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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h鮽??????/p>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U庵终陨缁崂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3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2伎材先衔庵帜J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农民既是农业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又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农村社区公民,农民的环境行为包括农民的生产型环境行为、生活型环境行为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是指农民在环境保护领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或规章规定,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平等地参与到与环境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中。农民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以及行为参与等。农民是基于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参与环境治理的[2]。制约因素产权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资源产权关系,可以减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国农村土地资源、林业资源产权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这些环境资源利用者———农民的外部行为严重,而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使农村环境保护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所用权分离,集体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归农民所有。
虽然规定土地承包权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严格落实。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缺乏,使得农民不会真正关心土地资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短期化倾向严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追求最大产量,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3]。激励不足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是由内在需求和外部因素决定,若付出超过收益,则农民环境行为很难发生。农民的生产生活性环境行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残留农药、可降解地膜、节水灌溉技术、绿色肥料等,这样就要求农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劳力。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也要求农民有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会成本的付出。农民的环境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补偿,谁给与补偿、采用什么方式、补偿多少,都会影响农民的环境行为。实践上,政府会给与农民一定资金补偿,但补偿资金数量有限、补偿种类单一,不能有效激励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
生态需求不旺生态需求是指现代人类经济活动中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即对生存环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态利益的关注[4]。一般来说,生态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质需求,生态需求是农民环境行为的内在动因。由于我国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绝大多数处于刚解决温饱状态,再加上农民所受教育较少,农民的物质需求还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生态需求的缺乏使其还不能自觉追求行为的生态环境化。法律不完备现行法律更多关注城市环境问题,虽农村与城市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农村环境法律的边缘化,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自然缺失。而且,对于农民成功参与环境治理的环境知情权,法律也未给与明确规定。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包括农民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缺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提供和环境信息批露义务的规定,以及环境信息公开的形式不够全面等,都影响了农民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的实现,最终阻碍了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参与[5]。组织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点的限制,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要通过农村社区“自组织”才会实现。农村社区环境保护“自组织”是指在政府环境管理政策与法规的框架内,村民为所在社区的共同环境利益而自主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机构。“自组织”可以为农民环境行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体支持。
农村的“自组织”机构有村委会、农民合作社和义务环保小组3种。然而,这3种组织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环保功能的发挥:①村委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与其发生冲突,且村委会利益与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农民合作组织有自身的优势,但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其内外关系的治理还需时日;③义务环保小组是农村社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其天生发育不全,资源不足,业余性强,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信息不完全无论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型环境行为,还是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都需要充分的环境信息。然而,农民获取环保信息受到2个因素的限制:①农民自身获取信息的途径窄、时效滞后、容量少,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和个人相传获得有关信息;②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公布信息的热情不高,除了农民外,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有政府、企业、村委会,然而他们要么不公布环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轻,不公布农民关心的环境信息。环保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价值,也缺乏对政策的认同感,既不能指导农民自身的环境行为,也使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和效率大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壮年农民1年中大多时间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且由于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量高素质农民到城市里谋生,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城乡的知识水平差距,使得现有的农民不论从知识还是技术上都难以胜任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参与治理行为。
个体生态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其环境行为的开展水平。农民生态素养包括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生态素养和参与环境管理的生态素养。农民的生态素养主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行为实践逐渐获得。农民生态素质培育不能脱离农村和农民实际。由于我国农村还不富裕,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农民的生态素质教育要与农民的生产消费等活动结合起来:①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禽业和节约型经济,鼓励农民参与社区环境管理,让农民在生态环境活动中学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以及有关环境参与治理的知识和技能;②农民生态素质教育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比如可以编写反映本土生态观念的乡土教材,让农民对生态素质教育产生天然的亲切感,还可以通过中小学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辈宣传生态意识[6];③要利用农家书屋、电视、互联网向农民宣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等;④可以通过农村“自组织”渠道向成员宣传相关环境知识及技术;⑤必须重视农民生态需求的培养,生态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行为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强度。一般来说,一个人只有先满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质需求,才会去追求生态需求。所以,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发和保持他们的生态需求。
