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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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农村民间金融的规模日益扩大，它的存在，不仅对农村经济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分析得出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日益扩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对于经济影响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问题；对策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直接进行金融交易的行为。由于以往这些借贷行为是非法存在的，也被称为“地下金融”。其具体表现有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有的地方也称“邀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适应和满足“三农”多样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未规范化、法制化以及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换的作用。民间借贷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IFAD(2006)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1.2万亿元左右。从2001到2006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大约以19％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国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达8000-14000亿元，仅浙江东南温州地区就有3000多亿。

2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日益扩人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

2.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涉农机构锐减，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萎缩。近年来处于自身经营效益的考虑，县域内的国有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尤其是农业银行的减少最为严重。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此外，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撒并，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了变动。据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共撤并县域及农村地区营业网点3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6个，信用社撤并9个。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收缩，其信贷业务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结算、代收、代付性业务的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多功能储蓄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必将退出县域这块土地。

2.2现有的农村金融部门实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管理监督机制不畅，市场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纰织的存在必定会使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金融市场。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如当政府对经济过热实施以紧缩货币政策时，往往政府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倒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对紧缩的经济领域给予信贷支持，经济难以“软着陆”，从而抵消掉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2.3金融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有一定的危害。一是某些民间借贷活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孕育“地下经济”的温床。在一些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成为非法外汇交易、洗黑钱和集资诈骗的主要载体。二是高利贷现象的存在，加大了资金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三是民间金融安全性较低，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民间金融机构还要承担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产生的非市场风险。于是由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确保资金的回收，不少地下金融组织都雇有专门的追债队伍，其追债人员一般都是横行当地的霸道者，有的甚至是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一但发生债务拖欠和纠纷，追债人员就会实行暴力追债，往往酿成社会的不稳定。

3规范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措施和建议

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态度不能是取缔和消除，它的存在是民营经济在资金市场上的表现形式。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同步必然导致由个体和民营经济来填补这一差距。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化金融改革，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有效增加金融资源供给，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金融要加强监管，趋利避害。

3.1立法使民间私人借贷走向法制化。要制定相关的民间借贷管理法律法规，将民间借贷行为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只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民间借贷过程中的违法乱纪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才能有效地加以管制。放开民间的准入限制，使地下金融合法化和组织化，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轨道。

3.2农村金融体制，组建民间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一是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方针，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信用社对农业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将信用社改造成为商业性的地方股份制金融机构；其他地区，也应该按照股份制原则，吸收当地农民和个体经济组织入股，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一是积极开展合作金融形式，重点引导民间资本组建农民股份银行和农村银行，为民间借贷开通渠道。在地下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尝试吸引部分民间资本参股，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进行民间金融机构的试点。二是规范对邮政金融的管理。把县以下邮政储所吸收的存款，经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放给农户和农村企业等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开放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余渠道，鼓励购买农发行的债券。

3.3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抑制，使利率能真正反映资金的真实供求，从而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处置。金融抑制程度的降低，实际上是削弱了地下金融的发展趋势，提高了它的运作成本；如果正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不能在开展业务创新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动力，金融投资品的供给增加，居民家庭理财工具多样化，就会导致冒很大的风险去投资于地下金融产品。

3.4有针对性地对地下金融行为进行监管，坚决取缔和打击违法金融行为。违法的地下金融行为高风险、金融欺诈、隐蔽性强等特点，有时会严重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必须加以规范。对一般的个人间的民间借贷活动政府应该严密监督；对于高利贷，只要不是严重干扰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也不一定完全禁止。对于高利贷的控制，应该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机构，逐步将其挤出市场。

参考文献:

[1]朱泽.我国地下金融发展状况及治理对策[J].农业经济,2005(lO).

第2篇

摘 要 民间借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基于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考察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管法律的缺位、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至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应有思路因从适度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一）适度放松管制，使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道路

政府对民间借贷过严管制不仅使得民间借贷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还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的畸形。过严管制在短时间内奏效明显，但不是长久之计。金融秩序可以通过过严管制在一段时间内

得到巩固，然而从长远看来，持巨额闲置资金的资金供求者与急需资金的资金需求者在正规金融渠道不能给予他们充足的金融服务时，唯有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实现对民间资金的使用。久而久之，这将直接导致多年来民间借贷活动并未因过严管制而日益减少，相反却是愈演愈烈。基于金融抑制理念的严格管制做法切实应该得到调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适度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充分尊重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使民间借贷主体能够与正规金融机构一起参与到竞争，能实现优势互补，保证社会资金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适度的“度”在哪里，该如何把握这个“度”，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台湾地区对各种民间借贷形式，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1）打击、取缔地下投资公司等带黑社会犯罪性质的地下融资；（2）对地下银行、合会、标会等互较强或规范化的民间借贷组织，则采取了整顿、改造并制定法律法规给予合法化，加强监管。如在1999年《民法债编》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合会的法律地位，对会头会脚的责任与义务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总体上来，台湾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借贷管制，即使对大部分被定为非法的、未造成明显不公的民间融资行为，除非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否则一般不予以打压或取缔。我国可以参照这种做法，对民间借贷的管制采区别对待、分类进行的原则。如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对金融中间机构的借贷活动，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监督，要求这些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严查超越经营范围的违法经营活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要严厉打击。当然，降低民间借贷准入金融市场的门槛，使民间借贷进入国家金融体系中，确保民间借贷主体与正规金融机构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实现金融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可以满足各主体的融资需求，促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道路畅通无阻。

 

（二）建立和完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道路

对民间借贷适度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可任由民间借贷随意发展。民间借贷自开始至结束的潜在风险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要求我们借用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在管制的前提下，利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作手段的必然选择。具体措施上，首先，针对监管法律空缺状况，我们首先得通过立法来弥补。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对象、监管原则等都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保证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关于监管主体，考虑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实际情况可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关于监管内容，可对民间借贷的范围、内容、用途尤其是利率作出细化规定。例如利率的规定可参考美国、香港等地区的做法，设定合理的利率上限，并针对违反不同利率层次限制的借贷主体规定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关于监管对象，要重点关注主要的民间借贷对象，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有学者提出我国民间借贷以营利性为标准可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基于此种划分，民间借贷监管对象当有所区别。关于监管原则，金融秩序与金融正义原则应当首先被纳入到监管法律中，因为只有同时兼顾这两个原则，民间借贷扰乱金融秩序与保证金融主体融资需求的矛盾才能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本着金融资源配置正义的原则，才能给予民间借贷在我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利用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监管原则还应当包括可控发展原则。可控发展是要使民间借贷在科学的监控之下有序的发展，以保证民间借贷的安全，进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在可控原则的指导下构建法律体系，监测预警系统，随时掌握民间借贷的活动信息，以此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其他不公正现象进行控制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智，程娟娟.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

[2]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对孙大午案件的一个点评.法学家.2004（3）.

[3]曾纪胜.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第3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暴发的担保公司倒闭和非法集资案引起了人们对民间金融监管的再次重视。民间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只有适当监管之下，民间金融才能得到稳步发展。

一、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民间金融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如非正规金融、类金融、地下金融、体制外金融等。亚洲发展银行在《非正规金融：来自亚洲的发现》（1990）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这一定义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民间金融特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的成份。民间金融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正规金融，在正规金融产生以前，所有的金融都属于民间金融。因此正规金融是在民间金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正规金融建立后，民间金融仍然有其存的土壤。

1.正规金融留下了大量的市场空间。正规金融制度下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对于进入的融资者都设置了或高或低的门槛，目的在于降低正规金融风险。这样在客观上就把一部分有金融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挡在了门外，这就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这一市场空间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由于经营历史时间短，缺少可供抵押的资产，加之经营不稳定性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之外。其发展所需要的外源融资不得不依赖非正规金融。

2.金融压抑制造了民间金融空间。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扶持重工业的发展，采取了压抑金融的策略。政府压低利率，并引导资金向重工业方向投入，其他产业则难以得到发展的资金。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市场需要的产业，有市场，有利润。这样民间金融就填补了这部分空白。除一般意义的金融抑制外，我国的金融抑制还体现为所有制抑制，即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大量民营企业长期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外。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动力之一的金融主要靠民间融资解决。

3.交易费用也会给民间金融创造空间。处理金融业务是要付出成本，比如收集信息、现场考察、账面处理等，这些成本不论融资数额大小都要付出，而且往往与地理远近成正比，这样对于一些小额的处于偏远地区的项目，单位成本就会很高，因而被正规金融放弃。对于民间金融来说，这些成本则可能会比较低，比如民间金融不需要正规的档案材料，与客户比较近等，与正规金融相比交易成本要低很多。

