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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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镇.论游戏美术岗位的技术特点――兼论游戏美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学家.2012年15期.
[2]豆丁网..游戏策划培训笔记之设定游戏故事[Z]
[3] 宋华燮.游戏角色设计[M].人民邮电出.2011-1-1.
第2篇
我国的青年志愿者组建工作是一个长期而自然的过程，是建立在深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青年志愿者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青年志愿者可以配合社会对民族事业的发展需求，为大家传播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为了满足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青年志愿者工作得顺应民族特点。
二、青年志愿者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1、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不足
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它们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逐渐呈现出一定的不足之处。对于政府机构，一方面由于其在资金周转和专业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有时候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其广泛的“功利性”观念的驱使作用下，在文化保护中常常会出现以忽视文化效益的提高为牺牲而去赢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市场，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其在文化保护中的方式和手段。然而，青年志愿者便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两者的不足，因为其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还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此一来，青年志愿者不仅可以极大地拉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距离，而且还便于深入地体会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所在。由于青年志愿者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他们在文化保护的具体工作中更具责任感与耐心等，可以积极取得足够的资金来源，极大地减少了人力等方面的开支消费。此外，青年志愿者在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和聚集分散的社会人力方面具有很好的影响作用。
2、参与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创新性传承
青年志愿者在保留危在旦夕的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的文化保护工作中，其不仅能够把海南少数民族遗留在民间的零散文化通过有形的书籍或者档案等记录下来，以便于保管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库中，而且还可以积极思考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来保护海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青年志愿者正在并且即将采用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来积极对其进行保护工作，不仅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而且还把各种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3、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化
现如今，青年志愿者对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一股全新的力量，他们能够充分地使用文化所包含的经济价值来完成文化的保护过程。针对海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可以精心设置一台突显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再利用演出赚取的费用，对文化保护工作进行展开。通过这种对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中，可以让其文化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继承与流传，使得更多的人对其文化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为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增添新鲜的力量。
三、总结
第3篇
[关键词]海西；闽台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两岸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五)弘扬闽南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4篇
但在具体推进时，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匹配劳动力流动空间布局，还要考虑资源配置的整体规模和承载能力，人往哪里走？成本有多高？钱从何处来？这三组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成为政策设计时必然面对的挑战。深入探讨和系统考量这三大难题，对于设计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实现的可行路径，形成以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为契机的户籍―土地―财政体制联动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来制造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转移，企业区位选择的重新布局可能会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那么作为生产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劳动者这一要素是否也会在同期逐渐向地区转移？他们在不同类型城市选择时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动趋向不同带来的分布格局差异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而相关政策理应在充分认识这一劳动力迁移实际下因势利导，相机抉择，而不仅仅是按照理论知识或者西方经验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财政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财政资源的浪费和城市布局规划目标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扩散而国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倾斜，那么业已存在差距的继续拉大会形成对农民工逆向拉力，使农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财力和经济要素的双重制约而举步维艰。因此掌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是保证政府规划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农民工择业流动的现象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农村迁移人口的分布趋势，了解农民工区域选择的真实需求，确定城镇化改革最为迫切的目标区域，并针对性的制定对应城市形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进城农民工区位选择和集聚趋势是统筹城镇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难点问题二――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那么为农民工提供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测算出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掌握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能够更清晰判断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态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的放矢为中国未来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建议，尤其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户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对城乡统筹中权益分配和要素流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进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是这些人口却没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与户籍相关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维持了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从而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和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障碍，理应成为当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着力点（陶然，徐志刚，2011）。而作为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在农民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叶建亮，2006）。
然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虑城市规模，财政负担等多种情况下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成本，显化进城落户配套公共品的真实价值，以往公共成本测算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货币价格计算，通过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民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费用为项目算出农民工的综合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但是通过对其测算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在全面性和精确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考虑到公共品是非市场交易的物品，其市场价值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如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图书馆和公园等文化休闲设施，这些项目理应构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加总中体现，如何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品项目计算中不遗漏不缺失？其次，各个地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和产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比并无法准确反映城市间公共品的真实价值差异，如何能够将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标准参照体系中统一表达？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据公共服务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那就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在上述基础上测算出每一个公共品项目的市场成本，从而灵活叠加给出对应户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随着而来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体公共品供给和单一项目对农民工体现的隐含市场价值能否量化测出？城市间公共品能否测算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显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场价值，估测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所以测算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公共品市场价值将成为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财政决策关注的重点。
四、难点问题三――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考虑到2.3亿农民工群体规模和相对有限财政转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除了理顺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外，能否通过设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为农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场途径？
定量分析与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场成本价值是系统性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为实施改革拓展筹资融资渠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激励去切实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外来劳动力吸纳主体，很多城市存在着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城市户口（陈锡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担在农村人口转移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支出规模和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财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外来人口创造的税收已通过增值税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仅浙江省2011年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达3000多亿。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去为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流动人口构建覆盖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拿什么来交换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实到农村，能应对城市资本的核心筹码就是拥有的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增值收益，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理应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结合各地市情，差异化的以农地调整中土地资源的增值收益权利交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可能为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障碍，引导城乡发展一体化重要提供财政保障。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因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效机制仍未形成，农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盖体系排斥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56
[2]叶建亮.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J].经济研究， 2006（11）：27―36
第5篇
[关键词]云南省；生态旅游；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者丽艳，昆明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云南昆明650031；朱雄，广州国电京信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州51062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1-0064-04