依据“科斯定理”和“庇古税”理论,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仍可有作为。要发挥市场对农民行为的导向作用,需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绿色认证制度等。由于农业资源产权的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资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车”行为时常发生,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明晰产权、加强保护。明晰产权①建立农业资源的复合所有制,即终极所有权归政府和村集体所有,初始所有权归农民所有[7]。政府可对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利用,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农民对农业资源的初始所有权应体现为其拥有基本的使用权、种植权、经营权、受益权、转让权、抵押权等[8]。②农业资源的长久承包制。由外国经验和我国实践表明,农业资源承租时间长短是影响其有效运营的重要因素。长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减少农民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行为。③完善农业资源的合理流转机制。农业资源产权的合理转让,既可以增强农民的收益预期,又可使稀缺的农业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强保护通过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依法管制外部经济负效应。①通过市场主体间协商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即资源所有者可向侵权者收取费用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②政府可通过税收、直接管制、限制进入、主动查外、行政处罚等方法约束或禁止资源负外部性的产出。③农民采用亲环境行为生产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如果不能被消费者认可而获得比普通农产品更好的价格,农民就会因为市场风险而放弃生产。规避风险的办法就是政府对这些绿色农产品给予权威认证,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便于识别,另一方面有利于对生产者行为的监管。目前需要简化绿色认证程序,降低有关费用,便于农民申请。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需要法律做坚强保障。要通过立法和完善法律,确保农民的环境权(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和司法救济权的落实,促进农民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活动。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而且要具体详尽,便于落实公民的环境权利[9]。#p#分页标题#e#
环境知情权既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是政府部门的第一部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是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针对农村实际,有关部门要尽量做到信息公开渠道多元化,要利于农民方便、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取环境信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农民的知情权就难以保障。环境司法救济是农民环境权利的最后保障。目前我国环境司法制度不能适应农村实际,环境司法诉讼难以开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受害农民无法提供环境污染的证据以及环境污染鉴定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较长复杂的诉讼期限而放弃;②受害农民无专业能力从事环境司法诉讼;③受害农民无法承担生态环境诉讼费用;④农村生态环境诉讼判决执行难。针对上述问题,以借鉴外国的做法,可尝试环境纠纷法院诉讼外调解和环境赔偿先予执行,比如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金的先予执行以及诉讼后的执行保证对我国环境司法诉讼执行难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在不少政府部门也已经认识到资源“整合”的重要性,针对资源整合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随着有关部门的努力,资源整合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财政支农资金也需要配套的支农政策给予支持,否则容易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或降低资源的使用率。在这种情况下,对支农的财政进行大量投入也并不合适。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农系数出现较大波动,1978年,财政系数为0.48,在2005年财政系数为0.61。但是,即便如此,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几十年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工作证实,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能够发挥较好的“杠杆资金”功能,离不开能吸引地方财政资金配套项目的配合,必需将信贷资金及时的引入,才能发挥财政资金的先导作用,才能体现金融资金具备的主体作用,从而更大范围的将两者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农业的绩效。
二、财政与金融整合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
在对“三农”、建设新农业和小康社会建设有利的基础上,要具有宏观的战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进行开拓,积极的采取各项措施对财政和金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突破。首先对整合工作展开试点,在试点工作中积累经验、对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及时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将成功的经验进行大力的推广。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要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整合过程中要以财政支农为基础,因为财政支农资金是财政同金融支农的重要准备。因此,需要将财政支农同金融支农作为重要的战略内容,要意识到整合是财政支农的必然趋势。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遵循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可偏离金融发展的特点轨道。
(二)将财政的支农资金作为先导,将金融支农资金设为金融发展的主力由于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无偿性。因此,在对其进行整合时,要体现金融机构的主体性,政府部门应作为辅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势,要保障金融机构在支农整合中的主导地位,令金融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配合和监督下对支农项目进行审查工作和日常项目的管理工作。在到达这一目标,政府部门需要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并同金融机构确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额度及投资预算等。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多层次整合对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深度的整合,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投资项目的先导,作为吸引盈利性金融资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财政资金可以对信贷资金担保或补偿,能对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的发挥提供帮助,然后对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从中提供结算服务。
