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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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劳资关系；劳资矛盾：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腾飞，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出现了紧张复杂的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劳资矛盾日趋复杂，严重损害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深人研究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分析劳资关系的特点，并总结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经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中国的劳资关系现状
(一)企业的劳资关系总体走向规范与和谐
在现阶段，由于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必然，与此相适应，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普遍的劳资关系。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加人了企业雇工的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然而企业雇工大多来源于农民，相对于企业主所拥有的资本优势，其在劳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企业主的剥削欺诈，从而造成劳资关系的紧张。但总体而言，当前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整体上发展态势良好:劳资关系将顺应经济市场化发展而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将占据劳动关系的主体地位:随着市场化机制发育、完善，劳资关系将走向完善和成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劳资关系的调整将从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和规范:劳资合作将成为劳资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利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
(二)企业劳资关系中仍存在矛盾和冲突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劳资关系正在向平等协商型转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劳资关系主体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与执法不严并存、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工会的职能与独立性有待增强、非公制企业经营管理者观念上的偏差和全民性的道德教育的滞后等原因，造成资方主导劳资关系，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常受到损害，而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持双重性态度的局面，从而使企业劳资关系在整体走向规范与和谐的同时，仍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
1.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且常被拖欠。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动时间普遍过长，除少数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外，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公有制企业。然而企业并未将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挂钩，非公有企业大多实行计件工资，制定较多的计件定额使工人无法在s小时内完成，只得超时加班。此外，非公有制企业工人工资待遇差距大，增速慢且常被拖欠。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对外地务工人员都按照本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报酬，看似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其实工人的实际付出要远远大于所得的报酬。在当前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也无可奈何。即便如此，非公有制企业还要以种种理由拖欠工人工资，产生了诸如农民工讨薪等一系列问题。
2.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安全保护。一般来说，非公有制企业忽视生产卫生和劳动安全问题，其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护资金投人不足，缺乏防护设施，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造成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人常年工作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这种现象在化工业、采掘业、纺织业、加工业中尤为突出。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受市场利润的驱动，为了降低成本，即使在生产稳步发展的情况一F，也不愿为改进有害工艺、增加劳动保护设施而投资，直接导致中国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居世界前列。
3.劳动合同内容流于形式、签约率低且歧视性用工现象严重。劳动合同本来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产物，也是解决劳资矛盾的基本法律依据。然而，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招工不签订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劳动合同签订率远低于公有制企业。即使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存在大量违法条款，这与当前劳动力过剩的现状直接相关，侵犯劳动者的人身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民工与建筑施工队签订合同中规定的生死条款:发生死伤事故后，建筑施工队概不负责;非公有制企业中对女职工不实行“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保护等等。可见，这类劳动合同的签订更多的是强调雇主的权利和雇工的义务，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4.劳动保障覆盖率低，福利待遇差。劳动保障是指我国为满足公民基本生活而提供的安全性保护的公共福利计划、措施和行为的总称，通常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保健。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待遇与公有制企业员工有较大差距。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遵守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观念相对滞后，为职工参保的覆盖率较低，参加社会保险面窄，参保的范围集中于养老保险，而参保生育、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很少。有些企业为职工只参保不投保，这样一旦出现变故，将给社会和职工带来沉重的负担。
5.工会组织不健全，员工的民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在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管理混乱，维护私营企业工人合法权益的工会组建率仅达到53.3%。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机构，即使有些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的也不多，缺乏协调劳资矛盾的能力。集体合同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还没有得到广泛推行。虽然我国《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是非公有制企业中不断出现的侵权行为和劳动争议表明，工会组织作用微弱。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决策权完全被资方掌握，劳动者很难真正参与到其中，更谈不上拥有基本的民利了。
6.劳资关系主体观念偏差，全民性道德教育滞后。一方面，劳资关系协调主体—政府部门、非公有制企业主及劳动者对劳动法的认识都有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因担心影响招商引资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履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劳动监察发现和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等职能;一些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非公有制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有意违反劳动法规;一些劳动者，尤其是外地打工者，对劳动法认识不到位，担心签订劳动合同后走留不便，也不愿缴纳自己负担的社会保险等。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全民道德教育滞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于工大学学报2010年职业道德教育未能与时俱进、道德引导落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措施不配套，以及一些企业主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扭曲，从而在客观上给违法经营管理以可乘之机。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特点
(一)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
虽然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矛盾仍然存在，但这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冲突和矛盾，是发生在劳资统一基础上的矛盾，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有着本质区别，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劳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劳方和资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样写到:“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互相制约:两者互相产生。“资本只有同劳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增加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对于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来说，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由于我国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劳资双方在商品生产中能够结成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劳资双方必然具有强化这种一致性的要求，为共同利益而合作，从而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一定程度的对抗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劳资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本质上仍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雇用劳动力，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带有明显的雇用剥削色彩，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目前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落后的企业管理并存，劳资双方在目标追求上的差异并存以及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劳资关系内在矛盾的激化。
