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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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古希腊的柱式建筑向来是建筑史上的丰碑,尤其是当前“欧式”建筑风靡国内外的时代,更是以其宏伟典雅的风格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本文将探讨古希腊柱式建筑的美学风格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柱式风格古希腊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519文献标识码:A
古希腊,是享誉世界的闻名古国。建筑,是镶嵌在古希腊灿烂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早在2500多年以前,古希腊建筑就以规模宏大、雕刻精致、造型优美而举世闻名。重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卫城,体现了那一时期最辉煌的艺术成就。
雅典卫城建造在一座石灰岩的小山上,四面都是绝壁,设计者巧妙地利用小山的地形,以及小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建筑布局,整个卫城由卫城山门、胜利神庙、帕提农神庙等组成。当时艺术也因此而得到全面发展。建筑、雕塑和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人们誉为古典美的楷模。这个时期的建筑洋溢着端庄、典雅、和谐、理性的美感,对后世的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还流传着关于亚洲西部泰坦众神、东方巨灵和巨人的各种说法。阿卡亚人被后来的多利亚人征服后,迈锡尼文明便随之衰落和灭亡,但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仍然遗存了许多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的城堡、狮子门、圆顶墓等宏伟建筑。在随之而来的大征服的时代,由于战乱不断和文明的毁灭,随着时间的消逝,一波续一波的后来民族完全不知道这些巨石建筑的来由。
古希腊文化和艺术单纯特性中,蕴含着崇高和伟大的美学品格与艺术精神。生活的单纯和艺术生产的非自觉性,成就了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单纯的品格。战争带来对健美身体的崇尚,神人合一的宗教观念给单纯自然的天性创造出自由发展的天地,达观的生死观念尚未浸染复杂的功利性。可以看到这些方面都对古希腊的建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人以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打败了波斯的侵略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使希腊建筑结出了最完美的成果。恩格斯曾赞美:“希腊的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白昼。”帕提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著名的建筑,它代表了古希腊的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又有“神庙中的神庙”之称。帕提农神庙建于古希腊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鼎盛时期――公元前447―438年,是古希腊人为纪念在希波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献给雅典城邦的保护神――帕拉斯雅典娜的,愿意为“处女宫”。
帕拉斯雅典娜,希腊语为“刚强的雅典女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雅典娜是众神之王宙斯、智慧女神墨提斯的女儿。因此,雅典娜集力量与智慧于一身,凶猛无比,睿智超群,是战神、智慧神、冶炼神、手工艺神,是奥林匹斯圣山最著名的12个神祗之一。
帕提农是一个长方形的庙宇,形体单纯。中央由墙垣围成的核心分隔成东西两部分,东部比较深,是圣堂,西部比较浅。在这个核心的四周有一圈围廊。根据希腊本土的传统,帕提农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多立克柱式刚健雄壮而高贵,比例和各部分的处理最为成熟和完美。
希腊是采用石结构很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些建筑中既有壮硕端重的多立克柱式,也有优美典雅的爱奥尼柱式和精美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古希腊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和谐、完美、崇高。建筑本身也体现了设计师所考虑到的功能的划分,具备了祭祀、储存等功能。并且也体现了建筑的艺术性融入了雕塑、壁画等艺术元素,体现了作为欧洲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该有的风貌,并对欧洲建筑风格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的设计风格、美学风格、装饰风格和布局风格都与古希腊人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希腊的建筑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时期,希腊的建筑艺术日趋成熟。古罗马的建筑就大量地学习希腊的形式,从平面到立面,从山花到柱式,处处可以看出希腊建筑的影子。
比如古罗马柱则是用石头说话的世界艺术珍品,并将古希腊柱式发展5种:陶立克、爱奥尼、科林斯、组合式及塔司干式。从结构上看,这些柱子的长细比均控制在10以下,中国柱式的收分是从柱的2 /3开始,而西方柱式一般是从1 /3开始。总之,柱式的艺术造型与结构技术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这其实是整个罗马(文化)向希腊学习的一种“建筑表述”。
建筑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中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人类在建筑艺术中表现了复杂多样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空间组合、比例、尺度、色彩、质感、体型等建筑艺术语言,统一多变,主次分明,有和谐韵律的结构布局,表现多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从古典柱式的造型与构造入手,了解柱式的美学特征和形态规则,就其形式与结构要求、材料性能、工艺条件等方面予以思考,就可能全面的了解其具体的结构。
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中,西方古典建筑曾作为世界建筑的主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西方建筑艺术发展的一种传承,古希腊建筑中的3种柱式构成了希腊建筑的精髓,并将其造型艺术拟人化。柱式艺术是西方古典建筑美学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建筑及其空间作为一种艺术对象,其深层语义也就是人的理念的表述,这也是建筑文化的实质。我们在这里着重说的是西方古代建筑及其空间的文化性语义。西方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述,也许,古希腊文化称得上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祖师”了。
如果结合哲学意义和建筑美学理论来讨论建筑学的文化价值的话,比如建筑美学理论及作用、形式与建筑功能、形式与象征性、公共性与“个人意志”、文化与传统等方面做出理解,笔者以为:一座典雅、高贵和气派的建筑,应像晨钟暮鼓那样,它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在提醒该城市的广大居民,教他们明白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建筑的精神功能,而建筑的复杂性也就表现在这里。
