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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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第2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马克思关于循环经济的几个重要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3篇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第4篇

平衡思想，即指统计利用对应相等的数量关系来达到对现象总体内外部联系的一种理性认识。关联性、数量性和平衡性是平衡思想具有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现象及其活动间存在着众多的联系关系，表现在具体的统计核算上，就可以用数量对等方式来反映，从而发挥平衡思想的作用。事实上，平衡思想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核算原则。因为，国民经济核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保障核算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就必须维持一定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对应关系。这种平衡思想在核算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平衡思想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数量平衡等式和核算平衡表两种方式。数量平衡等式，就是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方面平衡相等的关系式。数量平衡等式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典型表现主要是: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投入产出分析中“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总产品”和“初始投入+中间投入=总投入”的平衡相等关系，资金流量核算中各机构部门及全社会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相等关系，国际收支核算中遵循复式记账规则形成的贷方收入性经济行为与借方支出性经济行为的对应相等关系，资产负债核算中资产与负债的对应相等及期初(末)存量与期内流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等等。这些数量平衡等式准确揭示了有关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的各种结构变化和其内在联系关系。

核算平衡表，就是一种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平衡关系的专门统计表。一切平衡表，都是以所研究对象内在的数量平衡为核心而设计的，它实质上是数量平衡等式的一种表格化形式的反映。国民经济核算中，核算平衡表突出表现在各类核算大量应用的收付式、并列式、矩阵式结构的核算平衡表和复式记账形成的国民经济账户及其体系设计上。生产分配核算中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表”，以单一式平衡表形式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三个环节之间的基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关系;实施产品流量核算的“投入产出表”，以矩阵式平衡表形式全面反映各部门“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都以并列式平衡表形式分别反映社会资金运动过程、各种对外经济关系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拥有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国民经济账户则是复式记账与平衡表相结合的一种“平衡账户”，它既有反映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表内平衡，又有以复式记账规则为基础的体现经济现象之间的表外平衡。所有这些核算平衡表，都有着多种确定的数量平衡关系式。由此可见，平衡思想既是国民经济现象及其运行内在关系的体现，又是顺利组织和实施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保障。

二、替代思想

替代思想，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用同类替换或类比估算的间接形式对经济现象数量施行统计核算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统计核算中，有许多经济现象及其关系都难以直接进行相关的定量核算。事实上，统计核算中的不少经济现象本身就具有相似性或是关联性，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这种相似性或关联性就为定量核算中的互相替换或类比估计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使得替代思想被广泛应用在统计核算中，既解决了直接核算的困难，又节省了核算成本，提高了核算效益。替代思想表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主要有“产品替代”、“成本替代”、“收益替代”、“价格替代”和“变量替代”等五种具体形式。前三种替代方式主要发生在产出核算中，因为产出核算的一般方法是产品产量乘以相应的产品价格，对那些不具备产量或价格资料的产品，就需要使用相应替代进行产出的价值核算。出于化繁为简和构建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的需要，“变量替代”主要发生在投入产出核算中。因核算内容多会涉及到交易价格的确定，导致“价格替代”更多地出现在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中。所谓产品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同类或近似产品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工业总产出核算中用折算的产成品核算“半成品在制品期初期末差额价值”等。所谓成本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费用成本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在非营利部门产出核算中，以提供服务活动的成本费用估算政府部门总产出;在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价值增加的核算中，用支出的成本费用核算土地改良的价值等。所谓收益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经营收入或预期收入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旅游服务业以营业收入来核算其产出价值，地下资产存量和无形固定资产、无形非生产资产以预期收益折现方式进行核算等。所谓价格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相关产品或资产的价格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居民住房消费用“虚拟房租”核算，未上市证券价值用已上市证券价格核算等。所谓变量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变量做替代而实施的核算，如投入产出核算中用含有直接消耗系数的变量代替总产品变量建立的行模型、在“生产工艺相同”和“制造影响不变”假定下实施的相关推导计算等。显然，替代思想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由其形成的替代方法是施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有效工具。

三、对比思想

对比思想，就是统计利用既定标准对现象所做的数量比较上的认识。统计对比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即要求比较对象与既定比较标准在核算内涵口径、时间界限、空间范围等方面要互相匹配一致。统计核算中，客观现象受“同体”和“共生”等条件影响，在静态上会表现出相应的数量关联性，受“惯性”和“时滞”等作用影响，在动态上也会表现出数量关联性。前述平衡思想及其方法侧重认识和解决现象联系关系“是什么”的问题，而对比思想及其方法则更加接近于回答揭示现象联系关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客观现象静态的规模大小、水平高低、结构优劣和动态的速度快慢、变化强弱、趋势好坏等，只有在既定标准(条件)下予以比较观察和分析判断才能获得清晰准确的认知结果。如果把依据国民经济核算进行的定量分析也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之一，则对比思想体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就主要有“对应核算”、“比率(例)分析”和“差额分析”三种形式。其中，对应核算主要应用在对具体经济现象的数量核算中，而比率(例)分析和差额分析则主要应用在国民经济的定量分析中。事实上，国民经济核算应当包括数量核算及其定量分析，否则，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发展必将受到限制，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必将遭到削弱。

所谓对应核算，就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经济现象按照已有规则实施的一致性核算。譬如，产出核算中，受生产范围的共同影响，对中间消耗进行核算时，必须要按照与总产出相同的口径来计算，以避免发生重复或遗漏;在金融交易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中，同一笔经济交易活动应当在交易双方按照相同价格分别进行核算，以确保核算平衡关系的成立;等等。所谓比率(例)分析，是指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现象的数量对比关系进行的定量分析活动。这种思想方法主要用在经济结构分析、经济效益分析、部门比例分析、区域比较分析和动态比较分析等方面。如利用各种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进行的三次产业结构分析、用资本产出率所做的经济效益评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产业关联系数测度、部门间依存关系分析、资金流量的内部结构分析、国际收支的各种构成及其变动分析、资产负债的部门分布分析，等等。所谓差额分析，就是指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现象的数量差进行的定量分析活动。这种思想方法主要应用在国民经济的数量平衡关系分析中，用以说明相关经济现象数量规模及其活动结果引发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如利用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核算资料进行的部门间资金流向与资金余缺分析，利用国际收支核算资料进行的国际收支差分析，等等。无疑，对比思想彰显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作用，是国民经济核算十分重要的统计思想。

第5篇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分组思想不仅统摄指导着整个核算的基础结构和主要方向，还渗透在每一种具体的核算内容上。譬如，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使用核算对产品使用去向的划分及最终产品价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对中间消耗环节的划分及具体计算，资金流量核算对社会资金按运动流程进行的交易项目划分，国际收支核算对各种收支按账户组织形式进行的分类，资产负债核算对经济资产按性质特征进行的类别划分等等，都直接表现或是充分蕴含了分组思想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统计分组的思想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将无从开展。