4.民间金融也是对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一种反应。市场需求往往变化迅速，需要相应的金融创新以满足这一需求。正规金融的产品创新需要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而且创新需要经历一定的程序，所费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金融管制比较严重的国家，金融创新更受到了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制。民间金融受管制比较少，经营灵活，可以迅速地进行金融创新满足市场需求。

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对正规金融起了良好的补充，提升了经济的效率，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因此许多国家对于民间金融给予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民间金融的形式多样，一些民间金融形式得到全球推广，其理论及运作模式被正规金融采纳。比较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式主要有：

二、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及监管需求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我国也存在着多样性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促进金融资源重新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

1.非法集资。民间金融发展障碍之一就是资金来源短缺，而只允许银行吸收公众存款，限制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金融机构吸收公众资金是很多国家普遍实行的金融管制措施。而民间金融机构总有扩大规模的冲动，在资金来源如股东出资、内源融资增长速度难以达到自己意愿速度时，他们就会求诸于私下吸收公众资金，这种私下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除非发生纠纷很难查觉。而一旦走向非法集资这一步，就走向不归路。民间金融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弱，容易发生风险，而风险发生，金融脆弱性的危害就显现了，公众的挤兑行为很快就会让民间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群体性讨债事件。

2.利率高企。民间金融资金普遍比正规金融的资金利息高出很大一截。利率之所以高原因有多种，一是与正规金融争夺资金不得不提高利率;二是民间金融的活动往往难以得到法律支持，其面对的客户风险相对比较大，这造成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三是资金需求高拉升了资金的使用成本。高利率对于民间金融是一种伤害，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可知，金融机构利润率与利率水平呈倒U形关系，当利率高于一定水平之上，一些优质的客户会退出贷款市场，只会留下一些劣质客户，此后利率上升优质客户越少，金融机构风险越高，利润率下降越严重。因此高利率也是造成民间金融易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

3.隐藏犯罪行为。缺少监管的民间金融隐藏着诸多犯罪行为。一是暴力收账，即对未偿还的款项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追偿，引发刑事案件，与之相对应的还会伴随着强制借款与高利贷借款，让借款人陷入困境;二是涉嫌洗钱或资助犯罪，由于缺少对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监控，一些非法所得投入到民间金融进行流转孽息，或者在投向上不加筛选让非法行为得到了资金;三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相当普遍，在发达国家也常会发生，投资者对高额回报吸引，早期投资者会有所收获，但随后投资者成为受害者，而且这种骗局无论在总金额还是牵涉的投资者规模都很大，影响严劣;四是诈骗，冒充身份诈骗客户资金或者虚构情节诈骗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在民间金融领域时有发生，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

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机构担负起监管的责任。但我国的民间金融的监管却存在诸多问题。

1.缺少监管主体。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是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俗称一行三会），这些监管机构主要针对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少量的其他类型的持金融牌照的机构，对于未持金融牌照民间金融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并不承担监管责任，即使有些法律法规或者文件要求其担负监管职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机构会或明或暗地拒绝承担。有些民间金融机构虽然有名义上的主管部门，如典当行主管部门为政府商务部门，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发改委等，但大量的民间金融机构没有主管部门，只要经地方工商局批准就可以营业，结果造成大量所谓的理财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号称合法性机构公开吸收公众资金。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并不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而其他部门则没有监管的职能。

2.缺少监管的能力。监管能力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监管授权，即对于当下的形形的金融机构需要确定监管的主体，当下地方政府面对诸多疑似非法集资行为也想进行监管，但是却没有明确部门有类似的监管授权。二是监管人员不足，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政府监管人数存在着不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的设立都需要经监管部门审批，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置门槛提高金融机构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控制数量规避监管人员不足问题。而现在大量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即使以后归口监管，也存在着监管人手不足的问题。三是监管人员专业性不足，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现在主要由政府的金融办负责，与一行三会相比，金融办历史短，人员来源多样，对金融监管本身都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加之民间金融要比正规金融更复杂，就民间金融发展方向、监管的重点等需要专业判断方面存在较严重不足。

3.缺少监管的法律法规。民间金融的监管需要立法先行，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除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外，其他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都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只能依靠民法、刑法或者司法解释进行监管和处理。二是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低，既有的法律法规很多都是原则性规定，执行的程序条件都未规定，被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不清楚如何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者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监管信号，造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矛盾。三是法律法规的制定原则缺少严格的论证，例如对民间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还是非审慎监管，监管标准是否以资本金为准，资金的来源与使用有何规定，是否对公司的公司治理进行干预以及干预的标准是什么，公司的档案记录如何规定等等。这些内容对于监管方式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关键，需要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

三、世界其他国家民间金融监管的经验

世界各国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过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总体来说，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民间金融立法规范使之遵守正规金融的监管标准。针对一些数量多、规模大、经营成熟的民间金融进行专门立法监管，使之正规化。如美国信用社曾是美国民间金融主要的组织形式，为此美国国会颁布《联邦信用社法》（1934）给予其合法身份并设立专门监管机构监管，他们缴纳存款保险并受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美国的社区银行是非正规金融转为正规金融的典范，美国的社区银行为独立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服务于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其资产规模小，分支机构少，主要在居民聚集区经营，其组织形式可以为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储蓄机构和互助储蓄机构，社区银行要遵守商业银行的基本监管规则，只是其监管的标准要比一般商业银行宽松。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着诸如合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形式，虽经严历打击仍然存在，1989年台湾实行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通过了新《银行法》，允许银行设立自由，部分民间地下金融迅速浮出水面注册为银行，进入正规发展轨道。

2.立法保护民间金融但发挥其自身特点。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合作金融，德国是世界合作金融的发源地，1847年莱富埃森（Raiffeisen）创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后发展为莱富埃森合作银行;此后舒尔茨创立城市信用合作社，后发展为大众合作银行。1889年德国颁布了《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把合作社组织形式、运营模式等固定下来，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895年德国组建中英合作银行，并成立全国合作银行协会。到现在合作银行遍布德国城乡，成为德国主要金融服务提供者。台湾民间金融合法化运动中，1999年通过了《民法债编》，以法律形式将合会等金融组织列为已有民事法律体系规范的对象，对民间金融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3.将民间金融转化成正规金融。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轮转型互助基金称为“无尽”（Muji），为当地的家庭和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1915年日本出台《无尽业法》，把无尽进行合并组成多家联合股份公司，规定了注册资本、组成人数、组织形式、存续期等，成为法律认可的组织。二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小型金融公司，在客户存入适当金额后可以一次性获得高于其存入的金额的贷款，称为互助无尽，这种组织形式显然比无尽更为健全，为此1951年日本通过《互助银行法案》，把无尽转变为互助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到20世纪80年代，互助银行业务范围与一般银行已经无差异，日本金融顾问委员会于1985年开始倡导把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在1989年和1990年间，日本所有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

4.对民间金融进行扶持。一般来说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持一种消极立场，但由于民间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正规金融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重视民间金融的发展，采取措施推动民间金融开展业务。这方面的典型是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主要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采取诸如群贷的方式降低风险。改变了过去金融主要向富人提供服务的经营特点，因而受到世界银行的推荐。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本国推行这类业务。

上述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民间金融的作用给予承认而非取缔，监管的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间金融的既有作用;二是监管同时把民间金融运营模式标准化，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三是特别注重自律组织在监管中的作用，上述民间金融在进行监管后都成立了相应的自律组织（协会），在增强监管针对性同时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四是把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的模式多样化，不搞一刀切。

四、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建议

把民间金融置于监管之下无论对于民间金融本身还是对于社会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具体到监管体制的建设，则需要多方面考虑。

1.监管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与透明化。金融业从事的是资金的往来，与生产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无形化因而隐蔽性很强，对其打压不会让民间金融消失，只会让其转入地下。当民间金融转入地下时，其风险不会消失而且由于无法对其监控，其结果是只有当问题很严重时才会暴发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对民间金融监管目的之一就是让民间金融能够透明化，阳光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其合法化。民间金融所隐藏的涉嫌犯罪行为也只有通过透明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压低。针对不同的民间金融建立起从一般民法到专业化法律的一系列法律体系，让民间金融在法律框架下运转。

2.民间金融的监管应当采用多种模式。我国幅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多样，经济类型众多，对金融需求多样，因此民间金融机构的类型众多。监管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设置不同的监管制度，对民间金融监管采取适度原则，防止过度监管使民间金融失去低成本与灵活性。对于那些服务于众多客户群体的民间金融，可以更标准化，监管相对严格，以利于推广;对于那些针对客户群体比较少，不宜标准化，在进行监管时尊重其经营特点，减少政府干预。

