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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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工程活动不同于人类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会活动，工程活动的定义是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旦具有科学内容，同时还具备科学内涵。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术的定义指的是运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如何研发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做为原则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务于工程活动，把工程和技术的统合为一体。工程与技术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这一点看。二者都是都是属于同一实践范畴之内，二者除了相互联系，但也是有所区分的。工程实施过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实施一些规模较大、并且非常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然而，技术也同属实践活动，但一般对于技术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是没有要求的，而更为看重的是在技术活动中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讨论到这里，就形成一条知识链，即“：哲学—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力”。哲学指导及影响科学，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实践转化为工程，最终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几点之中“，科学、技术、工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的飞跃，体现了科学理论经过技术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3.结束语

第2篇

论文摘要:默多克对科学的追问继承了西方者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不仅涉及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等社会公众领域，更涉及广阔的文化领域。他认为应把科学以及所有影响我们社会的其他议题一起带入公众领域，要让公众了解科学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这一研究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启迪意义。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同样需要直面科学与技术的诸多不可预知因素。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是西方及欧美新左派的一贯立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首开从人本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异化批判的理论先河。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的分析展开的。他认为理性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社会进人到了被技术理性严格统治和支配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杀和毁灭。在经济活动中，人被严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合理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分工，这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严重的主体间疏离。从政治管理领域看，人的管理活动被严格地模式化和齐一化。他曾调侃官僚政治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非常类似于“机器的操作”，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单调方面，确实还经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从人的精神领域观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总体性的统治，致使人的主观世界完全为物化意识所支配。这种物化意识表现为人对事物和自身的认识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对整体的联系的把握，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深深地启迪了他的后人。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技术理性批判的经典表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谈论的“启蒙”不是指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那场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的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进程。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指谓事物结构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或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是特指事物走向反面、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悲剧性的辩证法就在于，它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非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毁灭。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人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20世纪人类历史的状况表明，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全面发展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用知识取代犷神话，使人的思维服从于理性的逻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认识的进步，但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理性思维往往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容易停留于对事物的直接的认识和精确的描述，而缺乏对现存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时，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认可的。一切作为主体理性胜利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对逻辑的公式所作的从属，都是以理性顺从直接出现的东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启蒙精神停留于这种以抽象性和直接性为特征、缺少主题的价值尺度、缺少对现存的否定性理解的理性认识时，它本身就不再作为现存世界的否定力量，而是作为与现实等同或认同的肯定的思想。这样，启蒙精神就成了一种崇拜理性思维和科学认识，缺少主体性与否定性的新的迷信和神话。应当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上述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经历了后工业时代，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远未被人们重视的时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价值就更应当肯定了。

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表述形态，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马尔库塞用“单向度”(One一dimension)一词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要。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等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实性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和技术的异化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二重性、现代社会的技术统治形式及其特征、技术异化背景中人的生存困境、技术异化的原因、技术异化的扬弃等重大问题。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技术世界中，现代劳动者经历了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技术体系和现存社会秩序中的过程。技术理性通过确立富足与自由的生活目标实施着真正的统治，从而把所有真正的对立面整合起来。“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马尔库塞指出，通过技术理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是一个消除了工人的反抗性的一体化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单向度人的出现，对于社会的进化而言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虽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者甚至主动地与现存制度认同，但在实际上，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其后果是使社会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机制所决定的。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人们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论述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批判思潮发展的前沿的，同韦伯、齐美尔、卢卡奇等思想家关于理性的分析批判有着共同的基础，同时与20世纪生态文化的兴起也有着呼应关系，尽管其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少争议，但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确给了后人不少启迪。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西方和欧美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和欧美新左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们几乎都有所论述，伴随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他们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有关论述值得关注。在《通俗表现形式和后常态科学: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斗争》里，默多克对科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开展研究的切人点虽然是转基因食品等社会问题，但研究视野却涉及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等社会公众领域，涉及广阔的文化领域。默多克认为:“科学求得大众的支持是因为科学发现各种应用会让生活更安稳、更可靠和令每一个人更满足。然而，近些年来，一系列新生事物已经侵蚀了长足‘进步’的承诺，这些新生事物瓦解和破坏了现有的假设和实践，并且开创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后常态’的科学。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标签。这个前缀‘后’过于强调和过去状况的突然决裂，虽然‘常态的’暗示在独立的研究人员和重要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比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更平稳。虽然如此，最近二十年，毋庸置疑，在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经济组织及政治的显著部分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它们一起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

默多克在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最近四百年，科学家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影响，而且试图最大限度地从实际应用中获益。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典型的哥特式叙事传统展望了杀气腾腾的科学的黑暗远景，很早就公然质疑了支撑这项普及事业的科学在持续进步的假设，但是，直到关于核武器和全球温室效应的新发展公然抗议这种假设，这种假设才不再占有优势支配地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和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能事故之后，曾被宣传为格外干净清洁、生态上友善而安全的核资源突然成为巨大的威胁而不是解决方案。同时，人们非常熟悉的诸如汽车和冰箱，原来居然都是拓宽臭氧层空洞和加速全球天气恶化的帮凶。未曾预料的一连串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摆在面前。科学似乎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点。这个星球提出的关于责任和平等的基本伦理问题没有了答案。这是一个象征符号的真空区，留待后人从其他资源里填补。

默多克从社会学角度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重心从工业化生产转移到策略性信息和操纵上，所以核心科技的掌握变成了枢纽性的经济资源，这改变了科学和商业之间已经确立的联系，因为当代资本只对那些会创建更多资本的研究投资感兴趣，“所能完成的全部研究就是那种能赚钱的研究”。科学研究原本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由政府投资完成，但由于政府的各种财政危机，科研投入减少，科学家只能四处寻求研究基金，因而被更加牢靠地拴在资本积累的环状运动中。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首先成为商业资产，日益激起一些不快的小冲突，诸如关于谁应拥有专利权和谁应控制其应用等等。

