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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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第2篇

关键词：巴西；中巴贸易；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中巴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和巴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稳步发展。巴西成为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于2009年4月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巴于1993年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增长。1993年，双边贸易额仅10.55亿美元，到2000年，双方贸易总额翻番，上升到28.45亿美元；之后又以加速的态势猛增至2008年的48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0中巴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平稳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巴西也在逐步摆脱经济危机困扰的情况下，步入经济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持续增长，而且呈现直线上升的增长态势。

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2001年以来，中对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其原因一是和巴西货币大幅贬值有关，贬值后其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相应下降；二是反映了中国对巴西产品的需求加大，巴西出口也更加有赖于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三是同巴西的贸易保护较为严重有直接关系，巴西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已成为双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一般来讲，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能够反映双方产品供求，尤其是产品需求的状况，而把握这一点对于调整国家对外贸易产品、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至关重要。我们将用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国和巴西进出口贸易的结合紧密程度，用集中度指数分析两国各自出口的重点产品类别，最后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中巴两国不同类商品，并得出结论。

1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

贸易结合度指数主要用于分析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双边贸易的结合度分析是通过计算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另一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了解两国贸易关系是密切还是松散。

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1ij=Xij/Xi/Mj/Mw×100其中争表示Xij/i国对j国出口占i国出口的百分比，MjW表示j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百分比。该指数以100为基准，超过100表明两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小于100则表明两国贸易关系较为松散。

表1测算了1998-2007年十年间中国和巴西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表明，中巴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是不平衡的，这与中国对巴西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相吻合。1998-2007年，中国对巴西的贸易结合度平均小于100，这表明巴西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而言关系较弱；2001年以后，中国对巴西的出口结合度不断增长，至2006年贸易结合度指数突破100，说明中国企业对巴西市场的开拓卓有成效。多年来，巴西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远远超过100，说明巴西出口贸易与中国市场结合紧密；2004年后结合度指数一度出现下滑，主要是2003年巴西已基本度过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增强效应减弱所致。

总之，上述结合度指数说明，第一，巴西出口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巴出口的依赖度，这从数据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是巴西在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巴西尚未进入我国贸易伙伴前十名的原因；第二，中国对巴西市场的开拓较为欠缺，对巴贸易仍有较大空间；第三，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相互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2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集中度分析

进出口商品集中度是指一国进出口商品集中于某类商品的程度。这里采用经济学的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来表示，这一指数主要用于判断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商品贸易结构的问题。该指数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越接近0则表明商品集中程度越低。这里将进出口商品按照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计算，得出中国与巴西进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指标。

从表2来看，近几年中国对巴西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低于进口商品，这说明中国从巴西进口商品的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进口种类比较单调，偏向于集中在某几类行业；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巴西某几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比较而言，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较为多样化，近年来主要对巴西出口计算机、通讯技术、电视机、无线电讯设备零附件、焦炭及半焦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件、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钢铁板材、DVD机、针织服装、摩托车及自行车零件等商品。同时数据也表明，中国在出口商品的种类选择上，仍有改善和调整的较大空间，可进一步开拓巴西市场。中国和巴西贸易产品的集中度分析有利于在中巴贸易过程中做出更加准确的市场判断，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

3双边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的相对优势。由于它能够较好地反映该产品的相对优势，因而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RCA的计算公式如下：RCA=Xki/Xi/Xkw/Xw。

其中，Xki为国类产品的出口额；置为i国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Xkw，为世界k类产品的出口总额；XW为世界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若根据日本振兴协会所制订的标准，出口竞争力可区分为四个等级：RCA大于2.5以上，代表该类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RCA介于2.5与1.25之间，代表具有次强出口竞争力；若RCA介于1.25与0.8之间，代表具有中等出口竞争力；若RCA小于0.8，代表出口竞争力较弱。这里我们采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方法，将所有进出口商品分为0-9共十个类别进行分析。

分别测算了中国和巴西2001年到2007年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0类(食品和食用活动物)：巴西RCA远远大于中国。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7年巴西的RCA大都在3.4以上，属于具有极强竞争力；而中国都在1.0以下，差距十分明显。1类(饮料和烟草)：巴西的比较优势也较中国明显，巴西的RCA始终徘徊在1.7左右，具有次强比较优势；而中国为比较劣势。2类(非食用原材料，燃料除外)：巴西的RCA每年均远远领先于中国，一直在5.0上下，有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而同期中国却属于比较劣势。3类(矿物燃料、剂等)：双方RCA均不具优势，但巴西较高于中国。4类(动植物油、脂和蜡)：巴西的比较优势超过了2.5，且2001年到2005年都在3.3以上，比较优势极强；而中国一直处于劣势。5类(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双方情况大体相当，中巴均处于比较劣势，RCA偏低。6类(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两国比较优势相似，属于较有竞争力的商品，巴西相比中国有较微弱的优势。7类(机器和交通设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逐年递增，成长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而巴西这类产品的竞争力明显较弱，且长期维持在同一水平。8类(包括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中国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巴西处于明显弱势地位。9类是STIC未分类的贸易产品，这里不再比较。

综上可见，巴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烟草、饮料、原材料(非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和蜡；而中国的优势产品是机器交通设备、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两国除了5类和6类产品类比大体相当，其他类产品两国的相对优劣势较为明显。由此证明，中巴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强中巴双边贸易的途径选择

1加大我国对巴出口，充分挖掘两国贸易的合作潜力

从对中巴贸易结合度的测算明显看出，尽管中巴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市场开拓方面，巴西比中国做得要充分得多，中国对巴西市场的贸易结合度较弱。对于巴西这样一个拥有实力基础的拉美发展中大国，我国应当在市场开拓上多下些功夫，从而使长期对巴西贸易逆差的状况得到改善，使中巴进出口贸易趋向合理。而两国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恰恰说明，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巴双方的互补性是大于竞争性的。这一点在客观上为我国发挥自身产品优势，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大对巴贸易出口提供了可能。这与中国和另一“金砖四国”之——印度之间的经济情况不同，中印经济互补性较弱，商品竞争性明显，因此相对而言，中巴两国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巴西能源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而我国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人均占有量不足，因此与巴西开展贸易及投资合作，进口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矿产资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在此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此外，在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中巴之间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巴西是全球的酒精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这种生物燃料是汽车燃料的很好替代品，其应用将使汽油的紧缺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中国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轻工产品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扩大此类产品的出口是我国的强项，并有助于拉动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2优化商品结构，有效应对反倾销，促进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市场多元化

从中巴进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来看，巴西出口品种相对较为集中，某些种类的产品，如铁矿石、大豆等原材料，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富有成效，占巴西对中国贸易的76.5％。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相对多样化，品种较为丰富，其中工业制成品占97.7％。鉴于2008年我国对巴西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00亿美元的现实，中国需要大力优化商品结构，不断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大出口力度。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轻工业、家电等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双边贸易磨擦时有发生，同时也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影响。巴西近年来对我国的反倾销产品大多为工业制成品，我国可以根据巴西市场的需求情况，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选择地增加互补性产品的输出，并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对非互补型的低端产品的输出加以限制，对中巴双方具有相似性的轻工产品降低出口量，以削弱对方反倾销的意愿或动机，减少双边贸易摩擦和我国的损失。

第3篇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FTA美国337条款社会责任壁垒贸易救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选择,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一对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原则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水平、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选择往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完善。

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更关注外界因素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作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上世纪末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保护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通过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进而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既有竞争加剧、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也有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护的相互交织必然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一方面保留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此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体而言,有如下特征:

1.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变化,世界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通常一国对他国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他国“报复”,这样一来会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新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城性经济集团,集团成员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以此保护成员国的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共同应对外部国家的报复行为。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城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迄今共加入了9个自贸协定,同时,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动更多FTA的构建。

2.保护措施更加复杂和隐蔽

一方面,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日趋复杂,其超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与协议的约束范围。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甚至社会政策,主要表现为:要求对方国限制国内商业行为,管制对方国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妨碍竞争的行为和干预对方国家经济政策等。此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从传统工业品和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和劳务,并且开始进人高技术产品领域,以上这些方面也使得我国应对和解决其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新旧贸易保护主义区别的根本点在于旧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关税壁垒,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手段以非关税为主。其中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而世贸组织规则对以上这些非关税措施的约束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更多的采用更为实用的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质量认证,检验程序,环境保护与国民健康等。

