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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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1.2林业分类经营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做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2.1提高生态认识，加强管理
（1）一是从加速生态建设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是保护森林资源，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
（2）二是从减轻危害损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的严重发生，直接制约着森林资源的发展，抓好森林病虫害防治，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损失，保护森林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三是从实现新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防治对加快造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促进产业发展，担负着支撑保障任务，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2.2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林业部门应该坚持把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对辖区内的全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调查监测，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动态作为基本目标，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从发展看，全国要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为龙头，以省、市重点测报点为骨干，以县级测报点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健全的预测预报网络体系。不仅要能够及时掌握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情况、发展动态，进行区域性短期预报或预警，而且能够结合林木资源状况、气候气象条件等相关资料，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通过对主要森林病虫害的一般调查和系统观测，不断积累基础资料，建立起数据库，用高新技术和监测信息处理系统开展监测与预报工作。当前，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省市重点测报点的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手段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健全，要达到仪器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使监测和测报能力能够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摘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日趋剧烈。与此同时，森林的生态环境调节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林业不但是一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同时也是生态公益功能生产部门。林业生态公益功能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宣传上，还要做到针对森林的公益功能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3.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
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3.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
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3.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对公益林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集体及私人业主营造的林木被区划为公益林的，由国家收购，不愿意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集体或私人业主签订禁伐、限伐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对于私人业主营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也应当由国家予以收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缴纳制度，要求生态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态公益林的供水、风景旅游、林地矿产开采、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等经营单位或个人缴纳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3.4加强采伐限额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
应当加强对公益林、天然商品林在伐区调查设计、伐后验收、采伐更新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其次，虽然对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限额予以放宽，主要由经营者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但是，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同样事关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因此，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实施，林业主管部门则应当加强对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监督检查。
4结语
第2篇
1.坚持依法办矿
依法办矿是煤矿企业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前提，也是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底线。煤矿企业的建立不仅需要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还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矿产资源开发规划相吻合。必须证照齐全，有一套完善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在煤矿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坚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动摇，做到不违规、不违法。
2.推进规范管理
一套规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为绿色矿山建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矿山，需要企业首先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面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实现管理程序、指标体系以及作业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步步建立起适应企业绿色发展需要的长效机制，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公司组织架构。
3.争取资源的综合利用
积极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采用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设备，争取实现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例如，可以通过引进“采区化水力机械化采煤”新工艺，完成水利机械化采煤技术的改造，在改造完成后不仅可以显著的提高煤矿的产量，也使得矿井回采率达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从而满足了矿产资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也使三率指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此外，还可以引进煤矸石井下分选充填技术，以实现煤矿企业“来自与地下，再还给地下”的绿色开采理念。最终，通过一整套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机械的运用，达到建设一个绿色矿山生态体系的目的。
4.大力执行节能减排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实际进行开采的过程中，需要对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标准化的处理。在对废水进行处理时，需要努力提高废水的二次利用率，可以利用矿井涌水补充洗煤厂用水，使洗煤废水在管道内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严禁发生意外排放。在对废弃进行处理时，可以在锅炉内安装麻石高效除尘器，用湿法除尘的原理提高除尘效率。经过净化处理后的锅炉烟气应当满足国家颁布的《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中二类区II时段的标准要求。在对噪声进行处理时，需要根据噪声的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治理。比如购置噪声设备，从源头上控制高噪声的产生；针对噪声比较大的设备，应当采取设置隔离间的方式，降低噪声对工作人员以及周围环境的危害。在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面，可以对矿井实施煤研石井下分选充填项目，以减小地面对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5.做好土地复垦工作
土地复垦是保护矿区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手段。煤矿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地质条件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矿山土地复垦方案，严格根据国家的要求贯彻落实土地复垦工作，保障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坚决避免因为不科学的开采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永久性破坏，以保障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矸石山，企业应该因地制宜，通过加工改造变废为宝，实现煤矸石的综合开发与应用。利用煤矸石的可燃性，可以与附近的煤矸石发电厂进行联系，将煤矸石用于发电的过程，还可以与当今的砖厂进行沟通，将煤矸石作为制作建材的原材料出手卖给对方。剩下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固体废弃物可以用来进行坍塌区的回填，为覆土造田工程做贡献。在进行土地复垦工作时，需要严格依据以下的流程进行：规划表土层剥离回填煤矸石推平压实垫土回填表土层复垦。
二、严格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
加强矿山生态环境及治理工作，不仅需要煤矿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落实自己的监管职责，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对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三同时制度，以便从源头上预防矿山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对于已投入使用的矿山加强过程控制，实时做好在煤矿企业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监察与检测工作，贯彻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以提高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对于已经停产的矿山，要加强闭坑后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此外，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加强政策的协调整合工作，把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编制出台生态环境监管与评价能力建设标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制度，强化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为煤矿企业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结语
第3篇
1.1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以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和谐相处，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其他有益成果的总和［1］。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协调和谐为宗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它追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而共进共荣，强调人类的自觉和自律。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等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重要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
