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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希腊的柱式建筑向来是建筑史上的丰碑,尤其是当前“欧式”建筑风靡国内外的时代,更是以其宏伟典雅的风格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本文将探讨古希腊柱式建筑的美学风格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柱式风格古希腊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519文献标识码:A
古希腊,是享誉世界的闻名古国。建筑,是镶嵌在古希腊灿烂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早在2500多年以前,古希腊建筑就以规模宏大、雕刻精致、造型优美而举世闻名。重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卫城,体现了那一时期最辉煌的艺术成就。
雅典卫城建造在一座石灰岩的小山上,四面都是绝壁,设计者巧妙地利用小山的地形,以及小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建筑布局,整个卫城由卫城山门、胜利神庙、帕提农神庙等组成。当时艺术也因此而得到全面发展。建筑、雕塑和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人们誉为古典美的楷模。这个时期的建筑洋溢着端庄、典雅、和谐、理性的美感,对后世的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还流传着关于亚洲西部泰坦众神、东方巨灵和巨人的各种说法。阿卡亚人被后来的多利亚人征服后,迈锡尼文明便随之衰落和灭亡,但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仍然遗存了许多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的城堡、狮子门、圆顶墓等宏伟建筑。在随之而来的大征服的时代,由于战乱不断和文明的毁灭,随着时间的消逝,一波续一波的后来民族完全不知道这些巨石建筑的来由。
古希腊文化和艺术单纯特性中,蕴含着崇高和伟大的美学品格与艺术精神。生活的单纯和艺术生产的非自觉性,成就了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单纯的品格。战争带来对健美身体的崇尚,神人合一的宗教观念给单纯自然的天性创造出自由发展的天地,达观的生死观念尚未浸染复杂的功利性。可以看到这些方面都对古希腊的建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人以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打败了波斯的侵略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使希腊建筑结出了最完美的成果。恩格斯曾赞美:“希腊的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白昼。”帕提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著名的建筑,它代表了古希腊的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又有“神庙中的神庙”之称。帕提农神庙建于古希腊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447―438年,是古希腊人为纪念在希波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献给雅典城邦的保护神――帕拉斯雅典娜的,愿意为“处女宫”。
帕拉斯雅典娜,希腊语为“刚强的雅典女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雅典娜是众神之王宙斯、智慧女神墨提斯的女儿。因此,雅典娜集力量与智慧于一身,凶猛无比,睿智超群,是战神、智慧神、冶炼神、手工艺神,是奥林匹斯圣山最著名的12个神祗之一。
帕提农是一个长方形的庙宇,形体单纯。中央由墙垣围成的核心分隔成东西两部分,东部比较深,是圣堂,西部比较浅。在这个核心的四周有一圈围廊。根据希腊本土的传统,帕提农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多立克柱式刚健雄壮而高贵,比例和各部分的处理最为成熟和完美。
希腊是采用石结构很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些建筑中既有壮硕端重的多立克柱式,也有优美典雅的爱奥尼柱式和精美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古希腊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和谐、完美、崇高。建筑本身也体现了设计师所考虑到的功能的划分,具备了祭祀、储存等功能。并且也体现了建筑的艺术性融入了雕塑、壁画等艺术元素,体现了作为欧洲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该有的风貌,并对欧洲建筑风格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的设计风格、美学风格、装饰风格和布局风格都与古希腊人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希腊的建筑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时期,希腊的建筑艺术日趋成熟。古罗马的建筑就大量地学习希腊的形式,从平面到立面,从山花到柱式,处处可以看出希腊建筑的影子。
比如古罗马柱则是用石头说话的世界艺术珍品,并将古希腊柱式发展5种:陶立克、爱奥尼、科林斯、组合式及塔司干式。从结构上看,这些柱子的长细比均控制在10以下,中国柱式的收分是从柱的2 /3开始,而西方柱式一般是从1 /3开始。总之,柱式的艺术造型与结构技术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这其实是整个罗马(文化)向希腊学习的一种“建筑表述”。
建筑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中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人类在建筑艺术中表现了复杂多样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空间组合、比例、尺度、色彩、质感、体型等建筑艺术语言,统一多变,主次分明,有和谐韵律的结构布局,表现多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从古典柱式的造型与构造入手,了解柱式的美学特征和形态规则,就其形式与结构要求、材料性能、工艺条件等方面予以思考,就可能全面的了解其具体的结构。
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中,西方古典建筑曾作为世界建筑的主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西方建筑艺术发展的一种传承,古希腊建筑中的3种柱式构成了希腊建筑的精髓,并将其造型艺术拟人化。柱式艺术是西方古典建筑美学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建筑及其空间作为一种艺术对象,其深层语义也就是人的理念的表述,这也是建筑文化的实质。我们在这里着重说的是西方古代建筑及其空间的文化性语义。西方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述,也许,古希腊文化称得上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祖师”了。
如果结合哲学意义和建筑美学理论来讨论建筑学的文化价值的话,比如建筑美学理论及作用、形式与建筑功能、形式与象征性、公共性与“个人意志”、文化与传统等方面做出理解,笔者以为:一座典雅、高贵和气派的建筑,应像晨钟暮鼓那样,它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在提醒该城市的广大居民,教他们明白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建筑的精神功能,而建筑的复杂性也就表现在这里。
因此,运用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核心思想,以学科交叉的观点、整体性的观点和适应性的观点才能真正达到对传统建筑的继承与发展。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各种特性和相关理论,以及复杂性科学对实践的各种意义和启示,进而指出建筑学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属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范畴,因而必须抛开就建筑论建筑的简单化方法,转变思维范式,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看待建筑中的复杂问题。
而古典建筑的美学风格以及现代运用就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建筑美学的重要性,运用满意原则,关注使用者的参与,并创造性地将整体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相结合,以综合平衡的原则使建筑能够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古希腊的建筑风格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光辉。至少在自由人中间,希腊文化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赞美人,发挥人的体能和智能。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劳动的果实。”柱式在人文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和定型,它渗透着尊重人、赞美人的古典精神。主持雅典卫城建设的大雕刻家费地说:“再没有比人体更完美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把人的形体赋予我们的神灵。”希腊人同时把人的形体赋予了柱式的柱子。正是这样的人形赋予,柱式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对西方古典建筑中柱式艺术装饰的形式,也展示了不同时期柱式的审美情趣和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积淀。希腊诸神中许多神祗与东方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最为有名的莫过于阿耳忒弥斯和阿芙罗狄忒,希腊人为这两位东方女神建造了壮丽的神庙,其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女神神殿跻身于古代七大奇迹。
阿耳忒弥斯女神在中文《圣经》版本里被译成“亚底米”,在古代罗马人们叫她狄安娜。作为丰收和繁殖女神。关于她身上的果实状物体,有种种说法,人们猜测它们是石榴、乳房、枣子、鸡蛋等,也有人把它与公牛崇拜联系起来。但不论是什么,它们无疑都象征着乳汁、多子和旺盛的生殖力。她的别名之一叫做俄耳提亚,意为“挺立”,与树的形状有关,意味着植物的属性,她的神像主要是笔直挺立的姿态。
从审美的角度,对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机制的性质、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认为建筑创作是特殊的商品生产,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是一个审美过程,结合审美主体提出了“审美域”,把建筑美的创作评价看作一个动态系统,结合创作主体提出了“评价域”,最终结合建筑方案的评选,提出了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曲线,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决策作用。建筑美既要具有美的一般属性,又要有建筑自身的特点。
建筑的美是丰富的,它给审美者带来的美感是非常特殊的。中西方传统建筑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建筑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纵观中西方传统建筑发展的历史,建筑与装饰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建筑艺术是建筑文化的体现,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全球一体化的信息交流,文化交流正在加速。随之而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也掀起了欧陆风,西方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在我国的建筑领域也盛行起来,西方传统建筑装饰上的柱式、山花、涡卷、铁花栏杆、花坛、线脚等等随处可见。
另外,从公共空间的视角,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
一般意义上,透视构图存在于任何成功的建筑群体中。但中国古代建筑的透视构图却远远超出这种或较简单的、或随机的透视构图,它是一种自觉追求的、系统复杂而十分成熟的群体透视构图体系。所以,很有必要进行挖掘、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建筑是实用的对象,也是艺术对象,与人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建筑的本质是空间创造,建筑设计是空间设计及其表现。建筑空间以有造成无,所用在于有之无。建筑的单体存在纳入建筑群,即产生了形象组群问题,其恰切性在于构成群体的适宜性。单体空间和群体空间对人造成的自由存在条件,即是建筑美的实现。这有待于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功能与审美的统一。概括地讲西方美学史上对建筑美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强调建筑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伦理价值。
欧洲古典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形式风格,是人类灿烂文明的象征。随着历史的进程,古典建筑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建筑形态,深入研究它们的形态特征、变化规律和构成法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历史,清醒认识当今错综复杂的建筑局面,为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建筑美感的获得就来自于被主体感性接受,主体的功利诉求以功能感性化和直觉化为形式,功利心理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建筑审美的结论。对美学中形式与意义关系的探索,并对建筑意义的思考,并对“建筑意义的来源”、“建筑意义的表达”等方面做了阐述,从而希望树立一种重视意义表达和深度追求的建筑观。而且刚柔性是建筑内部空间和装饰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希腊罗马神庙内部空间和装饰中的刚柔性,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利用,通过空间和装饰或强化或改变建筑内部的刚柔性,使之更好地满足人的各方面的需求。
单从建筑学角度讲,希腊神庙建筑也许没有埃及、罗马和西方中世纪的同类结构成熟,但是,通过希腊人的酒神信仰,透过现象获得理解希腊建筑文化的内涵。政治家狄・斯帝尼说:“雅典仍然有永恒的财富,一方面是对开拓伟业的纪念,另一方面是往日那些美丽的建筑物,山门、帕提农、柱廊和船坞。”古希腊留给世界的最具体而最直接的建筑遗产,无疑是具有永恒生命的柱式风格,它是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李浩然:《论古希腊柱式风格的结构性组成》,《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 高飞宇:《古希腊建筑特色略谈》,《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志坚,男,1986―,浙江嘉兴人,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关键词:“古希腊热”;周作人;吴宓;罗念生;陈康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徐良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灿烂辉煌,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此后,在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这种关联值得深入全面地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些古典学者,他们大都留学国外,有的还懂得希腊文,熟悉希腊古典著作。他们走出国门之后,发现中国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古希腊也有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有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刻,哲学,史学,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于是,他们便把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探索其奥秘。一时间古希腊成了热门话题。某些学者在希腊典籍和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古希腊文明的阐释上取得重大成果。
所谓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猎希腊古典学的局部。他们掀起的“希腊热”,不应成为后辈学者认识的“盲点”,不甚了了。在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如黄洋、晏绍祥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希腊热”都有所忽视,没有加以评述。这一热潮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它反映了前辈学者在艰难条件下辛勤的探索,它又表明前辈学者不盲目自封,而是立足世界、洞悉世界古老文明的雄心壮志。对前辈学者探索希腊文明历程的研究,当属学术史的领域,借用张广智教授的话语,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从而使后辈学人的有关研究“越会有的放矢,更有深度”。
下面以学者的业迹为线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希腊热”,加以考察。
一、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文化的译评和研究
周作人(1885—1967)早年留学日本时,掌握了古希腊文,一生将相当精力投入希腊文学的译评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翻译下列希腊文学作品:路吉亚诺斯:《大言》,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8日。海罗达思:《希腊拟曲》二首(《媒媪》,《塾师》),刊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10月第10期。谛阿克里多思:“《牧歌》,刊于《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谛阿克里多思:《情歌》,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日。谛阿克利多思:《割稻人》,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朗戈斯:《苦甜》,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1日。路吉亚诺思:《冥土旅行》,刊于《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谛阿克里多思:《牧歌一首》,刊于《语丝》24期,1925年4月。路吉亚诺思:《论居丧》,刊于《未名》终刊号,1930年。海罗达思、谛阿克利多思:《希腊拟曲》(共七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诸神世系》,刊于《艺文杂志》2卷10~12期,1944年。
在每种译作都附有说明与考释,表达了周氏的研究成果。罗念生称赞周氏这些译作:“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定出古希腊文译音表,收入我此后数年中出版的古希腊戏剧译本。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
了一定作用。”止庵认为“周作人所译介的古希腊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亦具有文化价值,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翻译了外国学者如佛来若、劳斯、哈利孙等人有关希腊神话的论著,对读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大有帮助。
周氏对希腊文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就是专门评介希腊文学的,分“起源”(神话)、“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几部分。吴宓高度评价此书,指出:“盖自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止庵称赞说:“《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于此书中。”
周氏具有的古希腊文学素养使他对古希腊文化有一整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体现了“现世”,“爱美”,“节制”三个特征。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深刻认识,他给予希腊文化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
综上所述,周作人引进希腊文明功不可没,他对古希腊文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评价周作人时写道:“他的对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
二、吴宓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研究 —1978)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受希腊文明的熏陶,1920年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潜心研读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写有详细的札记,并选修希腊罗马史。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政治学说史,写有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吴先生学成归国,1926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开设有希腊罗马文学课。1938年他来西南联大工作时,继续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读过耶格尔(jaeror)的《论亚里士多德》,乌维克(urwick)的《柏拉图书简》,康福德(comfod)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领悟颇深。此外还读过利文思通(livingstone)的《希腊精神与现代生活》,柏里(bury)的《古代希腊史》等书。吴先生讲授过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哲学思想的课程,他礼赞苏格拉底写有《苏格拉底像赞》:
亹亹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在礼赞中,吴宓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尊为“西圣与东圣”,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也表达了他寻求中西会通的意向。吴先生也非常崇仰柏拉图,他说:“余最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义。”他热衷希腊文明,称颂“今世深厚之生活,盖皆本于希腊人所创造之理性也。”“古希腊之哲理艺术者,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先注意者。”
正因为吴先生如此服膺希腊文明,所以才努力进行介绍、宣传。他曾以《学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希腊文明,亲自并组织友人撰写论文,翻译近20种(篇)有关希腊的古典著作或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苏翻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语篇》、《斐德罗篇》。向达、夏崇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两大哲人的著作在《学衡》连载后,还先后单独出版,为中国学人了解、研究希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几乎无所不谈。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学衡》杂志还发表有a·童壁著郭斌苏译的《希腊之历史》,嘉德纳著朱复译的《希腊美术之特色》,尹吉著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宗教》,乃特著汤用彤译的《希腊之哲学》,穆莱著吴宓译的《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等文,这些译著大开了中国学人认
识希腊文明的眼界。
令人注目的是吴宓又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写有《希腊文学史》,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学衡》第13期和1923年7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共两章,计有35 000千字(不知何故吴先生未将希腊文学史全部写完)。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史诗》共八节,分别为“荷马以前之诗歌”、“荷马史诗之内容”、“荷马史诗之结构”、“荷马史诗之作成”、“荷马史诗之评论”、“荷马史诗之影响”、“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伪荷马之著作。”这一章内容丰富,学术信息详尽。如第四节在评述“荷马问题”时,列举有十位学者的看法。再如第五节“荷马史诗之评论”,综合各家之说,归纳为七个方面:内容、文章、性质之比较、描绘人物之法、神与人之关系、道德观念、描绘之入神。对这些都加以明晰的叙述。第二章《希霄德之训诗》(今译为希西阿德的教谕诗),共四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希霄德之略传”、“希霄德训诗之内容”、“希霄德训诗之评论”。吴先生还把荷马史诗、希霄德训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将《伊利亚特》比之于《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比之于《西游记》及《镜花缘》,又比之于《左传》。更从“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指出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吴宓还把希霄德之诗与《诗经》、《易经》等进行了比较。后世学者王锦厚高度评价吴先生这两章论著,指出:“这两章,在当时相当全面、系统地考察并论证了荷马史诗及希霄德训诗的来龙去脉、特色、意义、影响,这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观察、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撰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它的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向中国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介绍了世界另一文明古国希腊文学知识,而在于他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新的途径,运用比较的方法编撰系统的文学史。”
吴先生熟悉并积极推介有关研究希腊文学史的书目,反映在他发表在《学衡》第6期(1922年6月出版)上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中。在这份书目中,共介绍了有关希腊史、希腊文学史、史诗、训诗、情诗(今称抒情诗)、庄剧(今称悲剧)、谐剧(今称喜剧)、历史原著、哲学、辞令及亚历山大时代及其后世的十多类英文书籍共156种。
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又致力于普及希腊史知识,1933年1月9日写有《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62期,以希腊史上海克多(今译赫克忒)抗敌殉国、德谟森尼(今译德摩斯提尼)抗击马其顿等事迹激励国人抗战斗志。1948年3月15日他在武汉文化会堂作了以希腊罗马史诗兼及修昔底德与幼里庇得的剧作《特洛伊妇女》为内容的演讲。
三、罗念生对古希腊喜剧的译介和希腊文化的研究
罗念生(1904—1990)1922年到1929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读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1929年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1932年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选修希腊文与考古学。1933年从古希腊文译成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同年人希腊雅典学院修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雕刻、戏剧艺术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位希腊留学生。期间在希腊国家剧院观看过希腊戏剧。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希腊文、希腊文明及考古学。1936年翻译出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依斐格涅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8年译出阿里斯托芬著的喜剧作品《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希腊悲剧、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等课程。1940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美狄亚》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所撰的《希腊漫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出版,同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的《阿尔刻提斯》由重庆古今书局出版,1944年译成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埃斯库罗斯著的《普洛米修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希腊悲剧、希腊神话等课。 以后罗念生继续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详见《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374-37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先生翻译这些剧本时,历尽了辛苦。他曾指出:“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
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300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在这一时期,罗先生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其成果辑入所写的《希腊漫话》一书。他在序言中交待,在希腊游学一年期间,对古希腊发生过强烈的情感,写作了几篇文章和希腊抗战史话,共20余篇,可惜有些已散失,现今结集十八篇成书。《希腊漫话》一书属于学术论文的是以下几篇:《古希腊与中国》、《希腊精神》、《怎样研究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悲剧的特点》、《<特洛亚妇女>引言》、《古希腊雕刻》,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前两篇。《古希腊与中国》一文,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希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罗先生在《希腊精神》一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有七:(一)求健康精神;(二)好学精神;(三)创造精神;(四)爱好人文的精神;(五)爱美的精神;(六)中庸精神;(七)爱自由精神。罗先生强调指出:希腊精神与我国固有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所表现的种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爱自由的精神。
罗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把他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引进、研究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作品)的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中,引导中国学人进入希腊文化的殿堂,登上这座高山。黄宗仁在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甘于寂寞,皓首穷径,
东土西天,馨香一炉。
四、陈康、严群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探讨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到30年代中期,古希腊哲学研究出现繁荣景象。在众多学者中,陈康与严群最为突出。
陈康(1902-1992)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拉丁文。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讲授古希腊哲学,他的名著《巴门尼德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这篇著作原文同时,还分别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义释、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等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经过这样翻译和注释的译本,确切地说是个注释本。在文字上注释的部分比原著的翻译部分要多出9倍,这个译本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都夸大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说法,摭拾亚氏表面上对于柏氏的批评,便以为两氏的哲学根本对立。陈先生却根据他自希腊文原著的独到研究,揭示出自柏拉图的思想过渡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亚氏只是承继、发挥、补充柏氏,并不反对柏氏。贺麟高度评价陈康这一研究成果,指出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人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土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当代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专家陈修斋也认为陈先生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水平的代表作。
严群(1907-1985)1929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希腊哲学,1932年入研究院继续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935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希腊哲学史、古希腊文与拉丁文。1938年转入耶鲁大学继续专攻希腊文与拉丁文。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专著,它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至今仍起着导读作用。2003年列入浙大学术精品文丛,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严群又著有《希腊思想》,由华夏出版公司在1948年出版。此书围绕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内在联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揭示希腊自然哲学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在严群看来,思想和学问这东西绝非突如其来,总是一代一代积累而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它有三个来源,即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和罗马法律。他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
世学者黄见德高度评价《希腊思想》一书,指出:“在论述中,材料集中,观点明确,立意新颖,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给人以精雕细刻的印象。”关于严群的学术生平及著述参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严群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五、其他学者有关希腊文明研究
何鲁之(1891,1965)早年留学法国,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有讲义《希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期间,写有《希腊民主政治》(在中英、中美文化协会的讲演),刊于《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5日,后辑入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醪(1910,)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写有《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第二期,后辑人《吴廷谬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阎宗临(1900-1978)早年留学法国和瑞士,1944年任教桂林国立师范学院时写有《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后辑入《欧洲文化史论》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五章为“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在1922年写有《希腊人生活之实况》一文,刊于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1卷第1期。 年留学美国,曾任教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写有《希腊文学研究》,刊于1922年1月15日《改造》第4卷5号。
缪风林(1898-1959)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写有《希腊之精神》刊于1922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八期。
郑振铎(1898-1958)曾旅居英法两国,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暨南大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陈训慈(1901-1991)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以后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写有《希腊四大史学家传记》,刊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应该说,解放前,限于社会条件,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从总体上来讲水平不高,与外国学者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也显得薄弱。但不能说没有学术专精的学者,在世界史某些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陈德正:《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辑入《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李长林、杨俊明:《清末中国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与评述》,辑入《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扬:《中国人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辑入《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已比19世纪后期有关的了解大有进步。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希腊古典学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的转述,很少能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
③详见张广智教授为王海利著的《法老与学者一埃及学的历史》——书所写的“序言”。
④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辑入陈子善主编:《闲话周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再版重印。
⑥见《学衡》第48期,《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之文尾。
⑦穆莱著,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者识》,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⑧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重印。关于陈康及其主要著作可参见汪子嵩、王大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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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公元前212),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与叙拉古的赫农王(King Hieron)有亲戚关系,家庭十分富有,他和牛顿(IsaacNewton,1643~1727)、高斯(Carl FriedrichGauss,1777~1855)被誉为世界三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阿基米德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对数学、天文学,特别是古希腊的几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刚满十一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去学习,亚历山大位于尼罗河口,是当时文化贸易的中心之一,人才荟萃,被世人誉为“智慧之都”,阿基米德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许多年,曾跟很多学者密切交往,他兼收并蓄了东方和古希腊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些积淀为其后的科学生涯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阿基米德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静态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他从小就善于思考,喜欢辩论,早年游历过古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后来阿基米德成为兼数学家与力学家的伟大学者,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在数学方面,有《论球和圆柱》《抛物线的求积》《圆的度量》《论劈锥曲面体和球体》等论文和10余种著作流传于世,多为希腊文手稿,在《论螺线》一文中,他研究的等速螺线现称为阿基米德螺线,据说他就此发明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在物理学方面,他还发现了杠杆定律和关于浮力的阿基米德定律,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古罗马人进犯叙拉古,阿基米德应用机械技术来帮助防御,使来犯之敌闻风丧胆,这也使阿基米德有“数学之神”的美誉,但最终城被攻破,阿基米德被古罗马士兵杀害,终年75岁,阿基米德的遗体葬在西西里岛,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内切球的图形,以纪念他在几何学上的卓越贡献,
二、阿基米德鉴别王冠真伪的故事
叙拉古(属古希腊管辖,古希腊的国王是托勒玫)的希罗王对阿基米德说:“阿基米德,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好,陛下,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有件事令我不满意,”国王详细地说,“我告诉了您,您可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然可以,请您相信我,”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丢奥森内斯为我造了个新王冠,用丝绒包着的,”