3.保护措施表面日趋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WTO规则的约束下,经济发展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存在一些漏洞,这样贸易保护主义总是设法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腾出了余地。另外,当前,WTO规则保留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此外,各国同样通过自身立法来绕开WTO规则的规制,如美国337条款,337条款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简称,它主要规范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的行为,337条款并不要求实际损害为前提。若ITC裁决原告胜诉,ITC可向美国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济措施,但实践中,337条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经启动,未等裁决,出口国方面即会规范自身行为以达到相应标准。此外还有以SA8000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壁垒,它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购集团都非常青睐有SA80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这促使很多企业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目前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积极争取参与如ISO26000等相关规则的制定,以保护本国权利。总之,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表面合法化,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主义的发展,全球竞争必然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其工业自1949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自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外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9世纪初英国面对的类似,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市场以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此外,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必须保证极大的海外市场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避免由于发展初期对国内经济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的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垄断对经济带来的伤害。当今,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2009年我国整体出口市场受到阻碍,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200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轮胎增收35%进口附加税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极大的影响了我国轮胎行业产品的出口,还使得我国其他行业出口产品也遭遇到同样的待遇,总的来说,出口企业订单直线下降,利润严重下滑,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部分企业倒闭,失业率提高,还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继轮胎案之后的中国玻璃、无缝钢管等都遭遇无辜调查,影响恶劣,甚至于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效仿,对我国产品不断的采取变相抵制措施,这些行为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影响是极为负面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2.我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影响着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对我国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为了调整两国间的贸易顺差,维护其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美国不仅对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施压,影响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欧盟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激化了当地企业与中国相关企业的矛盾,发生了砸店、烧货等事件,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影响着中国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在欧盟各国家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

3.“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由于中国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也是中国遭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的发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来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他国的发展及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发达国家希望借以中国广阔的市场发展其经济,使其成为其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另外,又担心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会使得发达国家自身遭受经济发展的障碍。如今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三、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情况下,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1.宏观层面--政府

(1)我国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中国应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如联合国、WTO协商机制、G20峰会,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充分沟通,坚决反对少数国家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形成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其次,在制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及采取相关的行为中,应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护我国企业,带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这样也会在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变得更有力量。最后,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争取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制度安排,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制定和修改多边贸易规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2)发挥主导作用,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我国政府应强化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再者考虑到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种类多、门槛低、不规范,在当前有关法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脉络与国际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虽历史不长,但其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其形式的多样性,手段的有效性还是在技术法规的合理性方面,其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负面影响更为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完善和提高体制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差异性,加强政策的艺术性,进一步地提高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我国应争取通过规则的不断创新,力促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4)加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与FTA建设。当前,区域性贸易集团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其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贸易歧视,不利于区域外国家发展。针对以上情况,我国自身也应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争取在贸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扩展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和发展双边及多边FTA,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利。

(5)完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在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诉讼中,应认识到我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而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及技巧,贸易保护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国家向我国提出贸易保护主义诉讼时应对自如,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6)引导我国企业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我国企业应认识到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加剧,最初由发达国家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保护贸易的措施。我国企业应一方面检讨自身的倾销行为,另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到贸易保护主义诉讼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得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观层面—行业

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要充分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对行业协会的定性决不应仅仅将其定义为政府的“二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样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便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连接企业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充分代表本行业,为规则的制定,行业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救济等贡献力量。

3.微观层面——企业

(1)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我国企业应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以使在应对和应诉他国企业时,可以避免遭受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贸易壁垒打击。如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呈现出新的特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趋复杂性和隐蔽性,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认识和掌握这些新贸易保护手段和有关贸易调查的相关知识,才能在对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国的保护手段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极应对和应诉,合理、合法的保护自身权益。

(2)优化出口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第一,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改善自身存在的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附加值低、产业组织分散、企业规模经济性差等状况,改变中国商品低价的形象,并努力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从而占领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市场。第二,我国企业应该正确的看待新贸易保护主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数量为目标向效益为目标的转变。第三,我国企业应着眼未来,努力拓宽出口途径、灵活选择生产和销售等,在品牌培育、营销、保护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带动企业出口及长远发展。

(3)团结应对和应诉,避免同行业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当前,在我国行业遭受反倾销指控时,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够积极应诉,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企业若能够团结应对,做好充分准备,胜诉率也应该会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另外,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存在一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竞销谋取利润,而这样做却使得进口国找到了借口,向我国整个出口行业提讼,使其遭受严重打击。我国出口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充分发挥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协调组织作用,避免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恶性竞争”,共同促进行业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言,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行为究竟应视为贸易保护还是贸易救济,由于标准的选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因此对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不必太纠缠于他方的贸易保护,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认真的学习并掌握世界游戏规则,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以便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竞争世界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齐洪华: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西方经济,2008年07期

[2]王佃凯: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原因、特点与趋势[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04期

[3]张晓霞: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J].企业研究,218

第4篇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 历史 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 发展 。在发展中韩 经济 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韩国 金融 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历史 、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 企业 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第5篇

论文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　美中贸易　结构性逆差

论文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第6篇

关键词：中日关系；经济贸易；现状；影响因素

一、中日贸易现状

纵观近年来各国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我国近邻，自1972年9月两国经济破冰以来，中日两国就开始建交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均位列第一。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商务部2001年到2014年数据分析，中日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趋势。总体来说，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总量规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贸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偶然年度的负增长，但金融风暴过后的2010年双边贸易焕发强大动力，进出口分别增长35%、23%，总体来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到近4倍。自事件发生后，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几近断交，这种政治冷气候明显蔓延到经济领域，两国双边贸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缩减，中日贸易关系出现明显下滑信号，态势萎靡。

（二）贸易逆差加剧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贸易数据显示贸易逆差呈明显扩大趋势。虽进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维持贸易逆差态势。其中，2001年逆差额为21.5亿美元，到2012年逆差额高为261.6亿美元，相比大幅增长了12倍。虽然在2012年后两国贸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时冷却，使得在中国进口猛降，同时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贸易逆差在急速缩减，但逆差态势依旧不变。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来源于中日两方不同优势的要素禀赋和互补性的产业结构，经贸规模则又受制于国内经济和政治外交环境等。

（一）积极因素

1.要素禀赋差异

要素禀赋制约一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是该国贸易生产方式必定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丰富要素的产品。中国掌握着绝对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极大优势！日本自1970年开始，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工业制成品一度称霸全世界，截止到现在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高位。两国要素禀赋带来的贸易分工方式决定了中日贸易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

2.产业结构互补

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2014年间商务部网站显示中国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额三分之二，同年中国进口额有近六成左右产品集中于机电、贱金属及制造和化工业。虽然个别行业如机械电子等行业中日贸易也存在竞争性，但日本处于产品研发和设计的上游阶段，而中国则处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产品的组装低档环节。

（二）消极因素

1.迥异的经济发展形势

入世以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增速赶超其他各国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奇谈。入世后我国在实施稳健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积极转型产业就结构，需求动力十足。日本则是国内需求萎靡，财政赤字严重，继2008年次贷危机后，日本缓慢恢复的经济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经济一盘惨淡。综上，生产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对日本的逆差不断增加！

2.不稳定的政治关系

由近两年的贸易额很直观明了地看出政治影响或将成为未来中日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004年日本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政治紧张同样波及经济，中日双边贸易额虽增长，但对比2003年的高位增长率，2004年当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却黯然失色。事件发生后日本出口额也明显缩减。

三、加强中日合作的建议

中日是隔水紧邻的贸易伙伴，未来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潜能仍值得发掘。

（一）转变外贸产品模式

从贸易模式可知，中日双边贸易中中国角色是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费严重，生态压力大等，中国应尽快促使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赋予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价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关系

国家对日政治态度殃及我国对日贸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不能把重心过多过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国身上，我国应进行多元化投资，寻求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合作，分散风险。

（三）加强经济贸易对话

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对两国的战略规划都意义深远，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国的政治关系数次冷却甚至断交，双方外交关系千疮百孔。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经济，中日双方都应主动出台措施加强经济合作回话机制，着力经济外交！

参考文献：

[1]徐长文.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J].国际贸易,2013.

[2]王杨阳.中日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中国外资,2012.