1.2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好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协调是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要求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协调好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农业生产如何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以及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是生态文明的要求，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生产发展依赖大气、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环境以及国家政策、农业技术等社会资源环境。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自然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农业生态环境实质是指农业生产及其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水资源、大气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以及生物资源等要素的总和［2］。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污染破坏，并且农业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破坏不能及时的发现，一旦遭受破坏并且很难恢复。因此，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农业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1.3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农业是与自然联系最密切的产业，如何发展好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项重要内容。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基本条件，农业生态环境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农业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发展。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发展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则导致农业发展受阻，农业生态环境优良，农业就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农业的发展状况关系到国计民生。然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否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农村经济社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失衡。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发展成就巨大，粮食首次实现了“十连增”，满足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代价也颇为巨大，对于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我国农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态环境状况令人堪忧。
2.1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不断加剧
我国农业生态破坏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逐年减少，草场退化等方面。我国是土地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人均耕地水平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表示，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来看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土地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耕地土壤环境堪忧，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全国年内减少耕地面积8．02万hm2。全国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亿hm2，占国土面积的30．7％［3］。我国农业供需矛盾突出，对农业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农业人均资源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下，农业要增强竞争力，于是就不断利用各种手段的开发农业资源，导致农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加剧。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截止2013年，我国有333．3万hm2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全国因草原退化、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1067万hm2，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4］。
2.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
造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导致土壤污染，我国的化肥使用量大约是5800万t，是目前世界上化肥施用量最大的国家。还有我国农药使用量是180万t，农膜240万t，加之农村畜禽养殖滥用药物，这些化学物质的使用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和地力的下降［5］。（2）工业“三废”污染，我国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物排量逐年增加，使得农业的水源、农田、农村大气受到严重污染，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其中某些企业技术含量低，环境保护意识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3）农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导致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农村畜禽养殖业逐渐走上了规模化道路，其产生的畜禽粪便等污染物随意排放，没有得到科学的处理，对大气、水体、农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此外，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方式粗放、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且法律在农村地区适用弱是导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又一方面的因素，而且我国现价段的技术水平也限制了农村与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2.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实质———利益冲突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法律保护体系，在保护生态环境预防和制止环境污染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法律在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方面不够完善，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不能有效的防治生态环境污染。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利益冲突是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关键所在。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能有效得到遏制，进而还是出现了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恶性循环，最终还是使环境利益受到损害。第二，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并不完善，缺乏有效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第三，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治理排放的污染物，守法的成本大大高于违法的成本，大都企业都宁愿排污受罚而不进行污染治理，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而对于排污企业的放任行为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加剧。这些冲突的存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法律调整规制手段。
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现状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这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还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手段是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手段。我国法律在平衡农业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缺失
一方面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某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法律法规，涉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有许多。但是农业生态环境是整体的内在系统化的，需要一部综合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目前这些有关立法是分散的且规定都过于原则化，不适应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例如，《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治沙化等生态失衡现象和第四十九条规定防治农业污染等，这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实际操作很难，并且把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与农业环境割裂开了。《农业法》第八章农业资源与农业就保护，其内容基本上是对环境保护法中两个条文的再次表述，缺乏措施性的规定，在发生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时很难适用到具体问题中去。我国一些地方也制定的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的法规，但是这些地方性环境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可操作作性不强，没有体现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式的规定无法执行，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在一些重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的现象，在生态农业、水污染、土壤污染、面源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还很欠缺。缺乏专门针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特别的法律规范。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建立公众参与、行政指导、行政强制以及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机制等方面，不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导致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许多方面不能有效的开展起来，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2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缺乏适应性
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制度，但制度与制度间的协调性和配套性较差。这些制度主要针对大城市的污染，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较少。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主要包括耕地制度，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捕捞限额和禁渔、休渔制度，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种资源保护制度以及农业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制度，这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立法，禁止性规范较多，鼓励性规定较少，缺乏激励机制。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同时，重视政府的作用，赋予政府的权力较多，没有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去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有关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全，许多法律都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但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从而使禁止性规定与法律责任的承担没有相互呼应，属于法律责任的缺位。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对生态功能保护的违法行为处罚较轻，还有一些社会危害性大、破坏性强的环境违法行为，仅仅设置了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的规定。由于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威慑和制裁作用，不利于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3.3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系存在缺陷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存在“体制不够严密”和“相应程序缺乏”两大方面的体系性缺陷。就执法体制而言，首先执法主体林立，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体制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执法体制，实践中，这种体制导致农业环境执法主体林立，各个执法主体之间相互扯皮或推诿的现象产生；其次，行政执法权分散，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等各个机构中，这种分散的行政执法权力很容易导致执法不一、相互冲突等现象，农业执法秩序处于混乱的局面。就执法程序而言，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过于强化环境管理机构的权利，缺乏对环境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应有的程序性保障机制。在现行有关农业环境立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的确立和保护的是政府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它赋予环境管理机构很多的权利，但缺乏对其环境管理行为有效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它赋予环境管理相对人很多的义务，却很少规定保障环境管理相对人权益实现的程序机制，导致环境管理相对人的合法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6］。
4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完善建议
4.1强化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