因此,运用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核心思想,以学科交叉的观点、整体性的观点和适应性的观点才能真正达到对传统建筑的继承与发展。复杂性科学和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各种特性和相关理论,以及复杂性科学对实践的各种意义和启示,进而指出建筑学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属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范畴,因而必须抛开就建筑论建筑的简单化方法,转变思维范式,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看待建筑中的复杂问题。
而古典建筑的美学风格以及现代运用就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建筑美学的重要性,运用满意原则,关注使用者的参与,并创造性地将整体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相结合,以综合平衡的原则使建筑能够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古希腊的建筑风格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光辉。至少在自由人中间,希腊文化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赞美人,发挥人的体能和智能。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劳动的果实。”柱式在人文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和定型,它渗透着尊重人、赞美人的古典精神。主持雅典卫城建设的大雕刻家费地说:“再没有比人体更完美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把人的形体赋予我们的神灵。”希腊人同时把人的形体赋予了柱式的柱子。正是这样的人形赋予,柱式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对西方古典建筑中柱式艺术装饰的形式,也展示了不同时期柱式的审美情趣和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积淀。希腊诸神中许多神祗与东方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最为有名的莫过于阿耳忒弥斯和阿芙罗狄忒,希腊人为这两位东方女神建造了壮丽的神庙,其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女神神殿跻身于古代七大奇迹。
阿耳忒弥斯女神在中文《圣经》版本里被译成“亚底米”,在古代罗马人们叫她狄安娜。作为丰收和繁殖女神。关于她身上的果实状物体,有种种说法,人们猜测它们是石榴、乳房、枣子、鸡蛋等,也有人把它与公牛崇拜联系起来。但不论是什么,它们无疑都象征着乳汁、多子和旺盛的生殖力。她的别名之一叫做俄耳提亚,意为“挺立”,与树的形状有关,意味着植物的属性,她的神像主要是笔直挺立的姿态。
从审美的角度,对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机制的性质、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认为建筑创作是特殊的商品生产,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是一个审美过程,结合审美主体提出了“审美域”,把建筑美的创作评价看作一个动态系统,结合创作主体提出了“评价域”,最终结合建筑方案的评选,提出了建筑美创作的评价曲线,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决策作用。建筑美既要具有美的一般属性,又要有建筑自身的特点。
建筑的美是丰富的,它给审美者带来的美感是非常特殊的。中西方传统建筑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建筑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纵观中西方传统建筑发展的历史,建筑与装饰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建筑艺术是建筑文化的体现,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全球一体化的信息交流,文化交流正在加速。随之而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也掀起了欧陆风,西方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在我国的建筑领域也盛行起来,西方传统建筑装饰上的柱式、山花、涡卷、铁花栏杆、花坛、线脚等等随处可见。
另外,从公共空间的视角,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
一般意义上,透视构图存在于任何成功的建筑群体中。但中国古代建筑的透视构图却远远超出这种或较简单的、或随机的透视构图,它是一种自觉追求的、系统复杂而十分成熟的群体透视构图体系。所以,很有必要进行挖掘、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建筑是实用的对象,也是艺术对象,与人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建筑的本质是空间创造,建筑设计是空间设计及其表现。建筑空间以有造成无,所用在于有之无。建筑的单体存在纳入建筑群,即产生了形象组群问题,其恰切性在于构成群体的适宜性。单体空间和群体空间对人造成的自由存在条件,即是建筑美的实现。这有待于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功能与审美的统一。概括地讲西方美学史上对建筑美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强调建筑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伦理价值。
欧洲古典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形式风格,是人类灿烂文明的象征。随着历史的进程,古典建筑演变出各种各样的建筑形态,深入研究它们的形态特征、变化规律和构成法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历史,清醒认识当今错综复杂的建筑局面,为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建筑美感的获得就来自于被主体感性接受,主体的功利诉求以功能感性化和直觉化为形式,功利心理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建筑审美的结论。对美学中形式与意义关系的探索,并对建筑意义的思考,并对“建筑意义的来源”、“建筑意义的表达”等方面做了阐述,从而希望树立一种重视意义表达和深度追求的建筑观。而且刚柔性是建筑内部空间和装饰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希腊罗马神庙内部空间和装饰中的刚柔性,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利用,通过空间和装饰或强化或改变建筑内部的刚柔性,使之更好地满足人的各方面的需求。
单从建筑学角度讲,希腊神庙建筑也许没有埃及、罗马和西方中世纪的同类结构成熟,但是,通过希腊人的酒神信仰,透过现象获得理解希腊建筑文化的内涵。政治家狄・斯帝尼说:“雅典仍然有永恒的财富,一方面是对开拓伟业的纪念,另一方面是往日那些美丽的建筑物,山门、帕提农、柱廊和船坞。”古希腊留给世界的最具体而最直接的建筑遗产,无疑是具有永恒生命的柱式风格,它是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李浩然:《论古希腊柱式风格的结构性组成》,《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 高飞宇:《古希腊建筑特色略谈》,《湖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志坚,男,1986―,浙江嘉兴人,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第2篇