第7篇

关键词:中墨贸易;贸易结构;竞争性;互补性

一、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后,双边贸易进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2000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猛增至18.24亿美元。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114.31亿美元,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额出现了下降,但随着两国经济的复苏,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2010年双边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47.48亿美元,突破了200亿美元大关。2011年更是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333.53亿美元,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36.7%,高于中国和墨西哥同期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1-3月中墨双边贸易额为13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目前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二)双边贸易结构得到改善

1、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对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总额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来,SITC7类始终居于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间SITC8类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尽管2010年和2011年这两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趋势仍然是下降的;SITC6类出口总额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此类产品的出口不稳定。可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减少,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出口相对增加,出口结构得到改善。

2、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进出口数据得出,2000年以后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前三类产品是SITC7、SITC2和SITC5,虽然SITC7类是近12年来进口额最多的产品,但其份额呈现降低的趋势;SITC2类进口额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53.9%;SITC5类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动,说明此类产品进口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类由2000-2009年期间不足1%的进口比重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达到了12.5%。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在以SITC2、SITC3类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的进口相对增加,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墨西哥进口相对减少,进口结构得到改善。

(三)贸易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CD)来分析中墨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反之联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贸易结合度

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年份中国-墨西哥墨西哥-中国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间,中墨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说明中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但会发现,中墨两国间的贸易结合度,除了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二者总的趋势仍是上升的,说明中墨双边贸易关系是不断增强的。

二、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计算中墨两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时,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该国在该类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RCA指数越大意味着该类产品越有竞争力。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比较优势产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较优势是近几年来才显现出来的。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另外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的比较优势自2010年以来正在逐渐扩大。

综上所述,在双边贸易中中墨两国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这三类上,说明中墨两国在这三类产品上存在着竞争。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8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9章(其他动植物原料)、43章(已经加工的动植物油,脂及蜡)、53章(染料及着色料)、54章(医药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级形状塑料)、62章(橡胶制品)、65章(纺纱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属)、73章(金属加工机械)、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75章(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章(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78章(陆用车辆)、87章(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29章、68章、87章这三章。

2、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14章,分别是03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08章(饲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胶)、24章(软木及木材)、25章(纸浆及废纸)、26章(纺织纤维及其废料)、28章(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33章(石油及其产品和原料)、51章(有机化学品)、53章(染料及着色料)、57章(初级形状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属),其中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是33章、61章这两章。

由此可见,中墨两国贸易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而且双方存在竞争的产品只有SITC2、SITC5、SITC6这三大类,占总数的30%,26、53、68、03这四章,占总数的6.0%,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墨两国贸易的竞争范围不大,双方还有进一步发展贸易的潜力。

三、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比较中墨两国在各类产品上的互补性,当某国出口产品种类与另一国进口产品种类重叠程度越高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就越大,反之互补性指数就越小。

(一)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性虽然目前还不明显,但趋势正在增强。

2、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互补程度正在加强。

(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两位数编码的测算结果

1、中国出口而墨西哥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5章,占总数的22.4%,其中初级产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着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补性指数非常接近1,说明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互补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国进口贸易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14章,占总数的20.9%,其中初级产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说明了在初级产品领域,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互补性不如墨西哥对中国出口的互补性,而在制成品领域情况恰恰相反。

2、从整体上看,中墨双方共有26章产品具有互补性,占总数的38.8%,说明中墨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是很大的。其中产业内具有互补性的产品有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11.5%,产业间互补的产品有23章,占互补性产品的88.5%,说明了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墨双边贸易规模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双边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善,虽然中墨两国在纺织品、鱼及甲壳类软体动物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双边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初级产品和能源类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加,恰恰墨西哥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优势,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这种比较强的互补性,那么中墨双方的合作空间将十分广阔。(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晓惠.中国和墨西哥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2]岳云霞.中墨经贸竞争力比较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8,(03)

第8篇

【关键词】矿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贸易互补性

一、引言

中国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越南山水相连。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越南的经贸联系已变得密不可分。工业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矿产资源则是该产业重要的物质基础，为获取和利用所需矿产资源除本国开发外，国际贸易也必不可少。中越两国均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从矿产品贸易整体情况看，2001至2011年两国矿产品国际贸易总额均获得较大增长；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以贸易逆差为主，而越南则以贸易顺差为主；在双边贸易中，以中国的逆差形式表现。本文将在对中国与越南矿产品贸易进行统计描述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双边贸易关系，为进一步开展双边矿产品贸易及矿业合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本文所研究的矿产品为国际贸易通行的《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hs）下的第五大类，包括25、26、27三章共67节。三章分别为：第25章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第26章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第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二、中国与越南矿产品贸易现状及特征

（一）中国矿产品国际贸易现状及特征

2001年至2011年，中国矿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由98.42亿美元增加到368.22亿美元，年均增速①13.94%，进口贸易总额由224.74亿美元急剧增长至4322.16亿美元，年均增速34.40%，远高于出口增长率，贸易逆差额不断扩大。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出现大幅减少，进口下滑24.88%，出口下滑37.58%，进口贸易总额于2010年便很快恢复并超过2008年的贸易水平，而出口贸易总额至2011年也未能恢复。

图2.1 中国矿产品世界贸易现状（单位：亿美元）

中国矿产品进出口主要集中在26和27两章。从小节来看，排名前11的产品贸易额要占贸易总额的90%以上。进口矿产品主要为：石油原油、气及相关提取物；煤；铁、铜、锰、镍、铅矿砂及其精矿。出口矿产品主要为：石油原油、气及相关提取物；煤；电力；水泥；镁；钼矿砂及其精矿。

表2.1 中国主要进出口矿产品②

中国主要进口矿产品 中国主要出口矿产品

2709、2601、2710、2603、2701、2711

2602、2707、2713、2604、2607 2710、2701、2704、2709、2716

2711、2523、2613、2712、2713、2519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图2.2 越南矿产品世界贸易现状（单位：亿美元）

（二）越南矿产品贸易现状及特征

越南矿产品出口贸易总额接近中国的1/3，而进口贸易总额则远低于中国。2001年至2008年，出口贸易总额由35.12亿美元增加到129.6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20.51%，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滑至2009年的87.79亿美元，后虽有所恢复，但到2011年也未能恢复至2008年水平；进口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0.93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129.03亿美元，年均增速29.67%，同样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下滑至的79.83亿美元，至2011年也未能恢复，但自2008年以后越南的矿产品世界贸易基本达到平衡（见图2.2）。

越南矿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25和27两章，出口主要集中在27章。从小节来看，与中国类似排名前11的产品贸易额要占贸易总额的90%以上。进口矿产品主要为：石油原油及相关提取物；煤；电力；石蜡；石膏。出口产品主要为：石油原油及相关提取物；煤；磷；钛、铁、铜、铌、钽、钒或锆矿砂及其精矿。

表2.2 越南主要进出口矿产品

越南主要进口矿产品 越南主要出口矿产品

2710、2711、2523、2716、2713

2709、2701、2714、2712、2520、2707 2709、2701、2710、2614、260

1

2523、2505、2510、2603、2615、2704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三）中越双边矿产品贸易现状及特征

综合历年双边贸易情况，越南出口中国的矿产品占越南出口贸易总额的20%以上，中国为越南重要的矿产品出口市场。2001年至2011年中国从越南进口的矿产品由7.56亿美元增长至32.3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5.64%；同时中国出口至越南的矿产品也由4.08亿美元快速增长至18.9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22.68%。在中国进口越南矿产品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越双边矿产品贸易影响不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大，国际金融危机时，进口额由2008年的20.63亿美元减少至2009年的19.78亿美元，仅减少4.10%，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则使得进口额由2010年的21.33亿美元迅速增加至2011年的32.32亿美元，增长51.50%；在中国出口越南方面，两件大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图2.3 中越矿产品双边贸易现状（单位：亿美元）

中国自越南进口的矿产品主要集中在26与27两章，而出口主要集中在25与27两章。从小节来看，取进口或出口贸易额占各自双边贸易总额99%以上排名前13位的矿产品。中国从越南进口的矿产品主要有：石油原油及提取油类；煤；水泥；铁、钛、铜、锌、锰、铅、钨、铌、钽、钒或锆矿砂及其精矿。中国出口至越南的矿产品主要有：石油原油、气及相关提取物；煤；电力；水泥；高岭土；石蜡；石膏；长石。

