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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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管理机制逐渐形成规范，硬件设施也趋于完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市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管理和建设。但我市关于新型社区的建设方面同沿海省市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社区服务机制的起步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关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偏低

由于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人们对社区的含义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还处在较浅的认识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2]所以在社区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明显的行政化，政府制定的社区计划和任务，忽略了每个社区的特殊情况，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自上而下的执行；而所谓的“居委会大妈”，一般是在一个社区内工作工作了几年，还有的甚至超过十年，他们对社区工作的运作相当熟悉，对社区内家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处理更是得心应手。但至于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等问题大都知之甚少。例如，在处理一起家庭矛盾时，他往往会把当事人双方看做是社区居民或邻居来处理，而不是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把他们作为案主来对待，也不能运用“同理心”、“优势视角”等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鼓励案主潜能来化解矛盾。

2.社区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社区内的服务和活动渐渐趋于完善，包括针对全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分类，但在实际的社区服务和福利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前期需求调查阶段，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虽然社区服务已开始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但在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时的针对性仍然不足，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次，社区服务的分配方式有待优化。在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社区服务的分配大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但却缺乏灵活性，使得一些服务需求较大的社区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一些服务需求较小的社区居民则接受了过量的服务，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

3.社区文化建设薄弱，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较为淡薄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社会生活影响社区管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使得居民主要依赖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对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居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愿较低。近年来，由于社区宣传力度加大、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方向路线、社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规模依旧处在较低水平。

二、形成当前问题的原因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构成方面。目前，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大多在30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而政府在近几年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能受到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则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国内仅有十余年，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倾向于经济发达、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新疆，地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除非是家在新疆，或者待遇十分优厚，一般的毕业生大都不会把新疆作为首选。这几年社区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在总数上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于拥有专业社会工作师资历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其次，社区的管理体制方面。在我国，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久以来，行政性的社区管理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近些年政府下放权力，倡导社区自理、居民自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压力。但之前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消除，在个别社区还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现象；在社区管理上，没有在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细分不足，在服务项目的开展上缺乏灵活性，使福利和资源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最后，社区活动开展方面。就目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仍然以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应由政府全权负责，而并不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管理与建设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单一和宣传力度的不足，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而参与社区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通常是在社区工作者的劝说下被动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参与的内容主要是偏娱乐性的，对社区的未来路线、服务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基本毫不关心。

三、克拉玛依市（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要路径

1.注重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期组织社区人员培训

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一直以来的机制是，政府带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发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完成福利发放、教育宣传等任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制。应转变为把社区工作内容以服务的方式落实，突出服务于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工作重心，构建居民服务型社区，不能只注重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忽略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标准等未来建设路线。首先，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管理理念，把社区的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做好社区服务项目的规划工作；实现服务机构和网络的配套实行，为社区居民能够顺利参与管理提供便利渠道，体现社区自治管理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社区管理，其实就是社区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事项的执行、分配是否达到居民成员平等和享受要求的管理。社区内居民、市场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区成员以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民主管理的网络，共同处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3]其次，通过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和社区工作基本方法的掌握。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思想，使其认识到社区工作是一种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服务型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行政式的管理；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素质。主要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院校、地方党校以及民政系统院校和培训中心等各种资源，通过拥有专业资格社会工作师培训和远程函授自学等方式，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稳定提高。

2.细化社区服务项目及对象，保障资源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常温饱问题后，逐渐体现出对多样化、多层次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已不能仅仅保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水平上，社区服务的范围也应该逐渐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文化娱乐服务、老年服务，还包括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内容。注重社区老年娱乐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充实社区服务内涵，要围绕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广泛化的定位拓宽社区服务领域”。[4]同时，根据社区内实际情况，将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细化，尽量使服务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3.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民主参与意识

第2篇

通过对兰州市一些社区进行调查发现。新建社区与老社区差异很大。老社区空间格局更为紧凑，基础设施不完善，设备老化。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其客观地理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这些老社区规划建设较早，缺乏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社区居民为拓宽自己的生活空间，见缝插针，社区内部空间格局比较杂乱。社区绿地面积狭小，甚至是仅有绿地被居民占领种植蔬菜等，不足以起到改善社区环境的作用。社区生活垃圾处理不及时，甚至某些社区垃圾随意堆在道路两旁，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和身体健康。由此可见，低碳社区建设还面临很多问题。

1、资源利用不合理

低碳社区建设主要依靠社区居民低碳生活。低碳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推动社区由高污染、高能耗向低污染、低能耗转变。但是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低，很多家庭没有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由于相对干燥，对于雨水和中水的循环利用不完善。节能冰箱、节能空调比例较小。冬季取暖特别是棚户区仍然采用传统取暖模式。

2、居民低碳环保意识薄弱，实践性低

由于我国长期重视重工业发展，再加上人口众多，在解决人民温饱的过程中忽视了环境问题，忽视了生活空间质量。近年来环境日益恶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一部分居民却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自觉践行低碳理念。一方面抱怨社区环境差，城市环境差。另一方面却不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大多数居民并不了解低碳生活，甚至认为低碳生活的实现主要责任在于大企业，自己的力量是薄弱的。这种意识上的缺失和实践上的不作为，是低碳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3、低碳社区建设推行不力

尽管国家制定了推动低碳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法规政策，例如《节约能源管理条例》、《节约能源法》等，但是效果却不明显。而低碳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居民处于被动状态。社区中居委会和物业成为了低碳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是非营利性的，缺少资金是低碳社区难以继续推进的主要问题。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处在起步阶段，对于老社区改造更是任务艰巨，面临众多问题。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政府方面的，二是社区自身的。低碳社区需要政府和社区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二、城市低碳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第3篇

核心竞争力指的是一个集团内部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组合，这种组合能够使该集团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乃至整体上达到比其竞争对手更强的水平和特有的优势，它体现于集团的各个方面和运行的每个阶段，并且最终在通过竞争而显现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态里得到证实。学校特别是职业技术学校，如果用“与国际接轨”的新视角来观察，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时时刻刻处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要想在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有独树一帜的核心竞争力做支撑。职业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包括运行能力和制度能力两个方面”。运行能力通常指的是过硬的技术能力。如把学生培养和造就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把他们推销出去的能力以及教育市场界面的开拓、稳固和发展的能力等。制度能力则主要是确定学校从事核心活动的范围。它通常涉及单位工作的效率和成本等方面的问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制度能力的关键所在。由于竞争最终体现在学校有没有生源、毕业生在社会上合不合用，教师的教学水平怎样，是否具备科研创新能力，诸如此类，都是竞争的具体内容。因此，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其核心技术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核心，包括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人格的塑造与教师知识传授和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等。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一系列相关能力的支撑。就核心技术能力而言，与其相关的能力主要有：一是战略管理能力，它是核心资源的定位与配置能力，其作用是在动态的相对稳定期保持核心竞争力积累和发展的均衡性，在动态的变动期预测变动的方向，适时完成核心竞争力的跃迁。二是快速反应能力，它是对转瞬即逝的发展机会的捕捉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广泛了解和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为了做到对社区职教工作有的放矢，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学校下一步开办专业的方向、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等均有了具体的了解。三是培养和塑造能力，它是核心技术能力通过利用专业知识和手段得以实现的能力，它决定了学校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毕业生的素质状况，这是职业学校满足社区需求的基本工作能力。四是社会界面能力，它一方面对社区、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报考的学生以及毕业生的联系、指导、相互沟通等良性循环的状况；同时，让全社会都懂得职业教育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好处并使之尝到职业教育的甜头。五是组织协调能力，它是通过组织过程促进组织内部效率提高的能力，其重要作用是通过管理过程的程度化、程式化而将知识与技能融入核心竞争力中。

综上所述，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社区模式的发展壮大并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互进的过程中，传统教育特别是传统的职业教育应该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以新的定位，新的面貌、新的方式涉入社区教育即终身教育体系这个新的发展空间。确定了自身的现实定位，了解了职教在社区教育中的竞争优势等理论问题之后，职业学校在实践上也应该及时地实现跨越。尽管终身职业教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国家也在下大力气致力于终身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但在现实中人们在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时候还会遇到许多的不便，职业学校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往往也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如何保证社区的每一个人随时可以参与职业培训，职业学校如何才能适时地推出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现有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唯一的出路。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向全社会开放，要向社区居民开放，提供多种形式和各个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在校学生、把教育的内容限制在学科教育和正规教育上。如学校为此设立对外培训部，进行多时段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学校也应挖掘、开拓新的教育资源，在校学生也可走出去广泛利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会公共设施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与社会、社区工作相互融会，相互促进。同时，职业学校还理应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新的学习组织形式，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社区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街道、学习型单位等，推动并引导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社区建设工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逻辑的推演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只不过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条件，关键还要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没有干出来之前再好的理论也只能算是一种不错的预设。社区的职业教育带有极大的探索性，没有理论指导仅靠莽撞是不可能搞好的。职业教育与社区建设工作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必须注重的一个工作，理论的探索是实践的前导，实践的行动是理论的落实，两者须互为前提才能比翼齐飞，相得益彰。