一、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21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生态旅游的关键，云南省旅游要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旅游开发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成为云南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融入当地真实质朴生活，欣赏当地的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当地提供有效经济支持的新型旅游形式。民族生态旅游在让旅游者领略原始生态的自然景观、体验民族文化风情的同时又充分保护旅游需求的生态和文化环境。10多年来，云南省正是以秀丽雄奇的自然风光、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旅游在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打造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品牌。当前云南省的旅游业已成为仅次于烟草业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省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035倍。2008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250万人次，增长12.7％，旅游外汇收入9.5亿美元，增长10.5％；接待国内游客9500万人次，增长5.7％，国内旅游收入600亿元，增长11.2％。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作为一种非必需性消费品，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旅游业也出现下滑，据国家旅游局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入境游人数明显下降。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云南省来看，据媒体报道，2009年10月以来，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境外旅游团数量急剧减少。香格里拉部分景点已经被迫关闭。丽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的数据表明，2008年和2007年相比，欧美国家前往丽江旅游的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法国、澳大利亚下跌率分别为40％和20％。2009年前8个月，昆明石林景点人流量下降了30％；大理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30％。36％。作为云南省资历最老的龙头旅行社，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去年的总收人才达到4.5亿元，同比已经直降40％。据了解，云南省其他几大旅行社的营业收入降幅情况也大致如此。云南省旅游业每年接待的欧美游客，有60％～70％是由昆明国旅引入的。而昆明国旅到目前接到2010年的欧美日韩订单几乎为零。
面对危机和困难，中国国家旅游局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已经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旅游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中国旅游部门将吸引各类资金，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推动开发一批高水准的旅游景区，开发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促进国内旅游消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与包括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各国际旅游组织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客源互送，实现合作共蠃；促进旅游行业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增强全行业应对危机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持从业人员队伍稳定。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真审视云南省的旅游市场会发现，云南省入境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但国内游客数量却有所上升。针对目前全球大环境的实际情况，云南省的旅游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又有新的机遇，云南省旅游业应积极进行旅游业内部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重组，旅游市场重新定位，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对服务体系、价格体系等有更规范的管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一些老景区也要适时推陈出新。总之，应当尽快与国家大政策相接轨，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云南省旅游业从上到下各个环节都应当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形势之下，根据云南省的实际，它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旅游资源。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坚持特色发展，提高旅游吸引力，云南省应该牢固树立发展旅游经济就是发展特色经济的思想观念，从加快全省特色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现代科技、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优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云南省旅游业应该在加强民族生态旅游文化深度挖掘方面多做文章，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和未来的入境游市场，开发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加快云南省特色旅游发展的步伐，永葆云南省旅游的吸引力。
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文化性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无论是旅游开发、旅游经营活动还是旅游消费行为都具有文化性。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文化是旅游的根与源，旅游是文化的形与体，文化内涵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关键，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开发和挖掘云南省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会大大提高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二、云南省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生态资源优势
云南省拥有特色鲜明的高山湖泊、高山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构成了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品位极高的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旅游资源大省。从资源分布状况看，云南省的滇中旅游区以及滇西北、滇西南、滇西、滇东南和滇东北六大旅游区域中，大部分旅游资源都是属于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截至2004年，共拥有lo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9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7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已建立的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8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中，有大量的生态旅游产品。如石林世界地质公园、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梅里雪山、腾冲地热温泉、元阳哈尼梯田等，还有大批农业观光、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云南省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并具
多样性及高质量的特点，其通达性良好，且与文化价值有密切的联系，十分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同时也为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深挖其文化内涵，赋予更多的文化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方面，云南省独特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富饶秀丽的边塞风光造就了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是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乃强。52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景观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为典型最为集中的，这也是云南省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各民族的居住环境、文化沿革受外来影响的程度都不一样，在语言、文字、习俗、绘画、音乐、宗教、建筑、服饰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节庆活动、民族婚恋、日常生活方式和崇信的宗教等种类多样，充满着神秘色彩和乡土气息。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民族居所、日常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工艺以及民族体育等均魅力无穷。
云南省拥有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1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如傣、独龙、阿昌、景颇、德昂、基诺等。云南省境内众多块状交错的民族区划，经济文化发展各异的少数民族，创造了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彝族、白族创造了云南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丽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是“茶马古道”南北交汇的枢纽，民族文化也在此处融合。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化(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是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泸沽湖畔摩梭人――女儿国――独特的民风、民俗、民居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迪庆形成了一个以雪域文化与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如此众多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文化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明显，旅游产业已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文化在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中的价值
在民族生态旅游中，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提升旅游资源的品位、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三个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品位。首先，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如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后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赢得了文化界很高的赞誉，引来无数游客。据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和媒体的报道，《阿诗玛》形象累计给云南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0亿元。大理“三道茶”每年直接创利2000万元，这就是文化与旅游经济有机融合并放大其价值的审美需求效应和人文产品的消费效应。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内涵，有的是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开发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发掘或创造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来提升其知名度。其次，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附加值。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必须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深加工才能体现出来。当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作一种文化来消费时，其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这种文化的价值显而易见。如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与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电影《五朵金花》与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纳西洞经古乐”与丽江，使旅游者既饱览了当地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对文化的体验与向往。这些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资源的附加值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价值，最后，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其文化内涵。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时间越久其文化价值体现得越明显，越能够吸引旅游者，如“风、花、雪、月”的文化形象对大理旅游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
(二)文化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文化能主导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旅游形象的灵魂，其对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为无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昆明四季如春，鲜花不断，“春城”就成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的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由于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经过时，所以要对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其次，文化能主导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文化创造的旅游资源开发，是在旅游资源进行定位的资源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物化成产品的过程，也是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文化主导的。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主导作用是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纳西族东巴文化就是丽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将东巴文化与其优越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开发，构成了丽江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文化内涵”。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就是文化、教育、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竞争。综观国内外具有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旅游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旅游发展中文化和文化审美的投入，又重视提高其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的发掘。
(三)文化赋予旅游资源强大的生命力。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经成为中外旅游业的共同行为。旅游业行家提出要抓四个注重，即注重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文化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纽拜说：“风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交接面上。”世上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一处风景的魅力长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维系，没有文化赋存的旅游资源是没有生命力的。试想如果没有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美丽的传说?有多少人认识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如果没有电影《五朵金花》，又有多少人知道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看到那美丽的银苍玉洱?如果到丽江看不到“大研古镇”，听不到“纳西洞经古乐”，丽江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吗?近年来，每年到石林、大理、丽江参观、游览、度假、休闲、开会的人数均在几千万人次以上，给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融合自然景观一人文历史一文化名品影响力于一体的文化景区。将优秀的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受到启示和教育，获得体验和熏陶，旅游者就会得到
