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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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网络金融；特征一、网络金融概述

一）网络金融内涵所谓网络金融，又称电子金融(e-finance)，从狭义上讲是指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开展论文的金融业务，包括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等金融服务及相关内容；从广义上讲，网络金融就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金融活动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内容，还包括网络金融安全、网络金融监管等诸多方面。它不同于传统的以物理形态存在的金融活动，是存在于电子空间中的金融活动，其存在形态是虚拟化的、运行方式是网络化的。它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是适应电子商务(e-commerce)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的金融运行模式。

二）网络金融的特征1、业务创新。网络金融以客户为中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创新性特征。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份额和增强竞争实力，网络金融必须进行业务创新。2、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机构放弃过去那种以单个机构的实力去拓展业务的战略管理思想，充分重视与其他金融机构、信息技术服务商、资讯服务提供商、电子商务网站等的业务合作，达到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双赢的局面。另一方面，网络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也趋于网络化，传统商业模式下的垂直官僚式管理模式将被一种网络化的扁平的组织结构所取代。3、市场创新。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市场本身也开始出现创新。一方面，为了满足客户全球交易的需求和网络世界的竞争新格局，金融市场开始走向国际联合。另一方面，迫于竞争压力一些证券交易所都在制定向上市公司转变的战略。4、监管创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金融监管呈现自由化和国际合作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过去分业经营和防止垄断传统金融监管政策被市场开放、业务融合和机构集团化的新模式所取代。另一方面，随着在网络上进行的跨国界金融交易量越发巨大，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不能完全控制本国的金融市场活动了。

二、网络金融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金融的兴起使得金融业变得更加脆弱，网络金融所带来的风险大致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导致的技术风险和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导致的经济风险。首先，从技术风险来看，网络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业的安全程度越来越受制于信息技术和相应的安全技术的发展状况。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果难以适应金融业网络化需求的迅速膨胀，网络金融的运行无法达到预想的高效率，发生运转困难、数据丢失甚至非法获取等，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安全隐患。第二，技术解决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造成了技术选择失误风险，该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不兼容，这将会降低信息传输效率；二是所选择的技术方案很快被技术革新所淘汰，技术落后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从经济风险来说，网络金融在两个层面加剧了金融业的潜在风险：其一，网络金融的出现推动了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在金融运行效率提高，金融行业融合程度加强的同时，实际上也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其二，由于网络金融具有高效性、一体化的特点，因而一旦出现危机，即使只是极小的问题都很容易通过网络迅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并迅速扩散。

三、网络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务规模有限，收入水平不高，基本上处于亏损状况。第二，网上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初级特征。我国的网络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多是将传统业务简单地“搬”上网，更多地把网络看成是一种销售方式或渠道，忽视了网络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潜力。在主观方面，主要存在两点问题：第一，未能进行有效的统一规划。我国网络金融的发展因缺乏宏观统筹，各融机构在发展模式选择、电子设备投入、网络建设诸方面不仅各行其道，甚至还相互保密、相互设防，造成信息、技术、资金的浪费和内部结构的畸形，不仅不利于形成网络金融的发展，还有可能埋下金融业不稳定的因素。第二，立法滞后。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网络金融立法滞后。我国此类法律极为有限，只有《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等几部法规，并且涉及的仅是网上证券业务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与传统金融业务健全的法律体系相比，网络金融立法同样滞后。面对网络金融的发展和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对现行金融立法框架进行修改和完善，适当调整金融业现有的监管和调控方式，以发挥其规范和保障作用，促进网络金融积极稳妥地发展。

四、建议应采取的对策针对上述风险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1）确立传统金融与网络金融并行发展的战略。（2）建立专门的指导和管理机构。（3）加快网络金融立法。（4）造就复合型金融人才。（5）改革分业管理体制。（6）加快电子商务和网络银行的立法进程。（7）银监会应提高对网络银行的监管水平。（8）大力发展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9）建立大型共享型网络银行数据库。（10）建立网络金融统一的技术标准。

【参考文献】

第2篇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第3篇

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有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

（一）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

（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向普遍主义信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

参考文献：

[1]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曾康霖.金融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第4篇

1.1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现状县域作为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基础经济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也是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举措。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支撑，县域金融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近几年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持，而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县域金融的发展，二者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县域金融在县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县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兴业务的快速发展推进了银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革新，加强了与金融服务需求者之间的有效联系，降低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强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第三，县域金融机构加大了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扶植政策。大力争取国家对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金融政策支持，推出灾民生活费垫支贷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等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新产品。

1.2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2.1县域金融组织制度的缺陷首先，四川省国有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战略的目的，县级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不断收缩，利用其基层网点的优势将农村大量的资金吸收过来，基本上成为上级机构的“储蓄所”，只存不贷的特性成为了四川省县域资金的“抽水机”。其次，四川省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村资金的信贷投入。农业由于抗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导致信贷资金无法收回。最后，四川省民间金融活动活跃，但是缺少制度的规范。目前，民间金融在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对经济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然而，对民间金融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促进其合法的发展。

