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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含义在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话题,经过对众多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先生对与文化自觉的表述最为具有代表性,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学着这样表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中国著名学者在其晚年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先生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老先生自己也对文化自觉的含义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觉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国的学术界对文化自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诸多条件下,民族文化发生的回应。对于文化自觉来讲,其主要有以下两点性质:(1)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关怀;(2)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想。从文化自觉的产生来讲,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文化自觉是跟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只不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处于一种强势的位置,并显露出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西方强势的文化状态表现出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以及影响,这就导致了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作为本土文化需要捋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过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强势文化的来袭。
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3、“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虽然我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但是现代油画艺术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段时间中,我国艺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主要呈现了具有现代特点的民间风貌和思想观念。许多油画家在进行文化创作的同时,开始关注现代人群的生活,并希望能够将现代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和生活状态融入油画作品中,以此来凸显作品的个性特点和创新性。一幅优秀的作品必须能够传达文化语言,通过图像可以使观者内心产生共鸣,因此油画作品必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要推动我国的油画艺术发展创新,就必须将油画与现代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运用油画创作来呈现富有时代特点的元素。在油画作品中,中国文化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油画创作十分贴近中国现代社会的日常状态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国内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油画作品时,会将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作为绘画元素,以此来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油画作品。当代性能够反映我国现代人群共有的思维观念和道德观念,同时还呈现了社会体制和现代文明的集点。其次,油画创作蕴含我国独有的文化情感语言。油画作品不但能呈现创作者的审美观念,而且能反映创作者的内心情感世界。艺术是人们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的油画作品具有情感性。此外,中国的油画作品具有多样性。我国的社会文化历史悠久。在现代社会,多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这些主流思想观念都会对油画创作造成影响。将不同的文化或思想融入油画创作中,油画作品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
二、在油画艺术中提高文化自觉性的方式
(一)将我国独特的文化融入油画创作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不同的文学、艺术文化,这些文化都可以作为现代油画创作的素材。要想彰显油画中的文化自觉性,现代艺术工作者在进行油画创作时,应将我国独有的文化融入画作中。具体来说,艺术工作者要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创作和文学作品进行探究。例如在我国的唐朝时期,社会风气十分开放,这一阶段的绘画作品除了具有中原特色之外,还蕴含着北方游牧民族自由奔放的特点。而我国的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等级制发展到了巅峰,因此部分艺术创作较为严谨、拘束。现代艺术工作者在研究我国传统的艺术文化时,除了要全面分析传统文化的特点之外,还要从众多的传统文化中筛选出精华元素,并将这些精华元素与油画创作相结合,以此来凸显当代油画创作中蕴含的文化自觉性。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艺术工作者在进行优化创作时都要突出本国固有的文化特点。缺乏文化内涵的油画作品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同时,要想推进我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在进行油画创作时必须要摒弃现代社会的低级趣味,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正常审美的作品。为了深化文化自觉性在油画创作中的体现,艺术工作者要注意观察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细致的观察,树立健康、积极、端正的文化观念和艺术思维,并自觉把我国的文化特色融入油画作品中,通过创作油画作品的途径来彰显传统文化。
(二)进行油画创作时要尊重油画艺术的本质
目前我国的艺术界普遍认为,油画作品除了要突出绘画技巧和艺术形式之外,还要体现出文化内涵和选题思想。但在日常工作中笔者发现,一些油画创作者不注重巩固绘画基础,而是盲目地模仿名家画风,希望能够通过模仿来树立自己的特色。这样的情况使油画作品欠缺内涵,在文化表达方面过于肤浅。为了提高文化的自觉性,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油画作品时,要从多角度、多层面思考创作方式,充实作品的文化内涵。同时,艺术工作者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创作思路,吸收生活中的新想法,以此来革新创作思维。为了凸显现代油画作品的社会性和文化特定,艺术工作者在构思油画作品时,必须把我国的特色文化融入油画作品中,遵循油画的创作本质,提高油画艺术的层次。艺术工作者在绘制油画时,要把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油画绘制思维相互融合,使油画作品不但能够保留本质特点,还能体现出我国的文化特点。中国艺术工作者对国内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探索日益深入。通过对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可以使艺术工作者逐渐形成独立的绘画风格。但油画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与我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有许多差异。为了提高油画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率,提高我国的油画造诣,艺术工作者必须将我国的精神文明与艺术文化融入西方油画中,运用西式绘画方法来表达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提高文化的自觉性。
(三)油画创作者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
为了提高油画创作的文化自觉性,艺术工作者要多累积传统艺术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应该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艺术工作者要想创作出具有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的作品,首先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趣味、加深文化积累。只有有内涵的艺术工作者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特色的油画作品。我国的国土广阔、民族众多,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艺术家要想使油画作品具有文化特色,除了要加深自己的文化底蕴之外,还要拓宽眼界,广泛接触、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从多种民族文化中筛选出有助于油画创作的元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艺术家们会运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油画作品。将不同风格的作品、创作方式和艺术观念融合起来,就能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油画文化。
三、结语
,一些不正之风侵蚀了部分大学生的头脑,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造成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极差的窘状。例如:整天窝在宿舍玩DOTA的“宅男”、天天抱着电脑看韩剧一边哭一边笑的“宅女”、天天打扑克的同学等,严重缺乏高校宿舍文化发展的自觉性。有的同学甚至顶着限网、断电和宿舍管理员夜间巡查的压力,自娱自乐,执迷不悟,顽冥不化,成为新时代“宅男”、“腐女”的代言人。此外,由于攀比心理的作祟,部分高校大学生还不断追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等不正之风,使得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的建设世风日下。加强对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存在问题的探析日趋紧要。
2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存在问题的分析
根据上述内容对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现状的分析,我们要找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出导致问题的原因。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探析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存在的问题:
2.1宿舍集体认识有误
经历高考的煎熬,部分大学生会设想大学是娱乐的天堂,没有作业的束缚,没有老师的三令五申,可以沉迷于期盼良久的电脑游戏,可以和宿舍同学一起沉浸在肥皂剧里感受生活的美好,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心安理得的一起堕落。殊不知,大学是自主学习的天堂。
2.2从自身利益出发,缺乏包容性