表2.3 中越双边贸易主要矿产品

中国从越南进口主要矿产品 中国出口越南主要矿产品

2709、2701、2601、2614、2603、2615

2710、2610、2523、2608、2602、2607、2611 2710、2711、2716、2712、2713、2704

2709、2523、2512、2701、2507、2523、2520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三、中国与越南矿产品贸易实证分析

（一）中国与越南矿产品贸易的实证方法

1.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产品竞争力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越两国在哪些矿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可以大量出口。而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能够很好的对产品竞争力进行测量。其表达式为：

式中，为a国i类矿产品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当时，表示a国i类矿产品具有极强比较优势。表示a国i类矿产品出口额，表示a国所有矿产品出口额，表示世界i类矿产品出口额，表示世界所有矿产品出口额。

2.进口显性比较劣势指数

除了需要知道中越在哪些产品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外，还需要对两国具有劣势的产品有所了解，而进口显性比较劣势指数为其提供了一种较好方法。表达式为：

式中，表示b国进口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当>2.5时，表示a国i类矿产品具有极强比较劣势。表示 b国i类矿产品进口额，表示b国所有矿产品进口额，表示世界i类矿产品出口额，表示世界所有矿产品出口额。

3.贸易互补性指数

贸易互补性指数是指a与b国在某种（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关系。对单节矿产品测算公式为：；

对所有产品测算公式为：

式中为权重，为第i类矿产品双边贸易额与双边全部矿产品贸易额的比值。tci大于1则表示双边互补性较强。

4.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弄清楚了中越两国矿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和劣势及互补性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就是该产品在两国双边贸易中是以产业内贸易模式存在还是以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存在。巴拉萨（b.balassa）曾经提出测量产业内贸易重要性程度的指标——产业内贸易指数（index of 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iit）。表达式为：

式中表示a国对b国i类矿产品的出口额，表示a国对b国i矿类产品的进口额。由于该指数职能对某类产品进行衡量，而不能反映整个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为此grubel和lloyd在此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g—l指数。表达式为：

（二）中国与越南矿产品贸易实证结果分析

从计算结果看，中国出口至世界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产品品种远多于越南，中国有30小节，主要集中在第25章（有21小节）和27章（有7小节），而越南仅有10小节，主要集中在25章（有5小节）和26章（有4小节）。中越在2505、2506、2511、2701四小节上都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但

前三节越南的指数值要高于中国，在2701节则中国要高于越南。

表3.1 中国与越南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产品③

中国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产品 越南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产品

2501（2.09）、2502（11.16）、2503（33.67）、2504（3.60）、2505（4.01）、2506（2.85）、2507（10.85）、2508（5.80）、2510（31.15）、2511（3.38）、2512（3.38）、2513（3.63）、2514（17.93）、2517（2.51）、2518（4.59）、2519（24.11）、2523（5.69）、2525（11.72）、2526（12.92）、2529（15.52）、2530（7.80）、2613（8.09）、2621（8.32）、2701（5.55）、

2704（24.29）、2706（7.37）、2708（11.27）、2712（14.70）、2713（2.86）、2716（2.71）

2505（4.45）、2506（3.72）、2511（6.05）、2521（2.80）、2522（3.11）、2611（5.39）、2614（13.08）、2615（3.43）、2617（11.05）、2701（2.97）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表3.2 中国与越南具有极强比较劣势的矿产品

中国具有极强比较劣势的矿产品 越南具有极强比较劣势的矿产品

2503（3.05）、2515（5.21）、2516（2.95）、2528（2.92）、2601（5.11）、2602（4.16）、2603（2.42）、2604（5.87）、2605（6.44）、2607（3.17）、2610（6.84）、2611（3.42）、2615（3.89）、2617（4.75）、2619（5.12）、2702（7.25） 2506（3.11）、2512（4.59）、2514（2.84）、2520（7.95）、2523（2.98）、2524（14.27）、2529（2.75）、2611（11.17）、2617（14.13）、2705（13.97）、2710（3.84）、2712（3.45）、2714（16.18）、2715（7.03）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在具有极强比较劣势的矿产品方面，中越具有的品种数量基本相同，中国有16小节，越南有14小节，中国主要集中在26章（有11小节）和25章（有4小节），越南主要集中在25章（有7小节）和27章（有5小节）。中越在2611和2617这两章上均具有极强劣势，但越南指数要高于中国。

通过表3.2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中越在国际贸易中将会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事实也是如此，通过计算中越矿产品总体贸易互补性指数如图3.1所示。

图3.1 中越矿产品贸易互补性

从图3.1我们可以得知，中越矿产品互补性指数值自2001年以来均高于1，且呈增长趋势，说明了双方矿产品国际贸易均有较高互补性，且这种互补性还在不断增强。2010年以前中越互补性指数值要高于越中，但到2011年越中指数值急速增长，远超中越。

中国对越南具有较强互补性的品种约为越南对中国的两倍。中国对越南主要集中在第25章（有20小节），其次是27章（有8小节），越南对中国主要集中在第26章（有9小节），其次是25章（有4小节）。双边所共有的为2505和2506两节。通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双边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表3.3 中国与越南具有较强互补性的矿产品

中国对越南越具有较强互补性的矿产品 越南对中国具有较强互补性的矿产品

2501（2.56）、2504（11.56）、2505（1.35）、2506（17.95）、2507（3.89）、2508（20.58）、2511（4.52）、2512（14.69）、2513（5.58）、2514（39.76）、2516（1.12）、2518（2.01）、2519（19.46）、2520（9.97）、2523（16.35）、2524（17.14）、2525（11.21）、2526（19.48）、2529（41.98）、2530（8.52）、2618（1.77）、2621（15.96）、2704（13.42）、2708（2.07）、2710（5.42）、2712（51.40）、2713（5.86）、2714（1.14）、2715（5.68）、2716（2.58） 2505（1.41）、2506（1.54）、2515（2.68）、2516（2.04）、2601（1.11）、2602（2.55）、2607（1.82）、2610（15.10）、2611（15.66）、2614（16.51）、2615（15.16）、2617（36.32）、2619（2.19）、2701（2.15）、2709（1.61）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为验证上述推断，计算双边矿产品产业内贸易（g—l）指数，所得结论与上面推断一致。见图3.2。通过该图，我们可以得知，中越矿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虽2010年有较大增长，但其值约为0.07，远小于0.5），但近几年也略有增长。

图3.2 中越矿产品产业内贸易

四、结论及

启示

（一）结论

在世界贸易中，2001—2011年中国矿产品进口增长率高于出口增长率，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越南2001—2008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2008—2011年基本处于贸易平衡状态；在双边贸易中，以中国的逆差形式表现。中国出口至世界具有极强比较优势的矿产品品种远多于越南，而在具有极强比较劣势的矿产品方面，中越具有的品种数量基本相同。中越双方矿产品在国际贸易具有较高互补性，且这种互补性还在不断增强；2010年以前中越互补性指数值要高于越中，但到2011年越中指数值急速增长，远超中越。中越矿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双边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二）启示

第一，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契机，深入研究我国与越南的矿产品贸易政策以及两国的矿产品市场信息，加强对我国国内相关企业的政策指导和信息咨询，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第二，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资源外交，如：依据中越矿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向越南出口第25章的矿产品，从越南进口第26章的矿产品；同时，继续以中越矿产品产业间贸易发展为主，并同时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保障我国矿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和矿产品进口的稳定供应，争取一个持久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第三，我国仍需加大对矿产品深加工技术的科技投入，提高我国矿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在越南市场的竞争力，以进一步密切中越矿产品贸易合作。

第四，从我国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建立国家矿产资源储备体系。

注释：

①本文年均增速指的是几何平均增速。

②各代码名称见附表；产品的选取则根据11年贸易额取均值进行排名得出。

③产品根据计算11年指数值的均值选取，表3.2与3.3以相同方式选取。

参考文献：

[1]谭江明，程名望.中国与越南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29-32.

[2]曾军，张瑶，侯淼淼.云南省与越南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的合作优势研究[j].东南亚纵横，2011（12）：31-34.

[3]刘向晚.中国矿产品对外贸易现状及对策[j].经济观察，2009（4）：48-49.

[4]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加强协调，努力缩小矿产品贸易逆差[j].中国经贸，2011（10）：51-52.

[5]葛振华，郑勇军，肖荣阁.中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特点及建议[j].资源与产业，2009，6（11）：103-109.