二、平衡思想平衡思想，即指统计利用对应相等的数量关系

来达到对现象总体内外部联系的一种理性认识。关联性、数量性和平衡性是平衡思想具有的主要特点。国民经济现象及其活动间存在着众多的联系关系，表现在具体的统计核算上，就可以用数量对等方式来反映，从而发挥平衡思想的作用。事实上，平衡思想是整个国民经济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核算原则。因为，国民经济核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保障核算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就必须维持一定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对应关系。这种平衡思想在核算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平衡思想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数量平衡等式和核算平衡表两种方式。数量平衡等式，就是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方面平衡相等的关系式。数量平衡等式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典型表现主要是: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投入产出分析中“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总产品”和“初始投入+中间投入=总投入”的平衡相等关系，资金流量核算中各机构部门及全社会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相等关系，国际收支核算中遵循复式记账规则形成的贷方收入性经济行为与借方支出性经济行为的对应相等关系，资产负债核算中资产与负债的对应相等及期初(末)存量与期内流量间的平衡相等关系，等等。这些数量平衡等式准确揭示了有关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的各种结构变化和其内在联系关系。核算平衡表，就是一种反映经济现象有关数量平衡关系的专门统计表。一切平衡表，都是以所研究对象内在的数量平衡为核心而设计的，它实质上是数量平衡等式的一种表格化形式的反映。国民经济核算中，核算平衡表突出表现在各类核算大量应用的收付式、并列式、矩阵式结构的核算平衡表和复式记账形成的国民经济账户及其体系设计上。生产分配核算中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表”，以单一式平衡表形式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三个环节之间的基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关系;实施产品流量核算的“投入产出表”，以矩阵式平衡表形式全面反映各部门“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都以并列式平衡表形式分别反映社会资金运动过程、各种对外经济关系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拥有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国民经济账户则是复式记账与平衡表相结合的一种“平衡账户”，它既有反映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表内平衡，又有以复式记账规则为基础的体现经济现象之间的表外平衡。所有这些核算平衡表，都有着多种确定的数量平衡关系式。由此可见，平衡思想既是国民经济现象及其运行内在关系的体现，又是顺利组织和实施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保障。

三、替代思想

替代思想，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用同类替换或类比估算的间接形式对经济现象数量施行统计核算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统计核算中，有许多经济现象及其关系都难以直接进行相关的定量核算。事实上，统计核算中的不少经济现象本身就具有相似性或是关联性，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这种相似性或关联性就为定量核算中的互相替换或类比估计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使得替代思想被广泛应用在统计核算中，既解决了直接核算的困难，又节省了核算成本，提高了核算效益。替代思想表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主要有“产品替代”、“成本替代”、“收益替代”、“价格替代”和“变量替代”等五种具体形式。前三种替代方式主要发生在产出核算中，因为产出核算的一般方法是产品产量乘以相应的产品价格，对那些不具备产量或价格资料的产品，就需要使用相应替代进行产出的价值核算。出于化繁为简和构建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的需要，“变量替代”主要发生在投入产出核算中。因核算内容多会涉及到交易价格的确定，导致“价格替代”更多地出现在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中。所谓产品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同类或近似产品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工业总产出核算中用折算的产成品核算“半成品在制品期初期末差额价值”等。所谓成本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费用成本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在非营利部门产出核算中，以提供服务活动的成本费用估算政府部门总产出;在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价值增加的核算中，用支出的成本费用核算土地改良的价值等。所谓收益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经济活动的经营收入或预期收入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旅游服务业以营业收入来核算其产出价值，地下资产存量和无形固定资产、无形非生产资产以预期收益折现方式进行核算等。所谓价格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相关产品或资产的价格做代替而实施的核算，如居民住房消费用“虚拟房租”核算，未上市证券价值用已上市证券价格核算等。所谓变量替代，就是指国民经济核算中用有关变量做替代而实施的核算，如投入产出核算中用含有直接消耗系数的变量代替总产品变量建立的行模型、在“生产工艺相同”和“制造影响不变”假定下实施的相关推导计算等。显然，替代思想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由其形成的替代方法是施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有效工具。

四、对比思想

第6篇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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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深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内在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不仅仅单纯地为经济类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辩护，又为经济类型的运行提供了诸多社会伦理人文背景资源。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的无限制的获利，它更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它的原动力———高度的获利冲动，但是同时这一原动力，又必须被伦理规范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还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想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其中包含着一个艰辛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及其伦理价值精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前的伦理观念被冲破，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伦理观念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突出了伦理道德与传统、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复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韦伯通过比较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精神阻碍了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1］但他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的适应现世，“今生的健康长寿、富裕和显贵以及身后的好名声是儒教对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报”。［2］他认为充满迷信的非理性主义道教，以及作为一种戒规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碍了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虽然很透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中国几乎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伦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需要有功利主义的获利冲动，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法制经济，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来约束控制获利冲动的无限扩张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出现过“道德失范”的现象，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而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却不能因为曾经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就认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伦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认，我国传统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够促进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中国现存的文化资源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作基础。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场经济的丰富伦理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它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不仅缺乏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精神，还存有“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所以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存在获利冲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获利冲动逐渐的强劲，但是我国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导致伦理和法律的约束不足以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中无限追求利益的行为。所以，如何构建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以便能让获利冲动和伦理规范约束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张力，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是缺少伦理重建需要的丰富文化资源，而是面临如何在丰厚而又繁杂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我国传统的重家、惜时、勤俭等生活观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节制、勤俭、惜时等工作伦理观念，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家族企业又在东亚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需要在借鉴世界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建立以共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便为伦理重建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转化路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新教教徒们的职业观势必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新教教徒认为一个人该为他应尽的义务负责，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础”。“天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对职业观念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基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建设与伦理精神的起点。世界历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约束在一个适当的伦理范围之内的文化遗产，比如:竞争、平等的观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伦理重建，离不开这些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所以，解读马克斯•韦伯思想，解读他对新教伦理能够催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论述，对我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当前的伦理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培育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发现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承担者，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主体就是新型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劳动者。新型的企业家和工人劳动者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研究中，劳动是人们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职”，理性的组织劳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天职”，于是就出现了符合近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活动的主体深刻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句，即“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人格气质、伦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主体在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节俭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奋、积极上进等精神气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该怎样去做呢?社会要求企业家们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取得久远的成功。卡尔•马克斯曾经把人的发展分成为三大阶段: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把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优良道德品质作为重点。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通过伦理品质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起来，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马克斯•韦伯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培养企业经营者优良的“伦理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伦理文化精神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精神参与其中，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克制节俭等。

三、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第8篇

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要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往的思政工作固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所以在今后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中，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创新思政工作开展形式，做到结合实际，做到与时俱进，做到工作开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脱离了实际，那其开展就毫无意义了。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从实际出发，结合广大职工的需求，以职工的实际利益为出发点来开展思政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思政工作做到职工内心，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㈢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形式、方法上创新如今的思政工作都将以人为本作为基础思想，将人本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协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思政工作的进行应该采用创新的形式，改变以往单一进行的模式，把传统灌输式教导变为引导和职工自我教育。在创新的同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实际出发，与客观事实为依据，加强创建精神文明活动在职工思想上的渗透力，将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切实融入到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㈣坚持正确方针，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凝聚力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是思政工作的灵魂。所以思政工作的进行要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信念式教育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使员工的思想工作与教育工作相融合，用友善、生动、有说服的实例来引导教育，消除其排斥心理和互相之间的隔阂，进而增进交流与合作，提高凝聚力，达到思政工作的最终目的。

㈤坚持以发展水利经济为中心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水利经济建设进行，做到服务于水利经济，以发展水利经济为中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水利改革在不断地深入，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变时期。作为一名合格的思政工作者，任务是艰巨的。随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重大变化，如功利意识、效益意识、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的心态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颇和失衡。为此，如果不采取积极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人们在改革中、在转型时期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就会产生对经济发展前途的困惑与迷惘。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针对水利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研究和探索新方法、新思路，始终立足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工作这一中心，紧贴经济工作，渗透到水利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而不是游离在水利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之外。

第9篇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这些为教育体制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高职院校学生具备积极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愿意尝试并主动接受新事物等优点，随着近年来高职院校自身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学生生源、个性和心理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生源特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学生生源呈现出新特点。尤其2008年，随着第一批“90后”走进了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校园，给高校校园增添了活力，但同时，由于全国高校的扩招及适龄学生数的不断下降，使得高职院校生源素质更加不容乐观。一是成绩基础薄弱。这也导致不少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上课听不懂，大部分学生没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二是依赖性较大。大部分高职学生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独立自理能力较弱，甚至部分高职学生进校后十几天不洗澡、不洗衣服等情况并不鲜见。三是生源成分的复杂化。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为确保生源数量，既招收普通高中高考生，又招收中专校、职业中学和技校生源，再加上大量成人教育和退役士兵学历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良好学风、校风和校园治安环境，给高职学生的教育管理加大了难度。