首先，根据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规律，尽快制定出一部综合性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以解决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立法过于分散的问题，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地方性立法应该更加注重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的制定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强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其次，建立健全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尽快制定《沙漠化法治法》等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对现行的《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农业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修改。再次，填补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空白，目前我国国务院已经于制定并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此，还应加强生态农业、土壤污染、水污染、面源污染等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填补在这些领域的空白。同时农业环境标准体系也可适时的做些调整，以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最后，建立公众参与以及有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行政强制、行政指导等手段，调动和鼓励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或者其它方面的经济优惠，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参与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来。
4.2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优化制度配套环境
完善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增设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条款。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是党在十报告中的要求。为了使生态恢复补偿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政府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实施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制度等［7］。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制度，一是，明确法律责任，对于破坏和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追究农业生态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严格法律责任，对于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仅要规定罚款这样行政处罚，还应当规定限期治理与修复、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措施，并调高罚款数额标准。对于构成犯罪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应明确规定其刑事责任追究，使得法律发挥威慑和制裁作用，为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4.3健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系
一方面，变革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分结合的执法体制，建立专门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执法主体，规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主体职能。这样便可以集中行政执法职能，把执法人员的指挥管理、安排执法经费的安排、调配执法力量的调配统一起来，解决了行政职能过于分散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行政主体之间相互推诿等弊端的出现。另一方面，强化行政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作用，规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程序。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外部行政程序建设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程序权益。建立诸如告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制度，确保公众能够参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确保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主体依法执政，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出现。同时强化司法手段，通过司法审判惩罚和制止重大污染环境犯罪、环境失职犯罪，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4.4确立公民环境权，增强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第4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第5篇
一、民族风俗习惯
分住在从江县城南6公里处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个寨子里，土地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长期居住着村民400余户、2000余人。走进岜沙，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他们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尽管已经“无猎可捕”，但是，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着标准的“背枪配饰”。这里箐黑林密，鸟道蚕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千百年来极少有外人进入。“岜沙苗寨”面积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侧的半坡上。整个“岜沙苗寨”木楼古朴、简单，四周则为密林环绕、环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着极为传统，发饰极为奇特。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们非常朴素的认为，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让四季常青的树木延续人类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人都要为降临人间的小生命种上一棵树，并对这棵树进行料理保护，祈望这个孩子像这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岜沙人的丧葬习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没有在生前就准备棺木的习惯，一个棺木，择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样种上一棵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让生命在自然中继续延续。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树，形成了岜沙独特的树葬风俗习惯，因此，在岜沙，只见古树参天，森林密布。禁止滥伐树木，很早就成为村规民约:只要发现有人盗伐树木，就要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们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觉保护幼苗和树干。占里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城东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人口低增长的侗族聚居村，这里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风淳朴。应该说，占里侗寨是一个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觉格守着古老的盟誓，维护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生育观，数百年来人口几乎零增长。任凭外界如何变化，这里依旧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变的信仰。神秘的树葬，更是一道独特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村寨、乡镇所组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种习俗及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岜沙苗寨”与“占里侗寨”人们的生活方式，充分说明了从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变及放大的过程。也就是为了维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个人的生存就像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风俗习惯确实又把个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于个人的制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的法理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今岜沙人、占里人生活的贵州省从江县经济建设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小，按照国家的政策标准核算，贵州省从江县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说，国家级贫困县没有歧视的含义。尽管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大都属于国家政策限制开发和限制利用的范围。从一定程度上讲，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对自然、植被、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诸多方面，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谁都不会否认，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建设发展的成就，经济实力有了大副度的提升，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我们国家的西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部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换取东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二者相互依存，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从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后，无疑应该返哺西部地区。在我国“封山育林，禁止砍伐”，当下已经成为国家的政策所导向的基本内容。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已经全面实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的奖励和补贴政策措施，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可以说“功不可没”。作为长期栖息在西部贵州的少数民族村民，他们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风俗习惯，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经济的、法理的层面讲，也应该享有适当的奖励和补贴，以解决他们温饱之忧，为自然生态的保护增添“助推器”。
第6篇
1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现状
丹江口水库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2004年2月，南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在丹江口水库随机取出样品水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25项指标除了总氮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外，其他24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其中，铜、锌、镉、硒、砷、铬（六价）等14项指标在国家规定监测方法内未检出（也就是说完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PH值8、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溶解氧、氨粪大肠菌群，完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总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
但是，随着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正在凸现，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需要艰苦的努力。
1.1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根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资料，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积1369.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1552.44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4.5%，三者合计3369.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吨/平方千米，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从自然因素上看，一是地形，该地区山地和岗地面积广大，其中坡度25。以上的坡地就占到山地和岗地总面积的52％。二是成土母质，该地区的成土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一旦遭遇强度大的降水，极易造成土层坍塌，泥沙顺水而下，形成泥石流。三是植被，由于库区居民大规模的垦林开荒，地表，提供了大量的泥砂源，同时，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地区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四是降水，库区处在夏季降雨的中心，每年5—9月份暴雨频繁且强度较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因素。
从社会因素看，丹江口库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是该区水土流失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当地政府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由于对木材的采伐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再生林的培养缺乏更新性，使得森林资源面积越来越少。仅在西峡县，国家就设置了三个国有林场，先后采伐了2万多公顷的原始森林，而属于死保护区的林区，现在也所剩无几。第二，农业用地对森林植被的强夺。丹江口库区90％都是生活在深山的农民，当地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公顷，靠这仅有的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能从农业之外的产业中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只好把矛头转向林地，不断地伐木毁草，不断地开辟土地。这种农民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生态陷入“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砍光了就去山上开荒”的恶性循环，使得森林面积急剧减少。除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锐减，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肆意地开山炸石，任意地弃渣置物，都会造成库区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雨季泥沙俱下，大量的泥沙在库底淤积，使得水库的库容减少，工程效益降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1988年20年间，丹江库区淤积泥沙达12.1亿吨，已占水库库容的8％。即使按着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使用期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泥沙携带了大量的养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入库区水面，使水库水质富营养化，加剧了水体污染，这将严重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1.2水质污染