论文摘要:本文在探讨希腊神话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神话是关于神及神奇的故事,是远古人类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拟人化的叙述和想象,是对于事物的起源、远古生物与神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和人类的关系的生动的叙述和记录。希腊神话则是古希腊人最初的意识活动的成果,是古希腊人关于神的故事英雄传说的总汇,它艺术地概括了他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集中了他们的经验和理想。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希腊神话。表现出了难以估量的艺术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恒久地照耀在文学的星空。浸洗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心灵。
一、希腊神话的文学性特征
希腊神话作为一种初始性文学,有着独具的艺术魅力,在艺术表现、故事情节和审美特征都具有后世文学所无法模仿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就是希腊艺术的题材。”
1、独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希腊神话聚集了很多的浪漫主义元素,比如在奥林帕斯神系中,这些神的形象个性鲜明,甚至具有与人一样的爱、恨、情、愁的七>,!生活的共性。神话中所运用的夸张、想象、浪漫的艺术手法,将每个神都描绘成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的形象。宙斯是个残暴和花心的形象:普罗米修斯是个反对专制、坚强不屈为人类谋幸福的勇士:赫拉外表端庄但是充满嫉妒心;阿伽门农勇猛十足但是刚愎自用;雅典娜则是个美丽且有智慧的英雄美女。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和世俗生活很接近。希腊神话里的神很像氏族中的贵族,他们爱享乐,很任性,嫉妒心、虚荣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甚至贪图美色。
2、富于哲理的故事情节
在故事情节上。希腊神话既富于哲理又十分的唯美。这些故事包括了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系、人类的起源、天上的改朝换代和神的日常活动甚至情感和伦理故事。有的故事充满了仇恨和暴力,有的故事充满了正直和善良,有的故事则充满了忍耐和退让,这些故事情节生动鲜明,委婉曲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将众神的巨大情感体验转变成栩栩如生的具体形象。
3、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希腊人对美有着极大的热情,以美为重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热爱生活、追求艺术的美学观在神话文学中表露无疑。可以说,希腊神话兼具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世俗与神圣、感性与理性、幻想与现实的统一所实现的和谐之美。希腊神话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众神混乱、恐怖、凶暴、邪恶的一面,也展示了自然界庄严美妙的一面。在民主自由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希腊人不仅发现、孕育和创造了美,而且也创造了神。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最完美的人就是神。因此希腊人尊重人。把人提高到神的高度加以肯定,神和人是同形同性。希腊神话也因此而具备着独具一格的中和之美,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境界,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值得珍视的遗产。
二、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西方人“言必称希腊”,西方文化的摇篮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文化的摇篮就是希腊神话。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神话绚丽古朴纯美的艺术风格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尤其是欧洲文学发展的基础,对英美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为英美文学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也是欧洲文学的发展的根基之一,希腊神话中故事不断出现在后来的荷马史诗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及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中世纪诗人但丁、近代的欧洲的大批着名作家的作品中;赫西奥德的《神谱》是以长诗的形式系统叙述希腊神话的最初尝试;诗人品达罗斯等人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叙述了神话故事。亚历山大里亚时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编写和叙述神话的作家,产生了研究民间创作的兴趣。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伟人的论着中也经常看到希腊神话的影子。
2、为英美文学家提供独特的思维方式
希腊神话所崇拜的、所赞美的,不是无所不能、严以律己的万能者,而是各具个性的众神,希腊神话创造出来的神或英雄形象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比如尤利乌斯潜入特洛伊军营杀死色雷斯国王瑞索斯,他使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重新和好。尤其是后来献计木马,使希腊联军取得了特洛伊战争的胜利,在故事中,他的每一个重要行为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希腊神话这种注重个性的写作手法深深的影响到英美文学的风格。欧洲文学中的热爱现实生活,积极追求自然和人性美,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力量等思想,以及不断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注重个人情感的渲泄。都能在希腊神话中找到它们的源头。
3、为英美文学作品提供丰富的故事来源
希腊神话中的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讴歌爱情、称颂善与恶的斗争、赞美神奇美丽的大自然。颂扬英雄品质、刻画个人的痛苦与斗争,一直以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惊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英美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源泉。甚至有很多英美文学家们都纷纷用神话故事为创作题材。
三、结语
希腊神话是希腊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是因为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形成文字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对于英美文学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希腊神话受到英美文学家的普遍关注,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希腊神话中的神、英雄和典故,不仅如此,希腊神话更影响甚至涤荡了一些作家的心灵,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培育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从而在作品中得以更奔放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丰富的哲理和曲折的剧情在文学史上划下了绚烂的符号。
作为英语专业的教学人员。笔者发现学生在欣赏英美文学作品时,往往会产生语言和文化障碍。而要真正理解和欣赏英美文学,就需要深刻地了解希腊神话。提高文化素养。因此,在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相关的希腊神话背景,从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英美语言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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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化传统:公正思想;和谐社会
从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开始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西方思想家一直前仆后继地追求一种正义的理想社会,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不懈努力,创造出了丰富的公正思想。论文百事通现以古希腊文化为视角,对公正思想的演进脉络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启示。
一、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公正思想
公正((justice,或译为“正义”、“公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典籍中,源于古希腊文“Orthos”一词,“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后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正义观念实质上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的社会秩序、条件和规则的意识,是一种社会化的理性、理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体现着人的发展水平、自我意识和理性的健全程度。
“德漠克利特认为正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正义要人尽自己的义务,反之,不(正)义则要人不尽自己的义务而背弃自己的义务’。二是‘正义的力量在于坚决和无畏,反之,不(正)义的结果则是对不幸的恐惧’。可见,德漠克利特的正义观揭示出正义即各尽其责,正义是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这两点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而且对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正义不仅仅是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是义务与职责的正当履行,正义既是价值目标又是价值评价的标准。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也源于知识和智慧。“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智慧。”由于苏格拉底把正义看成是美德之一,并把它归结为知识和智慧,也就使正义由宇宙的客观法则转化为人的主观知识和据于知识的行为。
柏拉图突破了美德的知识局限性,在《理想国》中把正义解释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应当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并把正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成为古希腊著名的“四大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之一。他在论及正义时坚持苏格拉底的论断,即一方面,他认为正义应被视作其自身和家庭“正当地享有自己的东西和做自己的事情”。这一论述涉及当时社会三个等级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正义与其社会固定的等级秩序相联系;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将正义视为既具有个人性质,又具有行为和事物性质的统一体。而个人、行为和事物是否能够被判定为“正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判定为“正当”的,这一问题只有具有认识形式或理念卓见的人才能够回答,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所有具体的人、行为或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带有理念的特质。
亚里士多德继承、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观,集古希腊正义思想之大成,系统、全面地分析、论证了有关正义理论的内容。认为正义就是适当的比例。他首先从正义的表现形式上,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和特殊的正义。又指出特殊的正义中存在着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目,分配正义的实质就是各得其所应得,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纠正正义则指人与人之间经济上交往和制定契约所遵循的原则,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关系。
古希腊后期,斯多葛学派主张,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奴隶和外邦人,而不仅是城邦中少数公民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在于他们拥有理性。即使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维护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并保护这些权利。
二、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公正思想的特点
在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古希腊各流派的主要正义观点后,可以发现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公正思想有如下特点:
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对于公正思想源头的追溯使古希腊时期的正义理论映人眼帘。如前面解释的正义内涵所述,虽然在汉语中正义和公正有着些许差别,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述及源起时,二者都源于对于英语“justice”的理解和认识。在古希腊时期,正义主要是个道德和法学概念,是一种伦理学和价值观,是人们对美德的向往和理想社会的憧憬。但这种正义观为以后公正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正义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正义表现为对安全、秩序、公正等社会层面的共同要求,也表现为对于个体发展中的自由与效率等的诉求。人类的一切制度以及对政治文化之理性设计和历史实践,都遵循着社会有序、个体自由思维进行。作为人们的价值目标和塑造理想社会的途径,正义是评价社会秩序好坏以及社会制度公正与否的价值标准,引领着社会的建构、发展与进步;同时,正义还属于应然的、观念的和道德的范畴,是具体的、客观的、现实的,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和品格。可见,正义或公正是对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理性平衡。
再次,正义是相对的、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德漠克利特的正义即各尽其责,正义是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的抽象的思辨正义,到柏拉图的正义是理性之体现的理想主义正义观,发展到亚里土多德的对正义进行具体分类讲究“正义就是适当的比例”这种现实主义的正义观,使正义走过了一条从思辨到理性、从理想到现实的沧桑之路。总之,尽管西方先贤哲人们的观点各异,但对他们思想精华的把握使我们了解正义的一般内涵即为:各得其所。具体而言,正义是人们在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依归,合理分配社会权益和义务的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
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是一个系统概念,指各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存在状况。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指的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相互关系融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趋向缓和,社会各成员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聪明才智、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掘,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生活不断充实,人类文明不断推向前进的状况。这与西方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不谋而合。因此,对西方古代社会公正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形成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1.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公正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维方式的启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统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哲学的思维基础。西方古代公正思想的演进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注重思辨,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再加以综合,走过了一条从思辨到理性、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历程。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直观整体经验,通常借助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整体分析、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要保留传统的从整体上观察分析事物的长处,同时吸收西方思想家们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汲取西方实证分析、层面分析和归纳综合的科学方法,把感性和理性相结合,把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结合,用制度、理性、社会公正等思想来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的关系。新晨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根据以往奥运会东道主的成功经验,北京奥运会应重点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符号分为四大类:行为符号、实物符号、言语符号和颜色符号。
当今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媒介技术的进步,使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地位日益凸显。跨文化传播包含两个层面:对内输人和对外输出。奥运会作为一起重大的“媒介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为东道主提供了跨文化传播的新平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次宝贵的机会。我们应该思考,北京奥运会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文化传播,加强文化输出?如何克服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以笔者之见,我们应该在奥运会举办期间,浓缩中国的文化符号,展示最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文化内涵,高屋建骊、传之以远,以获得世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
一、本土文化是奥运会主办国跨文化传播的核心
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亦即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分享思想、感情和信息时所发生的一切。它既包括国际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信息流通,也包括国内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
自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以来,就倡导人文精神和奥运竞技体育完美的结合,除了重视人的价值和弘扬公平体育竞争外,对各种族、各民族文化的尊重,成为现代奥运精神最重要的体现。这使得奥运会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大舞台,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最佳场所。而最能展示主办国文化精髓的是开闭幕式,以往的奥运会主办国秀不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和世界进行交流与对话,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与效仿。
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国韩国地处亚洲,其文化特征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利用奥运会举办之机,韩国有效地传播了本土文化,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当年,为了策划汉城奥运会的开闭幕式,韩国政府官员、学者、艺术家及体育专家都被发动起来,共同探讨什么是韩国文化,如何以国际通行的方式将其内涵表达出来?经过充分的讨论与研究,最终汉城奥运会以传统的韩国文化模式来组织。这种被称为"dae-dae”的韩国文化模式的核心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理。