第9篇

关键词：需求偏好；收入水平；贸易结构；计量分析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Similar Preference of Demand

Abstract: The preference of demand is not always reflected by the incomes level of the varieties of country ,so it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ingredients ;under the open market condition ,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the similar income level and preference of demand are likely to form trade structures that obviously deviate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preference , because there are so much determinative ingredients ,for example ,the different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caused by process and the endowment of factors of products or technologies ,and the restriction by governments or FTAs.

Keywords: the preference of demand ;the income level ;trade structure ;econometric analysis

一、前言

2003年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高达8512.1亿美元，比上年?粼?304亿美元，增长37.1％，为198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4亿美元，增长39.9％；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55.3亿美元，比上一年度降低了16%。2003年，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实现全面快速增长，2003年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日本、美国和欧盟，与日本、美国、欧盟等3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均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3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幅度为31.1%，贸易总额达1335.8亿美元，但新华社没有给出进口和出口的分类数字；中国同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双边贸易在2003年增长了30%，达到1263.3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超过500亿美元；而中国同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双边贸易在2003年激增了44.4%，达到1252.2亿美元。

中国与韩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均在20%以上，贸易增长速度均超过了40%。

中国同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依据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Linder，1961），影响不同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特征，因此各国应该与具有相似需求的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额。中国的贸易情况是否符合林德尔的需求相似偏好理论呢？本文将通过对中国2003年国别贸易结构进行实证检验，说明中国的贸易情况偏离了需求相似偏好理论。

二、中国贸易结果的计量经济分析

（一）需求相似理论简述

需求相似理论又称偏好相似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1年在其论文《论贸易和转变》提出的。林德尔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产品的出口结构、流向及贸易量的大小决定于本国的需求偏好，而一国的需求偏好又决定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产品的出口建立在国内基本需求基础上。其次，产品流向、贸易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最后，一国需求偏好取决于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对消费的需求的质和量都会提高；平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先进的资本设备需要越高。因此两国人均收入相同，需求偏好相似，两国间贸易范围可能最大。但如果人均收入水平相差较大，需求偏好相异，两国贸易则会存在障碍。

若两国中一国具有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而另一国没有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则两国无从发生贸易。因此，各国应当出口那些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制成品，即大多数人需要的商品，一国在满足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可以从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获得出口该类商品所必需的经验和效率，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基于该理论，企业首先应选择国内市场巨大的产业进行出口贸易，同时最有可能发生在偏好相似的国家之间(往往是相邻国家市场)，因此，国际化经营往往表现为渐进式。渐进式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往往是国内外需求偏好相似的产业，根据林德尔的理论，国际贸易被视为国内贸易的延伸，因此产业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国内经营，待国内市场饱和后或因偶然机会(被动地)才向外延伸到国际市场，根据需求偏好相似原则，首先选择的是相邻国家市场，而后才是全球市场。

林德尔还认为，一国将出口那些国内需求规模大，或如他所声称的“具有代表性的需求”的产品。按其所述，这种结果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厂商往往对国内生意的机会更敏感；发明、创新也往往由国内市场没能解决的问题所激发；对新产品的不断改进也只有在为国内消费者的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带来显著的成本降低。

（二）对中国贸易的实证检验

中国贸易结构是否符合需求相似偏好理论，与贸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呢？下面笔者将对中国2003年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分析中国贸易结构对该理论的符合程度。

1. 中国贸易国别综述

中国2003年国别贸易情况结构如下图所示：

1.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2004（2）；吴海英，刘仕国《世界经济统计资料》。

2. 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规定，低收入国家：1995年人均GNP低于76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766~9385美元；高收入国家：高于9386美元。中国1995年人均GNP为620美元。

图1 2003年中国国别贸易结构图

由以上图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部分贸易伙伴国集中在亚洲、欧洲，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量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当大比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51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中国的几大贸易伙伴国美国（37460美元）、日本（33063美元）、中国香港（24163美元）、中国台湾（13252美元）、韩国（10915美元）、德国（26046美元）等都属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根据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的观点来看，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应该占较大比重。而从上图1的结果来看，初步判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与需求偏好理论有较大出入。

2. 计量经济分析

（1）模型的建立

根据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国别情况，对中国贸易伙伴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差额绝对值的对数、三类收入水平的国家、前二者的乘积、以及中国与各国进出口总额的对数构建回归方程，前三者为自变量，最后一个变量为因变量，检验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

LNXM = C(1) + C(2)*LNAVGDP + C(3)*CLASS + C(4)*GDPC………..（1）

其中，LNXM为中国与各国进出口总额的对数，LNAVGDP为中国贸易伙伴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差额绝对值的对数，代表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CLASS为依据世界银行按收入将各国分为三类，代表贸易伙伴国的收入类别；GDPC为CLASS与LNAVGDP的乘积，代表伙伴国的收入阶段；我们构造CLASS和GDPC虚拟变量的目的在于考察收入结构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产业分工 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一、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和特点 1.双边贸易额增速呈放缓趋势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200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1599.0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出口561.4亿美元，进口1037.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韩贸易额仍高达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韩对华出口450.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占韩出口比重22.7%，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韩国则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63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4%，2011年双边贸易总额900.7亿美元，同比增长42.5%，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1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2006年，双边进出口总额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从韩方统计资料看，四年来的贸易总和分别为570.2、793.5、1005.6、1073.9亿美元，经过测算，年增长率为38.6%、39.2%、26.7%和17.1%;虽然中韩双方由于统计方法或统计范围不同，在具体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总体看，中韩贸易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受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增速逐步趋缓。

2.产业内贸易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简称IIT)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现象。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标准，SITC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都属于同一产业。 早在本世纪初，韩国学者李准晔等人就曾对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涉及所有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都是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断提高。而中国学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据1995年～2005年韩国海关贸易数据测算的10年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达到0.68，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韩双方贸易结构不同，中国处于低端层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在双边贸易结构中处于低端位置，这可以体现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个层次。 从产业间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中，虽然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递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动。同期，韩国对华商品出口仍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化工、机械、塑料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稳定，始终保持在60%以上。 从产业内贸易结构 看，中韩两国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阶段。根据李准晔等人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韩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韩贸易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同类商品的相互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差距较大。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为例，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HS8542)的产业内贸易中，2006年中国向韩国出口17.4亿美元，同时韩国向中国出口额达到187.7亿美元，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差距明显。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中国依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例如在钢材类进出口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不锈钢板材，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钢板;矿物燃料的产业内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石油及沥青提取的油类及制品。 综上可见，产业间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由于技术的差距，同一产业内依然处于产品链的低端。

4.贸易发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较大 自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迅速发 展，韩国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而中国则连年严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来，中国贸易逆差额连年超过当年中国对韩出口总额 ，2011年，中韩贸易逆差增幅达49.5%，2005年则突破增幅400亿美元大关;2007年，逆差增幅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也创下476.2亿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额已达到近2500亿美元。除去韩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限制，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迅速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增长潜力不大;二是在双边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导作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销韩国或销往第三国。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阻碍了两国贸易正常均衡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现状深度分析

1.中韩分处国际产业分工不同层次，互补性强 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来，整个产业结构以重、化工工业为主，造船、汽车、半导体、石油化工、IT等产业均在世界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林渔业由于成本过高，竞争力较差，是韩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近年来，韩国经济中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林渔业比重日益降低。 中国方面则由于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上的差距，现阶段只能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和加工组装型的家电及电子通信产品工业成为世界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业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水平。结合中韩两国的国情，同时考察中韩两国进出口商品的主要类别，不难看出，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但同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则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从整体看，韩中分属产业分工的第二、第三层次，这种互补性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贸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中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叠代态势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演进。从产业演进路径看，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逐步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耐用工业消费品方向转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以重工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基础，到2010年，中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拉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投资结构来看，中国的政府投资及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而同期，韩国由于技术水平、研发能力、基础科学方面的限制，韩国产业结构转换和新技术自主性开发滞后，结构转变指数持续呈下降态势。 可以说，在制造业领域，中韩的部分产业都具备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这也是中韩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化导致了中韩两国间贸易竞争的加剧。