(四)要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要设立明确的资金使用目标,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时需要体现金融机构在资金贷款方面的优势。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能够引到市场进入合理的竞争机制,利用招标的方式筛选出支农贷款机构、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组合。政府应给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组织一些商业性投标项目,综合评比出信用、实力最强的商家,中标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展开支农业务,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保证和补充。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整合方式的介绍
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意识到若分开对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进行改革,那么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以宏观的整合为主导,对两者进行管理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财政支农同农民金融培训整合的介绍当前的农村金融困境是供求双方不平衡造成结果,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广大农民的金融意识和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关的文献表明,金融支农的基础工作是能给广大的农民增长智慧,令其对现代的金融有宏观的认识,同时学会对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运用。具体的整合措施如下:要求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农民进行具体的培训,政府可以用专项的资金进行拨款,并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
(二)财政支农同商业性金融支农的整合介绍将两者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农业投入创造出更大的收益,但由于彼此间在运营的原则、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财政支农资金具有担保性和补偿性,属于公益性支出,同金融体系获利性烦人商业支出提供一定的担保。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同时也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适当的增加对“三农”资金的投入,可增加其盈利能力,从而实现政府、商业金融上的双赢局面。
(三)金融机构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整合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目标设为农村政策性的金融,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整合补贴或补偿,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信社的发展,还可以增强政策金融的支农力度,对财政支农的工作效率有提高作用,从而实现多领域的“双赢”局面。
(四)注重财政机构同农村增量金融机构的配合将财政支农同农村金融进行增量的整合,可对农村金融增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可将一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中,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令社会更多农村新生组织顺利的发展。
四、实施整合的整体配套机制
(一)整合时要同货币政策向协调对两者进行整合时需要相应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要利用金融机构同支农之间的互动性,同时货币政策还要起到杠杆功效果,同时在注意两者之间的配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吸引社会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投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代表要对产证收入的削减,同样也可看作财政支出的加大,也相当于给农贷进行适当的风险补偿,政府也可以试情况实行长期的所得税优惠政策。②利用对存款的准备金率及贷款利率政策加大对农信贷投放的力度。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宗.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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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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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书
a.中文书籍:作者名:《书名》,(出版地:书局,版别,
年月),页x-x。
b.西文书籍:Author’sfullname,CompleteTitleofBook
(Placeofpublication:Publisher,Edition,Year),p.xor
pp.x-x.
c.翻译著作:Author’sfullname原著,译者:《中文书名》
(EnglishTitle)(出版地:书局,版别,年月),页x-x。
(2)论文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出版地),x卷x期(年月),页x-x。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
(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周刊、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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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论文题目〉,会议名称,地点,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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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纸
a.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第x版。(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
b.西文报纸:Author’sfullname,“TitleofArticle,”Nameof
theNewspaper(Placeofpublication),Date,p.xorpp.x-x.(4)第一次引注须注明出处之完整数据(如上);第二次以后之引注有两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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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站资料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x卷x期(年月),页x-x。网址:可直接浏览此文章之网址(浏览日期:年月日)。例如:
连文荣:〈我国对外商品贸易整体分析〉,《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贸易趋势预测季刊》,第21期(2001年11月)。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8月12日)。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Website:detailedwebsite(viewdate).例如:
Irwin,A.Douglas,“CausingProblems?TheWTOReviewofCausationandInjuryAttributioninU.S.Section201Cases,”NBERWorkingPaper,No.w9815(July2003).Website:/papers/W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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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机构名称:〈篇名或网页〉,网址(浏览日期)。例如:经济部国贸局:〈我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之竞争力-2001年〉,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5月12日)。或是西文例子: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BankingonGrowth”(London:EIU,January16,2003).Website:/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541253(viewedonApril13,2003).
d.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例如:
中时电子报:〈加入WTO新纪元-契机与影响〉,2001年11月30日。网址:.tw/special/wto/0_3.htm(浏览日期:2001年12月2日)。或是西文例子:
Fischer,Stanley,“BreakingOutoftheThirdWorld:India''''sEconomicImperative,”IndiaTodayConclave(NewDelhi,India,January22,2002).Website:/external/np/speeches/2002/012202.htm(viewedonOctober13,2002).或是
CNN,“GermanEconomyStalls,”January17,2002.Website:/2002/01/17/international/germany(viewedonMarch3,2002).
