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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就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可以通过重组融合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形成一种混沌状态的价值网,之后再将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提取出来,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重新整合为一条新的价值链。融合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价值链分解。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分离的价值活动逐一分解,形成混沌状态下的价值网。在分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竞争优势的影响,即要将能使企业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和差异性的价值活动分解出来。
(2)价值链整合。
进过上一步的分解后,需要根据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和现有产业特征,截取原有价值链中需要的核心增值价值活动,进行排序重新整合,形成一条新的价值链。在新价值链中,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活动,还增加了原有制造业所没有的文化核心能力和创意体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比原有价值链创造更大价值的链条,而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基本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在辅助活动中。
2.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产业集聚是指一些相关互补的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高度集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断投入共享要素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现象。这种融合过程一般需要政府的促进和规划,通过鼓励文化类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文化创意园区内入驻,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区的创新因子从文化产业中溢出并不断扩散,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积累“学习效应”克服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得内在创新动力。在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把原由企业自身提供的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环节外包给集群内以专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企业,制造企业由此提高了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文化类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由于这种好处,集群外一定辐射半径内的其他企业也会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区内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共生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经济学中产业共生是指彼此具有联系的业务模块的不同或相似的产业之间基于分工细化而呈现融合、互动和协调的关系。产业共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自发现象,它与产业融合关注点都是价值增值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业务连接关系。这种融合过程遵循以下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在最初意义上是一对具有业务融合性质的两类产业,前者的业务融合在后者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过程中,而后者的价值总量又融合了前者的贡献[5]。此时文化产业以寄生的方式依附于制造业上,其价值的实现是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活动之中的。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时,并不需要文化产业,但当数字内容产业出现后,它就不可能离开文化产业而独立存在。
(2)互动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融合过程中为维持共生关系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当文化产业独立为制造业提供创意思想和技术支持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获得来自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而且可以将自身资源专用于生产环节提升效率;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可以享受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益处,形成双赢互动。
(3)协调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一个数量和质量最优的平衡点。数量的协调通常可以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关系制定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目标。而质量的协调更强调协调效率,这就要考察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哪种协调手段最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激发其发展潜力,找出最优共生手段是共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4.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专业化分工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的工业属性,所以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企业将原先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而向外部市场购买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制造业企业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逐步将自身资源集中化,纷纷将原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职能转移出来,交给内部独立运作的职能部门或专业化服务企业执行。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专业服务由外部市场提供而降低,从而不仅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服务企业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由此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降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结语
在门槛变量方面,就系数符号的变化方向来看,门槛变量系数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变,这表明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并非总是正向促进作用,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渐进过程。当生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但随着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其对制造业升级又变为促进作用。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因集聚而产生的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生产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
生产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则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其促进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产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生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集聚,能够深化自身及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制造业运行效率。制造业将某些相关的生产服务外包给专门的服务企业,有利于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活动中,从而能够促进制造业向生产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第二,生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集聚在一起的生产业之间会进行相互竞争,这样有利于多样化、高质量、低价格生产服务的提供,因而,制造业将相关生产服务外包会节省大量成本,而且生产业集聚会凸显出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也有利于制造业成本低的降低。第三,生产业集聚能够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有利于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扩散和渗透。生产业在相对较近距离范围内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使得各生产业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创新网络的形成不仅能够加快生产业的科技创新,还能够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升级。
