力量与腰腹肌力量,教师通常要求学生进行仰卧起坐和引体向上的联系,于此同时教师再一旁纠正学生的正确性与优美度。最后,在完成整个练习之后利用瑜伽的体式放松肌肉、调整肌肉线条。通过这种方面循序渐进的帮助学生加强其身体素质,这样才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姿态美。
3、培养审美意识加强姿态美的培养
在现代艺术体操教学中,对学生审美意识的培养也十分重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具体的动作将内在的精神和正确的姿态美表现出来,因此进行审美意识的培养十分重要。对学生进行美学教育,同时教师应该通过示范性动作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对姿态美有一个具体的认识,从而产生一定的审美意识。另外教师再讲解给学生加强对动作含义的理解,将培养姿态美的意识与动作的表现结合起来。例如,教师在进行审美意识的培养过程中,同时也从基础性动作开始加强学生对姿态美的练习,首先从基本的站立开始,通过不同的站立姿势让学生了解那种站立的姿势是具有姿态美的,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没,同时教师再根据学生的素质高低选择音乐,告知学生在进行动作表现时需要充分的与音乐的节奏结合,此时教师一边讲解一边进行示范性动作,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另外,教师在进行示范性动作时,同时结合讲解告诉学生这个动作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形体要求与该动作的具体含义,通过这种边讲解边示范的方式帮助学生在培养姿态美的意识的同时加强其动作表现力。教师要求某学生进行动作的展示,同时教师进行讲解学生在表现动作时的运动路线、方向、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衔接与过渡,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到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练习在保证动作规范的基础上使得动作具有姿态美。
二、结语
人大多数都对美丽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正如人对于家具有独特的眷恋性,音乐就是这样一种承载物,作为情感抒发的一种手段,其区别于文字的方式,而是加以更为生动的声音艺术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其无论是在情感的涵韵上,还是在自身音律的济结构上,都体现出其特有的心思,要学生通过美学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其重要目的便是要学生在了解其音乐所传达的内涵的同时也关注到其音乐自身的美,正如学古诗词除了读懂作者的情感之外,也感受到诗文作为一种独特艺术形势的独特的美,这样是可以促进学生更好的了解到声乐艺术的魅力的。
二、如何引导学生以审美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
(一)完善学生对声乐历史的认识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最精彩的展现,而其自身表现的来的魅力,有更使其吸引人,同样,声乐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特点内涵,从早期的朝代开始,声乐便以期独特的展现形式作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皇家声乐还是民间声乐,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而要更为充分的掌握这一美的因素,就必须对这些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声乐历史也正如一本史书一般,其身上有着无数声乐家以及声乐变革的记载,其本身存在便是一种历史历久弥新般的美,要真正领略到这种美,便要从其历史出发,要使学生从审美的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也就必须要其对声乐历史有特定的了解,通过将其放逐到那种声乐历史中,让其自身体会其悠久的历史以及厚重的底蕴,更能够促进其对声乐美的一个认识,自然也就有利于促进其以审美视角来对声乐艺术进行欣赏。
(二)教导学生系统的声乐欣赏方法
声乐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其本身所要表达的情感不同于现实中文字或者是语言的表达,如此简单明了,其实通过一种相对更为纷杂委婉的方式来倾泻出一种情感,其自身所承载的美也是迷蒙的,由其随着中国声乐以及外来声乐不断融合吸收的趋势下,声乐艺术所表现出的那种兼容性以及自身的独特性更是令人难懂,甚至会造成文化上的错误识别,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人们对声乐艺术的欣赏兴趣,更有可能影响声乐艺术的发展,所以,系统的欣赏方式对于真正了解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是及其有必要的,学生要更好的通过审美的视角来欣赏声乐艺术,传授者就必须教导学生相对系统完善的声乐欣赏方法,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真正意义上感知声乐艺术美的存在。
(三)营造良好的声乐环境
所谓营造良好的声乐环境,便是要学生融入到声乐中去,自身慢慢感悟声乐独特之处,任何艺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传播形式,都要通过其自身作用的发挥才能使其魅力更好的表现出来,诗歌不例外,散文不例外,可以所所有此类艺术都不例外,声乐艺术作为一声音为媒介的一种艺术形势,也必须通过其声音的方式来传递其美,不论是何种情感的表达,单纯的讲解依旧是难以使学生真正的感受到其乐音呈现出的魅力的,只有在直接与其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更好的了解其魅力,基于此种基础上,便非常需要为学生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其能够被浸渍在声乐环境之中,这样才更有利于其感受到声乐的美,从而倾向于以美学的视角去进行欣赏。
三、结语
1.先秦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思想出自《周礼》,《周礼》是一部研究天地万象的学说,其从天道、人道、礼制等诸多方面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而生的问题上给予了较深的分析和论证,既是一部国家典制,还是一部哲学、美学论著,但《周礼》年代上古,无确切考释,又被后世续编,故未被竖为中国文化大宗。《周礼》的核心审美思想是“以人法天”,把“天、地、春、夏、秋、冬”视为“六合”,即宇宙,然后分设六官,协理全国。“六合”即万物生,万物负阴抱阳,各从其规。“以人法天”是要人效法天道,以自然规律来协调社会规律,这也成为中国社会最早的审美理想。《周礼》成书于西周,其诸多思想被春秋战国多家所承,如儒道等皆承载于《周礼》的文脉。周公制“礼”也便成为中国人审美认知的最早典章。由于人物绘画在上古时期还无确切的考证,故而《周礼》的审美思想直接体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以礼器、乐器、实用器为主体的艺术形态。在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审美观上,出现了青铜人物造像,这成为继原始艺术之后在国家文明形态中发现的最早艺术形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造像中,有人头像、人面像、立像、跪坐人像、人面具等,这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在人的面部做了多样的图纹装饰,其代表了商中后期和西周早期古蜀国文明中较高的审美形态。这些青铜人物形体夸张、怪异、充满着神秘感和民族宗教色彩,超越了现实人的客观性,成为一种完全精神形态的表述。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审美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工艺本身,如其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面具”,在其眼睛和嘴唇之处皆做了抽象夸张,使二目硕大外凸、眉宇宽厚、神态威仪;其“纵目青铜面具”像两眼之中纵出圆柱,令人不解,又叹为观止;其“青铜人头像”有圆顶、平顶、冠顶等多种形制,面目如去皮之人,诡异、怪诞,令人且惊且恐。这些造型多大耳阔嘴,神态凝重,观念近同。作为中国早期古蜀文化中的宗教神像,其有着这个时代特定的审美法则和审美规律,这些神像是远古时期人神合一的精神象征,其目的是通过人来实现与神之间的交流对话,这表明在古代文明形成之初人们就已经在心中建立了一个观念世界。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是把人和宇宙、自然看成了神的载体,通过人和神相互融汇,来实现人们超越现实之外的审美愿望。简洁夸张的造型语言,体现了宇宙本体中“道法自然”“神游物外”的观念与价值,也成为《周礼》“以人法天”审美思想的直接体现。《周礼》的价值观念被春秋战国多家所承,继而形成了道学、儒学、阴阳学等学说,诸子百家汲取了《周礼》“以人法天”的核心观念,并将其发展为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至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具雏形。春秋后期至战国,礼崩乐坏,却群星耀眼、圣贤辈出,诸家诸论映阔宇宙万象、天地人和,这些审美观和方法论多成为后世的审美之源。体现在人物绘画上,其一方面继承了西周早期的青铜造像观念,另一方面出现了墓室帛画艺术。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可以看出,这种象征灵魂升天的人物绘画,包含着对社会审美的多种认识与体解,超越现实、追寻生命终极和宇宙本体、从人界升入仙界,达到天人合一、人神共乐的至美之境,成为战国时期人物绘画的主要审美理想。
2.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魏晋时期,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潮转向了玄学,“玄”是对宇宙、对世界的一种感知和思悟,其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对道学、儒学、易经新的发展与合流,《老子》《庄子》《易经》被称为“三玄”。“玄,谓之深者也。”玄学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观唯心审美范畴,其把“生与死”“有与无”“动与静”“意与象”等作为自己的美学命题,远离社会时政,多钻研于幽深玄远的学说,讨论一些“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在汉代儒学没落之后寻找到的新的精神家园。玄学主要分为“贵无派”和“崇有派”,“贵无派”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世界统一于“无”,“无”是万物之母,其思想是对老子“有生于无”观念的传承与延伸。同时其又崇尚“自然”,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认为儒家经义失范皆因不从自然所致,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其本质是把儒家教义融入了道学的本体。“崇有派”认为“自生而必体有”,有是万物自生的结果,宇宙的构成是由万物自身所组构,不受外力影响,这成为玄学的又一思辨。南北朝时期,佛学大兴,鉴于玄学的影响,佛学也多依附于玄学来扩展自身,佛教常借玄学的思维来宣传佛理,玄学也借佛家教义来通达来世,在这一特殊的阶段出现了玄、佛合流。客观而言,到了魏晋,已经形成了以道家思想为主流,合儒、佛二家的玄学审美思潮。玄学采用思辨、玄谈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一种远离事物本身来论证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这是中国传统美学有的审美认知方式和思维逻辑,是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对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影响深远。魏晋时期,中国人物绘画大兴,基于玄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势态,以玄学奠定了自我的审美根基。中国人物绘画审美在历经先秦、秦汉数百年的实践历程后终于汇入到了社会主体的审美思潮中。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文化到了魏晋产生了大的合流,玄学成了人们对宇宙观、本体论的哲学、美学思辨核心,这恰恰也是艺术的审美精神本体。二是玄学思想把魏晋以前强调“象”的审美认知转化为“意”的审美内涵,提出了“得意忘象”的审美理论。“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此学说虽是对当时“象数学”的发展与创新,实际却为魏晋的人物绘画提出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即审美的本体是“意”而非“象”,得“意”需忘“象”,这为当时人物绘画中的“意象”范畴奠定了基础。实际来看,魏晋时期的人物绘画也皆是画家依自我的感触、观念和社会时评作画,其本质是画家的审美意愿与人物性情德操的整体体现,其审美品格成为传统人物绘画品评的主要标准和规则。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对魏晋以来的二十一幅绘画作品做了评论,其中二十幅是画人物的,可见当时人物绘画的重要影响。其所述的骨法、天骨、骨趣、神气、情势、自然等标准皆是从艺术审美的本体出发而非拘于似与不似,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审美命题其实质也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对人物绘画提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路径。
3.隋唐五代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隋唐时期,中国人物绘画艺术走向了全盛和辉煌,在审美观念、表现技法、形态特征、意境神韵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大唐盛世以来的肥丽丰美、气韵风度。初唐的阎立本、盛唐的吴道子、张萱、晚唐的周窻等既开创了唐代的人物画风,也奠基了中国人物绘画的审美高度,其《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天王送子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皆标志着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经典和辉煌,同时也成为当代艺术复兴的范例。唐代人物绘画的气韵和妙悟,多在灵府,不在耳目。“有象因之而立,无形因之而生。”其绘画特征多基于唐代的大国豪气,重气度、气韵、气势而不照拘形态,这成为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物绘画发展的最高峰。在画论上,唐代张怀瑾著有《画断》,其以“神、妙、能”三品评鉴画家高下,立三品评画之首,朱景玄著有《唐朝名画录》,著述画家127人,以“神、妙、能、逸”四品品评诸家,始创四品论画之源。张彦远著有《历代名画记》,以“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论画,传记画家370余名等等,这些画论、画记,多是围绕人物绘画的品评而展开,多重神境气韵而轻略能格形似,建树了隋唐以来人物绘画艺术评鉴的高峰。隋唐时期,在审美观念上艺术美学与诗歌美学并躯而进,各入其渊,在艺术的本体论上,对人物绘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过庭的《书谱》,《书谱》虽是针对书法艺术的论著,但却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本体论给予了深刻的思考和辨析,提出了“同自然之妙有”的审美论断,从而把“意象”和“气”联系起来。“按照老、庄的哲学,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是‘道’,是‘气’。书画艺术的意象如果表现了‘道’‘气’,就通向了‘无限’,那就是‘妙’,就叫‘同自然之妙用’。”“同自然之妙有”之论疏通了书画的宇宙观,既绘画的意象应该表现宇宙的生气、表现自然的本体“气”“道”“玄”,要想妙造自然,就要取之象外,得其本真。唐代诸多人物画作,莫不是以“神”“气”“韵”来造其形貌,而非拘似于表征,这种重内质、化表象、合气韵、突气度的绘画方式,绝不是对人写生能画出来的。朱景玄曾评吴道子绘画曰“若有神助,尤为冠绝”,评周舫曰:“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可见画家作画时心、神的高度自由。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可以看出,唐代人物绘画正是借以人物的节操、品行、德为,来化合艺术与生命的本体“道”和“气”,达到妙悟自然、万象归真,从有限通向无限,来突出宇宙的生机与活力,使画意能目极万里,心游大荒。至于所造形貌,在中国的审美观念中不过是表达精神与意象的一种符号,并无象似之言,像,心象也,观念之形貌也。“同自然之妙有”从书论的角度融合了“气”与“意象”的区别,提出了“妙”的境界,对整个唐代人物绘画无疑影响深远。