现代大学生部分是独生子女,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里的公主和皇帝,备受长辈的疼爱与夸赞,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当同学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动辄武力解决、冷战热战不断,导致宿舍成员关系紧张,缺乏包容性。2.3“三观”不同,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大学生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是有思想的个体,加之生长环境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不同。宿舍成员在相处的过程中由于“三观”的不同导致同学之间不同行为的出现,又由于其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导致同学之间相互不能理解,进而造成宿舍成员相互孤立的窘状。
3高校宿舍文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了解了高校宿舍文化存在的问题,就要进一步探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以便找出相应的应对策略,进而培养高校宿舍文化的自觉性。
3.1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原因
由于大学生对自己要求太低,对未来缺乏行之有效的计划,导致大学生对自身要求普遍低的窘况。同时,又由于大学生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懂得迁就和成人之美;不懂得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为他人考虑问题,进而加剧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现状存在的问题。
3.2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宿舍文化管理措施
由于高校对宿舍文化自觉性建设的认识不足,导致宿舍后勤建设重物质、轻精神、形式机械单一、缺乏人文性教育等的弊端。进而导致当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建设出现问题时学校无法及时发现并帮助大学生端正态度。
3.3社会对其关注程度不够
现代社会一直宣传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21世纪“四有”新人,政府和社会研究人员也一直致力于高校的“两课”设置创新,却忽略了大学生的宿舍文化自觉性管理,导致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的建设不足,存在诸多弊端。
4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问题的应对策略
4.1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三观”
大学生是教育的客体,也是自我教育的主体。要加强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的建设,就要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三观”,促进其进行自我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端正大学生的态度,让其认识到学习锻炼的重要性,培养其步入社会的技能。其次,要引导大学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学会宽容,学会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形成你追我赶、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
4.2加强高校对宿舍文化自觉性的教育管理
要加强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的管理,就要发挥高校在宿舍文化建设中的管理作用。首先要加强宿舍物质文化的建设,充分发挥物质的文化载体作用;其次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再次要加强“两课”设置,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后要加强图书馆的文化载体作用。
4.3加强社会对高校宿舍文化的关注与引导
要加强社会对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建设的关注和引导,就要发挥政府和社会教育人才对高校宿舍文化自觉性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加强宿舍文化自觉性措施的可操作性,综合发挥各种教育合力。
5总结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文化;取向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乃是创新发展中的审视和梳理。它以实践要求为根据,人文发展为背景,又以思维转型为依托,同时也是基于传统理路的局限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的理论逻辑要求。尽管传统的认识模式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实现超越和转换则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自觉。
一、实践要求的理性自觉
学者刘大椿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大全的幻象”,用这样的话语描述了当代哲学教育存在着刻板性和独断性,“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从现实来看,这种反思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体遵循着应试教育的规则,以“传授知识”为价值取向,教育活动追求以知识为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运作反映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状况(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学生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澄清和综合,而教师则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教育内容表达趋于经验科学化的倾向,即关于所认识对象的范围判断,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观普遍性及其确证、价值等知识问题,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陛,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这样只能导致:第一,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试图在知识阐述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和程式,追求其绝对本质、绝对来源和绝对标准,从而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第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总是在某一端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源和答案。显然,这种把握方式不能传达出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层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人文感。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两大实践困境:一是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识循环”移动的怪圈,即创新和改革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划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实效难成的问题;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中,结果使自己寓于机械式服务的狭窄功能之中,最终将消解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导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实在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对立的问题。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理念为背景的转向的自觉。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凸显了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二、理论发展的理性自觉
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高扬了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也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不断扩大着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范围,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胀,由此产生了知识盲目乐观和技术绝对崇拜,人类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义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论上则有弗兰西斯·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用科学消解意义,用实证瓦解理念。当然科学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学不能涵代文化,在人类确信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盲目之中,理论思维就发生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转换,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立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极度夸张主体的活动能力和决定性作用,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为自我活动决定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统治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之间的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支配下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彰显;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现实教学模式中,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人了误区: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教师单主体论;另一明显的误区是学生单主体论;再一个误区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表现为受动的客体(教师是社会的客体,学生是教师的客体)。受制于此,必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传统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碍,因此,瓦解传统文化模式局限的锁绊,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上要求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所做的理论追问。淡化一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重构的自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价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机等悖论性文化样式的警觉和讨伐,许多学者建立起了对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内在追求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执著寻求,这一耘的趋向是超越顾此失彼式独断,“走向生活、实践、交往、历史、文化与价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思维模式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践,已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体问性即“主体一主体”模式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来,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存在。由此,人与它者(自然、社会、他人)等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深层的革命,开始向复合统一式发展,以复合统一式即“主体一主体”思维模式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现实层面上,应实现对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范式进行理性的设计与重构,即建构民主的、双向活动的理想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担当的理性自觉