一种满足，就会将旅游业推向新的层次和高度。
(四)文化对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旅游研究专家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得知，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物，认为是风光名胜的占30％，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占70％。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经营的就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在当今旅游活动类型多种多样，如观光旅游、寻根旅游、休闲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疗养保健旅游、体育与探险猎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种专项旅游、兴趣旅游等等，旅游者无论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其旅游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能耐人寻味，从而对游客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五)增添旅游文化含量可以加速云南省旅游产业化进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旅游者的文化旅游需求日益增加，不断追求文化碰撞与互动的体验。云南省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多重特性，正好迎合这种特殊的旅游需要，能够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要，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文化的深度挖掘将促进云南省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优势更快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如果下功夫提高旅游资源的人文品位，挖掘文化内涵，就会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更丰富，人们前来获取和共享知识、信息的欲望就会愈强烈，从而增大客流量，增加旅游消费项目，提高旅游消费水平，开辟境外客源，发展国际旅游。“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全人类的。”对民族文化差异进行探索的价值情趣。是引导现代旅游业客流走向的神奇魔棒，以名山、名水为依托，充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会吸引大量境外旅游者。民族人文旅游开发和再生产所需投入不多，是一种低耗高效的经营途径，极有利于旅游产业化的发展。
第6篇
关键词：岁时节日民俗；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治未病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1-04
所谓医俗同源，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医药学一样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人们在与自然界相互适应和抗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于是产生了和养生保健息息相关的民俗活动，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防病治病的方法。可以说，中医药学的产生、发展与民俗的形成和传承密不可分。其中岁时节日民俗是在具有特殊社会文化意义的日子形成的风俗习惯，包括文体娱乐活动、药物防病活动、除虫除害活动等，这些民俗是人们顺应自然规律而生息的行为，与自然界的阴阳四时，生长收藏的变化相对应，充分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和“治未病”的思想。
1春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春季包括农历的正月、二月、三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1]。”春季气温回升，人体阳气开始上升，万物开始萌生，养生应该助长这种“萌生”的气息，应该晚睡早起，多去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使肢体放松、心情畅达，从而增强身体活力，以适应春季生机勃勃的特点。
1.1春节春节是我国农历的年节。节期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云南各地春节的过年习俗不一，但燃放鞭炮却是必不可少的习俗之一，通常从除夕下午开始就要燃放鞭炮，寓意为辞旧迎新。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鞭炮声能振奋人的精神，激荡机体的阳气。而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的元宵灯会，猜灯谜等节庆活动，除了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外，更能愉悦人们的心情，具有良好的调养身心的作用。云南大理地区在春节期间还有舞龙舞狮的娱乐表演，龙为四大灵兽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舞龙过程中要不断地展示扭、挥、仰、跪、跳、摇等多种姿势，以大幅度的舞动来表现龙翻腾之美。因此舞龙运动可以改善人的心肺功能，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狮子在中国古代是吉祥辟邪的神兽，舞狮也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体育活动，糅合了传统武术、简易体操等运动项目的内容，舞狮的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来模仿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在舞狮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舒展人的筋骨、锻炼人的身体，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1.2上巳节三月有上巳、寒食、清明三节，这三节在时间上相近，又都有踏青的习俗。农历三月初三叫“上巳节”，有的地方又叫“踏青节”，在宜良，男男女女在这一天要携酒煮豆，外出踏青。踏青有助于阳气的生发，可以调和气血、舒经活络，改善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防止关节老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三月三”也是普遍流行的节日。剑川白族在三月三举办梨花会。当地白族结伴到梨园进行野餐，弹起三弦，唱起山歌。壮族“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家家户户这一天做五色糯米饭，染彩色蛋。歌节一般持续两三天，对歌以未婚青年男女为主，但小孩、老人可来旁观助兴[2]。云南罗平一带布依族在三月三也有类似的娱乐活动，老人在家宴请宾客，年轻人比赛对歌、游泳，小孩则在河边划竹筏、打水枪等。
民间俗语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上巳节是各种昆虫比较活跃的时候，所以驱虫也是很多地方要进行的民俗活动。通常人们会用荠菜、柳枝或者枫叶等驱避虫蚁。如在浪穹，人们就用荠菜遍插甑釜厨灶，用来制服黄蚁。从中医角度来说，荠菜性味甘、凉，无毒，入肝、脾、肺经，可以清热解毒、养肝明目、治疗腹痛，它的茎加热后可以驱虫，因此也叫“护生草”。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许多疾病的流行与某些害虫有关，如苍蝇、蚊子、虱子、跳蚤等，这些害虫会叮咬人体，还可以传播传染病，因此岁时驱虫的民俗活动是人们在除害灭害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有效措施和宝贵经验。
1.3春季特殊节日民俗花朝节，俗称花神生日，是民间祭花神的日子，时间大概在农历二月份，但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时间也不太固定。云南大姚县昙华山彝族的花朝节在农历二月初八，当地称为“插花节”。人们穿上民族的节日盛装，在村前、寨口、路边搭起花牌坊，把鲜艳的马缨花插满房屋，然后一起唱歌跳舞。大理白族的“花朝节”在农历二月十四，节日期间，人们在大理古城的入口，用鲜花扎好牌坊，里面用精美的花盆和名贵花卉垒成花山、花亭和花台，人们在各条花街上观赏和嬉戏。农历三月十五是怒族的“鲜花节”，人们聚集在贡山丙中洛附近的仙女洞，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焚香行礼，向仙女献鲜花。祭拜结束后，人们围坐在山坡上，将食物摆在铺有松针的地上，边吃边喝边唱。《素问・举痛论篇》提到“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中医认为一个人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通畅，五脏六腑协调，机体自然处于健康状态[3]。花朝节人们约上亲朋好友一起赏花、唱歌、跳舞，尽情欢笑，这种乐观的情绪对于预防疾病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大理白族的“三月街”是云南最有特色的民俗节日，时间从农历三月十日开始为期一周，赛马、射弩、赛龙舟是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云南通海在清明节时还会举行荡秋千、放风筝、斗鸡、拔河、踢球、赛龙舟等娱乐活动。赛龙舟是我国传统的体育活动，比赛时，炮声响起，各水手要按锣鼓节拍划桨前进，不仅可以舒展筋骨，调和气血，而且还可以促进代谢，排除毒素。中医认为放风筝能“疏泄内热，舒经活络”[4]，在春天放风筝能舒展四肢，疏通经络，增进食欲，改善消化功能，此外，还能开阔视野，使人心旷神怡。春季的这些体育活动习俗都是有益身心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起到祛病养生的作用。
2夏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夏三月，此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夏三月指的是农历的四、五、六月。在一年四季中，夏季气候最为炎热，此时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中医学认为“心主夏”，即人体五脏之一的心脏是与夏季相应的。夏季属于五行中的火，而人体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对应五行，心也属火，心脏与火的物性是一致的[5]。随着天气逐渐转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脾气暴躁，这就是因为心火过旺。因此，夏季要精神愉悦，情志平和，不要躁动，使体内的阳气自然向外宣泄。
2.1立夏立夏是夏天的开始，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至，此时毒虫易于滋生，是各种疫病易犯之时。为了抗拒毒气的侵袭，在云南昆明、景东等地方这一天会有驱虫的习俗活动，人们用灶灰围墙以避蛇虫。清代《浪穹县略志》记载，在大理浪穹（今云南洱源县）一带，人们还会在门上插白杨，用灶灰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6]。
2.2端午节夏季的五月是仲夏之月，天气炎热，毒虫滋生，古人认为此时邪毒最盛，为了抗拒毒气的侵袭，古代在五月五日这天举行各种活动以祛除恶气，避免疫病的发生。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有采集艾蒿、菖蒲、淡竹叶、金银花、土茯苓、甘草等中草药熬水洗澡的习俗。如镇雄的“游百病”的习俗，人们在外出游玩的过程中采摘野草，回来以后用野草煎水沐浴。相传，五月五日是药王的生日，壮族在这一天会举行热闹非凡的药市，上市的生鲜药物有数百种，会有上万人聚集到此来赶药市，因此端午节在有的地方又被称为“药王节”或“沐浴兰汤节”。端午节前后，由于时令气温湿热，正适合各类病虫害滋生，是传染病多发的时候，而此时也正处于阴阳际会，人的免疫力相对降低。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悬蒲挂艾，其实这就是一种季节性预防疫病的行为。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艾是一种草本药物，味苦、辛，性偏温，入肝、脾、肾三经，本身带有香气，可以解毒气，中医常用来灸治百病。菖蒲是一种水草，与兰花、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其带有特殊的辛香味，可以解毒杀虫，有开窍醒神、化痰健胃的功效。
2.3夏季特殊节日民俗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也有地方性和族群性的年节仪式。在云南德宏州傈僳族的传统火把节中，除杀猪宰羊、唱歌跳舞等活动外，傍晚时分便要点起火把，从屋内到屋外、从院内到院外熏烧灾虫。老年人边舞动火把边喃喃自语：“烧死跳蚤，烧死老鼠，烧死一切害人虫！”熏灭毒气，是为了驱避蛇蝎之毒，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彝族在火把节时还会举行篝火晚会，有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跳舞等社交游艺活动。从中医学角度看，这些活动可以舒展筋骨、畅通血脉、促进代谢、排除毒素，达到振奋阳气的作用。由于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季节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中医在预防疾病发生时会考虑到不同节气的致病特点，顺时、顺人而治。傣族最重大的传统年节时间在傣历六月，大约在农历清明节后的第七天，俗称泼水节。泼水节的寓意是表示洗去一年的污垢，消除灾病。中医讲究未病养生、防病于先，这些防病消灾的习俗和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是相通的。
3秋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内经》有“秋冬养阴”之说，人体经过春生夏长之后，进入秋收之时，随着天气转凉，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是阳盛转为阴盛的关键时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道：“秋三月，此为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秋季人们应该早睡早起，精神必须安静，不急不躁，使秋天肃杀之气得以平和。不使意志外驰，使肺气清和均匀[7]。
秋季最重要的节日是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云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都有中秋节，如壮族的“拜请月神节”、拉祜族的“月亮节”等，其中赏月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拉祜族的“月亮节”和中秋节相似，全家人会聚在室外一边吃菠萝、芭蕉等果品，一边赏月、祭拜月亮，老人们还会到亲友或者熟人家里火塘边唱古歌。布依族在中秋节这一天，有一项娱乐活动“偷南瓜”，晚上月圆之时，村子里的小孩相约去偷地里的南瓜、葵花、花生等，无论偷到谁家的，主人都不会责怪，孩子们把偷到的南瓜等拿回去炒熟食用。在九月九重阳节时，民间还有登高的习俗，人们会利用秋高气爽的日子，进行爬山或攀登高峰的活动。中医认为秋应于肺，在志为忧，再加上秋天草木凋零，这种萧条的景象容易使人产生抑郁、凄凉、悲愁等伤感的情绪，这时候应该多和朋友、家人结伴去户外游玩、畅谈，使情绪安逸、宁静，神气收敛。对少数民族而言，秋季举行的节日活动大多数以收获和感恩为主，其中新米节是最流行的节日，佤族、拉祜族、布朗族新米节是为了庆贺稻谷丰收的节日，除了割新谷、煮新米、吃新米外，还会举行一系列游艺活动，如拉祜族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共度佳节，新米节全用新鲜的食品，席间，老人咏祝词。宾主围坐在火塘边咏唱古诗歌，青年男女在外吹笙、弹弦、跳笙舞。这些节日活动能愉悦心情，陶冶情操，让人肝气舒畅，心平气和，为进入冬季而保养节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秋冬养阴”的意思。
4冬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无扰平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所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冬三月指的是农历十、十一、十二月，中医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认为冬季自然界都潜藏阳气，要注意多晒太阳保暖，以补充阳气。
冬至俗称“冬节”、“亚岁”等，表示严冬就要到来，此时阴极之至，阳气始生。云南的富源、宣威等很多地区在这一天会宰猪腌肉，以备过年时享用，据说这天腌制的肉不流油、不腐坏，可长期保存，又特别香嫩，具有很好的补养精血的功效，是很好的冬令滋补品。
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主要活动是为过年做准备，家家户户要择日打扫卫生，一般选在祭灶日，即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进行年终大扫除，拆洗被褥窗帘，清洗家居用具，将家里上上下下每一个角落的灰尘污垢彻底打扫干净，俗称“除尘”或“掸尘”。由于“尘”与“陈”谐音，所以除尘有除旧迎新的意思，把一年积累下来的灰尘污垢清除干净，是为了干干净净过新年，这种卫生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洱源凤羽白族除了把房屋内外打扫干净外，还要把大街小巷都要打扫干净。在腊月进行扫尘，既可以消灭害虫，又可以预防春季传染病的传播，这种习俗对于环境卫生的改善，保持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
5小结
中医认为自然界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一天昼夜晨昏的变化及地理环境的差异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就是按照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特点而形成的调节人体阴阳气血而健身防病的风俗习惯。按季节气候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顺应四时节气讲究卫生、除害防害可以保持环境卫生，预防疾病，减少传染病的发生。这些岁时节日民俗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气息，经过不断发展、补充、完善，至今仍然被沿袭和推崇，并成为引导当地健康文化的有利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黄帝内经・素问注评[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10.