4.宋元明清时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自宋代始,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观念开始转向了写意。宋代出现了文人画和写意画,文人画多重逸气,多以抒发自我的胸臆、心意和笔意为审美原则,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而写意画主要体现的是画家的审美意象,其以意境、意象和画家体道、悟道的感触为表现原则。宋代的人物绘画与唐代人物绘画的最大区别是其抛舍了唐代绘画的庄重、气度、风骨和华贵,使绘画变得更加轻柔、简意、自然、有趣,把唐代的“心源之悟”化生为“情趣之意”,使绘画在人的审美空间中更加轻逸邈远。宋初画家石恪的《二祖调心图》被视为传统人物绘画的审美转折,其用粗笔大墨,神完气足而又异趣横生地表现了二祖慧可伏虎的景象,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其后的梁楷,参禅入画、不拘法度、笔墨粗率、恍兮惚兮、出入无间。其《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等被视为两宋写意人物绘画的主要代表。然而,宋代时,中国艺术的正统已经由人物转向了山水,诸多画论、画评也开始以山水画为大宗。在人物绘画审美观念上,其品评愈加稀弱,而此时“程朱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认知方式,其在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对宋及其后的人物绘画都影响深远。北宋以来,人们对儒学开始有了重新的认识,以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成为对儒学的一个新发展和诠释,它以儒学为宗,合佛、道二家,将天理、伦理、、气韵、宇宙、世界等统一起来。理学认为“天理”是自然万物和宇宙生成的根本法则,是世界的本源,不生不灭、无处不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气一元论”,即“理”和“气”是统一的,“理”为本,“气”为具,“理”先于“气”而存在,“理”依“气”而生物,是宇宙和万物的本体。此观念是对宋以前“气本源说”的一个审美转轨。同时,理学将太极也划归于宇宙的本体之中,认为太极包含“理”与“气”,是宇宙万物之理的综合表现,并在人性论中,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即完美纯理之性与理气合性之别,来以此论证“心之本体即是性”“心是主宰”等观念。又以“道心”“人心”的不同,指出“天理之正”与“形气之私”之别。这些观念都成为传统人物绘画审美思辨的理论建构。理学开启了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事物的又一个大门,其对北宋以来人物绘画审美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理学对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其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新发展和“人性论”价值上的新探讨,即对以“理”为本的“理气一元论”和天地、气质之性的“道心”与“人心”的价值论证,其本质是把宋代儒学的审美观与先秦以来以气为主脉的学说进行融汇,将形而上的“理”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种新的审美本体论在艺术的形态中也许难以明示,但在艺术家的宇宙观、认识论上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六祖斫竹图》等莫不受理学本源论、人性论的影响,在万事万物中来揭示即成的天理与人性之道。到了明代,王阳明又集儒、释、道三家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思辨,提出了“心学”之论,在理学的基础上,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本体性认识把人的心性论和认识论提高到了更加无限、更加自由的地步。“心学”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之心视为价值本源,认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明便是天理”,指出所有的道理皆存在于人心,而不必外求。王阳明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事虽形态不一,但其理皆存在于心,在这里,“心”成了对世界万物以及宇宙的最高主宰,成为最核心的审美本体。王阳明“心本论”的思想把人心的“本然”与“明觉”视为认识的本源,这是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发展的最高形态,明代以前的诸家诸论提出过诸多的审美本体,其观念多在自我的“心念”之外,只有到王阳明这里才提出了“问求与自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最高审美境界。心学对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心明即天理”之论,其把艺术所表现的本体完全归于主体之心的自我觉悟,这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最高级。明代的人物绘画在心学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了轻逸与柔美,削弱了唐代的骨气、简化了宋代的意气,突出了人的情怀,成为画家由内心生发的心意寄托。文征明的《湘君湘夫人图》、唐寅的《秋风执扇图》《王蜀宫妓图》、陈洪绶的《仕女图》、崔子忠的《云中玉女图》等皆是自我的心性流露,这种生自本心、以自我感怀中的柔润、情韵为主体的审美心意,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中的主要建构。
二、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
1.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在当代国画人物中的体现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对当代国画人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审美认知和审美方式的建构上。即当代画家怎样去看待艺术的价值本体、怎样去体现绘画的审美目的、怎样去疏解人们的审美情淤等等,都离不开传统观念的引导,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本质建构,是中国人物绘画的祖论、祖法和祖格,其价值是永恒的。纵观当代的绘画教育,传统的画史、画论、画法占据很大篇章,任何习画者必须熟通中国的画理,在观念上继承传统,在认识上研习古法,才能借古开今、自成一体。本质上说,传统的审美观念是中国艺术的根脉,是中国人审美的环境域,无论时代怎么变、无论外来文化怎么冲击,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华民族古典文明的核心所在。当代的国画人物在形态上可谓多种多样,如工笔的、写意的、文人的、传统的、现代的等等,技法形态的多样化来源于审美方式的多元化,许多画家在当前信息社会的观念下对艺术的构成有着多元的阐释,其与传统时期艺术的直线发展有所区别。诸多作品对美的表述或比较隐喻,或过分自主、自由,但其所呈现出的认识和思想在根源上并不与传统相驳。这种表面很现代性的作品实质是传统观念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许多看似与传统毫无关系的作品,揭开其时尚性、情节性和艺术个性,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法”和“论”,作品所蕴聚的精神本体,莫不是传统观念的一脉所承,这种灵魂式的价值嵌入,是中国艺术永远无法摆脱的审美底蕴。其次,中国传统人物绘画审美观念对当代国画人物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塑造上。所谓品格,也就是画家所形成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是画家的品识学养所生成的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品格是一种价值内力,是画家的心性灵气所在,任何作品都来自画家的品格、品味与品识,人品等于艺品。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本体是观念构成,观念就是画家的品格透视,所以中国传统艺术尤重品第,品第高下也即品格的高下,中国传统画论中将画家分为多个等级,揭示其作品阶第之别的实质就是区分人的品格之别。历代以来,中国人物绘画中的审美本体如“道”“气”“象”“神”“妙”“气韵”“心源”等等莫不是画家的品格反映,作品的构成不过是画家品格的物化,中国传统的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生成了中国人物绘画特有的审美价值。当代中国人物绘画秉承着东、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并以现代的审美境域为价值坐标,大多数画家在接受世界、了解世界的认识中逐渐达成中西合融的审美思维,并把世界艺术的发展潮流看做引领中国艺术的思想航标,这种认识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在艺术中的反映,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质。中国当代画家的审美品格具有双重性,一是立足当代艺术的世界化、国际化来创新求异、体现作品的时代意义。一是继承传统审美的价值观念,来凸显民族古典的艺术精神、弘扬中华的艺术文脉。这两种特征在当代人物绘画中是一个普遍价值,尽管人的审美品格主要靠天性所赋,但其所立足的精神性、观念性及其审美格调莫不是以这两种价值为基础。本质上说,时代性所折射的不过是艺术的表征,而撑起中国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主构仍然是传统的审美观念,这些被历代绘画实践证明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塑造当代画家审美品格的价值来源。
关键词:当代广告审美取向审美属性审美结构价值关系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当代广告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表现领域。它在重视直接推销商品及劳务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树立企业形象、革新消费观念、追求情感交流与哲理思辨,融商品及劳务的宣传与人生的美感体验及价值实现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在展示商品及劳务的物质特性的同时,更具有了一种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现代文化塑造的角色作用。但由于广告艺术所采用的手段和表现形式都是围绕推销商品及劳务以及基于物质体的消费观念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广告艺术的审美活动(创造的与欣赏的)在其审美取向上存在着与一般艺术不同的特征。
现代美学原理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即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自由活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来进行的。广告艺术的审美活动,同样也遵循着人类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具有“种的尺度”即审美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的尺度”即主体的审美标准或审美取向。由此,笔者认为:广告的审美取向是指广告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在进行审美感知、判断和评价时所遵循的审美价值尺度。
正如人类其它审美活动的产生一样,广告艺术的审美活动也是在广告审美主体(广告创作者及其广告欣赏者)与审美客体(所要宣传和推销的商品和劳务及其广告作品)互为对象的审美关系中产生的。广告审美客体(实物性内容及艺术作品)向主体显示出能满足其审美需要的有用性,即显示出能使人愉快的审美属性,而广告审美主体便以自身内在的审美结构,经由审美情感的中介,达成与审美客体对象的审美属性的“同构”关系,由此便产生了广告艺术的审美活动。因此,要了解广告艺术的审美取向,必须首先对广告艺术审美的主客体及其关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在充分把握了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结构及其关系的审美价值特性后,才能对广告艺术的审美取向内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广告艺术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
广告艺术的审美客体也就是能满足广告审美主体的欲望需要、经由感性的形式表现和确证其本质力量的具有肯定性价值的存在对象,即商品、劳务以及广告艺术作品。
按照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两种不同的属性: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就是以广告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即商品的质地、材料、外观、结构,或劳务的方式、过程以及构成广告艺术作品的物质要素如色彩、音响、线条、文字等所体现的属性为依托,用以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价值属性,它是广告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与广告审美主体发生价值关系的产物。
笔者认为,广告的审美取向就是对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判断与评价的尺度。一件商品、一种劳务或一部广告艺术作品,要进入广告创造者和欣赏者即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感觉之中,并激发起鲜明的情感与意志指向,其必然要对主体显示出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属性。对于广告审美客体来说,其自身的审美属性包括:
形式美属性
形式美属性源于主体生命运动的韵律,是生命韵律对象化于客体的产物。广告艺术作品,是广告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体运动的韵律移注到作品之中的产物。广告审美客体的形式韵律与广告审美主体的生命韵律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唯其如此,人们才有可能在对审美客体的直观中确证自己和自身的本质,从而获得某种精神性的享受和乐趣。在审美过程中,达到审美愉悦。
意蕴美属性
意蕴美属性表现为一种情感的形式、观念的形式,是主体审美结构中的心理意识层次及社会文化层次在广告审美客体中对象化的产物。形式与意蕴的美的属性对立统一于广告审美客体之中,共同构成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这就决定了广告审美取向必须从广告审美客体的形式要素中挖掘出深藏的意味,或者赋予客体形式以一种情感和观念的氛围,以此达成消费者审美需要的深层满足,从而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消费行为,树立人们自觉的合乎人性发展本质状态的消费观念,同时发挥其重要的审美教育及文化塑造的角色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广告审美客体的有韵味、有意味的形式的综合表现,是广告审美取向在客体方位上的必然选择。
广告艺术审美主体的审美结构
审美主体,是指有着内在审美需要、具有审美结构和功能,并与客体结成一定审美关系的人。追求功利性是广告首先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广告创作者以审美的感觉对广告表现客体进行审美感知、并进入到审美创作的过程中,主体开始遨游于精神境界,顺随情感的导向,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超越,充分享受和表现着生命体自由舒展的韵律与情致。在这种状态下,广告创作者才能在充分揭示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的同时,移注自己合乎人性自由的情感与观念,从而达到与消费者即广告艺术欣赏审美主体的情感共鸣,使广告所宣传的信息和观念为消费者欣然接受,最终达成其功利性的目的。
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结构
现代美学认为:人类审美行为的实现,也就是审美结构功能的实现。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结构有如下三个层次:
生理(本能)层次广告审美主体的本能活动与广告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构成一种刺激—传导—反应的关系。如果这一过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适应了生命体的和谐运动与生命力的自由舒展,那么主体所产生的情绪就表现为一种生理上的快适,即;它是广告审美主体得以进入广告审美状态的生理起点。
心理(意识)层次广告审美活动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活动,它是一种具有对象性即指向性的心理意识活动。这种活动包含着广告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联想、想象、移情、体验以及理解等在内的心理意识活动。
社会文化层次广告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观照,都是要透过一定的诸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等文化意识的“有色透镜”,才能达成对广告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的现实把握和深层理解,最终由审美体验进入到审美超越的至高境界。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尺度
由于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到审美体验再到审美超越,从而最终达成审美愉悦的心理过程,那么,广告审美主体的审美取向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如前所述,广告审美客体的形式美属性的呈现决定了广告审美主体审美结构中的生理(本能)层次功能的实现,而客体的意蕴美属性的呈现则决定了主体审美结构中的心理(意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的功能实现。所以,广告审美取向,在主体方位也有着形式和意蕴的二种尺度:
形式美尺度主要根源于主体的生理心理结构和作为自然生命体的活动规律,如均衡、对称、比例、节奏、韵律等,它体现着主体生命体的自由和谐的活动特性。
意蕴美尺度根源于主体的社会文化及心理意识结构和作为社会生命体的活动规律,它侧重于美的形式下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直接和间接地与社会功利目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他社会理性观念相联系。
此外,做为广告审美主体,在其审美取向上还表现出一些独特的方位尺度。
首先,广告审美客体形式要素的个性强化体现是引起广告审美主体选择性注意的关键尺度,标新立异是广告达成目的(促销的与审美的)的关键因素。
其次,广告审美客体的形式因素在讲究其合目的合规律的感性呈现与韵律组合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其象征及比喻意味的关联组合,由此超越形式意味的个别性孤立体现,追求整合的关联意味,以满足审美主体联想、想象以及理解的审美心理活动的需要。所谓形式的整合,一方面指广告审美客体自身形式要素在象征及比喻意味上的合理搭配;一方面指广告审美客体与外在于客体的某些形式要素在象征及比喻意味上的合理搭配。