他还尖锐指出:“新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商业价值连同日益加强的风险(充分评估它可能携载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前就对其进行应用所具有的危险性)把各种科学问题转移到政治竟技场上来，在这个政治竟技场，这些科学问题深陷于社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持续的交叉火力网中。”他举例指出，商业计算强调短期利益并让国家来应对随后可能造成的任何社会或环境的损失。另一方面，公民和消费者，关注后代的未来并期望国家能让各公司为它们的投资可能引起的长期风险负责。科学“专家”特别是那些为政府或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不再得到信任。他们逐渐被视为部分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结果，自上而下的代表系统处于自下而上的大众要求参与关键决策的日渐增长的压力之下。

持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立场的人们一向认为，科学家连同企业家都是掌握“进步”进程的现代性英雄。他们的各种发明和“承诺”把人们从对饥饿和疾病的恐慌中解放出来，而且增加舒适和选择的水准。然而默多克认为，这种持续进步的故事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许多都是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高莱姆(Golem)(一个有生命的泥仆)故事的各种变本。在这个最初是犹太童话的中世纪早期版本中，这些人是作为仁慈的力量救助那些处于苦难当中的人和保护人们反抗压迫的，但约翰·施密特在1682年出版的神话调查却发现，他们开始反抗奴役状态并且“给他们的主人造成巨大的灾害”。玛丽·雪莱正是拿这个难以驾驭的人物作为她的弗兰肯斯坦创作原型，反过来弗兰肯斯坦又变成了一种核心的隐喻，象征科学无力应对自身的发明造成的出乎预料的后果之可怕状况。近些年来由于核能工厂事故及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的风险意识又被再度强化。然而有两种科技—计算机和转基因食物—与新兴的信息资本主义秩序联系最紧密，而且最全面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也成了最近最具影响力的各种顾虑之核心所在。首批广泛普及的转基因食品—萨弗西红柿，在1994年进人市场后，受到全球普遍喝彩和欢迎，甚至受到像《卫报》这样的报纸的欢迎。然而不久后，人们就对转基因技术采取了批评姿态。将西红柿作为转基因革命的“先锋前卫”，是一个辉煌的选择，因为“西红柿已无处不在—在色拉里，在酱料、比萨、馅饼、三明治里”·一但是这种普遍存在也尖锐地呈现出可能具有的一般风险性，它暗示着消费者即使有意避免，却最终无法回避。1999年西红柿变成了被广泛采纳的不确定的意象，为三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动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活动提供了图像抛锚点。它们的涵盖面从《独立报》的一个成熟的西红柿的简单素描，到《每日快讯》的显微镜下的西红柿图片，再到《每日邮报》标语展示的一片参差不齐外形的西红柿片，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特别有力的意象。

“转基因技术日渐增多的问题与关于计算机可能的故障日渐加剧的焦虑相符。一系列病毒摧毁了数据，破坏了软件，已经证实了‘网络社会’的脆弱，但直到对关于‘千年虫’造成的可能的影响的恐惧开始在1999年积蓄成一股强大的势头，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辩论以同样的方式表明了转基因成分如何彻底地与日常食品融为一体，‘千年虫’的媒体传播覆盖面清楚地表明计算机技术如何变得无处不在，故障如何影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计算机。英国政府的一张传单在1999年中期为商业辩护道，“在每一种可编程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微处理器和许多现代仪器、控制器和机器的嵌人系统(芯片)中都存在有潜在的问题……电梯和自动扶梯、火灾检测和报警系统”。默多克在文中还提到了一个经典的个案，关于预期的后果和按透视原理缩小的时间规模……常规设计的决策局限于数字计算机的可调时钟，计算机应用仍然相对受限，似乎能够使整个社会系统陷人瘫痪，切掉电源，搅乱金融交易，破坏一系列家用电器。在这场事件当中，预言被证实没能实现。当英国政府千年虫中心(GMC)在2001年1月1日报告，“英国国内外一片宁静。没有与千年虫有关的问题的表现”，在这儿可以听得见如释重负的口气，但是政府在内阁已经设置了特别的单元“让各种部长、媒体和公众详尽地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如何真诚地对待这种情形以及直到12点的钟声敲响前还依然不可预知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当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它的千年虫之夜的工作室的后墙由一个强有力的意象主宰，预期的混乱浪潮以巨大的外形险恶的昆虫的巨幅照片和一条沿着世界地图移动的各国抵达午夜的线的形式展示出来。全球的新年欢宴的现场播报不断地被全球“千年虫”情形的最新报道打断，报道计算机故障的定位点显示在地图上。

由此，默多克认为，我们日益意识到，所有的人为干涉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影响，这一特点破坏了科学的权威以及革新总是加速社会“进步”的假设。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科学家和政府都面对着疑虑日益加重的公众。“我们见证了一个过渡时期，从科学家自动地受到尊敬的时期过渡到了现在，现在人们质疑他们的权威性”并且要求参与磋商重大革新。许多评论家欢迎这种趋势并盼望更广大的“科学民主化进程·一把科学还有所有影响我们社会的其他议题一起带入公众辩论”。另一方面政府却不太欢迎这种倾向。谈论风险是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它，就不再能轻易地控制，并可能提供一个发光棒，指引对政府业绩的更普遍的不满，就像在转基因的辩论中一样。在“进步”的年代，人们依据政府配置商品和辩论的公正程度来判断评价政府。在一个综合风险的时代，公众则开始根据政府根除或削减可避免的危险或“坏事”的能力来评判政府。而且，因为关于风险的决策总是涉及困难的价值和利益问题，关乎孰得孰失，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转向公众辩沦的中心。超级秘书网

第3篇

       Medical Recapitulate

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

周期：  半月

出版地：天津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6-2084

CN：   11-3553/R

邮发代号： 6-106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医学综述

创刊时间：1994

第4篇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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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M］.徐鸣,陈慧琴,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3.

［10］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11］陈文化,刘华容.技术认识论: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2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5.