作者:李冰洁单位:长春工程学院

第4篇

从经典时代开始，社会学就开始对制度有所关注。马克斯.韦伯将制度理解为是一种“权利和机会下存在的一种独特结构”。［5］（p354）马克思认为制度是“是个人之间迄今交往的产物”。［6］（p78）Hall和Taylor首次将在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以文化实践而非单纯的理性选择为取向的制度分析视角称为“社会学制度主义”。［4］一般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特点有三：（1）将制度与组织进行整合，关注组织和制度存在的场域。［7］（2）将制度与文化整合，修正传统的“制度理性”假设。［8］（3）考察个体行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既关注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也重视个体的偏好和理性选择对制度的建构意义。［4］可见，社会学制度主义试图将正式制度、组织与文化进行整合，并将其置于同一场域中加以考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制度①的共享性（广义上的制度）是城市社区的基本属性。社区成员不仅应遵守一般社会道德与法律规范，还应遵循社区中制定的规章制度，明确某些特定的文化符号，了解相应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方式。大体上，社区制度的共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组织、权威和正式制度的仪式性遵从。这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服从社区管理和对社区本身的归属与认同。其二是在社会行动中对社区平台的偏好。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行动者的偏好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4］

社区成员常常习惯将社区作为其目的行动手段。［9］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讨论社区中种种制度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增强社区制度的“共享性”，努力构建作为“制度共同体”的社区应该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体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蕴含着对社区建设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是正式制度建设。大体上，城市社区的正式制度大体上又包括三类，一是政府和上级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这些是建立社区组织、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成员的指导性制度基础。二是社区中主导性组织，包括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等制定的相关制度规范，这些制度针对性与领域性更强，是社区运作的主要制度框架。三是各类组织、协会和民间团体内部的正式制度。第二是社区组织建设。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与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作为制度平台的组织。目前社区内的组织机构既纷繁复杂，又发育不佳。以居委会、业委会为代表的自治性组织对自身的职能、权限和与政府的关系界定并不清晰，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组织代表不了社区成员。［10］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主要实现经济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常常成为引起社区冲突的重要原因。以各类协会为代表的社区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居委会等组织的附庸，很难独立发挥重大作用。如何实现这些组织的统和非常重要。第三是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广义的制度概念的组成部分，文化因素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社区文化建设能够指向社区文化价值认同、增强成员凝聚力、实现非正式的制度资源整合时，社区文化资源能够最大可能地发挥对社区成员及社区本身的支持力量，这是社区建设中的重要能动因素。因此，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为重要旨趣，在正式制度、社区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可以看作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社区建设问题的答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以“制度共同体”为取向的社区建设中，存在哪些制约性的张力和整合契机。

二、“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张力

“张力”一词来源于物理学，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用以表达那些阻碍结构稳定的因素和力量。［1］当我们试图将构建和完善“制度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的取向时，我们会遇到种种撕裂这种“共同体”的因素，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建设中的“张力”。第一，社区成员角色的日益复杂性可能弱化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根基。一定程度上，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应对社会成员的角色转型，实现公民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11］然而，角色的转变远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马卫红、桂勇（2008）指出，传统单位制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一个类似结构的出现，［12］社区成员同时也是其他组织机构的角色扮演者，多重角色身份意味着多重制度场域的交互作用，这将不可避免对社区建设产生影响。对很多社区成员来说，由于拥有大量的外部资源，社区中的支持可有可无，社区对他们而言只是住宅所在的区域，既没有必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也没有必要对社区中所谓的“规章制度”做出回应，因此，他们很可能将自己作为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局外人”。在此情况下，当社区中固有的制度文化试图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时，这种规范一旦与其自身利益发生冲突，很容易形成强烈的反弹力量。

如果社区不能对那些反弹力量做出必要的回应，社区中的制度根基可能就会受到挑战和动摇了。第二，社区中多元组织力量的博弈可能导致社区制度场域的碎片化。社区中的各类组织既是部分社区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社区制度的执行者，更是“制度共同体”的维系者。然而，社区中组织纷繁复杂，既包括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半行政半自治组织，又包括以物业为代表的市场化组织；既包括以各类爱好者协会为代表的文化性组织，又包括以业委会为代表的监督维权组织，还有大量的因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的临时性自发组织。各类组织、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复杂互动常常导致大量的非理性后果。各类组织彼此争夺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市场化规则（物业组织）、行政化规则（居委会）、自治化规则（业委会）等都是“制度共同体”性质的备选项，这些选项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则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共同体”的碎片化。第三，社区场域与其他社会制度场域的互动可能对社区“制度共同体”造成冲击。现代城市中的社区绝非封闭的，它始终与外部社会保持的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有两种形式：一是市场、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向社区传递资源、共享文化和制度规制；二是社区对外部世界的自我表达和信息反馈。在这些互动中，制度文化的互动占据着重要成分。相比较而言，社区可能更容易被外部的文化与制度规则所改变，特别是市场环境下的价值冲击和来自社区外的强制性规划都可能改变原有的“制度共同体”状态。第，社区的流动性增加了“制度共同体”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但从制度建设视角来看，人口流入之于社区建设也是一种挑战。

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融入与认同。实现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是解决其社会融入的基本路径，［13］但流动人口来自于社区之外，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独特的制度理解，对于新的社区场域中制度、文化与惯习，他们很难完全认同与接受，特别是对于那些临时居住的流动人口来说，很难让他们产生社会归属感。其二，接纳与支持。从社区自身的角度看，外来流动人口是否能够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资格权”也很难说。如果社区不能从文化价值层面给予流动人口以接纳，在制度层面给予必要的资源支持，很难说服流动人口接受自己已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流动人口可能改变了社区建设的基本格局，也是对社区制度共同体的一种建构，但建构的方向和结果是不确定的。可以说，以上个方面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社区建设必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区成员、社区组织、社区外部环境和社区流动等多个方面，它们或独立，或交互对社区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广义的制度层面上产生了张力作用。当然，一个健康的“社区制度共同体”相对稳定，但不是不可调试。面对诸多变动性因素，作为社区行动者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应该充分把握制度文化整合的内在动机机制，进行合理的制度建构，实现“制度共同体”的理性变迁。

三、“社区制度共同体”建设中的整合契机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角度看，社区建设中的一系列张力因素可能撕裂作为整体的“社区制度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共同体”不可实现。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运动彰显了构建和完善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整合契机，这些契机指向于个方面：外部支持、内在动力、制度现代化自觉、文化-情感认同环境。

第一，支持社区建设的外部环境形塑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基本条件。不可否认，中国社区建设的最初动机是解决后单位制时代的基层管理与社会认同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社区作为它的“基层管理平台”，并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使它的制度规范得到贯彻、治理组织得到发展、主流文化得到弘扬。基于此，在正式制度方面，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业主大会规程》、《物业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规章；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国家积极推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等；在组织支持方面，近十几年来，国家积极促进居委会建设，不断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给予其更多资源，试图构建新的基础权力与认同中心。这些工作均能对形成整合化的社区制度场域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第二，城市社区中存在强烈的“制度整合”动机。如果说国家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考虑建设“社区制度共同体”，那么社区居民对“制度共同体”的呼唤则基于自身权益维护和基本利益诉求。每一个社区成员都希望在社区生活中受到公正的制度对待，享受公平的社区服务，拥有平等的社区事务参与权利，能够在自身权益受到危害时得到社区的有力支持。这些诉求只有在一个公正、平等、整合的制度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制度整合动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保障、文化资源和其他社区服务资源供给时，只有建立合理公正的正式制度，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才能使社区成员建立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得以维系社区管理的基础。其次，在社区成员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当社区能够通过制度手段和组织环境提供问题解决渠道，能够在以社区居民权益为根本诉求的价值氛围中妥善处理，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够得到维护。最后，在社区内部出现或冲突时，不仅需要有立足于事实本身的制度处理基础，还需要在社区的文化价值共识中寻找“交往合理性”，而这，必然需要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场域”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只有当社区是一个“制度共同体”时，社区成员的权益才能够得到保障，社区的团结与和谐才能够得到保障，这类动机可以说是我们努力实现制度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第三，社区的制度现代化自觉推动了“制度共同体”的形成。所谓“制度现代化”是指正式制度适应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的现代化转型。［14］城市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持续现代化发展中的产物，也必然要对现代化发展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正式制度建设中。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社区都建立了以《社区居民自治章程》为总纲，包括一系列科层制式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服务供给制度、社区参与制度等的社区正式制度网络。这些正式制度的构建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但更是社区建设中的一种制度自觉。这些正式制度体系构成了社区制度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轮廓。