再次,广告审美客体自身形式要素中所蕴含的情感内容的把握,以及外在于客体却与客体有着某些内在联系的情感氛围的刻意塑造,是广告表现与欣赏过程中满足广告审美主体、经由移情的方式、以达到审美感受与审美体验的审美愉悦的重要手段。情感诉求是当代广告的一个重要审美取向。情感,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价值评价,它自身就具有很强的尺度性意味,客体的审美属性与主体的审美需要之间结构同构与否,必然引起审美主体情感上的不同反应。同时,情感又是审美主体由审美感知向审美联想以至审美超越跨跃的绝对中介桥梁,没有情感的介入。感知所得的表象运动永远是沿着逻辑概念的路线前进,而无法进入以形象想象为思维特征的审美领域。
最后,广告审美客体中的文化因素的强调和有机加入,是广告审美主体赖以达成审美理解和审美超越的重要基础。文化塑造也是当代广告的一个重要审美取向。一方面是由于广告审美主体审美结构中的社会文化层次功能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文化的体现形式,具有了社会亚文化的本质属性。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广告中的文化要素是全方位的,但主要集中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流行时尚、生活方式、人格塑造等等方面,其中民族特性的审美文化表现是这一文化取向的重要分支。
综上所述,广告表现中的个性化、象征性、情感诉求及文化塑造(含民族化体现)等内容是广告审美取向在主体方位上的必然选择。
广告艺术审美活动中审美关系的价值特性
审美关系,是指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审美需要、审美结构与客体的审美属性之间结成的一种“同构”关系。
现代美学认为:审美客体之所以对主体显示出它的审美属性,在于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表现出一种审美需要的价值关系。这一价值关系反映在人类的意识里,便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审美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自我价值取向和设定,如对高尚情操的追求、对崇高理想的信仰和对完善人格的向往等;一是审美主体在其自我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对审美客体的一种价值选择和评价,包括审美感知、想象、判断及审美理想和审美超越等,审美关系的价值特性就反映在价值特征的属性与满足价值,即取向之间的“同构”意义。
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时曾经指出:“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审美,作为一种价值态度,它必须是以合乎人的本性作为它的价值尺度和取向。审美的尺度或取向,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性的尺度或取向。而所谓人性,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说,就是生命自由的特征。“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孙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以,审美取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类最高价值即自由生命的实现,也就是广告审美取向的本体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
2.马谋超.广告心理.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3.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关键词]人体审美舞蹈艺术
舞蹈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艺术门类之一,它“以人体为质料,以动作姿态为语言,在时间的流程中以占有空间的形式来表达思想与情感”。[1]情感是舞蹈的核心,舞蹈是审美情感的载体。本文基于存在论现象学的视野,对舞蹈展开审美关切,使之去蔽,从而走向舞蹈自身的世界,显现舞蹈艺术自身的本性。
一、人体的存在及其游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境域下,舞蹈的选材、表现主题及表达的思想情感等各不相同,它的存在与发生具有社会性。
舞蹈自身所持有的社会性,单从舞蹈本身,我们难以直观。我们需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境域中加以关照,才能获得某种社会性。不同的舞蹈作品相关于特定历史境域中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状态和技术水平。如原始舞蹈(狩猎舞、劳动生产舞等)敞开的是一个茹毛饮血,人类与大自然、猛兽搏斗,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远古时代;而盘鼓舞、巾舞等的出现则是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世界的反映;软舞、健舞及龟兹乐舞展示的乃是一个国力强盛、社会充盈、外交发达的社会世界。
在现象学的语境下,舞蹈的社会性受制于历史性此在。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和不同的人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样态”。[2]舞蹈产生初期,自然对人的规定是绝对性的。这一时期的舞蹈(狩猎舞、劳动生产舞等)一般都是对狩猎及劳动生产过程等的再现与摩仿,充满着粗犷与野性的特征。恐怖、血腥、残酷、昏暗的场面喻示以神的方式出场的自然的强大,人的微不足道及人对自然顶礼膜拜。商周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生发和觉醒,人试图冲破自然对人的规定性,人开始思考自然及人自身。如巫舞,先前只是娱神的舞蹈,此时也成为娱人的舞蹈,并越来越看重舞蹈技艺本身。至汉,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反映在舞蹈上为盘鼓舞的出现,盘鼓舞的场面壮观,舞蹈动作难度高,既要掌握好力度,又要控制好身体,以达到高纵轻蹑的舞蹈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宗教盛行,舞蹈成为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乏生动向上的气象,舞蹈的发展趋向于形式和细部的美感,注重舞蹈的精雕细琢。工于技巧、服饰华丽、舞风柔曼、缠绵婉转是这一时期舞蹈的基本审美特征。
唐朝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全面发展。舞蹈也以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呈现于历史舞台之上,既不像周代乐舞那样依附于政治,也不像汉代舞蹈融于“百戏”。它形成了自身的分类法,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按照舞蹈的风格特点区分,有“软舞”、“健舞”两大类。“软舞”动作抒情优美,节奏比较舒缓;“健舞”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软舞”、“健舞”,多为独舞或双人舞,动作技术水平要求颇高。唐代也是古代“燕乐”舞蹈最为繁荣的时期,“燕乐”用于宴享典礼活动,具有娱乐欣赏和礼仪性双重作用。此外,唐代还无所顾忌的吸收了外来舞蹈艺术的精华,如龟兹乐舞,其特色体现在体态造型上:上身、丰乳细腰。自宋以降,舞蹈走上了盛极而衰的道路,越来越难以撑起独立的旗帜,逐渐衰微,并且最终被戏曲艺术发展的潮流所吞噬。明清是不作为的时代,独立表演性舞蹈已基本销声匿迹了。
尽管如此,舞蹈的艺术生命还没宣告结束。其历史性主要表现于它的具体存在形态和方式随历史境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异样的风貌。当下,舞蹈的存在形式表现为现代舞。现今,我们把古典舞蹈作品称之为艺术品,这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即古典舞蹈作品本先不是艺术品,只有当我们对其进行审美观照时,它才成为艺术作品。
此外,舞蹈的创作主体也具有历史性。古典舞蹈分为宫廷舞蹈和民间舞蹈两种,但对某一具体的舞蹈而言,我们不可能指出它的具体制作者。舞蹈艺术的历史性此在在本性上规定了舞蹈作品的创作主体,也即说,舞蹈的创作主体在时间与历史的维度及层面上被消解了。
二、质料、形式及其在身体游戏中的合一
在古典美学与传统艺术理论中,一切艺术无不关联于质料和形式这一重要问题。质料和形式的问题不仅相关于美的敞开,还关切于物之显现。质料和形式这一对范畴,是艺术创作和审美鉴赏的概念框架和重要维度。一般而言,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就构成了艺术品。舞蹈也不例外,它以人体为质料,在时间的维度与层面上,以占有空间的形式实现思想与情感的通达。
舞蹈的制作过程是一个手前之物变为手上之物的过程,它相关于物之物性。舞蹈的制作起源于远古先民与大自然、猛兽搏斗场面的摹仿,在这一制作过程中,牵涉到人与物的关切。“所有的艺术作品都离不开物的因素,没有物因素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的。”这些物因素包括狩猎过程、生产过程及部落之间相互争夺、杀戮的场面以及用于摹仿这些场面的质料。制作者依凭自己的阅历基于特定的审美手段,从选材、形式、构图等方面完成其制作。当然除了摹仿外,还融进了制作者的想象。舞蹈作品的种类繁多,不同的主题选择会形成不同的舞蹈作品。但是,西方传统美学的“质料”与“形式”等范畴并不能有助于我们去通达作品与物性自身。
物被设置于舞蹈作品之中,这些物在进入舞蹈作品之前,是客观存在的对象物,即手前之物。在制作中,道具和人体等被制作者摆弄、把玩与欣赏。这时,物的对象化被消解了,物不再是手前的对象物,而是手上之物。手上之物是与此在共在之物,是人沉沦于世所关切之物。同时,手上之物是制作者的把玩之物,是供人玩赏之物。并且,物与人都被遮蔽在世界之中。进入舞蹈作品之后的物,已成为作品,它既不同于自然物、器具,也不同于手前之物、手上之物。舞蹈作品中的物,为物性的敞开提供了前提条件。
当然,舞蹈自身形态、构图与观念的新变化,都会在作品中得以表征。“物以各种形态存在,这些不同的物态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与人打交道,都从特定的维度去关涉物之物性。这种关涉既有遮蔽,又有显现。”人们在制作舞蹈作品的活动中,却极难把握物性自身。传统美学的质料和形式等范畴也不能切近物性,因为“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性的原始规定性。”〔3〕
三、舞蹈的审美特征及其身体性
物品、器具即器物的实用性规定了其世界是一个实用的世界,在器物实用的世界里,一切器物作为工具都为了一个目的即为人所用。一切艺术品在其起源与本性上,都与实用相关联。这突出地表现在,原始先民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例如原始舞蹈就大体上不是作为娱乐或观赏性之用,而是当作实用的象征和标记。当然,这关涉于人类当时的生存状况。
但是,纵观舞蹈的历史沿革,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娱乐或观赏性的功用愈加明显。其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舞蹈的审美性具有以人体美为主要内容的形式美。舞蹈的形式美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美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是舞蹈采用有生命的、运动中的人体动作作为构成形式美的物质手段。舞蹈动作、姿态造型、画面队形这些舞蹈形式美的要素,都是以有生命的、运动中的人体作为质料的。
(二)舞蹈的审美性具有直观性的特点。舞蹈的艺术形象是直接为观众所感知的。如我们观赏一个舞蹈作品时,人幕一拉开,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队形、画面的不停顿流动,随着音乐的旋律、节奏,一下子就通过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输入人脑,形成一种舞蹈形象的表象感知。这一般不必经过理性的思考和逻辑的判断,就可以使我们得到美的感受。这种舞蹈自觉性,表现为一种不假思索的、立即做出的审美判断,好像完全是一种感觉的自接反应。其实每个人的这种自觉的审美判断都是建立在他过去审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性积累的自然结果,这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舞蹈文化素养、舞蹈审美能力和舞蹈审美水平。
(三)舞蹈的审美性具有虚拟性。由于舞蹈是以人体为主要表现工具的艺术,因而也就决定了舞蹈的审美性具有虚拟性。它以人体形式美为媒介,来抒发和传播人的思想感情。这种形式美的表现目的完全不在于炫耀技巧,取悦观众,而在于完美地体现内容,并与内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塑造出动人的艺术形象。如果片面地追求形式美,那么势必导致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邪路。舞蹈作品的核心是舞蹈形象。正是通过舞蹈形象,抒发出编导家的感情,体现出本阶级、本民族、本时代的审美理想。舞蹈家在进行创作时,要竭力把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外化”为可以感知的舞蹈形象。这个形象是动态形象,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它是物质的,建立在知觉(视觉和听觉)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虚幻的,只存在于此时此刻,转瞬即逝,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观众的接受过程中最后完成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
(四)舞蹈的审美性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凝练性。舞蹈既然是采用人体为主要表现手段,那么就决定了舞蹈动作必然追求高度的概括与凝练,一抬手一投足都应具有宽泛的涵义。从历史上看,舞蹈动作姿态大都源于生活,有着一定的生活依据,但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加工提炼,写实的、再现性的动作姿态逐渐演变为抽象的、表现性的符号,成为一种凝练着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习惯的“有意味的形式”,进而规范化产生独立的审美价值。在舞蹈创作中,创作者、表演者和成果三者都是人本身,都离不开人体。舞蹈作品是编导和演员共同创造的,而每一次表演又都是演员舞蹈美的再创造。舞蹈中的游戏之于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舞蹈审美游戏里,“人成为了自由的人和真正的人”。〔4〕在舞蹈作品中,这离不开艺术,因为“艺术的本性是诗”。〔5〕人戏于天地间、诸神前。非本真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物之物性自身被遮蔽,人之本性偏离了人的本性生存境况。因而,人处于被束缚状态,这些被束缚状态涉及众多方面与层次,人也与真正的自由相去甚远。舞蹈就是在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自由的一种游戏方式。
四、舞蹈艺术世界及其在遮蔽中敞开
舞蹈作品既不是纯物也不是器具,而只是艺术作品自身。舞蹈作品既克服了纯物的幽闭性又克服了器具的实用性。因此,舞蹈作品使世界的敞开成为可能。艺术和真理都相关于世界的敞开,而世界与大地之争执是一切艺术和真理的本性前提。在现象学的视域里,大地是大地自身是作为大地的大地,世界是世界自身,也即世界之作为世界。大地是幽闭的,它孕育、化生万物。世界则是对大地之幽闭的一种敞开,它使遮蔽之物得以显现。世界与大地之争执是艺术发生之前提和基础。
因此,舞蹈也是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的一种敞开,但其敞开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世界是在遮蔽中敞开的,世界的敞开时常就是一种遮蔽。作为敞开的遮蔽,在敞开世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遮蔽了世界。舞蹈艺术也同样关联世界自身的敞开与遮蔽。舞蹈艺术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切近世界性的世界。
世界的开放性界定着人类。因此,世界的敞开对人类极其重要,被遮蔽的有待于敞开,以实现其本性的通达。舞蹈作品正是对世界与大地之争执的一种敞开,并让真理和存在得以显现。舞蹈艺术对世界的敞开,是在不断的去蔽中实现的。只有通过去蔽,走向舞蹈艺术自身的存在,舞蹈的本性及与其相关切的、被遮蔽的世界才能得以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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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从《黑暗中的舞者》获奖,《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等作品走向国际开始,DV就不再平静了,“一夜之间都成了革命党”①,人人说DV,人人玩DV。DV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取代电影的技术手段,粗糙不堪的画面对电影造成的伤害,“影像不能承受DV之轻”②,还是贾樟柯呼吁的“反对歧视DV”③的另一种发展?审美需求,是人的最高需求,DV最后的发展必然是走向艺术的殿堂。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是人类艺术和人类生活的极致,艺术从劳动脱离开始就渴望回归生活,DV在某些特性上表现出来了这一艺术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就DV客体的生活化,关注的题材从宏观的历史转向日常化的生活图景,民间普通百姓的生活,小人物的命运;DV主体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影像话语权力和自由,“革命”和“历史”的官方宏大叙事转为坦率的个人化的语言;美来源于人在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反观自身,受众期待在DV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直观自身,另一方面仅仅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使他们满足,在欣赏别人的镜头同时也拿起DV,对自我的生活表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客体、主体及受众在生活中是融合的,DV在走进生活,走近我们,慢慢消解着艺术和生活的壁垒,DV艺术在走向生活,生活在DV镜头中变为艺术,生活,是DV艺术的起点,也是终点。