［12］易显飞,张扬.技术哲学应首先关注技术创新的哲学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8－20.

［13］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14］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1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34－141.[ZK)]

［15］陈其荣.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4－20.

［16］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7(7):132－133.

［17］夏保华,陈昌曙.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z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18－21.

［18］夏保华.论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1(11):53－57.

第5篇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 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 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 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 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 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 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 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 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 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 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 。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 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 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 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 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 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 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 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 ，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 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 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 。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 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 技术 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 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 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 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 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 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 ，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 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 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 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 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 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 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 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 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 ，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 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 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 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 如 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 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 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 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 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 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 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 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 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 ［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 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 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 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 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 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 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 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阉割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 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 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 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 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 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 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 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 和 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 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 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 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 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 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 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 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 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 。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 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 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 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 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 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 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 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 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 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 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 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 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 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 ，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 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 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 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 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 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 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 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 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 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 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 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 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 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 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 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 。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 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 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 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 肯的。

四、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 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 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 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 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 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 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 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 ，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 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 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 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 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 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 。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 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 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 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 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 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 权以来， 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 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 “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 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 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 “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 析”等14篇博士论文， 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 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 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 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 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 这些博士学 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 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 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 究， 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 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 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 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 学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 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 致谢辞中所说的， 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 成 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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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夏保华，陈昌曙. 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z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18－21.

［18］夏保华. 论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 005，21(11):53－57.

第6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主办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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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018X

国内刊号：44-14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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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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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信息论；哲学；本体论；自我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为解决通讯技术中的信息编码问题，提出通讯系统的一般模型，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噪声中的通信》两篇论文，从而奠定了信息论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信息论（狭义的）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问题的，它们未必切合像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1]因此，信息论分为广义信息论和狭义信息论。狭义信息论即申农早期的研究成果为主，它以编码理论为中心，主要研究信息系统模型、信息的度量、信息容量、编码理论及噪声理论等。广义信息论又称信息科学，主要研究以计算机处理为中心的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包括评议、文字的处理、图像识别、学习理论及其各种应用。维纳认为“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不懂得它，就不懂得唯物主义。[2]”虽然维纳并没有给出信息的确切定义，但却第一次将信息科学映射到哲学问题上。

此后，信息科学的发展冲击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思想路线，重新开启了对哲学形而上问题的探讨。虽然从物理角度来说，信息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的信号序列，它借助于某种介质作为通道来传递、加工和贮存。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科学技术建构起了全新的语言环境、精神环境，“把我们从对事物的直接领悟中顺顺当当地推到由逻辑间隔隔开的世界中[3]”，使“知识源保持着一种抽象的控制论意义下的距离[4]”，从而消解了现实中的语言涵义。而现代人类依靠网络空间高速传播的思想，将世界空间缩小，人们凭借大众传播媒介或个人或组织给予的信息来建构起世界的“脑海图景”，并以此来判断世界并给予回应。正如“洞穴”隐喻一般，真实移动的“实体”不再真实，而意识、信息构筑的世界更“实际”，真实的世界成为“符号的宇宙”。哲学家海姆认为虚拟现实表现为七大特征：模拟性、交互作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和网络通信。正统哲学都是基于客观实在现实性范畴框架内的哲学，客体是意识的容器，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具有明显界限，而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化”的语言方式可快捷地扫描人的思想，意识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强化。由此，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信息科学是否揭示并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发问方式。

哲学本以人本意识为主，是自觉之自我的最高意识成就，它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康德建立了系统完善的形而上学之后，尼采宣布了“上帝已死”，海德格尔对“自我”“存在”的考证也对人类自身发展做了完备的总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似乎哲学没落到只囿于语言这一狭小领域，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自我、本体等哲学概念提出了重新思考的空间。信息科学在自身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自身历史的反映、自身性质的规定、自身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这三种自在、自为、再生的基本形态，这三种关于事物历史、现状、未来的间接存在凝结在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状态的直接存在物中，这种直接存在的结构和状态被凝结着它的间接存在所规定。也即是说，自我、本体等概念被信息科学尤指信息技术、互联网这一间接存在所规定。方东美先生认为：“希腊人把时间的体系化成空间的体系，然后再就时间来看，表面上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实践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化成现在的影像。换句话说，是把真实现在变成空间化的现在，这样就便于把过去的影像纳入了现在，把未来的影像也以前瞻的方式把它收到现实当中，然后以一个空间化的现在笼罩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5]。这样一种“了解时间的不重要，才是智慧之门[6]”，因此，哲学关于“我”、“本体”、“存在”等概念的思考由时间、空间的三维方向转向一维的趋向。

此外，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对语义信息的关注，将申农的信息论引向人类领域，认为由于人的选择、接受、记忆的选择性存在，信息本身存在着解读的很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因此有主观与客观、低级与高级、自然与社会信息等之分。生物信息学认为生物信息包括遗传信息、神经――激素信息、代谢信息和人脑信息等多方面。物理学家T.Stonier在《信息物理学》提出的“信息子”认为“有组织就必然有结构，有结构就必然有信息”。在信息N论中，信息不是具有“粒子性”的能够构成世界的“本原”，而是具有演绎性的能够生成世界的“生元”，信息的“生成”特性使世界本体成为一种过程本体，也就成了一个信息集合体。这些在信息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众多交叉学科，如量子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物理信息学等等，他们都试图从信息主义解释万物缘由的本体论论调，暂且不论对错，但其提供的视角也是一种哲学尝试。虽然信息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怀，使其变得些许冰冷，但对一些哲学概念的分析给飘散在浩浩荡荡信息长流中的理论派别提供了一种更深层次、更基础的思维范式，从而推及对人类、宇宙的认识。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26.

[2]N.维纳.控制论[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62，48.