第，特定的文化—情感认同环境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纽带。城市社区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社区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看来，作为文化规范和情感价值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构成了社区整合的重要元素。刘迟（2012）描述了社区权威生成中文化价值元素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情感、认知、习惯和方言个方面。［15］（p143-153）这方面的因素代表了两类文化之于社区的整合：一种是基于传统与历史文化传承的文化整合。这主要体现在了社区所在区域的语言、生活习惯和某些固有的文化刻板印象等。这些因素为社区中的居民提供了某些共享的文化资源。一种是基于社区内部的“亚文化”整合。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社区数量的不断扩张，不少社区中包含着多元的文化背景，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形成与社区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整合机制。一般来讲，这种整合是长期情感与认知积累的结果，同时，某些社区运动也可以激发出社区内的亚文化认同，形塑社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认同感。［9］无论如何，由文化—情感认同因素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已经成为了社区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整合力量。上述个方面分别考察了来自于外部支持、内在动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整合契机。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张力”还是“整合”，都是一种趋向，两者的交互作用会对社区建设产生切实的影响。我们要进行社区建设，要构建“社区制度共同体”，应该充分发挥那些整合的力量，善于调整那些社区发展中的张力。

四、结论与反思

第5篇

关键词：继续教育；学习型社区；社会服务；学习导向；资源辐射

目前针对学习型社区的研究内容十分繁多，目前所普遍认可的理念即为：学习型社区是指社区成员认同而且理解学习对于社区的发展、稳定以及成员个人幸福指数方面所起到的价值。学习型社区可以实现对于各类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有效调动，并对广大社区成员的潜在能力能够予以有效地激发。而继续教育的理念则与此不谋而合，这两者的学习群体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因此，就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据此下文之中将主要就继续教育对于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价值意义进行分析讨论，并就其在学习型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展开具体的论述。

一、学习型社区理念概述

学习型社区是一项应用终身学习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当作具体的建设原则与建设目标，学习型社区即为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学习的社区形式。在学习型社区当中是以学习参与者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以保障社区成员基础学习权益，以及满足于成员终身学习的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在学习型社区当中将终身学习体系以及学习型组织进行主要建设内容的社区，因此学习型社区同时也是各类学习资源所有效整合的一种社区形式，是一种打破了学习阻碍的社区。学习型社区能够有效地促进社区成员的素质提升，并增强其日常生活的质量水平，进而促成社区达到更加全面性、协调性以及持续性发展的社区。

二、继续教育对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价值意义

1.视野观点的转变。不论是对于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出或是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均表明了人们视野观点的转变，即将以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了以学习为中心。教育是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过程，教育的着眼点同时应当放置于教育服务的提供之上，因此其通常所重点强调的即为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相关的功能价值；而学习则是一个主动的知识接收过程，学习能够通过人们主观思想意识，来强化人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想着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方向所发展。因此其更加注重对于学习参与者自身需求的满足；重点突出强调的是学习参与人员的自身努力与思想进取，更加注重对于参与学习者兴趣的激励，并实现对于激励机制的有效构建。

2.教育对象的扩大。学习型社区最为显著的特点即为全体参与、终身学习，此即需要对于教育的对象能够实现有效的扩容，即为由技术、技能培训的角度转变为对全体社区居民的教育学习，一方面包括有对于成年人口的各项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又包括有对于广大青少年居民的培训，甚至还可包括相关的老年人群等。总而言之，在学习型社区开展继续教育工作其主要的工作对象可涵括以社区当中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培训工作以及各类不同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

三、继续教育在学习型社区建设中的功能

1.社会服务功能。在部分的高等院校继续教育工作当中，可凭借学校所具备的师资力量与教育资源等内容，在开展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过程当中与其进行广泛性的交流与合作，促使高校的继续教育能够成为对学习型社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服务窗口与平台，这也是高校自主开展社区发展服务的一种关键形式，同时，是学习型社区在建设过程当中所能够仰仗的重要力量来源。在高等院校继续教育工作当中其主要是利用给予社区当中的所有成员实施以各类不同层次、类型、方式的教育培训来促使其服务性的功能价值能够得以体现。

2.学习导向功能。在学习型社区的创建过程之中，高校不但是相关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并且同时对其产生导向作用的引导者。一方面高等院校对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不倦，对个人发展的持续完善促使其在社区终身学习当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高等院校当中往往融合了丰富的思想、文化、知识等内容，人才精英辈出，因此，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知识宝库以及思想源泉价值应用于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推进、落实终身学习理念在学习社区的践行发展。

3.资源辐射功能。高等院校的继续教育工作是学习型社区进行知识文化传播、开展文化创新活动活动的重要基地，高等院校当中的师资力量、知识内容、信息要素以及设备等资源均能够对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在开展学习型社区建设这一活动内容时，必须要将高等院校在整体社会教育文化建设事业当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主动、高效地为社区培养以充足的人才资源、开展相关的职业培训、技术支持、信息咨询等继续教育服务内容，进而达到教育资源在社区中的共同分享。这也就表明了高等院校作为对社区居民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基地。总而言之，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工作，是将满足于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作为主要的导向目标，基于此利用将相关的社区学习信息网络作为主要的学习中介而开展的一类学习策略。其本质同时也是对继续教育应用于社区教学的具体践行，应当将其作为社区教育研究领域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1]高志敏，贾凡.展望新的征程，期待新的腾飞——关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区建设的师生对话[J].当代继续教育，2013

第6篇

关键词：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

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是为社区居民体育健身而服务的人员，在全民体育活动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等多方面应具有组织、管理、辅导能力。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及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的规定，把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当地人才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发展计划，鼓励、吸引优秀人才向社区流动［1］。社区体育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的内涵与发展水平，优秀的社区体育服务人员是社区体育服务宝贵和重要的资源。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指导社区居民科学健身服务的重要力量和制约社区体育服务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如何建设好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2］。当前，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短缺，素质偏低，结构亟待优化。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现状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需要，借助《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料中心》等电子文献，以“社区体育服务”和“体育服务人才”为关键词检索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方面的论文及研究报告120余篇；查阅近10年国内、外关于社区体育方面的期刊文献和博士和硕士论文，重点阅读相关政策法规和著作，结合本研究目的对文献进行归纳梳理。1．2．2调查访谈法。于2015年9－12月期间，对有关管理学、体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部分社区的领导进行访谈，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的现状与未来、人才制度建设、人才培养资金保障是访谈的重点。1．2．3问卷调查法。为了解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的现状和问题，设计了《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情况调查问卷表》、《社区体育健身者情况问卷》主体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工作情况、职业化状况与薪酬待遇等四大方面。调查人员以学校教师和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组成，利用2015年暑假进行调查。共在杭州主城区20个社区随机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356份，回收率为89％，有效率为100％。经SPSS软件分析，问卷效度良好。

2结果与分析

2．1社区体育服务人才基本情况分析

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43．9万人，社区公共服务从业人员105．9万人。有507．6万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各领域，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3］。近几年来，杭州市体育主管部门秉着认真实践国家各项体育方针的积极态度，在全民健身、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等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杭州市大众体育参与度在持续地提升，亲民、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氛围逐渐形成，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在不断完善。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杭州市已建成全民健身苑（点）4837个、篮球场2780个、乒乓球室（场）3368个，社区体育服务中心23个，杭州市人均体育用地面积达1．5m2。虽然体育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相对杭州市社区体育发展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居民参加健身活动缺乏专业人员指导。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社区对这方面也有所重视，基本都配备了专业的人员，负责管理社区内的各项文体活动。社区在选择这些管理者的时候也非常重视他们学历，80％都是专科以上学历，年龄大约35～45岁之间。但这些管理者之前所学的专业基本上与体育无关，其中极少数有着公共管理或社会工作专业背景。当问及所在社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或体育服务站的运行情况与未来发展时，只有少数社区管理者对社区体育服务中心有明确的管理目标，清晰的发展规划。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社区民间组织骨干成员在服务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肩负着社区体育服务的绝大部分工作；另外的一部分主要是由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相关的体育志愿者等。这些人员中有高学历、高运动技能的体育人才，其中有来自于周边教育机构的体育老师和院校的学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人员配置根本不能满足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要求，管理队伍亟待壮大。