[2]毛艳，洪颖，黄静华.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115.
[3]王蕊芳，于恒，曹瑛.论中国民俗文化的中医预防思想[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11（9）：20-21.
[4]陈仁寿.民俗中的保健方法与治未病思想[J].中医药文化，2008，（4）：50-52.
[5]郭军华，何清湖.谈四时养生之夏季养生[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9）：2731-2733.
第7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闽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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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5.吴太胜.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开发模式探索. 继续教育研究，2008（2）
第8篇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民族地区 ；甘南州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105-02
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特别对甘南州这样一个欠发达民族地区来说，加快公共图书馆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公共图书馆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担负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等重要的社会职能，是公民的终身学校。在新时期，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服务大众文化、提升公民文化、构建和谐文化的使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工具
图书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丰富而出现。千百年来，人类辛勤劳动创造的知识和经验世代延续，通过文献记载保存至今。作为知识和文明的宝库，图书馆一直对人类社会及科学文化进步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知识的积累，更是巨大的信息集散地，无时无刻不担负着知识收藏与传播的重要职责。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大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其保存数量之大、种类之全、时间之久是任何社会机构无法比拟的，更是不可替代的，这正是其社会价值的独特性所在。
(二)公共图书馆是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
作为知识信息搜集、整理、存贮和传播的专门机构，图书馆是科学创新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图书馆保存着人类丰富的知识成果，是巨大的知识储备宝库，是从事科学创新和再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源泉，成为推动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一切科学研究，一切知识创新都以研究与利用已有文献信息为起点，在这一意义上，图书馆可以说是科学创新的出发点。而一切科学创新的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知识载体——文献，大部分精华文献又被图书馆收藏，既丰富了图书馆的知识储备，又成为科学创新再循环的新基础。其次，图书馆直接参与科研过程，其业务工作是科学创新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科研过程中，针对研究课题提供信息资料；在总结评价阶段，为成果鉴定提供资料（如编制专题资料索引等）。再次，图书馆关注知识的扩散和转移，是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图书馆工作贯穿于科学知识创新全过程，连接创新体系的首尾，是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
(三)公共图书馆是终身教育的重要阵地
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之一的图书馆，储存着丰富的知识信息，可以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人们不断通过图书馆，掌握文献检索能力，提高自学和自我服务能力，进而对已有知识进行分解、加工、合成，综合成新的知识，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加上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信息无限又无序，要求人们从正式和非正式的广泛信息源获得所需信息，图书馆足以帮助人们成为具有信息采集与利用能力的人，使他们能够不断获取新知识。图书馆为读者的所有服务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没有年龄、性别的要求，不受资格、学历等限制。可见，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也是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最佳场所和整个社会没有围墙的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还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获取知识、加工知识、配置知识资源的基础产业，担负生产、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重任，其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甘南州公共图书馆现状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南部，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面积4.5万平方公里，全州人口68.03万，其中藏族37.85万，占总人口的55.6%，农牧业人口54.56万，占总人口的80.2%。甘南州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现有1个地区级公共图书馆、8个县市图书馆。它承担着保存地方文献，传递科学知识信息，实施社会教育，开发智力资源，提供图书借阅、资料查询的社会职能，是甘南州文化信息服务中心。目前，甘南州图书馆有职工22人，馆藏各类文献16余万册（件），其中：地方文献5万册（件），古籍2000余册。为了满足甘南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甘南州图书馆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创新服务方式，打破了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落后、封闭的现状，改变了“借书还书”、“阅览复印”的传统模式，使死资源变成活资源，变“读者上门”为“图书馆上门”，使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变成“全天候”不分节假日的服务模式，确保全年开馆；并大力开展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更大地发挥了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通过基础数据比对，可以看到，甘南州公共图书馆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兄弟市州，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在基础业务建设、读者利用率、业务队伍建设、场馆建设、覆盖率、自动化建设、办馆条件、阅读环境、购书数量、服务水平等各方面发展仍然缓慢，存在藏书数量少、种类少、版本旧，馆藏结构不平衡，管理方法与配套设施较为落后，馆员文化水平与业务素质偏低，专业人才匮乏等困难和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化建设进度，改善设施条件，扩大办馆规模，扩大服务点覆盖面，增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
第9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第10篇
关键词：民营企业；企业文化；闽南文化
一、泉州民营企业文化形成
（一）经营历程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突破旧生产模式，借助侨胞的外来基金开始尝试创业，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的家族型企业和合资企业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企业特征，泉州民营企业兴旺的时期却是从90年代的合资创业时间开始。民营企业是80年代比胆识，90年代比技术，跨世纪的泉州民营企业家为应对入世，如创业一样务实：听专家论坛、外出“取经”、聘请企业顾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而质量体系的建立，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次进步，建立质量体系，是推动品牌的创新。从企业发展历程看，泉州民营企业抓住改革开发的大好时机，以闽南特有的“爱拼敢赢”精神，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运筹帷握，迅速抢占市场，可以说品牌的推动和创新是泉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闽南文化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风险、勇于拼博、重商务实和开放的人文精神。泉州地方文化特征之一：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从明清时的冒禁出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沿海贸易，处处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的人文特点。今天，“敢拼会赢”成为泉州人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闽南文化是多种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在这种文化系统影响下，闽南商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热爱家乡、热心奉献、团结和睦等精神，这些都是是闽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尚义精神对泉州民营企业企业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修建学堂、扶危济困、修宫建庙等。