第8篇

“活到老，学习到老，前进到老”是钱学森对科学、对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钱学森博学多识，从应用力学到工程控制论，从工程控制论又走到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大成智慧学，直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其中的各个学科，几乎都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论述。他一生的科学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系统思想”，而其“系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明显时间线索，在《钱学森文集》得到充分体现。他在耄耋之年，将以控制为中心的航天工程演绎为多学科、多专业的复杂巨系统，从现代科学技术推及哲学，不仅有学科的深度，更有跨学科的高度和广度。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门类纷繁，但钱学森却用他的系统观点给我们理出了清晰的科学技术结构图。这张图镶嵌在《钱学森文集》的封面上（本是亲手绘制的，此处是重新排过的），既是对6卷内容的高度概括，又是理论精华的总结。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借用北大老哲学家熊十力的观点，把智慧分为“性智”、“量智”。他说：“人的智慧有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他认为，“量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性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入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等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也是性智与量智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有丰富的知识是必要的。但也要说清楚，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说明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钱学森如是说。

科学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能解释一大堆凌乱无序、错综复杂的现象，更贵于它能预言现象。钱学森具有广阔的未来视野，他以前瞻者的视角站在现代科学技术之巅，从大至宏观、宇观，小至微观、渺观分析认识物质世界，阐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构建出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奏响了巅峰上的交响乐。他的科学思想和理论不仅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证实，而且也将对我国当下和将来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音乐是一种能够表现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本性的艺术。当我们把导弹、火箭、航空等与钱学森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忽略了与这位科学大师如影随形相伴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艺术世界。钱学森特别喜欢贝多芬创作的乐曲，尤其喜欢贝多芬震撼人心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这些艺术作品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带给钱学森勇气和力量，丰富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使他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在《钱学森文集》中钱学森不仅畅谈了导弹、火箭、航空等尖端科技，还带领我们进入了哲学、思维、文学、美学、音乐、园林、建筑等学科领域。有人说，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才是全部意义上的哲学。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中又体现出自然科学家严谨务实的态度，他以理性的智慧和感性的浪漫在科学世界和艺术世界中自由遨游，得出了科学思想家和人文科学家独到精辟的见解，同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和真正的快乐。因此，他呼吁：“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美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韦斯科夫（V.Weisskopf）认为，尽管从科学上可以成功地了解大自然的一切领域，但是仅仅这一点还远远不足以历尽人类经验的每个方面。叔本华说：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里未必能择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钱学森的思想理论已超出自然科学技术范围，驰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广阔领域。他的科学思想、创新思想、民主思想、人文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不仅在当代，而且在未来，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人类，人类文明之旅，按其本质都是历史的，隔断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就会倒退到洪荒原始时代。《钱学森文集》像一幅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以深入浅出的笔法，将科学技术、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呈现给我们，启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各种复杂的事物，包括认识我们自己、人和人的精神等本质和规律。同时，科学的观点、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道德还可以塑造我们的思想、情操，培养我们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以至影响我们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世界更美好、人类更幸福，如同贝多芬在《欢乐颂》中表达的理想：“人类同享幸福与欢乐，在这美丽的大地上”。

钱学森，用奔涌的智慧照亮一段历史，以卓越的灵魂感动一个民族。他出类拔萃的品格，让他挑得起历史的千斤重担，放得下个人的利害得失。贫弱的祖国、复兴的大志、国重于家的宽广胸怀赋予他恢弘的未来视野、冲天的豪情斗志，让他成为“大家中的大家”。《钱学森文集》以史学家的智慧，文学家的才情，数学家的缜密，逻辑修辞的严谨，描述深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等，鸿论深入浅出却切中事机，学贯中西又文采斐然。它是迄今为止收录钱学森中文文稿最为系统、全面的个人文集，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钱学森一生丰富多彩的科学思想和令人崇敬的科学精神；是胸怀祖国的赤子的思想史、博学多才科学家的学术人生、着眼未来前瞻者的智慧结晶，更是研究者、学习者攀登高峰的进步阶梯。

这是一部启迪智慧、净化心灵的巨著；这是一笔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财富，藏之于室，开卷有益。

作者简介：

邢海鹰，国防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邢海鹰同志始终倡导并积极推进以原创内容为主体的学术著作出版。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曾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1次，中国人民图书奖2次、图书奖提名奖2次，省部级图书奖5次，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次；发表了《用系统工程思想指导图书质量建设》等一系列学术论文。

孙慧波，国防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第9篇

致谢一：

如同潺潺的流水，时间虽无声无形，却同样遵循自己的轨迹，以无可阻挡的趋势奔驰而去。再回首，距离刚刚进入西北民族大学信息院学习的自己已是三年的时光了。从刚入学时的欣喜与期盼到毕业前的不舍与感恩，我无比珍惜的日子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与成长。这篇小小的毕业论文，承载的不仅是三年的学习时光，更是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同窗好友、师弟师妹的指导、帮助、关怀与奉献!

首先，我要向我的老师于洪志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不仅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视野，而且能通过深入而浅薄的解释使我了解深刻语言学的魅力，这才刚刚步入认知语言学的神圣殿堂。她给了我无数次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当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向我解释他的知识并仔细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有一个梦想，我真的感觉不到真实。在生活中，老师的热情和善良让我多次感受到，每个人真的是多么的亲切！没有你的帮助和关怀，今天就没有学生了，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学生，我会努力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同时，我要感谢李永红教授的认真教学，感谢您的才华和学习。我钦佩你的简单和善良。如果没有你不厌其烦的知识传播，没有你良好的指导，没有你小小的提醒和鼓励，我今天就不会取得进展。

我要感谢我的弟弟胡阿旭博士，他一直指导英语系，没有任何语言和心理技能，从一点的知识，耐心和负责任地指导我的设计和实验从零开始，我非常感谢他的教学和帮助！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孙婷，刘思，陈桂平，我的弟弟陆士良，我的同学谢林清，刘文敏，张东旭，刘博，段艳华，我的校长马宁，梅拉小姐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信息学院。谢谢你无私的帮助我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在困难时期帮助我的人，我希望你们会幸福快乐！