（二）个性特点

正值青春年少的高职学生个性鲜明。其积极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学生普遍热情奔放，活泼开朗，性格直率；二是高职学生基本上积极关注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新闻，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追求时尚，乐于接受新事物。同时，高职学生又具有有待进一步修身改善的特点：一是为数不少的高职学生自控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上网、聊天、打游戏，甚至打牌、赌博、酗酒、抽烟等。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公众意识淡薄，社会公德缺乏。不少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尤其打游戏等过程中，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别人感受，公众意识淡薄。三是不少高职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上进心。

（三）心理特点

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复杂多变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其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够自信。由成绩落后带来的心理自卑、自信心不足，为数不少的学生长期带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二是畏难情绪。相对于“70后”、“80后”而言，“90后”心理成熟度不够，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退避三舍，甚或干脆不干了。三是谋求快速成功。“90后”高职生网络依赖性强，对“马云式”成功充满崇拜，想尝试、想成功、想快速富有，但无从下手，没有头绪，又怕吃苦，结果永远是漂浮在空中的空想。四是心理问题突出。据有关高职院校新生入学初心理测试显示，心理或多或少有问题的高职学生正在逐年增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也带来了冲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当代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给传统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首先，市场经济自身的自主性强化了高职学生的自主意识，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激烈，自我成长的迫切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的价值存在，敢于充分表现自己，表达自我的情感与追求，有明确的目标感，并为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市场经济让高职学生公平意识显著增强，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努力提升自己，为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打好基础。再次，社会的商业化也让高职学生有了效益的概念，这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就业以及为人处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冲击

矛盾统一是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冲击。比如，市场经济过分地强调个体意识，使部分学生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而膨胀的私欲支配了主导意识，便会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自信、自负，导致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公众意识便会被忽视。又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让高职学生片面注重个体主动性，从而淡化了团体协作意识，没有集体荣誉感，责任感缺失，这对其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是不利的；再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很容易误导高职学生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自己制定高规格的人生规划，享受高标准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提高和探寻，精神价值无法实现。从微观上来看，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也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高职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阅历不足，无法分辨出网络信息的真伪善恶，从而很容易误入歧途，沉溺其中，荒废了学业，自毁前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要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对策。

（一）创新和改革教育体制科教兴国

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为保证此战略的落实，必须有高素质的专业知识队伍，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当代大学生既是后备军，又是主力军，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强调其自觉性。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传统观念里的载体主要包括文化载体、网络载体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当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职教论坛/2014.29教学方法要改革，要避免生搬硬套和本本主义，引导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走出课堂，从身边的细节和大小事件里发掘隐藏的大道理，能够感同身受，将晦涩的思想政治理论具体到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学生学习便随时随地无处不在了，学生也能安心坐在课堂里，耐心听完老师的一堂课，并且能够理解并记住所学知识。老师也可以旁征博引，用真实的事例来论述思想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并亲身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改变教育观念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不管在何种类型的矛盾和斗争中，利益始终是其围绕的核心，而在各种形式的利益斗争中，经济利益总是首当其冲，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都和利益冲突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他们的物质利益为立足点，因为这是矛盾的所在，也是解决方法的关键所在，切勿一贯以“假大空”的方式来单纯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并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也无法领会其中的要领，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关的问题，也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更加不能按图索骥，要依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原则，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经济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除了健康的信念支持，先进的教育方法、优秀的逻辑思维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等都是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社会问题，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一旦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比较脆弱，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对未来和社会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制度和指导方针产生疑惑，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仅危害高职学生本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对周围人群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担负起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虽然无法以专业的心理辅导方法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但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中的有关方法，诸如团体式心理辅导，让学生能够学会在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树立起集体责任感。

（三）提升教育主体的素质

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高职学生学习实效性的重点是教师生动而高质量地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因此，思政课教师要重视科研和推陈出新，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际讲授课程，不能只看书本，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于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方面，切实打牢学生的政治理论根基。”[2]结合高职学生上课实际及有关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高职学生都比较喜欢知识面广的老师，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身比较枯燥难懂，理论性强，教师仅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尽量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天文地理，这样才能在讲课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博采众长，把抽象的政治理论放置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吃透教材，认真研读文献资料，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合理地运用所学知识，不唯书，使学生明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四）贯彻主体性教育理念

主体性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时代要求的新理念，在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制度的建设和养成教育的强化。在制度建设上，高职院校教师要本着民主的原则，尊重学生，使其能够完全行使已有权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建立在学生真实意愿基础上的制度落实，才能真正为学生带来利益。学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我国古代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就说明了成长环境的重要性。高职学生虽然仍身在校园，但大学的生活环境已渐趋社会化，学生主体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价值观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很容易迷失自我。学校可以举办一些赛事、活动，通过交流和竞争来严肃校纪校规，督促并培养优良学风，让学生在优良的风气中完善自我。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上的体现，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事事都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师的引领度，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另外，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应当依托于高质量的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明白学生真正的需要。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该注重对本校学生身心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关怀，包括心理上的辅导和生活中的帮助等等，才能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要让学生有主体意识，认识到“我很重要”，其作用显而易见。首先，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大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平等、民主可言，教师一直处于严肃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学生则处在较低的地位，这样明显的心理位置的差异会导致学生有恐惧学习、恐惧老师的想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经常举办师生交流活动，弘扬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师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师生彼此了解，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学习观；其次，过去的授课方式一般比较枯燥单调，误导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便等同于冗长的报告和严肃的专题会议，新的教育方式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把学生放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把会议、报告等方式转变为拓展训练、讨论交流等活泼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提升自我的动力；再次，要不断拓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配合与认同，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认同和参与程度。

（五）优化育人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园文化是高职学生成长环境中的重要部分，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高职学生以阳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对自身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主动性，以及在思考人生相关问题时的创造性，这对于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高职学生将来尽快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校园环境的建设不仅包括学风建设、师生关系的和谐，也包括学生之间的良好的人际交往。高职学生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民俗文化等等都会给学生之间的交往带来屏障，正确引导高职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杜绝民族歧视、贫富攀比、优差生分化，只有良好的交际环境，才能促进校园整体环境的优良发展。同时，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媒体的新渠道。一方面要注重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倡导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具有说服力。

（六）参加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实际

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而在学校内部的学多是以课堂教授的理论为主，两者相脱节；另一方面又由于高职教育虽然强调加强技能训练和动手操作，但总体来讲学生接触的还是理论型的学术知识较多，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以至于学生虽然真正接触过的实际操作较少，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绝对能够胜任，对于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会将出错缘由归结于客观对象本身，而非自身。要从根源上缓解这一弊病，就要鼓励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所学知识是否实用，并进一步加深平时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更加的丰富化、生动化，最终实现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教育的目的。

（七）加强法律法规教育

第10篇

关键词：居住小区；以人为本；生态；文化；商业

中图分类号：Q14文献标识码： A

1 概述

人的生活离不开建筑，建筑组成居住小区，居住小区构成了我们的环境，环境是构成自然的主体,然而人又是自然的产物。居住环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空间。居住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人皆知。在本景观设计中注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内部环境中强调生活、文化、景观间的连接，以达到美化环境、方便生活之目的。因此，处理好“自然―住宅―人文”的关系，就是小区规划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西湖水岸小区项目概况

2.1 设计性质

建设一个具有文化底蕴、生态功能、自然野趣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小区景观规划设计。

2.2 设计范围

西湖水岸位于永昌县永昌县城相府路以东、文庙巷以西、云川路以南，建筑总面积7135.87平方米，包括罗马风情广场、番和景观区、东湖景区和住宅前绿化景观四大景观分区。

2.3 设计功能结构

罗马风情广场是一个以民俗风情、文化历史为主题，展示永昌县与罗马帝国的种种渊源；番和景观区通过景观小品展示永昌独特的风土人情；东湖景区为一个集健身、儿童娱乐为主的娱乐健身景区；住宅前绿化景观则以人为本，通过植物的搭配来调节小气候，提高小区的生态环境。