（三）企业家素质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泉州民营企业家总体文化水平低，企业主要从事传统性行业，由于管理理念、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制约，导致企业虽大但难以达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环境的日益加剧，家族企业家们开始认识到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落后思想的消极影响，逐步形成了大家风范意识。有些人误解泉州民营企业缺乏现代企业文化，其实只要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新世纪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自身文化素质低将局限企业发展，并开始注重知识的深造。许多企业家不但攻读MBA，还带动企业员工参加学习，组织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泉州市政府实行的“二次创业”和“二元制”教育其实就是对企业文化的思想引导，政府出钱，派人进企业开展特种工种等培训，就是把企业文化正确地、更好地引导进企业里。
（四）家族式企业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泉州早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由亲朋好友共同集资而兴办起来，这种基于血缘、亲缘或情感纽带的联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一种天然无形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全体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过程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减，内在弊端不断显露。家族企业由于在管理上任人唯亲，管理决策上情大于法，对外交往采取特殊主义等，当这种决策方式的弊病凸显，企业管理便开始缺乏效率，最终将给企业带来灾难。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往往使制度虚设，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文化无法开展。因此企业不但必须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中坚持科学和现代化的运作模式，而且必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用人机制。
二、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特征
（一）勇于拼搏，敢为天下
先泉州民营企业起步发展较早，是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企业的发展扩展大多是企业的内在自发行为，自发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痕迹。泉州人多为晋人后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鉴于晋人“衣冠南迁”的艰辛创业史，素来就有“爱拼敢赢”的风骨，深具海洋文化特有的冒险精神，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泉州民营企业文化，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文化精神在泉州诸多民营企业主中得以彰显。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泉州人追求财富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爱拼敢赢，民营经济在改革开发后得以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成功的民营企业。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地域文化为企业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冲动，成功地促成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中落后因素，如自我中心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等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讲究实效，注重功利
性受闽南海洋文化的影响，泉州民营企业家开创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革开发初期，这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容易实现，激发经营者的潜力和创造力，实现了资本积累，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但是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导致眼光短浅和贪图小利，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上台阶、上规模。这点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后期更为显现。讲究实效性固然无可非议，但是过分追求实效，使得企业缺乏长远战略目标，决策短视目标模糊不清，难以真正做大做强。而一些民营企业虽然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但真正按规划贯彻执行仅为少数。“讲究实效，注重功利性”倾向促使泉州民营企业将业务范围局限在“投资少、见效快”等行业。
（三）血浓于水，讲究伦理性
在改革开发的初期，泉州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式企业的方式快速发展。没有什么能比“血浓于水”这句话更适合于解释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那种简单而又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了。以血缘所凝聚起来的企业，往往富有情缘，企业管理中更为注重乡亲、熟人等的感情联络。据统计，泉州民营企业大多存在家族式的管理的组织模式，这是泉州民营企业文化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家族式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发展中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泉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创业初期所凭借的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消极因素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对家族外的人不放心、聘请优秀人才但有职无权、职能部门有事不敢决断等等问题和矛盾，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故在泉州民营企业说面临的更为广阔的市场时，对家族企业所出现文化排挤便难以避免。
三、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家素质提高与观念创新
“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是民营企业的典型缩影。大量研究都显示，企业家素质对企业文化有直接影响。泉州民营企业的文化发展也需要通过企业家自身转变来实现。转变企业家的观念，就是将企业文化定位到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企业家既要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吸收优秀管理经验，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避免企业管理中的短期狭隘的功利主义，将企业定位在长期发展目标，真正将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无形资产”建设成为特殊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二）企业文化中核心竞争力培养
从国内外成功企业成功案例来看，“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群体心理积淀过程，需要时间并不断强化。归根结底，现代企业间核心竞争力就是是人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意识。所以，要构筑员工发展平台，在制度建设上，奖惩机制上，人文关怀上，重视、尊重、理解、关心员工。只有这样，寓教育于企业经营的日常管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
（三）企业制度与文化创新
企业制度发挥发挥需要企业文化的辅助，但企业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也需要依托与企业制度。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上，重视制度文化建设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中重中之重。一是建立重视和体现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的企业制度，二是，让企业价值观成为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工作环境三者相互关联和制约，用制度建设来强化和体现企业文化的精髓。用开放企业管理模式实现柔性管理，用现代企业制度来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新时期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管理转型。例如：安踏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团队、供应商、经销商、合作伙伴在制度管理方面匹配。让供应商的发展水平与公司的发展相匹配、从流通批发的“坐商”转轨为商和专卖店的“行商”模式、聘请国际一流的广告公司开展品牌营销、和国际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建设人力资源体系、采用全方位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是确保安踏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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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闽》著原型为作者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著作的完成是建立在作者多年对歌仔戏不懈努力钻研以及多次往来闽台两地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歌仔戏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中最为特别的区域性戏曲剧种，其艺术发展已深深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迹，它经历了从闽南到台湾的传递，经历了闽南的地域性回传，见证了同一个剧种在两岸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全过程。歌仔戏虽然发端于台湾，但寻根溯源还是根植于大陆文化，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两地“人同宗、艺同源”。正如王耀华先生所言：“两岸四十多年的隔绝所形成的‘同源异流’……歌仔戏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坎坷，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全著共分五章。第一章“歌仔戏音乐历史简述”，通过对闽南歌仔与台湾本地歌仔两次交融全方位进行了梳理，追溯到两岸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与歌仔戏从形成到发展之间一环套一环，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歌仔戏在台湾本土异地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歌仔戏音乐源流初探”，在拥有第一章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锦歌七字调、杂碎调的演变，歌仔戏常用哭调、杂碎调的源流逐一进行解析。第三章“歌仔戏旋律音调结构分析”运用音调结构分析方法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第四章“歌仔戏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持的视角，总结出歌仔戏音乐所拥有的四种特性：乡土性、杂凑性、地域性和变迁性，尤其是在“地域性”这一方面的表述上，作者认为“台湾的歌仔戏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善于吸收新调、注重音乐的表演性，紧跟时展步伐，是歌仔戏音乐在台湾较突出的表现特征。”（209页）最后一章“歌仔戏音乐与人文背景”回顾反思了“闽调台腔”产生最根本性原因，认为“从歌仔到歌仔戏，实质上是一种‘闽调台化’的演绎过程。”最后以画龙点睛之笔收尾。
