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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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第2篇
目前，我国的体育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注意运用汉语言文学中的创作手段和方法，而且体育新闻曾经也一度成为了新闻界和体育界热议的话题，体育新闻报道中也越来越注重对人文关怀的特写，并且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传媒事业在新闻领域更加显得有激情和活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了时代特别关注的一块，不仅是汉语言文学所追求的真善美的重要的内容，而且也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的一块。体育中心的人文关怀是真善美工作的重要表现，与汉语言文学中追求的真善美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体育新闻报道中的人文性关怀与汉语言文学在追求真善美方面追求一致。由此看来，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性关怀，而且体育新闻报道中所运用的文学题材与汉语言文学也是息息相关的。
2、体育文学的发展
2.1、体育文学的发展情况
随着体育事业的蒸蒸日上，体育研究越来越受到时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虽然以体育为题材的体育文学确实比较冷淡，但是体育文学这方面的发展潜力还是相当大的。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体育文学方面的发展，研究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体育文学和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体育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的转型，体育文学曾处于一度的低靡期，与我国文学发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在体育文学发展的近期，体育文学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借鉴了文学的体裁，在体育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了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例如说，体育诗歌的发表，体育小说和体育戏剧的出现，增加了许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趋势的发展为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发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时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体育比赛的前后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体育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有深层次联系。
2.2、体育文学的发展表现
近几年来。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瞩目的成绩，以前一贯发展较为冷淡的体育文学在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说，中国古典文学与体育的融合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学与体育相融合的体育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并且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健身功能。这种古典文学与体育相结合产生的体育文化不仅传播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推进我国体育事业与文学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文学中融入了体育中动态的因素，使得文学中静态的因素与体育中动态的因素充分地结合起来，更加突显出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协调与一致。体育文学的发展变现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的体育文学作品当中，例如中篇小说《足球流氓》，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一种当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同时也呈现了体育界一种特殊的真实形态。还有体育网络文学的发展，代表作有李寻欢的《足球男人》等，这些体育网络文学虽然只是一些散文、随笔或者是评论，但是他们真实的反映出体育文学当中的多元化显现，既凸显了体育的发展状况又显示了汉语言文学中的一些写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现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即体育文学的发展。通过研究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仅可以为体育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我国的体育文学的快速繁荣发展。
3、结语
第3篇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第4篇
摘 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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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第5篇
论文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渊远悠长，是我国先民智慧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也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涵养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意识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作用。
一、汉语言文学的追求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二、汉语言文学追求与人的涵养提高
涵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涵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涵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涵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涵养的追求。
1、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涵养。涵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涵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涵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涵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涵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涵养，美化自己的涵养，使文学和涵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2、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涵养。人的涵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涵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追求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涵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涵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涵养。涵养，首先就是“涵”，有什么样的“涵”，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涵养的好坏，与其涵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2008年10月
第6篇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第7篇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第8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对中学阶段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来说也是如此。兴趣是激发中学生学习的主要的动力，对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只有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之后，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有了兴趣，才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来，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加的良好。对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措施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我们有着很多的选择，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对于汉语言文学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学生来书是需要一定的准备的，学生能够自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这对于他们兴趣的激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相应的活动可以有，展开辩论赛，设置一个合乎于这个年龄阶段讨论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不同的观点，进行观点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体味汉语言文化的博大；展开诗歌朗诵比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韵味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悠长。通过各种积极活动的展开，初中学生乐意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我们的教学过程来说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产生兴趣，从而最终有益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对策