2.4 相关背景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该县隋开皇初并入番禾县,西夏王朝于县置永州,元封永昌王于此改名永昌路,明日永昌卫,清改永昌县,至今不革。骊轩故城便在永昌县西南。现存古骊轩城遗址、驻军营盘、古烽燧、古战场、炒铁台、蛤蟆泉、娘娘坟、骊轩亭等景点。

西湖水岸是为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以本地骊轩文化特色为背景，结合居住小区景观规划设计，营造出一种集文化、休闲、生态为一体的人居环境。

3 小区绿化设计

3.1 设计原则

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基础的 ,它是“内含在文化中的价值、境界、理想和道德追求”[1],因此人文精神必须要根植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本方案以“以人为本、生态自然、优化融合”为原则，兼顾历史人文背景，结合当地骊轩文化特色，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景观设计。

3.2 设计理念

在西湖水岸小区景观设计中，以“文化融入生活，绿色缔造和谐，生态演绎文明，商业引领时尚”为理念，创造以人文本的诗意栖居。结合一心、两带、三轴的设计，将四大理念和四大景观分区运用于小区的景观设计之中。

3.3 空间构成

3.3.1 一心

沿小区主轴景观路至小区中心处，设中央罗马风情水景广场。中央水景广场面积达1400平方，是整个小区最大的广场，连接着别墅区和商住楼区，不仅为小区的人流作了疏散作用还为整个居住区提供室外休闲交流。

3.3.2 两带

即商业内街带和中心别墅区带。从商业价值出发，从小区西侧规划了一条商业内街，既满足了小区居民的需要又服务了周围地区。结合整体规划，中心地块设为别墅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渗透衍生，通过景观绿带加强了小区的绿化力度。宜人的尺度，优美的环境，精心设计的场所让小区不仅提高了档次更体现了小区“以人为本”的宗旨。

3.3.3 三轴

以连通环城东路小区人行主入口的景观带为主轴，延伸至小区内部。此为东西中轴线，宽度达到20多米，包含了番和景观区、东湖景区和住宅前绿化景观连接了小区主入口与中央水景广场，突出体现小区闲情逸致的氛围。

除主轴线外，小区还有两条南北次轴线。分别连贯商住区和别墅区。一条连贯着整条商业街，长达300米。延伸了浓郁的商业氛围。另一条景观轴贯穿着整个别墅区，景观绿化优美别致，移步异景。

3.4 建筑布局设计理念

综合考虑建筑规模、体量与基地环境的整体关系，采取商住楼与别墅分区建设的方针。围绕地块四周建立一圈商住楼，地块西北边由小高层和多层住宅延伸形成了一条内商业街，商住楼一层为商业，由于商业街的形成，使商业面积大大增加，突出商业最大化的价值体现。地块中部为别墅区，典雅精致的别墅区提高了整个小区的品质。宁静优美的周边环境，错落有致的别墅群与丰富的商住楼群内外环境共生了一种美丽、动静皆宜的丰富而雅致的生活。该小区在设计造型设计的总体风格力求清新，素雅，简洁。无论是体量构成上，还是住宅空间，水平交通空间，垂直交通空间，层次清晰，真实反应了平面结构的逻辑关系。立面造型上，遵循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摒弃任何虚假的装饰构件，完全通过凸窗，栏板，色彩等纯建筑元素来完成立面造型，做到简洁，严谨，有节奏感。材料运用上，采用金属，马赛克和涂料等。

3.5 形态结构与规划立意

小区主要主入口位于小区西侧的环城东路的中部。南北各自设置一个车行出入口，方便住户以最便捷的路线回到居所。

3.5.1 功能结构

小区以居住为主，沿小区西面，北面临主干道做底层商铺，上层用作居住，内部则为纯住宅，户型上以两房和三房为主，兼辅别墅户型，满足当地的主流消费市场。

3.5.2 配套设施

本案配套设施完备，从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物业管理，到警卫室，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社区的垃圾收集处将结合小区景观设计，以景观小品的形式存在于社区的环境景观中。同时将垃圾回收点设计成小区内可移动的“木屋”或者“盒子”，方便业主生活的同时增加小区景观趣味性。

3.5.3 交通流线

环城西路、文化巷路等城市主次干道与小区路形成内外双环的交通流线。在为小区提供便捷的交通流线的同时，也充考虑到适合做为消防车道使用。小区外环路与内环路均与城市干道有直通出入口。方便住户车行与人行的不同需求。

4 结语

本文之中的景观设计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分利用建设用地，同时兼顾周边环境的主题思想进行设计，以人为本，努力塑造一个文化式，生态式，本土式的商业居住一体化的休闲社区。通过对小区的空间设计将设计思想和理念融入其中，让我们的人居环境更加舒适自然，本地的文化体现在设计之中，表现于建筑立面，让人们更加体会到当地文化特色，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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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兰特•W•里德.从概念到形式[M](2005年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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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长龙.园林规划设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6] 龚轶秋. 居住区的人文景观与地方特色 ― ― ― 扬州栖祥苑环境设计[J ].住宅科技 ,2006(3) :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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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晓.现代商业建筑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第11篇

在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创设生动活泼、新颖愉快的学习氛围。相对于单纯的语言教学，多媒体所展现的色彩艳丽、音色悦耳、生动形象的视频、音频、动画、图片等资料，能够有效地刺激感官，唤醒学生的注意力，诱发学生的好奇心，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在教学过程中，讲述“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问题时，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一首MTV《团结就是力量》。清晰的画面、铿锵的节奏、气势磅礴的主题，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让他们在雄浑的音乐意境中领略到手手相连、心心相映的崇高美。生动的教学情境能调动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情绪体验，增强课堂的感染力，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培养兴趣，激发动机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初中思想品德课是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往往容易上成抽象的理论课或是大道理堆砌的说教课，显得枯燥空洞，学生兴趣不大，积极性难以调动。而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使之与生动的教学艺术相结合，就可以给思想品德课注入活力。教学中，教师不必像以前那样唱独角戏，而是借助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图文声像相结合的开放性课堂，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愉快、满意、企盼等肯定态度的极大热情，使之以最佳的兴奋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三、有利于突破重点，化解难点

利用信息技术能创造气氛，再现有关场景，启发学生思维，并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是通过点化教学，不仅可以使重点深化，而且难点又能浅解。通过多媒体视听技术展现教学内容中直观、具体、生动的形象，使学生既看到了形、又听到了声，犹如身临其境。例如，在教学八年思想政治《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一框时，为了突破“如何维护权益”这一难点，我选取了《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通过多媒体把影像播放给学生观看，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强化情感体验。我让学生在活动中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侵权事件，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主动动手去寻找维护权益的法律依据，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有利于设计问题，引发思考

利用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依据思想品德课教学要求设计和回放问题，从而诱导学生去深入思考、发现问题和强化记忆，增强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趣味性。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情境，让学生通过情境体验引发思考，概括知识，发展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会得到更多的感受和启发，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也会水到渠成。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发现并提出需要探究的问题。如在九年级思想政治《感受社会变化》教学中，我首先用多媒体播放网络歌曲《走进新时代》，然后，提出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1.你觉得近几年家里的生活有变化吗？2.从人们生活的变化中你能得到什么感受，是否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3.你知道我国社会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及其根本原因吗？通过这些教学情境以及问题的设置，引入思考，让学生去讨论，从中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