ABSTRUCT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关键词
DV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自我关照
导论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词,网站,流行杂志报刊,大学校园内也流行着“今天你DV了吗?”的问候语。这里所说的DV已经突破了digitalvideo(数码摄像机或数码影像)的原始定义,已经具有了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内的广泛含义,甚至还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代称,内涵上呈现出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的意识精神领域。“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DV是一种权力,是将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权利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大众的一把利剑……”、①
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最初被用来拍摄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机身性能的改进以及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②,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DV在中国也有着迅速而大规模的发展,甚至要比国外的DV制作更有热情。DV传入中国以来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比如:《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雪落伊犁》……在观影群体中都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导演贾樟柯用DV摄像机拍摄的电影《任逍遥》则入围第5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为中国DV影像的骄傲。
DV一词被炒得沸沸扬扬,DV的轻便和便宜使传媒家电化,DV成为人们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数字艺术的发展在对传统艺术冲击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尤其是在审美价值上颇有争议。DV给了人们影像权利的同时也破坏了影像艺术的高贵和经典,“每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③,开机关机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轻?“首届独立影像节”也被形容为“考验观众体能的‘视听盛宴’”,④没有审美的愉悦可言,DV到底是以怎样的一种身份介入影像艺术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艺术的本质在于展现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艺术之源,美正是来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民间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艺术更接近生活。DV在诞生初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当DV成为人们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归民间,承担起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的贴近生活的真实。DV的艺术性固然来源于对胶片电影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技术的特性与独立性使其艺术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和经济层面上的便宜促进了DV创作主体的下移,人们都不满足仅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创作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创作的内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民间,倾向于生活。
DV记录着芸芸众生的常态生活:《铁路沿线》的流浪汉,《高楼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头》中的迟暮者……平常的人伦亲情和家常里短无不感动着我们,无论是在DV镜头后面,还是镜头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现,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到处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对生活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实现了人类的假说: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轻
美无处不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DV这只眼睛,发现了更多朴实无华的东西,让生活中更为感人,更为真实的东西,无论丑,还是美,都坦然的呈现在镜头中。DV的平民化从纯粹个人的角度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表达、对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或群的原生状态的真实记录,正是DV创作与生俱来的特点。因此,如果你在一个凌乱不堪的菜市、一个灰尘弥漫的建筑工地或一个破败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摄的人,你完全无须诧异,因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独到视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质朴、最细小的片段。如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创作的《最后的铁匠铺》,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静观场里的一家小打铁铺,那里曾是打铁很发达的地方,后来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逐渐淡出,不少打铁铺都歇业了,这对父子却在他们长期的作息惯性里,维持着冷清的铺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新旧生活交替过程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又如美视学院的《棒棒军》,在纪实反映重庆“棒棒”①在城市边缘不乏困苦的挣扎时,也折射出他们离开故乡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与梦想。在这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我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寓意丰富的对比。《歌者》也是这样一部反映平常及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的DV作品。该片导演兼编剧郑正运用电影的方式和手段,将眼光投向重庆民间的“死人板板”②乐队,讲述了一个女子到外地寻找失踪几年的丈夫,为生存进了一个丧事乐队。在对找到丈夫已经绝望时,她爱上了乐队的组织人,却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发现死者正是她要寻找的丈夫。片中对小人物命运的表现,凸显出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视角。杨天乙则是看到城墙根下的老头好玩,于是动了要拍摄的想法,《老头》中展现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们操着纯正的京腔,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天南海北地聊着。他们中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但是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显出轻松自然,就连身边的老哥哥去了,他们谈论起来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台一样的叫上一声“好”。这一切自然地从影片中流露出来,像是一杯滚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缓慢而有节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亲切自然。《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一位来北京弹棉絮谋生的湖南农民,从而引发了他拍摄此人生活际遇的想法;《铁道沿线》的导演杜海滨(朱的同班同学)则是在他家乡宝鸡的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群以拣垃圾、拾破烂为生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流浪汉,于是力图切入并记录这群被视为“贱民”的人真实的生存状况,DV用镜头关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人的生活,而不应该是剧情,脱离生活的剧情是经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欢纪录片也正是出于对这方面的偏爱。人类的行为标示着一切,如果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复杂的生活,并暗示着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摄者不仅仅通过镜头来观察生活,而且是切身体验着镜头下的生活,与其说他们在拍别人的故事,不如说他们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时说:“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特别累,就开始玩儿,到酒吧之类的地方。玩儿的过程中,就看到我电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从酒吧出来看到三个女孩儿晕在地上,就送她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跟她们认识了。她们的生活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真实地把她们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没想作任何的遮蔽。这可能和我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我没看到那么残酷的东西,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没那么传奇。”②萧狼在《苦乐打工妹》的创作手记中写到:“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应该说小时侯也吃过不少苦;贫农的阶级成分的原因吧,长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人文关怀者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我们宿舍楼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毕竟是亲切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话语;我想这是我们能够沟通,因而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们对于拍摄、采访、DV、纪录片等等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没有去想她们会从自己日常看到的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面对着摄像机,她们真是不会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样自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点起床,看她们做包子、煎鸡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让她们午餐前给我打电话起来继续拍摄——拍摄成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③与其说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杜海滨在《高楼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现了全片中惟一一个使用三角架拍摄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个中全景的画面,阿毅蹲在地上剥葱和蒜;此时作者从画面右侧出现,和阿毅一起剥蒜、洗菜,他离开、又回来,准备他们的年夜饭……当作者从摄像机背后走出来,他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被拍摄者。吴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对“远大歌舞团”④的关注也没有结束,他有时仍然会出现在那个在穷乡僻壤流动演出的歌舞大棚里。虽然大棚的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们当中,这个“戴眼镜、肯帮忙、还给他们做饭吃的吴老师”⑤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次经验似乎完全改变了吴文光以往的拍摄立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在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觉得不是在拍一种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们,甚至我是在拍摄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也许我没有达到,但是的确拍他们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确定拍了这个团就像拍了全中国的团,但是我能确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华也说道:“几年前我曾经在武警部队里当兵,做了好几年的电影放映员,所以《今年冬天》有种半自传的意味。再回到部队拍这个片子,这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电影中四个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种电影的形象。使馆的镜头能看出来,那几乎是一个镜头一气贯成,那里边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那儿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摄像机对准被遮蔽的现实与生活的时候,对准可能要遗忘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感性冲动,和一种对同类人的理解。朱传明在创作手记中说到:“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胁而去。”③而杨天乙与她所拍摄的老头之间,也产生了“他们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们的念想”④那样亲密的关系。DV拍摄者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心态为底层呐喊。生活中的轻贱无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镜头中,故事、演员、导演都来自生活,最后构成同一个艺术。
DV,能承受艺术之重
