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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远古时代,随着类人猿共同生活及集体狩猎的需要,经过了千百万的锤炼,他们的口、舌、喉相互配合,渐渐地学会了利用简单的音符表达情感;利用大声吼叫传递信息,以此达到某种目的,当然也收获着由于语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喜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创造了语言,也创造了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人类的语言也逐渐从简单的发音传递信息、到结绳记事,进而发展为今天能表达内心情感及复杂心理活动的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成为“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列宁语录)。可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推动全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承载工具,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民族自身独特文化的发展。
除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外,另一种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的文明是医药学。在与大自然长期漫长的艰苦斗争中,远古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时,逐步学会了从最初的被动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动外,到偶然发现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矿植物,并主动寻找利用它们来疗伤治病的实践活动。随着斗转星移、年轮的增加和实践经验的提高、传承和积累,世界许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原始医药学。不难想象,语言文字和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远古的口耳相传,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书传播知识,以至到今天的医学的高度发展,语言文字的发明、利用和提高,无疑对人类医药学的传承、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研究,从阿里地区到康藏地区都已经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石器遗迹。由此判断出,在距今5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些地区。古代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药三分毒,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藏医学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长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藏医学问世的具体年代,但据藏医学最早的文献―苯波教《大藏经》中顿巴・辛饶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医典《蹦耶》的资料显示,原始藏医学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历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藏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藏语文字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原始藏医学的萌生和发展。以后,随着藏语、汉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在藏区的使用,藏医通过与内地和其他国家医学的交流,使藏医药文化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 纵观历史,藏医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具有完整体系的医药学,其中藏语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7世纪,藏文字的出现为藏医药的诞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以后,广泛的交流以及藏医药学校的成立,推动了藏医学人才和藏医药体系的逐步完善;20世纪中叶,和平解放以后,藏医药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2.1 藏语文的发明促进了原始藏医的脱胎换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保留思想意识的需求,因此逐渐发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献记载中,公元7世纪以前,苯教创始人顿巴・辛饶米沃切曾经使用一种“象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苯教徒用以书符、画咒、记述教义。当时在藏区,除了相当蒙昧的原始医学之外,相传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的颁布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需求,创立藏语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语言的特点创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吐蕃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藏语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简便性和普及性,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藏文文字,经过以后若干年的修订、完善逐渐的能够表达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内容。藏文文字的发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传的原始文化得以记录下来,实现了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传递,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化的发展。除外,藏文的发明也为后来藏医学与周边民族的医学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为了巩固吐蕃王朝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带来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医学及其他方面的经典,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以及印度医生带来的《布夏母本、子本》等,还从邻国特别是从天竺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药书籍等。此外,天竺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精髓后,合编了七卷本的《无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他还邀请汉地、天竺等九位知名医生,与当地众多藏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讨,并将多个民族的医学著作译成藏文,还设立了藏医学校。8世纪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带来了《月王药诊》,由天竺翻译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医生和翻译家的帮助下翻译成为藏文,该书无疑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催生了独特的藏医学,并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 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医学的交流。