关键词：“古希腊热”；周作人；吴宓；罗念生；陈康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徐良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灿烂辉煌，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此后，在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这种关联值得深入全面地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些古典学者，他们大都留学国外，有的还懂得希腊文，熟悉希腊古典著作。他们走出国门之后，发现中国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古希腊也有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有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刻，哲学，史学，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于是，他们便把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探索其奥秘。一时间古希腊成了热门话题。某些学者在希腊典籍和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古希腊文明的阐释上取得重大成果。
所谓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猎希腊古典学的局部。他们掀起的“希腊热”，不应成为后辈学者认识的“盲点”，不甚了了。在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如黄洋、晏绍祥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希腊热”都有所忽视，没有加以评述。这一热潮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它反映了前辈学者在艰难条件下辛勤的探索，它又表明前辈学者不盲目自封，而是立足世界、洞悉世界古老文明的雄心壮志。对前辈学者探索希腊文明历程的研究，当属学术史的领域，借用张广智教授的话语，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从而使后辈学人的有关研究“越会有的放矢，更有深度”。
下面以学者的业迹为线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希腊热”，加以考察。
一、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文化的译评和研究
周作人(1885—1967)早年留学日本时，掌握了古希腊文，一生将相当精力投入希腊文学的译评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翻译下列希腊文学作品：路吉亚诺斯：《大言》，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8日。海罗达思：《希腊拟曲》二首(《媒媪》，《塾师》)，刊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10月第10期。谛阿克里多思：“《牧歌》，刊于《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谛阿克里多思：《情歌》，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日。谛阿克利多思：《割稻人》，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朗戈斯：《苦甜》，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1日。路吉亚诺思：《冥土旅行》，刊于《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谛阿克里多思：《牧歌一首》，刊于《语丝》24期，1925年4月。路吉亚诺思：《论居丧》，刊于《未名》终刊号，1930年。海罗达思、谛阿克利多思：《希腊拟曲》(共七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诸神世系》，刊于《艺文杂志》2卷10～12期，1944年。
在每种译作都附有说明与考释，表达了周氏的研究成果。罗念生称赞周氏这些译作：“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定出古希腊文译音表，收入我此后数年中出版的古希腊戏剧译本。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
了一定作用。”止庵认为“周作人所译介的古希腊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亦具有文化价值，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翻译了外国学者如佛来若、劳斯、哈利孙等人有关希腊神话的论著，对读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大有帮助。
周氏对希腊文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就是专门评介希腊文学的，分“起源”(神话)、“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几部分。吴宓高度评价此书，指出：“盖自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止庵称赞说：“《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于此书中。”
周氏具有的古希腊文学素养使他对古希腊文化有一整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体现了“现世”，“爱美”，“节制”三个特征。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深刻认识，他给予希腊文化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
综上所述，周作人引进希腊文明功不可没，他对古希腊文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评价周作人时写道：“他的对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
二、吴宓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研究 —1978)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受希腊文明的熏陶，1920年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潜心研读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写有详细的札记，并选修希腊罗马史。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政治学说史，写有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吴先生学成归国，1926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开设有希腊罗马文学课。1938年他来西南联大工作时，继续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读过耶格尔(jaeror)的《论亚里士多德》，乌维克(urwick)的《柏拉图书简》，康福德(comfod)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领悟颇深。此外还读过利文思通(livingstone)的《希腊精神与现代生活》，柏里(bury)的《古代希腊史》等书。吴先生讲授过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哲学思想的课程，他礼赞苏格拉底写有《苏格拉底像赞》：