在传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守旧，教学方法单调以及教师的专业的素质有待提高。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中学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对于教学模式守旧的现象，在实际的教学规程中表现为教师在教学中上课的方式单点，往往只是教师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自己一个人在教师上讲，初中学生在下面听，缺乏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节奏完由教师来掌控，这样的情况产生的问题就是随着课堂的继续，学生往往会产生比较厌烦的心态，他们对学习过程中掌握新知识的乐趣也逐渐丧失，自主的学习意识不能够得到激发，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效率低下，难以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的要求。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这样初中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才能够得到提升，学生愿意学，愿意主动学，学习的效果就有了保证。同时还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初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教师是来帮助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发挥出学习主体的重要作用，保证课堂的良好的氛围，这样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一定是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的。教学方式的单一问题一直是影响教学成果的一个关键，能否采取好积极的措施来改变这样的问题就决定着能否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中对于课文的讲解多是每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不免显得冗长耗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状况。新课程的改革理念在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来，我们在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适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状，汉语的博大精深更加适合于各种各样的教学，我们可以采取各样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让学生进行讲课，学生讲我们进行相应补充，甚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生动的教学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也进入到了现代化的教学过程。多媒体的运用能够在课堂上起到积极的效果，因为多媒体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课本上文字性的描述以一种直观的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来展示出来，通过这种直观的展示往往可以让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将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观教学方式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结语
第9篇
“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校园文化活动旨在通过“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开放大学学生对文学作品和事件的鉴赏能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整体素养。其次，“多元品文学”的丰富形式，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第三，展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实践环节的改革创新实践。第四，结合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的校园文化建设，寓教于乐，丰富教职工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为“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意为展示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色，用多元、多彩的艺术形式解读文学。所有活动作品均应为文学作品、事件、案例的演绎和解读，活动作品包括西安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以情景剧演绎、绘画、舞蹈、戏曲、文章、茶艺、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鼓励各种新兴演绎和解读的艺术形式。选题范围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具体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事件和案例的解读和演绎。多元化解读文学的艺术作品要求探索创新，意蕴深远，形式多样，提倡真善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表现形式与时俱进，思想内容健康积极，彰显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和诠释文学，涌现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作品。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以参与活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调查》的问卷，以校园文化的视角，问卷主要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活动作品的内容、活动作品的形式、参与形式以及活动效果等方面的内容。调查问卷在征求业内几位开放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意见并做出修改后，发放52份，有效回收问卷50份，回收率为96.1%。用专业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1、参与对象
笔者对参与此次活动学生的性别、年龄、分校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基本反映出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整体的结构与层次分布，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分校直属一分校占比12%，直属四分校占比12%，长安分校占比8%，高陵分校占比68%。调查数据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男生占比28%，女生占比72%。主要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的占比54%，25岁———35岁的占比28%，大多为青年学生。根据调查，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高陵分校。
2、作品内容
根据调查数据，西安分部的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中，选取中国古代文学为内容的占比72%，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的占比28%，外国文学的选题为零。大部分学生喜好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由此可以反映出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也有涉及，对于外国文学题材较为陌生，无人选题。
3、作品形式
根据调查问卷，各分校参与学生采用的作品形式数据统计中，直属一分校采用的形式主要有情景剧演绎、朗诵和茶艺阐释等形式；直属四分校有情景剧演绎、舞蹈诠释、书法绘画、摄影诠释和朗诵作品等形式；长安分校主要以朗诵作品为主；高陵分校主要有书法绘画、朗诵作品和版画等形式。统计显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形式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特点，学生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和爱好，探索创新，凸显个性化设计，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彰显汉语言文学的风采。
4、参与形式
根据活动方案设计，参与活动的形式可以为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协作，西安分部各分校参与形式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活动的学生采用了独立完成和小组协作两种参与形式。其中直属一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8%，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92%；直属四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46%，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54%；长安分校和高陵分校的学生均采用了独立完成的形式。根据整体数据统计，参与活动的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选题内容的需求，不拘泥于形式，能够灵活选取合适的参与形式。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
1、活动效果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的实施效果，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以及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学生为36人，占所选人次的76%，问卷中人数的72%；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特长的学生人次为45人，占所选人次的95%，问卷中人数的90%；认为活动有助于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学生人次为47人，占所选人次的100%，问卷中人数的94%。该项调查显示，小组协作的学生普遍认为该活动能够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独立完成作品的部分同学缺乏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大部分学生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的特长爱好，有助于丰富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