丹江口水库入库干、支流汉江、堵河、天河、浪河、淄河、神定河、泅河、官山河、剑河、老灌河等河流的沿岸城镇废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库区已受到了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化工、建材、造纸、食品、采矿、制药等多行业的污染。据估计，库区城、乡和工业企业向丹江口水库年排污水量达1亿吨，加上不适当使用化肥、农药，使库区局部有富营养化发生的趋势。
据南阳市环境监测站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多次连续监测，综合数据表明：丹江口库区总磷总氮明显超标。其中总磷浓度为0.02—0.05毫克／升，总氮浓度为1.48—1.60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和劣V类，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类水质和调水水质的要求，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库区近年已检测出微量有机物达200余种，从历年库区底质检测还发现有含量极微的毒害物及重金属。由此可见，丹江口库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退化。水体一旦富营养化，就很难治理和控制，势必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质量，这样投入巨资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
（1）工业废水污染
丹江口库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门类不多，且多以污染大、耗水多的重工业为主，而缺乏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轻工业。例如浙川县的造纸厂、化肥厂、冶炼厂，都是排放污水的大户，由于这些企业的治污技术和设备比较初级，致使大量矽废水、污水无处排放，只好顺流而下，汇人丹江，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就会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2）城市生活污水污染
仅以丹江所依托的淅川县县城为例。浙川县城区人口约有8万多，年排放生活污水1314万吨，污水中含有的COD、N、P等多种有机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污染呈加剧趋势。
（3）农药化肥污染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丹江口水库的辐射区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农民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因经济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农药，未经作物吸收利用的农药、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库区水体，从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丹江水体的污染。
2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近两年来，已经关、停了部分严重污染的企业，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开始进一步实施。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2.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2.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2.4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第7篇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第8篇
虽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都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状态，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生态旅游的起步也要比发达国家晚，但是我国极其重视对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国家法律法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使得人们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的同时也促进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正是因为生态旅游发展迅速，逐渐出现了一些滥竽充数的生态旅游给我国生态旅游的法律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1生态旅游法律的不健全
虽然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很多，但是相应的却缺少一部专门的生态旅游法，一般的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的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其他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寻求依据，而且不是每一部环境保护法中都会涉及到生态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一些小部分会涉及，缺乏法律的完整性，这给后期相关工作人员处理这类问题时没有有效的依据执行，使整个管理过程更加困难，另外我国一直都是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为骄傲，所以在相关环境保护法律中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缺乏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在相关环境法的制定中，一般是由各部委的，立法水平也因立法部门的不同而高低不同，这给相关法律的执行带来极大的阻碍。
1.2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薄弱
不管法律的如何制定，只有法律的有效执行才算做到起到保护环境的真正目的，这就对执行法律的相关管理机构与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跟高的要求，但是近年来，关于法律的执行工作的机构日益混乱，执行人员专业素质低下、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责任制体制混乱，另外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现在公民保护环境的意识极差，只是一味的指望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的管理，这些都给生态旅游相关法律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3对法律的执行不全面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不管有多门健全的法律法规，没有切实有效的执行法律就等于形同虚设，只有让制定的法律真正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样的法律才有意义，但是实际上近年来，在环境保护的问题是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我国的司法部门对法律的执行力度不足，导致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其主要的制约作用，阻碍了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2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中问题的解决措施
2.1完善生态旅游法律的设立
我国建立法律法规的目的就是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手段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与结果，一个国家健全的法律与法规是保护环境的基本保障，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除了要达到促进人们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突出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作为生态旅游的基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给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自然环境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再生能力都相对较弱，尤其是近年来人类生产生活的快速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使得自然环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国应该为生态旅游行业的管理制定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体制，使得人们在对生态旅游的管理方面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避免自然环境遭到更大的破坏，促进我国的生态旅游更加快速发展。
2.2提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
人们的环保意识对环境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我国应该做到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多种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自身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开辟出一条既有利于自然生态整体的利益同时有对人类个人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真正达到共赢的局面。
2.3加强对环境保护法律的执行
所谓的管理机制就是说相关的工作人员按照一定的方法来实现人民预期的管理效果，但是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业的管理机制相对混乱，人员管理复杂，各个部门之间缺少全面的沟通与交流，对于这种现象国家应该重视起来，按照国家标准建立合理、有序的管理机制，按照相关的法律有序的对工作进行管理，建立合理的责任机制，把一级任务具体到具体的工作人员的身上，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真正做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的执行。
3结语
第9篇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关系，这不仅因为生态旅游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而且也有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正确把握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使两者协调、持续发展，实现共赢，在当今社会显得愈加重要。
1.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
大自然是美丽的源泉，山川的自然风光，田园的秀丽景色，滨海的波涛浪花，湖泊的波澜壮阔，这些都是美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欣赏优美风景，能使人们心情愉悦，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果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成为人们不愿一顾的厌烦之地，极大破坏了人们游玩的心情，降低了生态旅游的价值。因此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只有环境美，旅游才具有价值。
2.生态旅游对保护环境的意义
（1）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为了增加当地旅游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旅游开发部门加大力度改善旅游区环境，使得旅游区风光优美、空气清晰、景观协调、气氛融洽。另外，通过建设垃圾填埋场、绿化街道、修建道路等措施，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为景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景区的形象。
（2）缓解当地居民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我国西部的旅游景区大多位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且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这是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就业门槛低，吸纳劳动力数量大，劳动转岗适应快等特点。因此发展生态旅游，一方面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治安，缓解传统产业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可有效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缓解自然保护区和周边居民的关系，从而保护了环境，促进了旅游资源和当地社会发展相结合，这是生态旅游业的核心目标。
（3）提供环境保护资金
财政拨款是我国生态旅游区环境保护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当地政府财政拨款金额往往不足。与国外相比，我国自然保护区投资额度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25，100hm2仅有1.5美元，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管理费用和建设费用的缺口分别占需求额的26%和60%。正因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大多景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然而，生态旅游的兴起和发展，为景区开辟了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为提高景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旅游资源开发以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4）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旅游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而且他们还从中获得益处。因此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来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并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因此，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对旅游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其关键在于找到开发生态旅游和保护环境间的平衡点，实现生态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双盈。