1.2.2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的不畅性首先，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机制不健全。在县域央行可以利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较少，利率的制定归于总行，且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制定，不能反映四川省县域市场的真实利率水平，从而导致无法对县域市场的金融利率进行及时的跟踪调整。其次，四川省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一方面，尽管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央行指导性意见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力不强，受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的限制，四川省各家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积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对象重点是“三农”，对中小企业的投入明显不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抗风险能力弱。多数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产品开发和市场研究缺乏科学依据，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银行贷款就会产生较大风险，致使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信度存有疑虑，对其贷款的审查、发放较为严格、慎重。最后，地方政府未能积极配合，缺失相关配套政策，使货币政策传导受到限制。地方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不足，中小企业的财税负担过大，贷款抵押物的抵押价值水平过低，中介评价机构的收费标准较高，导致中小企业不愿向银行借贷，使央行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1.2.3金融服务水平低首先，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按照法人统一管理的经营模式，将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贷款权限归入到上一级的商业银行手中，且对县域级别的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监管过严，并且制定了严厉的考核问责制度，导致县域信贷的压缩。另一方面，实施集约化战略，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裁减人员，以四川省县域经济为对象的金融服务近几年处于低水平状态，信用工具少、结算手段落后、金融业务品种单一、融资渠道不畅、电子化水平较低是四川省县域金融服务的主要特点，这无法满足县域经济的正常资金需求。其次，国家政策性银行可提供的金融业务范围过于狭窄，功能单一。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经营粮油流通环节的现金支付业务，而对于风险性极高的种植环节则没有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国家开发银行则只提供国家重点扶持的像西部大开发性质的大项目，而对于县域发展性项目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最后，在四川省县域领域，证券公司很少设立分支机构及办事处，导致企业的直接融资及人们对于财富增值保值的期望缺少必要的融资及投资渠道。

2完善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的对策

2.1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四川省县域金融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四川省可以在县域资本不外流，且能够维护县域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的条件下，扶持并引进适量商业银行进入县域地区，适量的商业银行不仅可以打破部分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可以实现县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适度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并实行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鼓励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成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从而正确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合法流动，为民间资本服务县域经济开辟一条道路。同时要大力引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直接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及“三农”的直接融资提供服务，并建立相应的股权交易及土地托管机构。

2.2完善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四川省应当改革以往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下的金融组织机构，统筹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利用县域金融这个平台有机地将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联结起来，建立资本回流机制，组建区域间的同业拆借市场，构成同业拆借、票据交换、资金清算三位一体的头寸市场。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机构应当适当下放部分信贷权限，简化贷款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实际要求的贷款激励机制，鼓励银行放贷；县域邮政储蓄银行应当提高县域贷款比例，减少县域资金外流，增加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保险机构开展“三农”保险的财政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开展各种符合中小企业以及“三农”实际需求的保险类型，以减少他们因遭遇自然灾害及经营欠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担保机构应当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给予中小企业及“三农”抵押物更多的资金扶持，并给予相应的担保机构于财税上的补偿，让他们积极地服务地方经济。

2.3创新县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四川省在县域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要积极鼓励县域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服务上的创新，以适应县域金融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各家商业银行应当给予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更多的信贷自，使更多的县域资金可以留在县域，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并对农户及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降低收费水平，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对于信用好、效益好的可以提供免抵押物贷款。应积极引导证券公司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采取激励政策，使证券公司对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给予上市指导，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集合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为拟上市企业和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要建立农业保险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开展涉农保险业务，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保障，降低他们的经营损失。在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上，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应当主动地结合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实际，充分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存在的融资难的问题，并结合中小企业的财务特点和广大农户的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在有法可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宽抵押担保的范围，推广比较成熟或正在试行的土地使用收益权、农村住房产权、林权、蔬菜大棚产权、中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票据贴现、流动资金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提供快捷有效的信贷服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鼓励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组织开展各种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加强农户及中小企业对相关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的了解，同时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的规模优势及技术优势，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的金融产品。

3结语

第5篇

本文作者：孙锐工作单位：吉林省能源局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特征日本金融厅作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对日本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监管，全面负责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除此以外，日本成立了以不同监管职能为主的专业监管部门，由日本银行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根据法律规定，日本银行有权与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签署检查合同，有权行使其职能，检查市场金融机构，对其经营中潜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力求在实现职能监管的基础上，保留分业监管的优势。日本金融厅与日本银行的分工不同，业务重点不同，但双方具有协同性，各自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实现机构改革的平稳过渡，也就使得银行监管具有了双头监管的功能。为了加强工作的协同性，法律规定，受金融厅长官节制，日本银行应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并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这种协同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了信息共享，建立了沟通平台，双方工作人员通过日常的互换信息，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为减轻下属金融机构的负担，协商机制又发挥了重大功能，监管机构不干预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主要通过增强居民的风险意识、信息披露等服务机制实现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德国金融监管体制特征德国金融监管局是德国金融监管的最高机构，主要职责是保证德国金融产业正常运行，确保金融机构、保险企业和银行的清偿能力。德国金融监管局下设三个专业部门，分别监管银行、保险、证券三种业务，同时还设置有三个交叉业务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交叉领域的问题。德国银行监管对从业机构资信有严格要求，银行开展业务前必须符合充足的资本要求，同时还要有至少两个专业、资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有资格提供银行服务和产品的机构必须具有良好管理水平和偿付能力。银行监管部门进行持续监督，资本充足要求和资本充足的流动性是检查的重要内容，还必须检查银行是否存在大额风险暴露，未提足坏账准备以及违反审慎监管标准等问题。在监管方式上，监管部门聘请外部审计师对开展证券业务的信用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此外，德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是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消费者保护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和学术团体等咨询服务机构，主要作用是提供建议，提供如何提高监管水平的策略等。