3.注重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对于民间金融监管来说自律组织非常重要，与政府监管相比，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更具成本优势与信息优势，并能有效规范行业内经营。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自律组织可以承担相当部分的监管职能，面对数量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其组织与管理量很大，这是监管当局在人力上难以胜任的;其次自律组织可以起到与政府部门协调的功能，民间金融机构的需求多样，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解决某些问题和出台扶持政策，自律组织可以与政府部门协商解决;三是自律组织可以对本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与完善提供规划，就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

4.监管需要确定一些标准的监管规则。对于民间金融监管，一些核心内容需要明晰。一是吸收公众存款，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允许民间金融吸收公众存款，但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来说我国不应当放开这一规定，把民间金融机构单体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二是信息公开，民间金融的资金往来应当进行登记，在电子信息化与网络化下，这种信息的登记成本已经很低，可以考虑信贷登记系统向民间金融开放，换取其信息的登记，做到激励相容。三是民间金融治理架构与组织管理架构，由于其资金来源不是吸收公众存款，其资金来源、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结构可以由机构自身决定，只是提供指导意见，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可以建议民间金融机构聘用专业人士进行管理与运营，特别高层管理人员聘用有正规金融从来经历的人员担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1]范宝文.民间金融监管模式创新研究[D].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13，5.

[2]刘少军.我国民间金融的功能定位与监管体制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3]汪丽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D].博士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3，5.

第4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性质 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监管

2011年初，温州、鄂尔多斯等地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事件，引起各界媒体的关注，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显现，特别是轰动全国“吴英案”的出现，引起政府部门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各界学者也纷纷就民间借贷问题展开学术研讨。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1.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古已有之，它涉及两方当事人，由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上升至法律，我国《合同法》中就有借款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者对其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国内外的学术著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国外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是和正规金融是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的，相互割裂的。正规金融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而民间金融则在这种控制之外进行运转，二者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

（2）国内学者中有人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本文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发生在个人、非金融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偿付本息的活动。

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民法通则》颁布前，国内学者对法律行为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有效地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然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将其范围界定在合法行为上。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及大陆学者董安生教授均倾向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即法律行为本质乃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上的意效行为。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间借贷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它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不在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发展变化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又具有公法性质。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1.民间借贷的优势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同时也分流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放贷风险。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借贷的话，它能够成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2）民间借贷资金满足了民营中小企业主等的融资难问题。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吸收人员就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很难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取得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满足了其资金要求，而且手续方便简单，效率较高，能够满足其发展要求。

（3）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正规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利率促使正规金融加快利率改革；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效率高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

2.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本质上是自由的，为何还需要监管？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政府根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一般处于地下隐蔽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监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将其考虑在内，而且，民间借贷资金的走向经常是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反而行的，这样就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资金庞大，影响银行等正规金融的资金来源。有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正规金融市场上取得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走向不能掌控，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效果，对金融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小城镇及乡村的经济发展。

（3）法律地位尴尬，正常发展困难。由于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不明朗的尴尬地位，监管缺位，其问题突出，人们经常将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导致民间借贷不能正常发展，一直处于政府部门严加防范之下。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完善

1.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现状

（1）在立法上，没有给予民间借贷这种合法的民间金融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地位。《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均未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有关规章文件，如《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银监会制定并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均未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规范性，也未明确界定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性质。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大，有些规范甚至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导致行为人和司法机构在认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上出现分歧。在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我国一直严厉监控和打击，《刑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入罪说明了我国对这些非法金融的打击力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将民间借贷归于非法民间金融的误区。2003年在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以及近期热烈讨论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官方对民间借贷这一民间金融的态度。

（2）在监管上，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立法尽在民法领域，民法的特性使得民间借贷仅仅体现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活动，国家对其态度是，在没出现问题时未有具体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出现问题时则是严加打击。因此，关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法民间金融，国家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的，而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法律和监管均是缺位的。

2.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完善

要规范民间借贷并给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阳光化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就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宽金融市场。

（1）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要规范民间金融，首先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金融领域。

（2）认可民间借贷，给予其合法的发展空间。政府逐步放宽金融改革的政策，为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总理在十一长假期间带领财经人员专赴温州调研，提出探求化解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这无疑是加快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的正视。另外，温州市委、市政府为遏制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出台相关文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资金链断裂后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就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等措施，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不断认可、肯定民间借贷并寻求民间借贷规范化之路。

（3）加快立法进程，规范民间借贷。鉴于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状态，应该在法律规范上进行改进。对于民间借贷，在已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使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正名。同时加快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修改，增加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普遍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如《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基本原则、期限、利率、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等，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依法合规进行，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创新机制，加强民间借贷监管。在融洽的金融环境和有效地法律规范之上，我们还要创新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在监管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吸收正规金融机构的经验，另一个方面要根据民间借贷自身的特征积极创新。

首先，形成多元化监管主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配合，促进民间借贷自律机构的形成。其次，区分监管方式，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形式做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可以做消极监管，引导双方当事人尽量采用合规的借贷合同，减少纠纷；对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要加强监管，规范借贷合同，建立借贷登记制度，以对借贷规模、资金用途等进行积极监测；对于有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对其资质、信用度、运营方式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再次，培养专业的民间金融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知民间借贷监管业务知识，增强对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方便及时有效地收集相关信息。最后，创新监管制度，建立民间借贷存款保险制度、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民间借贷征信体系、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逐步形成一个安全、诚信、稳定、可控、能预见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中央民族法学硕士论文

[2]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3]黄向红.完善法律制度 脱范民间借贷软环境.改革与理论，2002（1）

[4]许孟洲等.《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5]庄文敏.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建构.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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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企业内部集资建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家琛：《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毛玲玲：《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和刑法应对》，载《法学》，2009年第7期。

[4][德]哈塞莫尔：《面对各种新型犯罪的刑法》，冯军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明德刑法学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载《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载《法学家》2004年第三期。

[7]曹莉薇：《金融犯罪的刑法学思考》，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提交。

[8]周文天：《资金链断裂频现 温州急救中小企业》，新华网2011年10月10日，http：///fortune/2011-10/10/c_122134550.htm。

[9]李祎征：《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监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提交。

[10]陈鹏：《非法集资法律规制透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提交。

第6篇

［论文内容摘要］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由农村中的个体、家庭和微小企业等经济实体投资和经营，依靠民间信用，在官方监管之外的金融交易。主要形式有：民间借贷、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近几年，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资金规模较大、分布地域广、发生率存在地区差异、利率浮动大的特点。农村民间金融虽然表现出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但相对于制度化的正规金融组织而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一直没有合法地位，处于灰色地带。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成因分析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广泛存在，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新农村建设中，资金需求旺盛是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原因。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倾向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建房、买车等炫耀性消费上，而不是投资生产。这种消费方式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效应，刺激其他农民效仿，结果造成私人赤字，对付这种赤字的手段不外乎：民间借贷、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大型的农用机械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更需要大量资金，尽管国家给予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的投资需求，因而农民需要依赖民间借贷。

2.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闲置资金较多，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农民个人收入显著提高，社会闲散资金也就随之增多，为民间金融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大量的民间资金便急于寻找出路。农村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信息体系不发达，相关的配套设施缺乏，农村没有证券营业部，农民无从获得股票、外汇市场的即时信息，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开发不够重视，对其产品的宣传没有深入到农村市场。适合农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的缺乏，造成农民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3.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三农”功能弱化。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股份制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组成，而资本市场、信托等其他金融形式在农村几乎不存在。现有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呈现出“脱农”的特征：（1）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农村市场退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2）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空间越来越窄，难以充分发挥政府金融支农的作用。（3）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不少选择了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模式，使得农村信用社改革越来越远离合作金融。（4）邮政储蓄只吸纳存款，不发放贷款，吸收的存款除少部分以支农贷款形式返回农村外，绝大部分流出农村。据统计，平均每年全国通过银行、邮政储蓄两条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6000亿元左右，平均每个县3亿元。

4.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紧缩了正规金融供给，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2004年以来，针对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平抑物价、遏制经济过热，采取了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如调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利率、减少了货币供给、收缩了银行信贷等，使得市场资金趋紧。造成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转而寻求民间融资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