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关键是看生产业集聚的总效应。总效应为资源争夺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合力,即总效应=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在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生产业集聚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质等资源,这就使得其具有相对较强的资源争夺效应,而此时生产业的集聚规模尚未形成,其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最终使得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强于集聚效应的正向作用,因而总效应的方向是负向作用,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体现的是阻碍作用。但是随着生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入到集聚的成熟期时,生产业发展相对稳定,其集聚效应不断突现,而此时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考虑到成本、专业化等因素,倾向于将其生产服务外包,因而生产业集聚在此时期的资源争夺效应相对减弱。正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负的资源争夺效应因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程度提高而不断减弱,最终使得集聚效应强于资源争夺效应,因而总效应的方向为正向作用。因此,生产业集聚在这一时期的外在的体现即是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升级。门槛变量系数由负变为正就反映了上述总效应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观察表3各门槛变量系数的数值还可以发现,当生产业集聚由低集聚水平向中等集聚水平过渡时,门槛变量系数由-75.9499变为-82.7560,就数值的相对绝对值大小来看,负向作用变强;当生产业集聚由中等集聚水平向较高集聚水平过渡时,控制变量系数由-82.7560变为-62.9118,负向作用减弱。这是由于,生产业集聚由萌芽期向成长期过渡时,因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数量迅速增加,使得其资源争夺效应相对萌芽期明显增强,而集聚效应虽有所增强但是其程度相对较小,因而总效应结果是负向作用增强。在生产业集聚的成长期内,随着其集聚规模的变大,集聚效应有所增强,但集聚效应仍弱于资源争夺效应,而在这同一时期内,生产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开始变小,因而总效应的结果是负向作用减弱。
生产业集聚在不同阶段的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和总效应情况如图4所示。图中OA段表示生产业集聚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都在逐渐增强,但是资源争夺效应增强的程度大于集聚效应,因而总效应体现为资源争夺效应,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随着生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加强,集聚进入成长期,即图中的AB段。这一阶段,资源争夺效应先是迅速增强,到达顶点后因与制造业的协同性开始显现而使得争夺效应逐渐减弱,在这一过程中,集聚效应虽然也一直在不断增强,但是增强的程度明显小于资源争夺效应。因此,这个阶段中的总效应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且其作用程度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在B点处,生产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与负向资源争夺效应相互抵消,总效应为零。B点之后,生产业集聚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仍在逐渐减弱,集聚效应开始充分显现,其正向作用强度开始超过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总效应由负向变为正向,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就估计结果的符号而言,四个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250,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对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相关知识,从事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而且工作效率也相对较高,有利于发挥创造性作用,从而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052,而且估计结果显著。制造业的升级离不开先进机器设备等的支持,对制造业固定资产等的投资,可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进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进程。科技进步对制造业升级也显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说明科技进步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仍有待于提高。制造业出口对制造业升级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分工中我国显示出了明显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位于国际生产价值链的底端,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装配以及国际代工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能力薄弱,拥有的主要是最简单的加工能力,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常年处于这种国际分工形势下,虽然每年制造业的出货值很大,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较强,但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科技含量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总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使得对外出口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量(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方面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制造业质的提高方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作用。
二、结论
生产业是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生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集聚逐渐成为其重要的发展形式,因此,正确认识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就显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生产业集聚发展刚刚起步,有必要了解随着其集聚程度的不断加强,其对制造业升级作用的变化情况,从而为我国未来生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生产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三个门槛值将生产业集聚划分为低集聚水平、中等集聚水平、较高集聚水平和高集聚水平四个区间。从生产业集聚每个区间所包含的省份数量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低集聚水平区间,整体的集聚水平偏低,但就每个区间所包含省份数量的变化情况而言,我国生产业集聚水平有提高的趋势。从生产业集聚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属于低集聚水平和中等集聚水平的省份基本上位于我国中部、西部内陆地区,属于较高集聚水平和高集聚水平的省份基本上位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的部分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1.1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如GE的财务公司业务,IBM的咨询业务,XEROX的文档管理业务等实质上都属于这一范畴。Vandermerwe和Rada(1988)最先提出服务化一词,他们认为,制造企业由仅仅提供物品或物品与附加服务向“物品-服务包”转变。完整的“包”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并且服务在整个“包”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对“顾客满意”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制造业企业服务外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通过提供服务来增加其核心产品的价值,制造企业由提供物品到提供服务转变。制造业领域企业围绕主业向价值链高端服务环节延伸,或通过外包制造环节转型为服务企业,即“制造业服务化”过程。这种产业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在制造业内部自发演化出服务业务,并逐渐成为企业的重要价值来源。由于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易被模仿,而服务环节尤其是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不易被模仿,能够获得较长时期的差别化竞争优势,因此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以加工制造环节为起点,向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导致服务化现象的出现。总而言之,制造业服务化,就是制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产品总是容易同质化,服务比较容易差异化。制造业服务化更有助于帮助传统制造寻找到自己的不同点,从而实施差异化竞争。因此,制造业服务化实质上成为制造企业提升和不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2服务业产业化