毕业之际，无比感慨，难免会词不达意，但请相信我的感激之心是真挚而诚恳的，希望我的感恩之心伴随着我，还有那些快乐的回忆一起，迎接明天的到来。

致谢二：

在201X Golden Cinnamon香水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回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岳麓山的母校，并在蒋建松博士的攻读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我不禁感到我能成功完成这项工作的原因与许多人的关心，支持，指导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蒋坚松先生。蒋先生不仅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导师。我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浸润着他的心血。蒋先生德艺双馨，不仅在学识上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而且也在为人处事上为我树立了楷模。求学期间，贤良的师母也不断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让我身处异乡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要借此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湖南外国语学院蒋洪新教授，郑艳红教授，黄振定教授，邓英玲教授，张旭教授，曹波教授，蔡平博士和关广光博士。师范大学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无私的爱总是激励着我，使我感到温暖。

再次，我要感谢湖南大学岳麓学院张松辉教授、河南社会科学院丁伟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严晨松教授、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湖南大学朱建平教授。湖南商学院潘健教授和诗人吴晓妮在我的医生的写作过程中学习，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唐明教授、张龙喜院士、罗多比教授、叶阳教授、张培耀教授、谭再喜教授、孙一峰教授、王洪志教授、沈丹教授、罗正光教授、王荣培教授、王洪银教授、P。林武孙教授等。我们精彩的学术讲座是我进步的阶梯。

此外，我还要感谢、王香玲、罗贤峰、陈慧等兄弟姐妹、唐静安、李明希、曾俊山、同学和其他同学和朋友，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深厚的友谊是我永恒的慰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的坚定支持加强了我对学术信仰的追求，减轻了我生活中的压力和悲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她努力工作，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抚养一对双胞胎孩子，非常努力。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和祝福他们！

致谢三：

经过四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辛勤工作和教学，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不懈努力。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杨金才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和一个人，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带领我们一步地走进学术殿堂，开阔我们的视野，规范我们的习惯，不断地教导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希望。我要感谢刘海平先生，他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始终关心我们的成长。我要感谢朱刚先生指导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用辩证思维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理论和文本中读出新的思想。我要感谢王守仁先生，他使我们重温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解释。我还要感谢外国研究所的所有教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严谨的学习方式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他们的学术报告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他们的沉默关怀和帮助逐渐使我们有了学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是他们与我共同学习，交流，与我分享学习的愉悦，分担困惑与烦忧。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可贵的同窗之情，为我完成博士学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每当我遭遇困惑，抑郁徘徊之时，他们总能群策群力，提供建议，帮我想办法解决难题。他们是麻晓蓉、陈琳、但汉松、胡碧媛、孙希佳、王莉、胡静、罗媛、姜礼福、樊淑英、张宇、赵凌霞等。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周隽，我的父母及岳父母，是他们支持我走上这条学术之路，并给我不断鼓励，让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与别的同学不同，我从事的是外事行政工作，平时上班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务，能争取业余有限的时间读书、学习、写作实属不易。由于平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自己曾经一度徘徊，甚至犹豫是否还要坚持下去，是我的老师、同学及家人支持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经历了波折与辛苦，但我从中获益良多，不仅经历了精神磨砺，更进行了思维的锻炼，让我能以更为客观、理性和辩证的角度思考和阅读。

转眼间，我想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再见。我希望在未来，我能继续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交谈，一起进步，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致谢

四：

这个解释项目和论文是在我的导师柴建英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优秀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选题、开篇报告的完成到大纲的修改、期末论文的完成，导师从头到尾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我谨向我的导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论文即将完成时，我的心情非常令人兴奋。从准备口译项目到成功完成论文，许多学生和朋友给了我无声的帮助，特别是戴军，无论框架的大纲或措辞如何。我耐心地就条款向我提出建议。请接受我的诚挚谢意！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的辛勤工作培养了我。没有你的支持，我无法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习。谢谢！

附送：

范文基博士论文

范文基博士论文

论文致谢一：

由于Internet技术的发展，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eb文档和云存储技术。在线编辑文档技术可以让我轻松地在办公室，家中或商务旅行中编辑文件，而云存储技术可以让人们从移动硬盘和USB闪存驱动器中解脱出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很多。各方面都有变化。

论文从界定主题、收集信息、写作修改到定稿的全过程充满了疑问、压力和乐趣。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导师李光教授。李老师正直的性格、博学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在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有信心坚持这个几乎是新的研究领域。在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这里，我要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吴贤静。她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享受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的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缺点，博士论文的完成只是个起点，面对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

论文致谢二：

记得201X年入学读博不久，导师便把我们几个弟子召集起来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在这次座谈会上，导师的一番话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学习，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风，实事求是。哲学研究不能是空洞的。在哲学领域，分析一个问题并推动理论前进，需要大量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大量的努力，即使这只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谈论空话很容易。不要混淆问题的症结，尽快形成一个制度。事实上，导师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不仅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他半个多世纪来在哲学教学研究中的学术风格。当我读到导师的作品时，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了解。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哲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都体现了这种风格。改革开放后，导师在大量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

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导师的言行和对导师论文的不懈研究，我深深体会到绅士所倡导的研究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研究中必须学习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格，也是科学的学习和探索哲学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明白，导师已经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他应该始终遵循这条正确的学术道路。

事实上，导师所倡导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哲学的产生。

论文致谢三：

然后可以学习怀疑，然后可以解决辩论。我对开始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然而，它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库恩那种能够写出这类事物的有意识的人的怀疑，也试图对科学知识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学习的冲动。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读了很多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中英文学，我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我发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包含了很多钱，所以在博士论文的主题上，我决定用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我自己的话题。 。我试图将这个想法放在向导上。幸运的是，这是由导师鼓励的。支持。>>>更多博士毕业论文范文