这一时期,藏王广泛地邀请汉地、天竺、尼婆罗、克什米尔等国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来访,藏族医学家同他们一起就医药学方法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使得藏族医学家能够广泛吸收印度、中国各地的医学精华,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藏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药王”的玉妥・云丹贡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艰辛,为了发展藏医学,曾赴天竺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进行医学交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天竺、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吸收其有利的医学精华,在与著名印度翻译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讨、翻译并传授释迦牟尼佛所讲授《四部医典》精华的基础上,编写了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标志着完整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其中详细阐述了与西医的细菌学、胚胎学相近的论述,可见当时的藏医学已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先进学术之一。这部藏医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译本,《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进入了空前盛世,为促进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言文字作为基础,藏医学的发展在当时决不会有如此的成果,许多藏族医学家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著述立说也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
到了公元11世纪,在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玉妥・云丹贡布翻译、借鉴并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结合地势气候,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充、修订和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他还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公元17世纪,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为推进藏医学文化,在药王山设立了藏医学校,召集全藏知名医生,对于《四部医典》进行编撰、校订。当时的藏文典籍文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浩如烟海,功绩非凡,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幅员辽阔,是一个方言很多的地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支持,《四部医典》的校订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难度,由此可见,藏医学的发展与语言的铺垫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极大推动了藏医学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来,藏医学与内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藏医学的长足发展,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藏医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学生来学习,为了帮助学生的藏医专业的学习,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汉语和英语课程。1990年9月1日,拉萨市藏医院扩建为自治区藏医院的成立是藏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又一标志。
2000年,自治区党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藏医药列为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六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同年,在拉萨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来自德、美、法、俄、日等国的18名专家和中国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5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00多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藏医药学术会研讨了藏药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促进了藏医药学术的交流和繁荣,扩大了藏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多国的医学专家对藏医擅长治疗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溃疡病、胃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都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标志藏医药的临床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大会上藏语、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都被频繁应用到,这次医学交流会是一次多语言的文化交流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藏医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扩大交流,推动藏医药学走向世界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识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场经济化。但是,许多农产品商人和药品制造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饲料和药品,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绿色食品和绿色药材的需求和青睐越来越迫切,人类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给传统藏医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借助语言工具将藏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是藏医药发展的新课题。
藏医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医学;自古以来,藏医药学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个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在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藏医学的独特优势正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藏医学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发掘原有的药材、药方,确认有用成分,减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与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这一辅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以来,藏医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肃等各藏族聚居地区都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祖国内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与藏医药相关的典籍正被翻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对推动藏医药学在全世界传播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全面系统地组织过相关的翻译工作。