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根据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金融监管当局的权利和义务，制定和出台金融监管的相关办法，严格规定金融机构的市场认定制度，对于符合资本条件的机构允许经营金融产品，对于不符合资本条件和流动型要求的机构严格控制。强化金融执法，进一步赋予银监会、证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重大权力，并保证其在运作上的独立性。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禁任何非法金融活动。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金融监管不仅涉及一国金融行业，中国金融业已经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协同效应开始逐步增强，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加强跨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和政策协调，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深化人员交流、信息共享、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立集中稳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混业金融集团出现，使得现行的“一行三会”制度和协调机制无法从根本上对其实行有效监管。因此，成立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迫在眉睫。介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现状，在具体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三会仍然按照各自领域各自分工，但遇到交叉领域或者重复监管的领域时，要由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协同三会进行监管，由固定人员和在三会中临时抽调的人员组成监管团队，并在监管过程中行使主要权力。现行机构之间要有效沟通，并且要定期由金融监管机构牵头组织一行三会的联席交流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机构作为一个长期并稳定的有效机制，可以更好地与国际进行合作与沟通，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地位，对我国金融国际化有长远的意义。

第6篇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Gurley）和肖(EdwardShaw)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and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and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7篇

现代畜牧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饲料工业基础上的畜牧业。改革开放后，地处世界玉米黄金腹地的吉林省，现代畜牧业依托丰富的饲料资源有了长足发展。具有标志性示范性意义的是皓月（牛产品）、华正（猪产品）、光泽（乳制品）、德大（鸡产品）等大型肉蛋奶贸工牧一体化产业集团的发展壮大。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田向种田能手集中，全省现代畜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必将带动饲料基地和饲料工业的大发展。实践中，吉林省饲料基地按地区饲料资源和发展畜牧业的需要实行分区建设。西部半干旱农牧区的草原地带，重点是保护植被，防止土壤“三化”（退化、沙化、盐碱化），打草原深井实施喷灌，建设人工草场（草库伦），放牧地与采草地实行分区轮牧，在牧区建立预防雪害的饲草储备。中部农业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周围，适应以鲜乳供应为特点城郊畜牧业的需要，确保青饲料的常年供应。

二、扶持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建议

畜产品产出季节性与需求的常年性和节假日需求的集中性，为畜牧业带来市场风险。固定资金的集中投入与流动资金周转中出现的困难，也制约和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亟待政府利用财政、金融杠杆，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共同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一）财政扶持畜牧业发展的建议。

一是建立长效、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提高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农牧业具有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等特点，属于公共需要。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稳定、长期的投资渠道和投入机制。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针对不同地区畜牧业资源及利用现状制定出台不同的补偿政策，使财政投资发挥出最大效益。同时，重点在增量调整上下功夫，使投入到畜牧业的资金逐年有所增长。增加项目实施工作经费，逐步提高财政支持畜牧业支出增量占财政总支出增量的比例。二是充分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配套形成的合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好的项目实施提供利息和部分保费补贴。三是从顶层设计开始，整合财政资金。解决多年就想解决而未解决的资金来源渠道多、交叉分散问题。同时，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健全财政扶持政策、体制机制。建议中央管宏观调控；省为中观管理，主要是产业政策、布局、疫病、良种等；具体项目一律由市、县来管。四是建立各级财政支持畜牧业投资营运管理体系。一方面，编制切实可行的与当地畜牧业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财政投入畜牧业的中长期计划；另一方面，统一管理财政投入畜牧业的资金，协调相关部门关系。要重点投向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现代养殖业生产体系，提高专业化规模化水平。要重点投向畜牧业结构调整，把产业结构和畜产品结构“调新、调优、调强”。在优化产业结构上，促进养殖业、加工业、饲料业和兽药业以及相关服务行业统筹发展。在优化品种结构上，坚持做到“三个调整”，即向优质上调整，大力提高三元杂交猪、牛所占的比重，大力推广羊、禽应用优良品种；向食草型上调整，大力发展牛、羊、鹅，使秸秆和饲草资源得到开发利用，降低饲养成本；向特色上调整，大力发展特种养殖业，打造畜产品的特色品牌。在优化产品结构上，把优质、营养、安全、绿色的畜产品生产放在突出位置，扩大加工能力，延伸加工层次，按照国际质量标准的要求，加快畜产品开发。

（二）金融扶持畜牧业发展的建议。

第8篇

（一）临沂银行业机构发展良好近年来，临沂地区银行业机构成长较快。山东17地市比较显示，临沂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及从业人员居于前列。其中法人机构数量仅次于青岛和潍坊，居全省第3位；分理处和营业所数量仅次于潍坊，居全省第2位；银行业从业人员数量次于济南、青岛和潍坊，居全省第4位。

（二）存贷款业务总量居中上游水平首先是存款余额。2012年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043亿元，全省排名第7位，但与排在其前的济宁、淄博都非常接近。2013年6月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477亿元，排名上升至全省第6位；2013年8月末临沂市各项存款余额3583亿元，排名再次上升，达到全省第5位。（见图6）从存款历年数据看，临沂存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从2009年的低点（5.08%）开始攀升，至2013年8月末，占比升至5.80%。（见表2）其次看贷款情况。2012年末临沂市各项贷款余额2150亿元，全省排名第6位。（见图7）从贷款历年数据看，临沂贷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长时间稳定在第6位，2013年开始进入全省第5位。（见表3）最后，看一下储蓄存款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临沂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山东17地市中排名第5，长期以来高于存款和贷款排名。同时，临沂市储蓄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达到63.9%，高出全省平均数十几个百分点。储蓄存款属于稳定的基础存款，储蓄存款占比高，一方面说明临沂金融业发展潜力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目前临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见表4、图8）