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
三、余论
第12篇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第13篇
一、收集乡土文化，占有写作素材
写作实践表明，只有广泛地占有素材，才能保证选材的质量。作文教学应引导学生从乡土文化中汲取写作素材。漳州地处福建省的最南端，于公元686年（唐垂拱二年）建州，是一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漳州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仅创造了一个花团锦簇、花果飘香的富庶宝地，更创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闽南金三角文化。闽南文化至今仍然保留着多样而独特的风貌：方言中保留了古汉语音韵词汇；艺术方面有唐宋音乐遗响南音、宋元戏曲活化石梨园戏、傀儡戏等；有世界各大宗教与独有的地方信仰；工艺建筑有造船、瓷器、制茶、手工艺以及闽南民居、寺庙等。还有婚嫁寿庆、崇宗敬祖、饮食文化、生活习俗、行业习俗、礼仪习俗、民间歌舞、民间工艺以及方言谚语和传说故事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教师应重视这个资源，引导学生开发、利用好这个资源。
在发动学生搜集乡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放任自流，而应传授方法，进行有效的引导。在发动学生收集材料之前，笔者先把漳州本土文化设定为七个主题内容：名胜古迹、特色建筑、地方名士、漳州小吃、民间故事、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包括表演艺术、手工技艺、以及民间歌谣、方言、谚语）。让班上50位学生分为七个小组（前六个主题模块每个小组5人，剩余的人负责文化艺术这一模块），每组负责一个主题模块，形成一个研究性学习小组。然后组织学生参观游览南山寺、威镇阁、云洞岩、古街石牌坊等景点，向学生介绍漳州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特点，并指导他们实地调查。他们或通过走亲访友了解古城历史、传说，或围绕古迹向知情人士问长道短，或通过图书馆搜集有关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或上网点击相关术语查找网络资料，或从乡土报刊、杂志、书籍中摘录、剪辑民间歌谣、谚语等资料。最后，指导学生将调查资料进行编辑、整理，制成课件，分批分主题用专题报告的形式在班上交流、讨论，互通有无，形成资源共享。
二、思考乡土文化，探寻写作话题
学生搜集的素材是表面的、肤浅的，他们对于乡土文化中内在与本质的东西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样还是没办法好好利用搜集到的资源。有些学生写作时痛苦至极，抓耳挠腮，最后还是腹中空空，没法运用上搜集的文化资源。还有一些学生写作时不顾文章的主题简单罗列“大量而丰富”的乡土文化素材。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学生没有认真地思考，挖掘素材的思想内涵，写文章时自然就不知如何运用素材了。教师应指导学生学会从搜集的材料中提取话题，对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再次加工，形成自己独特的作文素材库。
笔者要求学生按不同的类型对搜集的素材进行整理。比如，按乡土文化的不同形式分类，可分为人物事迹、名胜古迹、地方小吃、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等。除分类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每一乡土文化素材能够适用的写作话题，并在素材后补上这个话题。假如任凭学生自己思考整理素材，有些学生可能会手足无措，教师的要求就会落空。所以，教师进行适当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在他们整理之前，笔者先从每种形式的乡土文化素材中拿出一个事例做示范。例如，林语堂先生的生平事迹简略为：“山乡孩子”、“文化巨人”、“桑梓情深”、“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3]――勤奋、乡愁、文化融合、兼容并包等；土楼：斑驳厚实的土墙，历经风雨的黑瓦，土楼人艰苦奋斗的经历――土楼人团结、坚忍、勤奋、乐天的禀性；“猫仔粥”[4]――夫妻恩爱之情；《人心不足蛇吞象》[5]――知足常乐；“庭院难走千里马，花盆难栽千年松”[6]――自古英雄多磨难；一些民间故事表现的主题更是十分鲜明、深刻，大多反映了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挞。做好示范后，学生或自己思考或小组探讨或向老师咨询，很快对素材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梳理。
为了让学生更灵活地运用素材，教师要启发学生多思考、挖掘素材的内质，做到一材多用。由于各人对材料的理解不同，立意的角度有异，一则材料可以从中挖掘出几个不同的观点，“一材”可以“多用”。一材可以多用，但运用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应根据不同观点的要求，作一定的取舍，表述时要突出强化与所证观点有关的地方。如上文林语堂先生的事例，既可论证勤奋，又可阐释乡愁，还可用于谈论文化融合、兼容并包等话题。但在表述时要注意侧重点：论证勤奋时，重点叙述他由“山乡孩子”到“文化巨人”这段经历；阐释乡愁时，重点叙述“桑梓情深”；谈论文化融合时，侧重叙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与观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则应一笔带过。
对素材进行多思考深挖掘，不仅可以加深对素材内涵的理解，还能达到灵活自如地运用素材，写出优秀作文的目的。
三、展示乡土文化，丰盈写作表达
巩固知识，激发兴趣的最佳办法就是对知识的运用。所以，在平常的习作中要让学生尽量地展现乡土文化资源。而学生在写作中能否用到乡土文化资源，教师的命题至关重要。好的命题，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教师命题时，要根据学生掌握乡土文化的情况，及时引导学生进行写作训练，让他们以激情去写他们搜集的素材。
笔者把乡土文化作文教学与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表达交流”模块结合起来，学生从“表达交流”模块中的写作专题可以获得很多写作话题和写法指导，还有丰富多彩的写作练习，再运用上自己整理的乡土文化素材库，就不愁写不出好的文章了。
在指导学生写记叙文时，笔者要求学生尽量写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景。每一块土地，每一处山水，都装点着不同的乡土胜迹，流传着荡人情怀的风俗民情，哺育出造福桑梓的志士仁人……教师应指导学生去展示乡土文化中独特的、积极的、美的方面，当然也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发现乡土文化中不足的一面。在写法上学生可以从课本的写作专题中获得写法指导，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模仿他们熟悉的名家的乡土文化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社戏》，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特别是漳州本土作家的一些作品，如《圣地三平》、《悠悠古文庙》、《千年古街大同路》等写的都是学生身边物、身边景和心中情，能够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激起他们写作的欲望。
在指导学生写议论文时，主要是让学生学会运用本地俗语、谚语，名人经历、名言等乡土文化素材作为论据来论证主题。命题时可直接采用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表达交流中的练习题目，也可采用自拟题等形式，让学生做到灵活运用素材，自由表达对社会、人生、自然的认识、追求和感受，反映学生对善恶、是非、美丑的鲜明态度和情感。
这样既锻炼了学生找米下锅的能力，又加强了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增强了地方自豪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要我们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乡土文化，将其与作文教学有效结合，就能提高作文教学效果。
（注：本文为福建省级课题《乡土文化与作文教学》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研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陈宗厚.漳州你好[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漳州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全四册・第一册）[M].华安县印刷厂，1991.
[5]漳州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M].华安县印刷厂，1991.
第14篇
关键词：厦门；嘉庚建筑；砖石组合；近代建筑特征
中图分类号：TU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5-0061-04
1 前言
厦门近代嘉庚建筑，是一种带有文化交融意义的建筑类型。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建筑砖石立面，以立面材质的特异性，砖石技艺的传承性，立面风格的延续性，在近代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基于自身地域特点，不断进行建筑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特有的嘉庚建筑风格，为闽南地域建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根据现存嘉庚建筑建造时间，将其分为前期探索（1913-1927年）、后期发展（1950-1962年）两个时期，从建筑主体墙身、洞口形式以及壁柱栏杆等部位，分析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2 闽南传统砖石技艺特色