汉城奥运会之后,韩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悉尼在2000年借举办奥运会之机,也成功地进行了跨文化传播。19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土著民族的绘画之外,还有什么能代表澳大利亚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呢?人们在奥运会吉祥物身上找到了答案:鸭嘴兽悉德、笑翠鸟奥莉、针眼鼠米利分别代表热情、开放和乐观,它们还分别代表水、空气和土地,通过一个动人的故事来展现团结起来共渡难关的无畏精神。之所以没有选择世界各国熟悉的袋鼠和考拉作为吉祥物,是为了推广澳大利亚现代的文化意识,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使悉尼奥运会成为奥运文化传播进程中的一个新标志—绿色与环保奥运会。
2004年,雅典借奥运会这一大平台成为举办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无可争议的典范,其开闭幕式上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节目感动和震撼了世界。这届奥运会的口号是“欢迎回家”,显示出希腊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的尊贵地位。希腊人通过开幕式向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希腊拥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希腊人把现代高科技的手段与古老的希腊文化完美结合起来。在开幕式表演中,用凝聚着古希腊文化精髓的舞台剧手法展现了希腊历史,一个个代表希腊文化符号的人物轮流登场,象征智慧和力量的希腊神话中奥林匹克之父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独立战争中的英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无不代表着希腊文明中最灿烂的篇章,在开幕式中展现了公元前2000年到1832年以来的故事,这使全世界在同一时间认识和重温了希腊文化。也就在这一时刻,希腊文化和全世界的不同文化处在了一个和谐的交汇点上。
二、北京奥运会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符号与途径
北京奥运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跨文化传播平台,但是,应该向世界传达怎样的信息?哪些符号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需要深思和寻求最佳答案的难题,这除了历史的原因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内涵丰富,增加了传播中选择和取舍的难度。
在借助奥运会平台进行的跨文化传播中,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能否在同外国受众之间找到兴趣和需求的交汇点,找到认知的交汇点,找到感情的交汇点。
文化符号在本文是指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文化是在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是通过人们的各种活动表现和传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知识体系、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的有机体。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还根据这一理论,本文把北京奥运会应重点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符号归为四大类:行为符号、实物符号、言语符号和颜色符号。
1.行为符号
在四大类别中,行为符号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体育—武术。武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而且成了人类的财富。在追求高品质生活和健康长寿的今天,传播武术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找到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契合点。武术在北京奥运会是表演项目,但传播这一传统的中国文化绝不能仅仅在赛场上,还需要做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通过举办奥运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中蕴藏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我国的国粹京剧是行为符号中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京剧是由中国民间艺术和历史故事的延续、发展而综合形成的。京剧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符号,尤其是它的服装和脸谱,华丽缤纷,角色各异,个性明显,符号性强,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包括服饰)的丰富内涵与多变色彩。
在奥运会期间,我们应该利用文化演出与表演等形式,大力推出武术与京剧,彰显我们民族文化这些独特的符号,以便能使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甚至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
2.实物符号
除了奥运会火炬、吉祥物福娃和古色古香的颁奖奖牌外,中国结是实物符号中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中国结全称为中国传统装饰结,它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品。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文化沉淀使它蕴涵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中国结不仅是美的形式和巧的结构的展示,更是一种自然灵性与人文精神的表露。因此,中国结是中国历史之结、中国文化之结、中国精神之结。
中国结的意义外延可以无限伸展,其“结”的含义很容易使奥运大家庭的成员们在思想和感情上产生共鸣:让一个结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精神、不同的传统与愿望拧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应当在奥运会上隆重推出中国结,这一可以随身携带、随意组合的艺术品。
由于中国结的可塑性强,制作成本也不高,我们可以采用购门票和参加文化活动附送中国结的方法,来传播中国的这一传统文化。
3.言语符号
笔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是让世界了解汉语的一次极好机会。在以往的对外交往中,我们少有机会展示汉语,展示独特的汉字文化,这次奥运会的平台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志愿者在很好地为外国来宾服务的同时,应该让一切来到奥运会的人都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汉语、学习汉语,让更多的人对汉语充满好感。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one world one dream,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奥运会上最能体现主办国理想和追求的言语符号。奥运会口号的征集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应该说是让中国人与外国人都理解也都满意的一个口号。它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一一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因此,在北京奥运会上应把它充分、广泛传播,这将是北京奥运会献给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份厚礼。
4、颜色符号
一届奥运会的基本色调是判断其特征和属性的所在。在历届奥运会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符号。以近几届奥运会为例,亚特兰大以热闹和谐的橙色为主色调,悉尼的色彩以象征大自然的绿色为主,雅典以象征天空与海洋的蓝色为主,而中国应该呈现给世界什么样的颜色符号呢?应该是红色。本届奥运会的会徽上印章的颜色是红色,火炬的颜色是红色,五个福娃中个子最高的一个也是红色,毫无疑问,北京奥运会的主色调是红色。笔者认为,红色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红色是和谐、幸福、希望和光明的未来。在奥运会上没有比红色更能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颜色了。要给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世界各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游客们留下深深的印象,使红色作为北京奥运会文化传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三、克服跨文化传播障碍的几点思考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事例,但像北京奥运会这样,大规模地把世界各国不同阶层、不同观点、不同传统的人们请进来,这不仅在中国的体育史上,而且在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即使有了恰当的跨文化传播符号,如果不排除传播中遇到的障碍,我们依然不能实现对外传播文化的目的。
笔者将北京奥运会跨文化传播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归纳为以下几种:
1.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障碍
从以往的奥运会举办经验看,并不是每个主办国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价值观不同,对文化传播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所以,在进行言语符号的传播中,我们要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体现我们的诚意与决心,借奥运会这个平台广泛宣传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交友的美好愿望,倡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
关键词:赫西俄德;《神谱》;《工作与时日》;东方化
古希腊史学家赫西俄德所著的《工作与时日》与《神谱》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前者是第一部现实主义长诗,后者则是研究希腊神话和的必读之作。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竹明(此书的译者)的观点,他将《工作与时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曲,也就是原诗的一到十行,主要是献给女神缪斯,称赞宙斯是万能的;第二部分包括11-382行,总的主旨是劝说人们要努力工作;第三部分是原诗的383-694行,这部分重在生产知识的指导;第四部分包括695-764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格言,大都是关于家庭的日常劳动;第五部分是765-828行,主要内容是告诉人们要避免每个月中一些不吉利的日子。
一、诗人的形象――从弟弟到劳动者最后到史学家
诗人的角色首先是一位弟弟,一位为自己的哥哥操心、担忧,并苦口婆心地使其改正错误的一个弟弟的形象。因为这篇长诗的最原始的本意就是为了劝告诗人的哥哥所写的。在诗人的父亲去世后,作者的哥哥贿赂了审判员,使得自己分到了大部分财产,但是很快挥霍殆尽。而作者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慢慢地建立起一个小康之家。哥哥此时来寻求诗人的施舍,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长诗。
其次诗人的角色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出色的劳动者。长诗中他给出的经验涉猎了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等各方各面;并且对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根据气候,自然现象等来决定生产劳动。例如“你要注意来自云层上的鹤的叫声,它每年都在固定的时候鸣叫。...那时候你要精心养壮牛鹏里头角弯曲的耕牛。”类似的经验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些经验构成了全诗的主要内容。
最后,诗人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角色才慢慢的显现出来。《工作与时日》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突破了史诗的局限,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训谕诗;其次它是第一部现实主义长诗,反映了当时很多的历史现象,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之前提到的诗人的哥哥因为贿赂了审判员才分到了更多的财产,反映出当时的贵族人员在和平时期有着司法审判这一职能并且。因为贿赂等原因,很多审判并不是公正的,等等。这反映出诗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有着出色的史学功底。
二、赫西俄德――一个悲观主义者
诗人的“历史五段论”充分表达了其悲观主义。在《工作与时日》中,诗人认为诸神和人类有着同一个起源。他将人类分为五代,第一代是黄金种族,然后依次为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诗人认为他现在所处于的黑铁种族,这些种族依次堕落,一代不如一代。诗人认为黑铁种族的结束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的,原文中写道“如果初生婴儿的头发花白,宙斯也将毁灭这一种族的人类”这句话意味着诗人认为黑铁时代不会终结,因为他的举例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意味这诗人认为的黑铁时代的种种肮脏的人性会一直延续下去。由此可见,诗人所持有的是一种悲观的历史观。
另外,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勤奋工作,信仰正义,但这反而更加验证了诗人的悲观主义。尽管他在长诗中一直描述该如何工作与劳动,如何避免神带来的不幸,并强调只有本分工作的人才能获得幸福,但这恰恰印证了诗人所认为的黑铁种族的不幸“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诸神加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麻烦”。诗人生处时代的不幸当中却又无法从中脱身,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的悲观。
他对女人有偏见,认为女人是的。在其另一作品《神谱》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观点.赫西俄德对女人所抱着的偏见侧面上反映出他对人性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亦是其悲观主义在妇女身上的反映,
三、文化交流――“东方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前文中提到,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是以一个对兄长谆谆教诲的弟弟的角色,极尽详细地阐述和传授农业生产的经验和一些人生哲理。赫西俄德的这本《工作与时日》却与公元前18世纪两河流域的《农人历书》无论在写作手法和内容方面都极其相似。《农人历书》以一个老农民教育儿子的口气写的。这位老农民对儿子不厌其烦的讲述应该如何务农,要注意的各种事情。比如,怎样节省灌溉用水、不要让牲畜践踏田地、驱赶食谷的飞B、及时收割等等。《工作与时日》则是以弟弟的口吻谆谆教诲其兄长如何制作耕犁,如何挑选耕牛,怎样在合适的节气做正确的农活等等。二者从风格和内容上都如此相似,巧合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是其中一方借鉴了另外一方。从创作的时间上来看,两河流域的《农人历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8世纪,而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大约成书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不会早于公元前九世纪(根据张竹明学者所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的《工作与时日》的译者序中曾对赫西俄德的生平和创作的时间做过讨论。希罗多德认为其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而12世纪的拜占庭诗人兼学者杨尼斯・泽泽斯则认为赫西俄德不可能早于公元前7世纪,近代以来学者一般认为赫西俄德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晚于《农人历书》。)不论是何时创作,《工作与时日》的创作年代都远远晚于《农人历书》,赫西俄德在创作时借鉴了《农人历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陈恒学者在《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及其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也这样写道“《田工农时》(即《工作与时日》)中有许多古老的文学形式,比如格言、预言、神话、劝诫,这在希腊诗歌中是不多见的,其来源只能是苏美尔和埃及。”由此可已看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是在阿卡德文学影响下的产物。诗人的另一代表作品《神谱》也可以看出对两河流域文学作品的借鉴痕迹。
阿卡德史诗《阿特拉哈西斯》和《神谱》都将宇宙划分为天、水、地下三界;两者不仅都将三个世界分配给众神中身份最高的三个神祗,而且这三个神祗都是男性;两者都以抓阄来决定各神祗的势力范围。“这并非希腊神祗的惯常行事风格。”同时。赫西俄德在《神谱》中首创了继承性神话,讲述了克洛诺斯如何篡夺其父乌拉诺斯的王位,宙斯如何夺取其夫克洛诺斯之位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库马比神话不仅在结构上内容上甚至于细节上都有相似的地方。库马比同巴比伦人的天神阿努相斗时,咬下了他的生殖器并吞下,由此产生了一些列神。他还吞下过一块石头,即赫梯人的主神天气之神,后者了库马比并取而代之。在《神谱》中,克洛诺斯和其父乌拉诺斯争斗时。也是咬下了他的生殖器并扔下,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神。为了防止篡位,克洛诺斯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吞下,他的妻子以一块大石头代替宙斯让他吞下,因而救了宙斯,宙斯长大后了克洛诺斯。这并非巧合,而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虽然有很大的可能《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都是诗人借鉴阿卡德文学而创作的,但是无法否认诗人的才华和这两本著作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德)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2](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3](古希腊)赫西俄德:《神谱》,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参考文献
① (日)城 一夫:《东西方纹样比较》,孙基亮译,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2。
[关键词]英美文学,三源泉,语料库,文学教学。
1英美文学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文学作品离不开原型,也可以说原型是文学作品的大语境。原型来自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从祖先那里由遗传得来并持续到现在[1]。而神话艺术是上古时代社会、文化系统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正因为神话参与建构原始人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千百年来,它成为原型后深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古希腊神话,作为希腊最早的意识形态,它是欧美民族的原始先民以特有的幻想和想象方式,对民族发韧期那艰难、悲壮的漫长历程的艺术记载,是先民在上古严酷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拼搏奋斗的艺术表现,这里孕育着人类的智慧,抛洒着人类苦难的泪水[2]。从中可以触摸到希腊民族那丰满而活泼的心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神话作为人类的童年文化,为英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母题,并由这些原型衍化、滋生出众多的文学作品。神话所蕴含的内核,理性的光芒,跃动的火种,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欧美民族意识的深层,影响西方作家尤其是英美作家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化有特别大的影响,古罗马人在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后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并继承了希腊神话,于是罗马神话中的神与希腊神话中的神相混同,都被赋予了同样的经历和个性,只是在罗马神话中诸神有了拉丁文名字,于是希腊、罗马神话便融为一体,统称希腊罗马神话[3]。