5.民间金融运作自身所呈现的独特优势。（1）民间金融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低。民间金融由于交易双方在地缘、人缘和血缘上的便利，因而能够低成本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软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好识别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时了解贷款的风险程度，进而降低贷款的监督成本。（2）民间金融的门槛较低、程序少。银行贷款手续繁杂且收费较高，与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资金需求短、快、急的特点不相适应。而民间金融经营方式灵活，手续简单，一般情况下，既无需贷前调查，也无需贷后检查。（3）民间金融的担保机制灵活。民间借贷双方居住地域相近且接触较多，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抵押和担保的可以用于民间借贷市场中，如房产、土地、设备等。同时，民间金融市场上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借贷双方在确立信用关系的同时，信誉担保会给借款人施加更有效的约束。

二、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绩效评价

民间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具有天然的生存优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把“双刃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1.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积极影响。（1）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满足农户的消费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尤其是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比如婚丧嫁娶、修缮房屋、看病买药等。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的信贷约束在正规金融组织中得不到缓解。而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正规金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户的消费需求仍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信贷约束仍然存在。该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使得农户受到的消费限制进一步降低。因此，无论正规金融发达与否，地区民间金融始终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有助于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其持续发展。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资金瓶颈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从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例偏低以及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份额逐年减少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这种压力，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融资渠道。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等六百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金融市场是其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3）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由市场自主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4）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必将发生许多变化。这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气氛，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尤其对打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事实上的垄断局面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民间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农村正规金融的这种回应行为也有助于民间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便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5）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农村民间金融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一，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其二，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从业者。

2.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1）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来，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下降。例如，当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加强信贷活动，以牟取更多利润，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另外，民间金融活动的隐蔽性导致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税收无法收缴。按照国家规定，储户利息收入必须缴纳所得税，但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国家没有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2）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还不规范，内在风险较大，一旦释放出来，不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民间金融的发展容易导致信用危机，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障，而民间金融组织不但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证和法律规范都没有，因而潜在风险极大。此外，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加之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具有投机性和非法集资等特点，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攸关，一旦产生风险，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3）民间金融的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经营风险大。处于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人员素质也不高。此外，民间金融机构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极大。（4）一些民间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民间信用体系的运转，有可能演变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严重。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不同于南方，南方的民间金融是建立在中小经济的需求之上的，颇具民营中小银行的雏形。东北则不同，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严重的非法性，甚至牵涉到黑势力，潜伏着无法预计的危机。

三、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管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具有分散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使其风险大、可控性差。面临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退出风险等，为此，应加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明确国家对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条例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也必须按照法律规范经营，以减少经营风险。二是明确民间金融管理的主体、职责和内容，对民间金融的用途、期限、利率做出指导性的规定。另外，还应加快农村保险和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农业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等。

2.加快利率化市场改革，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与经营风险挂钩。以小额信贷为例，由于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而农业易受自然条件、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贷款风险较高，再加上每笔贷款数额虽小，但都需进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管等，相应管理成本较高，这些都需要市场化的利率来弥补。然而，如果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目前的低利率管制和有限的利率浮动空间将无法补偿农村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农村金融监管组织，对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利率，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条件之一，也是金融资源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的基本标志。

3.探索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是在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其作用是及时转移和化解民间金融组织出现的风险，防止危机的蔓延。设立由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危机对本区域内各金融机构的影响，进行追踪分析、预测，建立警报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金融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严重问题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避免危机的蔓延。危机处理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类是救的，主要是针对经救助后有可能继续维持经营，并能逐步化解风险的金融企业，救助的方式主要有股东注资、新募股、债转股等自我救助方式以及收购、兼并、政府注资、央行再贷款等外部救助方式。另一类是处置性的主要针对危机严重恶化、救助成本极大、或虽经救助仍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企业，处置的方式主要是有条件破产，如兑付个人存款后行政关闭、兑付个人存款后托管、清理完债权债务后清盘破产等。

4.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连接，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正规金融的服务不到位所导致的。因而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和服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替代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另外，要充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民间金融的信息和履约机制的优势，将二者连接，构筑一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李丹红：“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载《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2.赵连友：“我国民间金融边缘化问题及对策研究”，载《新疆财经》2006年第6期。

3.莒娜：“论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载《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2期。

4.朱信凯、刘刚：“非正规金融缓解农户消费信贷约束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4期。

5.柳松、程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缺陷与治理”，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8期。

6.乔桂明：“江苏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载《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9期。

第7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困境；法律规范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6]　刘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南方论刊　．2011（5）．

第8篇

关键词：网络借贷平台 法律问题 监管

一、网络借贷平台的含义和特征

网络借贷平台是依托互联网，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摆脱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中间人参与整个借贷过程，为借贷双方提供进行投标竞价以达成借贷合意的场所及融资服务，并在促成借贷行为完成后向借贷双方收取服务费的融资平台。

简要言之，凸显网络借贷平台的是如下一些显著的特征：

首先，在登记准入机制上看，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不需要银监会的审批，仅由工商行政管理中心核准登记；从主体资格角度来说，网络借贷平立于借贷双方，其业务范围不涉及信贷；再次，从服务内容和合同关系发生空间言之，网络借贷平台上涉及的主要贷款类型为小额贷款，且借贷双方的借贷合意通过网络达成；另外，不同于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的是，网络借贷平台并不负责对贷款的流向进行监控；与之相应的是，网络借贷平台设立风险储备金，为平台在准备金限度内代为偿还借款的承诺。

从现行立法规制的情况看，根据2015年8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若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仅仅是居间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若网络借贷平台通过网页、广告或其他媒介明示或有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的，则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从服务流程来看，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采用竞投标的方式，由借款人在网站上填写自己的身份信息、收入状况、联系方式、工作证明、银行卡号、住址等基本信息，并在网络平台上注册成为借款人后，发表借款需求，填写借款理由、金额、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贷款人对此进行竞价达成借贷协议。在竞投标行为完成后，借入的资金会自动地流入借入者的银行账户，同时网站会系统地自动生成电子借条，并以电邮的方式发送到借款者和放贷人的电子邮箱中。

二、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分析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解释》来看，网络借贷平台已被立法者及司法机关冠以居间人的法律性质。诚然，基于网络借贷平台本身独立于借贷双方、借贷双方提供融资服务并在促成交易后向借贷双方均收取服务费用的特性，网络借贷平台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居间人。

但笔者认为，将网络借贷平台界定为居间人仅是在民事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制，若仅限于此，则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运营和市场退出则与一般的民事法人主体相同，仅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即可。鉴于：（1）网络借贷平台上整合了借款人的放贷人的个人信用信息；（2）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服务属于金融融资服务，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模式分析，放贷人在网站上可以将自己所有之同一笔资金同时出借给很多的借款人，或是将一笔较大金额的借款分成很多份，由不同的放贷人来竞标认购，这类似于传统的债券型理财产品。如果仅将网络借贷平台定性为居间性质而不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的金融监管，在借贷双方违约情况下，网络借贷平台只要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证明其已经将订立合同的事项如实告知了借贷双方，则可免于承担任何责任，但不排除其打着为借贷双方提供订约媒介服务的旗号进行着非法集资的行为。因此对网络借贷平台仅仅限于民事层面的监管不利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据此，综合各方面的利益因素，笔者认为不妨将网络借贷平台定性为准金融机构，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以其设立应当经过金融监管机构的前置审批。

三、确立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监管制度

有效的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活动有序进行，确保借贷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但由于我国尚未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借款人无故欠款，放贷人无法正常收回借款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网络借贷平台由于自身资金问题也不断涌现关闭潮。因此，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准金融机构性质，为确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主体

如前所述，网络借贷平台具备准金融机构的性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予以监管。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应当事先经过银监会的审批，并审核批准平台所涉及的与金融服务有关的业务范围，在取得银监会的审批后，由工商行政管理居对公司主体进行工商核准登记。另外，由于网络借贷平台依托互联网，因此，互联网通信管理部门和公安网监部门也就有必要对网站的言论进行监管。

（二）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

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准金融机构法律性质，应当参照小额贷款公司以及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将网络借贷平台纳入金融监管体系。

（三）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市场准入监管

对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是指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条件进行监管，具体包括：（1）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进行前置审批，笔者在前文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处笔者强调应当对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主体予以法律上的确认；（2）鉴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组织形式采取的是公司制，因此其设立的组织形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的相应规定；（3）鉴于借贷双方在网络借贷平台上流转着大量的借贷资金，为保护借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该些资金与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资本进行划分，这要求监管主体对此进行监管，要求网络借贷平台对两类资金分别管理使用，即通过网站流通的现金流不是网站的自有财产，在借款竞标完成并经网站最终审核后，须立即将放贷人贷出的资金转移到借款人的账户，网站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挪用网站上属于放贷人和借款人账户上的资金。

（四）对网络借贷平台市场运营进行监管

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对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运营进行监管主要包括：（1）明确网络借贷平台既不吸收存款，也不进行放贷的业务经营范围，网站不得进行非法集资。（2）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网站应当认真核对放贷人与借款人的基本信用信息并予以登记；应当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纠纷解决机制；要求网站在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客户利用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应当立即停止为其办理业务；要求网站对资金的流向进行必要的监督（3）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保密义务。规定网站对放贷人和借款人的信息应当妥善保管，不得对外予以泄露，并对泄露信息的主体予以严惩。

（五）对网络借贷平台市场退出进行监管

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发展尚不未定，随时都有终止并退出市场的可能，但由于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金融融资服务，其平台上常常会存在大量借贷资金流转的情况，涉及民间借贷市场。因此，对于网络借贷平台进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十分必要，据此，笔者认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网络借贷平台出现诸如重大经营风险、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出现严重亏损致其不能再继续营业的情形时予以吊销其业务许可证的权力。

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繁荣了民间借贷市场，填补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空白，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难题，但其法律定位还需进一步准确界。笔者对这一新兴事物感兴趣而作此文，并将会继续关注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状况，结合实践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金永熙.新编民间借贷实务379问.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史山山.网络借贷中介平台的法律规制研究.特区经济，2011（06）.