3.两国产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 韩国产业市场结构呈现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态势。由于长期实行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韩国三星、现代、SK等大企业集团数量虽少，但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中小企业则相对较弱，1993年韩国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占当年韩国GNP的比重不足5%，韩国产业形成的是规模有余、竞争不足的二元市场结构，以具备发达国家水准的大企业为龙头是韩国经济的腾飞和产业市场结构的重要特点。 中国产业市场结构恰恰相反，呈现分散化的特点，规模效应不强。众多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无法抵御实力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尤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同韩国相比，中国许多重要产业的整体规模与技术水平严重不对称，产量增长迅速而与先进水平相比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短，属于粗放型增长，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复建设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韩贸易的前景展望

1.贸易总额和贸易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区位合作优势明显，分处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层次，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双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同时，中韩两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中韩两国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韩两国元首确定的争取2012年双 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完全可以早日实现。

2.产业内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机制完善和民营资本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国制造逐渐崛起。在不远的将来，中韩两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强，产业内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随着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地优化配置，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将呈现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的趋势。为了应对相似产业的竞争，两国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强化产品异质性来加强竞争力。这方面，韩国政府已经选择了诸如家电领域的数字电视和通讯领域的新一代通讯标准，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手段，可以说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动态经济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整合，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为了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利益，纷纷组织或者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也顺应区域化的发展潮流，于2002年11月4日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计划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使得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有效配置，同时也给双方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应。本文就双边贸易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一、竞争促进效应

Devarajan & Rodrik (1991)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贸易自由化不但会带来基于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效应，还会有各种竞争促进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大大增加了。大市场理论也认为，共同市场可以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为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并且大市场的建立会导致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专业化、最新技术的应用和竞争的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下降，再加上取消关税所引起的价格下降，这必将导致购买力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增长又导致价格的下降、工资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加。

在中国国内，尽管一些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大，但却广泛存在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消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陷入高利润率、高价格、低资本周转率、小规模生产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内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大市场，从而以共同市场的模式打破市场狭小、厂商寡头或多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区域内一些行业的竞争加剧，使这些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迫使生产厂商转向大规模的生产。生产的逐步扩大又会使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福利增加，从而带来了正的经济效应，出现大市场――竞争激烈――大生产――大量消费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会带来为正的竞争促进效应。

二、规模经济效应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将本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市场结合成为统一的区域市场，而更大的区域市场会增加在经济范围内或产业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市场的扩大不仅可以使生产厂商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静态规模经济，而且能够带来累计产量的增加，实现动态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可以把原来分散的小市场结成统一的大市场，使企业摆脱市场规模的限制，获得稳定的市场，据以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过程如下：

图中，Da和Dc分别代表东盟和中国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曲线，Da+c为两个市场的总需求曲线。假定东盟和中国该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分别为ACa和ACc。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两个市场分别实施PwPa和PwPc的进口税，国内生产点分别为M, N。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中国由于低价格优势占领了整个自由贸易区市场，产出扩大，引起平均成本下降，生产就在一个较低的价格Pfta下进行。由此东盟的福利收益就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即为生产效应A和消费效应B两部分，而中国福利收益则包括C, D, E三部分，其中 C+D 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由于规模经济使成本下降，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产品，E是生产厂商从规模经济中得到的收益。可见，中国这种福利水平的提高与传统的贸易创造效应不同，它并不是来源于向更低成本供给国生产的转移，而是来源于由于规模生产而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的效应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对东盟这种市场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与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扩大市场，增加出口，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形成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使得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所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规模经济的扩张，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量提高、价格下降以及市场扩大，从而引起一国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国际扩张。又由于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可以在更低的价格水平上购买到该种商品，同时还可以通过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享受到由于产品多样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三、投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双边贸易的市场规模，还改善了投资环境。2006年，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总额为419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来华实际投资额达300亿美元，占东盟国家当年来华投资的71.6%。截至2007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累计达450亿美元，同比增长50%。在东盟来华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从1991年底的1.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底的15亿美元。

可见，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刺激效应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消除双方的投资障碍，实现投资自由化由此所形成的区域市场会对生产厂商产生巨大的吸引，他们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以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另外，相互提供的投资优惠政策将促进双方投资量的增加，进而完善投资结构。

同时，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还能够有效地规避区域内各个国家以及生产厂商为争夺投资所进行的无序竞争。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与区域市场的协调也会使区域内的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域内资金外流。因此，在自由贸易区内，中国出于目前的投资优势会吸引大量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而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出口国，大幅增加对东盟的投资额，从而使得中国和东盟国家获得较大的投资刺激效益。

四、增加贸易额效应

自199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2025亿美元）较加入WTO 之初的 2001 年（376.83亿美元）增加了4.4倍，进口额增加4.2倍、出口额增加4.5倍；进出口总额较上一年(2006年)增长25.9%。同时，2007年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中中方仍然持续逆差,但较上一年略有减少。至2007年底，东盟由连续多年成为的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4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增加贸易额的效应。自由贸易区能够促进双边贸易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资本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将更加合理，要素利用率也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产品生产产量。生产厂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并实现规模经济，更激烈的竞争环境将使生产厂商致力于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区域内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加速增长。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这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双方带来一系列正的动态经济效应，竞争的加剧使得生产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投资额的增长都会对双方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使得各成员国获得比一国时更大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保罗・R・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宫占奎，孟夏,刘晨阳.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3.

[4]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5]胡均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战略与改革，2005（3）.

[6]杨玉花.东盟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其效应.东南亚纵横，2005（10）.

第12篇

论文摘要：对国际劳工标准是否应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阐述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的原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并论述了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2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3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 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第13篇

关键词：中美双边贸易；自然资本；生态足迹；PLUM

中图分类号 F742；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5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持续数十年。直至2004年前后，美方才提出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此后，美方为扭转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做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威胁。有人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使美国民众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贸易使美国消费者长期从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消费品中获得大量消费者剩余，中国出口为美国消费品市场超过30年的物价平稳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消费者剩余获取，还是消费品市场物价稳定，现有研究都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 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而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显示，货物和服务在货币资本上的等价交换，有可能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上是不等价交换[1-6]。本研究试图从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利益。

1 文献综述

自然资本，也称为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用来表示生态资源的存量，被生态经济学文献广泛使用，例如，Constanza et al.[7]， Andersson and Lindroth[2]， Monfreda et al.[8]， Moran[5]等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用货币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但生态经济学认为货币资本不能反映货物和服务的生态价值，故用自然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所含有的生态价值。自然资本测算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资本的测度方式；其二，特定测度方式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Moran et al.[6]概括了自然资本的四种测度方式：① 物资流分析（MFA），以重量测度生态资源；②基于能量的测度，用内涵能量或能量记忆来测度生态资源；③ 用人类占用的净原生产力（HANPP）测度生态资源；④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 以面积为单位测度生物圈的可再生能力有多少被人类活动所占用。一国/地区的EF是生产该国/地区货物和服务的用地，并吸收这些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和废弃物用地，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之和。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以下六种类型的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其中，前五种用地为生产该商品的实际用地，碳汇用地为吸收该商品生产的排放所需用地，是虚拟用地。所谓虚拟，是指碳汇用地并不像实际用地那样，实际地占用地表面积。

基于曹淑艳、谢高地[9]的分析，笔者强调EF的如下缺陷：① 核算的不完整。EF模型没有考虑包括地下水在内的地下资源，并暗含着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之间不可相互替代的假设。②缺乏动态性。EF基本模型表达的是存量测度，没有将存量测度与出入系统的资本流结合起来。③缺乏结构性。EF基本模型直接把土地利用分配给最终消费，得到的部门-土地矩阵能反映部门的直接土地占用需求，但无法反映部门间接土地占用情况。

虽然EF存在缺陷，但在上述四种测度方式中，EF涵盖并改进了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比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更加形象和直观，其使用日益广泛，故本研究采用EF测度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商品所内涵的自然资本，进而揭示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生态利益。

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计算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IO）和产品用地系数矩阵法（product land use matrix， PLUM）。IO方法将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值转换成EF面积，转换所需系数由投入产出表导出，相关文献见诸Wackernagel et al.[10]， Machado et al.）[11]， Li et al.[12] 等人以及大量其他人员的研究。PLUM方法则是将商品的贸易量转换成EF面积，转换系数用来自全球足迹网（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FA）所提供或其他人员计算的产出系数计算得到。在对国际贸易进行EF分析的文献中，使用产品用地系数将商品贸易量转换成为面积的文献见诸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