4.英文书名及期刊论文之名称,除介系词如of,fo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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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及指示词如a,the以外,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但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不论何字,皆须一律大写。
5.英文书刊在正文引注中姓氏在后,在参考文献中姓氏在前,且依照姓氏字母排列。(前者如JohnDow,后者如/Dow,John.)
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核心,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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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74.10%,其中前4个产业占51.49%。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9.86%。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个产业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7.39%。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42.75%。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占53.67%。
二、产业市场优势
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30个产业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10个产业依次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15%),医药制造业(14.04%),食品制造业(12.4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1.7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0.7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0.71%),金属制品业(10.68%),专用设备制造业(10.28%),饮料制造业(10.2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9.94%)。前9个产业市场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5.7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6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46%),专用设备制造业(4.15%),食品制造业(3.91%),医药制造业(3.79%),饮料制造业(3.5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3.1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95%)。其中,前4个产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62%),医药制造业(4.28%),金属制品业(3.9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0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04%),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2.98%),橡胶制品业(2.9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82%),家具制造业(2.80%)。只有一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
3.河北省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6.66%),食品制造业(6.19%),医药制造业(5.9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92%),农副食品加工业(5.22%),饮料制造业(4.67%),造纸及纸制品业(4.64%),金属制品业(4.45%),橡胶制品业(4.15%)。其中,前6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见图1)。
三、产业竞争优势
1.北京市
竞争优势系数(单位投入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以全国同行业为1)较高的产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824,全国第二),烟草制品业(1.3962,全国第五),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223,全国第七),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2849,全国第八),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460,全国第九)。
2.天津市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2791,全国第一),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4470,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787,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3768,全国第四),农副食品加工业(1.1875,全国第四),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389,全国第六),金属制品业(1.0844,全国第六),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705,全国第六),医药制造业(1.0349,全国第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123,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1367,全国第七),饮料制造业(1.0362,全国第十)。
3.河北省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9880,全国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5902,全国第二),食品制造业(1.3282,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305,全国第二),橡胶制品业(1.1308,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010,全国第六),农副食品加工业(1.1662,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0204,全国第八),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082,全国第八),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0428,全国第九),家具制造业(1.0188,全国第九),烟草制品业(1.1708,全国第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0157,全国第十)(见图2)。四、综合分析及结论
1.总体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最大的是河北(总产值占京津冀地区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贡献不相上下(总产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产业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较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4个产业创造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产出的一半(总产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河北贡献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天津贡献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见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较,制造业30个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差异,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业30个产业中,北京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14%),极差为5.67%,标准差为1.72%;天津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31%),极差为5.51%,标准差为1.25%;河北省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最小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25%)(见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业30个产业市场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较为集中,河北省较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以机电制造业最具竞争力;而河北则以资源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轻纺制造业(见图3);京津冀机电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京津冀资源加工业中,河北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而天津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京津冀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均有一定竞争力。京津冀轻纺制造业中,河北的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及纺织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见图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从产业规模优势、产业市场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等三个侧面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优势;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义青,顾培亮.竞争优势测定的一种新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6).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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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杰.知识管理的策略[J].IT经理世界,2000,(2):48-50.