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服务业产业化。服务业产业化,是指将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并坚持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市场化,而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引导下,各类服务机构(包括提供公共商品服务机构和提供个人商品的服务机构)依照投入产出原则,从市场获取产业发展要素,在扩大市场供给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服务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性社会再生产。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一家一户的零星生产到形成以分工协作为纽带的产业群体的过程。服务业领域企业利用其研发设计能力或市场营销网络向制造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独立的服务产业,促进了生产业集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服务业产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外化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数量增加、规模扩张和分工细化的过程,并建立起行业体系框架,形成完整的服务配套体系,进而形成产业规模。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也只有产业化才能形成强大的生命力,为制造企业提供大量服务需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服务支撑,满足社会经济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需求。
1.3分工深化下的“服务外包”与“制造外包”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服务外包”和“制造外包”两种方式互动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演进的最根本因素。从分工角度来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随着社会分工、产品内分工的融合,二者也会出现新的融合态势。从企业的角度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环境、生产要素的差异决定了两类外包企业在成长机理的形成和演化等机制上存在差异。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制造外包企业比服务外包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简单、稳定。制造外包企业核心资源的整合模式是从有形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到无形的技术发明、品牌等资产的整合;而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资源整合是从无形的信息、知识、文化到无形的品牌及技术延伸。制造外包企业通过市场创新、新生产要素来延长全球价值链;而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商业创新和技术增值服务来延长全球价值链,从而获取价值链治理能力。
2、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现状分析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势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制造业升级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从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的互动融合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制度和历史的原因,造成我国生产业对于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渠道。
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使得产业的发展缺少源动力,制约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由于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的不到位,在企业中还普遍缺乏进行自主创新的内在机制缺少自觉从事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在市场运行规则、价格体系和调节机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等方面,还远没有形成。法律保证制度还明显不足。自主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任何创新活动都是难以进行和持久的。现阶段,我国的企业创新意识还比较薄弱,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偏低,创新人才不足,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同时,国际经济中的产业壁垒和技术封锁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继续寻求在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加之某些行业和技术领域因为存在严重的垄断而导致竞争不足等创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内在动力最大的问题。
2.2制造业盈利能力不强:以加工贸易为主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
根据微笑曲线原理,参与分工合作的企业,由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中间制造环节的比重越来越小,附加值更多的体现在两端的设计与销售环节。对于我国的制造业来说,在实现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同时,“大而不强”的情况十分突出,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着长期处于低端的尴尬局面。我国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却远超发达国家,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过程中,低成本劳动优势加大了现阶段低技术生产出口密度,迫使我国在过度追求“量”增的同时,表现出“质”劣的贸易条件恶化格局,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不断缩小。从全球生产供应链布局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化的生产布局,将产业链延伸到各个角落,这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只是构成跨国公司整体运营过程中相对比较封闭、单一的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产品的研发、服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都在外,跨国企业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制造优势,进行加工组装,缺乏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动力,使得我国制造业长期锁定于价值链低端,很难与服务业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2.3虚拟经济畸形发展:产生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与人为空心化。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虚拟经济侵蚀实体经济的现象。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力,以代工制造为主业的实体经济。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创新、自我膨胀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导致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不配套,产业资本源源不断的脱离实体经济,流入金融市场。由于盈利丰富,民间借贷吸引上市公司、国企参与,吸引企业家退出实业进入了金融业,资产投资、资源投机和大宗产品炒买炒卖领域,产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更进一步转化为了投机资本,出现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虚拟经济虚胖必然助推金融资本、资产的泡沫化,同时也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出现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与人为空心化的现象,制约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3、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模式:协同创新