(三)不平等性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以资方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过剩，出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性几乎是每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比其他国家要突出得多。在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资方负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处于企业的最高层，而劳动者大多从事直接物质性生产活动。
(四)不规范性
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现阶段的共同特征是仍不成熟、不规范。一方面，政府在处理劳资问题时，采取特殊性的临时行政措施，而不是法律手段:政府的立场及态度尚未相对稳定，在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徘徊:三方机制、集体谈判平等协商等制度尚不完备:工会还不能真正发挥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国际化程度低，现代市场经济气息不够，很多人通过亲戚、家族、同乡等地缘、血缘关系建立起事实上的劳资关系，这往往导致企业内部分裂为不同帮派、集团。
(五)日益成熟性
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发展中的劳资关系，并且日益走向成熟，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发展的层次性、阶段性相当明显:劳资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如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劳动安全保护等;劳资关系中的一些较高层次问题己引起广泛重视并已得到部分解决，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民利等;劳资关系中高层次的并与社会关系联系紧密的问题，已在经济发达、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始着手解决，如怎样保持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其次，劳资双方对如何处理劳资矛盾、劳动争议、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提高。第三，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制度设计和立法也日臻完善，其必然引导非公有制劳资关系向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三、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中国经验
(一)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的有效监管
政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劳资关系的仲裁者，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要大力发挥政府的作用。立法机关要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使各种劳资关系有法可依。具体说来:第一，国家立法机构要加快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使劳资关系有法可依。国家立法机关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形成以《劳动法》为主，以《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法》、《工资法)、《就业促进法》等为辅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劳资关系的种种矛盾都能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制定较为明确细致的实施细则，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第二，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非公有制企业，政府要将其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督促其为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可以采取符合实际的由工伤到医疗再到养老的保险顺序，来解决目前非公有制参保面窄的情况。第三，政府要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和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当前中国尚缺乏一支具有较高劳动法律素质和相关科技知识的劳动监察队伍，不能对非公有制企业实施有效监管，因此要加强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有力保障。第四，政府要加强对劳资双方的培训，提高其素质。政府既要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加强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自觉遵守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要让劳动者学会依法维权。
(二)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内部规范管理
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分配制度，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现代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能够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要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共享，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鼓励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投资入股参与利润分配;另一方面，允许职工以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这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职工努力提高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意识，使劳资双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第二，要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规范化。按《劳动法》规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建劳资关系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明确规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法律上明确了双方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三，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给劳动者提供劳动安全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要增加劳动保护资金投人，改进生产工艺，更新设备。劳动者工作在安全舒心的环境中，劳资矛盾自然会减少很多，而且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权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明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因此，相关部门要指导、督促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对有条件而不愿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要采取强制措施，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引导其加人社区工会、行业工会，对于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要充分发挥其在维权中的作用。在发生劳资矛盾，劳方合法权益受损时，工会就应该履行维权的职责，通过依法维权、民主维权、科学维权的方式，把维权纳人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引导劳动者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依法规范自身的维权行为，减少和杜绝维权的随意性，提高维权的有效性，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四)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既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劳资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要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基层机制。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商会和行业协会，同时重视建设企业一级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政府要加以扶持保护，以便更好的发挥作用。第二，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各主体要积极转变观念。从政府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144号公约，树立政府与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平等意识，从宏观的角度去管理劳动力市场，处理劳资纠纷;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经营管理者要以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为首要职责，积极参与有关劳动立法与相关政策的商定，并与政府和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与合作;从工会组织的角度看，工会要努力增强独立性，努力扩充工会经费来源，而不是仅仅依靠企业和政府的行政拨款，同时工会领导应树立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首要目标的意识，来取代工会领导向行政负责的价值取向。第三，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大力宣传劳资关系的作用，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日常事务，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强化国家政策导向，加强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法规的执法监督。
(五)加强企业和工会的社会责任建设
社会责任建设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加强社会责任建设能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重要保障。做好社会责任建设工作，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3篇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Larry．A．Samoval指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3］跨文化交际应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目的语文化的单向导入。这种“双向性”也决定了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应该是本土文化知识和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同时教授。不然，则会导致本土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从而使跨文化交际不平衡和不平等，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不利。中国文化的导入不同于英语文化导入，学生对于中国文化是身临其境的，但是对文化的把握方面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且由于地方差异，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又因为中国文化导入的最终目标是跨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所以说中国文化导入的关键在于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