DV作为艺术的革新工具不仅在于拍摄客体的草根化,更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出现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现,打破了“业内人士”和主流媒体的设备优势,模糊了昂贵的“专业影像”与便宜的“家庭录像”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质差异,从而赋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义上影像创作的权利。因为DV使用的低成本,因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百姓和爱好者,所以从DV问世至今,它一直都体现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厂执导多年、后又到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余纪教授告诉记者,“以前搞电影电视的,的确多多少少都有些‘贵族感’。由于它很强的艺术性和专业色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甚至它整个的摄制生产过程都显得较为‘神秘’。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来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来自由表达自我成为可能。DV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权力的载体,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⑤重大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唐泽芊教授对此也有深刻体会:“艺术领域的影像创作,离不开相应的技术装备。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简便化,使原来停留在专业领域的影视艺术走入了寻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样,影像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家庭化的艺术,平民化的艺术。”①DV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把作品传到网上,“DV最主要的优势对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创作前就担心市场,担心钱怎样收回,担心制片人给你压力,哪怕作品卖不了,也不会使我债台高筑,创作进入真正自由状态”②,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影像话语的权利和自由。
DV不仅仅是一种设备,而是一种新的对待电影和对待生活的方式。当代中国比较著名的DV导演,除了吴文光以外,其余几部DV作品的导演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这些年轻作者的创作初衷大都介乎自发与自觉之间,没有谁在拍摄之前就对纪录片的本体或价值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每个人在举起摄像机的时候,都满怀着真诚表达的强烈愿望。吴文光认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拍来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个惊人的作品,它是一个更私人的东西,它想表达什么东西,想说明什么东西,它肯定是属于我的,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的自来水笔,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语言。”④DV承受生活之轻的同时,也承担起艺术的重。创作客体下移的同时,创作主体的下移,创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艺术更有活力。虽不说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权。DV家电化的趋势,使DV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DV着,艺术着,生活着。
影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必须有专业知识,必须有设备,更主要是最好有个几百万,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员的出场费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DV就完全不同,当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样,动用100台DV,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个DV,有一腔对生活的热情,有一帮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荐作品是杨天乙的《老头》,这部片子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是一个之前跟影视毫无关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耗时过两年;一切自费;拍摄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头,虽然有点粗糙但不失原创性和艺术性。清华同学自编自导的《清华夜话》画面的晃动,声音的生硬也无损于大家对它兴趣,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荡漾着对生活积极的热情。萧狼在拍摄《苦乐打工妹》时,他镜头中的主人公甚至抢过摄像机拍起他来,让他说他的故事。拍摄的对象和主体都已经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摄的快乐中去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钦县的几位藏族农民在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下,拍摄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等几部DV纪录片,这个“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负责人郭净博士在项目宗旨中写道:“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当城市里的年轻人到茶馆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兴,当乡下的制陶师傅开始用摄像机机录村民选举的场景时。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影像中出现了。”①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杨天乙的《老头》获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评委会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获去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则在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喝彩纪录片奖”。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工具,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和描绘,DV带来了“民间影像”的灿烂前程。DV也不会因为其承受生活之轻而损害电影艺术的重,相反,越是民间的越是艺术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切平民化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经常观察,表达思考的习惯,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更锐利,感觉更灵敏,思想会更开放,艺术也将更具生命力。
审美的生活化
DV从一种技术手段开始对艺术创作主体起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对艺术内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说技术带来的艺术的生活化是一种外在的手段,那么审美情趣的生活化则是艺术生活化的本源。
美来源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②,面对“人化的自然”③,人们“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因此受众在艺术批评和欣赏中,有一个“期待视野”⑤,他们期待艺术对生活的亲近,真实成为中外视觉艺术作品接收和欣赏的衡量标准。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欣赏描写现实的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和几十年接收写实风格的影视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从柏拉图“模仿乃是艺术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国“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⑦,无不要求艺术的真实性,惟有真实才能引起受众的真正共鸣,受众也才能透过艺术作品反观自身。受众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众的生活又呈现出艺术的状态,我们在看DV的同时我们也就是在看自己。当我们看到《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家庭问题,《心-心》中的绝望中的希望,《苦乐打工妹》的艰辛又充实的日子,《清华夜话》中的学生生活,我们本能地感到亲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镜头真实记录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赞、古拉考尔多次指出,纪实电影与真实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性,正是电影与观众的亲近性引起了观众对电影的亲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题材对生活的贴近。在权威调查机构AC尼尔森调查中发现观众喜欢收看的纪录片类型的节目却是《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和一些专题片,显然“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观众关心的话题。人们期待纪实性的作品,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自身。“纪录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间创作,创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对小众的私密的,但他们所揭示出的空间,却是大众共通的。”①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艺术院校的学生会均进行了调查,学生们对纪录片显示出的极大热情,让记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几部纪录片是学生们屡屡提起的,比如讲述了关于农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讲述了一群迟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头》;还有弹棉花的农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弹匠》等。吴文光讲,“虽然乍一看,这些拍摄对象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从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许多人性中相同的东西,而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显露的,却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这种大众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鸣。”、②学者黄集伟认为:“文字阅读中,那种以虚构为能事的传奇已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非虚构’的加入,正显出了无上魅力,开始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岂不一样,DV中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更大程度的反观自身,艺术的生活,美的生活产生了。
仅仅生活其中,仅仅观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又有自我表达的渴望,于是在欣赏别人的作品,别人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拿起了DV拍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华夜话》,我们一边卧谈,一边拍摄,一边看着我们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我们在生活的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同时我们又成为自己第一个观众。创作与审美在生活中融为一体。艺术的审美,得到的是一种共鸣。导演的思维,对象的生活唤起了审美主体的某种相似经历的记忆,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艺术更真实更具感染力;当审美主体成为创作主体兼创作客体的时候,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更为深刻,前者是反观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审美的需求也促使艺术创作的生活化。艺术的生活化,民间化,从内容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生活主体的艺术化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生成;DV改变了艺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导演、演员、还有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中演着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现在你的镜头中,也许明天你将会在我的镜头里,“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④,DV沟通了艺术和生活,沟通了你和我。我们期待着在DV中的我们,以此反观现实中的我们。
美在生活
“人是诗意的栖居的”①,生活和艺术本不可分割,人类走了一个循环,艺术自从劳动中生活中脱离开始就有一种回归的冲动,这也是纪录片的经久不衰的原因。在工业化的现代,人们更渴望一种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结合的生活,DV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与其把DV当作一种媒介,一种设备,不如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电影”②,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③,它还是一种个人的生活。真正跟DV态度有亲缘关系的是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④。DV不仅使制作电影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事情,它的欣赏也是成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观看DV作品,我们把DV作品装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赠送朋友,……DV,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独立的艺术生活。或者说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要素,一种生活习惯或习俗;它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没有一个外面,它无法从外面来观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们个人生活和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它,我们就是在直面我们自身。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谈到:“人对美只应是游戏,而且只应对美游戏。…………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说DV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上促使艺术回归生活,人的审美情趣则从人的本性上要求艺术回归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自由,DV给我们自由艺术自由表达的权利。艺术更重要的是参与性和互动性,游戏的艺术不仅仅是自由的,更是积极的。我们都在参与这个美的游戏,游戏中处处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活中处处展现着人的生命力,在对象化的现实中我们反观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们关照自我,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美在生活”⑥,艺术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艺术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进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时,也就从艺术起点回归到艺术的终极。回归是人们的审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艺术,在艺术中观照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
参考书目
《电影观众学》章柏青张卫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论概要》杨慧林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西方文艺理论》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摘要题】网络文学
【英文摘要】Networkarthasbeenbecomingapost-aestheticmodel,i.e.,subjunctivesymbolicaesthetics,joininglivingaestheticsandhappygame-playingaesthetics.Thechangesoftheseaestheticstylesareanaturalextensionofpost-modernistculturallogicinthetimesofnetwork.