[4]孙之涵.P2P网络小额信贷探析.征信，2010（3）.

第9篇

论文摘要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决定了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针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特点，提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命脉。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在城市金融深化改革程度日益提高和金融改革逐渐显现功效的同时，农村金融却问题颇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金融发展满足不了农户的基本需求，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不规范问题等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存在问题，对认识和解决农村金融抑制，推进金融深化改革有重要意义。

1农村金融市场的组织体系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存在两大格局，即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前者为主导，多种非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正规金融机构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如我国的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合作银行、保险公司、典当业等。非正规金融机构是指非法定的金融组织，即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和自发的乡村组织等。

2农村金融抑制

2.1融出资金抑制

融出资金是指经济主体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渠道借入资金，农户实现资金融出，只有增加资金供给才能让农户真正受益，而事实却非如此。

2.1.1农村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从农村资金供给的主体来看，有乡政府、村集体、乡镇企业和农户，而乡镇企业由于管理落后、效益低下，资金积累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农村每一主体，他们的储蓄能力都十分有限，且急需外部资金供给。受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村资金一直是游离农村，进入城市，而且农村资金离农倾向愈加严重。

2.1.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的资金在以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农村还在向城市输血，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储蓄网点每年吸收的农村资金为5 000～6 000亿元，这笔巨款资金由此内部系统注入城市。2003年12月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7 679亿元，全部转存中央银行，其中65%来于县及县以下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1978～2000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造成的净流出资金高达6 157.9亿元，仅2000年1年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就流出4 639亿元。可见农村资金流出态势还在加剧。

2.2融入资金抑制（资金需求受堵）

融入资金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借入资金。融入资金抑制的问题就是资金需求的问题。

2.2.1农村融入资金主体细化。虽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供给服务的机构多种多样，但这些需求服务对象只有3种，农户、农村企业和政府部门。三大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层次再细分类又是一个资金需求的方向，是资金需求渠道的细分系统。

2.2.2农户融入资金受堵原因。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也是农业生产的投资主体，农户的投资行为直接决定着农产品和市场的有效供给，决定着农户的经营收入。农户贷款是农业信贷的基本形式，农户对借贷资金的需求与农村金融部门借贷支持存在较大差距。

（1）主体因素。农户、乡镇企业和基层政府部门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三者之中农户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农业生产周期长、收益小、季节性强等特点，直接影响农业的资金周转和回收。

（2）客体因素。由于正规金融服务的缺位和不完善直接造成非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壮大，农村正规金融服务急剧萎缩。农村信用社一直被当成中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经历了20多年不断改革和发展，农业资金投入短缺，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贷款难问题仍然突出。

3推行金融深化战略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着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分别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与促进的作用，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是指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在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之后，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刺激社会储蓄总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于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融资效益。

3.1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规范农村合作金融

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三农”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支农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双重目标需要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规范股金管理，改善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转换经营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强化社会监督和制约，逐步培育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二是坚持商业化支农方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产权形式，都需要自己能在农村建立起稳定增长的信贷资金供应机制，坚持市场化、商业化取向。若被迫牺牲商业利益去实现社会责任，则不可能持续发展。三是坚持区域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又不一样，因此，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应充分调动各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同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按商业化取向，中西部地区要向市场化、商业化方向发展，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3.2推进农村民间金融合作化，重构农村合作金融

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就必须让已存在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合法化、公开化、规范化、重构在农村居民自愿基础上的新合作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为农村合作金融提供有益补充。通过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等法规体系，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使其充分发挥对农村融资的补充作用。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管理就需要，一方面，规范民间借贷协议，明确民间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必要的资金借贷登记，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准确地掌握民间借贷活动，介于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市场化原则，结合区域小额贷款机构的实践经验，建立及时有效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式金融。此外，建立灵活的民间金融监管体制、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机制，保护和补偿中小规模贷款人的利益，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3.3强化农村信贷管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10篇

[论文摘要]民间高利借贷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然而我国对民间高利借贷尚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实践当中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的司法干预出现混乱的状况。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以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推导出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进行司法干预的机制设想。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统一的司法解释，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符合立法原意，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出师有名，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第11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1-0032-06

金融危机后中国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尤以小企业为甚。其中以融资困难最为突出。经济危机使银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为了防止不良资产的上升，银行乐意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中筹集到资金。虽然政府为帮助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频频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成效甚微。资金短缺仍是阻碍多数企业发展创新的难题。

为了解决融资困难，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跨区域发展的民间借贷受到了中小企业融资垂青。由此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它不仅挽救了多数企业的生命，而且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创新的契机。但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管理规范，更没有对民间借贷给予法律上的合理定位，因而，难以避免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事件。鉴于此，中国必须加快建设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制度，积极地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防范民间借贷引发的各种类型的风险。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及其新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

民间借贷属于民间信用形式，国外学者大多是以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界定民间借贷的内涵，他们以是否处于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监管范围之内或者是以相关的资金融通活动有无经过正规金融体系为标准来定义民间借贷的内涵，非正规金融，指未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查批准的，并且不受监督管理的、活跃于金融法规边缘的资金融通活动[1]。在国外，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货币借贷、民间互助会、信用合作社。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多称之为“地下金融”、“体制外金融”、“民间金融”、“非正式金融”等；国内学者多从企业的融资活动是否得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可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批准的角度来定义民间借贷。如张宁认为：“民间借贷即非正式金融是指未得到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正式形式认可或直接认可的金融活动。”[2]

对于民间借贷，学界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从非正式的金融机构进行的融资行为都属于民间借贷；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是民间信用，但并非民间信用的全部，民间信用还包括要回、标会、太会以及民间组织之间发行股票、债券甚至办理钱庄等；第三种观点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区分民间借贷。广义上，民间借贷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借贷，还包括私人之间、企业与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狭义上，民间借贷仅仅指民间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参见：王春宇《民间借贷发展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集》，第2页）；详见：《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学术讨论会综述》（《金融与经济》1986年）。。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笔者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发生在企业之间、私人之间以及企业与私人之间，并且借款人到期偿还出借人本金与利息或者仅偿还本金的行为。笔者主要从广义上来研究民间借贷的相关风险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新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但经济条件的不同，使民间借贷产生的风险也各具特色。

1.民间借贷较之以往规模有所扩大

现今民间借贷大规模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单笔借款金额增大。在20世纪80、90年代，民间借贷以生活借贷为主，主要是为了缓解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此时民间借贷的单笔资金量低，随着生产的发展，民间借贷朝着生产性借贷的方向发展，单笔资金量不断增高，单笔借贷规模也相应扩大。二是从总体上看，民间借贷资金总额增大。“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年全国民间借贷总规模可达7 405～8 164亿元。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达9 500亿元。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参见：董伟《报告称中国民间借贷总规模超4万亿 潜在风险大》（《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 如浏阳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诉讼标的扩大，2011年案件标的达1.1 亿元，为2005年的12.1倍。一批债务人单个案额均逾3 000万元参见：唐志强《民间借贷如何走向阳光地带》（《中国审计报》，2012年4月）。 。

2.民间借贷已呈现出跨区域发展的态势

传统型的民间借贷，其形式不过是亲友之间“一对一”形式的借贷，这种借贷方式主要是依靠亲友之间的相互信赖。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较之于欠发达地区更加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突破了亲缘地缘关系限制，它不再拘泥于亲人之间的借入借出，而是通过他人介绍或者专门的中介组织牵线搭桥发生的跨行业跨区域的借贷关系，民间借贷也开始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发展。