总之,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人类的语言都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发展又都需要语言作为其交流工具;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藏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藏医药学文献的英语翻译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国,更广泛地在国际上传播,从而提升民族医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促进藏医药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提升藏医学的国际影响;第二、通过系统翻译藏医学著作,可以使国际医学界更加了解和重视藏医学,促进未来合作、发展现代藏医学;第三、可以有效反驳西方编造的“文化毁灭论”。目前系统翻译经典藏医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语言文字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继承、发扬、光大藏医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 桑吉东珠・昂巴.《浅说藏医药学的兴起与发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蓝琉璃》.(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91-93.
3 达莫・洛桑却扎.《色金》(手抄本).自治区藏医院图书馆,62-64.
关键词:藏医学 古籍 《四部医典》
1藏医学缘起
藏医藏药已有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藏族先民就认识到某些动、植物和矿物有解除人体病痛的作用,在藏族群众中很早就流传“有毒就有药”的说法。藏医学在雪域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完善。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藏族医学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放血疗法、涂摩疗法、酥油止血等比较原始的治疗方法。
藏医学文献异常丰富。藏族学者根据藏文献的内容,创立了“十明学”,其中“医方明”是“大五明”之一。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灸”)即医药学,论述所治疾病、能治药物、医治的手段、施治医生的科学。【1】藏族医学形成于吐蕃时期,先为零星,后集大成。下面先介绍藏族几部医学文献。
2藏族医学古籍举要
纵观藏医药发展历史,藏医药学著作有两百余部藏族医学文献,藏医药学古籍异常丰富,下面选代表性医学古籍文献作简要的介绍。
2.1《门杰钳莫》古籍介绍。
《门杰钳莫》(又称《医法大论》)。根据《吐蕃王臣记》等史籍的记载,松赞干布641年迎娶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批书籍,其中就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的医书,其中就包括中医大典《医法大论》。七世纪中,由马哈德瓦、达马郭嘎等译成藏文,书名为《门杰钳莫》。此书中系统介绍了中医的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中医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等学说。《医法大论》对藏医药有较大的影响,可惜原书已失传。
2.2《无畏之武器》古籍介绍。
唐朝著名中医韩文海参与编译过医学著作《无畏的武器》这部书。韩文海是为赞普松赞干布治病而来的汉地著名中医。韩文海到吐蕃后,即把具有中医特点的《大小汉医医疗术》翻译成藏文《甲解妥普切琼》。他与印度医生巴拉达扎、波斯医生加林诺共同编成一部综合性医书《无畏的武器》(藏语名《敏吉拜林卡》)。该书共七章,吸收了中医、印度医学和波斯医学的内容,是古代各民族医学经验之集成,该书吸收中医学的内容最多。松赞干布曾明令吐蕃所有医生传习,该书流传甚广。可惜的是:《无畏的武器》与《医学大全》一样均失传。
2.3《月王药诊》古籍介绍
《月王药诊》又译为《医药月帝》,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8世纪,赤德祖赞与唐王朝联姻,金城公主人藏时又带去各种医学典籍。汉族医僧摩诃衍和藏族大译师毗卢札那在综合这些医学著作译稿的基础上,编译成一部综合性医书——《月王药诊》。该书在吸收了国外和汉族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精华基础上,并结合藏地医疗实践而编撰的一部医学著作。
《月王药诊》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学著作。书中记载的藏药780种,包括植物药440种,动物药260种,矿物药80余种。而到《四部医典》问世之时,其中所载的药物已达到1000种以上。6~9世纪中叶是藏医药学史上的关键时期,虽然此时的著作大都是藏医学与医药学的合著,但为后来的藏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该书论述脉诊时,将脉象分为寒、热性两种。书中有五脏脉象及通过脉象来识别人体疾病等内容。总的看来,《月王药诊》以汉文医学著作为蓝本,有译有编,这充分反映了藏医和中医、印度医学的历史渊源。
2.4《蓝琉璃》古籍介绍
《蓝琉璃》由第司·桑吉嘉措于1689年编撰完成,系《四部医典》全部章节的注释著作。该书对《四部医典》作了1200多条详细的注释,这是对17世纪以前藏族传统医学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的整理和总结。历代藏族医学工作者均把《四部医典》奉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而把《蓝琉璃》奉为最“标准”的注释本,将其比作与宝石琉璃无二的珍宝。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说《四部医典》是一把金锁的话,那么《蓝琉璃》就堪称为打开这把金锁的金钥匙【3】。
2.5《兰塔布》古籍介绍
《兰塔布》又名《门阿兰塔布》,该书是由第司·桑吉嘉措于1691年撰写的。《兰塔布》是一部具有巨大影响的临床学专著,它是《四部医典》之后又一部伟大著作。该书是针对《四部医典·秘诀医典》进行注释补充的医学著作,全书共133章。该书以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粘”疫症的理论。全书以病因、三邪症(隆、赤巴、培根)、热症、“粘”疫等为主要内容,并就在藏族地区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
18世纪中叶,《兰塔布》及其注释著作《金钥匙》与《四部医典》一起被译成蒙古文,深受广大蒙医药工作者的欢迎,并成为医家进行临床实践的理论指导。
2.6《晶珠本草》古籍介绍
该书又名《药物学广论》或《无垢晶串》,它是由著名藏医学家帝玛·丹增彭措所著。该书对历代藏医药书籍中的记载作了考证,约于1732年成书,1740年木刻版印刷本而留传后世。
《晶珠本草》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歌诀之部,以偈颂体写成,对每种药的功效进行了分类概括论述;下部为解释之部,以叙述文写成,分别对每种药物的来源、生境、性味、功效加以叙述。书中上部13章为总论,下部13章是分论。书中记载的药物有2294种,它是藏医典籍中收载药物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晶珠本草》可贵之处不仅是对以往医书中记载的药物全部收录,而且还纠正了历代本草中记载的谬误。该书对药物的分类方法是比较科学的,至今在植物分类学、动物学、天然药物学的分类方法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晶珠本草》是一本可以和《本草纲目》相媲美的藏药学经典著作,是藏族医药史上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
2.7敦煌藏医文献介绍
藏族的医学文献散落在民间的已难明下落,值得庆幸的是在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大量发现,显得十分珍贵。
2.7.1《P·T·1057号文献——藏医医方杂集》。
该卷共208行,文字有藏文厘定前的一些特点。内容包括36个医方,分别医治流血不止等药方。其中有些医方与中医相似,有些纯系土方,有些则为汉地闻所未闻,甚是奇特。文献开头“抄自医术文库之遍验医方”可视为文献原名。
2.7.2《P·T·127号文献——藏医灸方残卷》。
该卷有184行,文字有厘定前的一些特点。所录内容,灸治范围甚广,对人体上下内外一百多种疾病(包括内脏、五官、生殖器官、血液、皮肤、牙齿、毛发等疾病)的具体症状、灸疗穴位、操作方法以及灸愈所需的次数,均作了具体说明,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3《四部医典》及藏族医学理论
3.1《四部医典》介绍
《四部医典》(藏名《华丹据悉》),该书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是由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用藏文著成。
《四部医典》几乎囊括了藏医学体系与理论实践的全部内容,它吸收了《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和《月王药诊》等藏医著作的精华,并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因此,《四部医典》堪称为藏医学“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宇妥·元丹贡布也被藏族人民尊称为“医圣”和“药王”。
3.2《四部医典》基本内容