英美文学作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渗透着大量的希腊罗马神话。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西方的文学家们就经常以希腊罗马神话为素材进行创作。如在英国文学当中,莎士比亚曾多次运用希腊神话为题材进行创作,弥尔顿、济慈、雪莱、萧伯纳等许多诗人和剧作家也多次在其作品中使用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和故事。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们以超人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同不公的命运和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故事同样启迪、激励了许多美国诗人和作家,如美国诗人朗费罗曾做诗讴歌为人类盗取天火而遭受天罚但仍顽强不屈的普罗米修斯,另外惠特曼、约翰巴斯和约翰厄普代克等都借古代希腊神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界尤其是在英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名著[4],它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圣经》的故事和传说等还是西方文化艺术的重要源泉,英美文学中很多伟大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都取材于《圣经》故事。英国诗人米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拜伦的神秘剧《该隐》与王尔德的《莎乐美》,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的“亚当的子孙”,艾略特的《贤人朝圣记》等都取自《圣经》题材。有的文学作品连题目都出自《圣经》,有的文学作品更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如美国戏剧家米勒表现现代人社会生存问题的名剧《堕落之后》,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等都寓意于人间并无乐园之说。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标题取自《旧约传道书》。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直接引用《圣经》中的诗行、布道、箴言等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不了解《圣经》故事背景的人在理解英美文学作品时难免流于表面和肤浅,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圣经》就不能侈谈英美文学。 综上所述,自文艺复兴以来,英美文学作家深受这三大源泉的影响,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不了解古代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文化,就很难理解英美文学的本质及其文化语境,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这三大文学文化语境的系统资料,为此笔者构建了一个英美文学文化三源泉的语料库。
2古代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语料库的构建
语料库可以简单地看作是用于语言分析的语言语料的集合。英国著名语言学家John Sinclair认为语料库是一个存储于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的集合(包括书面和口头语言材料),用来反映语言的状态和变化特征[5]。国内近年来建立了许多语料库,但大部分是用于语言学研究、语法研究、词典编纂、教材编写或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等[6]。英美文学文化语境三源泉语料库,与现有的其它语料库有较大区别。构建语料库时首先要考虑建库目标,因为它决定语料库的类型和规模,决定语料的选择和整理,其次要考虑语料的来源,另外还要考虑检索软件的选用等方面。
三源泉语料库的构建目标:本语料库中要包括比较完整的古代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知识的语料,提供比较全面的背景资料,它的构建不仅要为广大英美文学教师、学者及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鉴赏、解读英美名家名作的语料源,还要为英美文学鉴赏以及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平台,并且还可以用来改进英美文学课的教学,以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文学、语言修养和审美情趣,有助于英语专业学生达到《高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所提出的“掌握文学评价的基础知识和方法,开阔思维,拓展知识结构,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环境的了解”[7]的目的。
语料库的语料来源:本语料库的语料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来自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有关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的书刊、杂志,有的来自市场上公开出售的数据光盘,有的来自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源,有的来自国外大学图书馆,有的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等。笔者按照建库的目标和要求对语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整理,构建起较为完整的英美文学文化语境“三源泉”知识体系的语料库。
语料库的结构:构建的“三源泉”语料库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①希腊、罗马神话语料库,其中包括英文语料Greek and Roman Ghost Stories,Myths and Legends from Greek and Roman Sources,Old Greek Stories,Stories from Greek Tragedians,Roman Stories等,汉语语料《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希腊罗马神话》、《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故事》;②《圣经》故事语料库,其中包括英文语料Bible Stories and Religious Classics,The Wonder Book of Bible Stories,Wee One's Bible Stories,The Holy Bible(King James Version),Bible Stories from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等,汉语语料《圣经的故事》、《圣经事典》、《圣经故事赏析》、《基督教与圣经》、《圣经文学》、《圣经全传》等;③学术期刊语料库,主要包括近几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发表的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对英美文学影响的论文几十篇,如“论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希腊罗马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希腊罗马神话与欧美文化”、“圣经与西方文学”、“圣经:英美文学的创作母题”等;④网络资源库,本语料库还利用Internet网的优势资源,建立与“三源泉”有关的文学背景、文学知识及文学评论的超级链接,这些链接除文字资料外,还提供一些图片、音频、视频等有关资料,如online-mythology.com;greekmyt hology.com;blueletter bible.org;geocities.com/Athens/Delphi/8991/roman.html等网站上有丰富的网络资源。“三源泉”语料库的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 语料库检索软件的选用:目前,功能强大、使用简单的计算机检索定位软件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如英国利物浦大学Mike Scott与Tim Jones联合开发的MicroConcord软件,可以支持多文件多关键词的同时检索,支持通配符检索等,运行速度快,操作简单。而Wordsmith软件功能更加强大,不但具有词语检索、共现上下文等常用功能,还可以计算出检索词语的统计值及统计分布规律,能识别文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和词组等,它们都是语料库的常用检索软件。
“三源泉”语料库的构建完成之后,启动上述的定位检索软件就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等获得大量相关的文学语言实例和丰富的文化语境,同时发挥文本库的功能,这种基于语料库的操作方便、快捷、准确。
3英美文学“三源泉”语料库的应用
该英美文学文化“三源泉”语料库可以应用到以下方面:
1)“三源泉”背景知识查询。由于本语料库包括了与古代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和《圣经》有关的大量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较为丰富的网络资源链接和相关学术评论文章,英美文学专业学生和爱好者可以比较容易地查询到他们在英美文学学习中遇到的与“三源泉”有关的文学文化背景知识,了解有关文学人物、原型、典故等的来源、背景和使用语境等。
2)文学课程教学。语料库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意识和学习能力并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研究能力[8]。语料库中除提供了英美文学文化语境三源泉的背景知识外,还包含一些图片、音频、视频片断,评论文章和链接网站等,可以为英美文学专业学生提供足够丰富的学习和欣赏资料,大大丰富了文学课教学内容。比如,在讲授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时,许多教材上只有几段节选。学生在读完节选段落时,仍觉得意犹未尽,想了解得更多。利用该“三源泉”语料库,学生不但可以观看根据该剧本改编的电影片段,可以阅读作品中的人物评论及相关的学术论文,还可以从语料库中找到古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原型的动人故事,从而进行拓展阅读。这样的文学语料库在大大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还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另外,学生还会根据语料库中的介绍,进一步利用网络链接搜索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其它感兴趣的文学文化知识,在拓展文学课教学内容的同时使学生的学习形式丰富多彩。学生在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遇到困难时,可以方便地到语料库中去寻找、探究答案,有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基于语料库的文学教学不但能为语言、文学学习者提供丰富而真实的语言模式,并且计算机的多维性、集成性和交互性以及软件的强大功能也更便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进一步研究。
3)英美文学研究与分析。利用文学语言语料库对文学语言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是比较方便的。语料库为文学研究提供定量分析的基础,学生和研究者可以利用语料库进行词汇、语句、典故等统计,发现语言规律、特征,可以利用语料库研究和分析一些典型的文学模式,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学生和语料库使用者可以到语料库查询,利用计算机特有的检索和统计技术对相关资料进行检索,对英美著名作家在其作品中使用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典故、箴言的体裁(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人物(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或者《圣经》中的神、英雄或普通人物等)、场合语境(具体的使用语境及与上下文的关系)和寓意(取自“三源泉”中的最初意义还是作家进行隐喻、引申、指代等)等进行具体统计和分析,以反映作家的写作风格及其受“三源泉”的影响等,大大拓展了英美文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
在构建英美文学文化语境“三源泉”语料库的过程中,将语料库语言学知识、先进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运用到英美文学的研究和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去,拓展了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为英美文学爱好者和英语专业学生提供了有效的学习资源和研究平台,能为层次较高的文学学习者提供丰富而真实的语言基本模式,体现多媒体技术的多维性、集成性和交互性[9]。但是,笔者构建的这一文学语料库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信息量及检索手段尚须扩大与更新,要想使它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学工具和研究平台,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笔者会在今后的教学科研实践中使之逐步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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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渤燕.语料库及其作用[J].国外外语教学,2001,94(2):32-35.
7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大学教学 创新人才培养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十四世纪以前遥遥领先于世界,十五世纪以后却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是难题关注的焦点。李约瑟博士就两千年来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照如图所示:
一、从教育文化思维角度看李约瑟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从未停止。对于“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产生在中国”的研究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我们从教育文化思维角度提取要点分析如下。
1.独尊儒术的教育内容,阻碍了科学、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起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儒学长期专制统一的思想地位,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使一些很有特色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走向衰亡,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空间。而对于西方,古希腊文明已经表现出涵盖哲学、历史、建筑、文学、戏剧、雕塑等造诣很深的多元文化。此后,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融合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为西方文化思想发展创新又再次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自汉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由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还产生了大量影响后世中国的智力成果。可见,失去了多元文化的竞争与融合就失去了进步的理由。
2.感性思维与悟性文化羁绊了科学思想的萌芽。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是东西方科学的重要区别。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则起源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试图用“公理化”方法分析自然。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都是自然哲学家,富于理性思维的传统。他们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积极构建理性思维去分析自然,重视用逻辑和实验的方法对自然现象进行验证,并对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东方(中国)文化起源于研究社会、人和自然的社会哲学,以“整体论”为思想基础,试图用“悟性”解析社会,研究自然相比之下则没那么重要。因此,中国古代智者趋于以内求为导向的悟性文化,这使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呈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重仁义轻功利,重综合轻分析,重求用轻求是,重思辨轻求证的特点。例如:老子《道德经》一句“道法自然”足以让人悟道一生,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人们只要用短时间的阅读思考就能精准的掌握“牛顿三大定律”的普遍规律。
3.缺乏量化研究成为技术经验到科学范式的屏障。中国古代智者思维停留在对现象的观察、解释和思辨层面,缺乏量化研究普遍规律的冲动。西方古代智者却认识到:探索“常量”是对科学范式普遍性规律的追求。例如:战国时期,北方人贡献给燕昭王(前335年—前279年)一头野猪,燕昭王派人养了它15年。这头猪长得太大,四只脚都无法支撑身体了。昭王命“衡官”用大秤称它有多重,秤杆断了十次,还是称不出野猪的重量。于是,昭王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出自:晋·苻郎《苻子》)。这一经验还为东汉“曹冲称象”时用到。可见,人们对浮力的经验早有积累和认识。而唯独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前287年—前212年)用实验总结了: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所受重力。理性思维的阿基米德科学思想影响至今,燕昭王或曹冲留给我们的却是经验、智慧和隐约的遗憾。
4.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取仕教育,造成科学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封建科举对人才整齐划一的选拔标准,高度统一的集权思想,致使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所接受。例如,对于教育者,《大学》开篇就明确提出了教育的三大目标“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学习者,“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受教育者的终极目标。教育者育仕以谢天下,学习者入仕以治天下。强烈的功名意识,单一的评价标准,固执的传统观念使科学实验的思维失去了市场,削弱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动力。比如明朝末期科学家宋应星(1587年-1666年)在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5.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法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对于受教育者,一方面受到儒家“中庸”、“安贫乐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八股文形式做文章,以能背《四书五经》为学识,以能行孔孟之道为贤能,以能吟诗作赋写文章为入仕标准,致使教育活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在诵读经义和对儒家思想的悟道上,促使灌输式教学成为普遍的教学方法。灌输式教学压抑人的自由个性,禁锢了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1.鼓励多元文化教育。越是不一样的思想在一起碰撞,越能产生出单个思想所不及的新的元素。对于“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都发源于西方”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西方在恰当的时间地点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精髓,是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汇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国“独尊儒术”的历史教训,让我们明白:单一的文化思想将让人走向封闭、盲目和狭隘,不同文化成果的思想碰撞才能产生出更耀眼的火花。这与今天高等教育广泛倡导的“通识教育”思想不谋而合。教育立足本土化,加强国际化,是掌握未来世界的主动性的基础。对于大学教学中涌现出的不同文化、思想、方法,当以包容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处之。
2.重视科学精神教育。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达的是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求真理的意识。科学精神的丰富内涵具体表现为求实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和原理精神。对自然现象与科学假设进行“寻根究底”、“一根筋”的量化探索是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大学课堂上树立起学生的科学思想和精神,将为科学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保障。同时,大学课堂应重视对学生感性、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引导。科学是逻辑体系与实验发现的共同体,科学思维是理性认识,理性思维比感性、悟性思维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复制、传播和运用。中国两千年的文化是思辨哲学、技术经验和现象描述的文化,也是缺失逻辑推演、实验求证、归纳演绎和理性升华的文化。为弥补理性缺失,大学课堂教学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学生知道、明白、领悟了多少,而应重点考察学生归纳、总结、应用、拓展了多少。
3.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写到:现在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学生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知识间的内在规律和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重视教授转变成重视引导学习;从重视学生知识继承转变成重视学生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发展;从重视课堂讲授转变到重视启发、讨论与探究。要实现这些转变,留给学生积极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是关键。