从“文化”的词源学历史考证来看,对“文化”一词的确定是极其艰难的,这是一个定义最多、观点最难一致的问题,在古代西方英语中“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拉丁语cuhura,这个意思是耕作土地、载培庄稼、饲养家畜等。而中文“文化”则被表达为文治和教化。这时“文化”一词的涵量还很窄。“文化”获得丰富的内涵,是它成为显性问题被人关注之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兴起,文化概念才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学者们从功能、结构、特征、心理、历史等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使其一直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现有教科书中却常从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来确定,广义文化一般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指精神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把握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需要从一定的思维视域对文化进行梳理,或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方向去探究,惟此,我们才能获得领域明晰,范畴准确的研究。本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把文化放置在哲学的解释力范围中,因为,哲学乃是一切学科的方法论和思维基础,惟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内涵。
一、“德”观念的产生
“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西周的周王政行懿德、春秋的伦理道德等四个阶段。殷商时代的德,实际上是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对于神灵的盲目崇拜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商代天命神意观念下的德与真正道德观念的形成,还相距尚远。但是,它却给周人关于德的思想提供了基础。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德”观念在周代已逐渐显出与商代不同的面貌。郭沫若指出,周人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思想”。
周人的“德”,就其社会内容而言,仍指获得和占有之意。因而,在周人看来,先王灭殷而获得“厥邦厥民”就是德。不过周人强调的是如何保持、稳固这种获取。周人坚信文王之所以能够膺受天命,是他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一是特别恭敬天命;二是让民有所德(得)。他们把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之为德;而且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德也就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所谓“修德配命”或曰“敬德配天”,是对周人关于“修德”与天命关系的概括。“修德”、“敬德”是获得天命的人为根据。只有“修德”,才能取得并保持政权。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殷人天命观的重大修正,它不仅赋予上天以伦理的品格,肯定了道德的政治作用,而且否定了天命的绝对性,取得了人事对天命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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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的演进历程与内容来看,西周“德”的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德”的产生与发展与宗教观、天命观的演进紧密相联,这说明周人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宗教观念的逐渐突破才发展起来的。其次,“德”的产生、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王位能否永保,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伦理政治的观念。最后,它开创了“德”“得”相通的道德精神传统,这种从周取代商的史实中得出来的历史经验与人生哲理,由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传统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可见,周人德的观念已具备了理陛的色彩和伦理的特征,以民的兴起为标志,神权政治的观念慢慢渗入到世俗领域。但随着周政权的没落,春秋时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社会变化的原因,人伦关系成为当时思考的核心,促使德性伦理的观念获得真正的发展契机。
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观念
“孝”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西周则是“孝”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孝”是家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德”同源,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孝”字,从字形上看,像一个曲背老人手扶稚子之头,表示祖孙之间的亲爱关系。由于殷商时代祖先神与至上神不分,所以其“德”观念中已经有孝的内容,只是到了西周,“孝”才作为伦理观念而存在。对祖先的祭祀是殷人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但此时的孝道实质是宗教性。殷人崇拜并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佑护以祈福避祸。
西周“孝”的观念在承继殷商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在殷商时期,“孝”的观念仅处于萌芽状态的话,到了西周,由于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而造成的宗法等级制的建立,周人则赋予“孝”以明确的内涵,把“孝”作为宗法伦理的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
比较商周“孝”的观念,二者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展现了神性的退却和人性的张扬。同样是祭祖追孝,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能降福遣灾的祖灵怀着恐惧的心情,甚至多少带有一些无奈的情绪,而前者对先祖的追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祖血缘亲情的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景仰。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宗教消隐,伦理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的主导。周人的祖先神不再是异己的,而是道德化、人格化的。可以说,德性智慧战胜了神性智慧,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因此,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铭文中,我们见到的已不再是如甲骨卜辞那样对祖先神灵的被动依赖、戒慎恐惧,而多是祖先功德的歌颂赞美。另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新义。《尚书·酒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康诰》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南山》)“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经·郑风·将仲子》)这里既有对父母的尊敬、侍养,又有对父母的服从。可见,敬奉父母标志着孝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渗入到西周的社会生活。而“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诗经·大雅·卷阿》)标志着“孝”已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延伸到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从家庭走向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于是它就具有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特殊作用,成为宗法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因此,周人孝的思想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在儒家那里得到了不断的升华与发展,与“忠”相并列,成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三、礼的形成
周人观念上的“敬德”主张,付之于社会实践便是在制度上设制礼仪、订立规范。“礼”文化几乎涵括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礼”来源于祭祀,从“示”从“翌”,表示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礼”本义为礼器,其发展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典礼仪式不可分割。据王国维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幽,若堂,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谓之褪。”(《观堂集林》卷六)礼器是被用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意向交流,它只有在祭祀仪式中与名分及一定的观念情感结合,才突显其象征意义,构成完整的“礼”。
西周在沿袭过去礼仪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周朝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在《诗经》对西周前期历史的记载中,“礼”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与祭祀有关的宗教情感以及祭祀的仪节,而在西周中后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礼”的含义开始超越祭祀之事,被赋予更宽泛的内容,它不仅指饮酒筵乐,而且也指人际伦理。《诗经·鄘风·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元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当“礼”与人的廉耻、威仪相联系,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时,“礼”便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成了某种德行标准。西周后期,“礼”的文化功能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一是作为处理和整合血缘宗族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伦理范畴被使用,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二是“礼”嬗变为基本的国家政治统治手段,即阮元所谓的“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可以看出,周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周礼由神学特色极度浓厚的人神之礼向人伦之礼转变,即把“礼”作为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于是宗教的“礼”便成了道德的规范、价值判断的标准;二是周礼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和政治等级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周礼的实质是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远近、贵贱、上下、等级的严格秩序。区别性是它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通过礼体现,又通过礼维护,使各个等级能各守名分,由此达到一种宗法式的和谐。