五、有利于增加容量，提高效率

思想品德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单凭课堂上教师讲，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在教学中恰当运用多媒体能够把抽象的概念、原理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易于学生接受；同时借助多媒体传递信息，可以节约教师讲解、板书、做图的时间，大大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有效信息量，使学生能在同样多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提高教学功效。例如，如在九年思想政治《感受社会变化》教学时，单凭教师讲“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这一理论观点，学生很难理解和接受。这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一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图片、文字资料、数据等，并做出前后对比，这样可以使教学内容由间接变直接，由抽象变具体，由枯燥变有趣，有助于学生记忆，理解知识，同时，还可以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增大课堂容量，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而传统的教学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用多媒体教学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提高理解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信息技术与思想品德课整合尽管很重要，但我们在运用信息技术时要避免滥用，千万不能造成视觉疲劳，或喧宾夺主：不能出现以多媒体为主，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能盲目追求形象化，而忽略了学生想象力的发展。

六、结语

第12篇

这种情况之造成，皆因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经济法学者仍囿于就法论法的思维传统。有见于此，本文导入经济学和法哲学的方法。首先分析对经济法的传统思维的缺陷。其次，借用当今交易费用经济学、组织学、法哲学所取得的成果，从时期和组织两个维度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说明。再次，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经济法调整对象，并对此作一解释、实证。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一、经济法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分成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法都有归其调整的独特的具有同类性质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独特性及同类性的界定，总是基于一定的对社会关系的独特分类标准之上。可是经济法因受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影响，加之经济法学者所受法学思维，特别是民法和行政法思维方式的影响，至今经济法仍延用民法与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分类标准，而没形成自己独立的标准，亦正因为教条地套用民法及行政法的社会关系分类标准，导致经济法研究陷入困境。

可见，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来说，要摆脱困境，重要的不在于创新，而在于打破传统，为此必须对传统分类缺陷作一剖析说明。

从民法及行政法的有关定义看，传统法对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按两个标准进行分类的：其一，是以社会关系的内容为标准，把社会关系分为财产关系、人身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等。其二，是以关系主体在关系中的地位为标准，把社会关系分为平等与隶属式不平等两种。

以上两个分类标准，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构成分类标准体系，成为传统部门法构筑其调整对象的两大因素，界定了不同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特征。如果说这种分类标准适应在民法、行政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中有其科学性的话，用之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显得漏洞百出、缺陷重重，其主要表现如下：其一，这种分类，只注意到社会关系的表面性，因而不能揭示一些表面相同，而深层意义极其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区别和特性。如以交易关系而言，因交易时期维持的长短不同，交易标的物特性不同，意志自由的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地位事实上很不相同，对此在后文中有详细论证。其二，传统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对直接关系的调整，而忽视至少可以说不重视对隐含在表面行为后的间接关系进行调整。其实有些关系的实质并不在于表面，隐含在表面之后的间接关系更具有实质性重要意义，经济法事实上就是侧重对间接关系的调整。其三，对社会关系理解过分简单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把社会关系结构，看作是二元一维结构，即所有社会关系都简约为两个主体（二元）间的相互（一维）关系。经验表明，现代社会关系是以共同体-组织为基点的三元二维关系。三元指依赖于同一组织的关系双方（二元）加组织（一元）；二维指要素所有者与组织的直接关系（一维）及要素诸者间的间接关系（另一维），即两种关系。

（2）在方法论上强调个体主义，因而把关系各方的利益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即人与人发生关系仅是一种分割馅饼。在这种关系中支配人行动的是“零和”原则。〔3〕（p54）其实，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利益虽不否认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人们的利益更多的是相互依赖、互补互利共同增进的，即在人们的关系中，支配人行动的是“增量和”原则。〔3〕（p54）其四，在对待关系主体地位的认识上，把主体地位简单地分为平等或不平等，由此决定，主体间的关系亦只有横向的平等关系与纵向的不平等关系-非此即彼两种。

正是这种非纵即横的对主体关系的思维方式，使经济法学者虽感到经济法调整的对象非纵亦非横，但仍陷入“纵横怪圈”之中。只就社会经济关系来讲，经济学关于“外部性”、〔4〕（p411）“公共产品理论”〔5〕（p411）的研究成果向我们昭示，纵横关系只是现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两种。各种经济组织的大量涌现，表明构成组织的各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正因如此，国外有学者指出：经济法是为了适应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而制定的观点，〔6〕（p34）这种说法抓住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关系特性。

为走出传统思维误区，以下从社会关系维持时期长短和组织两个维度，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界定，从中寻找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质及同类性。

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分类

（一）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

法哲学告诉我们，“法律不是针对善的，而是针对恶制定的”。〔7〕（p70）这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性的缺陷（或人性恶），致使社会的实然关系总会有违于理想的应然关系，于是，就需要法律，遏制人性缺陷，以实现理想的社会关系，即实现应然关系。可见，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其所谓调整，就是以法律作为外在的强制力，使社会中有违社会理想的实然关系得以改变，使社会理想的关系-应然关系得以实现。这就是说，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不是全部的社会关系，而是部分实然状态下的关系-由人性缺陷与自然法则必然产生的一种有违社会理想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同，特别重要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维系的时间长短不同，人性的缺陷表现形式就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作为克服人性缺陷、实现理想关系的工具的法，应分成不同部门对某一特定种类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为此，下面以人们相互关系维系的时间长短为切入点，认识不同社会关系的特征。

（二）社会关系的时间维度划分与人性缺陷的表现

人类的全部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讲都是交易活动，正如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所说：全部社会关系均为交换关系，市场中的交换其实不过是社会交换中的一种典型。〔8〕（p2）

就交易来说，因交易的特性不同（特质交易、非特质交易），交易双方对标的的信息拥有量的差异以及交易者自身受其知识所限（产生交易的不确定性），致使交易发生频度和持续时间长短亦各不同。为研究需要，仅从交易持续长短看，所

有交易关系可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

一次易通常是买卖活动，一般说来关系明了，市场规则在其中起作用。几次性买卖，一般可以短期契约对关系进行双边规定。而只有经常性的长期交易，市场规则失去了作用，契约规定常常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专门约定在各个阶段出现的意外事件和相应对策，即使可能，代价也极其昂贵；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在这些方面不完备，假如初始的讨价还价一旦达成，缔约各方就被固定于双边交换中，这时缔约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各自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造成共同损失。为此，双方可能联合产生持续的长期关系作为保证。然而，在这种联合中，对联合收益的任何增加，就可能有一方提出契约适应（变更），为此，另一方作为对策，讨价还价必然发生。虽然双方在实现联合利益最大化方面利益有共同性，但各方都希望在每一次适应性契约修改中能把共同收益尽可能多的部分收归自己囊中。于是，共同收益在讨价还价中消失殆尽。显然，要减少机会主义影响或提高信任度，必须以一定规制或制度作为保证。〔9〕（p32）随着生产高度社会化，进一步加深了专业化分工，这使交易变得更具有特质性，因此，作为对减少讨价还价费用（交易费用）、获得规模经济之利益、保证“供应可靠性”以减少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回应，各种纵向一体化、混合联合及其它更高级的组织（如政府）得以产生。可见，一体化组织的优势，不只在于可利用非一体化无法得到的技术（流水线）经济、规模效应，且一体化组织能协调利益（常用命令解决分歧）和运用有效的（适应连续性的）决策程序。更一般而言，一体化能减少契约的不完备性难题，使供应有可靠性。〔10〕（p9）

与交易关系的长短相对应，在这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动因亦不同，由此决定人性缺陷的具体表现形式亦不同。经济理论对人们行为假设的差别就可说是对此的说明。

正统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现代）一直以完全理性人作为对人行为的最基本假定，以此分析短期关系，虽不能说完全适应，但可说基本适应。既然如此，作为规制短期交易关系的法-民法，必然以完全理性作为对人们行为的基本假定，为此要实现交易剩余最大化，必须以意思自治、平等原则作保证。