4.重视“无用之学”教育。对自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学习与实践不容忽视。麦克斯韦在研究电磁场理论时,并不知道是为以后无线电通讯技术服务;牛顿研究万有引力定律、光的色散理论最初与生产实践没有任何关系;开普勒穷尽一生去探索行星运动规律,没有任何实用目的。因此,看似无用的东西,实则可能有大用。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要滞后一些,保持对“无用之学”的不懈追求,才能保证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大学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质疑,包容学生的“无用思想”将有助于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5.倡导发展性评价。相对于继承性评价,发展性评价侧重于思考与创新层面。目前,大学教学对于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分为考试、平时成绩、平时成绩与考试相结合三种考核方式。无论做何种考核,都应当把考核的重点从识记层面转变到发展、运用层面;从对科学文化思想传承的考核,逐步转变到对传承、应用、反思和问题探索的综合考核上来。例如:我们可以不用在乎“学生能否记得住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却应重视“学生对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原因分析和对策思考”,也许学生的答案粗略而浅薄,然而这种方式却是引导学生通往思考、发展与创新的路。
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对东西方文化做了深入的剖析。中国文化是整体论的文化、是内求顿悟的哲学;西方文化则是还原论的文化,是外求实证的哲学。对于教育工作者,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势必陷入封建文化思想的泥潭;一味宣扬西方科学的万能性,则是对优良民族文化的背叛。我们相信西方自然科学并非万能,中国文化也并非完美。然而,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定了今天世界教育科学文化的格局;中华民族“独尊儒术”、“闭关锁国”的历史却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历史教训。已经被证实的经验谓为真理,李约瑟难题对大学教学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清楚判断和谐、开放、包容、理性、创新的文化教育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世界大学教育的主流,更是对高等教育工作者教学理念、方法手段改革的诉求。
参考文献
[1]胡淑晶.科技史中的悬案: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甘肃社会科学,2006,6:214-216
[论文摘要]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内在的本质是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对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一种在善之普遍性原则指导下的生活。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传统。它对精神迷失、“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一提起人文主义,人们总会想到文艺复兴,认为人文主义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甚至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这是每一本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导游书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就连一些哲学百科书在解释此条目时也写道:人文主义是于14世纪后半期发端于意大利,随即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近代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类似的表述无论是普通读本还是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里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种拦腰一截的方法不仅忽略了这一术语的历史性,更是在内涵和精神气质上使人文主义一词大为逊色。人文主义其实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它的主旨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分析和探究,对人给予理性的教化和培养,对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给予精神指导。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一
希腊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是身与心、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其对人的基本理想和总的追求是塑造身心俱美的人,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是“具有躯体的精神”和“精神化了的感官性”的和谐统一。这项宏伟事业的起点是荷马,终点是希腊古典时代辉煌的“三哲”。
盲诗人荷马无疑是希腊人文主义之父。令诗人永垂不朽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古代希腊被看成是智慧的宝库,“所有城邦都把它当作学校教育的基础”。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至8世纪,上承希腊米诺斯一迈锡尼古风时代的爱琴文明,下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文明。荷马是当时许多游弋在希腊各地的行吟诗人之一,之所以至今依然不朽,在于他把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通过自己富有诗意的想象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别林斯基写道:“荷马的艺术才能是座熔炉,通过它,民间故事、诗歌和诗的片断的粗矿石炼成了纯金。”荷马生活在人类的早期,人类文明的生长时期,也是希腊个性形成阶段,崇尚的是自然主义,精神生命呈现出“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荷马笔下的希腊人生命纯朴、热烈、奔放而自由,在自然的天性中尽情享受生命的愉悦。史诗中那些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整日宴饮。直到日落时分”,“宴会上还有阿波罗持有的漂亮的七弦琴和用美妙歌声相和的文艺女神们。”荷马对躯体的健美、相貌的俊俏、欢宴的场景、感官的享乐真是不惜笔墨不加掩饰,史诗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无拘无束。荷马不愧为是人性美的讴歌者、颂扬者和倡导者。
荷马的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神人关系上。荷马的诸神既有神的特性,又与人同形同性,有人间的喜怒哀乐,有时很难区分到底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还是希腊凡间的人。也许这正是诗人的理想,要按照神的样子塑造人:既有人性的丰满与热烈,又具有神的力量与克制。在荷马这里,神愈近人,人更像神;神与人同乐,人与神共欢。但拨开人神共舞的场面上的热闹,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本能与理智的较量。荷马史诗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元素是希腊人不竭的泉源,“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这个元素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但荷马的人文主义更关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这一时期,人类理性刚刚走出襁褓,只显露出微弱之光,非得借助神力才能唤醒。作为深刻影响欧洲文明传统的希腊古典人文主义,不是仅由希腊的神话、诗歌、悲剧来完成的,荣誉的花冠更应属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
二
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的标志是希波战争的胜利。任何战争的胜利本身都是值得欢庆的。希波战争的胜利对于希腊的伟大意义除了在于其结果决定希腊人是做奴隶还是做主人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影响——成功抵制了东方专制政体向西方推进,“使亚细亚的原则失掉了一切力量”,从而“挽救了文化和精神的权力”。此后希腊,特别是雅典,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希腊人文主义的理性智慧诞生在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鼎盛时期,完成于雅典城邦由强盛转为危机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发明者、完成者、完善者。
众所周知,希腊文化一转而至于哲学便开出了异常绚丽的花朵。荷马以来的希腊文化到了苏格拉底时生了转向。荷马为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要在神性中发现人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表现为“神异奇迹”。任何文明的起源首先是宗教,希腊也不例外。荷马史诗中的神成百上千,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处处是求神问卦、请求神谕的记载。处在文明早期的希腊人对鬼神显灵之类的事情是很在行的,“只有苏格拉底不受它们的吸引,因为他深知科学和艺术不是神异事迹的产物,而智慧也决不是在秘密之中。真实的科学宁肯说是在公开的意识里。”苏格拉底把视线从神界转向了人事。“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由于专注于人事,对人事的关心,苏格拉底不但实现了由神界向人界的转向,更进一步地完成了对人的本身的转向,即关注点由人的外在的感性对象转为内在性的灵魂。希腊人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决定了他们从来就不是禁欲主义者,希腊的古风流韵即使是苏格拉底也不能免俗。他对俊美的面容、矫健的躯体也会投以惊羡的目光,但他认为惟有高贵的灵魂才会使人尽善尽美。苏格拉底确立了一个原则,灵魂的善对于人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善。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为帮助雅典人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获得精神的启蒙与教养,苏格拉底确立了一种方法:诘问。他不知疲倦地行走于街市,向所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贵族还是鞋匠——不断地询问、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谨慎,什么是鲁莽。他认为,“对这类问题有知识的人是有价值的。善良的,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奴隶”。诘问方法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使人做有道德的事情,还要使人知道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这样做就是道德的。比如说,中国孔子之学教人以伦常,君臣关系位于五伦之首。这炉火纯青的君臣理论如果到了苏格拉底的手里,他就会向他的讨论对象诘问:为什么要忠君尊王?因为人有君臣之伦。再问:如果君臣之伦为人之本性,是否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有君臣之伦?显然不是。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妻,莫不有长幼朋友,这才是人类天赋的关系。苏格拉底就是在这种诘问中让对方反思其行为的依据。孔子是教人做什么。苏格拉底是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黑格尔高度赞扬苏格拉底“是道德的发明者”,“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他们曾经做了对他们的情况说是合理的事,却未曾反思到、不认识他们是优秀的人。道德将反思与伦理相结合,它要去认识这是善的,那是不善的。伦理是朴素的,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伦理是风俗、习惯、训诫、神谕或上帝的箴言。在伦理的状态下。个体行为也许是道德的,但却意识不到。伦理是直觉,而道德是个体意识的自觉,是理性的指引。在理性状态下,个体知道什么是善恶美丑。如果理性意识到行为的恶则会放弃,避免恶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苏格拉底在乐此不疲的追问中,促进了被问者自我意识的形成,增长了理性思维的水平。
苏格拉底为了雅典人能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生活(灵魂的善才是幸福)耗尽了一生的激情和智慧。就在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还在教诲人们不要只专注于尽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他劝谕人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状态”。苏格拉底是道地的人文主义者,他用他的思想和行为铸就了西方理性的典范、人格的楷模——“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希腊精神在苏格拉底这里发生的转向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转折点。此后,理性精神像基因一般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和精神的传统里,尽管时代不同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未来时现到的问题是什么,“在原则上、基本的特征上都已包含在古代的学问里了。”
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继续前行。他是苏格拉底学说和思想的忠实记录人和继承人,并在继承中发展和超越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讨论城邦与人的关系时,重点认为城邦个体公民自身、个人灵魂的善和理性节制是城邦正义的基础。柏拉图的关注点首先在城邦本身,以城邦政治和伦理哲学为中心。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城邦国家是古典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在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失去城邦身份,甚至不能称之为人。个人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单靠个体力量达到自足,因此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共同精神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城邦的正义对于个人的正义具有优先性。个人的正义是从城邦正义中教化养成而来的,即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依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正义性。个人品质的好坏,个人德行的善恶,灵魂的高贵与卑贱端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优劣。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提起的一种现象: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坏人能变成好人;在一个坏的制度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什么是城邦的正义?在回答问题之前,柏拉图提出国家应具有三个美德:一是智慧,具有治理国家的才智,属于少数统治者;二是勇敢,属于有力量保卫国家的军人;三是节制,是对感望的控制,这一美德不像以上两种只限于一部分人,而是一切人应具有的美德。正义看起来似乎是第四个美德。但是它并不是以上三者之外的另一个美德,而是统摄节制、勇敢、智慧的力量。“无论何处,只要你发现了其他的美德,你必然会碰见正义本身也已经在那里。”这就是说,正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关于外在的、单个的、具体的行为,而是自身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具体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正义本身的本质规定性。真正的善也不是一个一个善的行为,而是善的普遍原则,善的相。”“只有共相、理念、善是本质性的东西。”由于正义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普遍性的规定,当一个具体的正义行为结束后,正义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依然存在,正义或善又是永恒的。因此,正义的总体特征是普遍的、单一的、永恒的。发现正义或善的普遍原则,即相,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超越。苏格拉底在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或善,探究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但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答案,柏拉图完成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确立正义或善之普遍性原则也就是确立了城邦正义或善的普遍性标准,同时也为城邦确立了道德和价值方向。但是,怎样实现城邦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的品质从何而来?柏拉图认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个人的这些品质又从何而来?这进一步的追问直逼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的教化。教化就是在善之普遍性指导下,对人施以教育,培养与陶冶人之为人的性情,使其具有城邦所需的道德品质。教化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灵魂的塑造又是教化的核心。人文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完美不可缺少的更加内在更加深刻的精神修养。要塑造灵魂就要先认识灵魂。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到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灵魂中的这两种品质既有较好的部分,也有较坏的部分,由此决定人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自己的奴隶”。当较坏部分受较好部分控制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主人”。而当一个人的欲望在力量上超过了他的理智,就是“自己的奴隶”。柏拉图认为欲望是最大的外在敌人,一方面它占每个人灵魂最大部分,另一方面它最贪婪。真实的存在,即正义或善的“相”寄寓在灵魂的理性部分。是永恒的,最接近于上帝。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培养人的灵魂的理智部分,使人具有理性力量去控制、支配人的感望,以防止感官的混乱影响灵魂的清澈。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的特点。他“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里”。在柏拉图看来,肉体及感性存在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有死的,而灵魂是永恒的。但灵魂的永恒性不是自动产生的,只有当灵魂摆脱了外在欲望的诱惑,处于澄明、宁静的境界,灵魂的理性部分才能区分判断什么是正义与不义。才能认识把握真正的善和真理。灵魂通过精神而达到不朽。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古典人文思想的发明者、原创者。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对他产生了后裔般的依赖,连最反对他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活跃于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如此评价,未免不包含哲学家个人的特殊偏好,但是谁也不会否认柏拉图的精神哲学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正因为这样,本文不打算把来自遥远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当作继续讨论的对象,尽管他是“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但这里重点是从原创意义上讨论古典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
三
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是理性,伦理原则是理性指引下的节制与适度,目的是社会的正义或善,终极意义是人的更幸福美好生活。在此我们能感受到古典人文主义最形而上的关注也就是为了形而下的目的。这意味着古典人文主义既指向哲学,也指向生活;它既是一种哲学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古代先贤不是隐居山林僻野的修道士,他们不做无聊的玄思与冥想。他们的思想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黑格尔评价苏格拉底说“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而柏拉图“归根到底是一个雅典人,这意味着他身上所有其他人类兴趣都要服从他对于政治的兴趣”。他们对灵魂和精神的迷恋,对普遍原则和一般概念的钟情,并不是为了满足于精神世界的概念游戏,而是要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人文主义者强调对灵魂的诊疗和精神的教化并不是否认更不是弃绝感官的生活,也不是贬低生活本身的幸福快乐,只是认为有节制的、适度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有节制不在于把享乐减到最少,不在于有目的地保持头脑清醒和压抑欲望,而是一种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我们不能以空洞虚伪的道德教条来设想希腊人。希腊人旺盛的生命力使他们从来不提倡更不崇尚禁欲主义。完美的人是感性的美与灵魂的善的结合,完美的生活是在禁欲和之间保持节制的适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著名的演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希腊精神的中庸、节制与适度。他说:“我们爱‘美’,而不流于奢华和挥霍;我们喜欢哲学思想,而不趋于文弱和无为(因为一般人在‘思想’方面用心以后,每每远离‘实践,——离开公共的和普遍的活动)。我们勇敢活泼,然而这种勇气,没有使我们轻举妄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同了,尚武必致轻文;我们深知怎样去区别什么是舒服,什么是困难,然而我们从不逃避危险。”这是一种由教化而产生形成的道德的美、精神的美,实乃人文之美!