(一)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在二语习得整个过程中，输入是语言习得产生的必备条件。在中国文化导入过程中，大量相关信息的输入，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文化输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症”。当然在增大输入量的同时也要考虑输入形式的多样化。1．对比法从跨文化交际方面来讲，对比法能使学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时加深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通过对比，感受不同的文化差异，从而达到更好的跨文化沟通。比如在讲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四单元美国文化五大象征的同时，导入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不仅弥补了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缺失的不足，又增加了课堂趣味性，可通过讨论发言的方式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思考，从而实现“可理解输入”。2．归纳法从宏观上讲，归纳法可以指教师在导入中国文化时，把学生琐碎的、有差异的文化碎片归纳整理成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地理解，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整合，这正是习得理论中的反思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微观上讲，归纳法可以用于具体的文化知识输入。比如在导入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时，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五花八门的菜名的英语翻译，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个难点。教师可以使用归纳法把中国菜名的英语翻译归纳为按照烹制方法、原料、味型等翻译的不同类别，化繁为简，使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有条有理。3．视听法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现在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纪录片都是双语的，比如《美丽中国》《故宫》《再说长江》《颐和园》等。有些英语教程也附带视频材料，如《走进中国文化(英文版)》《中国历史(英文版)》等。这些视听材料的使用，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输入渠道，准确呈现了输入内容，同时丰富的画面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但是使用视听法的同时，教师要同时做好选择视频、归纳文化知识点等一系列工作。
(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输出阶段在语言习得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通过输入阶段的导入教学，学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可理解输入，如何把输入有效地转换成输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教师应充当组织者和帮助者，设计新型的课堂教学活动，可以参照Breen在1985年提出的“文化课堂”(CalssroomasCulture)［4］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参加教师设计的虚拟文化交际活动;课下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之旅、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文化PPT大赛等，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在学生输出的同时，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文化翻译本身就是翻译领域中的难点，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双重理解。如果仅仅把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名词用拼音或者表面意思的词表达，可能还是很难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所以，我们既要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信息，又要考虑对方的可理解程度，达到文化的交融。比如说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时，仅仅把节日翻译出来，不同文化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可以加上介绍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人们的饮食和活动的内容。讲到屈原时，就需要解释性翻译了，如:QuYuan，aChinesesancientpetrioticpoet(屈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同样，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我们都可以用解释性翻译来呈现才能实现跨文化的良好沟通。当然，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许多拼音音译词逐渐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接受。最新的BBC新闻已经出现的“tu-hao”(土豪)的新词，所以学生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何自然认为，学生可以依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创造性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独特的文化，构架不同文化桥梁，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结语
第4篇
1.夏王朝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起源阶段，重点介绍各个史前遗址，这不仅是我们探寻文化起源的重要证据，也是我国先民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具体体现。2.夏、商、西周时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形成和初始阶段。重点介绍夏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和周代的文化维新。3.春秋战国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重点介绍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思想。4.秦、汉时期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发展阶段。重点是秦代的文化一统和汉代的思想统一。5.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第五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时期。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成就。6.隋唐五代时期为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文化的大繁荣阶段。重点介绍唐文化繁荣的原因、宏大气魄以及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7.宋辽夏金元时期为第七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阶段。重点介绍宋代的士族文化和市井文化、元代的的文学以及辽夏金少数民族文化。8.明清时期为第八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总结阶段。重点介绍明清两朝对古典文化的大汇总。这样的课程内容的设置，在实际教授起来，要想完成教学计划，每个部分几乎都是蜻蜓点水，一扫而过，该深入的地方没有时间去深入，学生感兴趣的地方也没有时间去具体讲解，所以，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针对这种情况，应对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以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一）文化史的线索可简介
文化史的线索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简略介绍即可。因为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同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一致的。由于大部分学生从小就接触中国古代史，因此，对于历史的发展还是比较熟悉的。因而，这一部分可以一带而过。然而，文化史毕竟不等同于古代史，所以，在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文化重点。这样，学生对每一阶段重点的内容有所了解，有利于之后具体教学的开展。
（二）选取典型性的文化特征
在每一发展阶段中，可以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来做深入的探究。这样，既可以满足学生深入学习的求知欲，又能使这门课有一定的深度。譬如，在进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史讲解的阶段，不用把诸子百家都一一讲解清楚，我们可以挑选其中的某一学派来做一个专题讲解。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学说对于古代甚至现代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课堂上可以从《孔子》这部影片谈起，对儒家思想的产生、其内容和影响做重点讲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思考儒家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具体的仁爱、自强、正义这些核心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举一反三，道教思想、墨家思想，甚至杨朱之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具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对古代文化甚至我们现代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来，课时的安排适中，学生既有学习的时间，又有思考的时间，还有深入探究的模板。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讲的就是这样的教学方式。
（三）学问与现实对接
学以致用，以古看今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在进行文化史学习的时候，要始终贯彻这一思想。所以，在讲解文化史的每一阶段时，要尽量与现代社会的思想、状况等结合，古今结合才能使这门课真正活起来。譬如在学习周代文化的时候，周礼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有很多的礼节早已废止，我们现在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其中有些礼节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如周代的婚姻“六礼”②就是其中之一。婚礼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那么，究竟哪些婚礼仪式是属于周代“六礼”的范畴之内呢？六礼在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中，又有哪些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对周代六礼进行讲解，古今对比，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对现代的婚礼进行渊源追溯，使得学问与现实能够真正对接。
（四）尽量缩短学习古代文化的距离感
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化的时候，往往存在着距离感。因此，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尽量缩短这种距离感，要让学生真正深入其中，才能学有所悟。举例来说，现在央视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靡一时，这部纪录片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的喜欢，而饮食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时候，不妨以此为题，做一个专题探讨。这个部分可以放在宋代文化上来讲解。宋朝时期的市井文化兴盛，其主要表现形式，除了文学艺术之外，饮食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宋代的市井饮食，大多记录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之中，还有一部分是以诗文、绘画的形式流传下来，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吴郡志·风俗》、宋人梅尧臣的诗歌《河豚鱼》、南宋画作《斗浆图》等，不论是记载的各地小吃，还是吟咏的美味、描绘的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无不栩栩如生。以《舌尖上的中国》开题，先激起学生的兴趣，然后层层展开，通过对宋代饮食文化的介绍，使学生对宋代市井文化有了一个极深的印象，还可以借此引导学生对中国饮食文化史进行探讨。这样一来，教学内容的安排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可以解决知识的深入学习和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