我们对学生在活动中关于知识直观化、提升专业素养、增进文化艺术素养和提高专业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95%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直观化、具体化；91%的学生认为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素养；94%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增进个体的文化艺术素养；100%的学生认为该活动能够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兴趣。根据数据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寓学于乐，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3、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此次活动是否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教学特点以及是否希望该活动继续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对此次活动的态度调查数据显示，96%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能够体现开放、自主、和谐的学习理念，更加适合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特点；对于是否希望继续开展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其中60%的学生希望能够继续开展活动，26%的学生希望能够推广开去，让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8%的学生希望能够改进完善。根据分析，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认为该活动更加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特色，并且希望继续开展甚至推广到其他专业。
三.反思和探索
汉语言文学“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从学生自身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结合自身的特长，以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诠释文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专业知识直观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艺术素养，活动效果显著，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据调查分析，此次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反思和改进。
（一）存在的问题
1、作品内容的选题不均匀
根据调查分析，活动作品的内容选题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其中外国文学的选题占比为零。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内容相对熟悉，对于外国文学的内容掌握不够。此外，从艺术表现来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效果更为明显，也导致了学生选题的侧重。
2、作品形式整体多元化、个别分校单一化
活动作品的形式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态势，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个别分校的活动作品形式仅限于一种或者两种艺术形式，仍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3、个别分校学生参与形式简单化
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形式整体呈现出自由、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个别分校的学生参与形式均为独立完成，没有小组合作的形式。
4、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虽然活动中呈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例如《海棠诗社》情景剧演绎，《李清照诗词解读》情境演绎，《王维山水诗解读》摄影作品等质量较高的作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作品形式单一，作品设计粗略，内容表达不够充分，质量欠佳的情况。
（二）改进和探索
针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此次活动的总结和反思，对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探索。
1、创建作品内容选题参考
对于学生选题不均匀的情况，可以创建校园文化活动作品内容选题参考，选题内容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内容，给学生提供详尽、丰富的选题参考和辅助，提供支持服务，让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选题视野更加宽阔、广泛。更大程度地丰富学生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视野。
2、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
根据统计分析，部分基层分校的学生活动作品存在作品形式单一，参与形式单一化的情况。根据调查反馈，个别分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指导教师和责任教师对活动内容领会不清楚，有趋于简单化管理的思维，导致此次活动学生的参与形式和作品形式单一化。针对以上问题，需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完善培训机制，让分校的主管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领会活动的精神，打破束缚和窠臼，以创新的思维、多元的形式解读文学，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构建生动、个性化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3、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针对作品良莠不齐的情况，活动小组需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加强顶层设计，逐级管理、质量把控。加强对活动作品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审核和监督，保障学生活动作品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4、转变观念、打造个性化校园文化
第10篇
关键词： 英汉语言文化 比较的意义 应用
一、英汉语言文化对照的意义
在外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汉语语言比较，一方面帮助学习者识别语言的共性，利于用母语知识促进对目的语的习得；同时帮助他们找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这对克服母语的干扰也能起积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定的语言反映着一定的文化，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往往是语言差异的根源。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语言文化比较，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语言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了解语言异同的根源，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文化比较是语言文化比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二、英汉语言文化对照在教学中的应用
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来说，要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关键在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文化比较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语言文化及观念方面的比较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谈些看法。
1.把握总体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影响
在总的文化背景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表达。
西方文化重视个人的自由、荣誉和成就，提倡个人奋斗，强调基督民主精神。英语国家很多的风俗习惯都反映了这些特征。在英语国家不论男女老幼互相之间一般都直呼其名。这与儒家思想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西方人看来，在姓名前加上职位显得过于正式、拘谨，表示彼此之间的疏远。因此，除正式场合，特别是在私人交往中人们都习惯于直呼其名。同样的，西方人不喜欢别人问及私人事务，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强调个人民主、自由的生活规范。
西方人的这种民主精神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示“请求”时往往运用过去式，也就是用虚拟语气的形式。如：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虚拟语气本来表示与实际相反的假设，在请求对方做某件事时用这种形式给对方留有余地。在这个问句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含义：“我只是随便问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完全可以不必回答。”中反映了说话人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同等位置上，在他们看来“Can you...?”就显得居高临下，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从这一民主观念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You’d better use another word.”是表示一种婉转的责备了。
2.介绍一些具体观念上的差异
除了基本文化思想方面差异以外，英汉两民族在一些具体观念方面还存在差异。现以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为例作简单介绍。
中国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很大。很多中国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例如我们常常未预约就串门访友，我们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什么时间有空，我想去拜访一下。”“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中国人这样说也是出于好意，表示热情好客。但西方人则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说话者并非诚心邀请，而是客套应酬。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时间观。美国人类学家藿尔（Edward hall）曾指出：“我们对待时间就像对待一个物品，赚得它、花费它、节省它、浪费它。在我们看来，同时做两件事几乎有点不道德。”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英美人士把时间看成是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可以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和拥有。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把时间分割不同的时段来安排活动，强调守时，严格按照日程一次做一件事。我们可以在以下句子或短语中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
Time is money.