古典人文主义既热爱生活,更崇尚理性。身与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在这里处在理性支配下的和谐状态,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和谐统一。古典精神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希腊文明诞生之后,西方人一直在希腊人的影子中思考。
希腊化时代的罗马全面吸收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政体制度到艺术作品。似乎要把整个希腊搬过去。但是罗马人不得希腊文化的精神要领。他们有技术,却没有科学精神;他们引进艺术品,但缺乏艺术精神。在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雕塑等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描绘与讴歌是永不衰竭的主题,但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告诉人们这些美虽然是必需的,惟有灵魂的善才是最高的美。在罗马,由于没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普遍原则,希腊的美在这里剥去了神圣的一面,走向了它的反面——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当罗马足够强大之后,整个帝国陷入了庸俗的物欲与之中。灵魂被感官享乐所腐蚀。道德自然是无暇顾及了。“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财富没有精神的指引,必然带来更大的贪婪。“泛滥的逸乐带来了因奢靡、而毁灭自身与毁灭一切的欲望。”罗马在穷奢极欲中耗尽了旺盛的精力,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帝国自身的灭亡,第二个结果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报复。对此海涅似乎有些幸灾乐祸,他写道: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戒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利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似的饥饿疗法的。
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起源于东方的文化,基督教得以从精神上征服西方人,与它对希腊哲学的妥协密切相关。从希腊哲学中寻找思想根基与理论支撑,从而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链接,完成了基督教的西方化。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为基督教提供了有力的信仰依据。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统治基督教800年,如果说基督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柏拉图主义并不为过。但基督教把柏拉图灵魂哲学推向了极端,把灵肉对立无限夸大到灵肉撕裂的程度。认为肉体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渊薮,灵魂被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弃绝尘世的一切欲念。肉体越是被压抑越是受尽磨难就越接近上帝,灵魂就越能得救。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表现为灵肉二元对立中的和谐统一,基督教则把它绝对对立化,把谦卑、压抑、弃绝世俗欲望当作人类最高品质,实质上与希腊精神格格不入。
文艺复兴把人从上帝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世俗地位,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和感性追求,明确提出要“回归古代”、“回归人性”。“那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摆脱了上千年来的压迫;特别是艺术家们,似乎觉得基督教的恶魔已从胸膛上滚走,就重又自由呼吸了;他们热忱地投向希腊欢快的大海。”古代希腊文化中所包含的感性化原则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又得以重现。在雕塑与绘画中张扬人体的力量与俊美,在文学作品中用粗俗不堪的语言描写之欢,以对抗基督教对肉体的扭曲、丑化与诅咒。文艺复兴对消解神权、确立人权、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对思想束缚的解放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文艺复兴的主题是人,并打着回归古代希腊的旗号,后来人们认为文艺复兴就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但本文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一。表现领域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是同一回事,主要表现在文学、诗歌、雕塑、绘画等领域,而古典人文主义是希腊哲学的产物。其二,内涵与精神特质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针对上帝的绝对权威提出的,其核心是从神权到人权,从神性到人性。它是一个解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凸显人的世俗性诉求。人不再为上帝而活着,活着也不再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应该尽情享受和追求此生的尘世的快乐。因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特质是世俗的、感性的,至少不是那么节制。与此相反,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推崇理性生活,教化的目的是把人从纷繁复杂乱象丛生的感性世界提升到心灵的世界,以达到理性的高度,其精神气质是理性的节制、中庸与宁静。
正因为激发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是古代文学艺术在视觉上的美感,而不是哲学的真理,使这场运动显得有些轻浮和不节制,没有真正重建理性的权威,欧洲人决定再一次向古代希腊世界寻找模范和灵感,这就是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康德回答说:启蒙就是理性的苏醒。从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到它的辉煌的顶峰康德,理性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从精神特质上看,启蒙人文主义最接近希腊古典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理性在近代科学的加盟下,把希腊的理性精神推向了绝对的权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专制。从此,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发生了根本转折,从人文理性与价值理性转向了科技理性与工具理性。科技不断挤占人文空间,从前的人文主义者为塑造全面的人而主张的通才教育在近代开始分科化、专门化,这一价值观念的转向持续影响到今天,而且愈演愈烈。当科学开始物化,运用于生产。变为技术,而技术又与商业“合谋”,这个世界真是天翻地覆了。科技主义必然导致两大后果。一是人与自然的异化。在科技理性支配下,人自以为变得无所不能,对自然肆意掠夺,必然导致自然的报复。今天。天灾人祸此起彼伏,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以及核威胁,足以让人生活在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惊天浩劫的惊恐、忧虑与不安之中。二是人与自身的异化。由于科技与商业共谋,科技不断生产财富,商业不断制造消费和制造新的欲望,人们对身外之物的不断占有和永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心灵空疏、人性阻塞、精神无家可归。财富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幸福的感觉却越来越少。这让人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引言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作为《瓦尔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类别颜色类意象,同样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积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红色(red)代表热情如火,蓝色(blue)代表忧郁,白色(white)代表纯洁等等。
摘要 对于中国、古希伯来和古希腊等古老而源远流长的文化而言,神话在许多方面折射出文化的精髓,并以显见或者深层隐匿的方式作用于世世代代作为个体的人,参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具有恒久的价值和魅力。本文拟从宇宙起源、泥土造人和洪水灾难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希伯来和古希腊文化中的创世神话进行比较,旨在解读出各民族在宇宙观、人性观和人神关系等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关键词:创世神话 宇宙观 人性观 人神关系 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神话是原始初民的思想观念的结晶。创世神话反映出原始初民对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的深刻思索和终级追问。而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表达对源初世界的理解,则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差异。世界各国的创世神话一般都包括宇宙起源、泥土造人和洪水灾难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希伯来和古希腊创世神话对这些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本文旨在对中国、古希伯来和古希腊三个古老民族的创世神话中的宇宙起源、泥土造人和洪水灾难等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中西文化在宇宙观、人性观和人神关系上的不同,从而加深我们对神话以及人类文化史的理解。
一 宇宙起源与宇宙观
中西的开天辟地神话,开篇都是关于同一主题,即宇宙是如何生成又是怎样发展的。原始初民对于宇宙起源的想象是五彩缤纷、多种多样的。钟敬文先生把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分为“宇宙制造说、宇宙发展说、宇宙变成说、宇宙胎生说和宇宙孵化说”五个类型。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类型划分法对中西创世神话进行详细地分析和梳理。
众所周知,中国神话中的创世神是盘古。“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艺文类聚》)由此可知,这是以“宇宙孵化说”为思维原形的神话。陈建宪先生认为,“盘古创始神话中包含‘宇宙卵’母题,令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太极阴阳宇宙观。”我们仔细观察太极图的形状,发现它正是一个“宇宙卵”。中国古代哲学将宇宙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自然万物皆来自阴阳两种力量的运动与变化,而阴阳则包含于太极这个“宇宙卵”中。这与盘古神话中“天地混沌如鸡子”,“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思想完全一致。其中,混沌阴阳的观念左右着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形成与发展。
此外,盘古神话中还有第二个母题——“垂死化身”,即盘古死后身体幻化成宇宙万物:气息为风云,声音为雷霆,眼睛化为日月星辰,四肢身体化成山川湖泊……(《绎史》)从“垂死化身”中,我们可以看出宇宙万物皆是盘古化生而成的,盘古与宇宙万物之间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宇宙观也蕴涵其中。
我们在分析《圣经·创世纪》时,可以将希伯来开天辟地的神话归类于“宇宙制造说”,从中可以看出古希伯来人是如何解释宇宙和万物起源的,即他们的宇宙观。《圣经·创世纪》中描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通过上帝造物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出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是符合生物进化史的。首先,希伯来人从光与暗的现象中注意到时间变化的观念;其次,空气、水、陆地、海洋等空间概念出现,此两部分属于未有生物以前的地球史的一部分。接着,植物生成了,即地球生命史的开端。日月星辰的形成很明显地是为了植物的生长设定的,是为了定季节。最后,地上的动物齐备,人类才出现,并成为万物之灵长,主宰着世界。这说明,希伯来民族的整个宇宙观是按照无生命—有机物—植物—动物—人这一生物进化史的方向发展的。沿着生命发展史来编造神话是符合地球发展史的脉络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最初天地不分,到处是一片混沌。混沌之神与妻子夜之女神共同主宰世界。后来他们的儿子黑暗之神逐父娶母,取代其父主宰世界。两神产一大鸡子,生出爱神。爱神以箭射入地心,大地随之产生了草木鸟兽虫鱼等万物。随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得以开辟。后来,地又创造了天,天与地又推翻了他们的制造者,接着,宙斯又推翻了天地的统治,创立了新的世界……
希腊的创世神话属于“宇宙变成说”。以上神话说明希腊人的宇宙观有如下特点:第一,希腊人是以人间社会斗争方式去理解自然现象的变化的。自然界的大变化也像社会一样,新的一代推翻了旧的一代,于是自然就进步了。第二,希腊人领会了宇宙是从物质的简单变化演化为复杂的变化,从无生机的世界演变为生机盎然的世界,并且改变这世界的关键力量是“爱”。没有爱,就没有宇宙万物。这种重视感情作用的思维方式是希腊民族特有的气质。
二 泥土造人与人性内涵
神话时代的人们不仅关心着宇宙的由来,更希望了解自身的来历。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几乎都有关于人类起源于何处的故事。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中国及两希神话都包含着同一母题,即神用泥土造人。虽然造人所用的材料相同,但是造人过程的差异则体现出了三个民族人性观的不同。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盘古从混沌中开天辟地,临死化身为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鱼虫,却并没有创造人类。造人之神是位女神,即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在中国家喻户晓。女娲造人的神话价值存在于黄土和水造就了炎黄子孙,体现了华夏先民与大地的依存关系,还隐约体现出人生而有贵贱之分的思想。
而在两希创世神话中,神创造人时分为形体塑造和注入灵魂两步。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用泥土造人,并在他的鼻孔中吹入生命的气息,就创造出了有灵的活人,上帝称之为亚当。由于亚当独居无偶,上帝令其沉睡,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即夏娃。上帝创造亚当的过程,分为肉体和灵魂两步,这个过程折射出灵魂可与肉体分离而独立存在的宗教观念。而人类的被创造的顺序,则是男人在先女人在后,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这一叙述从根本上确定了女人对男人的附庸地位,女人在世界上的卑下地位也就成为了早期宗教思想和封建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古希腊神话中,先觉者普罗米修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首先,普罗米修斯把泥土和河水调和起来,依照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接着,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恶两种性格并注入人的胸膛。最后,智慧女神雅典娜朝只具有一半灵魂的泥人吹起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这则神话说明了人的灵魂是由善恶和智慧构成的,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人性中善恶冲突的认识和对智慧的崇尚。
以上三则人类起源神话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即人类与土地的渊源关系。与人类来源相关的是人类本性的构成。神造人的过程是一次完成还是先造出肉体再注入灵魂的差异,体现出中西文化对于肉体和灵魂关系的认识不同。三个民族泥土造人神话反映出远古先民对此的不同见解。在两希神话之中,人的来源是二元性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二元的,即肉体与灵魂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在本质上是分裂的,它们始终处于激烈的冲突对立之中,这种灵肉二元论在古希腊的戏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中国神话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中,只提到了神赋予人类形体,而没有赋予灵魂的说法。这说明在中国文化中,人的肉体与灵魂是不可分割的。在女娲造人神话中,人类的血肉与灵魂都来自于土地,因而,女娲给人类赋形与赋灵具有同一性。中国神话中体现出的一元论的人性观与两希神话中的人性二元论具有极大的差异。