二、教学方式
要想真正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除了教学内容之外，教学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
现在的教室一般都配备多媒体，多媒体对于现代化的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图片和影像往往是文字的必要辅助和补充。中国文化史尤其如此。比如在学习史前文化的时候，遗址的介绍是必要的，但是单靠一组组的数据，学生无法想象具体的情形。这个时候，多媒体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在数据的旁边配上适当的图像，既直观，又能助于学生的理解。举例来说，在介绍后岗一期文化时，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河南省濮阳西水坡（在河南濮阳市西南）的45号大墓中，壮年人尸骨旁边的随葬物为蚌壳摆成的虎、龙和鹿。这3种动物的形象不难想象，但是在几千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用蚌壳摆成的虎、龙和鹿的具体情形，假如不用图片的话，相信很难有学生会想象的跟实际出土的一样。再如，在讲解秦代文化统一的时候，秦始皇的“车同轨”措施，大家都不会陌生，但仔细探究“车同轨”的含义，相信会有不少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假如在多媒体上放上一组照片，即今天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井径秦皇古道，这条古道保存了秦始皇时期道路的原貌，在这条古道上，车辙痕迹又长又深，肉眼一看即非常明显，这样一来，不需要教师讲解，相信学生也一定能明白“车同轨”的含义。除此之外，还可以放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简短的资料片，利用视觉的冲击，加强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掌握和深入理解。
（二）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现在的教学改革提倡还课堂于学生，让学生做课堂的主角。这就对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式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史这门课，很多的内容学生会很熟悉，因此，在新的教学改革形势下，可以最大范围的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如讨论课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之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简单讲解一下，然后鼓励学生自己查阅资料，阅读文献，等下一节课的时候，进行一个班级的大讨论。比如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时候，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魏晋名士”的探讨。这教学改革一时期，社会上有“品评”的风气，那么，今天我们在课堂上，也做一个“品评”，品鉴这一时期的名士，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可以让学生做总结，也可以教师自己做一下总结，这样一来，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还是以主动的形式参与进来的，效果应该比教师满堂讲解要更好一些。
（三）鼓励学生自己讲课
还可以让学生体会一下自己讲课。同讨论课一样，教师先布置好要讲解的内容，然后学生自己准备，或是做教案，或是做课件，第二节课的时候，鼓励学生自己到讲台上去讲解。主动讲解和被动接受，其效果差别巨大。通过这样的方式，既锻炼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也锻炼了学生的勇气。
（四）写读书笔记
第5篇
在我国相关的教学部门中，已经很明确地对高校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和备课进行了详细化的规定，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的英语课程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高校需要将西方文化的相关课程选择为选修课，同时还必须要开设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专业课程，使得学生可以掌握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其目的是让学生在外国一些文化历史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范围的影响，英语在世界范围之内的重要性也在不断的增多［1］。《剑桥英语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将近一半的国家将英语纳为本国的语言中，并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已经将英语列为世界的通用语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其发展。随着政治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单极化”的发展趋势和模式，而目前我国高校英语教学过程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处于发展的阶段，学生在跨国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还相对较为薄弱，并不能将本国的文化用英语表述出来，使得“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更加严重［2］。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主要包括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具体上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地理背景等相关的领域。高校英语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和弘扬，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利用调查问卷、询问测试等方式对高校英语授课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质量，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
二、“中国文化失语”的现状
跨文化的交际是双向进行交流的，学习和了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认同中华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学生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几乎都不能用英语准确地对中国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表达。据相关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对于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可以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一些自己从未涉及过的东西却很少了解。这就说明了在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的强调太过于重视，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缺失的现象，尤其是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3］。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如果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语言也失去了本身的意义，那么就会失去语言的寓意。因此，学习英语文化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是为了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处理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也会影响本土的文化。在高校教学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使得高校学生也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三、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的对策
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复兴中华民族，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梦的要求也较高。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传播和分享的过程中，英语教学的工作人员有必要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授给学生，从而可以有效地加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范围的文化历史中的人，对文化会产生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和未来都有一定的认识。在对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英语相互结合，从而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对外弘扬，采取英语创新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映的措施，不断地培养高校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2.教学素材
在教学的教材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仅需要侧重对中美文化背景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注重一些国外作者撰写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章，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并且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教材中。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不仅仅要吸收一些外来的文化，还必须要对中国的特色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以此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弘扬传播。总的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以学生为主，并且以课堂实践为主要的目标，努力营造一个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平台［4］。
3.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造学习的环境。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交际活动可以有效地对学习的人提供一定的基础，这种机会可以使得学生在课堂环境中对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使用。老师必须要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对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化背景和社会的相关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
4.明确中国文化教学的目的
虽然在我国高校英语学习中，在教学大纲中对英语教材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没有很具体地将相关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从而使得管理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零散性，并且整个的教学系统的目标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的模式，从而导致高校的英语老师对教学的活动仅仅是依靠个人的爱好。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入和渗透，使得对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都缺乏了一定的整体的感知，从而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因此，相关部门必须要对高校英语教学进行明确化。
5.规范英语课程教学