二、我国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较晚，人们对生态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理解，“无烟工业”的观念依旧流行。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大多还“重开发，轻保护”。目前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滥用
在开发旅游资源时，许多部门急功近利，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开发，而且在开发过程中轻视甚至不进行环境保护，采取粗放式开发模式，对许多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造成破坏。例如香格里拉县的地下温泉是近代温泉形成的典型地质景观，极具观赏性和科考价值，景区内的喷气孔尤为罕见。但开发过程中，在不了解喷气孔的地质构造情况下，开发者企图将喷气孔变为“桑拿浴”，结果严重破坏了稀有的旅游地质景观。
2.生态环境系统失调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正变得如火如荼。由于在景区内开山砍林，使得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出现山洪暴发或水源枯竭，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失调。有些景区为了追求利益，盲目扩大旅游区面积和修建旅游设施。以索道为例，德国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面积达300多km2，公园内并无一条索道。而我国泰山、华山以及峨眉山等名山，均修建了现代化的索道。索道的建设使游人易集中于山顶，导致自然风景区原貌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3.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旅游业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应规划和管理，再加上国民环保意识较差，致使景区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驰名世界的黄山、庐山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连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也有各种饮料袋、包装袋等垃圾。据旅游区提供的资料显示，景区的水、土、大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噪音、烟尘都超过了规定标准。据“人与生物圈”国际委员会统计，近年我国有1/5的保护区由于生态旅游而横遭破坏、44%的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的保护区出现水体污染、11%的保护区出现旅游资源退化、61%的保护区存在设施与景观环境不协调。
4.景区环境容量严重不足
众所周知，旅游区环境对污染物净化能力和旅游人群承接能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游客人数过于拥挤，人流疏散不开，不仅会损害景区，而且易发生安全事故，降低游客对景区满意度，不利于景区持续和健康发展。如去年国庆期间，九寨沟景区就发生了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变成“上不去、下不来”的“死胡同”。
5.当地居民参与程度低
造福当地居民，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和发展，是发展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之一，但目前这种情况并不乐观。许多地方在发展生态旅游时，当地居民有效参与程度低，借旅游促发展的潜力远没有发挥。一方面是当地政府财政拨款不足，制约着旅游资源的开发规模和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影响着当地居民创收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在招商过程中经常让利较多，难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
三、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
1.完善法制法规，增强执法能力
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和制度的建设，严格执行和遵守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条约。严厉惩罚违反法规的开发和破坏环境行为，使违规者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把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积极探寻旅游业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
2.加强环保教育
生态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一些旅游管理部门、当地居民、旅游者以及政府部门，对于生态旅游内涵及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缺乏科学认识，因此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环保教育工作。主要对象包括景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导游和游客。通过环保教育，让游客在享受自然的同时，把保护环境变成自觉行动，做到休闲娱乐、环保两不误。另外，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还要采取正规环境教育和非正规环境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且注意环境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既要注重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实践，通过受教育者的亲身体验来强化教育成果。
3.科学研究，统一规划，有序开发
在编制旅游景区总体规划时，不仅要统筹兼顾景观生态学基础研究、景观生态评价、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景观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要对旅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以及环境质量进行实地考察，科学地论证和评估，把握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合理度，有计划开发，尽量将旅游资源的破坏降到最低，同时要做好开展生态旅游所带来危害环境的思想准备，并适时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了解生态环境的状况。此外，由于生态旅游是个“外来事物”，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规划时，还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机械套用，实行教条主义。在尊重其本义前提下，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在具体技术手段、操作方法、发展模式上寻求创新，我们也要广泛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教训，尽量少走弯路。
4.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环境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分析、预测和评估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在环境影响评价时，既要充分考虑生态旅游的资源开发、布局设施和生态平衡等因素，又要尽量减少实施中的盲目性、局限性和短期性造成的不必要损失。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采取有效措施，如控制游客数量、规定旅游路线、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等，避免游客对景点破坏，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维护景区安全。环境监测不仅可反映旅游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而且为下一步旅游环保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决策部门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防治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监测、物理监测和生态监测。
5.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量，控制游客人数
各景区要科学、“理性”地论证自身接待能力，探索人性化管理方式，并对景区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各景区可借鉴国外预约的做法，在游客到达之前就做好准备，进行疏导，对景区游客人数、交通住宿条件等信息及时公布，一旦发现游客超出饱和量，就要进行调节，采取延长景区开放时间、科学组织游客买票进入、适时限流等措施。此外，管理部门要积极倡导游客配合景区管理，遵守景区游览秩序，让旅游真正“游”起来。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纳量，控制游客人数，即控制旅游活动开发规模，这对于景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6.吸纳当地居民就业，支持他们创业
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开发这些地方的生态旅游业，可吸纳当地居民就业，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变。在符合景区统一规划管理下，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配合景区管理部门，扶持当地居民开办与旅游相关的项目，鼓励他们自主创业。桂林漓江冠岩风景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景区管理部门帮助下，景区所在地草坪乡居民依靠“农家乐”旅游，使其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
四、结语
第10篇
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地退化面积不断扩大，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为主，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出“边建设，边破坏”的特征，甚至建设赶不上破坏。
1.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退化难以遏止水生态平衡失调愈演愈烈，以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和湿地破坏最为典型，干旱地区绿洲和植被日趋萎缩，灾害日益频繁。由于过度砍伐，可供开采的森林资源濒临枯竭，森林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有增无减，部分城市已经饱和，甚至黑土资源都受到侵蚀。部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大庆市原来的湿地资源很丰富。由于油田的深度开发，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大量的湿地被开发利用，许多湿地变成了泥浆地、排污池、废水排放池，土壤、植被及湿地水体的污染加剧，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在逐渐减少，湿地萎缩，功能丧失。
2.区域性水污染严重水污染程度加剧会导致水体中和周围地区动植物大量死亡，使水域生态物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进一步降低水环境容量。水污染也直接减少了可供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数量，导致水质型缺少。有的地区河流严重污染，使流域附近居民陷入守着河流没水吃的窘境。2010到2012年三年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持续增加，增加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黑龙江省2011年比2010年增加了5792万吨，增幅为16.6%；辽宁省2011年比2010年更是增加了16387万吨，增幅为23.2%，虽然在2012年有所下降，相比2011年的增加量16387万吨而言，降幅较小。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67663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7.6%。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于100万吨的省份有10个，黑龙江省排在第3位；全国氨氮排放量大于10万吨的省份有11个，辽宁省排在第10位，同时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类排放量上，排在第3位。
3.城市空气污染危害严重从总体上看，东北城市空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使得汽车尾气正在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新型“罪魁祸首”，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2013年底，哈尔滨市民用车辆比上年增加12.4万辆，总量达到142.2万辆，比上年增长9.5%。其中，汽车总数突破百万辆，达到100.5万辆，同比增加11.2万辆，增长12.6%。哈尔滨市整治大气污染压力最大，提出2017年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要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10%。目前，哈尔滨市建成区将不再审批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火电、钢铁、建材、焦化、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现有的项目也要逐步向外转移。
4.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越积越多2012年，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差距明显，一半城市的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吉林市和白山市却低于50%；辽宁省的鞍山、抚顺、本溪和丹东更是低于30%，超过90%的只有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相对其他两个省份要好一些，只有双鸭山在50%以下，其他城市都在70%以上。除工业固体废物外，生活垃圾也是固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东北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由于处置能力有限，很多城市并非是对垃圾进行处理，而是堆放垃圾。大量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这些废物经过雨雪淋溶，可溶成分会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污染；或随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向土壤迁移转化，富集有害物质，使堆场附近土质酸化、碱化、硬化，甚至发生重金属型污染。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发生累积而被植物吸收，毒害农作物，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
二、东北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城市的生态环保建设原则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整体和谐，又要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技术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城市的和谐。