3.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增大

由于民间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有关专门从事借贷活动的放债人和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出来。有的为获得介绍费，为借贷双方创造借贷契机；有的则在向借贷方借取资金的同时又把借来的钱转贷于他人或者企事业单位以赚取利差。这样，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地下钱庄、金融中介公司等各机构混合发展，呈现出“全民借贷”的发展形势。

4.借贷资金的使用多样化

传统的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解决日常生活资金的周转需求。但从目前情况看，民间借贷资金更多的是解决企业自身出现的经营危机。民间借贷资金的用途范围扩大，从解决生活困难发展到解决企业发展的瓶颈。资本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商业竞争也愈演愈烈。由于制造业所带来的利润越来越低，而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却能带来高额利润，于是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便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入投资领域。还有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仅仅是用来单纯的“炒钱”参见：赵洋《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哪里》（《金融时报》，2011年10月）。 。

另外，经研究发现，民间借贷的公开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析

鉴于民间借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防范其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对民间借贷在交易活动中的风险予以分析，以便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制。

（一）民间借贷风险的种类

由于民间借贷规模的增长、范围的扩大、资金用途的多元化以及借贷主体的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不同的风险类型。关于民间借贷的风险类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体风险

第一，关于放债人。传统的民间借贷具有“草根性”，是一种依赖于信用的带有亲缘地缘关系的借贷方式。这种借贷方式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因此信息比较透明，且放债人对借款人所借款项的用途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风险相对较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突破了亲缘地缘关系限制，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借贷。作为贷方的一方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条贷方链条，从而使处于链条尾段的放债人与借款人无信息上的联系，对于借款人的资信能力、还款能力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从而使民间借贷跳出了既有的运行轨道，使放债人扩大了放债范围，这就凸显了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进而使放债风险上升。一些从正规金融渠道融不到资金的借债人，由于处于企业的初创时期或成长时期，其自有资金不足，其相关的项目前景难预测，风险也相应地难以把握，而放债人由于信息渠道狭窄得不到借债人充分的信息，甚至无法得到真实的信息，从而承担较大的风险[3]。

第二，关于借债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容易导致借债人过度地负债。民间借贷相对于从正规金融借贷其自由度较高，借贷所办理的手续简单，速度快，借债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数额较大的资金，而且审批的程序较为宽松，因此往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一个借款人向多个贷款人负债。借款人过度负债，进而造成资不抵债，无法还清到期债款，使债权人面临风险[3]。另外，在现实中还会存在借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使用假身份证借款的情形或者借据落款由他人代签的借款情形。这都会给债权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用途风险

由于没有相应的对借款用途的监管，部分借款人恶意借款恶意借款指借款人筹集资金所指向的对象为非法用途的借贷关系。 。中国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都认为，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款是为了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活动，那么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往往有借款人筹集资金是为了从事非法活动，特别是用于非法的黄赌毒的借款，由于放债人没有得到相应的信息，那么一旦借款人运用借来的款项用于非法活动，借贷人对于如何证明自己事先“不明知”的问题很难予以说明，如果证明不了，国家法律则对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那么借贷人就只能自己承担风险。

3.借据风险

中国有着相互帮助的优良传统，身份制度在民间尤为盛行，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范围之内。民间借贷活动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并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化，维系双方合约关系的不是相互之间的法律观念，而是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双方之间很少要求有规范的契约合同。借贷双方唯一的借款凭证就是不具有规范性的借据，有的甚至连借据都没有，仅凭双方的口头约定，这样在产生纠纷时很难实现借贷行为的目的。另外随着借贷范围的扩大，企业之间为了规避法律也不采用正式的契约合同，借贷关系越来越复杂，数目越来越大，单纯的打借条不仅会阻碍正常的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还会造成借据无法成为法院判案的证据而失去胜诉的可能性2001年4月，某村张某拿一张内容为：“收到张某人民币5元整，年利率10%。李某”，落款时间为2000年5月6日的纸条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定被告偿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5 000元。最后法院判定，该纸条因相关要素不齐全，并不能断定为欠款凭证，原告败诉。 。然而当债务人恶意借款、借款后失去了还贷能力或由于其他的原因逃避债务时，受害者将很难取证，从而使纠纷无法得到公正解决。

4.担保风险

经济危机之下，银行信贷额度从紧，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需满足较高的条件，因此大多数企业只能把目光投向民间借贷。而商业性担保公司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便转移业务，不得不采取以吸引普通民众为中小企业投资的办法来维系企业的生存。另外，由于民间借贷费率高额，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诸多民众为了赚取高昂利润，往往不顾其中的借贷风险而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一些担保机构更是鼓吹投资回报率，故意规避担保风险引诱投资者，使得许多普通大众盲目参与投资借贷活动，使其承担较高的风险[4]。

部分担保公司为了筹集资金以高息吸引投资者，若到融资人期无法偿还贷款，由于合同内容的不合法性，投资人就将承担不完全受法律保护的巨大风险。

5.利率风险

现今，民间借贷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原因之一就是其高利率高回报率。投资者为了追求高回报，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民间借贷，以求“钱生钱”。近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额度下降，使民间借贷看到了新的发展契机――“量价齐升”。就温州而言，2011年温州借贷利率水平超过了历史最高数值，一般月息为3分到6分，有的甚至达到了1角至1角5分。而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利率是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法律不予以保护。如此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这种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很难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那么投资者就得承担巨大的风险。

（二）民间借贷的风险成因

1.企业自身的缺陷

一些中小企业，其管理水平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经营能力低下，盈利能力差，相对应的还款能力差。这些不符合国家当前产业政策的因素，制约着银行贷款的成功率和贷款规模。原本应该产业升级改造或者关闭的企业，因民间借贷，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种发展弱化了企业自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调控动能，经济发展出现盲目性和非理性的倾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使那些为了追求利益的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视而不见，盲目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借款人正是抓住出借人的逐利心里，而将经营风险转嫁于出借人身上，如果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所借的款项很难在到期时偿还给出借人，那么投资者就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

从中国现行立法看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散见于《民法通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41次会议通过，199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自1999年2月13日起施行。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法律根本不能解决复杂的民间借贷问题。

第一，从私法的角度看，法律没有必要限制依据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而产生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法律规范之间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所以对于相同的行为可能依据不同的法律进行评价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宪法》认可运用自有资金放贷是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同时民间借贷行为也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但是按照《贷款通则》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遭取缔。并且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机关对于同一案件引用不同的规定，判断标准不一致，也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处理。参见：张立先《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防范路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 ，以至于作为依据私法自治产生的民间借贷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第二，从公法的角度看，民间借贷被认定为非法其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很难从已有法律的层面上清楚地认定其为非法行为或者为合法行为。现行法律对于“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合法的民间借贷”，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5]。正是因为法律对民间借贷态度的不明确性，导致在实践中很难正确把握到底何者为正当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因此而存在法律制度方面的风险。

3.金融监管不健全

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规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地方政府为辅。后来于2003年实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又规定由银监会负责履行对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职责参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4条规定。 。这就导致了央行与银监会在对民间金融组织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产生冲突，监管主体职责范围不明晰，进而出现各个监管主体在履行职责中互相推诿亦或是争相监管的局面。

另外，中国金融监管制度起步晚，而民间借贷处于正规的金融机构之外，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凭借现有的监管手段，难以获得有关民间借贷真实有效的信息。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只能以事后加强管理的方法来达到监管目的[6]。政府对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使得民间借贷不仅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极大地抑制，名不正言不顺，进而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畸形。

三、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规制

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地持反对态度抑制其发展，应该进行合理地引导，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其规范化发展。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修改、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由于上述民间借贷产生的风险，因此修改、制定相关的法律，加强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建设，对于民间借贷具有重要的意义。

1.准确合理地界定中国的民间借贷

合理地界定民间借贷对其规范化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给民间借贷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应当吸取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基本法律，使民间借贷走出“灰暗地带”，如制定《放贷人条例》，规定作为放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7]。以《放贷人条例》来保护资金所有者放贷的权利，尊重投资者对其财富使用的权利，确保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发挥民间借贷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作用。