（三）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1.贷存比指标。近年来，临沂的贷存比指标低于全省平均，且差距不断扩大。临沂与全国相比，2012年前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3年已经落后于全国。贷存比低于平均数意味着存款资金外流。（见下页图9图10）2.贷款/GDP。贷款/GDP比例是一个主要的金融发展的指标，同时也代表信贷对经济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贷款/GDP比值看，山东省显著落后于全国，而临沂又落后于全省。2012年全省17地市的贷款/GDP比值来看，临沂仅为0.71，低于全省平均（0.86）。在全省17地市中排名仅列第7位。

（四）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显著落后于金华临沂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商贸物流业的发达，形成“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商贸格局。根据临沂市统计局数据，目前临沂商城拥有专业市场101个，2012年共实现交易额1771.8亿元，同比增长18.1%。2013年上半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1009.5亿元，同比增长16.4%。交易额稳居全国第二、江北第一。金华和临沂两地经济结构特征类似，都是商贸物流业发达，而发达的商贸物流业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因此，理论上预期两地的金融发展水平理应相似且金融发展程度均较高，所以把临沂与浙江金华市作比较，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从经济规模看，2012年临沂市GDP为3012.81亿元，金华市为2010.77元，临沂高于金华。但存款、储蓄存款和贷款余额方面，金华均显著高于临沂。（见表5）从贷存比指标来看，近年来，金华市贷存比一直高于全国，临沂市多数年份也略微高于全国。由于两地商贸物流发达，因而资金的供求旺盛，贷存比高于全国平均也是非常自然的。但从两市直接比较来看，临沂市贷存比远低于金华，说明临沂银行系统资金从本地向外地流出较多；金华贷存比长期超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贷存比75%的上限管制，说明金华是资金净流入地区，有利于支持本地实体经济的发展。（见图13）从贷款/GDP比率指标看，临沂与全国平均差距很大，与金华的差距巨大。以2012年为例，金华贷款/GDP比率为1.60，临沂仅仅为0.71，远远低于金华，即使与全国的1.23相比，也显著落后。由此可见，银行系统对临沂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远远低于金华。（见图14）综合省内比较和外省地级市的比较，有理由认为，以银行业衡量的临沂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银行贷款不足构成了临沂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二、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临沂的金融市场融资发展较快。

根据临沂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提供的数据，2012年，全市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票据等方式共实现直接融资121.7亿元，其中股票融资份额较小，仅有当年4月27日，中盛资源在港交所首发上市，募集资金2.11亿元。由此可见，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融资在临沂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因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可比数据难以获得，所以只分析临沂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情况。

（一）临沂企业在沪深股票市场融资相对落后截至2013年12月，临沂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4家。本来还有另外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新华锦，前身为兰陵陈香，已被鲁锦集团收购，注册地变更为青岛；另一家是香江控股，前身为山东临工，已被香江集团收购，注册地变更为深圳。（见表6）山东全省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52家，落后于可比省份较多。而临沂与全省比较来看，数量仅处于全省并列第11位，低于GDP排名。因此，临沂境内上市公司家数过少，从国内股票市场得到非常有限的融资支持。（见图15）

(二)海外股票上市融资活跃截至2013年10月，临沂市境外上市企业约21家（减去近年两家退市企业，还有19家），分别在新加坡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吉隆坡主板等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大约占山东省境外上市企业的1/4，居全省首位。在新加坡证交所，更是形成了知名度较高的“临沂板块”。海外上市为临沂企业带来了大量资金，也改善了公司治理，对临沂民营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见表7)

三、临沂新入驻银行业机构贷存比与原有银行比较

由于银行信贷在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结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改善存贷比对于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至关重要。所以进一步考察临沂不同类型银行机构的贷存比差异，寻找临沂市贷存比低于全省及外省可比城市的根源所在。近年来临沂市银行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引进了多家异地银行。2009年3月，临沂民生银行开业，成为第一家来临设立分支机构的全国性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此后，浦发、招商、兴业、华夏、交通、中信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日照、威海等城市商业银行纷纷进驻临沂，各金融机构迅速成长。新引进银行在改善临沂市的贷存比方面是否成功呢？我们仅简单地以2013年8月末数据进行分析。临沂市新设异地股份制银行8月末总体贷存比为74.6%，而全市金融机构合计的贷存比为67.1%，股份制银行高出7.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如果再考虑到全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也是新引进的，而且也是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其贷存比为98.5%，那么新设股份制银行对改善临沂贷存比，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而新引进的城市商业银行，贷存比仅仅为40.9%，远低于全市平均。其实，全国范围内各城商行普遍贷存比低，而临沂这些新设的异地城商行贷存比甚至远低于其总行。由此可见，新引进城商行在改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见表8）

四、政策建议

临沂要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尚需强力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等系列举措，但我们认为以下四点政策非常关键，也是当前优先要做的工作。

（一）大力引进和成立金融机构，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数量既要引进银行机构也要引进非银行机构；既要引入牌照管理机构也要引进非牌照管理机构；既要发展传统金融机构和也要鼓励新兴机构比如私募股权基金、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金融等等；既要新设和引进法人机构，也要发展非法人的分支机构。在发展草根金融机构方面，充分利用好省政府确定的临沂市为全省两个开展民间融资规范引导试点市之一的政策，发展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目前重点推动民间融资服务公司发展壮大。此外，当前正在发展中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各类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要继续推进。