2．2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水平低下。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中有63．4％是专科以上学历，共1343人，本科以上1250人占总人数的35．9％，本科以上高学历指导员比例较低。本科学历的具有体育专业背景的不到8％，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健身人群的高质量辅导的需要。目前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员中主要以女性为主，占了61．6％（表1），女性比例偏高，年龄偏大，并且多为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的兼职人员。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和体育专业毕业生分别占7．56％和40．02％（表2），其他都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门培训，没有专业的学科知识、工资待遇也相对较低、文化素养同样不是很高。以上种种使得他们难以为广大居民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育指导服务。2．2．2培训制度不完善，薪资待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在进行体育服务的时候，没有量才而用、人尽其职地对各类人群和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致于出现专业与工作实际不匹配的情况。假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个人水平与工作职责不相符，特别是没有将他们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使其遭到埋没，会出现人才流失。现阶段应该借鉴国外分类培训的模式，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丰富体育服务人才的类别结构，通过培训制度加以完善。从实际调查中发现，社区体育服务人员中，工作年限长的较少，工作6年以上的人员只占到了26．4％，且流动性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薪资待遇不高。2．2．3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数量偏少、能力单一。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整体情况是：总体数量偏少，各区数量差异较大，比例不合理。一些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作为一个谋生手段，他们最看重的是收入，不太看重专业对口性，使得他们直接选择与社区体育不相关的职业。另外，杭州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的入职资格没有明确的要求，在招考和聘用相关岗位的人员时标准模糊，导致不少岗位形同虚设，指导工作难以开展。如今，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非常高涨，在全社会掀起了锻炼身体的热潮，锻炼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社区服务人员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开发出更加新颖有效的锻炼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拥有过硬的运动健身、运动营养、运动损伤防治等知识是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之一。从表3体育服务人才能力排序显示，健身指导排在第一位，对于社区居民需求最大的体育服务人才应有的运动损伤的防治、运动健身保健咨询分别排在第四、七位，说明现在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的能力单一，与实际要求的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2．4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之间缺乏交流与互动。现阶段全市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育服务人才管理网络，该网络涵盖了全市涉及到体育事业的团体和机构，大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小到具体的单位的小型协会。调查发现，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互相没有直接关系，缺乏有效的合作和沟通，相互之间缺乏有计划的布局和统一的管理，因而容易出现体育活动内容不够丰富、资源整合困难、社区体育活动组织不力等方面的困扰，这样就会影响到社区健身活动开展的节奏，打乱预先的计划，给负责现场的人员带来很多突发状况。再加上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组织管理者水平有限，数量不足，因而体育服务很难到位。2．2．5志愿队伍不足。作为一项社会体育事业，尤其是专业体育服务人才严重不足的现状下，志愿者队伍作为体育服务人才的重要补充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4］。目前社区体育服务的参与人员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其他年龄段较少，参与率、活动积极性较低，公共服务极难调动志愿者的兴趣，志愿者的参与人数缺乏，活动效果不好，时间维持不够长，也不容易对体育服务起到作用［5］。当前，在杭州市，体育方面的志愿活动的发展还不太先进，虽然其中有些志愿者抱有服务的热情，但是却没有有效的途径参与到相关的志愿活动中；另外，还有的志愿者没有很好的专业性，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

3对策研究

3．1加快体育人才政策、法规建设，为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浙江省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多个文件的出台，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纵观这些文件，涉及到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容甚少。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加快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各地区社区体育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体育服务人才培养、考核、聘用和管理的相关政策，确保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技术地位以及经济地位，使社区体育服务进入可持续发展；由于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还不够壮大，需要政府、社会、高校多方大力宣传，同时还应该建立供求平台，及时各类需求信息，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稳定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积极吸引和鼓励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人员等到社区体育服务中心服务。3．2拓宽体育资金筹资渠道，为社区体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由于体育事业是一项公益事业，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税收等多种方式，对社区体育服务中心进行全面的财政支持，确保办公经费的正常投入使用，确实改善社区体育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与办公环境。针对目前体育资金不足的现状，地方政府或基层社区应该想办法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加入，进行多元化的筹资，并可以设立专门的人才培养基金，加强社区体育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3．3建立、利用相关媒介，落实信息服务要利用好身边的宣传渠道，积极的建立新型的信息平台，将各种体育健身信息及时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居民们则可以通过手机、宽带网络等各种信息终端，只需动动指尖，即可随时咨询、获取有关健身活动、俱乐部、小型球赛、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信息；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社区服务中心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做好相关活动的网络宣传，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网站，一些日常健身、健康的知识，指导居民以更加健康的方式生活和运动，此外也可以开展一些在线服务项目，及时解决居民在锻炼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社交平台和软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交流方式，为居民提供了更方便地与服务人员交流的机会；此外，居民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预约、支付、投诉等，感受现代社会的快捷、便利与精致、细腻，同时大大提高了居民对社区体育事务的参与的积极性。3．4加强体育服务类人才的培养，为社区体育输送服务人才现阶段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人才无论从质或量上都无法满足转型社会对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需求，应立足中国现有国情，并与国际接轨，建立政府———高校———社会联动的支持平台。鉴于社会体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高校的各专业之间和各高等院校之间应当互通有无，成立多个学科的合作平台，拓展合作渠道，统筹具有优势的资源，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作为保障，拓宽渠道配合各大高校的社会体育师资岗前培训。专业体育院校和体育服务机构职后培训和入职资格测评机制也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强调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吸引社区党员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一支专业素质较高、服务能力较强、社区居民满意的社区体育服务队伍。

作者:丁春琴 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2012－03－12］．http：／／www．china．com．cn／guoqing／index．htm．

［2］十报告文件起草组．十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0．

［3］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2015年）实施指导手册［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第7篇

2项目概况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一条湘江将长沙城隔成“西文东市”两番不同的特色。而作为长沙的西大门，岳麓区已发展成科教大区和长沙的文化名片。岳麓区高等院校云集，科研院所遍布，人文历史悠久。

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以岳麓区政府为主，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省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区湖湘文化深厚底蕴和岳麓山大学城教育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依托“山、水、洲、城”的自然资源，创新“区校合作”模式，合力打造一个富有湖湘文化气息的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桔子洲街道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从溁湾镇到岳麓渔场，形成了以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城产业链。在1.5km2的范围内，有210所画室和近100个音乐、舞蹈、播音、体育等特长培训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专业学子有4.5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求学，他们在这里消费，他们在这里发展。师大、中南、湖大一带的麓山脚下成为湖南艺术家的一个集中活动区域。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产业园的重点项目更是受到社会关注。项目占地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27090m2。项目交通便利，与南面的城市道路阜埠河路通过规划的24m绿化带相连，景观环境优越，离湘江风光带仅百米之遥，有8路公共交通直达市区的各个方向。艺术中心集艺术交流、展示、交易、培训为一体，建成之后对于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图1、图2）

3“艺术的盒子”——形式与功能的重新诠释

当代社会，设计行业的发展，不管是“功能”还是“形式”，都经历了一种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过程，即功能与形式的脱离。这也是以灵活性对抗复杂性，由形式激发功能的过程。设计领域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的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和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设计过程与艺术创造过程越来越相似。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造型是按功能分区，在用地范围等外部条件限定下的理性分析思考所激发出来的灵感，形成一组具有独特流畅外形的“艺术盒子”的叠加。随着视点的转换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其本身就是一项层次丰富的造型艺术作品，通过其自身的艺术形象来唤起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是灵感和热情的激发容器，体现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精神。

“艺术盒子”错落地叠加更突出其艺术感与趣味性。叠——人上架人，物上叠物，相环相扣，相行相错，或同或异，妙趣自出。（图3）叠加作为一种最简单的砌筑手段，便捷、实用、稳定，其中均蕴含着奇妙的艺术法则。单纯、韵律、平衡、变化、动感。

同时“艺术盒子”的叠加，突出了独立单元+自由组合的特色。该艺术中心主体功能为艺术家创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工作坊、艺术品展示区、展销及艺术培训区。鉴于艺术活动的相对自由属性，其建筑空间形态的相对多变、灵活、可塑是十分重要的。既要保持整体的自由开放形态，同时又要尽量保证个体的相对独立，提供其个性化活动的可能。所以采取独立单元组合形式，可同时满足与兼顾这种既矛盾又共生的需求。

选择基本单元以叠合形式构成，我们关注：

⑴基本单元具有相同或相似结构形态。

⑵规律或规律中有变化的组合形式（渐变或变异）

所以，变化与不一的功能其实均可以在制约中进行，或曰在“盒子”中进行，正所谓“规则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则”。所以，绮丽纷繁景象还原后其本原往往是最简单模式组合而已，只是我们熟视无睹罢了。

4技术表现与形象“自由化”

文化建筑的技术表现不应是单纯地为了表现高技术，更重要的是考虑人的因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领域，探索高新技术在人类心理领域的认同。多数情况下，新技术主要是在应用在建筑的结构上，但技术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外观、表面、其至建筑的细部，而且这些因素常表现为自发的产物。只有把技术表现的内涵加以扩展，才能实现建筑的人性化和情感化。

形象“自由化”意指建筑形象的非物质化倾向，体现了一种模糊、轻盈、塑性、空无的形象。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条件下，建筑师的创造力不再受原来的美学法则束缚，建筑几乎已经没有实现不了的形式，不再拘泥于规正、方整的形象，而以更自由的形象出现。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要打破那种传统的，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东西，而且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总之建筑师不再创造那种一望即知的建筑形象，像后现代的美术作品一样，更重要的是表达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对建筑倾注的情感因素，而人们更能从中体会朦胧的美感。

本项目通过叠加、错位、悬挑等处理手法，既体现了建筑的技术表现，同时外挂采用铝条和玻璃条的随机组合，形成时尚的数码语言，与造型结合构成了一个面向城市的醒目标志，带动周边领域的活力。铝板和玻璃因不同的反射度等物理特性，随着季节气候以及时间的不同，光在建筑上绘制出一幅色彩和图案不断变幻的流动画面，每时每刻都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富有特色的形象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图4）

5休闲化、交流空间的增加以及与环境的融合

休闲是文化活动的基础，二者从来就交融在一起。作为当代的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建筑更体现这一特色。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影剧院、展览馆已成为公众假期休闲的重要场所。这对文化建筑的社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越来越重的提供大众交流和休闲活动可能性的任务。它从一个文化教育场所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职责的社会中心”。