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监管宏观调控
一、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演变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不同概括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理论界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职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挥政府经济职能作用的问题,理论界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主要职能。
2.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党的以后,我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前一时期可以称为转轨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本质还表现为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分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观点是“三职能论”。即认为政府具有分配、调节、监督三大职能,其中分配职能是基本职能,调节和监督职能是派生职能。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我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内容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九项:一是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二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和政策,并据此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它必须由国家统一决策的重大事项;三是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调节手段,引导市场并通过市场调节,协调地区、部门、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以保证国家重要经济决策及发展计划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四是对垄断产业加以必要的管制,使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与收入分配的功能;五是对有成本溢出或具有外部负效应的经济行为如环境污染加以必要的管制,对有效益溢出或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经济活动如教育、科学研究等予以必要的资助,以减少妨碍市场正常运转的外部性问题;六是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避免因公共产品短缺而引起市场运转失灵;七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公正;八是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推动市场体系发育,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九是组织和管理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重大项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顺利进行。
三、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述各项政府经济职能,概括起来就是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又可以概括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
1.国有资产管理及其实现途径
国有资产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即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划分,运营状况评估,收益分配享有和资产的处分归属等行为所进行的控制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有五种实现途径:一是国有资产登记,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以及各种组织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权利,而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登记确认;二是国有资产投资,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济组织进行参股、控股;三是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依法对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四是国有资产稽核,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核实或评估经济组织占有国有资产的实际数额;五是国有资产处分,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最终处分。
2.市场监管及其实现途径
市场监管是国家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就我国目前的市场监管而言,要实现有效监管需从两种路径人手:一是从不需要监管的领域退出;二是对需要监管的领域综合运用各种监管手段,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有效竞争。要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财物的权力模式,将这种职能切实交还给市场。对于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一些审批权、管理权、制约权也应取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监管的加强是指对市场应当介入的领域,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现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
3.宏观调控及其实现途径
由于目前我国要素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还比较单一,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监控和预警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以确保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途径可选择:一是制定经济计划。就长期经济计划而言,加强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就中期计划而言,主要是指项目规划,项目规划应依中期规划制定。二是调控的方式应转向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方式严重地挫伤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改革。整个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仍是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三是调控手段应由实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相结合,逐步地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4.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其实现途径
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和实施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按照物品本身的性质,合理确定政府供应公共物品的范围,恢复私人部门对纯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应。同时,按照效率原则,将相当部分的准公共物品交给私人部门生产和供应。
四、结束语
总之,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与整个改革进程相比,政府经济职能转换明显滞后。我们必须继续借鉴国外经验,总结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寻求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最优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
参考文献:
[1]杨欣.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实现路径[J].辽宁警专学报,2007,(3).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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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责任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我们要站在复杂和综合的角度上,对危机的性质、状态和前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把握、估计和预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人,在公共危机的预警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试图分析政府在公共危机预警中的责任缺失,以明确政府责任问题,进而在理念上实现由强调公民义务和政府权力到强调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转变。
一、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及政府责任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界定
按照国际社会的一般看法,公共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而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社会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我国学者认为公共危机是由于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诱发产生的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
(二)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是指在危机演变的不同阶段中,对可能引起危机的各种要素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机征兆进行严密监测,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作出合理科学的估计,并向有关部门发出危机警报的一套运行体系。
建立一个有效的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需要政府做的工作有:
1.建立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
2.制定各种科学意义上的应对控制措施,努力探究危机形成、爆发的一般规律及其解决的一般规律和控制策略。
3.开展政府雇员危机管理培训和全民危机管理意识教育,增强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雇员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技能。