（二）提高存贷比，增加信贷量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安排增加信贷投放量。政府的财政专项存款按照各家银行贷款量进行匹配。甚至是一些软措施也可以灵活实施，比如说市里召开会议时银行与会者的座位安排按照贷款发放量大小而不是行政级别排位。继续引进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对于临沂市“十二五”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中提及的“至2016年城市商业银行达到6家”，根据前文分析，城商行贷存比过低，所以对于引进城商行我们持保留意见。

（三）控股一家信托公司，增强金融创新力度信托公司在协助绕过某些金融管制、开展金融创新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前的大资产管理时代更是如此。强烈建议临沂拥有一家自己的信托公司，在新设筹建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临商银行收购控股一家信托公司。

第9篇

（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主要特征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弱。机场在这一阶段处于成长期，机场等级和规模较低，很多机场都处于建设或扩建中，地面交通系统产业的空间连通作用尚不明显，导致此时对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服务保障能力不强，航线网络不完善，客流、货流通达性还不高，对产业的聚集效应较弱。第二，航空产业布局的优化度较低。航空经济发展初期，只有一些具有极高航空指向性的企业或企业群，以及从城市中心迁移出的制造业则因其追求廉价的土地以及机场附近交通条件，开始在机场运营区和紧邻机场区布局，航空运输和航空制造活动发展不足，航空经济的发展主要特征是航空产业集聚现象出现，但无法形成产业集群网络。第三，航空产业与全球网络的融合性较弱。此时的产业还主要以少量的地方产业和航空运输服务业为主，航空运输服务业比较基础，并且规模偏小，且其服务功能较为简单。会吸引比较少的跨国企业，区域的企业还没有完全并入到全球供应链中，外向度较差。第四，航空产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由于航空经济产业多为高新技术产业，而在形成期，企业刚刚入驻航空经济区，产品处于研发起步阶段，机场的全球通达性也还不完善，企业产品也未形成成熟的产品链，没有极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对区域的增长作用以及对机场的促进作用均不明显。

（二）航空经济成长期的主要特征航空经济经历了机场极化空间阶段，区域不断吸引跨国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进入，尤其是研发部门和区域性的企业总部，甚至是全球或全国的总部，而且其本土化进程加快，与当地企业逐渐联系密切，因此，在机场周边逐渐聚集了较多的航空偏好型企业。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好。此阶段通过对机场跑道、航站楼、空管设备的扩建和更新，机场的服务保障能力和经济辐射面大大提升，日航班密度较多，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大大提高。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趋于完善，航空产业综合体形成。在此阶段，航空经济主导产业进入结网阶段，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完善，航空产业集群基本形成。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步入稳步高质的成长，大量的中介组织和支撑机构走向兴盛，研发机场和劳动力培训机构不断完善，产品推介会和技术交流会制度形成，企业间除了物质联系外，更主要是非物质联系，形成较强的协作关系，如彼此间的市场信息交流、技术信息交流等，产业内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协作机制，构建起紧密的社会联系，发挥的主要效应是社会网络效应。航空制造产业集群或航空运输产业集群沿机场交通走廊沿线地区布局，成为航空经济的主导产业集群，并形成航空产业综合体，航空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航空配套企业根据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关联程度，以及核心企业对配套企业在本着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分布在与机场距离不同的方向。而航空主导产业分布在紧邻机场区。第三，航空产业与全球网络营销的融合性开始加强。随着机场航线网络扩张，尤其是通达的国际工商业大城市的增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扩张的背景下，国际大型机场成为一个国家与全球市场沟通的渠道。企业开始向海外扩张，航空产业与全球融合性加强。机场周边地区成为空间增长中心，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从总体上看，在此阶段，随着地面交通系统的日趋完善，航空经济空间规模逐步加大，航空经济的区域发展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空间结构的层次较为丰富，交通沿线区域的产业空间经济极化现象明显，航空经济区内企业创新活动开始活跃，企业产品已经融入全球网络，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

（三）航空经济成熟期的特征航空经济经过了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其整体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了极大提升，航空经济逐渐进入稳定成熟阶段。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得到较大提升。机场进入大型繁忙机场行列，机场的基础设施资源发展极为完善。大型枢纽机场会吸引更多的航空公司进入，航线网络将延伸至世界各地，机场通达性将进一步提升。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机场周边地区产业圈层结构基本形成，航空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沿着航空经济内在规律进行调整，逐步形成“蛛网结构”空间布局。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构建完善，成为连接机场、航空经济区以及主城区的高速公路成为综合交通体系的核心，新增产业与调整产业沿交通走廊沿线地区进行布局，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第三，产业创新网络逐渐完善，知识创新空间形成。产业集群日益完善并开始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演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大提升是该阶段的主要特色。由于通达性提升，企业与区外的合作和联系日益频繁，区域创新功能不断增强，创新系统逐步形成。第四，航空企业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随着机场通达性的大幅提升，航空经济区及周边地区的产品会以最快的速度运达全球各大工商业城市，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区的全球通达性非常好，航空产业集群也已非常完善，企业创新网络形成，企业产品迅速通达全球，航空经济区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

二、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支持模式：从“供给领先”到“需求跟随”