其次，修改《刑法》条文中有关金融犯罪的条款，正确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不同之处。中国《刑法》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未规定其具体的构成要件，并且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也未作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将民间借贷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予以认定，这将抑制其发展甚至会使民间借贷畸形发展，使法律欠缺了其应有的可预测性。完善《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条款势在必行。另外，《刑法》第179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与《证券法》也不一致。《刑法》规定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的证券经过有关部门核准即可而并非批准。因此，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对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的行为进行规范，对于公开发行的，规定其必须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核准；对非公开发行的行为，由于不涉及不特定人的公共利益，不应当一概地采用刑事责任进行规制，这也与 2005 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0条《证券法》第 10 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2）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规定相协调。

最后，法律也应当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罪的区别。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判断标准，正当地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对于减少犯罪，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社会主义管理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2.确立借贷双方的资格

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如《合同法》已经明确认可私人之间、企业或其他组织和私人之间的借贷，但是法律仍然禁止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在法律上，企业具有独立的人格，尊重其自由运用财产的权利和尊重自然人自由运用其财产的权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贷款人条例》上赋予企业间自由融资通融的权利。为了防范企业之间借贷带来的风险，可以要求企业之间的借贷以信托的方式进行，并可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8]。

3.实行市场化利率

近年来，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合法与否也不应当以利率的高或者低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在民间借贷中贯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即民间借贷利率以当事人的自主约定为主。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所以应尽快创造条件取消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控制，实现利率市场化。但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也不是说民间借贷的利率没有限制地高，国家对利率放开管制后，会呈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率标准，并且利率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上下波动，因此不会出现太大的反差。但是民间高利借贷首先是一种金融服务，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社会后果，所以应当在实行市场化利率的同时，加快制定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机制和法律机制作为市场化利率的配套措施。

4.规范借款合同及民间担保

通过《合同法》第210条规定可知，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书面形式并非其唯一的表现形式，因此一旦借贷双方发生纠纷，不但双方举证困难，而且法院也将无法查明事实，从而不利于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无法实现借贷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了防止纠纷的发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用法律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合理的干涉，规定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以便发生纠纷时有据可查。

对于民间借贷的担保，在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制定专门的规范民间融资的担保法规，规范担保行为，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的法律体系，规范民间借贷的担保业务，降低担保风险。

（二）完善法律监管

民间借贷的有序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为保证民间借贷活动的稳健进行，需要对其资金运转进行必要的监管。监管主体上，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行使对民间借贷的监督权。监管手段上，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聘任具备相关金融知识的专家，设立危机评估机构，配合监管主体，监测民间借贷引发的各种风险，并以此来研究应对风险的各项措施。建立市场化的民间借贷机构的退出机制，制定退出标准，完善退出审批程序，进而加强民间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以此使普通的借款人也能够了解民间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陈宋阳.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集，2010：5.

[2]张宁.试论非正式金融[J].当代财经，2002（11）：34-38.

[3]周红岩，曾立平，李文政.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新特点与应对措施[J].经济与金融，2008（1）：50-52，67.

[4]藏博，何永新.间借贷融资担保风险之法律研究[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1-25.

[5]庄文敏.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建构[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集，2006：20.

[6]崔百胜，霍学喜.简论民间信贷成因及其治理对策――从金融监管者角度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29-31.

第12篇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mportant ro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ontrast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is obviously inadequate，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China. Too simple， centralized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s omission obviousl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hadow banking as a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gulatory norm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an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and provide new approaches to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关键词： 影子银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Key words： shadow banking system；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financing problem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2-0143-02

0 引言

在今年六月，信贷市场上出现“钱荒”现象，迅速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在商业银行收紧银根的同时，中小企业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寻求帮助。在这一市场上，活跃着大量冠名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相当于“资金中介”的机构，在信贷市场上广泛出现。它们是将民间散的资金归集起来，在通过自己的平台向中小企业放款，从而获取高额的利差。这类游离的机构被业界称为“影子银行”。

1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

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提出并广泛采用的，主要是指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市场型非银行机构。中国银监会2012年报首次明确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年报强调，从实践看，我国绝大部分的信用中介机构都已纳入监管体系，并受到严格监管，银监会所监管的六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商业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不属于影子银行。”

我国现有影子银行业务大多为委托贷款、信托、小额信贷乃至典当行业务，同时也发放高利贷业务。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银行理财业务资产规模约为7.1万亿元，而中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约为7.5万亿元。而根据惠誉的估算，2012年底银行理财业务资产规模约为13万亿元。由中国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最新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称，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自2010年以来发展迅猛。2012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到14.6万亿元（基于官方数据）或20.5万亿元（基于市场数据）。前者占到GDP的29%与银行业总资产的11%，后者占到GDP的40%与银行业总资产的16%。

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以深圳市为例，通过深圳市的银监局的《2011年3季度深圳中小企业运营暨金融服务分析报告》了解，2011年深圳市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急剧加大，虽然没有出现普遍倒闭问题，但是，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非常显著，已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这种融资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现有金融体系所导致，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融资渠道单一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内源融资，包括业主自有资金、向亲友借贷的资金、风险投资以及企业营业后积累的资金等来源。二是外源融资，其中又可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形式：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融资，包括各种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等；直接融资是指以股票和债券形式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及通过向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的方式融通资金。目前在我国主板上市的企业共有1000余家，绝大多数均为大型企业，仅有少数产品成熟、效益好、市场前景广阔的中小企业可以争取到直接上市筹资。而在债券市场上，中小企业暂时还不是券商的备选企业。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间接融资，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就成为了其获得资金最为重要的手段。

2.2 融资成本高昂 商业银行考虑风险因素，存在着嫌贫爱富、驱大弃小的本能。银行在办理中小企业贷款存在着体制、技术及成本的不对称，其中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降低了他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和对于国民经济整体的调控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种不对称。自2010年来，国家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银行的可贷资金大量减少，造成银行议价能力普遍增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至30%。而中小企业自身缺乏令银行信任的足够资产与担保，银行提供的抵押贷款，中小企业没有足值的资产抵押；担保贷款，则又普遍缺乏担保机构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更进一步的信用贷款，中小企业又存在信用低的问题。

这种融资体系失位的弥补者是影子银行，其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逐年上升。被视为其中主力的小额贷款公司迅速扩军。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7月29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086家，数量规模上的攀升必然导致贷款数额的上升，贷款余额7043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1121亿元。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95%处于盈利状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毛利润率约为30%，资本利润率约为8%，接近社会平均利润率。

3 影子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

3.1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从影子银行的资金供给来看，影子银行作为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的一种组织创新，在具有信息和交易优势，并为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由于影子银行往往在地域、社会和血缘等方面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市场上的借贷双方都保持这相对频繁的接触，相对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灵活便捷，条件宽松，所以在这两项优势的作用下，影子银行可以在资金与服务上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影子银行往往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70%的资金应用于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这种原则的直接受益人便是广大的中小企业，随着影子银行的不断发展壮大，解决了部分中小企业生产资金需求，对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2 释放宏观政策调控造成的流动性压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为了消除危机影响，就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流动性市场进行补充，而201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为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一情况在今年达到了一个顶峰，出现了流通领域内的货币供应不足，直接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收紧银根，而国有企业的抗击能力强，银行一般也不会让其资金短缺。但对中小企业则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失去银行这一直接融资渠道的支持，流动资金的缺口就会使得这些企业的运转无法维持。由于监管体系和影子银行自身特性，使得宏观调控对影子银行的影响相对较弱，为了减小部分市场流动性风险，就需要增强中小企业应对宏观政策变动的防控能力。

4 影子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4.1 融资成本逐级上升，中小企业承担风险较大 银行贷款的成本最低，但是受到信誉度的严重制约，导致很多企业出现贷款难的局面，这时候方便灵活的银子银行就作为企业短期资金需求的补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创立的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利率在20%到35%之间，而当地商业利率约为10%到13%。世界银行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率为15%到20%。而在国内中小企业正面临较高的信贷风险，体现在借贷利率高达20%或以上，甚至高达40%～60%的民间高利贷市场较为活跃。虽然能够暂时解决困难，但是短期内不能偿还，就会对企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4.2 影子银行融资难以追踪和监管 由于国内银行业监管体系存在漏洞，影子银行能够与传统银行相互合作或作用，将信贷扩张表外化，实现银信合作。通过此类合作，银行可以不采用存款向外发放贷款，而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向中小企业贷款。这样传统的商业银行始终处于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媒介链条中，并通过银信合作等方式将资金转移出受监管范围，形成监管套利。而在信贷市场上，有很多企业通过银行渠道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然后再将钱放到民间信贷市场获得暴利。但是当这种信贷链条出现风险的情况下，安全性就会受到威胁。在一些金融机构较为聚集的地区，一些银行在“跟风”的情况下发放贷款，这就使其的信贷资金超出企业正常经营范围，就会造成对影子银行融资追踪与监控有很大的困难。

5 政策建议

国内影子银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由于影子银行体系存在局限性，因此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从改革现有金融体制入手，第一，积极拓展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融资渠道，加快建立直接融资市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融资市场单一化的现状。第二，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规范其在信贷市场上的活动，鼓励其进一步的金融市场创新，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促进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在更深层次上弥补当前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不足。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

[2]侯健.影子银行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J].南方金融，2012，6.