在对欧美一些国家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学习使用的课程教材是具有兼容性的教材，在进行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设置一些独立性的课程，这样就可以将本国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其中，从而可以使得本土文化可以传播的更好。除此之外，在我国高校英语课程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课程的质量，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四、结束语
第6篇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Bel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该指数可以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比较优势。如果数值大于2.5，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数值在1.25～2.5之间，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数值在0.8～1.25之间，那么表明该国服务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数值小于0.8，那么表明该国服务竞争力弱。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一直维持在3以上，而且基本上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2007年甚至达到4，说明美国文化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显示出其文化出口大国的地位。英国和日本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保持在1.25～2.5之间，并且一直处在比较平稳的状态，表明英国和日本的文化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与韩国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在0.3～0.8之间，两国的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弱。2002～2011年，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一直在0.08～0.15之间波动，反映出中国文化服务贸易的相对优势不足，文化服务贸易几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较大。
2中国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2.1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度量本文选取三个单一指标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MS)、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借鉴AHP层次分析法来计算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综合指标CSI，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2自变量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为文化服务业机构从业人员数(L)、文化服务业机构R&D经费支出(K)、中国人均GDP(PGDP)、中国主要贸易对象GDP总和(WGDP)、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Q)、文化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T)、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支出(E)。
2.3模型回归由于自变量较多，为了防止自相关影响其准确性，这里将自变量分成四组，分别建立回归模型。(1)关于生产要素的模型：LnCIS=-0.687283+0.147499LnK+0.017273LnL(2)关于需求条件的模型：LnCIS=-9.632837+0.070343LnPGDP+0.708813LnWGDP(3)关于相关及支柱产业的模型：LnCIS=-4.391539-0.041218LnQ+0.40982LnT(4)关于企业战略、政府的模型：LnCIS=-2.358395+0.261815LnFDI+0.088043LnE
2.4模型结果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生产要素中的资本投入要素、需求条件中的主要贸易对象GDP，即国外需求、外商直接投资、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水平对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人力资源、国内市场需求影响作用较小。互联网对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反作用，这与当今文化服务业与IT业的发展情况相符。
3提升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3.1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文化服务贸易的流通环节多，形式多样，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在审美偏好、语言环境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中国虽然具有劳动力优势，但是缺乏专业人才，尤其国际化专业人才更是稀缺。首先，中国应该重视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鼓励专业人才对文化产业的基础研究，注重经济、艺术与科技等学科交叉发展。其次，对中国文化服务业的人才提供海外培训和深造的机会，提高对国际文化流行元素的鉴赏力。最后，通过优越的政策和经济条件吸引国外优秀的文化专业人才来我国工作、创业以及投资。
第7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大学英语教学；教材建设；课程设置
学习外国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交际的基础是文化。…交际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外语这个桥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为我所用，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使之得以在世界之林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外语，将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介绍给世界，为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加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学习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悠久而富有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是我们几千年以来行为做事的基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增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民族的人们喜爱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受到了世人的注目和崇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人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但是与这样的现状不吻合的是，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当中，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太少，几乎为零其结果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而却不知“端午节”、“中秋节”为何物。据媒体报道，有的年轻人甚至将Mencius翻译成“孟休斯”。实在地说，大学英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确有很大提高，与外国人的交流容易多了。但是，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不够，表达不清。这与我国目前在世界所处地位是不符合的。英语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通过英语，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将我国优秀的传统介绍到国外，使我国进一步融人世界，与世同进。就目前而言，外语教学的成就是前者优于后者。所以，大学英语教学要担当起加大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的任务。
二、加强中国历史的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历史断层的民族。而真实地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目前的中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有害，只会有利。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为世界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传统的中医学、哲学、文学、伦理学形成了“华夏文化”，长时间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久经磨难、坚韧不屈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和平祥和的时代，也有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有光辉灿烂的成功，也有忍受外来民族欺压的屈辱。当我们强大时，我们不欺负弱小；当我们被人蹂躏的时候，我们不屈不挠，坚守着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形成是和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发展中，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奋斗，团结一致，铸造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历史已是过去，它是今日的镜子。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外国人民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向国外宣传中华文明的任务之一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论是教学任务、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上，都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学校没有学到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表达，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怎样主动向外国人宣传自己的文明历史呢?
三、加强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目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对任何人和国家没有构成威胁，只能对世界作出贡献。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基本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源于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以霸权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处的理念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些国家，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将中国的崛起渲染成是对世界的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在今日之中国发展之时，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中国发展的意义，使人家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义。
四、加强教学内容的改革。勇于担当大学英语教学在对外宣传中的光荣任务
有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繁重性。针对大学生在语际交流时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教材建设