亹亹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在礼赞中，吴宓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尊为“西圣与东圣”，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也表达了他寻求中西会通的意向。吴先生也非常崇仰柏拉图，他说：“余最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义。”他热衷希腊文明，称颂“今世深厚之生活，盖皆本于希腊人所创造之理性也。”“古希腊之哲理艺术者，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先注意者。”
正因为吴先生如此服膺希腊文明，所以才努力进行介绍、宣传。他曾以《学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希腊文明，亲自并组织友人撰写论文，翻译近20种(篇)有关希腊的古典著作或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苏翻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语篇》、《斐德罗篇》。向达、夏崇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两大哲人的著作在《学衡》连载后，还先后单独出版，为中国学人了解、研究希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几乎无所不谈。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学衡》杂志还发表有a·童壁著郭斌苏译的《希腊之历史》，嘉德纳著朱复译的《希腊美术之特色》，尹吉著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宗教》，乃特著汤用彤译的《希腊之哲学》，穆莱著吴宓译的《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等文，这些译著大开了中国学人认
识希腊文明的眼界。
令人注目的是吴宓又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写有《希腊文学史》，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学衡》第13期和1923年7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共两章，计有35 000千字(不知何故吴先生未将希腊文学史全部写完)。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史诗》共八节，分别为“荷马以前之诗歌”、“荷马史诗之内容”、“荷马史诗之结构”、“荷马史诗之作成”、“荷马史诗之评论”、“荷马史诗之影响”、“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伪荷马之著作。”这一章内容丰富，学术信息详尽。如第四节在评述“荷马问题”时，列举有十位学者的看法。再如第五节“荷马史诗之评论”，综合各家之说，归纳为七个方面：内容、文章、性质之比较、描绘人物之法、神与人之关系、道德观念、描绘之入神。对这些都加以明晰的叙述。第二章《希霄德之训诗》(今译为希西阿德的教谕诗)，共四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希霄德之略传”、“希霄德训诗之内容”、“希霄德训诗之评论”。吴先生还把荷马史诗、希霄德训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将《伊利亚特》比之于《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比之于《西游记》及《镜花缘》，又比之于《左传》。更从“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指出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吴宓还把希霄德之诗与《诗经》、《易经》等进行了比较。后世学者王锦厚高度评价吴先生这两章论著，指出：“这两章，在当时相当全面、系统地考察并论证了荷马史诗及希霄德训诗的来龙去脉、特色、意义、影响，这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观察、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撰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它的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向中国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介绍了世界另一文明古国希腊文学知识，而在于他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新的途径，运用比较的方法编撰系统的文学史。”
吴先生熟悉并积极推介有关研究希腊文学史的书目，反映在他发表在《学衡》第6期(1922年6月出版)上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中。在这份书目中，共介绍了有关希腊史、希腊文学史、史诗、训诗、情诗(今称抒情诗)、庄剧(今称悲剧)、谐剧(今称喜剧)、历史原著、哲学、辞令及亚历山大时代及其后世的十多类英文书籍共156种。
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又致力于普及希腊史知识，1933年1月9日写有《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62期，以希腊史上海克多(今译赫克忒)抗敌殉国、德谟森尼(今译德摩斯提尼)抗击马其顿等事迹激励国人抗战斗志。1948年3月15日他在武汉文化会堂作了以希腊罗马史诗兼及修昔底德与幼里庇得的剧作《特洛伊妇女》为内容的演讲。
三、罗念生对古希腊喜剧的译介和希腊文化的研究
罗念生(1904—1990)1922年到1929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读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1929年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1932年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选修希腊文与考古学。1933年从古希腊文译成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同年人希腊雅典学院修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雕刻、戏剧艺术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位希腊留学生。期间在希腊国家剧院观看过希腊戏剧。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希腊文、希腊文明及考古学。1936年翻译出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依斐格涅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8年译出阿里斯托芬著的喜剧作品《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希腊悲剧、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等课程。1940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美狄亚》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所撰的《希腊漫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出版，同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的《阿尔刻提斯》由重庆古今书局出版，1944年译成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埃斯库罗斯著的《普洛米修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希腊悲剧、希腊神话等课。 以后罗念生继续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详见《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374-37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先生翻译这些剧本时，历尽了辛苦。他曾指出：“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