[3]周燕.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第13篇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第14篇

论文摘要：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韩国金融制度也在不断的进行变革。从韩国金融制度的演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韩国的金融制度是较为实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国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在每个阶段，韩国的金融制度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错，为韩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保障。其发展历程可表示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个阶段。

一、历史沿革

1　自主中立金融阶段。建国初期为了治理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响。1950年5月颁布的《韩国银行法》确立了韩国金融业的民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紧接着其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成立标志了韩国自由中立的金融体制开始运作。在整个50年代，韩国政府都在为巩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颁布了多部关于银行的法律，例如《韩国产业银行法》、《农业银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韩国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　管制金融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金融业进入管制阶段，也是政府主导型产业金融体制时期，金融体制独立性逐渐丧失，转而成为政府推行其产业政策的工具。1962年韩国修改了《韩国银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利，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进入70年代，政府逐渐意识到金融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民间金融市场，调整和转换银行债务，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机构状况，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3　自由金融阶段。1980年韩国颁布了《一般银行经营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银行法》，开始了韩国金融业向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变革，并通过出售银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银行的私营化，以此来刺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但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而没有完成预期的自由化。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韩国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开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发危机时仍有部分步骤尚未实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实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制金融的惯性，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还不够完善，甚至出现了漏洞和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机能在韩国造成激烈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当，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类机构背后大都有工业集团或财阀的支持，它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利率管制放松过急，使韩国国内利率上升，刺激了国外游资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程度，至危机爆发时，韩国企业举借的大量外债加剧了韩国金融状况的恶化。第三，金融监管不够明细化，过于追求理想目标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保护性太强，纵容其盲目扩张而不允许其破产，这些措施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三、韩国金融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韩国金融的稳定，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　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趋势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说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好处之一就是金融业可以明确而直接的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可以集中金融业的力量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韩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管制金融时期韩国的经济得到了腾飞和发展。

2　政府在本国金融业发展中的定位要正确。政府干预虽然有些时候会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这却是防止金融动荡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干预过多就会扭曲金融业，在我国目前可表现为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要减少，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要有力。

3　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革。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率和保证资本充足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加大商业银行经营的透明度，加强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4　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金融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强化直接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运作中的作用，对银行的依赖程度要降低，同时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

第15篇

一、金融控制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环境

1.什么样的金融环境是“可监管”的。历史已反复证明，金融监管的绩效决定了一国金融环境的好坏，而金融环境的好坏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产业政策的落实。金融环境的好坏的衡量标准主要是风险平易效率与经济的可持续、普遍增长两项指标。1998年7月英国制定《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为监管署确定的监管目标为保持市场信心，提高公众的金融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和减少金融犯罪。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抽象的“风险控制”、“稳健经营”等“关键词”。事实是，在一个成熟与富于经验的市场经济体系内部，在一个经历了，也适应于应付经济规律下正常风险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抽象的原则被自然的转化为具体目的，而这一转化的完成证明了金融监管之有效存在之可能性的具备。也即在公平代替特权，基于有限私权产生的理性代替“无限”专制引起的“变态”，信息公开与可预测代替黑箱操作与信息的变化无常以后，经济本身成为一个创造效率的同时平溢风险而非制造风险的过程。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对象实际是作为经济健康、有效增长的副产品或者说是“例外”的风险，在发达市场看来这才叫作具备了可持续的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金融环境条件。

2.20年来我国金融控制条件下金融环境的变迁。“帕累托最优”原则的中国版叫作“改革是一场革命，但稳定须压倒一切”，于是，我国采取对资产存量不作再配置，而在增量的产生与分配上引入市场机制的渐进式改革法。为了防止改革中社会资源流向具有普遍效率优势的体系外即非公有经济部门，政府就必须出面干涉以确保资源不断流回体系内而不是外。这便为金融控制打下伏笔。后随着人民银行法对财政专户向银行透支的禁止，“金融控制”作为一项政策正式被提出，其主要形式有（1）通过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限制体系外及国外金融机构介入，从而拥有最大储蓄份额，尽可能通过金融业从社会集中财富并置于其既定政策目标支配下。（2）对国有银行的表外业务、产融结合、信用证券化等现代业务严格控制，严格实行分业监管。（3）严格的贷款规模和歧视性贷款政策通过政府指令或变相的指令使国有银行长期对国企从流动资金到固定资产投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信贷供给，而1999年占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取得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额仅占其信贷总额的20%。在此笔者所关心的是标志金融控制的这80%的信贷流向是否实现了国企乃至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目标，是否足以佐证控制政策与风险化解在相当程度上的协调性，如果是，那么这又足以证明金融控制防止了金融风险的市场不可控而制度化的这一非市场的异化，从而证成了在市场条件下存在作为例外的可监管控制的风险，也即存在金融监管有效生存的环境条件，但也许不能这样认为。著名学者罗纳得·麦金农认为，在中央财政能力下降以后，政府面对国企不断扩大的亏损，惟一的方法就是金融“输血”，通过金融垄断的方法以高利率向居民“借债”，再“贷给”国企低效使用，这确保了体制内“总量”的增长，“成功”的维持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但问题也是明显的：居民高债权、高收益，国家高债务、低收益，银行高利率、高风险，企业高成本、低效益、低风险，从而在经济改革中潜藏严重的财政、银行、企业三维债危机，如果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使我们相信国家不会最终牺牲百姓，失信于民，恐怕还得加进第四维-——作为债权人的社会公众。再同时联想到90年代中期后由于融资渠道，法律支持等外部条件迟迟不能改善，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出现了全面下滑，这就使得原本体系内的风险全面扩散了。90年代以来，由上述过程制造的银行不良债权规模滚雪球般膨胀起来，间接融资的银行风险越来越大，国有商业银行惟有高度依赖储蓄存款的增幅来弥补国有企业亏损后金融化转移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黑洞，这在中国居民缺乏投资多样化选择的条件下还是可行的，但这一黑洞随着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盈利水平的持续下降而大得难以接受了，以至使人怀疑，以这一方式来获取政府改革目标所需资金的风险是否还是可控与可容忍的。于是，金融控制的重点转向股市、债市，为了给国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将改革在原有目标上维持下去，又要释放由国家承担的金融机构“低效”运营积累的金融风险这一政策要求的“正常”反映。它至少要求:(1)在资源流向上必须是向体系内部门倾斜，这决定了在股票、债券等一级市场的准入上必然排斥体系外部门，这在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中一目了然;(2)风险一定要向体系外“释放”，有学者称之为经济风险社会化，于是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见到前仆后继的“三八七零”（意喻妇女老人为主的小股民阶层）；曾经流行的债转股、国有股减持，更是这一释放过程的高级形式。从道理上看，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对信贷控制的克隆体，但可称之为“金融创新”在于它利用了初步萌动的民众及各阶层即得利益者的暴富心理，从而完成了向社会公众的部分经济风险的直接转嫁；而反过来这又更加刺激了有关职能部门、国企“抓机遇、上规模、努力圈钱”的投机心理，在股市本身风险以外，引发种种“掺杂掺假”的道德风险。但社会对此的承受力与容忍度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如果弱化金融控制，推动商业银行产权改革，放开并加速发展证券市场，则会加速储蓄存款的分流，在债转股等配套措施没有跟进的情况下，规模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有转化为现实损失的可能。之所以现在我们还认为“扛得住”在于一切的制度化风险尚未全面爆发。而这一暂时的平静很容易的成为所谓“稳健”的佐证，就跟我们总是把“持续发展”当成“可持续发展”一样。而它之所以没有爆发，也许是由于风险的相当部分已通过“社会化”分摊到老百姓的头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对“帕累托最优”的追求确有成效。风险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尚未达到那个爆发的“阈值”。中国加入WTO，这一切异质因素的介入会不会改变这一阈值就难说了，这实在值得专业人士仔细研究。此处的结论是：金融控制对制度风险的产生与积累的负效是我国金融风险监管所处的重要现实环境之一；以制度风险为主的金融风险不是通过金融监管能有效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作为例外的风险，制度风险从其产生到积累，到现阶段的“平稳”状态的保持与理论中的金融监管的绩效没有明显的联系。二、金融控制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