砌筑是砖石在建筑建造过程最为重要的逻辑，砖石材料必须由不同砌筑方式砌筑在一起，而这一过程就是建筑师设计建筑，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核心。闽南的砖石砌筑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时间的积淀造就了驰名中外的洛阳石桥、崇武石城墙以及众多红砖厝、砖石结构建筑和雕刻技艺，形成了闽南文化的一块块活化石。闽南特异的地理条件、精湛的砌筑技艺以及传统技艺的传承方式共同影响了我国传统建筑中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技艺。
2.1 建筑材料的地域性。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地理、气候、环境等的诸多因素的联系密不可分。它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同时，亦受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和营造技术的制约。传统建筑建造时，尤为注重节约建造成本，使用建筑材料常常会考虑就地取材。
闽南地区土壤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由黄壤、红壤、砖红壤构成的系列土壤是烧制红砖的优质原材料；同时闽南地区花岗岩蕴藏量也是极其丰富，位居全国前列。在木料资源缺乏的条件下，就地可取的砖石材料自然成为了闽南地区建造的优先选择的建筑材料。其地域性的自然选择使得胭脂红砖与白色花岗岩砌筑的墙体逐渐成为传统建筑的外墙形式，并在闽南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建筑风貌（图1、图2）。
2.2 砖石材料的砌筑工艺。
墙面绚丽的效果，离不开闽南传统的砖石技艺。传统建筑石材，常常是根据建筑不同的部位而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通常石材的加工需经过“打荒、四线直、凿、崩、磨、雕”等多道工序，才能够使得建筑石材表现得独具特色，不拘一格；同样，传统建筑红砖则以，“实砌、空砌、砖雕、出砖入石”等多样的砌筑形式装点得红色墙面繁华细腻。
砖材、石材技艺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使得闽南传统建筑外墙面采用红砖与花岗岩搭配砌筑使用。砌筑效果具有整体形式美感和丰富的变化，使得原本单调的石墙面或砖墙面变得丰富多彩。其中，砖石墙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当为闽南传统建筑中“下落壁”的墙面做法，即墙身自下而上采用花岗岩墙裙、红砖砌筑墙身，泥塑装饰檐口的做法。此种砌筑形成的立面，可以说在闽南地区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并影响了后期嘉庚建筑立面。
红色胭脂砖与灰白色花岗岩的质地加上檐口泥塑多变的色彩，呈现出墙面不同材料间的和谐对比效果，加上规则的砖缝与石头问的“点、线、面”的对比以及镂花窗的点缀配合，使墙面恰似一副动人、古雅的雕塑作品。另外，在墙身以红砖拼砌的花样墙面也极大的丰富了单调的墙面。如梅花封墙砖、万字花砖墙、龟背砖花墙、古钱花砖墙、葫芦花砖墙、拼花砖墙等（图3）。
2.3 砖石技艺特殊的传承性。
早在宋元时期，砖石建筑就在闽南地区显现出其材料的优势，造就了大量砖石砌筑建筑，并对砖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通过家族同宗同业组织的承袭发展模式，晚辈在长期的熏陶感染下，技艺不断的精进；或经过专门的拜师学艺，师傅的口传心授，并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方能有做工精湛、意味深长的作品传世。这种“子承父业”、“师徒传承”的传统谋生方式，汇集了一批，培养了又一批的能工巧匠，并长久持续的影响着闽南传统砖石技艺。
3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前期探索（1913-1927年）
前期探索阶段的嘉庚建筑，许多建筑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如当时称为的“洋灰”、“补强钢筋”、以及相应的建筑五金等。这个时期的建筑整体看多为直接模仿或者照搬南洋殖民地风格。在建筑风格探索的过程中，采用的西式墙身，闽南传统“三川脊”等屋顶相结合的建筑形式。立面墙身为实墙式或实墙与外廊结合，立面整体效果较单调，略显生硬。
其中，集美学村中嘉庚建筑立面以西式实墙墙身为主，墙身材料单一，砌筑形式简单。采用本地传统的胭脂红砖或白色花岗岩，清水砌筑，或是红砖砌筑搭配浅色涂料。墙身立面追求材料的统一，胭脂红砖全顺式清水砌筑或许白色花岗岩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壁柱与洞口廊柱与墙身同一材料，一致立面色调；简单的西式柱，以红砖或白石砌筑，或者采用浅色涂料饰面或者以石膏塑出线脚。洞口拱券多位于建筑顶层外廊，为丰富装饰效果，砖砌拱券在原来花岗岩心石的外观基础上，采用红砖、白石交错砌筑，丰富拱券外观。如，尚忠楼，芙蓉楼群各楼顶层外廊拱券以此法砌筑（图4、图5）。
相比较稍晚几年筹建的厦门大学建筑，集美学村嘉庚建筑的石材用料大多从外地运未，费用较高。此时期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则是遵循传统建造理念，就地开采厦门大学周边的五老峰、蜂巢上等处盛产的石材，建筑所需建筑。其间建造建筑墙身，多为实墙与外廊结合，均以石材顺丁相间式清水砌筑。而石材表面加工工艺多样，有自然面、粗凿面、荔枝面等运用于建筑立面的不同部位。石材砌筑上下皮顺丁对位工整，砌筑形式统一；建筑屋体基本不做线脚，仅在重要建筑的特殊部位，做出线脚突出装饰性及彰显某建筑在建筑群中的特殊地位。
以群贤楼群为例（图6、图7），楼群坐北朝南五栋建筑呈“一”字形排开的砖、石、木混合结构。墙身立面材料均为采自本地的白色花岗岩。立面整体简洁，没有太多变化。建筑群依据“一主四从”，再因建筑立面构图的需要，以群贤楼为中心向两侧墙身立面工艺略有不同。囊莹楼、映雪楼位于群贤楼两侧末端，墙身立面为一整体的实墙式，见不到墙身转角壁柱，也看不到墙身分层线脚，洞口也不砌筑拱券。到靠近中心主楼的集美楼与同安楼，墙身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石材密缝砌筑台基，并有突出墙身转角壁柱，局部墙身出现檐口线脚。所处的楼群中心位置的群贤楼，石材规格略大于两侧从属建筑，在立面构图上明显的墙身分段，添加了转角壁柱及檐口线脚（表1）。中间门楼立面，采用表面经过精致打磨的石材，以密缝砌筑西式墙身，外廊砌筑半圆式拱券，更有辉绿岩点缀砌筑门洞、窗洞口，建筑整体更显端庄大气。
4 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后期发展（1950-1962年）
解放以后，陈嘉庚变卖在新加坡余产未继续维持两校的建设，在有限的经济能力情况下，建筑材料都尽可能就地取材以节约成本。与早期嘉庚建筑相比，本地建筑材料，石材与红砖被广泛应用到两校建筑中，此时期两种建筑材料相互组合砌筑成为外墙饰面的主角，并运用传统砖石技艺，丰富立面效果。这种沿用闽南传统砖石砌筑技艺的嘉庚建筑也就成为其成熟的标志之一。
此阶段，建造嘉庚建筑墙身主要为实墙与外廊结合，以花岗岩砌筑的墙身石材沿用前期工艺做法，且更为讲究。石材顺丁相间式砌筑，在建筑中立面墙身各部位使用石材的规格得到统一。建筑侧立面及背立面等非直接观赏面使用的石材表面以简易加工为主，可能考虑节省施工工期与建造成本，石材表面加工呈粗凿面，砌筑上下对位不再整齐。
花岗岩石材除了作为墙身，还运用于廊柱、横梁等建筑主体部分，采用闽南传统民居中自石青石搭配的方法，点缀墙面，形成嘉庚建筑白色墙身的主色调。或是以红砖为墙身主要砌筑材料，运用传统的墙身砌筑做法，加入马赛克等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与红砖拼砌出各式精美图案。而少量青石单独作为建筑立面点缀、衬色，往往被加工成窗套、线脚等与白石墙身相结合。
嘉庚建筑发展后期，红砖与石材使用的比例发生变化，而趋于相当。并逐渐形成以白石与红砖（或白石、青石与红砖结合）交错密缝砌筑的方法，常用在建筑的转角壁柱部位，被称为“彩角”，廊柱等也采用这种装饰做法，比早期用纯白石、红砖嘉庚建筑更显得绚丽多彩。不同的是，此时期本土工匠们结合传统工艺创造出多种石材、砖材砌筑方法，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和装饰部位，采用青白石红砖相间、方包石与规整石并用，或是红砖组砌，丰富了石砌立面形式。
红砖在嘉庚建筑除了以传统“胭脂砖”密缝砌筑墙身、与白石组合成“彩角”外，还在外廊后墙面上延续了和传统民宅中“红砖封壁”的做法，用釉面红砖组砌或砖片镶嵌成海棠花堵、万字堵等，还有人字体、工字体等各种拼砖装饰图案，组砌成窗套用于墙面的情况更为常用。例如，芙蓉第一至第三和道南楼、延平楼等都采用传统的红砖砌筑方式（图8、图9、图10）。
5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特征
嘉庚建筑立面砖石组合作为中西文化与技艺相互交融、碰撞的产物，其丰富的砖石表面加IT艺，精湛的砌筑形式，多样的砌筑组合所反映多样的特点。
5.1 墙身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采用的材料比较单一，主要以石材为主或以红砖为主或是红砖搭配浅色涂料使用。建筑正立面清水外墙，石材以顺丁相间式宽灰缝砌筑；以胭脂红砖全顺式密缝砌筑，做工细致考究，灰缝线条疏密有序。后期的嘉庚建筑，墙身使用砖石的比例相当，墙身材料由单一转变为红砖、白石等多种建筑材料配合使用，但红砖在此阶段，为表现地域特色在建筑中的砌筑形式就更为突出。典型的传统运用为，闽南民居中镜面墙等墙身做法得到融合运用。
5.2 墙身壁柱在前期的嘉庚建筑中，无论是厦大嘉庚建筑还是集美学村嘉庚建筑，均是以与墙身一致的砌筑材料为衡量，壁柱形式或平素或是凸出墙身，形成统一立面的色调；或是模仿、照搬外来西式建筑壁柱。后期嘉庚建筑壁柱，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得到充分使用，壁柱中出现了红砖拼砌，屋体立面壁柱的装饰性也进一步丰富，传统元素大量运用于其中。甚至转角壁柱处开始用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表2）。
5.3 洞口砌筑形式在嘉庚建筑的建造前期没有强调其装饰性，而是运用与墙身一致砖、石材料砌筑，或者以红砖混水砌筑或者加以浅色涂料，粉饰立面，使得洞口看去，显得硬朗而挺拔。建筑外廊以石材密缝砌筑，同时外廊洞口以石材砌筑半圆拱券，窗洞口不做窗套。后期嘉庚建筑洞口中青石的使用得到普遍的应用。同时为突出建筑立面的窗洞口效果，嘉庚建筑立面或者不做窗套，使建筑立面统一。或者采用与墙身不同的材料砌筑窗套，一是，以青石砌筑做出西式样式的窗套；二是，以胭脂红砖清水砌筑窗套，并运用红砖组砌拼搭出传统万字锦、寿字锦等吉祥图案窗楣。整个建筑外观朴素大方、粗中有细、风格独特（图11、图12）。
此阶段，嘉庚建筑中白色花岗岩与红色胭脂砖犬牙交错砌筑廊柱的组合形式得到充分的发展。方包石、规整石等的组合砌筑更为娴熟，更有绿色青石、白色花岗岩和胭脂红砖等多种材料拼砌成平面图案感极强、色彩鲜艳的装饰性廊柱。其中廊柱中的柱头、柱础开始采用青石砌筑点缀，柱头呈覆莲状，柱身呈几何图案的排列，柱身整体由白石、红砖及青石多种材料组合而成，装饰效果极好。
6 结语
从厦门嘉庚建筑对保存和发展建筑地域性探索与发展，可以清晰看到近代嘉庚建筑砖石组合在当前仍然具有借鉴与挖掘价值。保留砖石建筑特色、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结合时代要求，使地域建筑即能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又能大力恢复、发展、创造并保护本土文化的活力与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域性建筑的探索必须超越建筑形式层面的传统符号的运用，在群体布局、空间氛围和整体风格上达到对传统文化气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志宏.闽南近代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234.