文化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交流的场所。文化建筑中的交流空间、共享空间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一些具有历史主义的传统文化建筑的扩建，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增加原有不敷重荷的公共空间。

现代文化建筑中的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空间，正肩负越来越多交流空间的功能，如广场、楼梯、走廊、坡道、台阶等。交流空间的增加还体现在更多非确定空间的出现。建筑内部的楼梯本身除了满通功能外，又是多向度的空间联系体，不只是空间之间的转换与延伸，更是两层空间对话的中介，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以往的走廊多是单一功能性的通过式空间，因此多只是满足了疏散宽度即可，对空间的连系也是越直接越好。现在走廊往往从房间的一侧脱离成为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人们愿意留连的临时展厅和咖啡座。走廊与楼梯一起成为建筑内部的停顿空间，在原来人们看似无法达到之处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完成空间的跃迁。坡道在建筑内部也大量地被应用，这更多地体现出空间的连续性并消减建筑人工刻画的痕迹。坡道除了是考虑人性化的无障碍设计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了空间渗透和意识诱导的意愿。建筑外部广场设置的大台阶则对人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人们更愿意在这里驻足、休憩，因此往往成为城市或建筑中最具活力的空间。外部台阶具有无可比拟的对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和亲和力，因此突显了文化建筑的公众意义。同时中庭、餐厅、咖啡厅这些交流空间在文化建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本项目在入口空间、楼梯、走廊、交流平台、挑空露台等位置的处理中，尽可能地扩大交流空间，使人们在建筑中的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交流体现。（图5）

现代文化建筑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与环境的融合，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城市的空间环境。文化建筑多以一种文雅的姿态与周围城市建筑、街道广场或公园融为一体。设计过程中往往注重在建筑内部引入城市空间，或构造类似城市肌理的群体结构，以此来延续参观者的空间感受，取得与环境的协调。或者抽取周围环境建筑的共有要素语言如色彩、质地、比例、构件等，进行重新阐释和翻译后形成符号，应用到新建筑中去，以取得视觉上的延续和形式上的相似。建筑的空间布局也多采用分散化的方式，顺应地势分布建筑的各个组成空间，利用连廊、庭院等，联系各部分，并做到内外环境渗透。

6小型化与专业化——社区文化建筑发展趋势

目前，城市的文化建筑多是向综合体发展，其往往包括图书馆、展览馆、剧场、教育场所等，有的更包括了商店、旅馆及娱乐设施。而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趋势则应是小型化与专业化。由于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需要，以及日常活动范围的限制，相当多的人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和社区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交流、探讨，而不选择城市的大型综合文化场所。小型化、专业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对公众交流意识的日益重视及为提升公共环境品质而做出的选择，像小型的社区中心或文化会馆等。比如欧美的社区中心以及日本社区的公民馆，在社区的文化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一些旅游城市为增加地方特色而设立的一些主题非常鲜明的展览馆等设施，如画廊、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等。综上所述，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要进行全面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在建设中应力戒主观随意和盲目性、不讲科学性，而应合理规划、分级发展。对社区文化建筑来说，小型化、专业化的建筑投资较少，建设周期短，内容也更贴近市民生活。所以我们应结合本地区文化产业特色来发展合适的文化建筑，二者也必将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1]王其钧，王谢燕.文化建筑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高伦.当代文化建筑设计手法研究.硕士论文，天津大学，2001.

[3]章迎庆.当代文化建筑意义的休闲化倾向.华中建筑，2007,10.

第8篇

高校社区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它总是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对学校校风建设、学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社区文化通过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相互影响，为新生适应校园生活创造良好氛围;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建立与运行，加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提升主人翁意识;通过社区心理咨询室的专业咨询，促进学生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改善人际交往关系;通过学生活动平台的设立，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大学生知识结构与创新思维的形成。总之，高校社区文化，在育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大学生文明的行为习惯、良好的思想品德及精神风貌的形成，对每一名大学生具有内在推动和外在塑造的作用。

高校社区文化具有凝聚、激励、导向、教育、传承、服务、规范、媒介等几大功能，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体现与升华。高校社区是集工作、学习、生活于一体的青年学生集聚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宣传阵地。如前所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前提是外延式建设，就高校社区文化建设而言，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即学生公寓楼栋建设、社区绿化等配套设施。在外延式完全发展的情况下，高校发展逐渐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就高校社区文化而言，更注重社区规章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社区良好精神风貌的形成。在内涵式发展阶段，高校社区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将外延式建设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形成社区文化活动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内涵式发展视阈下高校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1.一个中心: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高校社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以人为本的高校社区文化建设思想，要求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现代人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由传统的以管理为本向以育人为本转变，就是要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重视学生需要，突出学生的发展，对学生进行充分肯定，信任学生的潜能、智慧，最广泛地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通过学校教育、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起帮助学生成长，解决学生实际困难，便利学生办事，维护学生群体利益的服务与管理体系。坚持高校社区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理念为中心，就必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在公寓管理中做到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为学生排忧解难上，为学生办好事、办实事，营造温馨、和谐，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氛围;另一方面，从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出发，让学生切实参与到社区管理中。在社区内建立学生自治委员会，并让学生参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能，将宿舍卫生检评、道德文化建设、社区维权等工作及监督、批评等职能赋予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

2.两条主线:以提高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为主线，强化特色

现代高等教育既要承担培养“专才”的专业教育的使命，又要承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人文教育”使命，以使人成为“现代人”。现代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特别注重其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高校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主要载体，必须牢牢抓住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这两条主线，创造条件帮助学生成才。就高校社区而言，必须努力建设富有特色的现代大学社区文化，推进高校社区内涵式发展。以社区文化系列活动为平台，构建人文社区，开展文明宿舍评比、社区维权日等活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大学生积极地人生观、价值观;构建创新型社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加强思维整合能力培养，促进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背景的相互融合，突出学科交叉与专业特色，强化多角度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在打好本专业基础的同时，开阔眼界，拓宽知识面;构建和谐社区，进行心理团辅，培养沟通协调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素养与能力。

3．三大平台:创设就业、读书、活动三大平台，培养创新型大学生

提高质量是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社区作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载体，必然不断创新，构筑平台，以有益于培养有质量的创新型大学生。一是构筑创新创业平台，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依托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计划，在社区内建设大学生实践基地，划拨专项基金，帮扶大学生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同时注重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创业”，谋求在现有资源环境下做得更好;二是构筑学习平台，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与学风建设的互动。通过建设社区阅览室、自习室，组建社区学风督导与帮扶小组，开展经典诵读、读书节、科技节等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社区学习风气，促进校风建设;三是构筑精品活动平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能力。通过对社区文化活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以弘扬主旋律，培育优良社区文化为主题，抓好品牌性社区精品活动建设，重点组织学雷锋公益活动、我爱我家社区装扮活动、国庆游园活动及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理想与信念，传承传统文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4．四进公寓:推进道德文化、党团工作、自我管理机制、心理健康进公寓，深化文明社区建设

公寓是学生课余生活最集聚的地方，在高校社区文化建设中，推进“四进公寓”制度，是内涵式发展下高校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一是道德文化进公寓。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通过多种渠道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利用公寓区宣传栏、网络等宣传阵地，向师生宣传《公民基本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介绍先进人物事迹，弘扬模范高尚精神;广泛开展“文明宿舍”评选活动，崇尚节水、节电绿色生活方式;推行“光盘行动”，倡导“爱粮节粮”;开展“文明修身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制作、粘贴“讲文明树新风”系列公益宣传画及道德守礼、学风名言警句，营造浓厚道德文化氛围。二是党团工作进公寓。打造公寓区思想政治宣传阵地，划定固定区域建设成为学生党团宣传活动阵地，并制定《学生党团活动室管理办法》;设立“党建之窗”、“团学信息”等宣传板块，实时更新信息，关心学生思想动态;建立党员“包干责任区制度”、“学生干部服务岗”，开展“一帮一”互助活动，提升党员服务意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实行党员宿舍挂牌监督制度，促进党员自省与进步。三是自我管理机制进公寓。实行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辅导员监督、引导为辅的管理模式，完善《学生宿舍卫生检评标准》及晚间零报告等各项制度，组建学生卫生检评、学生公寓督查、文明礼仪督导等专项服务组，严格保障宿舍区安全、稳定。四是心理健康教育进公寓。采取积极举措，优化公寓区心理环境，在公寓区全面渗透心理素质培育。依托公寓区心理咨询室，开展面对面咨询，帮助来访学生改善不良情绪和行为;依托心理团辅室，为学生进行团体辅导，促进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模式，增强集体凝聚力。

三、总结

第9篇

（一）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社区人员中，社区管理人员为40人，占4.2%；社区工作人员为54人，占5.7%；社区居民为860人，占90.1%。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329人，占34.5%；年龄在20~30岁的49人，占5.1%；年龄在30~40岁的268人，占28.1%；年龄在40~50岁的120人，占12.6%；年龄在50岁以上的188人，占19.7%。