【关键词】网络艺术/后审美范式/文化逻辑
networkart/post-aestheticmodel/culturallogic
【正文】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69(2003)01-0025-06
随着互连网的迅速普及,网络艺术日渐形成自己的艺术方式——基于网络技术的后审美范式。“后审美”是与现实主义审美、特别是现代主义审美相区分的概念,是网络时代新兴的艺术审美范式,它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必然延伸。
一、虚拟现实的符号审美
网络化的艺术审美是机械复制的“类像”(simmulacrum)符号审美,它运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以拼合实在,形成可复制的无穷摹本,使艺术和自然的原初关系被数字化技术制作所取代,从而导致艺术创作从个性风格的表达向类像的机械复制转变。这便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所揭示的“后审美主义”图景:模拟威胁着“真实”与“虚假”、“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别,对象世界以技术逻辑控制主体,“数字化的冷酷宇宙吞噬了隐喻和转喻的世界,模拟原则既战胜了现实原则,也战胜了快乐原则。”[1]经典意义上的艺术审美惯例消失了,我们所拥有的符号远远多于其所指涉的涵义,拥有的影像也远远多于其可以阐释的价值。传播的体制所传播的不过是这个体制自身,影像所指涉的就是影像符号。于是,“文化”就成了并不指涉现实的影像的无限生产和增值。
互联网打造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一种虚拟现实的视觉消费品。网络艺术犹如一种艺术的生物工程,它把一切实在之物拆解为断片式代码,再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代码组合成表面真实的虚拟物像,然后将其作为实在的代码来替代物像的真实,使组合拼贴而成的审美符号替代艺术审美本身。如果说过往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服饰设计、建筑设计、商业摄影、广告招贴等是源于实在的物像仿拟(Simulation)的话,互联网上的“界面影像”,如Flash制作、卡通化的LOGO(标识语)、角色扮演(RPG)的影视剧和MTV、艺术贺卡,以及花样翻新的网络游戏等,则将“真实的虚拟”拼合成了“虚拟的真实”,它类似于转基因生物,表面看来与实在无异,真实得近乎完美,但本质上仍然是人工技术的产物,如法国FredForest所揭示的:“它的基质来自无法触摸的信息技术资料。”[2]如:
虚拟偶像1995年日本就研制出网络虚拟偶像伊达杏子(KyokoDate),她拥有自己的星座、嗜好、三围与血型,上过杂志封面,并灌制过激光唱片《爱之交流》,许多崇拜者还在世界各地为她设立网上歌迷俱乐部。好莱坞的电影《古墓丽影》走红影坛后,女主角劳拉立即被一系列电子游戏打造成了大名鼎鼎的世界头号偶像,她美貌出众,智慧超群,武艺高强,酷爱冒险,常常孤身一人闯荡江湖。号称“中国第一位虚拟偶像”青娜是耗资近300万元人民币,动用200台电脑和京、沪、粤近百名业界精英历经3个月的工作打造出来的数码电影短片中的人物。她的名字是China的谐音,她身上综合了东方美女的优点,有着大而明亮的眼睛、精致而美妙的五官,合乎黄金分割比例的身材,给人以清纯而略带倔强的感觉。她身着飘逸白色纱衣载歌载舞,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数字艺术馆展映百天后,又拓展她的星路历程:短片进电影院做加影片;在电视文娱频道播映;电影音乐在电台播放;开通青娜个人网站;电影音乐和青娜唱的歌出版唱片;开展“寻找生活中的青娜”活动(“青娜”模仿秀),并且还要出版“青娜写真集”!
虚拟主持1999年4月,英国一家网络公司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新闻主播系统,2000年4月,他们拼合出了一个因特网首位虚拟新闻主播Ananova。她不仅脸蛋俊俏,而且能说会道,身手敏捷,富有亲和力。她全天24小时报道最新消息,从不休息却永不疲倦;她开辟了自己的档案A-file,向全球观众介绍她的大小轶事;她的面孔出现在海报、鼠标垫、T恤、帽子等产品上,几乎无处不在;她的影迷遍布全球,他们为她设立了许多网站,倾诉对她的爱慕之情。我国的虚拟电视主持人出现于2001年。这年的5月13日天津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科技周刊》节目里,虚拟主持人“言东方”首次与观众见面。她在自我介绍后还诙谐地说:“我的形象和名字是在听取了大量网友的意见后,经过多次‘整容’和‘易名’才确定下来,我的出现不得不使我感叹高科技的神奇力量。”[3]
虚拟乐队世界第一支网络虚拟乐队是崛起于世界的Gorillaz,其幕后总舵手是Blur(布勒合唱团),主唱DamonAlbarn、鼓手Russel等。乐队由4位虚拟艺人组成,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并且会不断生成新的刺激,依靠纯粹的音乐和个人性格魅力而成为人们新的音乐偶像。Gorillaz充满未来感的动画形象,以及主唱2D散漫、慵懒的嗓音,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歌迷的注意力。这4名虚拟的艺人只生活在虚拟空间的2D+3D世界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年龄、国籍、肤色、性格,乃至个人成长史、不良嗜好、医疗记录、犯罪案底和教育背景等。2001年9月26日,欧洲音乐盛会“2001MTV欧洲音乐大奖”入围名单中,Gorillaz以6项提名而成为大赢家。在Gorillaz网站,你不但可以欣赏到Gorillaz制作精致的电脑动画音乐录影,还可以玩到最酷的Gorillaz游戏。
随着数字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类似的符号仿像在电子媒体中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逼真。已经在美国出现的“文学机器”(即专门用于文学创作的电脑),还有不断改进的诗歌创作软件、小说故事程序、剧本程序写作等,可以说是另一种虚拟实在,因为它们是未经大脑加工和心灵体验的文学创造,是自动拼合的虚拟和程序设计的“实在”。
这种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现实不同于复制。复制是一对一的搬用,虚拟现实是“无中生有”;虚拟现实也不同于原子主义的写实,它没有先在的或外在的模拟对象,而是“比特化”的自出机杼;虚拟现实的网络艺术形象与立体主义的造型也大相径庭,因为它在外貌上并不超越实在,甚至看上去还非常真实。不过虚拟现实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符号类像,是数字化虚拟方式和符号代码规则造成的超现实的结果。
今天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进一步将虚拟现实发展为实时交互,用户可以对模拟环境内的物体进行操作,并从环境中得到反馈。用户对虚拟环境的感知除了一般多媒体计算机所具有的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外,还包括力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甚至包括味觉感知、嗅觉感知等。交互虚拟的物体具有自主性,会依据现实的物体所遵循的规律进行运动(如受重力影响而下落等),同时又可以随着用户的、视野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产生真实感。如用户可以用手去直接抓取模拟环境中的物体,这时手里有握着东西的感觉(其实手中并无实物),而且,现场被抓的物体可以随着手的移动而移动。[4]当前的交互式虚拟现实系统可分三类:一是桌面虚拟现实系统,使用时设定一个虚拟观察者的位置,可利用三维立体眼镜增强效果,并通过六自由度鼠标或三维操纵杆进行交互,两个身处不同地点的用户可以用自然的手势进行信息交流;二是临境虚拟现实系统,利用头盔显示器把用户的感觉封闭起来,以产生一种身在虚拟环境中的感觉,通过数据手套和头部跟踪器进行交互;三是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它以临境虚拟现实系统为基础,将不同的用户连结在一起,让他们共享一个虚拟空间,使该系统局域网中的人可以在这里进行虚拟交往。[5]
网络以符号代码虚拟现实的后审美异变在于:内容非语境化的“灵韵”(aura)散失。任何艺术的审美意蕴都是依托于特定语境、并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离不开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和陆机强调的“物、意、文”协同与互渗的本体建构,而虚拟现实的符号类像从内容本体上失去了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号所应有的价值皈依,其审美的语象(icon)被虚拟的视觉仿拟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了,不仅仿拟的物像本身失去灵韵,也无从品味其原初的本体意义。直观替代体验,符号解构意境,祛魅消除韵味,技术拼合驱逐了“诗意的栖居”,这便是网络时代虚拟现实打造的后审美范式。
二、在线交互的活性审美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大众参与、交互共享的行动美学;网络文学终止了文学传统认同过去的时间美学,而开辟出在线空间的“活性”诗学。严格来说,网络艺术只“活”在网上,只有在线空间里被网民浏览或参与它才是存在的,甚至是生机四溢、魅力无限的,否则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这与传统艺术原子化的“硬载体”存在方式大相径庭。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得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6]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最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将物理的时间挤压在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广大网民,除非你的作品让文学网民失去分享的兴致和参与的热情。网络消解了艺术的深度模式,却创造了新的“活性”审美模式,因为网络作品的空间留存性和无可终止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活性”的艺术存在。一部《红楼梦》在传统文学圈里高山仰止、不可移易,续写者不过是“狗尾续貂”,而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如果不是下载出版,它将如沧海一粟或过眼云烟,并且其他网民完全可以用“第二次”、“第N次”亲密接触来替代它而不会被指责为挤兑起哄。可以说,传统文学属于时间,网络作品只与空间共舞;传统文学是“死”的,不可更改的,网络文学是“活”的,可以更改和参与续写的。尼葛洛庞帝早就指出过电子艺术的这一特性: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7]
无论是展示孤独者的迷狂还是表现集体的共同梦想,都是在一种参与互动的“活性”状态下完成审美建构的,在线空间里的文艺作品就像一个被众人呵护的孩子,它永远不会走向成熟,永远不会被时间定格为经典,但就在这不确定性的无限延伸中,它也许能流溢出生机四溢的艺术活力。
网络艺术的活性审美基于数字化网络技术背景,呈现为两种特有的型态:超文本召唤结构和人机互动的角色表演。
超文本召唤结构“召唤结构”这一概念原本是康士坦茨学派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的,伊瑟尔所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包涵了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要靠读者的想象和具体化能力予以确定和填充,从而将作品内容转换为读者心目中的内容,实现对文学意义的成功接受。网络的超文本召唤结构与之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一个指传统印刷品文学,一个是针对电子文本,更在于网络超文本不是“意义的不确定性”,而是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作品结构的多线性造成的审美活性;它不是寻求对“意义空白”的填充,而是刺激网民对叙事文本的多向选择和能动介入。