完成论文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只有经历过论文的人才能理解。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再到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经过近四季的轮回，我终于把文章推到了尽头。在感到更放松的同时，我意识到一些恐惧逐渐浮现在我心中。由于时间紧迫，而且由于我自己的沉闷，我觉得这篇论文远非完美，我总是想不时地思考和修改它。但是，学术成就不是白天和黑夜的优点的想法，不禁让人松了一口气。毕竟，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和积累，我未来的学术道路不仅有一个相当好的开端，而且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开端。明确的方向。我是否能够在未来进入下一个级别，我将永远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我的老师高文武对论文的总体思路给予了认真的指导，高老师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没有胡先生的启迪和关心，我想我很难按时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当我在胡先生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时，是胡先生把我带到了哲学殿堂，使我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美。这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帮助。谢谢你，王贵友教授、李光教授、童英教授、张张张然教授、程连先生、李洪芳教授、周朱红教授也值得感谢。感谢你的布道、教诲和困惑。谢谢你在论文开头的指导。谢谢，生活只是一个过程。在我的生活中，能得到你们老师的教导是很幸运的。我认为过去几年老师对我的教诲将使我终生受益。老师，三年的辛勤工作，虽然短暂，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在风景如画的无道大学校园里，我的姐姐和老师关锦秀、李荣、郭敏、哥哥舒少泽、哥哥陈友堂和吴凯和我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我们互相鼓励、交流和监督。短短三年，我们与同学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珍惜。隐藏你的心。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祝愿我的妹妹、弟弟和学生们旅途愉快。我妻子孔德莲女士为我多年的学习付出了太多。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我上学的这几年里，她不仅要工作，还要担负起抚养和教育儿子的责任。很难想象，但她没有抱怨，静静地承担着所有重要的任务。也谢谢你，亲爱的。

论文致谢

四：

站在毕业典礼的尾部，回头看，在博客阅读过程中经历了起伏，但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谢谢郑晓东教授。在郑先生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完成了这个博士项目。郑先生学识渊博，严谨勤奋。他对科学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和见解。教育和教育人们。郑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在实验室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还关心学生的生活需求，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感谢郑老师在我学习期间对我母亲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虽然博士事业即将结束，但师生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感谢副教授余挺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我要感谢周文文副教授和陈伟副教授在我的实验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我要感谢博士指导小组成员何国庆教授和冯凤琴教授对我们项目的设计提出的建议。感谢王一飞、王晖、任雪岩、鲁黄、刘燕、王晖、吕来峰、拉米拉、胡浩、宋海照、倪庚、萨沙、沈锦儿、冯金松、齐雪明、陈乾如、高自春、于晨、白杨、唐琼、余柱平、曾丽珍、颜晓杰、赵灵生等人在我阅读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Petr Karlovsk教授在项目设计和实验方面提供的帮助和指导。感谢Kuang Yi，Rihard Splivallo，Ruth Pilot，Daniel Rretzshmar和其他实验室同事在德国学习期间对生命研究和护理的帮助。

第10篇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1］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编译：《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

［6］萨顿：《科学的生命》，刘jùn＠②jùn＠②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7］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

［8］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10］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第11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主管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昆明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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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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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4-5639

国内刊号：53-1211/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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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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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医学硕士生 自然辩证法 教学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05-02

根据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改革和经验，要使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各领域中最富创造力的科研群体，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课程在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必须在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坚持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掌握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的同时，结合课堂教学，通过多种教学途径使医学硕士研究生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辩证思维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科研能力。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培养和提高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教学中联系学生专业、联系科技发展、联系社会现实，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实践相结合

作为医学硕士研究生特有的创新能力需要系统扎实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通过各种学习途径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其创新意识。自然辩证法的授课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阅历和思想认识方面，更为成熟，有强烈的知识求知欲，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景更为关注与重视。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自身特点，着眼于把握的自然观、科技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对象的具体实际，及时向学生系统地介绍有关学说、理论的新进展,及时概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介绍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准确介绍学科发展中成熟、稳定的内容的同时，评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学术观点。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所在的宁夏医科大学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与医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中，鼓励研究生在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同时，关注科技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分为基础型、科研型两大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容广博，教学时数偏少，于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开辟自然辩证法第二课堂，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具体做法是：将研究生中按照基础型、科研型和各专业情况后组织起来，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有计划地联系社会现实、联系科技发展、联系专业实际，以现代医学学术讲座、专题科研讨论、参观访问等方式，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以一种新的形式延伸至课外，并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体研究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增加新内容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结合得相当紧密，它特别注重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思想，同时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具有大跨度的交叉性、融合性、综合性。以往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种倾向，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单纯的继承、单一的思路，造成了教学中的照本宣科，偏离现实生活实际。致使部分学生认为，自然辩证法课程与以往的政治理论课同样是一门公共课，往往是枯燥乏味，死记硬背的形式。同学们普遍要求，作为研究生政治理论课要改变以往的模式，要求在授课过程中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与现实生活接轨，减少教条灌输，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视野。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注意把握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力求与时俱进。讲授有关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时，在引用科学家史料、传记和取得成果的同时，与国际国内相关情况相结合，注意贴近学生所能感悟的现实事迹。如结合有关教学内容，及时介绍本校获得国家自然科技奖项目“西北地区包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学校各系部教师在科研方面的成绩和科研心得体会，多年的科学和教学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果，而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教师和研究人员对现代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有许多切身体会，他们严谨、求实、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为研究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进行自然辩证法最贴近现实、最鲜活的案例分析素材。

第13篇

一、科技期刊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组织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科技期刊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要对行业、学科、地域特色、主管主办单位等方面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出版环境、受众利益，以及内部员工成长等负责，这些社会责任中既包括大众认可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出版文化责任，也包括新兴的科技创新责任。