Don’t attend two things at a time.
不同的时间观念会赋予语言以不同的内涵。在美国人看来“Time is money.”，时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浪费或耽误别人的时间是不道德的。他们无论是看病还是走亲访友都必须事先预约然后严格按照日程执行。汉语中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警句，但它仅仅被用来勉励人们珍惜时间。它的内涵和美国人严重的“Time is money.”的含义相去甚远。
时间观念上的另一差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鉴赏过去的习俗，非常重视历史和传统也特别敬老，老年人成了智慧、经验、稳重、权威等的化身。如汉语中的“老练”、“老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
美国的历史不过二百多年，美利坚人的祖先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在开发新天地的同时也重构了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奋斗、追求实力和物质享受等价值观驱使他们不太留恋过去，不安于现状，更注重未来。
他们注重于未来的心理也反映在语言上，对美国人说“old”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因为它给人的联想是缺乏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例如：
It is hard to make an old dog stoop.
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常常用委婉语代替“old”，例如，eldly或senior代称“老年人”，evergren clubs美称“老人俱乐部”。
显而易见，对于两种文化在世间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不通过比较来提醒学生高度重视，必将成为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不利于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3.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于一些带有浓厚民族（或地方）色彩或具有典故性的英语短语，如不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就很难理解其含义。同理，如不说明Newcastale是英国的一个产煤区也就很难想象“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的含义是“多此一举”。
综上所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是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源。引导学生了解这些差异，认识他们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学生改变思维方式，逐渐养成用异文化思维去理解语言的习惯，克服母语的干扰，这是提高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Brown，H.D.Principles of Languange Learning and Teaching，1987.
第11篇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
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汉语语义进行分析是个新课题。
以语义场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派于30年代出现，是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但是无论德国的特里
尔（J·Trier）还是英国的乌尔曼（S·Ullmann），他们的语义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词（或小于词）一级上进
行。直到60年代卡兹（J·Katz）、福德（J·Fodor）创立“解释语义学"和莱可夫（G·Lakoff）、麦考
莱（J·McCawley）创立“生成语义学"，现代语义学才开始了语句语义的全面研究。
现代语义理论引进我国始于80年代，近些年来已由“介绍"渐进到了“引用"，探索以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汉语，已现蓬勃态势。特里尔的语义场及义素分析理论，已被引入汉语教材，成为了词义理
论教学的一部分。
对汉语语句语义的探讨则还远远不够。
现代语义学的诞生是语言理论与逻辑理论“联姻"的结果，对语词语义、语句语义的解释、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模型。“蕴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来对语句语义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
。
本文尝试引鉴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
一、语义蕴涵
对自然语言语义进行“蕴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逻辑蕴涵，逻辑蕴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论基础上的。“
蕴涵，即‘p蕴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义是‘如果p不是假的，则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这就是逻辑上所称的“实质蕴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题蕴涵一切真命题
，真命题为一切命题所蕴涵"这一“蕴涵怪论"。这里说的“真"、“假"并非语句所陈述的事实上的真假
，它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蕴涵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来进行语义
分析。
“蕴涵"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是“p真必然q真"，避开抽象的纯真值解释，将“真"、“假"理解
为直观的事实反映，即语句的具体内容，“蕴涵"也就可以应用于语义分析了。
为与逻辑学中的“实质蕴涵"相区别，拟将语义间的蕴涵关系称为“语义蕴涵"。
语句是事实情况的反映，语句语义实际就是关于事物情况的各种“信息"。
“当语句‘p’在语义学上蕴涵语句‘q’时，语句‘p’所传递的信息包含着语句‘q’所传递的信
息。"［②］
这是对语义蕴涵最简明的阐述。p的信息包含着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蕴涵关系自可成立。
设语句p为“王前是翻译家"，语句q为“王前懂外语"，显然，p的信息包含着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语句是真的，q语句必然也是真的，这就可以说，在语义上，语句p对语句q有蕴涵关系，或者说语句p