Wiedmann[13]全面、详细地阐述了IO方法与PLUM方法的优劣对比。笔者在此强调PLUM方法的如下优点：①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及全球贸易数据库提供了与NFA中的商品编码一致的年度贸易数据。故PLUM可以获得长时期的年度数据。在IO方法中，各国通常不提供年度的投入产出表。② PLUM方法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具体的商品。IO方法的分辨率只能到达部门或产业。③ PLUM方法的系数矩阵构建相对简单，NFA给出的转换系数已经考虑了母产品（例如，桔子）到子产品（例如，桔汁）的转换率，IO方法的转换系数则要考虑从最终产品追朔到原材料的完整供应链。

在对商品量转换成EF面积进行EF时间序列的研究中，产出系数的选择涉及两个重要问题[14]：其一，产出系数的空间选择。在空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全球产出和当地产出中选择。全球产出是指使用世界平均产出系数将以吨（tonne）或立方米（m3）表示的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当地产出是指使用所研究地区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到用地面积的转换。使用全球产出可以标准化不同地区间生态生产力的差异，利于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其二，产出系数的时间选择。在时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可变产出和恒定产出中选择。可变产出具有动态性，每一年份均使用当年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和用地面积之间的转换，可以同时反映消费、生产和土地生态生产力等因素对EF的综合影响。恒定产出具有静态性，选定一年为基年，假设每一年的生态生产力都与基年相同，历年都使用基年的产出系数将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可以有效地分割各因素对一定人口所占用EF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PLUM方法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自然资本。在空间维度上选取全球产出，可以将美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和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统一为全球公顷，以便对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的自然资本进行横向比较；在时间维度上选取恒定产出，可以排除土地生态生产力的变化对EF造成的名义影响。

对测算得到的自然资本EF值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①构造EF密集度、EF贸易条件及EF结构，进而分析EF值的贸易特征；②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的顺差结构，进而从货币资本流向及商品流向的角度揭示自然资本流向的成因。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不同于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① 现有研究缺乏双边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在van Vuuren el at.[1]的研究中，贸易只是一个次要问题；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考察2000年芬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EF；Hornborg[4]考察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英国与北美进行原棉与棉制品、羊毛与羊毛制品贸易中，原料与制成品在货币资本的等价交换，其空间（用地）交换和时间（用工）交换却是不等价的；Moran[5]， Moran et al.[6]则是在全球范围内考察2002年每个国家的出口的EF。本研究却是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② 现有研究中，只有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Moran[5]， Moran et al.[6]将各个国名、四类用地产出系数构造了不可直接计算的矩阵，也没有列出矩阵运算的算式。本研究构造了商品贸易量向量（1×n）、用地转换系数矩阵（n×5）及等价因子向量（5×1），用地转换系数是用地产出系数的倒数，并建立三个矩阵连乘的算式，以计算某一年n种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每一种用地类型的EF值及五种类型用地之和的EF值。③ 本研究双边贸易商品的EF流向进行贸易特征分

2 EF值测算方法及数据

参照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的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本文构造产品用地转换系数矩阵，并建立矩阵算式，以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EF值。本研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并选取2007年为基年，在世界土地生态生产力不变的假设条件下，1992年至2010年均使用2007年世界土地平均产出系数。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用地不到总用地量的10%，并且，在贸易商品的生态足迹中，建筑用地不到2%[6]，故本研究参照Moran et al.[6]的做法，将贸易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碳汇用地，不考虑建筑用地。

2.1 矩阵及算式

2.2.1 数据来源

农产品贸易量、牧产品的贸易量、渔产品的贸易量均来自UN Comtrade，采用HS02商品编码，林产品的贸易量来自FAO的Fores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采用FAO商品编码。碳汇用地所需的商品贸易量来自UN Comtrade，采用SITC Rev.1商品编码。商品的内涵能源密度、电力能源系数都从NFA2010版中得到。但是NFA2010版未提供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本文采用NFA2010版的匈牙利账户中的CO2核算工作表推算出2010年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所有产品产出系数及用地均衡因子来自NFA2010。

2.2.2 HS92向HS02及HS96向HS02的版本转换

UN Comtrade在1992年至1995年、1996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10年的贸易数据分别采用HS92、HS96及HS02编码。本文使用HS92与HS02及HS96与HS02的转换表将HS92及HS96编码数据转换成HS02编码数据，转换表可从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

3 测算结果及分析

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出口年均510种，进口年均550种）的EF值及折线图分别如附表1和图1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1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1显示，总体而言，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四种实际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的净进口国，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1992年至1999年间，美国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转变为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且净进口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因此，美国用实际用地换取中国的碳汇用地。

为考察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笔者构造EF密集度（EFI）、EF贸易条件（TTEF）及EF结构（EFS）如下：

EFI j=EF jTV j， j=ex，i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 （6）

式（6）中，TV为贸易值，EFI体现每一美元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1EFI为EF的货币价格。贸易两国实际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体现两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生产技术水平、用地集约化程度的差异。贸易两国碳汇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则体现两国环境规制严度和减排技术水平的差异。

（7）

TTEF刻画一国出口自然资本换取进口自然资本的能力。TTEF升高，反映出口自然资本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自然资本，EF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EF贸易条件恶化。

EFS刻画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中实际用地与碳汇用地的比例。EFS升高，反映实际用地比例提高，笔者称之为EF结构绿化，反之，则称之为EF结构碳化。一国EFSex碳化、EFSim绿化，表明该国在进出口中存在使用换碳汇用地换取实际用地的趋势。

表1显示1992-2010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从实际用地看，我国实际用地EFIex远低于EFIim，体现我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远低于美国；我国EFIex呈递减趋势，即我国实际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意味着我国实际用地的比较劣势呈加剧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Iim相对平稳，反映美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保持平稳；实际用地TTEF呈递增趋势，即出口实际用地所交换的进口实际用地呈递增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从碳汇用地看，我国EFIex相对平稳，反映我国出口产品的排放含量没有显著降低，EFIim值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排放含量呈递减趋势，美国碳汇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碳汇用地TTEF呈递减趋势，即出口碳汇用地所交换的进口碳汇用地呈递减趋势，我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从EF结构看，我国EFSex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出

口商品EF结构呈碳化趋势；我国EFSim呈递增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EF结构呈绿化趋势。

为揭示中美双边货物贸易EF流向的成因，笔者测算了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按HS分类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顺差结构。按HS分类第1至第21类商品如附表2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2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为同时考虑顺差和逆差的影响，笔者构造商品顺差贡献率如下：

SCit=Xit-Mit∑21i=1（Xit-Mit）×100%（9）

式（9）中， i =1， 2， …， 21； t =1992， 1993， …， 2010； Xit为t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第i类商品的出口值，Mit为t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第i类商品的进口值。∑21i=1（Xit-Mit）表示t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全部21类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scit表示t年第i类商品的净出口值或净进口值占当年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的百分比。若Xit-Mit>0，则scit>0，表明t年中国对美贸易第i类商品顺差；若Xit-Mit

scit

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顺差结构由SCit组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中国对美贸易历年都是或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的商品类别为第6类、第17类及第2类、第10类、第3类等五类商品。其中，前两类（第6、17类）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后三类（第2、3、10类）为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前两类（第6、17类）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呈现由强渐弱的变化趋势，后三类（第2、3、10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平稳。

在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商品中，主要顺差贡献的商品类别依次为第16类、第20类、第12类、第11类、第15类、第8类等六类商品，其中，第16、20、15类商品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第12、11、8类商品也是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同时还占用实际用地。前四类商品（第16、20、12、11类）的顺差贡献大幅度变化，反映出中国出口顺差商品从以鞋、帽（第12类）、纺织制品（第11类）为主导向以机电产品（第16、20类）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逐年大幅度攀升。

由于化工产品（第6类）及车辆（第17类）的逆差贡献幅度与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的反方向变化，导致中国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由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自2000年起转变成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

图1显示的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趋势，也可以从表3的货物流向中得到解释：①鞋帽、纺织品、皮革制品等三类占用实际用地的商品（第12、11、8类）的顺差幅度逐年大幅度降低，相应的实际用地出口量逐年减少；②植物产品、木浆、动植物油脂等三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第2、10、3类）的逆差幅度虽然保持平稳，但由于双边贸易量逐年攀升，相应的实际用地进口量逐年攀升。这两个反向变化的合力形成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