（二）家庭信息化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效样本的860户居民家中均拥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或两者兼有。其中，仅拥有1台台式电脑的家庭为52户，占6%；拥有1台台式电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家庭为423户，占49.2%；拥有1台台式电脑和2台笔记本电脑的家庭为354户，占41.2%；拥有3台笔记本电脑的家庭为31户，占3.6%。在被调查的居民中，电脑使用覆盖率达到86.2%。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使用者占38%；年龄在20~50岁的使用者占52.6%；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使用者占9.4%。调查居民中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占67.1%，且品牌集中在华为、三星、HTC、苹果等。调查结果还显示，居民平时上网除了工作之外，主要集中交友聊天、网上购物、观看电影、阅读小说、浏览新闻、检索资料并下载等方面。

（三）居民信息化需求

在被调查的人群中，85%的居民愿意接受信息化技术的免费培训；5.8%的居民表示不愿意，主要原因为没有时间参加及生活中没有需要；9.2%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在有培训意愿的人群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69.2%，且内容主要集中在电脑维护、办公软件应用、信息检索、图像处理与制作、物联网技术等方面；年龄在20~50岁人群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的常用软件、网站及功能介绍、淘宝开店的流程和操作方法等方面。年龄在50岁以上老年人的需求集中体现在如何上网、交友聊天等。调查结果还显示，居民对常用家用电器的维修保养需求比较迫切，如电水壶、电饭煲、微波炉、儿童电动玩具的维修等。

（四）社区信息化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德兴社区拥有信息化平台外，其管辖的7个封闭式小区、3个半封闭式小区、4个松散型小区均无信息化平台。在被调查的社区管理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中，认为德兴社区信息化平台模块不完整的占75.3%；认为内容不充实、原因为不能实时更新的占99.1%，具体体现为有的模块下的内容较陈旧，个别模块下尚无内容。调查结果还显示，居民获得信息的渠道，从社区网获得信息的仅为12.3%，更多的是从社区公告栏获得信息，占54.8%，居民聊天为17.6%，报纸为15.3%。96.7%的居民认为平台未能正常运行，体现在不能在平台上实时了解社区动态、一些便民工作不能在平台进行、未能通过社区平台学习相关信息化知识等。德兴社区虽然已经基本建成社区信息化网络平台，但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居民对社区信息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社区信息化平台功能仍需完善，使用的普及水平还亟待提高。调查结果同时表明，导致社区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的因素主要为以下五点：缺乏信息化管理的激励机制；社区编制不足，无专人管理信息化平台；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资金缺乏；不了解居民的具体需求；信息化建设宣传力度不够。

（五）社区信息化需求

调查显示，77.7%的调查对象认为社区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制度和措施并不完善。普遍表示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并在以下方面有较大需求：一是上级部门加大信息化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二是引入企业力量，运作参与社区信息化建设；三是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四是增设信息化平台专职维护管理人员；五是安排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社区信息化建设工作；六是开设相关信息化技术培训，引导居民使用信息化平台。综合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对社区信息化建设比较关心，有效问卷率达到86.7%。家庭电脑拥有覆盖率达到100%，使用覆盖率为86.2%，智能手机使用人群占67.1%。青少年对信息化培训意愿比较强烈，重点体现在电脑维修、计算机常用软件使用技巧及新知识新技术的介绍；中年人的需求重点为智能手机功能及软件介绍、淘宝开店；老年人的需求体现在如何上网和交友聊天。同时，居民提出了对家庭常用电器的维修和保养的知识介绍和现场服务的迫切需求。调查结果也反映了社区信息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包括资金、人员、技术等问题。

二、基于区校协作，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对策———以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构建科技和谐社区要求下，应主动服务，对接需求，从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开展社区信息化建设。

（一）建立“青少年电子思维驿站”，形成品牌特色

参与本次调查的人群中，青少年占34.5%，主要集中为中小学生，在校主修语数外课程，同时也学习信息技术基础课程。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信息技术培训的意愿比较强烈，希望能对电脑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并处理，对PPT制作技巧、图像处理等也表现出浓厚兴趣。高校中拥有一批高素质、技能型的优秀学生资源，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与社区合作建立“青少年电子思维驿站”，定期为社区的青少年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和学业指导。一方面，通过不同年龄学生间的交流，可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在传输知识的同时培养社区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提高高校学生的表达沟通能力，践行服务社会的宗旨。

（二）开展信息技术普及教育，拓宽社区服务领域

目前，社区的服务领域不宽，项目不多，开展扶贫济困、就业服务相对较多，社区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展的不够多；服务对象不广，面向老年人、弱势群体的服务比较多，面向一般居民的服务比较少。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一般居民对信息化技术方面的普及教育也颇感兴趣。大部分人已使用智能手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对于Android、苹果操作系统下的常用软件了解程度不够，常用软件下载及信息获取网站不熟悉；还有一些居民有网上开店的想法，但不知操作流程和方法，急需此方面的辅导。充分发挥高校充足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针对社区普通群体，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和服务，具体内容包括智能手机常用软件介绍、智能手机使用技巧辅导；Android、苹果操作系统基础知识介绍、淘宝开店指导、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信息检索方法、办公软件应用、电脑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等）、消费电子产品维护保养服务等。通过各类培训和服务，有效提高社区居民的信息技术水平，解决居民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在提高社区信息化建设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同时，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服务对象、拓宽了服务领域、提升了服务水平，也能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性，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科技创新成果进社区，引导居民创新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潜在能力、提高创新实践能力，高校会举办各类科技竞赛、创新大赛，其间会涌现出各类优秀作品。向社区居民展示大学生创新大赛优秀作品，如关于物联网技术应用（太阳能等新能源采集与传输技术展示、智能家居）、自动化控制技术运用（节能路灯控制、汽车智能车窗控制）、广告设计与会展等。一方面，展示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让社区居民对高校及学生有更为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提高社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培养学习兴趣，进一步激励他们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为科技和谐社区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配合德兴社区科技和谐社区的整体建设计划，针对广大社区群体，进行“大学生创新项目社区精品展”活动，通过项目演示、现场介绍等方式开展活动，具体展示项目有三维光立方（可随音乐节奏闪动的灯）、汽车智能天窗的设计与实现、人性化的智能饮水机、灵动节能路灯、数控雕刻机的制作、自动吸尘黑板擦设计、基于WEB的远程控制系统（智能家居）、快速鉴别真假红酒的试纸制作、吉祥物设计与旅游产品开发、简易家庭智能用电管理系统等。

（四）搭建科技信息化平台，实现社区服务网络化

当前，政府行政部门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平台化的工作网络不完善甚至缺乏、未配备信息化管理专门人员、资金投入不够的不足。可利用高校的技术优势和人员优势，发挥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特色，协助社区开展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平台。在原有平台基础上，根据区校协作特色，开发“青少年电子思维驿站”特色模块，用以展示各类活动风采；学习园地模块主要包含信息技术知识普及、学习交流和辅导内容，由高校师生提供学习资源和在线辅导；将高校师生的创新成果同步更新至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模块下，彰显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特色人才资源库模块，利用社区人才资源，传承娄东文化，形成“江南丝竹、书法、娄东画派”等娄东文化的特色社区。整合搭建社区科技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和街道政府部门之间、社区与高校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信息高速公路。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根据德兴社区实际情况，结合调研获取的居民和社区需求，整合搭建社区信息化平台。

（五）稳定多元资源，实行社区服务长效性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提到社区，大多数人会认为它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毕竟城市社区这一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但事实上，农村社区一直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又十分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其古老在于，它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的原始部落；说十分重要，是因为从古到今，它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之一，至今仍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作用。如今，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推进，城镇一体化、农民居民化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这种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社区建设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虽然国家文化部已提出保障全社会公平享受文化权利问题，但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依然存在诸多困难。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

社区是滕尼斯提出的一个与社会相对应的类型学概念，与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的社会相比，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一个温馨美好的概念，它是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充满理性计算的冷冰冰的“社会”相对照而提出来的。借此，滕尼斯表达了一种对前工业社会基于血缘、亲情、共同习惯和传统纽带的共同体的眷恋。在此后的社区研究中，尽管关于社区的定义层出不穷，但地域、互动和认同是公认的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并且社区一直承载着一种共同体精神：人们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产生集体行动。

然而，我国目前社区建设运动中建构起来的社区未能产生一种共同体精神。在农村，由村委会动员的参与主要是个体化的离散参与，参与过程也大多是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实现社会控制目标。参与过程并没有改变村民的心理特质，没能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农村，村民们该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这样的地域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农村中该如何形成?