蕴涵语句q。
“一句陈述句的蕴涵命题就是离开任何语境可以从句子本身推理出来的那些命题；只要那个句子本身表
达一个真实的判断，其蕴涵命题必定真实。"［③］
从这一阐述中，可以析出语义蕴涵应具有的条件：
（一）离开具体的语境，在同一个可能世界中进行讨论，即排除语境因素，独立分析语义，不涉及语用
问题。
（二）必须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关系。
为叙述方便，本文拟将语句p称作“源语句"，将其所蕴涵的语句q称作“蕴涵语句"。还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语句"绝非语法意义的“句子"，它是语义单位，即语义学上所称的“义句"，或者说是具
有逻辑意义的语句，即“命题"。文中所称的“语词"绝非语法意义的词、词组，它也是语义单位，即语义
学上所称的“义位"、“义丛"，或者说是“概念"。
二、虚指蕴涵
虚指蕴涵是以语词为操作对象的，即以一个不定指称短语代替源语句中的各个成分，以形成多个蕴涵语
句。
“不定指称短语"的结构为：“某＋属"，即由任指代词“某"附加于源语句中语词的属概念之上而形
成。
设源语句为S，蕴涵语句分别为S1、S2、S3、S4……
源语句S：校长奖励了三好学生。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某人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实施）某行为于三好学生。
S3：校长奖励了某些人。
为确保虚指蕴涵严格可靠，应遵从下列两条规则：
（一）不改变源语句的表层结构。
以虚指方式导出的蕴涵语句直接来自源语句的表层结构，各个蕴涵语句一般都不改变原有的语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称短语所“置换"。
如上例的S与S1、S2、S3的短语结构均为：
SNp＋Vp
VpV＋Np
（注：TG理论中“"表“重写"，并非蕴涵符号。）
以树形图显示则更明显：
（附图[图]）
显然，源语句与蕴涵语句具有着“同构"关系。
（二）进行置换的虚指短语必须与源语句成分的语义范围同一。用于进行置换的短语是被限定的“属"
，这里的“属"，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如“人"、“物"、“行为"、“时间"、“地点"、“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长"的范畴。“属"也可以是较为邻近的“类"，比如采用“领导"、“学校
领导"也无不可。
无论“范畴"还是“类"，语义范围都大于被置换语词，以虚指语词限定后范围缩小，结果两者语义相
等。如图：
（附图[图]）“某人"与“校长"指称范围相同，只是“实"、“虚"之别而已。
蕴涵语句是有序的，其顺序是依着源语句表层结构“语符列"的顺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顺序便是依据着主语、谓语、宾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符位置。
蕴涵语句的这种有序性，对确认一个语句的语义具有着重要意义，其间音位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个置换成分的顺序予以侧重，就会构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从而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问。
S1：谁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对三好学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长奖励了谁？
由重音模式转移所形成的语义各异的蕴涵语句，构成了源语句S的全部语义，而S在无语境、无重音模
式的情况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语义。
重音模式与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语义蕴涵遵从着“无语境"的条件，所以这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
问题。
虚指蕴涵的操作机制是对语句的表层结构进行“改造"，实际只是一种“语法义蕴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语句语义，当然也就无法应用于深入的语义分析。
三、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则是抛开语句的表层形式，完全凭借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和解释以形成蕴涵语句。
凭借理解对语义进行解释，是分析自然语言的惯用方式，“所有关于自然语言的论证有效地证明，依赖
于未经训练的语言直觉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赖于逻辑理论的程度。"［④］进行语义解释尤其要依赖“未经训
练的语言直觉"能力。
任一语句的语义都是可以进行理解、进行解释的，语句语义与其语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复合总体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体"。
源语句S：王工程师是刘师傅女儿的未婚夫。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王工程师是男性。
S2：王工程师未婚。
S3：刘师傅已婚。
S4：刘师傅有个女儿。
S5：刘师傅女儿未婚。
S6：王工程师与刘师傅女儿已确定婚姻关系。
上列蕴涵语句是对S的语义进行分解的结果，进行这种分解的依据是纯语义的，与表层结构无关，蕴涵
语句是完全凭借直觉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而形成。
源语句S分别蕴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蕴涵关系，可读作“蕴涵"或“那么"。
这种蕴涵关系可以用侧树形图表示：
（附图[图]）
S是S1、S2、S3、S4语义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对语句语义的解释不是任意的，源语句与蕴涵语句之间必须存有“p真必然q真"的关系，为此，下列
操作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一）蕴涵语句是不超出源语句语义的范围，就是说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语句，如“刘师傅是男的
"、“刘师傅女儿20多岁"等就不是源语句的蕴涵语句。
（二）不能导出与源语句相背的语句，如“刘师傅未婚"、“王工程师不认识刘师傅的女儿"等。
虚指蕴涵与解释蕴涵都是对语句语义进行分解，但两者大不相同，兹以下表进行对比：
虚指蕴涵解释蕴涵
操作依据语词语义语句语义
语形结构不改变改变
操作方式置换解释
蕴涵本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蕴涵性质语法的语义的
蕴涵语义范围相等缩小
蕴涵语句组合有序无序
蕴涵语句数量定量不定量
语句语义的研究绝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对语句的语义性质及语句语义间的关系
予以认定，在这方面解释蕴涵是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语义认定可从“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两个方面分述。