我国目前己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应加快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相关服务业;坚持把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坚持把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我国制造业集群发展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打破服务业与制造业供需低效平衡,加快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没能同时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度仍然较低。我们认为,要想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必须实现二者的协同创新。我国发展服务业需要探寻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新思路、新方法。
3.1协同创新机制“四位一体”,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协同创新是指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集自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四位一体”的创新协同过程,实现协同创新需要创建新的体制和机制。目前,一方面我国自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总体创新不足,创新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这四个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和组织创新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起到化学作用,导致我国创新能力不强。强化协同创新正是破解这个的困局的方式与方法。首先是自主创新协同。自主创新协同分三个阶段:知识创新、研发设计创新和产品市场创新。这三个阶段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也是递进的关系。要具备创新的知识,激发创新的思维,再通过产权等制度法律保障,进行研发设计开发,最重要的是将研发的产品推入市场,转化成生产力,通过市场的考验,即产品市场创新。其次是自主创新机制的协同。包括创新成果的有偿使用机制(例如购买和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集成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包括风险投资、股权激励等)。再次是与自主创新相协同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自主创新并不是创新的一个具体类别,而是强调创新的自主特性,这种特性在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创新中会得到体现。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长期以来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错误理念,这种态度无论是对于制造业还是对于服务业的自主创新都是非常不利的,最终必然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协同,产业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协同在于形成自主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路线;制度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协同在于形成具有独特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制度规范;组织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协同在于形成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组织架构。
3.2协同创新产业间有所侧重,现代服务业侧重组织创新,制造业侧重技术创新。
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其技术创新成果能够在市场中得到直接验证和利润自哺,因而创新激励大、效率较高。但其组织创新受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难度较大,营销创新容易被模仿,这客观上造成制造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方面。从产业层面上讲,制造企业的组织关联渠道相对狭窄,即使能产生组织创新也难以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有效的扩散,因此从总体上说,制造业创新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是比较合理的。服务业技术创新由于其组织关联互补性大,组织创新更容易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扩散,因而组织创新是服务企业和产业最有效率的创新方面。Edwin(2006)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创新倾向和对组织程序变革的欲望对服务业创新有更大的影响,而研发强度则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更大。激发生产业的组织创新,可以弥补制造业组织创新的不足;而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又可以带动生产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其组织变革。两者分别在各自最有效率的方面加强创新,并通过产业互补增强彼此之间的需求联系。这种螺旋发展的良性互动,对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是大有裨益的。
4、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与协同创新的政策选择
基于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现状的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快生产业发展,发挥生产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4.1建设工业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建设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是发展生产业和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纽带。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优化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中国已经进入可以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已成为提高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以及制造业升级的动力。加快建设中国工业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发展生产业相互结合的关键纽带在于加快建立企业自主创新体系。
4.2适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使企业由过去的做大转变为做大与做强并重。
首先,要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始,进一步构建国家价值链,努力培育和构造中国的跨国公司。构建基于本土市场的国家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就是要求我们努力培育和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培育跨国公司的同时,还要从深化改革、改变市场环境、优化税收入手,做活做强中小型企业;从强化政府的产业标准执行和完善市场机制入手,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建立产业升级正常机制。其次,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放宽外资外贸管制,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引导FDI流向,支持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改革出口退税政策,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断降低“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另外,要充分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鼓励工业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大生产过程中生产投入和外包的比例,充分利用生产业FDI,提高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
4.3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
生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服务功能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改变部分生产行业垄断经营,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较低的状况;进一步加大垄断性生产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分离行政管理职能,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加快实行企业化经营。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生产业发展,加快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改革进程,逐步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者和审批者转变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门槛、鼓励竞争。三是推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如水、煤、油、电、气、环境补偿等,为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服务和产品创新的财税、政府采购等政策,为制造业的服务增强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
4.4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移转型进展,规划引导好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