四、结语
长期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金融基础工程的薄弱,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及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等问题的不明确,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操作。
会计方面的瓶颈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等问题决定着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作为《试点办法》的配套措施,在全面规范发起机构、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等适用会计规范基础上,重点规范了发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1)信贷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问题
信贷资产转移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第一,被证券化的资产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第二,合并问题,即特定目的信托是否需要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处理规定》主要借鉴了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以对“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充分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界定已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是否实现真实销售,即终止确认。
特定目的信托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载体,由于承诺信托取得的信托财产,从风险隔离和《信托法》的要求看,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而单独核算。但若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其会计处理将不同。
(2)投资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
投资机构是资产证券化的持有者,其会计处理问题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根据《会计处理规定》,投资机构取得的资产支持证券应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机构取得的信托收益,应当区分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本金部分和投资收益部分进行会计处理;会计期末,投资机构应当对所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发现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税收方面的瓶颈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规模庞大,交易环节繁多,减少作为其成本主要支出的税收支出是关系证券化操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税务总局相关人士亦指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税收处理问题应结合证券化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税制现状,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税收政策应当坚持税收中性、税负合理、促进证券化发展与反避税统一、与金融税制改革和资产证券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基本原则。
税收处理规定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等。另外,由于证券化产品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和不同分行的贷款资产,因此,在税务问题上,还出现了地区法规、部门法规与中央利益的协调问题。
发起人的税收负担主要来自于资产转让环节,这涉及两问题:一是发起人因出售信贷资产而取得的资产转让收益是否应缴纳所得税?二是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能否从发起人的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
国际上对于作为发行人的SPV是不征税的,仅对投资者征税。《税收通知》较好的体现了税收中性和避免双重征税精神。
《税收通知》规定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予受托机构时,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委托贷款服务机构管理信贷资产时,双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暂不征收印花税。受托机构发售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免征收印花税。
中介服务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各个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和信誉程度影响着证券化产品被投资者认同的程度。《试点办法》规定资产支持证券须进行强制评级(私募发行可以豁免),但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普遍规模不大,彼此间的评级标准不一,其权威性存在较大质疑,投资者难以依此作为投资依据。《试点办法》规定了多种信用增级方式,但我国的信用增级机构还很不成熟,离专业的金融担保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针对中介服务机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法规应明确规定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及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更换机制,激励相关机构恪尽职守;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监管。《试点办法》及《监管办法》等均较好的体现了上述立法要求。
信贷资产转让及抵押权变更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将其对原始债务人的债权即证券化资产转移给受托人,该转移涉及如何履行现行法律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问题。该问题影响到资产转让的合法有效,冲击着信贷资产转让后风险隔离和融资目的的实现。
从境外立法的情况来看,较多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采用了公告或登记的方式进行通知。《试点办法》第12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公告通知”的规定较好的处理了成本与效率的关系,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操作效率。
一、文化的内涵
一直以来,学界对文化的概念莫衷一是。因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有机体。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指人在满足生理需要过程中对土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对于文化的研究,不同学科定义的视角不同。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研究,将文化细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规范性文化,即是用于支配和调节人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价值规范系统,包括信仰系统、规范系统和价值系统。二是表现性的文化,即文化就是语言、文学和艺术灯表象或表征系统,用于表现或再现某种意义、观念、价值或情感。三是理性文化,即科学教育等领域的活动及其成果。四是心性的文化,即内在于人的心灵展示人类心路历程从而达成人格完善及最终社会完善的文化要素。
20世纪以来,人们开始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决定性资源因素逐渐进入经济学家考察经济增长动因的视野。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创新……创新的主体是富有才干、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他们以一定的动机、热情和意志为精神动力。这即是“创新精神”,亦叫“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的这种创业、创新动机、热情和意志,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得以孕育的。阿瑟・刘易斯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做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正是因为他看到人力资本是包括教育科学等与提升劳动者技术和文化素质在内的概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文化是通过人表现出来,“人力资本”供给多少则是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大小的具体表现,也是文化利益实现的一种方式。经济伦理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书中说道:“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性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认为,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是以共同的行为准则、相互信任和道德标准为基础的。因此,他告诫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重视道德品质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作用。美国经济管理学家认为,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二、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决定性