一方面，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媒介，传播科学技术信息、担当科技创新历史责任是其首要的社会责任。从媒介属性来看，科技期刊属于专业性媒介，应承担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信息的重任，重视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经营。同时，科技期刊又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办刊方针和办刊宗旨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办刊原则必须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基本准则，以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工作方针、引导学术研究方向、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科技期刊的运营过程中，必须遵守出版行业准则和出版物流所涉及的商业伦理，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对接，积极倡导科学伦理和构建健康的学术环境，以及发现、培育和促进人才成长等。这是社会在道义上、法律上对科技期刊的要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技期刊是通过生产流程产生的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如通过知识的传播、交流、转换、存储等来显示其价值。因此，它具有经营性和赢利性。而且，作为一个经济体，科技期刊最基本的责任是生存和发展，实现履行经济责任，即获取经济利益。可以说，自身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既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源泉，也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唯有自身先成长起来，使期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大化，才谈得上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最优化。

二、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基石

品牌是科技期刊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观念存储和心理认同的结果，品牌是衡量科技期刊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缔造品牌有很多种方法，但仅靠表面宣传缔造出的“品牌”缺少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含量，不能长久，只能称之为“知名度”。品牌的“品”字是由三个口字组成的，代表了品牌成长的三个阶段，笔者以为:下面两个“口”代表了品牌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即建设“合格品牌”和建设“知名品牌”两个阶段；第三个“口”是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即建设“美誉品牌”阶段，这也是品牌建设的最高境界。在品牌建设的三个阶段中，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期刊文化，赢得读者和作者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科技期刊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

首先，在建设“合格品牌”过程中，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合法生存的依据。将品牌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合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科技期刊刚刚创刊，或者说刚刚起步，发行前景还不是很明朗，品牌处于被公众认识和接受的阶段。这时，科技期刊要想生存下去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承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等基本内容。论文质量是科技期刊品牌的生命，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才能创造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品牌。

其次，在建设“知名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在建设“合格品牌”的阶段，科技期刊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当品牌建设发展到寻求“知名”的时候，科技期刊则需要承担其他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创知名品牌的过程中，社会责任作为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在面对社会和学术热点事件时能够抓住机会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主动创造机会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例如，在突发事件报道面前，科技期刊虽然时效性弱于新闻媒体，但可以通过向相关专家学者组织系列稿件，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其报道的深度和力度是其它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这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充分发挥学术导向作用，从而为科技期刊赢得外部良好的评价和树立责任形象。

其三，在建设“美誉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永续经营的社会资本。科技期刊的社会资本是指科技期刊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市场资源并由此获利的能力。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科技期刊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读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程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科技期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科技信息和服务外，更多的可以靠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

三、基于社会责任的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

⒈引进来：努力提升论文质量和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科技期刊是现代科学技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角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能起到繁荣学术争鸣、传播科技知识、沉淀科学文化、凝聚专家学者的作用，科技期刊也正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需要而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对科技期刊来讲，产品就是学术论文，“文章好是硬道理”，没有具有权威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则不可能给读者提供有用价值，更谈不上塑造读者信赖的期刊品牌。

科技期刊必须要注重引进高质量科技论文，并且在论文审稿过程中，坚持创新性、重要性、关注度和原创性的筛选原则，要会聚行业内最重要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行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编辑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选题组稿，要尽量增加计划选题的力度，扩大约稿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获取优秀稿件方面争取主动性，减少盲目性。编辑要力争到第一线去组稿、约稿，让那些真正代表学术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时间发表，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本刊。另一方面，要重视培育学术新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课题的完成都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大都在科研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生的论文也是科技期刊稿件的重要来源，对于提高科技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⒉走出去：搭建科普宣传新平台

多年来，国内科技期刊都希望把“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目标，不少期刊也采取了增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动、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但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能摆脱科技期刊固有特点的束缚――内容太专、读者面太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大众媒体记者对科技期刊关注度不高，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编辑缺乏经验和动力去将“论文”变为“新闻”， 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新闻与获取的公共平台，这使得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停留在专业狭小的圈子内，而不能扩大到广大公众中。直至2007年1月，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使两种媒体的沟通和科技期刊参与科学知识普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事实上，世界上主流科技期刊都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且运作模式相当成熟。例如，英国的《Nature》杂志，设有多名专职的新闻官，总在印刷出版前一周进行新闻，有来自全世界4000余名记者在其网站注册以获取新闻。《Nature》杂志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读者基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学家，但却通过科普化、新闻化，使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而是深入到广大普通大众中，为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对从事科学研究而言，不是终结，发挥效用、惠泽于民才是真正的目的。故期刊编辑不应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科技新闻的撰写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努力促进生产力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使科技新闻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⒊转观念：树立“读者本位”思想

科技期刊品牌美誉度依赖于读者对品牌的评价及其忠诚度，品牌影响力最终要影响的对象也是读者。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都非常重视对相关行业的依存关系，强调科技期刊的反映、交流功能，却忽视了其他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为作者服务，很少考虑读者的利益。科技期刊的读者和作者尽管主题上可能重叠，但本质是不同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需要。过分强调为作者服务，会失去编辑工作的独立性，使期刊失去持久的受众支持。

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期刊，首先要对社会有用，有用的标志就是有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读者愿意为此消费。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引导读者，而不是追随他们。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市场还远未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读者缺乏有效的引导，致使消费群体的大量流失，对学术期刊尤其如此。将办刊思想从为作者服务转到为读者服务，树立“读者本位”的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及向社会获得所需要的办刊资源。此外，科技期刊产业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科技期刊的社会适应性，为读者服务也有利于培育科技期刊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牌影响力。

总之，有责任才有品牌，有责任才有竞争力，有责任才有基业长青。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优势，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地提高自身品牌影响力，确实是一个值得科技期刊办刊人深思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YBA16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游苏宁：《应重视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J]，《编辑学报》，2008，20（6）：471

[2]宋咏堂：《论科技期刊品牌的内涵》[J]，《编辑学报》，2004，16(2):88

第14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第15篇

论文摘要 教育技术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教育的最优化，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美学是一门关注人的哲学，提倡人性自由和人的自由发展，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提供哲学依据。教育技术本身包含丰富的美学内涵，但其研究和实践领域往往偏重技术和开发，而忽略其中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加大对教育技术中美学研究的力度。