1.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立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机制要以增加城市绿地为主构筑城市景观，构建自然生态体系，突出城市特色。绿色植被能够很好地吸附灰尘，吸收有害气体，平衡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起到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木、草坪都可以通过叶片来吸纳烟灰和粉尘。此外，修建屋顶花园不仅能够使建筑物减少紫外线辐射，增加建筑物使用寿命，同样能够起到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进行调整，对城市交通格局进行调整。
2.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大循环模式，即工业园区层面的循环经济，把不同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个企业的能源和原料。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转变。
3.注重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安全从水量、生态栖息地、水质恢复三方面构建水生态安全体系。不仅考虑环境水质标准的限值，更强调从维系水生态安全出发，保障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从水源地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区，水污染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同时，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与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市区污水处理厂加大运营力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的供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逐步解决城市公益设施的配套完善问题。
4.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配置资源，禁止乱砍滥伐，不要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使物质、能源、信息得到高效利用，保持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其在相对平衡状态下持续发展。转变城市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加强东北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建设，发展产业生态学，推行清洁生产，把相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工业生产园区，使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厉行节约用水、用电，可以用自然能源的区域尽可能使用自然能，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增强自然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生态功能区内要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他人为破坏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工业布局；严格控制区内人口增长，保护区内人口在承载力之内；改变生产经营方式，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11篇
1.1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
传统农业重视的是要利用自然的生产力并且要提高生物转化的效率，而生态农业正是传承了这两个优点，并在这基础上增加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效果，将现代农业建设成为了基于酶工程、发酵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以及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1.2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
农业能够在保持为社会提供高质、高量的产品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最佳平衡状态的农业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是通过科学的农业管理，来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保护大气、水体、土壤等公益环境，实现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防止环境污染。
2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2.1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地，并且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严格控制，努力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大力造林护林，改造农业自然环境，森林是陆地表面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改造自然、保证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增加植被，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村生态环境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2应用农业技术，改造农业土壤环境
首先要在田地与水系统适当隔离，如设置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带，要在田地景观中增加湿地所占的比例，还在地形改变的过渡带设置一定宽度的树墙或水沟等设施。还可利用农地的立体空间实行轮作、套种等方式，这样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对地下水系统的污染。
2.3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发展农业生产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资源的多级利用，使农业生产逐步走上生态平衡、生态良性循环的道路。
2.4应采取多种措施
防止工业及其他行业污染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特别要减少“三废”的排放。要将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实行种养一条龙，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5重视科技创新
让科学技术支持保护着农业生态环境的进步，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提出新理论，研究新型科技。
3发展生态农业的措施
3.1依靠新兴能源
沼气能源结合养殖与种植业，将禽畜所、沼气池、排泄处还有阳光温室等在封闭的条件下结合一体化。这十分有利于充分合理、多层次利用生物能资源、加速能流与物流运转、保护林草植被和自然环境、改善农业环卫情况。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化学农药和肥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提高农作物、食品的质量并且保障食品安全。
3.2治理有害生物
治理有害生物即是利用天然因素，保持有害生物天敌的数量是增强和保持自然控制的方法。在每年农业生产时，粮食的产量常常因为杂草、病虫害等而造成大量损失，平均要达到25%左右。直到现在，要预防、治疗这些病虫害更多的还是利用化学农药，而大量的化学农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是造成环境污染、禽畜中毒、天敌灭亡的重要原因，而且农药过量还会增加这些农业有害物的抗药性，使得来年病虫害更会来势汹汹。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用方法才会将杂草、害虫等有效控制住，减少经济损失。
3.3合理发展养殖业及污水的灌溉管理
只有科学、合理地规划控制养殖业的规模，成立生态养殖农场，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殖业污染问题。污水灌溉问题与农业、水利、城建和环保等多个部门息息相关，所以，眼前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建立治理污水灌溉的机构组织，尤其是农业、水利部门要加强水质的监测指标与手段，提倡利用灌溉污水预处理技术。
3.4利用天然生态优势，提高农作物品质
第12篇
保护与管理工作被视为猫儿山保护区的工作核心，因此猫儿山保护区较为重视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的程度。猫儿山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制度”“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前期已经制定完毕，如今已开始实施并且逐步落实。另外，保护科、防火办、派出所相继在保护区内成立并且及时派遣工作人员到位展开工作。为了预防保护区内发生事故，猫儿山保护区积极展开对管护人员的培训指导，使他们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的同时还对突发的状况进行预演训练，培养管护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与此同时，保护区内管护人员的季度能力测试成果就如同绩效考核一样直接与工资项挂钩，有效提高了管护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规范性，又使他们注意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猫儿山保护区管护人员在执行工作的时候有严格的参照标准以及条例，尤其是在野外巡护工作方面，要求巡护人员认真填写纪实手册，而且每位管护人员每月的常规野外巡护时间率要达到67%以上。
2建立健全与社区联合共管委员会
有句俗话说“军民团结一家亲”，自然保护就像军，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屯就像民，只有把两者密切的联系起来，建立相应的社区合作点，才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猫儿山绿色家园共建的目标。近年来，猫儿山的相关管理者主动与周边县政府联合，据相关资料显示已与周边社区建立50多个共建单位。此外，管理局还与教育机构相联系，目前已与40多个学校建立共建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管理局已经展开了150多次生态环境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如此，猫儿山保护区还通过各种项目扶持社区经济发展，譬如筹资帮助临近乡村建设办公楼、修建公路等等。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生态文明的保护。
3科研监测
目前，猫儿山科研监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设关系，例如与桂林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展生态定位站的建设、与贵州科学院开展猫儿山大型真菌的调研等，通过申报，猫儿山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适时的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研究论文等工作，通过之后还会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参考。如今猫儿山保护区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保护区不仅在内部有效优化工作人员的结构，还会邀请相应专家到保护区开展讲座，派工作人员外出学习交流经验，这些无一例外体现了猫儿山对科研监测的重视。现在保护区内有2名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而且还持续向外部招聘新的相关专业研究生，让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猫儿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4教育宣传
猫儿山保护区很重视与保护区周边居民和学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到村庄和学校组织开展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工作。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保护区所坚持的主题话语之一：“传播生态文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猫儿山保护区每隔一定的时间还会印发类似于“生态教育100问”的资料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同时，保护区曾先后在兴安、资源、龙胜3县教育局、团委以及中小学教育场所展开了与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有关的活动，因其活动方式较为多样而受到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喜爱。可以说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给社区群众普及了生态文明的知识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关于保护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工作虽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当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母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
5开展生态旅游
有效开展生态旅游是对生态环境最好的保护和发展的结合点。适当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使社区群众享受到相关的福利，还能增加社区居民的总体财政收入以及给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他们对保护区的威胁。经过多年的旅游资源开发，如今猫儿山已经成功开发了高山公园、铁杉公园、“一廊、二带、三基地”等多个具有特色的旅游新品牌，成功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也起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但仍需加快完善旅游景点的建设，例如在高寨往山顶公路的2个景点的途中还有一片阔叶林的存在，所以可以考虑在高寨的周边建设阔叶林自然景观景点。此外，由于大自然植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在新一轮整修之下，通过对植被的标注科名、别名、相关简介等内容的完善，重新开放九牛塘珍稀植物园供游客参观。“以保护为目的，以发展为手段，通过发展促进保护”的指导思想促进了猫儿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6结束语
第13篇
关键词：公路交通，生态环境，环境保护
引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公路交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单就新疆而言：目前全疆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6万公里。