4.在危机的潜伏期和初显期,政府应对可能导致其爆发的因素做好控制工作,努力把一切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化解于爆发之前。
二、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一)危机监测不力
危机预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随时评估,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就缺少风险评估机制,对危机发生或能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因素的调查、评价和预测。再加上没有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未能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缺乏敏锐的危机判断能力,很难做到对危机的详细预警分析。
(二)预案粗陋,缺少演练
要做到预案求实,不仅要有危机一旦发生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多套行动(遏制危机、处理、消除危机,重建或恢复正常状态)方案,而且要通过教育、培训、演练或计算机模拟、培养,提高领导者的指挥能力和群众的应变能力,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使危机一旦发生,预案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是预案粗陋,更重要的是缺乏培训和演练,停留于应付上级检查,做表面文章,甚至多发的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预案也是如此。
(三)没有及时准确地信息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信息传递方面喜欢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致使内部信息渠道严重阻塞或扭曲;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缺乏规范、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宣传主管部门又习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缺少必要的法律保护,这诸多原因使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各级政府为了“保稳定”,各级官员为了“保乌纱帽”,以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过分看重吸引外资、发展旅游等方面的近期局部利益,使得各级政府在预防和救治危机进透明度极差。
三、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危机意识淡薄
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战争会引发危机,环境、金融、病毒等也成为诱发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小概率事件的触发下都有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危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
(二)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划分不够清晰,许多事项管理的权力、责任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现象,沟通存在比较明显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更是难以明确,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
(三)缺乏常规性危机管理部门
危机爆发时,训练有素的危机管理机构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反应。危机管理机构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必须把懂得危机管理的人员组成专业机构固定下来,持续累积信息和经验。使危机刚出现时,及时控制。而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行政机构,既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又缺乏专业人员和应急运作机制,对于危机处理方式经常是遇事就成立一个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具有浓厚的临时色彩,因此在进行跨部门协调时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明显。
(四)法制滞后
法律制度是各种制度中最强硬的一种,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稀缺资源,同样地,法制建设也是危机管理制度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在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就体现在立法上,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就有《紧急状态法》。而我国在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则相对滞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仍然习惯于运用人治方式,相对忽视了法治方式。
(五)问责制度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把自己视作管理者,把民众视为被管理者,这种理念必然造成问责制度的缺失。我国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并负有责任。但是实际过程中过于强调官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意识。有时即便是对责任官员做出了处理,也通常是久拖不决,甚至到最后不了了之。
四、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导致危机的扩大,增加危机处理成本,另一方面破坏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势在必行。
(一)建立敏感的信息系统
1.加强危机管理软件系统建设。应当利用IT和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覆盖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团体、民间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自己专用的、畅通的、可靠的信息采集、加工系统。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从静态上讲,包括三个方面的信息库:涉及各种社会现状与发展情况的信息库;危机防治与救治的资源信息库;危机管理中的技术数据信息库。从动态上讲,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除上几个方面的信息库所涉及到的信息收集能力外,还包括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2.整合外部力量。一方面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功能发挥必须有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因此必须加强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科学精神。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对危机涉及的各个方面集思广益,充分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他们带来的是新的视角,新的逻辑,新的对策,他们常常能够使决策出现柳暗花明的气象。另一方面在危机管理上,我们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通过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谅解,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可以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
(二)强化危机预警的组织保证
1.建立分权式的组织结构。面对越来越多的决策,分权式组织结构可以让“下面”或“外面”做出更多的决定,减轻政府做决定的负担,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提高危机预警的效率。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府自身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系统,在各省、市、县、乡镇(街道办事处)都设置专职专业人员负责各种与危机有关的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吸收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管会)的参与。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的危机应对组织网络。
2.设立常规性危机管理机构。在中央一级政府这个层面上,应尽快建立起具有会商决策和综合协调的常设性危机管理机构,并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组织有危机处理经验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对各类危机开展分析总结工作,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并协调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工作,加强他们协同运转能力。在地方各级政府层面上,地方政府应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对口管理部门,并根据本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具体的职能部门及组织形式,加强各部门间协调运作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三)加强制度建设
1.加强紧急状态立法。我们可以借助国外的危机管理经验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结合国内处理各类危机的经验,制定出一部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紧急状态法》。对危机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义务、管理机构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义务、组织运行程序、政府紧急权授予的规定、社会各阶层和公众的责任和义务、紧急管制措施规定、政府社会动员和征调规定、公民权利保障规定、政府信息通报规定、危机处理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2.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质疑。权责对等是“行政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认为官员在接受权力的同时,也就接过了责任。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责任,则其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它更加强调的是工作效果。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主要有: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各级党委行使人事任免权,追究行政首长的领导责任,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责任追究;行政相对方的追究。其中行政相对方的追究是构建我国公共危机责任机制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环。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