在新的经济时代,生活是多元化与多维度的综合体,生活本身创造着财富。生活构成文化的本质,那么文化的内容也就成为各种生活内容有机融合的,不断进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重新考虑经济增长与财富增加的原因。正如文化研究领域的灵魂人物雷蒙・威廉斯所说:“文化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与社会过程,难分难解地牵缠着其他社会生活过程的种种成分。”一个以文化为决定的世界正向我们走来,文化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愈来愈清晰可见。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在发生着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激烈而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日益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市场的逻辑和资本的力量日益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正在使社会关系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赋予个人和组织以更大程度的自由;文化与价值观呈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化价值体系正在面临根本性的反思与重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凡此诸多力量共同表征着当今的社会转型。企业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企业教育的“场域”作用
关键词:视觉艺术网络虚拟现实
艺术活动反应时代的现象,且在各种意义上,艺术与时代革新或改造的根本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感情的自发形成占了大部分,但在有些状态下理性的计划性成分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尤其在新媒体、新美学观念、新素材及新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理性为诉求的创作灵感,已占有绝对的重要性及审美价值。
科技的革新,从计算机、网络到虚拟现实,在艺术创作上产生极大的变化,具有实验精神的先驱艺术家们热衷于新媒体与材料与新艺术形式的探求,从十九世纪末到今天,其中发生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运动,一部新媒体艺术史,几乎就是一部近代科技史,而我们仍然活在其中,变化日新月异,很难去归纳风格,或下任何定论。到目前为止,网络艺术、包括虚拟实境的交互式装置,似乎是互动艺术的主流。科学的发明与发现,大量地运用在改善人类生活上,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却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刺激。改变的不仅是物质的层面,在精神上的意义也相当深远。
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电子媒体与计算机科技开始普及之时,媒体深深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视野变宽了,世界变小了。当时,艺术、科技与科学间的关系常受争议。艺术与科技运动吸引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业者参与,意图发展出跨领域的合作架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系统化的合作模式,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因为科技、艺术都是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原本就不容分割。
运用科技的视觉艺术,一个明显的议题便是科技带来的艺术品复制性与真实性的问题,一切展演都只是以复制品呈现,要观赏者破除原有的观赏习惯,在传统上的艺术价值包含了独创性、唯一性、与真实性,都将被重新思考。
数字化科技成熟后,讲求光与速度,去物质化的虚拟影像透过媒体四处传播,复制已经不再是模仿、替代真实或是真实的幻觉,数字世界已然成为另外一种真实。因为影像可被转换为数字语言,可被任意操弄,因而影像成为一种信息,于是艺术行为也大大不同于前,艺术家在庞杂的影像信息中,选择、过滤、重新组装,不只是利用技术来解决视觉问题,开发新的视觉经验,更利用新媒体去呈现人们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作品意义的产生存在于事件的脉络还有与观赏者的互动中。观赏者从最早的被动接受,到目前已然成为参与者,甚而是展演内容的提供者。以往视觉艺术的形式,可大分为平面的绘画与立体的雕刻,而影像的领域今后将与前述二者并列为视觉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未来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多媒体、高画质等新媒体技术的高度发展,传统的录像技术也将面临新的整合。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高科技产品发展迅速,计算机、雷射光线、传真机、复印机、卫星传播等。这些尖端科学技术,都成为创造想象和架构的创作工具,这些新的媒介能仿真真实世界,也能创造出幻想境界中的奇景。高科技艺术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兴起于美国的新艺术。它是泛指以运用高科技创造的现代美术作品,诸如计算机艺术、雷射光艺术等作品,在美学领域中带来明显意义,结合了人类智能和科技产生的大量新颖技巧。潜藏在这种深具潜力的新视觉技巧下,有一个更深入的意义:在高科技的辅助下,视野更加瞭阔,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向度,跳跃连结代替线性思考,多向度空间取代绘画透视,前所未有互动。
尤其是,自从计算机出现以后,因为可以储存、修改,容易重新绘制及复制,所有有关绘画的行为起了很大的改变。1952年美国的BenF.Laposky利用计算机做出一个抽象的图像,1956年才开始能创作出彩色的电子影像,1960年德国K.Alsleben及W.Fetter发表最早的计算机绘图作品,直至1994年网际网络开始盛行,四、五十年间,人们对于空间的思考模式随之改变,我们离开了复杂而趋向一个快速沟通、大纲式了解的理想。我们不再需要画一堆很复杂辅助线去处理放置一个三维物体于二维平面上的问题,计算机影像帮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艺术家已把兴趣放在如何避免复杂的建构,因为人们想象的空间已经改变,波浪的、拥挤的西方绘画已被纯粹的、无限空间的现代绘画所取代。
计算机对现代艺术造成的冲击及影响之巨,超乎想象。计算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空间可视化的简单辅助工具,但它不只是一件工具,一种媒体和材料,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美学方向,新的再现可能。多数计算机艺术的创作者,深信虽然计算机本来不是为艺术创作的理由而发明,但它会持续发展出特有的本质,继续为艺术家提供最好的工作伙伴。
通常,计算机比传统铅笔的方式更简单、便宜、快速地生产,计算机让艺术家与音乐创作者更快速的生产,这也就是我为什们称之为“罐头艺术”的原因,然后,计算机也可提供一种艺术替代品更快速的方法,这也是我为什么称其为“麦当劳艺术”。当然,计算机艺术有它的隐忧。虽然计算机为艺术带来发展的新契机,却也有不少令人不安的地方。
第一:由于计算机也是科技的产物,自然有现代和传统的冲突,如何把过去的传统艺术,配合新的计算机媒材,加以融合表现出来,呈现附合时代的新风貌而被接受,是值的深思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是用相同的软件和设备,如果一窝蜂的跟着主流,则艺术创作则会划地自限,而显露大量复制和类似的肤浅平面感,失去艺术的美感和深度。
第二:如同前面提到的,工具的方便,却造成个人风格的丧失,并且失去敏锐度,因为一旦创作者习于依赖计算机的修改功能,创作的动力则渐渐退去。例如:惯用PHOTOSHOP的摄影者很可能因此,不在意拍照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可以透过计算机仿真修改,不怕拍不好,但即使效果逼真,却失去艺术价值了。
第三:即是计算机艺术虽然有决然不同于过去的表现方式和媒体,但本质上,仍脱离不了过去模仿、拼贴等创作风格,如何走出过去的艺术观念,找到属于计算机艺术的观念、想法和创作空间,将会是影响他是否能自成一派的重要关键,而非只是为艺术带来新的表现法。身处一个新世纪的黎明阶段,审视当今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无奇不有,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美学创作年代,传统的美学概念及体系,起了一些新的转机及变化,属于二十一世纪的新视觉美学体系,以包含瞬息万变的新美学思潮,是亟待建立的。
科技帮人类突破了心灵的藩篱,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与创造的方式,但相对的,科技高度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危险与不安,因为人们几乎忘了所处的地球仍然有其极限性,而艺术心灵的可贵其实是在于透过限制的穿孔,呈现出无穷的创造力。艺术的价值不在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的哲思,有非常多科技艺术家同时也是大自然的爱好者,不管用的是高科技或低科技,来自生活的智能与大自然的启发,才是艺术创作最好的素材。不论世界如何转变,也只有艺术家意志延伸的作品,才算是“高感度”的创作,也才有美学上的价值。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张恬君.从艺术观点看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艺术观点[J].第四期,2000
关键词:公共艺术;文化自觉
1 源起
公共艺术源自英文“Public Art”。广义上的公共艺术是指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艺术,泛指一切具有公共性质的艺术。狭义上的公共艺术是指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艺术。一般来说,它并没有统一的流派和风格,也不是一种传统意义的艺术类别。这种艺术形式能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精神和态度。现代城市大规模的实施公共艺术,是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实行“公共艺术计划”(Arts in Pubilc Place Program)并直接赞助公共艺术为开始的。美国政府因此逐渐形成了称之为“百分比程序”的政府艺术支援政策。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自觉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内外矛盾关系发展而来的基本属性,是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是人的基本人格。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主体对文化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群人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话题、这个概念、这个领域,反映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责任与担当。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公共艺术正逐渐被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引入和运用。在当今中国“接纳性”、“包容性”相当宽容的时代里,公共艺术的发展也表现出来一种缺乏艺术批判与批评的氛围。
艺术的产生本来就源自“公众”,只是当艺术到后来成为上层建筑精神领域的产物后,才演化成某些特定阶层人员所独断和从事的活动。而艺术从来就是根植于大众的,是源自公众底层对审美的追求。但是就公共艺术而言,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泛平民艺术”或者“民间艺术”。是城市管理者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有选择的、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公开艺术。因此,“公共艺术”在公众生活空间一旦形成,我们便能清楚地感受到影响人们的生活作用:要么会很成功,要么会很失败。这和某些“文化精英”所创造的,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与评判标准并不完全相同,公共艺术是艺术基于实现与公众利益内在关联的一种属性,具有一定社会责任的,应该包含公众对这些艺术形式的“认可和理解”,并体现与时展相对应的文化自觉。
2 公共艺术的文化责任