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材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太少，教材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在教材建设上，一定要大力增加宣传中国文化的材料，增加学生主动运用的具有反映中国文化的词汇，形成语感，使学生能够用地道的英语来宣传中国文化。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
2．课程设置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成读写和听说两个方面。要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教学课程应该形式多样，应该增添一些讲座或选修课。这样，一方面，课程要体现出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的特点，让学生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配合该课程的改革，增设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对比国外文化，培养他们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3．教学方法改革
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增添问题，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该做一些配套改革，使这项任务得以全面完成。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在互联网上或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然后集中展示、成册。经常用英语开展有关中华文化的表演，将课堂生动化、趣味化。利用旅游参观的机会，到文化名胜地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中国日报》、《商业周刊》、《北京周末报》、《中国专稿》、《上海英文星报》、《21世纪报》、《广州英文早报》等十余种，对学生阅读极为有用。另外，在影视方面，CCTV9是一个面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很多中国电影和中国的电视节目也都配有中英文双语字幕。这些都是值得利用的学习资源。
第8篇
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特点，还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其一，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及“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各个对立因素应该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得平衡，应该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互补融合，从而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就要自觉地与自然相协调。其二，儒家思想的“仁爱好生、长养万物”、“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仁学出发，提出惜生、重生的原则，并主张道德从善的情怀直接施之于自然界，充分体现了要求人类取物有节制，节约利用资源的思想。另外，从美学角度出发，自古以来我国美学思想就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看，我国美学肯定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宏伟、永恒、无限。我国的山水画、花鸟画等在创作过程中就要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与神的结合，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如今社会，物欲横飞，人们在满足富裕物质的同时，一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生理心理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人性化设计、低碳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要求设计的产品不仅能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而且要适应大自然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发展方向与需求，这些也是“和”这一设计理念在现代工业设计发展中的体现。
人性化设计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使设计师和企业把更多的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者。以人为本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美”首先体现在产品的结构和造型上，以人机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产品结构的改良让使用者更省力、舒适，通过产品造型的创新使产品更具趣味性，满足人们轻松、幽默的心理；其次体现在材料和色彩上的选择与人的认知相一致，给人舒适的视觉和触觉感受。“善”反映在人性化设计引导人们合理、适度的消费，倡导人们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人性化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也正是中国“和”文化“美”与“善”的本质所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针对眼药瓶设计了一款带有弹性的硅胶罩（如图1所示），使用者在用时可以翻过来，罩在眼上，可避免误操作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升产品使用的精准性，用完后可把硅胶罩翻下来，方便携带和包装。折叠自行车，是人性化设计的典型代表之一，它质量轻,折叠后体积很小，可轻松的提起，便于携带，是外出郊游的最佳选择（如图2所示）。人性化设计对于工业设计师和企业而言，不仅在设计技术层面上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要求工业设计师和企业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和变革，利用科学技术，使产品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生活产品，转化为有生命、有灵魂的生活产品。
低碳绿色设计“低碳绿色”设计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们返璞归真、皈依自然的心态。低碳绿色设计以三个“R”为原则——Reduce(减少)、Reuse（回收）、Recycling（再生），在选材，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包装、储运方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等方面，都应考虑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及解决方法，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材料和部件再循环使用、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与环保指数都列入同等的设计指标。这些要求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中“以自然为本”、“取物有节制”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变镜头的照相机，只需要更换新的镜头，而不用更换原照相机的其他部分，就能具有新功能和新样式。这样消费者不必丢弃原有的产品，而照样能享受源源不断设计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只需新旧结合或更换相关部件即可，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因生产产生的废弃物，节约了资源，减轻了环境负担（如图3所示）。北京工商大学学生蔡博文在2011年IF国际工业设计设计大赛中设计的一款名为Tilt12°的作品，将盆子底面倾斜12°，当使用者向盆内放水时，就会下意识的使用盆子的低凹一端，不仅与使用现有盆子浸泡衣物达到的效果一样，同时让使用者在无意识下节约了水资源（如图4所示）。图3可变镜头照相机图4Tilt12°低碳绿色设计要求当代的工业设计师和企业无论在设计构思过程还是生产加工过程中，都应将资源利用和环境效益作为设计的核心之一，尽可能地减少产品及产品生产中的不合理，从而降低给环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9篇
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意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目前，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归纳不同，李世忠在他的《创意产业概念析》中对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分别有了定义的归纳。他指出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世界各国基本都沿用了2001年英国出台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MappingDocuments）中所定义的：“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则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中被作出了最权威的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曹新卓在他的《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英国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并最早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1997年5月布莱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以及一系列推动政策，用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难的重要方法。自1997年起，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传统工业的2.8%的增长率，英国经济逐渐从制造型转向了创意服务型。喻翠玲在《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1.政府的大力推动；2.因地适宜的发展模式；3.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曹新卓介绍到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版权产业，在2001年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24%的国内总产值。《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1.用政策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2.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3.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4.用教育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5.用法律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本以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日本的动漫艺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支柱产业。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以在10年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形成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新加坡也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该国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各产业都受到各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发展。例如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泽珲在《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一文中，用各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其中，他把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描述为文化产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是打破资源瓶颈的战略支点和动力引擎；是走出发展困局的本土根基和国际名片。
同样的观点还在李光斗的《创意经济迎战萧条寒冬》提到：“萧条年代，要想突出重围，用创意振兴经济是最快的捷径”。他认为创意具有巨大的改造力量，它可以改变竞争格局、改变国家、改变历史，它有力量迎战经济寒冬。