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发展，即金融对航空业和航空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既包括通常所指的各种有针对性的支持某些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包括各种商业金融的日常运作对航空产业发展所起的基础性的支撑作用。金融支持发生作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金融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过程，通过金融总量的扩张、金融结构的安排、金融效率的提高等金融功能的发挥，金融部门与航空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多重、稳定状态的平衡，来推动航空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航空经济发展同样不是静止的、割裂的，金融发展与航空经济之间联系紧密，金融发展水平也会随着航空经济系统的演进而变化。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又会对航空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帕特里克（Patrick）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供给领先”和“需求跟随”的金融发展理论，论证了金融体系在提高存量资本和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供给领先型金融，指金融提供企业中具有先导性产业的资金需求。也就是说供给领先型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能够创造出先导性产业或至少能创造出先导性产品，特别是先导性消费品，找到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需求跟随型的金融发展，即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而出现了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动因，金融发展只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现代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的提供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仅仅是对实体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帕特里克认为供给领先式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将主要是需求跟随式的金融发展。这一理论为我们进行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阶段分析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航空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一样，会经历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各个发展阶段中，航空经济建设面临的核心任务不同，从而会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在航空经济的形成期，航空经济的支撑条件还相当薄弱，为提升机场通达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大，需要政府通过支持或创办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创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创新金融政策支持等方式来构建和完善金融体系，从而为航空经济发展提供全面深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先型金融在形成期居于主导地位。

当航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被激发，并通过金融市场表现出来，由金融机构参与完成，提供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金融产品，以满足航空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这就是帕特里克所说的“需求跟随”，其实质是金融市场对航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的被动反应，是由航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决定的。或者说，航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空间集聚产生什么样的金融需求，金融体系就会发挥什么样的金融功能，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的“需求跟随”，金融发展会极大地促进航空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同时支持航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从而为航空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通过扩大资本投入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航空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伴随整个航空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跟随”。在航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市场也将获得极大发展，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往往更加敏感，能先于航空产业提出金融需求之前，提供并引导航空产业相应的金融需求，产生帕特里克的“供给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则会按照市场的原则，以航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将金融资源最大限度地配置到航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供给领先”则是由金融发展的外生性决定的，金融机构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金融工具的发达程度都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着航空经济的发展。

三、基于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分析航空经济所处

发展阶段，其产生的投资价值、投资风险不同，对资本需求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从而也就会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和服务安排。从产业角度理解“航空经济”，指以航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以航空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构成的航空产业生态系统的对金融的需求，构成了航空经济需求的主要内容。

（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金融需求根据上文提到的航空经济形成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有三个：一是改善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和硬环境。提升机场通达性，改善区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供保障航空经济发展的产业资源。出台相关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相关航空产业布局的长远规划。三是促进区域产业航空化转型。置换当前和未来均没有航空偏好的企业，吸引区外航空偏好企业入区，按航空偏好的强弱对企业进行布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三大任务，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特殊金融需求。首先，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提升通达性的角度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达性，需要进行航空运输网络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要进行机场及与机场相联结的公路、铁路、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非常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为例，按照实验区总体规划，到2025年实验区建设完成，需要万亿元投资，导致航空经济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其次，保障航空产业长远发展的金融需求。现在的机场一般建设在离市区平均距离是20-30公里的地方，这个距离的区域正好处在城乡边缘区内，因此会涉及多个行政单位的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等问题，航空经济形成期就要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未来布局的长远规划，而规划涉及的城乡统筹费用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例，目前实验区拥有的413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新郑、中牟、尉氏及隶属各行政区的土地，在实验区建设中涉及几十万居民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再次，吸引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航空经济形成期，航空产业布局的优化度较低，航空产业主要分布在机场运营区和紧邻机场区，入驻产业也主要是航空运输或制造保障性产业，因其自身为机场和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而从城市中心迁移出的制造业则因其追求廉价的土地以及机场附近交通条件的便利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诸多原因，也在邻近机场区的紧邻机场区布局。为形成更大规模的具有航空指向的产业布局，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多轮的产业规划宣传，以形成具有前向后向联系的航空产业集群网络，形成资金的需求。最后，入驻企业所需的研发资金。航空经济的关联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当其处于形成期时，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研究开发，只有实验室成果，还没有真正的产品，企业甚至尚未真正建立，但创业者能够确认其未来的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此时，企业或项目的整个财务处于亏损期，没有收入来源，无正式的销售渠道，只有费用支出，无直接投资回报。因为没有投入正式的生产运营，形成期对资金的需求不大，但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各种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却极大，导致金融机构对其评级较低，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投资，大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商业银行的外部债券融资，又主要以政府研究开发资金、创业者自有资金或者自筹资金为主，这部分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二）航空经济成长期的金融需求在航空经济的成长期，有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升级和优化航空产业链。促进航空指向型、航空特色产业高端化和综合化，鼓励带动具备发展潜力的航空类总部入驻。支持教育、培训和研发业务及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的建设。二是培育和完善航空产业集群。加快生产业规模化和完善化发展，促进教育、培训以及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协作互动发展，吸引区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向产业集群集中。这一阶段的金融需求有别于形成期的特殊性，首先，为保证入驻企业、居民生活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设施投资。随着航空经济区入驻企业的增多，航空经济区向航空城发展，为满足航空城居民所需要的电力电讯、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设施与机构，还包括为适应现代城镇经济与生活要求所需要的生产与生活设施，如城市住宅、工业聚集区、商业网点及娱乐设施等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其次，航空关联产业与航空主导产业规模化生产而形成的资金需求。这一时期，企业销售收入、现金流量逐渐趋于稳定，但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完善产品和进一步开发出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追加扩张投资使企业的资金需求猛增，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增加，信用透明度也有所提高。融资选择更加多样化，可通过银行短期贷款、企业内部员工借款、民间借贷、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融资、政府基金、风险投资、商品贸易融资、融资租赁、典当融资和股权的场外交易等方式获得融资。这一时期政府的投入减少，而商业风险投资机构是主要的投资者。再次，航空型人才所带来的金融需求。随着航空产业的高端化发展，航空文化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依托金融业发展基础，航空文化金融需求也成为新兴金融增长点。航空文化需求包括直接的航空文化需求和间接的航空文化需求。比如为航空核心产业发展服务的航空物流人才、航空维修人才的培训，为航空引致产业发展服务的会展人才、电子商务人才等的培训；为航空文化发展形成文化资本联盟，文化项目孵化器所服务的担保贷款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和培训服务等。