在复杂的长期交易中，完全理性假设显然经不起经验实证，为此，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人类行为采纳了两个重要假定：第一是有限理性。西蒙认为，由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行为者仅仅具备有关备选方案的不完全信息，加之外在约束环境的复杂性，致使活动者无能力计算最佳方案，因此，虽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的做到。〔11〕第二是人的动因天然是机会主义。这里机会主义指追求自身利益，且将单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扩展到用诡计来实现自身利益。现实中并不一定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表现为明显的机会主义，但很难肯定哪些人不具机会主义倾向，〔9〕（p55）正因人性中存在这两大缺陷，使包揽无遗的缔约活动几乎不可能，即使可能亦因费用高昂而失去经济可行性。同时，作为许诺的契约无外在强制力也很少履行。为维护复杂的长期交易，以组织这种交易模式代替契约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正因此，作为规制长期交易关系的经济法，就必须对组织形式进行规制，并要求组织中个人理性服从组织理性，以实现长期交易的交换者剩余最大化。为此，必定要求以（组织安排）帕累托最优、交叉公平原则〔12〕作为保证。

（三）社会关系的组织维度划分与各种组织关系的特征

上述分析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之所以会出现组织，是因为靠组织这种协调机制，以单个个体所不能有的手段，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群体目标，同时亦实现个体目标。交易费用经济学告诉我们，组织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有界理性”的人来说，最有效-即最节约交易费用的协调两部分之间交易的协调机制，不仅如此，组织还可以保障在争议中的交易免受机会主义之害。经济组织自不待说，行政组织亦莫不如此。〔13〕

组织，从构成看，可分为有机组织和机械组织两种。

有机组织是指构成组织的各成员具有不同的要素特质，且他们所拥有的要素具有互补性。这意味着在社会活动中，成员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为了使各自要素得以发挥作用，在创造共同利益中获得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就叫有机组织，如企业、公司、经济联盟等。与此相反，机械组织则指因各个体拥有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使其在社会活动中处于相同或相似境地，亦使他们在社会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为了与社会上别的利益集团在利益纷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或保护自身利益而组成的组织，如工会、消费者协会、行政组织等。

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其各自不同的运作方式和不同的特性，即按机械系统运作还是按有机系统运作。

机械系统有以下几个主要特性：a.管理分成不同的层级，各层级之间相互协调和明确分工。b.控制、权威和交流方式上的层级特性。c.交流与沟通以垂直方式，即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为主。d.组织运作以上级所的指令为依据的倾向。e.强调对上级的忠诚与服从。〔14〕有机系统有以下特性：a.各个体功能和任务的现实性与明确性。b.通过各部分相互作用机制，每个个体任务都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c.形成控制、沟通上的网络结构，而不仅仅是上下级的联系。d.横向联系加强，上下级之间关系也由命令式变为咨询式。e.交流方式主要是提供信息与建议，而非纯粹的命令与决定。〔14〕

从它们的运作特性看，两者主要有三个显著差异。首先，组织中虽都有层次，但领导者或权威在机械组织中是级别最高者，而在有机组织中未必就是级别最高者，而是最能干者和拥有最多信息者。其次，就成员对组织的责任和投入程度来说，有机组织远高于机械组织。最后，机械体系中的层级命令体制保证了合作，也导致个体活动缺乏重要意义。〔14〕

上述组织理论及组织变迁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非正式组织）。在经济领域中，公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发展，政府干预的强化（包括组织市场）等各种正式经济组织的发展以及80年代以来，合资、亚交易（subcontructing）、特许（licensing）等新型的组织雏形的出现，它们对（自由）市场这种（非正式）组织作用的替代就是很好的经验证明。这意味着，交易关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正式组织为协调机制，以特质性要素为主要标的的长期交易相对于以市场协调，以商品为主要标的的短期交易，在整个交易中所占比例及其重要性的上升。正是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从这一变化中亦可看出经济法为什么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及具体分析

（一）调整对象的涵义及要素构成

通过以上从时期和组织两个维度对社会关系的分析，结合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关系背景，我们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因长期交易之需而产生的有机经济组织中，不同角色（个体）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不同角色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由有机性经济组织与依附于其的角色之间的协调关系、组织内

各角色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有机性经济组织和角色四个要素构成。下面分两步说明。

1.有机性经济组织与依附于其角色之间的关系

有机性经济组织，就是不同经济要素所有者，在分工基础上，为了共同经济利益，在一定目标指引下，形成的协同使用各自要素的经济法团。

在这种法团组织中，组织与其构成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体与细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角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各角色并非一个自由和自决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依附性并且只是因为社会性的互利互助才能够生存的生命体。这意味着，这种组织并非由自由和自我支配的各角色组成的一个整体，而是一种基于意识到自身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缺陷的人，而自愿受组织规则强制，即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和不可分割的个体所相互构成的关系体系。

这种关系从表象看，存在一种角色与组织之间的服从与管理的关系，似乎是一种不平等的纵向关系，其实，这里的服从是一种对自身设定的权威的服从，而不是对社会设定的权力的服从。角色之所以服从组织，是因为他认为组织代表自己的利益，组织的理性高于自我的理性，于是，这种服从可以说是本我对超我的服从。因此，这种关系实质上并不是建立在等级不同，基于对权力服从基础上的不平等关系，而是一种组织与角色间的协调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各角色像机体细胞一样，据自己所处之位，按机体设定的轨迹运行，否则，任何越轨运行，都可能造成机体病变，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2.组织内各角色之间的关系这里用的角色是指“占据某一给定之社会位置的人与占据其他位置的人进行交往时所应坚持的行为模式”，〔15〕（p37）角色定义本身意味着：（1）各个体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讲，主要有质和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指各角色拥有的赖以合作的生产要素不同，如有的拥有物质资本，有的则拥有人力资本或土地。量的差异则指同种资本数量的差别，如物质资本量的多寡；（2）在组织内，各个体有某一与之相适应的最能发挥其要素作用的位置，即担当不同角色，这就使之拥有了不同“身份”。

以上情况决定了在各不同角色之间的联系中，虽亦有直接关系，但还有许多是间接地通过他们共同的工作在劳动协作中彼此联系的，亦即，各角色以组织为媒介而间接发生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各角色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即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共同遵守组织规则这种长期契约关系，不仅如此，在此关系中他们之间虽有矛盾利益冲突，但更主要的是合作协作而共同实现利益。但因各方差异造成的“身份”不同，与之相应各角色从组织中获得的权利亦不同，正如狄骥在其《宪法学》一书中所言“这些权利来源于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社会所确立的分工中承担的那一部分工作。……‘处在特定地位的某些个人的权力，在此地位上，他们可以自由承担依此特殊情况而赋予他们的使命’。”〔16〕（p212—213）

这说明，要正确认识经济组织中不同角色的关系及其变迁，就必须考虑各角色所拥有的要素对组织的重要性及承担的风险性，与之对应各角色在组织中的权利及义务就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社会-以资本为主要要素时代，因财产（资本）因素对组织的重要性及财产所有者承担的高风险性，决定了资本雇佣劳动。〔17〕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在，财产价值低了，而人的价值提高了”，〔18〕（p213）因此，劳动雇佣资本成为一种趋势。〔19〕（p36—41）这说明，在现代组织关系中，各角色的行为和影响力取决于其拥有的要素所导致的其在组织中的“身份”。“社会开始根据某种关系而非根据意志组织起来，法律愈来愈倾向于以各种利害关系和义务为基础，而不是以孤立的个人及权利为基础”。〔18〕（p213）