新疆公路交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路建设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又是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行业之一。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如此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必将会对给公路沿线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景观环境带来影响，并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公路工程环境保护是以“公路工程与环境”这对矛盾为对象，以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调节与控制其对立统一关系。随着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公路等级提高，人们对公路路域环境的要求也必须越来越高，公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应是首要考虑问题。因此在公路建设项目各阶段都必须注意环境保护。
l、公路建设项目决策阶段环境保护设计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在决策阶段，必须严格把关，分析和预测公路建设对景观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1公路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
编制公路工程项目建议书，不但应提出公路建设的规模，主要控制点，公路等级等对项目进行概略的设计和估算。还要简要评价公路建设对该区域社会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环境空气影响和环境噪音影响。
1.2公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编制公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但要对公路工程进行简要设计和估算，还要对该项目进行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论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还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该项目从环境方面作可行性研究，首先从环保角度出发评价公路选线的合理性，对路线方案的可行性，公路建设将可能对沿线环境产生那些不利的影响。其次提出必要的环保措施，使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到可接受的程度。第三预测项目环境影响程度和范围为公路沿线发展规划提出环境保护的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为建设项目工程设计中的环保工程设计、环境保护设计、’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提供依据。按国家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它对公路工程项目具有一票否决作用。
2、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环境保护设计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确定后，在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应把公路主体设计与环保工程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满足路线设计规范的条件下，调查路线线位和高程，注意沿线的地形、植被特征及原有土体的面层结构，尽量减少工程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注意公路线形、立体交叉口形式及收费站、服务区的结构物与周围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相融合，满足公路与环境相协调的要求。在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还必须根据批准的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公路工程的环境保护进行设计。按照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结合的设计原则，制定环保工程、绿化工程、景观保护利用方案，确定具体实施计划。公路工程建设设计文件必须包括环境保护篇章，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及景观与绿化设计，提出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减缓、弥补和改造措施。科技论文，公路交通。。科技论文，公路交通。。
2.1社会环境影响
社会环境影响应考虑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房屋拆迁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影响、资源利用的影响、景观环境的影响。公路社会环境保护设计应调查、收集公路沿线的土地资源、农田水利设施、建筑物、行政区划、人文景观等社会环境及其远景发展规划，并进行综合分析，公路社会环境保护设计应立足于对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利用，使公路建设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
2.2生态环境影响
公路生态环境影响包括野生植物与动物及栖息地的影响、水土流失的影响、农业土壤与农作物中铅含量的影响、水环境的影响。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公路生态环境保护设计包括公路中线两侧各200米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森林、草原、湿地和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设计。公路在选线时应设法绕避生态环境中所列的保护对象。当公路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中保护对象产生干扰时，必须结合受保护对象的特性提出保护方案，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2.3环境污染防治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污染防治主要包括(1)噪音污染：公路运营交通噪音、施工作业噪音对声环境的影响；(2)烟尘污染：公路营运车辆的尾气、搅拌站的烟尘和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的污染；(3)水环境污染：公路服务区生活污水、路面径流、施工废水和工业废渣等对水环境的污染；(4)垃圾对环境污染：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对景观的污染。在设计阶段对公路建设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可能对环境产生的污染，进行环境保护方案设计，提出预防措施。
公路项目的环境保护设计贯穿于项目主体工程设计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公路的路线设计、路基设计、桥涵设计、沿线设施设计直至路面设计都与环境保护或水土保持相关系；虽然公路各组成部分的设计已各成体系，有相应的设计规范，但公路工程项目设计必须满足《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3、公路工程运营、生产阶段环境保护
公路在营运期，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路基可能发生的崩塌、水毁、危险品运输可能发生的泄露，汽车营运产生的汽车尾气和噪音污染以及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因此，营运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是落实项目环境保护计划，进行检查监督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情况和环境质量监测；完善环保设施及绿化设施，根据环境监测结果调整环境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
以往有不少公路建设项目，在项目决策阶段没有重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项目设计和施工中没有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重视公路的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特别是“三同时”的制度，在一定程度对环境资源保护起到了作用。
例如为了开发我国最大的高山冷水湖泊赛里木湖旅游资源，2003年交通厅投资4366万元修筑环湖公路。为了将环湖公路建成环保路、生态路，在确定公路建设项目的同时，交通厅聘请了自治区环保咨询事务所对环湖公路项目进行总体环境评估，编制了环境评价报告；在项目设计阶段根据批准的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程进行设计，制定环保工程、绿化工程设计及景观保护方案，使该项目设计文件不但符合公路设计规范，还符合了环保要求。在工程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合同中，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重视环境保护并在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工程监理的制度和工作范畴，监理人员一手抓工程进度、质量，一手抓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每个合同段和班组及个人；在丁程即将结束时，施工单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施工现场进行恢复性的整平、清运、掩埋，对在施工中受到的草地播种草籽，恢复自然状态。科技论文，公路交通。。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要不断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公路建设必须注意环境保护。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公路建设者必须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按照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有关法律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等制度去协调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使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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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论文摘要 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城市中罕见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对其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贵阳市湿地公园的生态保护进行简单的分析，以现下的经济法理论、环境法原理、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已实施的法律法为支撑，从相关立法、执法、司法等几方面对贵阳市湿地公园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在法律构建方面提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 生态环境 湿地公园 补偿制度
近年来，生态补偿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一词的诞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现阶段的生态补偿制度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虽然我国的生态补偿经过多年的实践，在林木业、自然保护区、遏制沙漠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构建仍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现成的实例可以借鉴，只能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为此，建立和完善贵阳市湿地公园的生态补偿制度仍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规章制度，加强补偿制度的法律构建，以此来强化生态补偿制度对保护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实际意义。
一、 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之概况
贵阳市湿地公园的建设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生态项目，对于爽爽的贵阳而言，湿地公园的建设很是重要。目前，在贵阳市主要建设了两大湿地公园：花溪湿地公园和小车河湿地公园。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中心城区的北部，距离贵阳市中心仅十二公里，是全国罕见的城市湿地。在环境上它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下的高原岩溶丘陵区，是以喀什特地貌为特征的城市湿地公园。贵阳市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范围内有天然的河流湿地、河漫滩，也有人工的水稻田、池塘、沟渠等。适宜的气候和多种多样的湿地类型为各种生物营造了安全的觅食、栖息、繁殖场所。花溪河水资源充足，年平均径流量9.84亿立方米。另外，花溪河的水质优良，清澈见底，达到Ⅱ类地面水水质标准，是贵阳市民生活用水的主要供水点。其次，小车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地处贵阳市中心城区，根据规划，该湿地公园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按照“世界眼光、国内一流、贵阳特色”的要求，充分发挥生态多样性的优势，突出海拔落差和梯次植被特色，彰显良好的河谷生态，在公园内建设有公用配套设施，并配有完善的垃圾处理、排污治理、慢性系统等功能，是展示贵阳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小车河湿地公园的建设直接惠及城市西部、南部的60多万居民 。
贵阳市中这两大的罕见湿地公园，为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是不甚枚举。为此，对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笔者认为对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配套的生态补偿制度，促使人类更好地保护湿地公园，保护生态环境，以此造福于子孙后代。
二、 建设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重视，特别是对自然环境下天然湿地的生态补偿更是毋庸置疑。曾经学者们甚是担忧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今已上升为了重要的法律问题，在2012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时候，首次将公益诉讼列入法律规范之中，这在生态环境保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不健全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在某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上已有实践。众所周知，生态补偿制度适用于环境破坏甚是严重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对于湿地公园的运用却是几乎没有先例可寻。为此，免不了在保护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采取生态补偿机制的措施会有缺失，或者是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根本就不健全，导致在对湿地公园进行保护的时候出现漏洞，以至于给那些损害湿地环境的人以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对湿地公园的保护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从而不能更好地保护湿地生态。如此看来，建设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二）湿地公园生态补偿不到位，影响湿地公园的生态建设