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300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在这一时期，罗先生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其成果辑入所写的《希腊漫话》一书。他在序言中交待，在希腊游学一年期间，对古希腊发生过强烈的情感，写作了几篇文章和希腊抗战史话，共20余篇，可惜有些已散失，现今结集十八篇成书。《希腊漫话》一书属于学术论文的是以下几篇：《古希腊与中国》、《希腊精神》、《怎样研究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悲剧的特点》、《<特洛亚妇女>引言》、《古希腊雕刻》，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前两篇。《古希腊与中国》一文，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希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罗先生在《希腊精神》一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有七：(一)求健康精神；(二)好学精神；(三)创造精神；(四)爱好人文的精神；(五)爱美的精神；(六)中庸精神；(七)爱自由精神。罗先生强调指出：希腊精神与我国固有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所表现的种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爱自由的精神。
罗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把他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引进、研究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作品)的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中，引导中国学人进入希腊文化的殿堂，登上这座高山。黄宗仁在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甘于寂寞，皓首穷径，
东土西天，馨香一炉。
四、陈康、严群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探讨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到30年代中期，古希腊哲学研究出现繁荣景象。在众多学者中，陈康与严群最为突出。
陈康(1902-1992)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拉丁文。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讲授古希腊哲学，他的名著《巴门尼德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这篇著作原文同时，还分别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义释、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等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经过这样翻译和注释的译本，确切地说是个注释本。在文字上注释的部分比原著的翻译部分要多出9倍，这个译本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都夸大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说法，摭拾亚氏表面上对于柏氏的批评，便以为两氏的哲学根本对立。陈先生却根据他自希腊文原著的独到研究，揭示出自柏拉图的思想过渡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亚氏只是承继、发挥、补充柏氏，并不反对柏氏。贺麟高度评价陈康这一研究成果，指出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人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土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当代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专家陈修斋也认为陈先生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水平的代表作。
严群(1907-1985)1929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希腊哲学，1932年入研究院继续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935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希腊哲学史、古希腊文与拉丁文。1938年转入耶鲁大学继续专攻希腊文与拉丁文。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专著，它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至今仍起着导读作用。2003年列入浙大学术精品文丛，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严群又著有《希腊思想》，由华夏出版公司在1948年出版。此书围绕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内在联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揭示希腊自然哲学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在严群看来，思想和学问这东西绝非突如其来，总是一代一代积累而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它有三个来源，即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和罗马法律。他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
世学者黄见德高度评价《希腊思想》一书，指出：“在论述中，材料集中，观点明确，立意新颖，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给人以精雕细刻的印象。”关于严群的学术生平及著述参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严群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五、其他学者有关希腊文明研究
何鲁之(1891，1965)早年留学法国，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有讲义《希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期间，写有《希腊民主政治》(在中英、中美文化协会的讲演)，刊于《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5日，后辑入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醪(1910，)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写有《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第二期，后辑人《吴廷谬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阎宗临(1900-1978)早年留学法国和瑞士，1944年任教桂林国立师范学院时写有《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后辑入《欧洲文化史论》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五章为“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在1922年写有《希腊人生活之实况》一文，刊于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1卷第1期。 年留学美国，曾任教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写有《希腊文学研究》，刊于1922年1月15日《改造》第4卷5号。