公共艺术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要能够体现一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功能。例如:1979年9月落成的,由张仃先生主持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和袁运甫先生创作的《泼水节》大型壁画群,标志着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是公共艺术感应社会脉搏并影响时代进程的一次集中体现。艺术家在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背景下,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示了一个国家新文化时代的复苏,激活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体现了一批艺术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的文化自觉意识。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创作逐渐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与生活、与大众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公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2000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为“东方绿舟”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东方绿舟”公共艺术创作更注重环境、建筑与城市化生活的紧密联系。无论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代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航”城市,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城市文化建设和青少年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文化秩序。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3 公共艺术的城市文化建设
今天的中国公共艺术家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因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将大大推动公共艺术的发展。近10年来公共艺术的实践给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例如,奥运会的中国风格与国际化语境的创新研究,世博会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公共艺术与城市生活的可持续性研究,国家政府公共艺术形象研究,关于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研究,宗教艺术的公共现代性研究等等。当今的公共艺术活动,应该建立一个体系。要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在公共艺术创作中自由体现出对文化的自觉。
始于2006年的上海“现场张江”大型公共艺术活动,目的在于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公共艺术的现场,将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致力于开展都市公共艺术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品位,打造城市区域特色文化。2006年“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活动选取的是城市发展的课题,集结中国两岸四地(内地、港、澳、台)当代文化界跨学科领域多股重要力量,共同撰写艺术与科学间有意味的对话。2007年以“诗意的停・流”为主题的公共艺术活动则十分注重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材料的“永久性”和参与艺术家的“国际性”。2008年“现场张江”的主题为“悬浮特快”,不仅与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快城快客”相衔接,还与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更体现出当地高科技园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城市化”双重的深切关怀。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张江、表现上海、宣传中国”和“服务社区、营建家园、塑造城市”。作为城市文化建设内容之一的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公众、艺术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社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作为中间人的城市管理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公共艺术的宣传,在社区、公众、艺术家之间进行组织、斡旋、调和。特别是公共机构更应为公众与艺术家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公共艺术就不称其为公共艺术,艺术也就发挥不了它对公众应有的作用。
艺术与文化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完整系统的一部分,从不孤立存在于社会系统之外。因此,现代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信息时代,纯艺术与纯设计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设计艺术化、艺术设计化,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首先,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在提升公共空间艺术、文化品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功能和文化需求得到提高。
4 结语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筹资决策;税收筹划
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系统中的价值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它通过企业投资、筹资活动的财务决策和资产、成本费用、收益分配的管理,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税收的征收无疑增加了企业负担,减少了企业的既得利益,因此,企业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期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已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出发点。
筹资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无论从何种渠道取得,都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而企业筹资的目标是在满足自身资金需要的基础上,通过选择适当的渠道、方式,取得资金,以实现最低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最低的最佳资本结构。由于不同的筹资渠道税收规定不相同,其税后资金成本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对筹资决策中的税收筹划进行研究。
1筹资决策中税收筹划应服从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税收筹划一般是通过降低税收成本和延迟纳税两种基本方法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取得“节税”的收益,而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又包括税收负担的规进和税收负担由高向低的转换。因此,企业筹划获取节税利益的途径主要有企业税收负担的规避、企业税收负担从高向低的转换和企业纳税期的滞延等三种。
应认识到,作为财务管理子系统,税收筹划必须是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进行的节税活动。在筹划税收方案时,不可单纯的追求税负绝对额的降低而忽视因该方案导致的其他相关成本和收入变动与财务风险变化,必须考虑筹划方案能否给企业带来的总收益的相对增长。一般来说,税收筹划方案实施将使企业获得额外税收利益,但同时将由此产生额外费用,只有当税收筹划方案导致的税收利益增长大于相关成本增长,产生相对收益增长且财务风险变动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可接受的合理方案,否则应被拒绝。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资金结构,主要指债务资金与权益资金的构成比例关系。不同的筹资方式会使企业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按照税法规定,负债的利息记入财务费用能抵扣应税所得额,从而相应减少应纳所得税额,产生了节税效应。由于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将导致正负效应两种情况的存在:如果息税前资产收益率大于负债成本率时,负债比率越高,其节税效果越明显,将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作用。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会加大。当负债的成本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时,将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负债筹资反而达不到节税的目的。
由此可见,资本结构特别是负债比率的合理与否,不仅制约着企业的风险、成本的大小,而且影响着企业纳税的负担以及企业权益资本税后收益的实现水平。合理的筹资结构可以降低资金成本,给企业所有者带来财务杠杆利益,获得更大的税后权益资本收益率。在筹资中,由于税收条件的既定,资本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税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企业筹资决策中应从税后成本这一角度来考虑企业的资本结构。充分考虑资本风险、筹资成本,利用负债筹资实现节税目标时必须建立在追求最佳资本结构基础上,正确把握和处理负债筹资的度。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用全局的观点分析谋求,企业总体税负降低——税收筹划的根本出发点要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相一致。
2合理调整筹资结构,以实现节税与所有者总体收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
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分析,企业筹资方式分为负债筹资(包括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筹资、发行债券)和权益筹资(包括企业自我积累、发行股票)和其他筹资(如租赁)三种类型。因此,筹资决策中必须从税收筹划角度选择筹资渠道和筹资方法,实现最佳资本结构企业内部筹资(如关联方之间筹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涉及的人员、机构较多,企业之间的相互拆借在利率和回收期的确定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弹性和回旋余地,这就为企业寻求降低融资成本和实现税收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运作空间,税收筹划效果最好;向金融机构借款,企业可以利用与金融机构的长期业务往来关系,寻求一定规模的税负减轻,减税效应较好;自我积累由于资金拥有与使用者融为一体,税收负担难以转嫁与分摊,因而往往难以实现税收筹划。
2.1负债筹资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负债筹资的减税效应好,企业应在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能稳定实现的前提下,在适当的财务风险控制下,尽可能利用负债筹资,但在实践中,应注意我国所得税法对税收支出影响很大的几个规定:
(1)借款利息资本化问题。如果为建造、购置固定资产(指竣工结算前)或开发、购置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企业开办期间的利息支出等,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予以资本化,不得直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因此这一部分借款利息没有减税效应。企业为避免借款费用过多地计人资产人账价值,一方面应加强资金的管理,合理安排建设资金,避免浪费开支,从而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人财务费用的份额,以便直接冲抵当期损益,最终达到节税的目的。