超文本作品是“活”的,在线空间的网民正是被活性的文本所激活,而且只有超文本能使欣赏者与文本之间物理上的互动成为可能,并同时为读者向作者转化创造了空前的便利。任何一部传统作品都不像网上交互作品那样有许多分叉,由分布式的诸多作者承担同一的创作任务,只要网民还在非线性或多线性的文本迷宫中漫游,作品就将永远是“活”的,永远是“动”的,一部超文本作品完全可以在不断交互中存活、生长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作品的终结存在于参与者永无止境的审美召唤之中。在这里,固定的作品结构被读者瓦解、或重新构造了,意义也被新链接的文本得到了不同的阐释。创造性的阅读使静止的结构被召唤式结构所替代,结构成了一种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东西。
一般来说,超文本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计算机网络链接技术设定的多线性阅读作品,这时候读者的活性审美获得的是被动中的主动、制约中的能动,因为他只能选择“怎样读”,而不能选择“读什么”,原创者巧置的“叙事圈套”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暗中预设了读者阅读选择的可能,文本的结构形态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另一类超文本作品是交互式创作的合作文学,这也是一种活性结构的动态文本,创作者是在线参与的、不确定的,作品结构是树状的、网状的,更是未定的、无限生成和延展的。国外网站上引人瞩目的“长青树交互小说”,就曾吸纳众多网民参与接龙。在我国,站点上的交互小说《活着,爱着》自1997年开篇以来,曾吸引了许多少男少女前来续写。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幸得到“网络文曲星”的称号。交互式小说有多种类型,一类是“人—人非实时交互”型,有点像传统的“接龙”,用户看好了网上所开列的选题,根据选题所规定的情境,参照前人已写的部分,将自己的续作接上去,这就成了共同创造的作品。真正代表网络化交互式文学水平的是“人—人实时交互”型,那些BBS公告板、聊天室和讨论区中具有文学色彩的话语,体现的就是这种交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玫瑰》即属此类。无论是链接式作品,还是交互式接龙,其文本的都是“有始无终”、穿越界面的,但对于创作和欣赏来说,却是富有召唤性和挑战性的,对文学价值构建也是结构生成、动态演绎、活性生长的,这正是后审美主义的重要艺术表征。
超文本召唤结构是一种拆解时序的活性审美。如果说传统文学是过去时间的再现审美,网络常规书写属于当下时间的在场审美,那么,超文本召唤结构则形成了时序拆解的活性审美。它消解过去、现在、未来的秩序性,把时间拆解为永恒碎片的瞬间,用时间的自由编码营造审美迷宫,以可选择性的叙事空间寻找生活经验与文化内涵的关联,以实现解释的循环,激活主体被遗忘的生存体验。这种时序坍塌的活性审美,一方面是对“时间终结”和“差异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则将时间转换为在线空间,将深度体验转换为感性直观,将瞬间碎片转换为召唤结构,结果便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间观之间出现了裂痕和鸿沟,出现了时间链条的拆解,因此,后现代的时间是一种非时间化的拼接,是时间的终结即空间化和同态化。这一结果使得‘所指’的内在时间深度消失,而无穷并置的空间碎片即‘能指’在话语链中漂浮,这就是后现作的状态。”[8]可以说,这也就是网络文学的写作状态。
人机互动的角色表演这在网络文学创作上表现为面具表演和随机写作,在网络艺术上表现为超媒体操作的角色扮演。
网络文学的面具表演基于在线空间的匿名性。“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同样,在网上也没人理会你是不是英雄。由于网络形象与生活角色的剥离和隔绝,又由于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平等性、兼容性,以及它非中心化、非英雄化和渎圣化的价值取向,上网者在排除了社会角色的“面具焦虑”以后,尽可以扮演自己想扮演的任何角色,实现平日里实现不了的愿望,说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语,而不必顾及自己的公众形象、文学的“载道”功能和作品的艺术承担。如聊天室和BBS上的人际交流,网民一般都会匿名或化名登录,即时而又实时地交流个人的观点、感受、情感,其特点是流动性大,话题广泛,基本上不存在制约,这里只有“大师”级网虫与“蔡鸟”级网虫的区别,而没有任何等级划分。那些上网寻求情感交流的网民,往往是看谁的网名有MM的气息,就千方百计跟谁套磁,有时甚至裸、酸溜溜,文绉绉,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是虚拟空间的“面具表演”,不具现实社会的破坏性,网民在面具背后尽可以放言无忌,平等对话。
文学的随机写作是电子化角色表演的活性审美,更是对传统创作体制的彻底颠覆:它不仅绕开了文学主体在创作前的生活体察、创作中的心灵震撼和作品中的真情蕴涵,而且绕开了主体本身,让“作家”失去了饭碗,任机器和技术把创作推向了非主体化和非人化的危途。罗兰·巴特所说的“作家死了”似乎被数字化技术印证成了谶语箴言,因为没有作家同样能写作,甚至写得更快,抑或更好。计算机作画、谱曲、写诗,运用计算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编制文学程序创作小说、剧本,都早已被人付诸实施。1984年,在我国首次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上海育才中学年仅14岁的学生梁建章,就曾以“计算机诗词创作”获得初中组四等奖。他设计的这个诗词创作软件,收录诗词常用词汇500多个,在程序运行时,以“山、水、云、松”为题,平均不到30秒即可创作一首五言绝句,曾连续运行出诗400多首,无一重复。如其中一首名为《云松》的诗是这样的:
銮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调不同凡。[9]
谁能说这不是诗呢?其绘景寓情、仙风道骨之态与诗人之诗相比亦足可乱真。
电脑程序或文学机器自动产生的“作品”,甚或艺术机器人完成的“作品”,将人机互动的活性审美推进到本体论层面,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艺术视野扩大到电脑化的人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类所要做的便是:“把计算机所不具备的直觉、综合、机敏,甚至文艺家的灵感留给人,由人来创造性地开发各种所需的算法、模型、方法;由人来创造性享有计算机所提供的种种数据、信息和素材,帮助人克服机械记忆量有限,数字计算能力低下,空间色彩精密定位能力较弱的不足,让计算机忠实地进行着数以亿次的计算,求解繁复的微分方程和方程组,模拟无法实现或耗资巨大的过程等等。这样,人和机器就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0]
超媒体操作的角色扮演是人机互动的最常见形态,在线空间的活性审美也在这里得到最生动的表现。不过这里的“角色扮演”是真正的“扮演”一个“角色”,即利用特定的应用软件,以信息转换、信息融合和信息交互为目标,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多种信息媒体结合起来,组成超文本和多媒体的复合体,由静态到动态、由二维到三维、由延时到实时,创造一个人机互动、声色谐和的虚拟世界。网络艺术创作的角色扮演就是基于这样的数字化平台实现艺术交互和审美互动的。如我国首部宽频网络剧《见光的爱》,剧情是讲述一个网络三角爱情故事:一对未婚男女David与Grace首先相恋,但Grace不满于David的庸俗,于是在网上爱上了青蛙王子——黑郁金香……。全片约40分钟,分4个层次、9个片断,体现了多路径、多选择、多结局的网络剧特点,可供观众自由地选择、组合剧情的发展。此外,系统播出平台还为观众提供了参与创作的接口,观众既可以对原片重新剪接或重新配音以改变剧情,也可以将自己的创作传送给播出平台以置换原有的片断。北京音像网还策划了我国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网站先将故事情节在网上公布,动员网友参与从修改剧本到影片创作的每个环节,网友可以自荐当演员,影片边拍摄边播放,互联网使观众成了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有在成都开拍的网络原创电视剧《幸福女孩》,也采用了同样的网民参与和角色表演的方式。这种把编、导、演的主动权交给网民的做法,体现的不仅是网络活性审美艺术范式,更有后现代文化权力的变迁。
三、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
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还表现为零散化的快乐审美。杰姆逊说过,现代主义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如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等。因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主体和自我是完整的、中心化的,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焦虑和孤独就是主体中心化的反应。荷尔德林、尼采的精神失常,凡·高等人的自杀,是这种反应的悲剧结果。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主体已经非中心化和零散化了,失去了孤独和焦虑的主体本原,因而只有零散的、非中心的主体快乐的活动、快乐的审美。网络创作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审美方式。
如果说网络的人性化体现为游戏,网络的本质属性是自由,而网络艺术的审美特征便是快乐——快乐的创作产生创作的快乐,快乐的漫游形成参与的快乐,一句话,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快乐地嬉戏,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快乐中走向艺术、走进审美,这便是网络版的后审美主义文化图景。
网上的快乐审美有这样一些常见方式:
打造时尚网络是技术的时尚,网络艺术则是数字化技术打造的文化时尚。与传统创作相比,网络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行为,而要想使作品成为流行的时尚,作者常常要以灵敏的感觉追逐时尚品味,引领时尚潮流,涵容时尚的新奇,在创造和品味时尚中实现快乐审美。如2001年,网上网下正流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时值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网上立即出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奥运版:《俺那旮旯都是奥运人》。2002年6月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足球成为最大的时尚,大小网站遍布足球“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立即出现了戏仿任贤齐《心太软》的球评:
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独自一个人带球到被抢,/你无缘无故地推倒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好的下场。/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时尚的东西流行而前卫,容易使人目迷五色、追星逐浪,但时尚追求的是热点和卖点,而不是深度和意义;它溅起的可能是时代激流的一团飞沫,而未必是能够长留青史的永恒价值。一些网络成名之迅速与流芳之短暂成正比,不能不说是追逐时尚之过。
对眼跟贴跟贴在网上一直非常流行,在聊天室、BBS、讨论区、论坛、新闻组、留言薄等,都有跟贴。跟贴的前提是“对眼”,即对话题或观点产生共鸣,能调动起与之交流的兴趣,能让网友从跟贴中找到快乐。小说《风中玫瑰》所演绎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就是由风中玫瑰主讲、众多网友跟贴完成的。跟贴属于应和性文本,有人依据不同跟贴者的风格将其区分为“小资一族”、“板砖一族”、“白雪一族”、“洋文一族”、“阿谀一族”、“灌水一族”等。下面这种跟贴大抵就属于“小资一族”:
原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跟贴一: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跟贴二:码自己的字,让别人去做CEO吧!