表2实际上是以货币资本为测度来描述中美双边贸易的货物流向。表2从货币资本的角度展现中国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实现了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而图1、表1则从自然资本的角度反映，中国为实现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付出了如下代价：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从碳汇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碳汇用地净出口国。

4 结 论

本文采用基于产品用地系数矩阵（PLUM）的生态足迹分析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的内涵自然资本，得到以下结论：

（1）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实际用地的净进口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美国自2000年以来是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改善、出口EF结构绿化，因此，美国不仅获得消费者剩余和消费品市场物价平稳的货币资本利益，也获得用实际用地换取碳汇用地的自然资本利益。

（2） 我国碳汇用地净出口集中在 “杂项制品”、“SITC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和交易”、“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饮料及烟草”等五个类别的商品。在这五个类别中，我国自2000年以来为美国提供排放空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国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但是，这种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并未考虑自然资本的代价。我们未曾意识到，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为贸易伙伴国提供碳汇用地的负担加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在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尽量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3）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总体上是否呈现生态资源贫瘠化，生态资源贫瘠化又是否与中美贸易正相关。

致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下列同学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工作：2006级本科生谭新龙、徐化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沈晗；2008级本科生李璇、冯亚平，2011级硕士研究生邬光燕、吴莉。2012级硕士研究生杨楠承担投稿的格式调整。作者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论文初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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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关键词 中澳双边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3. 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0 年2 月24 日到26 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 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 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在中澳双边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中澳贸易、FDI的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中澳贸易与投资效应，说明其对中澳双边贸易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FDI贸易效应的研究，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还有一类认为东道国利用FDI与其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难以确定的。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Markuson和Svensson（1985）采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他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是合作关系，则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否则就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以研究中国总体FDI贸易效应的文献居多。秦臻、陈继勇（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孙纲（2010）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还有些学者从国别的角度出发，研究具体某个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三、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区间是1987年到2012年。分别选取了中澳的进出口额以及澳对华的FDI，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前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用LNEXP和LNIMP，LNFDI表示。

（二）实证分析。

要研究澳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澳贸易的关系，建立模型，首先要对论文中所涉及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的，还需要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下面对FDI和中国对澳出口和进口额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论文利用各样本数据的对数值，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1。

上表中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于澳对华的FDI、进出口额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这说明FDI和进出口额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2、协整分析。

下面通过对这些数据做协整检验来验证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将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澳对华的FDI和进出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故先通过基于VAR模型 最优滞后期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比较相应的AIC值和SC值来确定最优滞后期，由此可得出最优滞后期为5。

表2 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结果

由于本文VAR模型选择的最优滞后期为5，所以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4。本文选择“序列不含确定性趋势，而协整方程含截距但不含趋势项"的模型形式对LNEXP、LNIMP和LNFDI两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得到如表3所示结果。

表3 LNSH与LNEX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分别大于各自的临界值，拒绝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最多存在两个个协整方程的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这表明LNEXP、LNIMP和LNF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2个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将LNEXP、LNIMP和LNFDI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用协整方程表示：

LNFDI=3.382636LNEXP--2.229940LNIMP

（0.44482） （0.62686）

其中括号内为标准差。从协整方程中标准化的协整系数符号可以看出，LNFDI和LNEX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LNIMP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即澳对华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而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1988-2007年，FDI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对FDI产生积极地影响，EXP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增加3.382636个百分点；进口前的系数是― 2.229940，说明进口对FDI产生消极的影响，进口与FDI之间是一种负向的关系，即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FDI减少-2.229940个百分点。

四、结论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对中国对澳出口贸易初期存在替代效应影响。其次，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澳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存在着推动作用。

再次，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对澳进口贸易之间初期存在互补效应，这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在初始期要从澳大利亚引进技术和进口大量机器设备以及用于进口加工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从而带动了中国对澳进口的增加。

最后，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澳进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这是由于中国对澳进口的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澳大利亚外商所生产的产品与中国对澳的进口需求比较接近，所以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创造效应部分地被这种替代效应所抵消。

综上所述，长期内，出口将带动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进口将减少其对华直接的增长。因而，我国应当积极促进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增加对澳出口，从而带动FDI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提高我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对于进口也应采取明智而合理的措施，尽可能进口一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能产生比较大的促进作用的东西。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参考文献：

[1]张鹏，滕大星. FDI对贸易的影响：国外实证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5）

第15篇

【论文摘要】中印两国互为邻国，也是世界上经济产出增长率最快的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额在近10年内增长了近20倍。同时两国贸易摩擦态势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本文以中印贸易摩擦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出发点，分析两国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印度；贸易摩擦

21世纪以来，中印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印贸易摩擦呈现怎样的新形势，具有什么特点，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将集中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新形势

印度一直是贸易救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1994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揭开对华贸易摩擦的序幕。十几年来，中印贸易摩擦不断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更是开始超常规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成为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中印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印度对中国共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印度全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达到26起，从涉及的行业看，包括：化工产品12起，钢铁2起，纺织3起，汽车2起和其他产业7起。从贸易救济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进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对华频繁发起贸易救济下的各类调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印度还不断地推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歧视措施，主要包括对一些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措施和重征进口税。例如，颁布进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国玩具、牛奶等产品的进口，还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重征进口税。上述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不仅在中印双边贸易关系中从未有过，在中国与其它WTO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交往中，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与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的案件数有明显的下降，全年仅为11起。但是，横向比较，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仍令人担忧。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37起贸易救济调查，在这些贸易救济调查中，欧盟启动了7起，位居各国之首，占比为18.9%；其次即是印度，为6起，占比达16.2%。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启动的调查数则位居首位，占比31.6%。这6起案件均为反倾销调查，占同一时期印度对外反倾销调查数的1/3，位居各国之首。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则是同一时期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样一来，印度已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商品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频繁的国家。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进一步观察这一阶段的中印贸易摩擦，不难发现，除了发生的频率提高之外，该摩擦还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倾销为主，但趋于多样化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手段显得比较单一，主要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仅为1起。2008年后，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案件的总数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补贴措施都开始应用，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其中仅2009年1月，印度对中国发起的6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就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进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涉案金额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较小，2005年之后，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案的涉案金额开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额更是屡创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涉案金额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仅2008年10—12月，印度即连续对华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15.4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子午线轮胎案、青霉素工业盐案、热轧钢案涉案金额均过1亿美元，青霉素工业盐案金额达2.3亿美元，成为国际上对华医药产品反倾销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而热轧钢案则达到创纪录的6.86亿美元。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触及新的领域，对个别产业影响深刻

一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产业比较集中，涉及的多是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药品、纺织品、日用品和钢铁产品等。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领域摩擦频繁的情况下，印度对华贸易调查开始触及新的领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8.8亿美元，这是中国高科技产品遭受的首起反倾销案件。 转贴于

与此同时，在我国部分产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印度已成为最主要的发起国，对这些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2009年为例，当年共有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石化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就启动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国外对华纺织产品发起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对有色金属启动的6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也分别和美国、澳大利亚同时位居首位。其中，在纺织品贸易救济中，印度和美国启动的调查数均为3起，占比各为15.8%；而在针对有色金属的贸易救济中，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的案件均为2起，各占1/3。

（四）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增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本就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印度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增大了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专门针对中国的电力设备设置标准。同时，印度存在对同一产品前后多次发起调查的情况，如2008年5月对瓷砖反倾销日落复审做出继续征税裁决，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砖反倾销，并于2009年10月裁决征收反倾销税。而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对反倾销而言，这两种措施具有更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周期极短。

三、中印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中印两国主要生产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强使这些产品贸易容易引发摩擦，贸易摩擦的破坏力也尤其突出。当前印度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并不明朗，产业优势依然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上，产业升级明显慢于中国。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身产品技术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利用低价战略向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避免成为印度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二）针对印度的国家贸易政策实行产品差别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研究发现，中印两国贸易摩擦涉案集中的产业均是印度国内重点发展并且实行贸易保护的产业。因此，在对印度出口商品时，企业应该针对自身产品做好出口计划，注意避开受印度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同时企业应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贸易预警机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降低自身对单一目标市场的依赖程度。

（三）增强企业应对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对保障措施的经验和能力还比较欠缺。对此，企业平时要对产品的原始资料多做整理和积累，应该在行业协会或者商务部的帮助下及时应对，同时要注意进行积极的法律抗辩和游说工作，力争用数据和事实证明自身在调查期内并没有扰乱对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