以上两个方面在触及到四要素时，着重对经济法调整的两种关系进行了解释说明，从中不难看出这两种关系存在着密切关联性。首先，它们的调整完成于同一调整过程中，即是通过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要求本我（角色）对超我（组织）的服从，达到角色与组织关系和谐的同时，亦达到了各角色之间关系的协调。其中角色（个体）与组织（整体）的协调是直接目的或手段，而组织内各角色之间的协调才是终极目的。它们是同一调整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或所得到的两种结果，而不是两次不同的调整。有学者虽看到了这种调整的两面性与曲折性，但却错误地认为经济法是“二次调整”。〔20〕其次，在这两种关系中，经济法更注重对组织内不同角色关系的调整。其之所以要调整组织与角色的关系，是基于只要调整好了角色与组织的关系，就可以自然达到角色关系协调之假定。由此决定，经济法的调整有这样一个特性：即以组织为一方主体，直接通过各角色与组织关系的调整，间接达到各角色关系之调整，或以组织为媒介使各角色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即以间接调整为要旨。正是这一特性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给予了界定。德国学者基尔得·斯密特指出：“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所谓‘组织经济’是指以改进生产为目的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而关于这种经济组织化的法，即是经济法。”〔21〕（p1）此观点抓住了经济法的特征，但它易使人认为经济法就是企业法。为消除这一错误观念，下面通过组织的层级，对经济法调整对象予以实证。

（二）调整对象的层次性

前述对组织的研究说明，从交易角度讲，组织只不过是交易协调机制之一种，虽按不同标准，组织的形式可分为多种，但从协调机制区分和界定资源配置中的组织形式，其可分为企业（企业、公司）、市场（有组织的市场-与自由市场对应）和国家三种。据此，组织关系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

微观组织，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主要包括企业、公司等。因而，作为调整此种组织关系的《企业法》、《公司法》当然应属经济法的内容。各国企业法、公司法虽有差异，但作为其主要内容的-治理结构的规制却小异大同，原因就在于都是对企业、公司制度发展过程中业已被证明有效的交易范式给以法律的规定。

中观经济组织，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指有组织的市场。这是针对自由市场这种自然组织而言的，它是生产社会化、交易复杂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组织中，角色虽千差万别，但无非卖者和买者两类。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加之受有界理性所限，致使他们不仅搜寻信息成本不同，且对交易标的拥有的信息（指产品质量、性能）亦不对称，在此情况下，强者（多指卖方或垄断者）很可能以“信息偏在为基础把交易主体的另一方置于不确定环境中。”〔22〕（p13）弱者为了交易利益将可能中止交易或搜寻新的交易信息，这不仅增加了交易费用，且影响到未来交易的继续进行。正因此，国家对市场予以组织，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等法，通过对强者乱用支配力的限制，实施对弱者的保护，以协调买卖双方关系，保证正常的永久交易。

宏观组织，从一国内经济讲指政府。政府虽有与其它经济组织不同的功能特性，但政府是参与经济活动中众多经济组织的一种。〔23〕（p45）作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其构成角色是不同的科层组织（农、工、商等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因各科层组织拥有要素的异质性，使它们之间存在着广义的交易，为了协调好各种交易，政府组织建立了各种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计划部门、中央银行等）。以税率、税种、法定准备金制度、转移支付制度、计划制度等保证各行业、各部门协调发展，为此制订了《计划法》、《财政法》、《税法》、《中央银行法》、《产业结构调整法》等以保障以上各种制度和政策的运作和实行。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与政府扮演行政组织时的功能不同，在各角色与政府经济组织的直接协调关系中，它们不论与哪一级别的经济机关发生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一经济机关都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利而不是代表某一科层组织行使权利（如哪一级税务机关都不可另行设立税率、税种，哪一级银行不能任意设定利率、变更法定准备金率等），这与在行政事务中，各级行政机关代表一级行政机关（而不是国家或政府）就产生了本质区别。〔24〕

四、结论

总结以上论证思路，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以下观点：

（1）传统经济法，以民法和行政法的思维范式-从调整对象-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和主体地位两因素界定调整对象，不宜用作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

第13篇

关键词　斯特拉文斯基　社会性　民族主义　新古典主义　序列主义

一、生平简介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l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1901年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03年师从里姆斯基一柯萨科夫学习作曲，1909年起写了许多著名的芭蕾舞音乐，享有世界声誉。斯特拉文斯基的生活经历复杂，创作风格多变，一生遍访欧、美、非、澳等地许多重要城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长期脱离祖国，生活在国外。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瑞士居住，1920年起为法国公民，1939年开始定居美国，从事指挥和创作活动，直到1971年逝世。他是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音乐有力地推动了现代音乐的发展。

二、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

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俄罗斯风格时期(早期)、新古典主义时期(中期)、序列主义时期(晚期)。早期创作以著名的三部芭蕾舞《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为代表，既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也有强烈的原始表现主义色彩：中期创作以舞剧《普尔契涅拉》、歌剧一清唱剧《俄狄普斯王》、《圣诗交响曲》、歌剧《浪子历程》以及一些器乐作品为代表，将古典音乐的特点与现代音乐的语言结合起来：晚期创作应用了威伯恩的序列音乐手法，代表作有舞剧《阿贡》电视音乐剧《洪水》、管弦乐曲《乐队变奏曲》等。

1　早期音乐创作：

他的第一部芭蕾舞剧《火鸟》(巴黎，1910)在管弦乐色彩方面，可能颇有一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味道，但在其他方面却是《彼得鲁什卡》(1911)和《春之祭》(1913)的先声，三部作品都是为季亚吉列夫的俄罗斯舞蹈团而作的。

斯特拉文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地主要在俄罗斯，他深受俄罗斯音乐风格和民族艺术的影响《火鸟》取材于俄罗斯民间神话《彼得鲁什卡》讲主人公彼得鲁什卡是俄罗斯古代街头集市中魔术师的一个木偶，他具有善良的人性，却受人，最后被害《春之祭》描写的是俄罗斯古代未开化民族在春天祭献大地的仪式等等。

1814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去往瑞士。由于战时条件所限制，他创作了乐队编制不大，音乐风格较轻巧的音乐：舞蹈大合唱《婚礼》(1917)取材于俄罗斯农民风俗《士兵的故事》(1918)取材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等等。在瑞士的这段时间是他早期到中期的一个过渡阶段。

2　中期音乐创作：

1920年他迁居于法国，1925年定居于素有国际艺术都市之称的巴黎，那里人才济济、思想活跃。斯特拉文斯基与那一时期的绘画大师毕加索、作家纪德、诗人瓦勒里交往甚密，他们的创作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斯特拉文斯基。这也使他的创作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放弃了早期俄罗斯风格，转向了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创作的实践。

斯特拉文斯基在这个时期的音乐创作从1920年为纪念德彪西而写的《管乐交响曲》《的交响乐管乐器》，1920)开始直到1951年的歌剧《浪子的生涯》《耙子发展》结束，持续了30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他在创作中追求“无感情性”，强调在“纯音响中建立秩序和规则”。这一时期也是斯特拉文斯基全部创作过程的最重要阶段。

3　晚期音乐创作：

1952年，斯特拉文斯基已经70岁了，可他的精力旺盛得无法搁笔。不久，他开始转向第三时期：十二音音乐时期。一生经历许多的坎坷，就他个人的生活而言，也有许多不如意。如1939年，他移居美国，遭受了三重不幸，母亲、妻子和长女相继去世，无疑是心灵上的一次重创，对他是一次严峻考验，他心灵上的感受一定不亚于他感官上的感受。思考人的心灵的痛苦，人的内心受到外界刺激下的反映，他有了更多共鸣，所以他转向序列技巧，不仅在十二音技术上，也在心灵上有了共鸣。