肯尼斯・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即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平衡的信息之流通”。依据帕特南的理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也就是说，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

社区文化是我国新时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娱乐、文化设施，还影响和包容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民情习俗、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良好的社区文化不仅有利于培育文化认同，促进人际交往，强化社区自治意识，而且具有重要的利益导向功能。具体来说，通过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实现农村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趣味、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使农民个体的利益冲突在观念上得以有效的溶解。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CGSS2005)的分析，本文考察了当前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对当前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二、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

由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显示，在问到“你所在的社区／村庄有没有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节庆活动呢?”，87.7％的人回答“没有”，8.9％的人回答“偶尔有，但不规则”，仅有3.3％的人回答“有，而且定期举办”；而在问到“在业余时间，您有没有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培训班、教会等)安排的娱乐／文艺活动呢?”比较农村居民与其他社区居民回答的情况，我们看到，农村居民文化活动不仅绝对数量上相当少，相对其他社区类型来说更是非常匮乏。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状况的相关分析

帕特南是一位较早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社区治理研究的学者。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南北行政区进行了研究：意大利南北不同地区治理绩效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分布的差异。充足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北方的民主制度走入良性循环，信任、互助、互惠合作带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政府日趋民主。相反，稀缺的社会资本使意大利南方南部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背叛、依附、剥削、强制服从带来了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如影随形。帕特南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包括了信任、互惠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一个民众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乱无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至最低。依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本文选取以下问题来考察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

关于互惠和网络，我们选取问题“您和同村其他村民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来考察。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

关于信任，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血

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福山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这些观点。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因而我们选取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来考察。选项分别为：“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5个等级。

关于社区参与，我们选取问题“您对村委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您在上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来考察。回答分为：“没有”、“有，但是因为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分别记为1、2、3分)；以及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一点也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

为便于分析，我们首先采用sPssl3，0对以上各项进行因子分析，经斜交旋转后得到三个因子，结果如下所示，我们将他们分别命名为：“网络、互惠因子”、“信任因子”、以及“社区参与因子”。

再将这三个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进行相关分析。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资本存量的这三个因子都与社区文化状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三、思考和建议

(一)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都已证明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意味着其关系网络内的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并保持着密切的互惠交往和互动，因此它使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摄取其中的隐性资源(如信息、技术、构思等)提供了便利，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把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动员社会关系网络能为资源匮乏者带来各种各样的资源收益，因此，挖掘、利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克服新农村建设的资源瓶颈。

第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还意味着社区成员间和谐交往，遵守规范，因此它是能够协调社区发展的剂，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以村庄共识性规范的建立为前提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在当前的农村社区，村民原有的规范意识以及村庄的治安秩序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积极建构农村社区的规范资本，能够有力推动农村社区和谐秩序的建立。

第三，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也意味着其成员具有明确的“社区归属感”，即“在这一社区中，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强化了社区成员的“我们”意识，推动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的产生，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公众参与网络，如果农村社区建立起以各种社团和文化活动为载体的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网络，那么村民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就会逐渐产生互相信任感，并提高对集体利益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进而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2，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增进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网络、互惠因子”和“社区参与因子”与农村社区文化状况具有最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首先，构成“网络、互惠因子”的重要内容――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社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与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社区就成了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纯地域性概念。频繁的社会交往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确立社会文化价值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条件。促进社会交往和强化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是开展社区中的“共同活动”。社区成员只有在共同的社区活动中，才能增进交往，形成社会联系。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们参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对增进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强化社区认同感、增进地缘关系和人际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其次，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活动建设的具体方面，有利于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形成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文化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例如增加村民对村委会日常活动和决策的关心程度以及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等等。有利于使他们产生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参与了社会改造过程而生发的主体性，这对于使村民最终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首先，当前我国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十分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乡土文化；农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群，他们中间卧虎藏龙。因而，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培育先进的农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即对一些农村的仪式、风俗、习惯、信仰要给予尊重和扶持，让这些传统优秀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并发挥新的贡献；而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的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这些“乡土艺术家”，也有利于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

其次，应注重发展“第三部门”性质的文化中介组织，如俱乐部、协会、培训班等等。在社区建设尚存在政府行政行为时，社区事务和生活必然存在政府全面而具体地介入，这固然可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但却占据了“第三部门”本来就不多的生长空间。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社团参与是影响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把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看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第11篇

1 社区文化的基层性和全局性

社区是一定地域内的家庭间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附着在我们的生活之上的，没有人能摆脱社区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城市的飞速发展，也形成了庞大的社区体系，社区逐渐形成了中国市民联系最紧密的团体。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更能帮助人们建立起基本的信任。社区文化往往被赋予了基本的象征意义和大家庭的内涵，表达了基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对自我愿望的诉求，是现代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社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内在的支撑。社区文化对于社区内部成员无形中产生强大的文化维系力和心理归属感。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社区文化的每一点滴都在为实现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而这一实现又来自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来自每一个家庭的奋斗，到了社区层面就形成了基本的力量。源自四面八方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社区文化天然地包涵着和谐社会全局性的内核，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社区文化夯实了社会整体文化的基础，换个角度说，社区文化就是奠定和谐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2 社区文化的表面性和深层性

社区文化给予人们的感官直觉是人们所处的社区环境。所谓社区环境就是社区居民主体赖以生存及进行社区活动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总和，也可被理解为承载社区居民生存及社会活动各种条件的空间场所的总和，它属于物质空间的范畴。社区环境如同社会有机体的肌肤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人们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筑物的表面常常变成社区文化宣传的有效阵地。各类布告栏、招贴画、宣传口号不同程度地起着引导、约束、凝聚和激励的作用。这些宣传的文化内容几乎都直接关联着和谐社会的内容。因而，社区环境是通过人们的感官呈现为社区文化的表面的。

然而，社区成员共同营造、呵护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其实是社区精神物质化、对象化的具体体现。虽然这些具体体现是通过社区容貌、休闲娱乐环境、文化设施、生活环境等直接可感的事物来呈现的，但是通过社区环境的感知，社区成员的理想、价值观、精神面貌等深层的文化属性可以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例如，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设施就可以充分体现社区关怀生命、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社区理念。

社区文化不仅通过环境来显现，也通过社区居民的行为来展示。社区居民的交往、娱乐、生活、学习、经营的过程就是社区文化的展示过程。这一展示过程既可以使社区成员鲜活地领略到社区文化的多种形式，也可以在过程中动态地感受社区风尚、精神面貌、人际关系范式等社区深层文化特征。许多社区都积极组织开展大中型社区文化活动，涉及教育、娱乐、健身等各个方面，如广场音乐会、元旦舞会、重阳节文艺表演、趣味家庭运动会、游泳比赛、冬季长跑、评选文明户、学雷锋演讲等等。嘉兴市新港花苑社区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开展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均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新年之际，文联、书画社、街道文化站在新港花苑举办“送春联下乡”活动，为居民带来了新春祝福；入夏，社区又联合人民医院举办“送医下乡”义诊活动，社区居民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活动，体会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这些文化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社区成员透过社区文化的表象来感受社区文化的深层内容，同时也可以使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文化活动来丰富充实自身。

3 社区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代先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发展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比较稳定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呈现。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北京独特的胡同文化就是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以社区为核心，以社区为平台，利用社区凝聚优势，将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承也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创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步骤。

第12篇

[关键词] 社区文化；社区建设；作用；精神

【中图分类号】 C912.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165-1

引言：社区文化是对社区存在的反映，也是在进行社区建设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说，社区建设程度是社区文化发展的直接反映，影响着社区发展的状况。所以，在对社区进行研究时，要对社区文化重视起来，并分析出其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意义，进而构建优秀的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建设，从而提高人们的社区生活质量，这对于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社区文化的内涵

对于社区文化的界定，历年来，人们对此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是怎样的理解，社区文化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物质生活的外在条件。所谓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自然环境进行的改造以及创造的物质财富，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活的条件。它包含了社区的文化场所以及文化设施：阅览室、各种公园、市政工程等等。

（二）精神风貌。社区的精神风貌是人们在长期进行的社区群众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包括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审美情趣以及世俗伦理等等。

（三）社区人们的生活规范。俗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所以即使是在社区生活中，也需要一定的法律以及相关规章制度保证人们的文化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出了这些强制性的法规以外，一些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也会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体现了社区人们的总价值。

（四）社区组织、团体。社区组织或团体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保证各种关系的实现，其他文化在此基础得以存在和发展。

二、社区文化包含的内容

（一）行为文化。行为文化也可以说是活动文化，是社区成员在生活、经营、交往、学习等活动中产生的文化。一般的社区文化指的就是这一类的文化活动。人际关系、精神面貌、社区风尚等文化是这些活动的实际反映。例如教师节晚会、钢琴音乐会、开展的体育运动会等活动。

（二）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为了保证社区成员在价值观、精神以及理想等方面的实现，并与之相适应的一些规章制度、法律组织机构等等。与此同时，制度文化对人们的日常活动也有一定的约束和控制作用。

（三）环境文化。社区的环境文化是社区文化中的首要层面。它是社区人们的对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进行创造的结合体，是社区在精神对象化以及物质化的体现。它主要是指社区清晰可见的生活环境、文化娱乐设施、社区的外在面貌等。通过对社区环境的认识，可以对社区人们的价值观、理想等外在的形象有很好的感知。

（四）精神文化。社区文化的核心也就是精神文化，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社区中具有独特的特征。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都是其外在体现。由于社区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它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积累的，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所以可以看出，社区精神文化对社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三、社区文化对社区建设的积极作用

社区文化包含了社区的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所以在社区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文化创造社区精神

1.帮助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社区文化是积极向上的，它所倡导的是被社会所认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社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行及时的化解和疏导，在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培养社区人们的文化修养，提升道德情操同时起到美化心灵的作用，引导人们抵制不良文化，让人们在文化的熏陶中认识到真善美的积极意义，从而有助于精神境界的提高。

2.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增进成员间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际圈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形式。但是各自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联系人们的因素越来越少。因此，加强沟通与联系成为了社区建设不容忽视的问题。社区文化的各种活动为人们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条件，增加了人们间的联系。

3.提升人们的归属感及认同感。通过社区文化的建设，让人们积极的融入到活动中，让他们在活动中体会到自己在社区里的义务和权利，从而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去，在活动中更加认同自己的社区，从而社区归属感就逐渐增强了。

4.使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得到满足。社区文化具有生动活跃、吸引力强、易于接受的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迎合了社区群众的需求。

（二）加强了人们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意识。社区的建设，离不开人思想意识的提高，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文化建设意识上进行不断强化，从而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只有在社区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才会认识到社区对他们的重要性，进而从自己的思想认识到社区建设的意义，人们在此基础上促进社区的进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的建设。

总结：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知，社区文化不仅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区的发展更是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社区文化的对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从而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就会使得我国的社区取得长足的进步，促进社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广宝.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5）.