跟贴三:说别人的话,让自己流行吧!
跟贴文字是一种抖机灵儿文体,它能酿造某种特定氛围激活语言灵感,激发幻想空间,诱使网友多角度开掘话题,共同打造出快乐文本。
以“名”惊人这在网络文学上表现最为明显,网络文学是“眼球文学”、“注意力文学”,所以上网闯荡首先要取个好名字。网络邢育森在《网络文学攻关秘籍》中曾把“起名功”摆在第一位,他说:“好的名字可以一鸣惊人,可以艳惊四座,也可以让人呕吐不止,在注意力年代,这就是你最大的财富。随随便便起个猫三狗四的平庸名字是很不负责任的,你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些。你可以找两本形象设计的书来读读,或者找本武侠名著把自己套进某一个人物模式,或者玩酷,或者装傻,或者痴情,或者暴烈,总之定位要准确,形象要鲜明。你要考虑到面向的潜在读者群,你要想那些少男少女们需要什么样的口号和代言人,你不妨就用自己的名字给他们以安慰和满足。你切不可以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什么好的创意策划你就使劲地往网上扔,诸如血腥玛丽、狂野情人、傻大帽、来吻斯鸡等名字都是值得考虑的。”[11]除了登录上网的网名外,还需要有一个诱人的作品题目。题目的新、奇、怪常常会产生魅惑力和想象力,调起网民的口味和兴趣,增加作品的点击率。如《劝儿子当野兽》、《苍蝇的爱情》、《蚊子的遗书》、《聊天室泡妞不完全手册》、《性感时代的小饭馆》等作品不仅点击率高,而且都成为网络获奖之作,与它们有特色的名字不无关系。邢育森就曾说,他把原名为《我的故乡》的作品更名为《那个使我第一次失去了初吻的地方》,将《春天的故事》改成《美丽母猫在屋顶叫春的时候》,使作品以“名”惊人,夺人魂魄,刺人心扉,不看都不行。这正是由于网络世界的消费式阅读和快乐审美决定的。
戏弄经典嘲讽神圣、戏弄经典、调侃崇高,是网上作品特别是网络文学平民姿态的必然反应,也是网络快乐审美的主要手段和价值取向。拿经典开涮,在名人身上找乐,或戏仿历史典故,在网上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今何在的《悟空传》一炮走红后,众多古代文学名著及其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原创文学中被改写、被戏仿;老谷的《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的女子》获首届网络原创文学奖后,网上马上出现了《CEO李煜的悲惨世界》、《蒋干盗书》、《新编〈蒋干过江请凤雏〉》、《鼓曲版〈俞白牙摔琴谢知音〉》等众多戏弄经典的作品。
总之,虚拟实在的符号审美,在线空间的活性审美,以及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就是网络艺术基于后现代话语逻辑,向我们不断演绎的数字化时代的后审美主义艺术图景,也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日渐显露出的网络审美范式。
收稿日期:2002-09-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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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严肃的文学艺术在学生中受喜爱的程度远不及通俗感性的流行艺术,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青年大学生审美观念的变化与国门大开、流行文化盛行和价值取向改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外界对现在大学生的审美情趣褒贬不一,更有学者批评当今大学生文化艺术品位庸俗化。我们要注意大学生审美情趣的变化,引导他们不要把过于低俗的东西奉为时尚,把高雅的文化艺术视为落伍;教育他们不能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二者是有机联系的。社会倡导的美应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高校艺术教育应该运用恰当的引导方法让大学生既接受传统审美观念,又不失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影响当代大学生审美情趣变化的因素
经济上一系列重集体轻个人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在大众思想上形成了重集体轻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靠国家计划供应,普通民众没有开展自己喜欢的文化娱乐形式的经济能力,只能随大流。可以说当时的经济环境限制了青年人对多样化审美情趣的培养。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环境的逐渐开放,各种经济成分在中国内地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不同文化形式迅速发展,对大学生的审美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次,在政治上,国家在思想文化上的政策对大学生的审美观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理念是政治决定一切。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国家对文艺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政治上较宽松的氛围以及相对自由的政策环境,使得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观有了改变的空间。在文化上,大学生审美情趣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文化的逐渐多元化。全球化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使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万花筒”,青年大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不同的文化样式,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观念。另外,在学校教育上,改革开放前后对于艺术教育的工作目的也不一样,这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学校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艺术;观察;审美;创作
作者如果脱离了生活实践,定会导致创作源泉的枯竭。但是,有些人,虽长期身居基层,并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储备,却常苦于“无材料”。原因何在?
西方著名艺术家马蒂斯的轶事,颇能启人心智。有人问他:“一个西红柿在你吃它的时候和要把它画下来的时候,看上去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他回答说,“当我吃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普通人看到的那个样子。”
清代文艺理论家金圣叹这样说过,艺术家妙手所得纯是妙眼所见。艺术家要想敏锐而准确地发现和摄取到生活的美,就需要用审美眼睛去观察具体的生活形象,把握事物的独特性、个别性。
所谓“观察”,“观”,就是用眼睛看,接收外界信息。“察”,就是审察体察,用脑子想。只“观”不“察”,只用眼睛不用脑,不能称之为观察,“没有思想支配的眼睛,眼睛是盲目的”。所以,在观察生活的同时,必须认真思考生活。杰出的艺术家都具有在平凡事物上发现形象和“性格”的本领。而对一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贝多芬看见了音响、旋律和节奏,另一位画家看到的是线条、色彩和明暗对比。正因为他们审美视觉中始终活跃着生机勃勃的具体“性格”,所以,在常人看去毫无意义的事物,他们也能迅疾而准确地捕捉到美的形象。鲁迅说:“如果创作第一要观察。”这便说明了对生活的观察是写作的首要条件,离开活生生的形象,艺术材料往往成为僵死的堆砌。一个先天性盲人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因为他不可能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力。
当然,审美体验中积累的生活形象,还只是“毛坯”,有待于在形象思维过程中进一步取舍、加工、改造、制作,方能成为完美的形象或典型。郑板桥谈其创作时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很清楚,竹子在不断地“变相”,对三者不可等量齐观。板桥经验,生动地提示了审美观察同形象制造的辩证关系:前者是集结材料的功夫,后者是加工制造的过程。
虽然创作并不神秘,但要闯关,并非易事。
首先,作者对客体的审美体验,并不是机械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把握。人在进行审美感知时,“躲”在幕后操纵视听的,乃是一个能够辨别真假、是非、善恶、美丑的文化心理。朱光潜先生说得好:“稍纵即逝的直觉嵌在繁复的人生中,好比沙漠的湖泽,看来虽无头无尾,实在伏源深广。顷刻的美感经验往往有几千年的遗传性和毕生的经验学问的背景。”这说明,人的审美体验不是动物式的直觉活动,艺术家赋予对象以个人的情思意念、趣味爱好,对形象进行补充、修正、美化、完善。因此加强美学和文艺理论修养,提高审美能力,是创作主体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世纪初的艺术观念丰富又复杂。东西方文化两大体系的冲突,对书法艺术的母体的挑战使书坛出现了传统古典型、现代审美型和前卫探索型多种现象。我们不能不进行以下思考:当代书法创作审美定位的历史背景、社会心理与思维模式;当代书法创作审美的参照体系,它的前瞻性与边缘性;当代书法核心价值的现代文化特性;当代书法创作审美的评判机制。
审美文化的重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作用上,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净化人的灵魂,培养良好的素质。传统审美向现代形态的转变,首先,它的创作与接受对象都发生了变化,由文人艺术向大众艺术转化。为此,它的内在机制也必须相应转换。就书法而言,改变群众运动状态,强化学科建设,提升艺术作品的学术含量。其次,审美转型带来传播方式的变化。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程式化、平面化的大众娱乐艺术占据了人们的审美心灵,它与在竞争加强社会中的广大市民心态正相契合。因而,书法创作心态的浮躁、浮动、浮面,产生了“文化快餐”效应。再次,社会生活节奏变化不仅是文化现象,也是审美演进的重要特征。盛唐文化豪放激越,当时都市生活节奏轻急热烈,车马火热,故出现了书法之“狂草”,舞蹈之“胡旋”,乐曲之“急竹繁丝”。
书法艺术的追求是“意”的追求,不应该停留在形的摹写或重复。我们看古代经典书作,不难看出创作者的独特个性与激越情绪在作品中显露的意境、神韵和气势。王羲之写《兰亭序》“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飘逸脱俗的神韵是东晋士大夫顺随自然的道家思想的表现,颜真卿追祭从侄季明匆匆草就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他有感于巢倾卵覆的巨大悲愤,览于文,显于书,进入感性的忘我境界。坡《寒食帖》中将颠沛流放的苦愤倾注于艰涩豪迈的笔触中;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道出作者佯狂避世的深切悲哀。
意随字出,书随意深。大凡高明的书家都是从写形寓意,挖掘深层内涵,到达写神赏心之境地,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状物抒怀!
现代中国的书法艺术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动荡。纵向历史的封闭单一与横向时代的交叉多元形成冲突。不同的文化参照塑造出不同档次的艺术家。古代大师的书法作品是与古人的文化心理相默契,是由历史的情境造成的。审美价值的标准是有时间性的。当代书法家就应在这一点上观照当代文化,建立新的价值标尺。新世纪的社会心态是向往新奇,追求个性。传统古典主义的“不激不厉”的冲和之气将会适应演变。“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审美将强化,发展到“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现代浪漫色彩。所以当今是个“写意”的时代,“造虚”的时代。书家追求将是更多的开拓、强烈、抒情。如古人所说:“格调情怀为第一性,技法乃第二性”。故当今书法创作将在格调、内涵、情趣上做文章。注重精神性。反对创作的平庸化,媚俗化,以豪阔自如的心态抒写自己的灵性,提升写意层面。一般地说,它会表现出四个特点:(1)挖掘中华民族深层的本能气质,追求更多的意趣韵味。更多地写心、写意、写个性、写我神。(2)求动思流。在书法体类上将寻求个性能高度发挥,自由奔放,表现内在自我的草书为主。篆、隶也“行草化”。以侧险浓淡求飞动,求节奏。功夫字已不复多见。(3)宣泄更强的阳刚之气。必然碑帖结合,风格多异。书风注重宽博雄强,飞动朴茂。(4)两极推进的思维定势。由于人们的视觉心理(从承前到追奇)与社会心态构成的影响,决定了书法艺术创作的两极推进,传统的更传统、现代的更现代。多元的生活决定了多元的书法形态,节奏加快,周期性短。当前各类书艺(包括硬笔书法、刻字艺术)形式风格大胆探索,百花竞放,是书法艺术进入电脑时代后与实用功能距离加剧拉大的时代。中国书法将以新的东方艺术风姿进入世界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