三、音乐创作的社会性

任何形式的音乐创作都离不开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原始先民的劳动号子、原始歌舞、中国古人的抚琴吟歌、西方教皇统治下盛行的格利高里圣咏、流行音乐以及现代音乐，无一不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出它们的音乐价值。这些音乐的产生，功能作用、思想倾向、所反映的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无一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1　民族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在俄罗斯居住的30多年中，俄罗斯的社会环境在他的创作演化中所起的基础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以及带有俄罗斯民族风格的音乐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其创作的俄罗斯民族性主要来源于家庭和老师的影响，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以传统及严格的宗法制来教育这位未来的作曲家的高雅的俄罗斯文化情结。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斯特拉文斯基在少年时就欣赏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形成了未来作曲家听觉词汇的积累和鉴赏品位。在他和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学习作曲时，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授课不受音乐学院的规程的限制，使斯特拉文斯基与俄罗斯文化和艺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舞剧音乐《火鸟》在巴黎上演大获成功。表现俄国民间生活的舞剧《彼得鲁斯卡》和反映俄罗斯原始民族祭礼的舞剧《春之祭》都具有鲜明的俄罗斯音乐特色和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春之祭》睫用异常猛烈、紧张的节奏，大胆、奇异的和声，以及浓重的管弦乐配器，以表现原始民族的祭礼和强悍、粗犷的性格。俄罗斯民族题材的音乐以及风格贯穿了他音乐创作的一生。

2　新古典主义

在瑞士的几年是其早期与中期音乐创作的过渡期，他离开了生养他的祖国去往他乡，在这里他受到的外来音乐因素的冲击还相对较少一些，音乐的风格也是俄罗斯民族风格为主。

1920年斯特拉文斯基来到了法国，当时的法国与维也纳是欧洲两大艺术中心，斯特拉文斯基到了法国后受到当时美术界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社会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放弃俄罗斯民族风格音乐的创作而转身致力于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创新。

新古典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乐坛时兴的一种音乐潮流。战争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剧变，心灵的创伤，引起了艺术趋向传统的回归。这是一场“返回巴赫”的“新巴洛克主义运动。”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仿效18世纪作曲像亨德尔、库珀兰、斯卡拉蒂、维瓦尔第等的某些风格。他们以不同于战前的方式否定着19世纪。他们极力排斥浪漫主义音乐中那 种强烈的主观性，把巴洛克音乐的客观、超然的因素作为自己艺术的准则。他们注重复调技法和18世纪音乐体裁形式的运用，在模仿过去音乐风格的同时。采用现代作曲技法。他们努力摆脱文学、绘画与音乐的联姻，提倡纯音乐，认为音乐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自身的秩序。

斯特拉文斯基(lgor?Stravinsky，1882～1971)是新古典主义运动的重要倡导者。这位《春之祭》的作者战后的新作是芭蕾音乐《浦契涅拉》，这部作品温静、古雅的风格与《春之祭》的野蛮、凶猛形成强烈对比，这种风格的急剧转变令巴黎的观众又一次大为惊奇。他历时30年的新古典音乐风格时期音乐追求客观、冷漠理智，他认为对艺术控制、限制得越多，研究得越多，它就越自由。然而他还是保持着创作早期歌剧音乐时形成的节奏的创造性，复调性的和声对乐器组合的探索等个性。主要作品是《诗篇交响曲》、《D调小提琴协奏曲》、舞剧《阿波罗》、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c调交响曲》和歌剧《浪子的一生》等。

3　序列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在他移居美国期间，乐曲中爵士乐的风格越发浓郁：而在作曲上重新开始创作大型作品。他最有代表性的声乐作品是1951年在美国创作的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他不离开俄罗斯，不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以及社会，他就可能不了解英语，也就不会创作出这部英语歌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他音乐创作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数量和体裁种类既多又广，约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

在完成了歌剧《浪子的历程》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对序列主义产生兴趣，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领域――十二音音乐。

从他的《康塔塔》开始，斯特拉文斯基转向十二音音乐创作，1956年，开始创作整体序列作品。他接受了勋伯格体系，特别是对韦伯恩的作品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再次使人感到意外。但是，他把十二音融化成自己的语言，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如舞剧《阿贡》(1957)，合唱《哀歌》(1958)、《安魂赞美诗》(1966)等。总的来说，这些作品缺少新意，它们的影响无法与前两个时期，特别是第一个时期的作品相比。

结语

他的每一次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促使他的音乐风格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并不是到了某个国家、某个地方音乐风格就突然变了。这种音乐风格的转变是需要一个积累过程的，当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促使作曲家转变音乐风格，从上面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斯特拉文斯基在到达法国和美国之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写出了新古典主义和序列主义音乐的作品，而是对一个地方的社会环境有了深入了解后才创作出来的。由以上的例证可见，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斯特拉文斯基一生没有离开过俄罗斯，那我们将不可想象现在的现代音乐将会是怎样的。斯特拉文斯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每个阶段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多多少少都会从他以后的作品中体现出来。新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还采用俄罗斯民间艺术素材，序列主义音乐的作品中也运用俄罗斯民族音乐素材，等等。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创作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一种单一性而又融合性的特点。单一性是指每个时期的音乐风格都是与前一时期不同的，而融合性是指每一时期的风格中又会有前一种或前两种风格的音乐素材。

第14篇

有园林景观的地方就少不了河流，因为河流起到调节气候，湿润空气的作用，要想让人们靠近河流，呼吸其中的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氤氲，最佳的方法就是要在河流上设计一座桥梁，一方面提供了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桥梁作为建筑景观的渲染美景的艺术效果，达到交通与艺术欣赏的融合，在规模比较小的园林中，经常把桥设计成划分水面的景观，以此来扩充景观的面积，增加景观的层次性，有桥的水体通常能够增加水面空间的层次感与空间感，突出水面的幽深与悠远，小园林的桥可以设计成质朴、精巧的拱桥，并与河流的水面十分接近，让游人在观赏园林的景观中，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效果。

如果是大型园林，桥则要作为整个园林景观的一个标志，桥要被设计成与整个的园林景观想呼应的人文景观艺术，桥体的设计要与周围的自然景观遥相呼应，为了丰富景观的效果，可以把桥的形状设计成为具有丰富形状的人文景观。这样的桥体可以设置在悬崖上方，腾空而起、衬托出山的陡峭与幽深，水的广阔无边。

例如：在杭州西湖上有一座中外闻名的断桥，这座桥之所以成为天下人关注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古代的关于白蛇传的传说，但是更多的则是他的外形与位置的设置，断桥设置在西湖上，在西湖的美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优雅，有人站在桥上可以尽情地欣赏湖上的美景，达到自然之美与人文欣赏的有机融合，这就发挥了人文建筑的景观作用，与使用作用，达到了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廊是一个狭窄的通道，他起着链接建筑物与外部空间的作用，廊不仅能够为游人提供休闲的功能，也发挥着交通的重要作用，廊是一个过渡性空间，使园林景观更具有空间性与层次性，游人走在游廊上，悠闲地看着眼前的景观，一步一景，感受自然与人的和谐，游人在不同的季节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景观，延长了顾客的观赏时间。

第15篇

论文摘要:在世界金融危机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加大信贷风险管理的力度,将商业银行自身价值的所有来源包含在管理范围内,通过分析找出引起商业银行不确定性的内、外部变量,对其变化趋势持续地进行监督其,这样就可以帮助管理层在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间找到平衡点,使商业银行躲开前面的未知风险,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爆发诱因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次级债问题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所引发的。实质上,本次危机是源于刺激经济的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使状况愈演愈烈终致危机恶化。而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无论是监管者、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存在着忽视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病。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在追求业绩的利益驱使下,片面的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忽视风险甚至无视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与风险管控水平直线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过分信任,认为一切风险可以通过工具创新转嫁给别人,忽视了衍生工具内在的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被成倍地放大。

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使命,这必然使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信贷风险管理已不再是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冲的博弈术,而是一种保值增值的差别化技能。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1.信用级别管理不严及住房贷款比例增大可能导致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2.抵(质)押物的评估价值相对较高且缺乏更新机制致使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商业银行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部分贷款是抵(质)押贷款,其中有很多抵(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是在我国经济上行时进行的,那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还比较乐观,现在经济处于下行中,银行的抵(质)押物的价值已大幅缩水。而住房按揭贷款又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商业银行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踪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甚至会出现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经完工,还没有办理好后续抵押登记手续,使银行的抵押权“悬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房贷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5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个人信贷业务是最近4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已进入房贷风险初步显现的时期。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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