(2)借款利息税前扣除额按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包括纳税人之间相互拆借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因此如果企业之间在资金拆借活动中人为地过分抬高利率,对纳税而言是无效的。
(3)企业内部筹资中应注意,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2.2租赁筹资分析
(1)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由于其较强的减税效果在税收筹划中有很大的价值。就出租方而言,出租既可以减少使用与管理机器设备所需追加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而租金收入适用于税负较低的营业税,这比产品销售收入所适用的增值税税负低。就承租方而言,租赁既可以避免因长期占压资金而带来的风险,又可通过租金的支付,抵减应纳税所得额,减轻实际税负。
(2)在两种租赁方式中,融资租赁是为了满足企业融通资金添置资产的需要而开展的租赁业务。企业选择该种融资方式无需求助于资本市场即可达到融资的目的,且有助于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因此它比经营租赁更有节税、避税效应。若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加速折旧,该筹资方式可节约较多的现金流量,对改善企业的经营和理财环境,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更为有利。
租赁筹资在同一个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独立核算的情况下有较大的税收筹划空间。
2.3商业信用筹资
关键词:视觉艺术网络虚拟现实
艺术活动反应时代的现象,且在各种意义上,艺术与时代革新或改造的根本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感情的自发形成占了大部分,但在有些状态下理性的计划性成分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尤其在新媒体、新美学观念、新素材及新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理性为诉求的创作灵感,已占有绝对的重要性及审美价值。
科技的革新,从计算机、网络到虚拟现实,在艺术创作上产生极大的变化,具有实验精神的先驱艺术家们热衷于新媒体与材料与新艺术形式的探求。从十九世纪末到今天,其中发生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运动,一部新媒体艺术史,几乎就是一部近代科技史,而我们仍然活在其中,变化日新月异,很难去归纳风格,或下任何定论。到目前为止,网络艺术、包括虚拟实境的交互式装置,似乎是互动艺术的主流。科学的发明与发现,大量地运用在改善人类生活上,不过是近五十年的事,却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刺激。改变的不仅是物质的层面,在精神上的意义也相当深远。
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电子媒体与计算机科技开始普及之时,媒体深深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视野变宽了,世界变小了。当时,艺术、科技与科学间的关系常受争议。艺术与科技运动吸引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业者参与,意图发展出跨领域的合作架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系统化的合作模式,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因为科技、艺术都是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原本就不容分割。
运用科技的视觉艺术,一个明显的议题便是科技带来的艺术品复制性与真实性的问题。一切展演都只是以复制品呈现,要观赏者破除原有的观赏习惯,在传统上的艺术价值包含了独创性、唯一性、与真实性,都将被重新思考。
数字化科技成熟后,讲求光与速度,去物质化的虚拟影像透过媒体四处传播,复制已经不再是模仿、替代真实或是真实的幻觉,数字世界已然成为另外一种真实。因为影像可被转换为数字语言,可被任意操弄,因而影像成为一种信息,于是艺术行为也大大不同于前,艺术家在庞杂的影像信息中,选择、过滤、重新组装,不只是利用技术来解决视觉问题,开发新的视觉经验,更利用新媒体去呈现人们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作品意义的产生存在于事件的脉络还有与观赏者的互动中。观赏者从最早的被动接受,到目前已然成为参与者,甚而是展演内容的提供者。以往视觉艺术的形式,可大分为平面的绘画与立体的雕刻,而影像的领域今后将与前述二者并列为视觉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未来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多媒体、高画质等新媒体技术的高度发展,传统的录像技术也将面临新的整合。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高科技产品发展迅速,计算机、雷射光线、传真机、复印机、卫星传播等。这些尖端科学技术,都成为创造想象和架构的创作工具,这些新的媒介能仿真真实世界,也能创造出幻想境界中的奇景。高科技艺术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兴起于美国的新艺术。它是泛指以运用高科技创造的现代美术作品,诸如计算机艺术、雷射光艺术等作品,在美学领域中带来明显意义,结合了人类智能和科技产生的大量新颖技巧。潜藏在这种深具潜力的新视觉技巧下,有一个更深入的意义:在高科技的辅助下,视野更加瞭阔,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向度,跳跃连结代替线性思考,多向度空间取代绘画透视,前所未有互动。
尤其是,自从计算机出现以后,因为可以储存、修改,容易重新绘制及复制,所有有关绘画的行为起了很大的改变。1952年美国的BenF.Laposky利用计算机做出一个抽象的图像,1956年才开始能创作出彩色的电子影像,1960年德国K.Alsleben及W.Fetter发表最早的计算机绘图作品,直至1994年网际网络开始盛行,四、五十年间,人们对于空间的思考模式随之改变,我们离开了复杂而趋向一个快速沟通、大纲式了解的理想。我们不再需要画一堆很复杂辅助线去处理放置一个三维物体于二维平面上的问题,计算机影像帮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艺术家已把兴趣放在如何避免复杂的建构,因为人们想象的空间已经改变,波浪的、拥挤的西方绘画已被纯粹的、无限空间的现代绘画所取代。
计算机对现代艺术造成的冲击及影响之巨,超乎想象。计算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空间可视化的简单辅助工具,但它不只是一件工具,一种媒体和材料,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美学方向,新的再现可能。多数计算机艺术的创作者,深信虽然计算机本来不是为艺术创作的理由而发明,但它会持续发展出特有的本质,继续为艺术家提供最好的工作伙伴。
通常,计算机比传统铅笔的方式更简单、便宜、快速地生产,计算机让艺术家与音乐创作者更快速的生产,这也就是我为什们称之为“罐头艺术”的原因。然后,计算机也可提供一种艺术替代品更快速的方法,这也是我为什么称其为“麦当劳艺术”。当然,计算机艺术有它的隐忧。虽然计算机为艺术带来发展的新契机,却也有不少令人不安的地方。:
第一:由于计算机也是科技的产物,自然有现代和传统的冲突,如何把过去的传统艺术,配合新的计算机媒材,加以融合表现出来,呈现附合时代的新风貌而被接受,是值的深思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是用相同的软件和设备,如果一窝蜂的跟着主流,则艺术创作则会划地自限,而显露大量复制和类似的肤浅平面感,失去艺术的美感和深度。第二:如同前面提到的,工具的方便,却造成个人风格的丧失,并且失去敏锐度,因为一旦创作者习于依赖计算机的修改功能,创作的动力则渐渐退去,例如:惯用PHOTOSHOP的摄影者很可能因此,不在意拍照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可以透过计算机仿真修改,不怕拍不好,但即使效果逼真,却失去艺术价值了。
第三:即是计算机艺术虽然有决然不同于过去的表现方式和媒体,但本质上,仍脱离不了过去模仿、拼贴等创作风格,如何走出过去的艺术观念,找到属于计算机艺术的观念、想法和创作空间,将会是影响他是否能自成一派的重要关键,而非只是为艺术带来新的表现法。身处一个新世纪的黎明阶段,审视当今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无奇不有,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美学创作年代,传统的美学概念及体系,起了一些新的转机及变化,属于二十一世纪的新视觉美学体系,以包含瞬息万变的新美学思潮,是亟待建立的。
科技帮人类突破了心灵的藩篱,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与创造的方式,但相对的,科技高度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危险与不安。因为人们几乎忘了所处的地球仍然有其极限性,而艺术心灵的可贵其实是在于透过限制的穿孔,呈现出无穷的创造力。艺术的价值不在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的哲思,有非常多科技艺术家同时也是大自然的爱好者,不管用的是高科技或低科技,自生活的智能与大自然的启发,才是艺术创作最好的素材。不论世界如何转变,也只有艺术家意志延伸的作品,才算是“高感度”的创作,也才有美学上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恬君.从艺术观点看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艺术观点[J].第四期,2000
首先,产生良好的间离效果,动画的虚拟与现实产生间离,能够给人一种幻想的空间,同时也能时动画得到随心所欲的表现,使动画既不会被现实所束缚,又不会被虚拟所引导,使受众最大程度的满足精神需求,与动画设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其次,数字化视觉艺术设计可以使人们产生感官的愉悦。任何虚拟形象经过视觉设计都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性格,从而使人们感受到形象的可笑、荒诞、神奇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令受众与动画形象产生共鸣,从而对人视觉感官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感和愉悦感。
再次,数字化视觉艺术设计通过对现实形象的模仿和加工,塑造成虚拟的形象,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虚拟造型、真实视觉的审美形式。通过互联网技术,视觉艺术给人一种自然与虚拟的真实感受,从而产生一种朦胧的感官愉悦。
最后,视觉艺术设计形成的动画之美。动画设计是经过众多的画面通过网络技术处理组合而成,从而给人们带去了更多的视觉感受,动画的形成,更使受众感受到多媒体融合的魅力,而将艺术融为一体的动画设计具有形成之美,从审美价值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
2数字化视觉艺术设计工程的美学研究
首先,数字化视觉艺术设计工程具有审美观。新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因此,视觉艺术设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近年来,艺术设计师受到经济利益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设计作品不尽如人意,正因为如此,受众更应该提升自身的审美观,对审美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设计师更好地对作品进行改善,满足受众的需求。数字化的视觉艺术设计一定要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民族性。其二是现代性。只有具备这两个特性,才能更大程度的保证视觉艺术的审美价值充分发挥。其次,数字化视觉艺术设计工程的发展应结合设计批评,从而促进视觉艺术设计更好发展。第一,受众对视觉艺术设计进行审美时,应运用哲学的观点对其设计做出正确评价,从而为设计师的设计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设计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而设计批评与之相反,是理性活动,但是感性的审美可以没有理性的批评,可是批评是一定要经过审美阶段方能实现。第二,设计批评应具有艺术感知性,对视觉艺术的欣赏和批评既要做出冷静理智的思考,又要结合强烈的审美情感,从而使受众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
3结论
一、何谓文化自觉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4-8.