[2]赖世贤，郑志.闽南红砖传统砌筑工艺及其启示[J].华中建筑，2007（2）：154-157.
[3]余阳.厦门近代建筑之“嘉庚风格”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02.
[4]黄坚.简论闽南砖石墙的装饰特色[J].装饰，2004（8）：85.
第15篇
关键词： 官式大厝 特色成因 分析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泉州就是闽南最繁盛的地区，曾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漫步泉州，随处可见的皇 宫殿阁式建筑—官式大厝，作为璀璨历史文化的回声，泉州古建筑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又融汇了多种宗教和外域文化，直到今日，仍然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所有传统民居来说它们的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2)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反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3)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1]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阐释福建泉州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及成因。
2背景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千年来随着往来的商旅和行客各种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与传播。在当地民居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自己的强烈个性——红砖白石、飞檐翘然、色彩艳丽、装饰精美、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建筑风格。
3建筑平面格局与成因（图1）
官式大厝又称为“皇宫起”， 在泉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家乡滨海风烈，因此特意恩赐黄皇后“汝母厝皇宫起”。由于在泉州话中，“你母”和“你府”的发音是相同的，于是整个泉州府，特别是达官、豪绅和富商等，便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所以说它的平面在文化内涵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帝王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沿中轴左右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氛围。[2]
官式大厝的建筑格局可以用“护厝式”来概括。以主厝为核心，在主厝一侧或者两侧向外扩张出一个带小天井的护厝进而围合出一个“院落单元”。一般间数以“三间张”，“五间张”为主。向纵、横或纵横结合发展起来的，此类民居布局大多由下落、顶落、榉头、后落、护厝、深井、埕等数个建筑单体及外部空间组成合院式建筑。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主厝居中，两侧护厝护之，充分反映了主厝与护厝之间的从属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有的加双护厝，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二落）、三进（三落）、乃至四进、五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了天井就是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和后轩，它的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3]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其余类推。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厅堂是祭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很小，房内幽暗。有的大厝前面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和后轩外面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用，并且在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了避免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只有逢大事时才开启，入门处正中又置有木板壁或屏风，平时都由两侧边门进出。
官式大厝建筑形制（图1）
4结构外形特征
建筑的外部材料以红砖、白石为多，内部材料以木构架为主，建筑中精巧的雕刻，丰富生动的屋面形式，墙体砌筑形式等也很有特色。本地所特有的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
虽然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法等级的院落布局，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却又与其地处沿海的开放性有关。它们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特征是"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石”。
4.1红砖材料
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民居都是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而泉州人创造的红砖大厝为中国传统民居的水墨意境添加了一笔亮色。
成因：说法1：泉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频繁。众多闽南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甚至远赴菲律宾，而当时西班牙人侵占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留下了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的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回乡仿建
说法2：红砖采用敞口窑烧制，砖培和氧气充分接触后就会呈现红色。由于泉州一带土壤中的三氧化铁含量高，所以烧制出来的红砖更为纯正，更为鲜艳。当地人们就采用这种带有吉祥喜气的红砖来建造自己的房屋，以达到人们所祈求的平安，幸福。
4.2“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相传，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将兴盛的泉州府夷为一片平地，震后重建时，老百姓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并由此传承下来。砖与石两种不同材料混砌，石为竖砌，砖为横砌。事实上红砖多近桔，石白而带灰，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色彩对比明快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
5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
5.1燕尾脊
燕尾脊是屋顶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形成美丽的燕尾状，使厝顶形象夸张而生动别致，正是这种“双燕归脊”的设计，让“古大厝”利用屋顶形式和屋脊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灰塑雀鸟的屋脊装饰也有如真鸟栖息，十分生动有趣，呈现出汉家建筑的装饰特征。其“斯翼如飞”的形象引人无限遐想，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翘脊文化”。
5.2灯号
在很多建筑上可以看到“忠孝传芳”“渤海传芳”“颍川衍派”等镌刻文字，这便是闽南建筑上特有的文化产物——灯号。灯号为匾额中的一种内容：灯为传宗接代，血统繁衍，号为记号，是泉州特有的文化产物。一般安置在民居建筑正大门的门楣上方，镌刻这主人的姓氏所属郡都。而这种习俗的来源是古人会将自家府第大门挂写姓氏、大灯笼，红白喜事也有举姓氏灯的习俗，而闽南人正是把这种习俗安置在住宅上方，便称之为“灯号”。
5.3大门
“皇宫起”民居的大门都装饰得华丽精美，用各种形式及图案装饰正门的两边。常见的有砖雕，青石雕，泥雕，影雕，彩雕。雕镂的常是花卉，山水，动物，人物，书法等传统图案。不同的图案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图案上有喜鹊，梅花鹿，蜂窝，猴子组成，就喻为“喜禄封侯”。
5.4筒瓦
筒瓦是中间凸起呈半拱形的瓦片。这种富丽堂皇的瓦片在旧时只能出现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上，当地人模仿闽王府建造官式大厝，体现富贵奢华。
泉州石雕技术有悠久历史传统。泉州盛产花岗岩，有南安石砻“砻白石”，惠安青斗石“辉绿石”，砻白石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泉州白”。泉州古建筑石雕工艺技法多采用线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几种，工匠们以精湛的工艺、流畅的线条、别出心裁的勾勒意境，充分体现当地建筑艺术的巧、类、秀、雅的风格木雕工艺是我国古代建筑长期运用的一种装饰手法。泉州传统建筑的木雕喜用樟木，一是不易开裂，且木纹细密容易雕刻。木雕花饰多以团鹤、虎、蝙蝠、云龙、万字锦、卷草、荷花，人物等吉祥图案为主，极其丰富。砖雕工艺精湛，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体现闽南雕刻工艺的高超。
5.6墙饰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或有驱邪镇恶的作用 ，或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6结语
泉州民居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在海港泉州融合碰撞，泉州人民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既承继了由晋朝士族衣冠南渡所带来的皇室威仪和贵族气派，同时又糅合海派的动感变化和洋风的繁饰点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当代建筑很有参考意义。其本身不仅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的印记，本身也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保护传统民居的时候不仅要保存其形式，而且要保护其文化的内涵，学习其对自然地尊重。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陆元鼎. 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 A] . 民居史论与文化[ C]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2]梁振学编著．建筑入口形态与设计．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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