同时，中国人民全国委员会的厉无畏2009在《中国流通经济》发表的一片文章《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文中指出，创意产业是一项可以将文化资本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绿色产业，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的更多是发展机遇，它可以通过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另一面实现经济崛起。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中认为创新与消费和竞争是促进世界经济变化的三个主要市场力量。他指出了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给出建议，呼吁中国需要在创意产业上自给自足，不依赖其他国家独立生产出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学界中也有持保守太度，提醒大家要认真分析情况以应变严峻形势的，例如黄志祥在《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对策》一文中，以传统报刊业的身份就不同形态的传媒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做了说明。他提到了在同样属于传媒业的不同形态的媒体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就广告收入这一项为例，以网络、移动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金融危机中能够逆风飞扬，获得了傲人的广告收入业绩。而固守传统媒体产品、传统产业结构的报业，广告收入增长极为困难，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艳在《职业》杂志的《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的采访中提出了对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观点。李艳认为金融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采访稿中提到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在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因为人们在危机中，需要通过文化消费来缓解精神压力，从而调整再金融危机中的心态，并且增强信心。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积极应对，相关部门也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划以及扶持政策，如《领导决策信息》中了《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的文章，该文提到了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各地都响应号召，推出规划发展蓝图以及相关政策，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十名的城市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及政府支持力度。从文中的数据及表格中可以看出，这10城市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政策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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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第11篇
摘要：文章综述了巫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界定了巫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并对中国巫文化的总体发展历程略作了概要性描述。
关键词：巫文化；巫师；巫术仪式；巫术工具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巫文化都曾盛极一时,甚至“在技术发达的现代文化形态中,仍有人相信巫术”[1]。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期的荷马著作中就提到了巫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女巫是传说中的美狄亚；贺拉斯《讽刺诗集》描述了女巫施术过程；《圣经》中包含了巫术的资料；从中世纪至18世纪晚期,西方强烈地反对巫术,根据《圣经》相关教条进行消除巫术的公审和处决,因此遇难者至少达数十万之众,英国移民将巫术带到美洲殖民地；直到20世纪,在西方仍有关于巫术之指控。在19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中,对于巫术的研究,成为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其中较有理论价值的著作至少有《金枝》、《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巫术奇观》；国外学者对中国巫文化的代表性成果则有英国韦利、美国孔飞力、韩国文鏞盛的重要著作。就中国学术文献而言,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皆由卜筮而产生,故可视为巫文化之第一批材料,其后之《易经》、《山海经》等传世典籍保存大量巫文化的资料。秦人焚书,犹存巫书,汉代承平,除协书之律，自斯时始,有刘歆《七略》中的《术数略》以迄清代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数术类”所含等7大类巫术文献[2],这大致反映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中巫文化的学术地位与知识谱系。西学东渐以来,现代学术渐次建立,华人学者贡献出巫文化研究力作者代不乏人。检阅巫文化研究史,这些优秀著作至少有江绍原《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李安宅《巫术问题的解析》、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林履信《“巫”与“史”之社会学的研究》、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罗香林《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王贵元《女巫与巫术》、赵仲明《巫师、巫术、秘境》、宋兆麟《巫与巫术》、高国藩《中国巫术史》、詹郸鑫《心智的误区》、胡新生的《中国占代巫术》、张光直、晁福林的同名著作《商代的巫与巫术》、罗义群《中国苗族巫术透视》、陆群《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王玉德《长江流域的巫文化》、陆群的《湘西巫蛊》、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等。近些年来,颇多青年学子在博士、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巫文化有所研讨,其中已出版或已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较高学术声誉者至少有：刘永华《The world of rituals: Masters of ceremonies (lisheng,礼生), ancestral cults, community compacts, and local temples in late imperial Sibao（四保）, Fujian (China)》、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王章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范纯武《双忠崇祀与中国民间信仰》、晏昌贵《巫鬼与祀》；目前尚未出版的有这样一批：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四川女性》、张海燕《巴地巫文化与的关系研究》、李永远《中的巫文化考证》、林贤东《商代巫觋研究》、吴婷《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巫文化》、严玉《巫文化艺术的美学内涵》、杜鹃《中古时期西南地区的巫鬼文化》、赵丽彦《汉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康文籍《宋代四川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彭维斌《中国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储晓军《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文忠祥《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另有其它著作如日本藤野岩友著《巫系文学论》,其中第一章“关于巫”的论述,“通过引用丰富的史料,从巫的起源,巫与政治及祝、宗、史官的关系,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巫的兴衰历史,给人以系统的感受”[3],李星星《曲折的回归》有“土老师、苗老师、客老师”“巫文化与宗教并存”等节重点考察了四川酉阳今重庆酉阳的巫文化,白九江《巴人寻根》之第三章《巫风烈烈》,此类著作,虽非直接以巫文化为主题,仍值得予以关注。
这些著作,有的被誉为中国宗教研究的“圣经”,有的成为经典性著作,有的尚未完全公开出版,都为巫文化的推进作出了一定贡献。笔者发现,在研究中，常出现巫文化概念被混用的情况。正如童恩正所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教的进化,在中国的记载中,‘巫’的含义在改变,‘巫术’和‘巫术崇拜’的含义也在改变”、“在某一地区可以称之为‘巫’、‘巫术’、‘巫术崇拜’者,在同时的另一地区又未必合适”[4]。笔者认为,在研究中要将这些概念与巫文化区别开来。
第1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以四合院为中心，分析四合院的格局、民风民俗和四合院所反映的传统文化思想，揭示四合院包含的文化内涵。
四合院建筑，是我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这里我们就选取四合院文化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内涵。
1四合院的概况
四合院，是一种由四面房屋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内院式建筑。“四”是指东西南北四面，“合”是指合在一起，四面的房屋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这就是四合院。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日下旧闻考》中引元人诗云:“云开间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如今的北京四合院。
四合院广泛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由于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南方和北方的四合院又有差异。从院落来看，不仅大小不同，而且作用也不一样，南方的四合院院落较小，宅院中房屋之间的房屋和围墙之间所围成的小院像井一样，俗称“天井”，天井的作用也是由于南方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而北方冬季长，气候寒冷，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和采光，所以北方的四合院都有较大的庭院，门窗也高大。四合院虽为建筑，却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承载着博大的中国文化。
2四合院的阴阳思想
四合院在构成和空间组合上，阴阳思想最为明显。首先，院子在形态上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房舍相围合，外“实”内“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其次，组合依据“门堂制度”，在轴线主导下设计门屋和正堂，两侧再配两厢，“门堂”这一主一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等级上有严格讲求。东西厢的配置亦成第三对阴阳关系，以横轴线贯之。而在纵横轴线交织的院落关系之中，纵为主，横为次，形成第四对阴阳。
四相空间乃以阴阳法则而定。《易经》云:“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一组院落中从方位来看，除院落围合的东南西北“四正”的组合安排外，还有院落四角空间的利用和安排，如布置耳房、天井或厕贮、门道等，成为“四维”的布局，这“四正四维”亦构成院落空间一对阴阳关系，整体上即可认为院落空间是一个布局完整的八卦空间。在内外空间层次演进上，形成阴阳组合关系。每一级组合成为一个递进层次，形成一个层级的阴阳关系。如北京四合院外封闭内开敞，以东南宅大门别内外，为界定领域之第一层次。垂花门为界定主客之第二层次。中院正房为界别“前堂后寝”，即界定私密之第三层次。内院后房多内眷闺阁，为界定性别之第四层次。后罩房杂役灶厨，为界定主仆之第五层次。不同性质的内与外，反映出鲜明的东方儒家文化特质。
3四合院中放映的封闭和等级思想
四合院产生于中国的封建时代，所以很难逃脱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等级观念的影响。
院落四壁都有墙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之内，与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门，而平时大门是紧闭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对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也有严格规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的等级观念，“长幼有序”的传统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长住在正房，晚辈住在厢房霍泽华耳房，一家老少，从上到下，什么辈分的人住什么样的房，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可争议的。这种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