第10篇

随着经济金融化，资源的分配，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所体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经济与金融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学者难以给出定论。也这是由于如此，本篇文章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来分析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最后的研究结果回答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关系。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一定关联，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金融发展等。与此同时还可明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第11篇

关键词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effectwhichBeijing’sfinanceindustryhasonotherindustrieswithaviewtoclarify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financeindustryandurban-ruralincomegap.Theresultshowsthatthedevelopmentoffinanceindustryhasenlargedthemarginofproceedingsbetweenurbanareaandruralarea,hencecontributestotheenlargementofurban-ruralincomegap,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toreduceit.

KeyWordsfinance；urban-ruralincomegap；industry

一、引言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从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论，麦金农（1973）和肖（1973）的金融抑制论，以及后来的金融功能论，研究都集中在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将金融与收入差距联系了起来，论述了所谓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即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其后的研究有的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有的则认为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例如，Galor和Zeira（1993）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而ImranMatin，DavidHulme和StuartRutherford（1999）的研究则认为金融服务创新有助于穷人克服不完全金融市场带来的信贷约束，帮助他们摆脱自身初始财富的门槛限制，使收入差距缩小。国内的学者如章奇（2004）、姚耀军（2005）和温涛（2005）等，均得出了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金融发展覆盖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多个方面。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金融产业不论规模上还是发展水平上都处于全国前列，作为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北京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即从金融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金融对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作用机制

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一方面，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了城乡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其对它们的带动作用不同，因此对二者结构调整的贡献也不同，由此先是导致了二者整体收益增幅的差异，进而对劳动者报酬产生影响，造成劳动者收入增幅的差异，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由于城乡产业构成不同，金融产业对城市产业的带动往往大于农村，因此常常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极端的情况，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使得农村原有的金融资源被抽调到城市，造成农村资金存量减少，产业受到损害，不仅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使得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减少。另一方面，金融产业发展使农民可以享受到由此带来的征地补偿和租金收入等收益，同时产业整体收益的提高也通过对税收的贡献增加了财政对于农村的资金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收益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又起到了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三、北京市情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扩大的趋势，只在1978年至1984年之间有过略微的降低，1984年以后迅速扩大，1996之后扩大的趋势则有所放缓，如图1所示。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计算绘制

由于征地补偿和房屋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在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大1，本文主要考察金融产业通过带动产业发展从而影响城乡工资收入的效果，在具体分析时则根据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在的地理位置将北京市划分为城区、近郊、远郊和县四个区域，对金融产业与各区域产业整体收益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

表1是北京市金融产业对各产业（包括其自身）的影响系数和影响系数比率2。表2是北京市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和各产业的人均年工资比率3。可以看到，在各产业中金融产业影响最小的四个产业为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业和农业。除农业和建筑业以外，其它三个产业都属于公共事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付，金融的影响不大；而对农业的影响较小则跟目前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农民家庭经营和涉农企业贷款难有关。工资最高的产业主要是一些高人力资本的产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关；农业的工资则是最低的。

根据北京投入产出表2002计算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计算整理

表3的二至七列是各区域内增加值最高的六个产业所占的比重及其工资比率以及金融对每个产业的影响系数比率，最后一列没有加括号的数字表示各产业增加值占各区域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之和。由于各区域增加值最高的六个产业占整个区域增加值的比重总和都在6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产业吸纳了区域内大部分就业人口，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括号里的数字表示以各产业增加值比重为权数计算的人均年工资比率或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这两个加权平均数分别代表了各区域内主要产业的整体工资收入水平（或收益水平）以及金融影响力的大小。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7》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城区增加值最高的八个产业人均年工资比率和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在四个区域中基本上都是最高的，其次为近郊和远郊，县区最低；远郊的金融影响系数比率的加权平均数高于城区和近郊。因此，总体上看，城区各产业平均工资最高，金融产业对其的整体影响力也最大；县区平均工资最低，金融影响力也最小；近郊和远郊介于二者之间。这表明金融对整体收益越高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越大，而对整体收益越低的区域的产业影响力也越小，这样，金融产业的发展势必造成城乡产业整体收益差距的扩大，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远郊金融产业的整体影响力高于其它区域，则有可能促进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从而使其未来与城区和近郊的收入差距缩小。