生态补偿制度是偏主观判断的制度范畴，其在被有关部门运用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在生态补偿中，生态补偿标准需要人的主观判断，如果判断不到位，或者有关人员的判断标准误差较大，就会对被补偿人产生不公平。这样不公平很可能会导致对于生态建设付出的人、对环境保护付出的人而言，他们以牺牲自己的固有利益作为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无法得到收回，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产生利益不均衡。而由此产生的利益不均衡、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就会导致生态保护与建设者之间存在的心理落差，进而滋生不满情绪，影响湿地公园的生态建设。
（三）湿地公园生态破坏严重，引发更严重的生态危机
湿地公园的建设对于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下，公民早已远离了碧水蓝天的生活环境，现如今每天都是和现代化的设备打交道，这固然就免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生态环境被破坏，生态建设不安全，很有可能就此引发生态危机，从而触发生态威胁。近年来自然灾害的频发就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带来的结果。贵阳市具有“凉都”之称，“爽爽的贵阳”也是家喻户晓，这些称号来源于贵阳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天然的气候条件。笔者认为，如若我们不对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予以保护，那生态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建立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生态危机有着重大意义。
三、 构建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不是空中楼阁，这是需要一定的理论为支撑。经济法这一独立的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环境保护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湿地公园而言更是对至关重要。现笔者就从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构建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所需的理论基础。
（一）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经济法这门学科里一个独有的概念，其含义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环境造成非自愿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导致他人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或者是成本增加收益降低的效用，由此外部性就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环境保护作为经济法学科里的一个分支，也具有经济法学科应有的基本特征，外部性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存在。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外部性理论是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中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有力理论支撑。“鼓励和保护正外部性，预防和制止负外部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在规制外部性方面，行政法主要从明确政府的职权和职责、强化正当行政程序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着眼，发挥重要作用。” 对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定会造成外部性的影响，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对此，对那些为保护生态环境予以付出的人而言，可以对其进行奖励；相反，对于那些破坏环境的人而言，则可以对其进行惩罚。“经济法对带来正外部性的个人或企业，通过授权政府采取补贴、减免税收等鼓励措施，使私人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的部分得到补偿，以克服或减少‘搭便车’的现象。”
（二） 公共物品供给理论
公共物品，顾名思义就是人类公用的物品，当人们在使用公共物品的时候，因为人的本性，会导致人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共物品，由此损害他人的利益。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当人类在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因为目光短浅或者利益使然，就会促使有的人在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因为一己之私而损害生态。诸如很多人在享受环境的时候故意破坏环境，他们认为这种破坏暂时不会对自己造成不利，至于会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害，他们置之不理。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希望享用环境好处的人越来越多，相反对环境建设投资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就会出现资源浪费殆尽、生态逐渐恶化的后果。因此，就需要建立一套生态补偿制度，给予那些为保护生态环境免受损害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一定的补偿，对那些破坏环境的人予以惩罚，同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致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实现社会与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多元目标相互协调的新型战略。 ”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和享受生态环境并从中受益，当然地也有责任为后代人保护有限资源和避免环境受到破坏，当代人同后代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代人都应当对后代人负责。“可见，为了防止当代人为有利自己、以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滥用自然资源，在法律上承认代与代之间的权利和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义务是至关重要的。”
四、贵阳市湿地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构建
（一）确立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
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二大法律体系，其重要地位是举足轻重。湿地公园的生态补偿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保护现有自然环境良好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所以只有明确湿地公园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才能顺利地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对于湿地公园生态保护的规定，是其重要依据。在应对生态危机的法律对策中，希望国家能将生态补偿列入生态保护的法律条款中。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以明确对生态补偿的规定
《环境保护法》虽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专门法律，但其对生态补偿的规定提及甚少。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律，存在着大量的缺陷，环境保护法更多地侧重于保护环境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和粗略的监督制度，而关于生态环境的生态补偿方面的规定却是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做一定的理念更新，毕竟法律是滞后的、僵硬的，法律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不至掉队。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促使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法制化，才能从整体上更好地促使生态补偿有很好的法律积淀，更重要的是对湿地公园的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第15篇
【关键词】生态林业；经济建设；经济发展
1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1.1经济意义
作为生态系统及林业经济的共同组成部分，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可以促使林业经济走向更好的发展，也能够对我国复合型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关作用，从而完成我国经济发展中多元化经济结构的构建过程。另外，对林业生态环境实施保护，可以促使生态体系功能得到建设与恢复，并促使林业资源不断优化与改善，进而帮助果业、木材等与林业相关的行业得到系统化发展[1]。
1.2现实意义
目前，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对林业资源，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林业中的森林树木，能够净化与吸收空气当中的有害成分、吸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人类健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依旧十分严峻，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做到不断维护生态环境。
2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间的问题所
在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推行之后，如何处理好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使得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受阻，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生态环境意识与法制观念不足。在我国，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且法制宣传不到位，从而使相关企业及个人在发展经济时，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在水土保持等方面，其更不具备法律意识与环境意识，对于仅存的一些法律与规定，也得不到有效地应用与实施。二是林业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共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转变，这一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大大提升我国的经济活力。但是对于林业经济来说，一直以来，其均由国家控股，政府在林业经济中担当控制角色，其他所有制经济占比很低，这样一来，使得我国林业经济活力得不到提升，甚至出现职责紊乱，林业经济发展难以调控的局面，阻碍了林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要想促使林业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就应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对于林业与林业经济发展相关部门，在充分发挥自己职能的同时，通过引导来帮助林业生态环境得到有效建设，以实现在有效改善林业生态环境的同时促使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目标。
3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对策
3.1工业园区与园林城市协调发展
工业园区与园林城市的协调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浪费问题的出现，从而帮助城市生态环境得到优化，促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此，一是需要完成工业园区的规划工作，结合生态城市建设，从水系、植被与山体保护的角度出发，来促使园区当中的景观环境得到保护。另外还需科学合理的使用林业资源，对林业相关生产工作做到严格规范，进而帮助生态环境得到优化与改善，如综合利用木材资源等。二是保护城市绿地的法律地位，在一些园林城市中，由于绿地被肆意占用，致使城市发展受到影响，为此应当加强此方面的法律建设工作，帮助绿地法律地位得到提升。三是要做好绿化城市建设，这就需要对生态资源重要性做出宣传，从而借助群众的力量，来做好绿化造林工作的开展与推行，从而帮助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3.2完成林业经济发展机制的建设
林业经济要想得到不断地进步与发展，就应当合理处置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间存在的关联，进而完成发展机制的有效构建。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做好林业发展，并借助科学手段及措施，控制林业资源消耗，并完成林业资源培养与管理工作。另外，还应当采取各类经济方式，把山区土地经济建设起来，通过建设经费的投入，来帮助化解资源利用与保护间的冲突，进而保障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3进一步扩大森林面积覆盖率
现如今，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严重的退化与缩减，林业资源较为紧张，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能够改善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需进一步扩大森林覆盖率，通过义务植树、森林防护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来使得林业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保护与发展。同时，对于相关政府部门来说，还应当完成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工作，从而对林业资源实施保护，在退耕还林与速生林等工程建设项目上，要做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对林业经济起到保障作用。
3.4提升林地生产的经营效率
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开展，并不仅仅只是做好看护管理即可，而是应当使得林业生产能力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从而提升林业资源所能够发挥的效益。同时，还应当根据林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完成对林地经营方式的选择工作，并可以发展一些林下经济，例如发展养殖业，打造旅游业等措施，来帮助经济发展。通过借助更为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在对林业资源环境进行保护的基础上，促使林业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得到提升，进而帮助林业资源与经济得到有效发展。
4结语
林业资源作为我国资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与环境健康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能够促使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做好林业资源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建设工作。具体可从制度、经营方式、宣传措施、法律手段等方面入手，来处理好林业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