一、文化自觉的意义
目前,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文化自觉还没有相对明确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内容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它的形成过程有着一定的认识。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在对文化进行交流时,不仅要对自身文化有着相应的了解,还应该对他人的文化进行理解,从而进一步明确多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促使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第二、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对文化进行一定的创新和发展,是我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内容,这也就间接地促使在对文化进行发展时要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
在音乐教育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来充分发挥音乐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并通过过程中的创新方法,有效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中,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以下几点体现出来。
(一)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这种文化自觉性的理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进行培养,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存在的美感,进而提高民族文化的相关价值。
(二)音乐教育过程中,还可以有效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使学生在对世界音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具有自身独特的创新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音乐教育的效果。
(三)可以适当的对学生民族文化的认识程度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在对音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应的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这样的做法也就间接的为以后的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自觉理论视角下音乐教育的开展
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在对音乐进行教育时主要就是建立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上,面对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承担的传承功能显得更加重要,因此,这就需要音乐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进行理解。对文化进行理解可以说是音乐教育的前提。由于早年的我国,无论是知识理论还是技术层面,都受到西方理论的严重影响,导致我国人们只对外国知识有了解,对本国知识了解甚微。因此,应该对音乐知识进行一定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音乐的界定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对音乐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当前的音乐发展趋势来看,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文化达成了共识,当音乐一旦置身于社会文化中时,就可以对它进行最佳的解释,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理解可以说是对文化自觉意识的最好诠释。因此,在对音乐教育进行开展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文化进行一定的理解,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够真正明白文化传统的相关意义。
(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多元文化教育。音乐教育过程中,对多元文化进行教育,可以说是音乐教育的最有效保障。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理解,还是对民族文化进行加强,都只是为了能够树立一定的文化意识,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当今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还要注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当前,音乐多元化已经逐渐发展成了音乐教育的主流思想,学校教学中也相应的增加了各个地区的音乐,这充分体现出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此过程应该明白,所谓的多元化音乐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对音乐进行学习,还应该在过程中了解各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并将这些文化和自身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自身文化进行提高。因此,音乐教育开展过程中要尽可能的进行多元文化音乐的学习,以便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音乐进行教育。对民族音乐进行教育,可以说是走向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从1995年开始,人们就开始对音乐教育进行重视,并加强对民族音乐的教育力度,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对本民族音乐学习的一种自觉意识,但是,虽然对音乐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将西方文化进行摆脱,对民族音乐的教育仍然还是无法跟上时展的脚步。这就要求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教育的过程中,真正摆脱那种民族文化的附加模式,只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针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教育即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因此,在对音乐教育工作进行开展的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将那种多模式的教学进行摒弃,只单纯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教育,比如:讲述新疆音乐时,不能将西方音乐中的视练唱方式进行应用,只能有针对性的对新疆音乐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现代图形;平面设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65-01
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而这无疑也是现代设计的宝贵财富与资源优势。历代文人、工匠、艺术家为今天的设计活动留下了丰富的设计经验,也为今天的设计师能设计出更加丰富的作品提供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典范。这就要求现代设计师在运用传统思想、文化、艺术时,不管是在意识上还是运用方法上,都应该充分尊重其内涵,做到合理、有效地运用。须知造型形态的偶然契合有时并不等于内容意义上的吻合,对于好的传统文化应该尽可能多的理解与把握,为现代设计提供更多的创意、思维方式。我们要研究、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且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而非闭门造车,更不是死搬硬套,是要运用一切可用的国际化资源,发掘自己本土的文化,做适合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设计。
在现代设计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尤其高度重视设计的本土文化发展,并成功的使其设计品具备了鲜明的文化识别性。如德国设计的严谨、实用;芬兰设计的人性化与自然主义等;日本的现代设计则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过程中取长补短改良自身,即适应了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又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因而,无论从国际市场竞争,还是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看,深入挖掘、发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风格特色,都将会是发展当代设计的关键。
而缺乏正确引导的设计很容易蜕化为企业、市场牟利的工具。近年来设计领域“中国风”盛行,这原本是好现象,但市面上许多打着“中国风、民族风”招牌的产品不过是通过对产品添加肤浅的、所谓民族特色的传统符号,实际只是经济利益驱动下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表面化借用甚至是曲解和误读。我们需要的不是“中国符号”而是“中国味道”。当代设计不应只满足于对传统符号的简单借鉴和对传统形式的因袭,而是应该从理解传统设计的思维方式的角度,从设计品中体会当时的创造者对世界、对作品的理解。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设计所的丰富内涵无疑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而且设计的形式、风格、装饰这些从来都不是无根的存在,脱离文化背景的发展史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而没有内在观念支持的设计更是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持续。设计所承载的内容或是要表达的信息、以及所针对的受众群体,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着作品相应的设计风格、特征及演变趋势,也最能代表和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所以要研究文化自觉在现代图形设计中的表现,还应该同时研究文化自觉在传统图形设计中的表现,毕竟文化从来都是不间断,审视、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加清醒的看思考今天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只有深入的了解认识传统设计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才能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各种应用、表现,做出科学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现代转化。也只有不断适合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传统设计思想、文化才会有更广阔的生存及发展空间。
晚年的先生因焦虑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而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和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当前,亟需倡导、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并以这种文化自觉的精神反思与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越是物质富足的年代,人们对非物质生活的重视程度就越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各种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复兴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
王受之先生也曾说过:“所谓设计,是指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方式传达出来”。因此,今天的设计师不应该以盲目、机械的态度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盲目是因为无知、疏于了解;机械是因为缺乏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理念、设计资源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密切相关,应该在现代设计中予以重视。 正如李砚祖先生所说的“民族艺术和传统是包括现代设计在内的现代艺术的母本和源泉。发展中国的现代设计,一方面需要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扶持,借鉴先进的设计经验和方法;另一方面则需要立足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性的往往既是世界性的也是现代的。”加强文化自觉观念,不断探索传统优秀设计资源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对接与转换,于西方文化冲击下保持原有的民族文化认同,都将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