[2]马海燕.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04）.

第13篇

林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存在着异于其他企业文化的独有内容。之前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经济发展是国家富足的根本，企业兴衰关乎经济的命脉，企业文化的建设决定企业的总体情况。总结这句话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建设情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形势的走向，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会对经济的兴衰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工会组织与林区企业文化存在联系的简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林区企业文化的内涵。简要地说，它是经由人们丰富的实践活动且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所达成的关于价值观、道德理念、行为意识等共识的叠加。以本文所阐述的林区企业为例，它服务的内容和方向主要是相关企业的竞争生存之道。毋庸置疑，这一点与工会组织的关系甚为密切，在企业建设规划目标、相关准则规范、措施理念等内容上，工会组织同林区企业文化建设是有内容上的交汇和重叠的。可以说，在林区企业当中，工会与其关系较为密切，且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三、工会在林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剖析

1.充分调动企业工人阶级的建设积极性

首先，由于工会组织的特性，其需要依照企业的文化建设规划，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自己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具体事宜，从而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本身有着非常特殊的性质。众所周知，工会组织即为无产阶级发起成立的群众组织，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坚实的群众性基础。所以，林区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相关工作应当着重考虑群众的普遍想法、思想内容、行为方式等的培养，尽可能使企业员工形成一个企业文化建设的共识，并且将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完全地发挥出来，更好地调动起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从而为保障林区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吃一颗“定心丸”。

2.工会组织的“置换效应”

我们反复强调，工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影响的重要性。基于它自身良好的群众性可以更迅速、更有效地组织起林区工作人员投身到文化建设中，能够起到行政领导与党委书记角色互换互通的“置换效应”。同时，工会组织内部的某些相关活动和任务已经可以达到促进企业文化向着“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的目标了。

3.多种形式管理的独特优势

林区企业文化是一个十分具体化的内容，它不仅仅包含了思想领域的内容，还囊括了林区企业的日常管理，这一点从企业文化建设人员的言谈举止的反映尤为突出。如果在进行林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只是一味地依赖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而无法结合更多形式多变、丰富多彩的大众活动的话，那么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本身就在这一方面独具优势的工会组织便显得格外重要，其不仅能通过多种形式组织企业员工进行企业思想文化的提升，还能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意识及动态，并给予正确的思想引导工作。

4.对团结共进等精神面貌地体现

工会的特殊性质决定它需要依靠企业内在的生产活动进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充分体现出坚实的群众基础，也集中反映了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及精神面貌。在林区企业文化建设中，有了工会组织的积极配合，可以使原本的群众基础更加的坚实牢靠，也能够使企业内的员工变得更加团结、更有集体意识。

四、工会在林区企业文化建设中需要作出的改进

1.更加注重宣传作用及主体力量的加强

就目前林区企业文化建设的情况来看，更有力度的宣传工作和实现企业员工价值观的转变是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任务。为此，林区企业必须要做到努力培养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最大程度地统一认识并凝聚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要让企业人员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被重视感，从而转变原有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在领导层手中，与自身无关”的错误理念，使群众的主体力量和主人翁精神真正得到体现，这是相关企业亟待解决的内容。

2.企业整体素质及企业形象的提升方面

教育培训是工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渠道。企业工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使企业人员经过多样的培训和宣传，不断地令员工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专业技能和职业修养得到加强，塑造林区企业员工良好的精神品格，使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更具凝聚力、更加民主团结的文化建设氛围。关于这一点，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制定出具体的规章制度，那么推动作用将会更大。

五、结束语

第14篇

关键词：新农村中部农耕区

Abstract:Building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nChinaisthe"11thFive-YearPlan"periodofgreathistoricalmission.Thisarticlefromthefarmingdistrictinthecentralbuildingofnewcountrysidemeaningbegintoanalyzethecurrentsituationinthecentralfarmingareasanddifficulties,andputforwardthestrategyofbuildinganewcountryside.

Keywords:newcountryside,agriculturalareaincentral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中部的农耕区占地面积达大，人口比例高，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使得中部农耕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凹陷带。推进中部农耕区新农村建设，关系到中部地区能否真正崛起，国家“十一五”规划能否顺利完成，步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所以，如何在中部农耕区卓有成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在中部农耕区建设新农村的意义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中部农耕区是我国“三农”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尤其是一些长期困扰中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2005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5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0.9%，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二是农业基础薄弱，经营方式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稳定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只有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才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中部地区崛起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部六省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0.7%，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1%，其中农村人口2.3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推进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中部庞大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生产了全国1/3的农产品，是全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和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中部地区的小麦产量、稻谷产量都约占全国的40%，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1%，油料产量占全国的41%，肉类产量占全国的28%。中部农业的发展对全国农产品供给状况及粮食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阶段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逐年拉大。中部地区不仅“三农”问题突出，而且城镇化水平低，人口、就业和生态环境压力大，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拓宽农民致富门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拉动农村需求，推动中部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大力发展农村工业，逐步实现农区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可以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不仅能够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而且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的外向度。总之，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将有效地促进中部崛起，使中部地区成为我国区域板块中新的增长极，进而形成我国新阶段

东中西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中部传统农耕区的现状

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核心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对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部地区六省为我国提供了约1/3的粮食、29%的棉花、41%的油料和28%的肉类。目前，中部地区人口3.65亿，占全国的28.1%，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43%。专家指出，中部地区的几个省份都是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及其他衍生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十分突出，这就要求中部省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依靠现代科技促进农产品的增产，促进农民的增智和增收，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从中部地区目前情况看，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而且缺乏职业技能，客观上制约了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部地区人口密集，人均土地严重短缺，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态退耕等的需求将使紧缺的土地特别是耕地情况更加恶化。中部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人口密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利用需求越来越大，这与紧缺的土地资源构成了巨大的矛盾，而在现有的土地资源利用中，又存在着各种浪费和毁坏现象。例如城市的容积率过低，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滥占滥用耕地等。

中部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按照祖辈传下来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农户受条件所限，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水平极低，以家庭为独立生产单位的方式使得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信息、资金、技术、设备，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说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土地的束缚和收入的有限使得农民增收乏力，农业投入和发展缺乏动力。

中部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地打工，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幼老弱，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对他们来说有点太高了，我们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恰恰就是现在农村最缺乏的青壮年劳动力。

农村集体经济乏力，造成农村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像很多村庄还是土路、没有路灯，加大了农村与外界的相对距离。

三、中部农耕区增收困难的原因

中部农耕区要建设新农村，仅仅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本区域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虽然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中部地区人均占有耕地很少，许多地区地块小，农民收入低，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农业投入的困难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仍是许多农村的现状。和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

其次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

第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

第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四、中部农耕区的新农村建设策略

中部农耕区的新农村建设关系着中部地区崛起的成败，关系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成效，鉴于中部农耕区的现状和实际困难，我认为，在中部地区建设新农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广辟增收渠道，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高效农业；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得出去，干得起来，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保障体系建设中保驾护航。使得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都有相应的机构和部门进行服务，保障农民的基本收入。加大农民生活、医疗、养老等的保障。

第三,培植发展现代农业，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重点，做大做强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村产业化经营。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必须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建立起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第四,坚持城市反哺乡村，依托城市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保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逐步打破现在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形成农村服务城市、城市反哺农村的良性发展循环。农村为城市化提供富余劳动力和地域，加速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以自己的教育优势、资金技术优势反哺农村，为新农村建设培训新兴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以资金技术和体制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保障。

第五,通过各种途径培育新农民。中部农耕区由于耕作历史悠久，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信息闭塞，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低。因此选择合适的方式开拓农民的眼界，刺激他们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要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要按照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标准，培养新型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大力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技术培训。要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增加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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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端锋: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02).

[6]黄奏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辩证思考[J].政策,2006,(05).

第15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精英流失缺位；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利益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我国至今仍在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有别的。由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实际上制造和巩固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的制度源头。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特别是经济法的层面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公平待遇。在经济法中，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和农村社会中间层发展的终极力量。最后，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驱动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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