四、结论及建议

第12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问题思考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功能既有重叠，又有空缺。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革新、调整和补充，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一、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鉴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上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为切入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实现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1.在政策金融方面，拓宽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针对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的局面，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首先，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作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资金的运用要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资力度。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村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紧紧围绕稳定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其次，加大财政投入规模，使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充足。最后，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管理的各项立法，使各项金融政策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2.在商业金融方面，把农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按照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基本方向和市场定位，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化原则不断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用一定比例的资金来支持农村，决不能把农村的资金抽到城市中去。农业银行可以成立专门的涉农贷款分支机构，利用自己熟悉农村市场、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多层次、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行应设立更多的金融产品，扩充服务功能，发挥对农村经济强有力的拉动作用，控制农村县域金融的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商业化程度高、资金需求量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以上工商企业。鼓励农业银行在改革中，通过市场化手段，整合农业银行多余的机构和人员，或改制成农村信用社、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和农村保险机构。对农行剥离的扶贫贷款业务，国家采取招标方式由多家金融机构平等竞争贴息优惠。

第13篇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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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第14篇

【关键词】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测度一致性风险测度

一、引言

金融风险管理是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全部业务和管理活动中最核心的内容，它和时间价值、资产定价被并称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三大支柱。金融风险管理分为识别风险、测量风险、处理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评估和调整四个步骤。其中，金融风险的测量是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风险测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合理风险测度指标的选取，是提高风险测量质量的有效保障。

二、风险测度的发展历史

风险测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方差和风险因子等为主要度量指标的传统风险测度阶段；其次是以现行国际标准风险测度工具VaR为代表的现代风险测度阶段；最后是以ES为代表的一致性风险测度阶段。

传统风险测度工具包括方差、半（下）方差、下偏矩LPM（LowPartialMoments）、久期（duration）、凸性（convexity）、beta、delta、gamma、theta、vega、rho等，这些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投资价值对风险因子的敏感程度，因此被统称为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的特征，难以全面综合地度量风险，因此只能适用于特定地金融工具或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方差、半（下）方差、下偏矩LPM等风险敏感性度量指标只能描述收益的不确定性，即偏离期望收益的程度，并不能确切指明证券组合的损失的大小。所以，它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的特征，难以全面综合地度量风险，因此只能适用于特定地金融工具或在特定的范围内使用。

现行的国际标准风险管理工具VaR最初由J.P.Morgan针对其银行业务风险的需要提出的，并很快被推广成为了一种产业标准。风险价值VaR是指在正常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在给定的持有期间内，投资组合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VaR是借助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金融风险进行量化和测度。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得出多维风险的一个一维近似值，可用于测量不同市场的不同风险并用一个数值表示出来，因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欧盟都接受VaR作为风险度量和风险披露的工具。

但是，VaR作为风险测度的指标，不满足一致性风险测度四条公理中的次可加性公理，不是一种一致性风险测度指标。这就意味着当用VaR度量风险时，某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可能会比各组成成分证券风险之和还要大，从而导致投资者不愿多样化投资的情况。而且VaR不能测度超过VaR的损失、不适用于非椭球分布函数族、VaR有许多局部极值导致VaR排序不稳定等缺陷，决定着VaR并不是一种合适的风险测度指标。

基于上述风险测度的局限性，Artzner等（1999）提出了一致性风险测度（CoherentRiskMeasure）概念。他们认为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测度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条公理，并将满足这些公理的风险测度成为一致性风险测度。

单调性：

如果投资组合X1在任意情况下的价值都比投资组合X2的价值大，则一致性风险测度度量的X1的风险至少不应该比X2的风险大。也就是说，优质资产的风险应该比劣质资产的风险小。

上式意味着，如果用数量为（X）的资本或保证金加入到投资组合X之中，则恰好可以抵消投资组合X的风险。因此，平移不变性公理要求风险测度在数值上就是为抵消投资组合的风险而需要提供的资本或保证金的数量。

次可加性公理意味着，用一致性风险测度度量出来的所有被监管对象的总体风险，不能比各单个被监管对象的风险之和大。否则，即使各个被监管对象都设置了足够的资本或保证金（Xi），也不能保证所有监管对象总的资本或保证金足以抵消整体风险，因此监管措施就可能失效。可见，次可加性公理主要是从保证风险监管有效性的角度提出的，为监管目的而设计的风险测度应该满足次可加性公理。

由于这四条公理的合理性，一致性风险测度不久就被风险测度理论界广泛接受。

数理金融学家随后在一致性风险测度四公理基础上提出了几种形式不同的一致性风险测度指标，其中ES是最常用的一种。ES就是投资组合在给定置信水平决定的左尾概率区间内可能发生的平均损失，因此被成为ExpectedShortfall。ES对于损失X的分布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分布函数连续和不连续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致性风险测度这一性质，使ES不仅可以应用到任何的金融工具的风险测量和风险控制，也可以处理具有任何分布形式的风险源，而且保证了在给定风险量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预期收益组合的唯一性。

由于ES风险测度的发展时间不长，ES作为一种一致性风险测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VaR与一阶传统随机占优是一致的，ES风险测度与二阶传统随机占优是一致的；但是，VaR与二阶及二阶以上传统随机占优不是一致的，ES风险测度与三阶及三阶以上传统随机占优不是一致的，在特定情况下，运用VaR和ES都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三、结论

总之，风险测度理论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的领域，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现有各种风险测度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的风险测度理论和建立在其之上的新的风险测度指标（性能优良、便于计算、合理检验）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参考文献】

[1]ArtznerPh，DelbaenF，EberJ-M，HeathD：Coherent

MeasuresofRisk[J]，MathematicalFinance，1999（9）.

[2]DirkTasche：Expectedshortfallandbeyond[J]，Journal

ofBanking&Finance，2002(26).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