缪风林(1898-1959)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写有《希腊之精神》刊于1922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八期。
郑振铎(1898-1958)曾旅居英法两国，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暨南大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陈训慈(1901-1991)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以后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写有《希腊四大史学家传记》，刊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应该说，解放前，限于社会条件，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从总体上来讲水平不高，与外国学者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也显得薄弱。但不能说没有学术专精的学者，在世界史某些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陈德正：《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辑入《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李长林、杨俊明：《清末中国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与评述》，辑入《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扬：《中国人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辑入《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已比19世纪后期有关的了解大有进步。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希腊古典学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的转述，很少能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
③详见张广智教授为王海利著的《法老与学者一埃及学的历史》——书所写的“序言”。
④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辑入陈子善主编：《闲话周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再版重印。
⑥见《学衡》第48期，《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之文尾。
⑦穆莱著，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者识》，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⑧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重印。关于陈康及其主要著作可参见汪子嵩、王大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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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锦厚.五四
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第3篇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公元前212），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与叙拉古的赫农王（King Hieron）有亲戚关系，家庭十分富有，他和牛顿（IsaacNewton，1643～1727）、高斯（Carl FriedrichGauss，1777～1855）被誉为世界三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阿基米德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对数学、天文学，特别是古希腊的几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刚满十一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去学习，亚历山大位于尼罗河口，是当时文化贸易的中心之一，人才荟萃，被世人誉为“智慧之都”，阿基米德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许多年，曾跟很多学者密切交往，他兼收并蓄了东方和古希腊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些积淀为其后的科学生涯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阿基米德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静态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他从小就善于思考，喜欢辩论，早年游历过古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后来阿基米德成为兼数学家与力学家的伟大学者，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在数学方面，有《论球和圆柱》《抛物线的求积》《圆的度量》《论劈锥曲面体和球体》等论文和10余种著作流传于世，多为希腊文手稿，在《论螺线》一文中，他研究的等速螺线现称为阿基米德螺线，据说他就此发明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在物理学方面，他还发现了杠杆定律和关于浮力的阿基米德定律，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古罗马人进犯叙拉古，阿基米德应用机械技术来帮助防御，使来犯之敌闻风丧胆，这也使阿基米德有“数学之神”的美誉，但最终城被攻破，阿基米德被古罗马士兵杀害，终年75岁，阿基米德的遗体葬在西西里岛，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内切球的图形，以纪念他在几何学上的卓越贡献，
二、阿基米德鉴别王冠真伪的故事
叙拉古（属古希腊管辖，古希腊的国王是托勒玫）的希罗王对阿基米德说：“阿基米德，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好，陛下，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
“有件事令我不满意，”国王详细地说，“我告诉了您，您可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然可以，请您相信我，”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丢奥森内斯为我造了个新王冠，用丝绒包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