此外,神造人的过程中,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是否存在差异,反映出一个民族造人神话产生之时的两性观念。在中国神话中,女娲造出两性只是为了让其繁衍后代,并未强调男女地位之别,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同样,希腊神话中对于造人神话也并未强调男女之差异,男神普罗米修斯和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男女平等意识。而在《圣经》神话中,由于宗教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把女人描述为男人身体的一部分,女人从而成为男人的附庸。
三 洪水灾难与人神关系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有着关于天崩地裂、洪水暴发、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以救苍生的记录。女娲造人及洪水神话大体是这样的:女娲用黄土创造了华夏人民,他们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生活和谐。女娲帮助他们缔造婚姻,繁衍生息。有一恶神发动洪水,要消灭人类,但女娲以自己的神力制服了恶神,战胜了洪水及其他灾害,保护了人类。(《淮南子·览冥训》)
《圣经》中记载上帝给人间降下灾难,发生了洪水泛滥。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便后悔造人。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于是在挪亚六百岁时,从二月十七日那天起共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只有挪亚一家人和所拣选出的各种动物登上早已按上帝的吩咐选好的方舟,幸免于难。
与之类似,希腊神话中也有相似的大洪水的记载。也是由于青铜时代末期的人类变得贪婪、不再虔诚敬神,人与人之间不再友好相待。宙斯变化成人形来到人间微服私访,看到人间充满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是毫不犹豫地让天降大雨,并叫来海神波塞冬来帮他一起将大地上的所有人类全部清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中,只有一对年迈无子、虔诚敬神的丢卡利翁夫妇由于得到其父普罗米修斯的警告,事先造好一只大木箱并藏身其中而保存了性命。
从以上三则神话对洪水灾难的描述中,我们注意到中西文化中人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在希伯来和古希腊创世神话中,创造者上帝、宙斯不仅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而且是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控制者与操纵者,是权力的化身。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同形同体,宙斯动辄惩戒,时时显示出他对宇宙和人类的绝对主宰权,以及这种主宰权对人类的绝对权力和威胁。希伯来神话中的上帝也是由于人类的罪恶将全人类除挪亚一家以外毁灭,对人的过错也是进行惩戒。而在中国创世神话中,盘古只是开天辟地、身化万物,女娲只是治理洪水、炼石补天。他们都不具有对世界的创造、操纵与对人类的控制决定的权力。相反,他们是人类的保护者、利人者。正因为盘古的牺牲和奉献才有这个欣欣向荣的世界!女娲不但造人,还炼五色石补天,志在为天下人造福,体现出女娲对人类的博大爱心。
在人对神的态度上,中西创世神话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神话将一切美德都赋予自己所崇奉的神话人物,使其超凡脱俗。而希腊神话中的人和神则同形同体乃至同性,区别仅在于:神能够长生不死且具有超人的能力。如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过着近似人世的生活。希伯来神话中的上帝则是威严的且是无形的,由于思想意识形态的关系,人对神是无条件服从、极其虔诚的,否则将被视为有罪而遭到惩罚。
我们对中西创世神话的比较决不是要厚此薄彼。因为神话不仅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也是各民族文化的源头。透过三个民族的创世神话,我们能触摸到文化深处的某些东西。而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应该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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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楼拜;爱玛;原欲;命运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0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18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创新预研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动态研究”(SY201212)阶段性成果;牡丹江师范学院校级教改项目“影视资源在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研究”(13XJ-15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文静(1992—),女,黑龙江勃利人。学生,研究方向:东方文学研究。
居斯塔夫·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主要描写了出生在法国外省但接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农家女爱玛,从纯真走向堕落直至毁灭的命运悲剧。她首先被情场老手罗多尔夫玩弄,后被浪荡的莱昂抛弃,最后债台高筑,服毒自杀,家破人亡。本文拟从爱玛对“爱情”不顾代价的追求,来探讨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原欲,从而分析出爱玛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原欲理念的起源及发展
原欲理念在西方由来已久,并在西方文学的长河中占有主流地位。本节将首先探究原欲理念在古希腊、古希伯来地区的源头,然后挖掘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蜿蜒和发展。为后文分析爱玛身上的所体现的原欲做铺垫。
(一)古希腊神话中的“原欲主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代表了人类生命中最为放荡不羁的自我原欲。他唤起了信徒的自然本性,展示了人的最初状态,使其达到癫狂状态。而这种强烈的对人生命本性的呼唤使得古希腊人展示了自身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由求而得”所达到的满足和。但在希腊原始的酒神祭祀与庆典中,饮酒与死亡总是形影相随。这正暗合了爱玛放纵原欲所导致的悲剧,也暗示了作品的悲剧结局。
不过,在古希腊神话中,原欲和理性是需要和谐统一的。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俄尼索斯同样重要。阿波罗象征这世间的规矩和理性,是一切活动准则的元神。二人的和谐统一才使人间不失光彩又秩序井然。“希腊思想始终固守节制的理念,它从不把任何事物推向极端,无论神性还是理性,因为它不否认任何东西,既不否定神性,也不否定理性。希腊思想顾及万事万物,以光明来平衡黑暗。”这一理念准确的从思想上分析了希腊人推崇原欲和理性和谐统一的原因。
(二)古希伯来中的“原欲理念”
古希伯来中的“原欲理念”则体现为原罪。在基督教中对人类的原欲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人的原欲本身就是一种罪。而“原罪”是基督教中的核心理念和对人本性最初的认识。在传统的解释中,这种“原罪”理论源自于《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
由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基督教原罪理论中,偷食禁果被认为是人类原欲及一切其它罪恶的开端,所以说原欲最初是由食欲,或可以说是物欲开始的。其次,当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果之后,他们首先感到的是羞耻,这便是初现端倪。这便是原欲理念在基督教中的体现,可以说,在基督教中被认为是原罪的原欲解释并强调了人本质之堕落和人性之邪恶。
(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三个人格结构是: 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可以说是人生来就有的原始本能,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自我属于意识范畴, 可以说是理性和原欲的融合,正是由此社会才不会大乱,享受相对自由,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则是由理想和良心组成, 顾名思义是超乎于自我,反映社会伦理道德, 用以控制本我, 以免危害社会。人类的社会文明和文化是以压抑和抗拒人自身的本我为基础的。
论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两大基本命题和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它贯穿于弗氏理论的中心。力比多(),或可以说是原欲,是他分析人的本性的主要角度。他曾用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做例子,来阐释“俄狄浦斯情节”,即恋母情结。可算是对古希腊原欲理念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得出:对于女性的悲剧究其根本是其原欲的无限膨胀,导致人性的爆炸,生命的毁灭,灵与肉的分离,性与爱的脱节,外在与内在的失衡。在此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幸福的,这也为爱玛的堕落找到了依据。由此可见,人有欲望是人之本性,但是想要逾越鸿沟,去获得绝对的自由,那么换来的就是毁灭。所以说,只有用超我约制自我,才能得到相对长远的幸福。
二、原欲理念在爱玛身上的体现
福楼拜笔下的爱玛让我们又爱又恨,是一个既令我们愤懑又让我们惋惜的悲剧女人,可以说,她所表现和遭遇的在每个读者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思想上的虚荣
与夏尔结婚时,爱玛希望自己的婚礼在半夜举行,点火炬。爱玛刚搬到永维镇,在餐桌上与莱昂谈论文学时,爱玛曾说:“我就讨厌近似现实生活的那种平平庸庸的人物、温吞水一样的感情。”这都可以看出爱玛对浪漫的渴求和对上层奢华社会的渴望。
爱玛一直想生个儿子,而想生儿子的原因却是感觉自己活得窝窝囊囊,希望出一口气。爱玛认为,“女人的意志,就像用细带子系在帽子上的面纱,风一吹就飘来飘去;时时都有欲望在引诱她,时时都有礼俗在限制她。”当时的社会现状向我们表明,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女人只能以她的儿子为荣,以她的丈夫为荣,以她的家族为荣,没有她自己。这也体现了宿命论在爱玛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二)行为上的放纵
爱玛所需要的爱情是“把生活搅得动荡不宁,把意志落叶般的卷走,把整个心儿刮进无底的深渊”,可当她认识到了“与婚姻一样会腻”的时候,她却不肯撒开这块她命中的求生板。她拼命的给莱昂写情书,希望这一次的枯燥会在下一次得到补偿。但她认识不到,这就是生活!
爱玛对物欲和的追求可以说是执着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计代价的。
首先是物欲。爱玛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买了很多贵族用品。在与罗多尔夫的约会中,她花大价钱买来了镀金的马鞭送给情人。与莱昂约会时,为了保持爱情的质量,不同意换到便宜的旅店。
然后是。当爱玛对平庸无能的丈夫失望,又对生了女儿感到自己一事无成后,她便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慰藉。对于罗多尔夫的勾引,她以为尝到了爱情,却不想这爱情却是苦涩的。在卢昂遇到莱昂时,刚开始是矜持,接着故作娇羞,后来竟达到了癫狂状态。
最后,物质享受和精神支柱的倒塌导致了爱玛的崩溃,像雪花一样的账单,罗多尔夫的抛弃,莱昂的离开……一切的一切都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最终选择了用死亡使自己得到解脱。
爱玛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原欲的典型代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她的影子。通过对爱玛思想及其行动的剖析,让我们更加了解爱玛,更加了解她的悲剧。
三、爱玛命运悲剧的原因——原欲与理性的失衡
爱玛的悲剧不仅仅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然而爱玛的悲剧不仅是源于表面上令她失望的既平庸又无能的丈夫,或是生了女儿后的一事无成,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一)爱玛命运悲剧的原因
第一,侵害人性的宗教教育(以乌尔苏拉会修道院为代表)。
小说中这样写道:“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 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她微微颤抖,吹开画上的绢纸,绢纸半折着掀起来,轻轻落在对面的一页上。画上是一个披短斗篷的小伙子,在阳台栏杆后面,紧紧搂着一个身穿白袍、腰间挂钱袋的少女。”
这样的贵族式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纯真的心灵,使她对浮华的上流社会浮想联翩,种下了原欲的种子。
第二,糜烂的贵族社会风气(以昂戴维里耶侯爵为代表)。
侯爵豪华的古堡向爱玛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奢华;贵妇传情的方式使爱玛感到惊奇;席间一个十恶不赦的老头竟让爱玛肃然起敬,只因为他是“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人。
在这里,爱玛见到了从来没见过的石榴,吃到了从没吃过的菠萝蜜,就连白糖也使得她觉得比别处的更白更细。后来,爱玛给她的女儿取名叫白尔特,只因为她依稀记得在宴会上听到过这个名字。而且,在这里有她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子爵。爱玛想象中的上流社会与她接触到的现实中的贵族宴会碰撞出了刺眼的火花。
第三,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的花天酒地 (以罗多尔夫为代表)。
小说中“农业展览会”一章中,让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那位为农庄服务五十四年的老妇人。可笑的是她的终身奖是价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而那些大地主得到的却是六七十法郎,可悲的是她竟然要拿她的终身奖做弥撒。强烈的反差不仅使我们唏嘘,更让我们对当时不公平的社会极其愤慨。
而在这个农业展览会上,罗多尔夫正在进行着自己的阴谋——将爱玛弄到手。宣讲与勾引穿插在一起,使人感觉到滑稽可笑,笑的不仅是形式,更是它后面所隐藏的腐朽和堕落。
第四,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
爱玛出生在乡村,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生活在道斯特和永维镇,但经常订阅时尚杂志和潮流小说。以至于,她的身体在偏僻的小镇,而精神和意志早已飞到了巴黎。内外的不和谐,精神上的失落和无望是爱玛悲剧命运的本因。
爱玛正是在这种不可调和的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中走向堕落的。爱玛的悲剧令我们惋惜,更令我们深思!
(二)爱玛身上原欲与理性的对抗
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在爱玛身上原欲和理性也进行过激烈地抗争,只可惜到最后原欲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在爱玛刚接触莱昂时,她知道要克制自己,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将自己的孩子接回家,悉心照料,对丈夫体贴入微。将对莱昂的感情压制在心底。刚开始与罗多尔夫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爱玛决定好好爱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丈夫。她希望夏尔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畸形足手术,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她没有比这个时候更爱自己的丈夫了。可是平庸无能的夏尔让爱玛彻底的失望了,她为了宣泄自己的种种不满情绪又投入了罗多尔夫的怀抱。从此,走向了堕落。
爱玛把爱情当作她救命的稻草。可是,她不懂,“爱是要有所依附的”,毫无资本的爱玛根本不可能跻身于她所渴望的上流社会。
四、结语
在福楼拜给余法的信中写道:“可怜的是我们的灵魂里面,一丝纯洁的阳光,一天平静的时光,一片蔚蓝的天空,也得不到。”是啊,爱玛在自己纯洁的天空中渲染着浓重的色彩,有爱情的玫瑰红,有金币的耀眼黄,有古堡的青翠绿,有浪漫的执着紫,但她不知道五颜六色的欲望将她纯洁的蓝天变得一团糟,最后只能以死亡黑而结尾。
从原欲的角度,我们看到了爱玛对本能欲望执着追求的合理性,但正是由于对自身欲望的放纵导致了她的命运悲剧。爱玛求爱情不得,求理想不得,求父慈子孝不得,而最后只能走向自己欲望的黑洞。与其说她的悲剧是自甘堕落,不如说是源于她原欲和理性的失衡。但这绝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道德品质造成的,而是整个资产阶级葬送了她,是当时的黑暗社会湮没了她,所以说这场悲剧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
〔参 考 文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