4四合院的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
院落中的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等处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美好、幸福、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门替、门头上的吉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鹊之志，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有如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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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一种法律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理学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哲学”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所重视的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禁欲思想，是中国人时时刻刻皆须要忍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从未断裂并顽强地传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国家，它与这种国家至上、以和为贵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和”文化氛围的几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态深深浸润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给中国人的“和谐”气质烙下了一层重重的文化印迹。 三、尚和心态下的中国人司法理念
前面说到，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修养是中国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加之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在面对司法事务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杨知勇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质是“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扩大，国和家族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伦常原则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君统与宗统一致，专制主义与宗法主义同质。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法律要服从于伦理，人治胜于法治。法律的严苛和不健全使得人们遇到争端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还长期存在着“族诛”、“连坐”之类的苛刑酷法。因此对于同处一个家族的成员而言，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家族内部，则利用法律化了的“族规”、“族约”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家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要时时处处克己修身，用自己的成功显亲扬名，避免做出危害家族利益的事情。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为“家丑外扬”将会影响到家族每个成员的利益，甚至会牵连整个家族遭受刑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尚和，注重道德修行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司法领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无讼”。司法官员主要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以收到平息纷争的效果。邻里发生纠纷难以协调时，也是请求德高望重的贤者出面调停。所以古时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在千世百代的中国普通百姓中，“厌讼”、“贱讼”、“耻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孔孟“中庸”哲学、老子“无为”思想，还是佛教生死轮回的义理，都主张融和冲突、息事宁人，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蕴含着和，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正如中国古典哲学所说，和，是一种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这种以和融突的思想就是中国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理念。仲裁恰恰满足了这种价值理念的需要，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家断案。选聘来自法律、经济贸易等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专业威望和对市场主体的感召力来赢得社会和当事人的信任。除此，仲裁的不公开性及商业保密原则又极大地复合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从字面来说，“仲”乃仲裁核心:仲裁之德即中正;仲裁之情即中和。仲裁制度强调的是法治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重视柔性执法和社会效果。仲裁文化则体现了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的高度和谐统一。它既能平息冲突，而相对于诉讼而言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际关系的破坏和商业信息的泄露。而仲裁的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其有别于法律的最大不同。由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仲裁以主体意思自治为原则，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依托当事人私权的行使，实现国家公权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控，使每一位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对当事人的充分尊重，正是仲裁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
四、仲裁植于中国本土化的发展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比较
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构建的，这些多元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各个民族都有其特征，东西方文化也各有其特色。
中国的忠恕之道与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对中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深远，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大都由此衍生而来，中国人重视伦理，西方人重视法治。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了避免个体与个体的冲突，使人不至于因个人自由的过分膨胀而妨害到别人的自由，制定了较为严密的法律来匡正个人行为。中国地处于半封闭大陆性地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宗法制与专制并行，且相互影响、制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了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在维持善良人格与良好人际关系上，讲求五达道、三达德，《中庸》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川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和合的理想境界。中华传统重视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重四维:礼、义、廉、耻，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外，还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
“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体，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带着父系血缘关系残余跨人奴隶社会，血缘关系通过家族组织影响很大，家庭成员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家庭成员间的权力与义务，亲属关系转换为宗法性的伦理道德形式，并以此规范人们社会心理和行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百行孝为先，孝为德行之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尊君、敬长、尊上，用孝道规范人生行为，理性地践行忠孝观，《荀子·子道篇》:“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惹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荀子的“三不从”强调孝子应慎重思考，从维护家庭利益出发，理性地分清对错后再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下，孝道通过孝亲忠君传输下去，从社会心理层面、行为规范层面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塑造了独特的伦理传统，即在维持和谐人际关系上，注重的是个人的德行修为，而不是要靠强制性法律约束，这显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
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称为“德性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即德智双修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前提下，主张德(道德)、智(知识)双修，通过知识积累完成人格提升，《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指不断加强人的道德修养，“道问学”指对知识的学习，从此处可看出“德性”为尊，“道问”为次。后世朱熹、陆九渊虽就尊德性、道问学孰轻孰重有过争辩，但二人均未走出《中庸》的传统，仍以“德性”为尊，“道问”为次。明朝归有光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尊德性者，非以专于内而不兼乎外;而道问学者，非以徒鹜乎外而忘其内也。德性不离于事物，则尊之者不离于问学矣。”讲以道问学、尊德性为一，智性与德性不可分开，主体可借助求知途径达到自身道德的升华。西方的智(知识)性文化，只是单纯地探讨宇宙的终极实在，以及宇宙的客观构造，关注的是外在世界;儒家则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将此转为对内在世界的自我把握，鼓励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体悟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真原，这是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利，人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中国文化则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董仲舒认为:“何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共同构成万物之根本。张载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瘾残疾，载独鳄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篇把人与万物合为一体，把人伦贯穿到天地万物之中，把天道及天命道德内化为人的本性，从个体之德发展到家庭，再推及天下，形成互助互爱的一家人，达到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