四、语义鉴别
语义鉴别是对语句自身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
依据语句的语义性质区分，有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
1．单义句
一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相互独立并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此句为单义句。
“相互独立"是指蕴涵语句之间不重复、不交叉。“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是指不含有语义相抵的不可
组合情况。
源语句S：甲的1号赛车荣获了本届越野赛的冠军。
可以蕴涵下列语句：
S1：甲是赛车手。
S2：甲驾的是1号车。
S3：曾举行越野赛。
S4：甲参加了本届越野赛。
S5：1号车荣获了冠军。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语义，相互独立，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语句的语义，彼此可以进行组合
、还原成源语句的完整语义，因此源语句为单义句。
2．歧义句
一个语句同时蕴涵多组语句，其间含有“异己"语句而无法进行组合、还原，此句为歧义句。
源语句S：我们见到了刚刚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语句可以蕴涵A、B两组不同的语句。
A组：
A—S1：小王有个哥哥。
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
A—S3：我们见到了哥哥。
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A、B两组语句都是S所蕴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与B—
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是两组之间的“异己"语句，由于两者的存在，两组不可重新进行组合、还原，
因此可说源语句S是个歧义句。
歧义句的语义有如下特征：任一个语句组（A或B组）中引入另一组所含异己语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会出现矛盾，反而能组合成更为完整、更为明确的语义。
如A组S2的否定式为“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试将其引入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新组成的这组语句，不但可以进行组合，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义现象。
同理，B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组是如此。
3．重复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同一的语句，此句为重复句。
源语句S：处女之作《泪痕》是小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蕴涵语句：
S1：小李写了一部《泪痕》。
S2：《泪痕》是处女之作。
S3：《泪痕》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显然，S2与S3的语义是同一的。
重复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语义同一的语词所造成，如“处女之作"与“第一部作品"。
这里说的“同一"是指语义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语词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语义未必同一。
源语句S：那个老运动员很老。
蕴涵语句：
S1：那是个运动员。
S2：他是老运动员。
S3：他很老。
这组蕴涵语句中，S2与S3都用了“老"这一语词，但语义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时间久长，
S3中的“老"是年岁高迈，因此源语句S不为重复句。
4．矛盾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不可共存的语句，此句为矛盾句。
源语句S：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蕴涵语句：
S1：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S2：我国历来是统一的。
S3：我国曾有过分裂。
显然，S2（历来是统一的）与S3（并非历来是统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句。此类语句包含有“预设语义"，“预设"的语义与“显现"的语义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论"的矛盾语义是极其隐含的，运用解释蕴涵进行分析可以将其揭示出来。
源语句S：真实的判断是不存在的。
蕴涵语句：
S1：真实判断不存在。
S2：存在着一个真实判断（该判断）。
S2是言者默认的预设语义，S1是语句所显现的语义，两者不可共存。
五、语义比较
通过对不同语句的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以认定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语义比较。
大量的语句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的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些语句可称为“独立句"，这里不予
讨论。
语句间的语义关系区分，有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1．同义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完全相同，这两个语句为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所传递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语句：
A—S：中国队又一次荣获冠军。
B—S：中国队再次夺魁。
C—S：中国队卫冕成功。
上列三个语句都蕴涵着下列语句：
S1：中国队曾获得第一。
S2：中国队本次又获第一。
此类同义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义语词，因此它们的表层结构也大都无异，这是“同构"的同义关系
。
同义关系大都不是同构的，比如由核心句经“移动转换"而生成的转换句，表层结构就是不同的。
源语句：
A—S：秦国灭了赵国。
B—S：秦国把赵国灭了。
C—S：赵国被秦国灭了。
蕴涵语句：
S1：秦国曾与赵国交战。
S2：秦国胜利了。
S3：赵国失败了。
S4：赵国已不存在。
由“省略转换"生成的转换句，不但表层结构缩减，语义也有所省略，蕴涵语句的语义有了差异，不能
认为是同义关系。
源语句：
A—S：赵国被秦国灭了。
B—S：赵国被灭了。
语句B—S并不蕴涵S1、S2两个语义，信息量减少了，A—S与B—S不是同义关系。
2．矛盾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矛盾关系。