1 引言

教育技术产生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种实践的技术，从视觉教育到计算机辅助教学，无一不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到教育中来。教育领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的确解决了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为实现教育的最优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技术并不能解决教育的所有问题。我国教育技术受西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颇深，对教育技术的研究侧重于技术层面，而较少从美学和教育哲学的角度进行探索，对教育技术人文方面的研究略显单薄，这就导致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内普遍存在的人文因素萎缩，哲学意识淡化，出现偏重科技教育而轻人文教育，甚至技术至上主义等倾向，这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是不相符合的[1]。要解决教育技术中技术和人文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得树立一种科学的人文思想，并进而以这种人文思想来指导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实现其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协调发展，而美学正好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人文思想。因此，将美学引入教育技术，构建正确的教育技术美学观，在技术越来越成为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统治力量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2 教育技术中的美学形态

2.1 科学美科学美是建立在自然美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美及其内在规律的真实反映”[2]。真善美的统一，是科学美的完美写照。科学美表现在教育技术中，首先在于它的“真”，即要体现出科学理论中的客观规律和理性概念，它们反映了科学理论内在的结构美和逻辑美。教育技术如果能真正体现科学美，就能够用美的教育去影响人的内心世界，激发学习者对美的理解和感受，使其能够在美的意境中学习，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习效率。而善是指事物相对于人的功利需要的价值，教育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的学习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一种善。同时，一个好的教学设计，一个优秀的多媒体课件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能满足人审美方面的需要。真善美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以人作为价值主体，要求教育技术在追求技术开发的同时更多地重视人的本质。

2.2 教育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美的发展历程，而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因此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美感。教育美是指教育本身作为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它能对教育中的审美主体（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活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在美的教育中得到美的体验和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应该充分体现教育中美的意境。首先，教育技术本身应该具有审美价值，要重视发展学生的审美品质和伦理道德品质，这是人的本体需要，也是人性化教育的需要；其次，教学设计应该强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强调运用艺术手法来体现教学法。例如，多媒体教材中使用富有艺术性的图像、色彩、音乐等艺术手法，可以使教育过程变得更加形象、生动、有趣，从而使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2.3 形式美形式美是指自然生活中的各种形式因素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美感。教育技术的形式美集中体现在多媒体课件上。多媒体课件的构成元素包括静态元素和动态元素，静态元素包括文字、图形、图像等，而动态元素则包括视频、动画、声音等。多媒体课件是在教学理论、艺术理论等指导下，将知识的表现形式从原来书本的单一表现形式转变为多媒体的复合表现形式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材料。作为一种知识的表现形式，多媒体课件主要强调的是形式美，即整齐美、均衡美、调和对比美、节奏美。

2.4 艺术美艺术美是指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它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于现实生活，因为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教育是教师创造性的活动，一个优秀的教师，往往善于将艺术美运用到教学中，把抽象、无形的知识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教育技术的很多方面本身就是艺术创造过程，如视听教材、多媒体课件、教学网站等，本身就是一件件美的艺术作品。

3 美学对教育技术的重要意义

教育技术从一开始就和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萧树滋先生在其《电化教育》《电化教育概论》等著作中就曾明确提出美学是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刘雍潜和李龙编著的《教育技术基础》中把美学作为技术基础中的一个内容。近年来，教育技术专著将美学或艺术理论明确列为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基本上没有。由此可见，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内对美学的重视程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实际上，美学对教育技术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它在实现教育技术的人本化、艺术化及其美育功能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1 美学是实现教育技术人本化的关键教育技术历来关注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善，为提高教学效率，优化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的最优化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教育技术在推动教育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机器的过多使用弱化了人的潜能，并且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疏远；媒体在很多场合下会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本身，而忽视其中的教学内容。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有没有对技术的本质意义和深层价值进行探讨，其解决之道在于用正确的人文思想去指导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实现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平衡。从本质上讲，美学是审美领域的人的哲学，它以形象、生动的感性形式窥视人内心世界的美，并提倡人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自由。因此，把美学引入到教育技术的实践和研究中来，将会“使教育技术更加人本化，更有利于教和学，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3]。

3.2 美学是实现教育技术艺术化的理论基础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和艺术具有相同的本质，艺术乃是现代技术救渡的道路[4]。技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艺术，艺术是技术发展的美好愿望。同样，实现艺术化也是教育技术发展的美好愿望，因为只有实现了艺术化，教育技术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其功能才能发挥到极致。美学是所有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它从哲学的高度去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和艺术美的问题，包括对艺术的本质、创作、欣赏和批评的研究。教育技术的艺术化包括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开发、教学过程等诸多方面的艺术化，而美学就能给它们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例如，教学设计要强调科学美和教学美；教学资源开发要注意界面的友好，色彩搭配的协调；教学过程则要讲究语言的流畅、优美，声音要清晰有致，富有感染力，这些都属于美学的研究范畴。

3.3 美学是实现教育技术美育功能的重要手段美育是教育，也是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美学理论应用到教育中，其主要目的在于陶冶人的情感，它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丰富其人文知识的修养。教育技术中的美主要体现在媒体美和教学设计美2个方面，它们都具有美育的功能。媒体美可以美化教学环境，并满足学生物质、生理、精神等多方面的需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更加敏锐；教学设计美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美育是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包含丰富的美育思想、美育方法，这些都是实现教育技术美育功能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美学也是实现教育技术美育功能的重要手段。

4 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技术中体现了多种美学形态，同时美学对实现教育技术的人本化、艺术化等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却往往忽略美学对其深层次的影响。这样带来的结果是：虽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无法使各种先进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巨大潜能被充分地挖掘出来。研究者必须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美学引入教育技术，树立正确的教育技术美学观，使其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必将有利于实现教育技术的人本化和艺术化。

参考文献

[1]廖宏建，冯奕兢.儒家教育思想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启示与思考[J].远程教育杂志，2005(6)

[2]李亚青.关于科学美学的若干思考[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