源语句：
A—S：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装。
B—S：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而没有褪色。
A—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B—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
A—S所蕴涵的S2与B—S所蕴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总量，即“是新款的"与“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这两种情况外，别无其他情况。
矛盾关系语句之间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假。
（二）可以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真。矛盾关系语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别无其他情况，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为假，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真。
3．对立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对立关系。
源语句：
A—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韩国产品。
A—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
A—S与B—S所蕴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两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即“是中国产品"
与“是韩国产品"只包含了信息总量中的部分信息。
对立关系语句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真，可以推知“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假。
（二）不能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为真，对立关系语句所传递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这批
设备是中国产品"与“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还可以是其他国家产品），所以非此未必
为彼，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为假，就推不出“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真。
注释：
①［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转引自［美］帕特里克·苏佩斯《逻辑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页。
②［日］末木刚博：《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英］尼尔·史密斯、［英］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
第12篇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
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
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
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
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
”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
第13篇
[关键词]精英教育；大众化；高等精英教育；内涵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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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第15篇
1、蕴藉
如果说语言的清楚明快是一种美，那么，含糊语言的储备也同样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如：
“事后，我感想一点不舒服，即是你们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缘故原由的。那就由于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文中的“什么什么”指“托派”，鲁迅老师故用含糊语言，则显得蕴藉幽默，表达了作者恼怒之情，增强了杂文的战斗力。
2、精要
人们在外交时都有一个配合生理，那即是高尚轻便精要。如：
古尚武：三叔，秋月她病了，我想去她家看看她，你老看是……
石三叔：你就看着办吧！（电视剧《太阳泪》）
古尚武与秋月这一对情人，二十年前，因石三叔的一句错误的讯断而未能结为伉俪，而运气又使他们配合生存在统一个墟落，几十年的悲苦酸楚都深深埋在这三小我私家的心灵深处。如今古尚武来征求石三叔的意见，但爷俩之间各自的难言之隐是千言万语难以说清的，况且石三叔也难作出“该看”或“不应看”的决断。“你就看着办吧”一句含糊语言竟表达了千言难尽的情谊，岂非还不够精要么？表现力云云富厚的语言不也是很美么？本免费结业论文来自-
3、婉转
如果说坚贞坚定是一种金刚怒目式的阳刚之美，那么婉转也是一种二八女姝式的阴柔之美。
“由于各人都知道的缘故原由，两国人民之间来往停止了二十多年。如今，经过中美双方的配合开心，友好往来的厦门终于打开了。”（1972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接待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
“由于各人都知道的缘故原由”，为了顺应外交礼仪，存心使用这一含糊语言，很婉转地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态度和原则，既有顽强的原则又有战略上的机动，充实表现了良好的外交才气。
王秀竹：但是，但是，进偏激炕的女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回事！一想起来我就满身乱颤，手脚凉汗！
丁宏：秀竹，酷爱的，大胆点，不再想谁人，想如今，想未来！……
（老舍《合家福》）
其中的“那回事”“谁人”指旧社会备受摧残的生存。但相互为不引起已往的伤心事，存心说得很婉转，这比直露的说明更具有较好的表达效果。
4、朦胧
如上文所说，清楚给人一种清楚美，含糊则给人一种朦胧美。显微镜下的鲜花虽然是美的，但晨雾霞光中的山花宛如更美。
“寒雨连江夜入吴”，作者如果写成的“气温在零上三度时下的雨，雨量是零点五毫米，深夜十二点正进入吴地。”这照旧诗的语言么？显然照旧含糊一点才更有诗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