《四部医典》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共156章。全书正文基本上是用九字一句的藏文写成的韵体文。该书内容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基础理论;二是生理和解剖;三是疾病的诊断方法;四是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五是药学的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四部医典》奠定了藏族医学的理论基础,后代的藏族医学家对该书曾做过很多注释本。这部权威性医学著作代表了当时吐蕃医学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然是藏医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医著。
3.3藏医学基础理论与诊断法
藏医学具有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它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藏医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最为完整的医疗体系之一。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培根这三种因素(即三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同时又是人体生命活动不能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是平衡和协调,这种状况下人是健康的。如果三者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了偏盛或偏衰的情况,原来的平衡和协调状态遭到破坏,这时身体就处于病理状态。要想恢复健康,就必须设法纠正偏盛或偏衰的状态,重新恢复三者原来的协调。
隆、赤巴、培根三者有着各自的特性和功能,相互依存,彼此制约。“龙”的功能是主呼吸、肢体的活动、血液循环,五官的感觉、大小便的排泻、帮助分解食物并输送饮华。如果隆的平衡失调,就会产生各种疾病。“赤巴”(胆)的功能是产生热能,维持体温、增强胃等功能。 赤巴失调就会产生症状为身热、皮肤、呕吐下泻、腹部胀满等的各种疾病。“培根”可以调节消化及水份代谢,影响人的体重和性情。如果培根失调,则可引起脾、胃等消化系统疾病和体液失调等各种疾病。 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物质,即乳糜、血、肉、脂、骨、髓和精,它们均可在赤巴产生的热能作用下,变成“精华”,精华散布全身,使人发育、成长、保持健康。而人体三种排泄物(粪便、尿和汗),可以通过它们将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
人在正常情况下,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正常运行。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使三大因素失去平衡,将导致疾病的发生。
此外,在诊断学方面,藏医除了采用汉民族地区的望、闻、问、切等诊断法外,藏医学还有可堪称一绝的尿诊诊断法,如辨别尿的颜色、泡沫等来诊断辨病。
总之,藏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重要代表。这些珍贵的医学古籍中包含着比较完善的医学理论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要保存和利用好这些医学古籍,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崇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出版社,2005
[2]甄艳、蔡景峰,藏医药概论,研究,2002
【关键词】文化因素;藏语教学;实际意义
语言是一种文化,而且语言也承载着文化,所以在藏语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地区的文化特殊性,因为属于是跨文化的语言沟通,所以文化因素的渗透对于学生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作者就自身实际经验,对于文化因素在母语教学中的意义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几点改善意见,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一、文化因素在藏语教学中的基本情况分析
笔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在接受一种语言现象的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说是语言本身的困难,而是对于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缺少必要的了解,这就会使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出现困惑。比如说汉语情境中,中有人问一对情侣“什么时候请我们吃糖啊?”,表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其真正的含义是“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但是藏族同学对于这句话却是很难理解,他们不知道在汉语中“吃糖”这个词汇已经有了特殊的含义,这时教师在教学中就应该从婚嫁方面开始对学生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对于“吃糖”的解释,笔者是这么和同学说的:两个情侣如果要结婚的话,就要请客人吃糖,象征着甜甜蜜蜜,所以问他们什么时候吃糖,就是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这种教学情况还有很多,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文化因素对于藏语教学的重要性,只有很好的文化因素导入,才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重视文化因素的导入环节。
二、从文化概念角度上说文化因素在藏语教学中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文化产生以及传承的重要手段。每一种语言都会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教师在进行藏族地区的实际教学时,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藏族同学进行汉语教学,另一方面是对藏族同学进行本民族的母语教学,无论是哪种教学,教师教学时都必须要把语法、词汇以及文化思维方式中的文化因素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
对于藏语教学的文化因素导入,不仅能够促使学生对相对零散的知识进行统一规划,而且也能促使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所了解,而且也会帮助学生在学习时能够对语序以及语法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更有效率。此外,由于藏族地区的同学汉语言知识基础比较薄弱,通过文化因素的导入,可以拉进不同层次同学之间的实际水平,能够促进学生思维的快速发展。其次,对于汉族同学来说,对于藏语的文化知识掌握的比较有限,只是感性上的一些理解,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所以把文化因素导入到藏语课堂中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促进藏族和汉族同学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实现学生学习藏族语言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三、从文化内涵方面谈文化因素在藏语教学中的实际意义
文化内涵包含了很多内容,对于语言本身来说,文化因素一般都被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无论是其中的哪种文化,都必须要通过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来进一步提高认识。在藏语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词语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藏族地区的文化十分丰富,很多词语的实际意思比较广泛,但在字典中的解释却是单一的,这就满足不了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在所有语言中,词义是词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属于语言范畴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一个词没有词义,那么这个词就缺少了相应的文化意义。藏语语言一般都是通过形态的实际变化来进行表达的,句子的具体组织主要是以动词为中心,所以,在进行藏语教学时,要把藏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思维相结合,通过文化因素的导入,来研究藏族地区的语言形式,这对于藏语教学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四、从文化实用性的角度上看文化因素在藏语教学中的意义
从藏族教学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文化的实用性角度来说,文化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文化,另一方面是交际文化。藏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的教学,根据藏语教学的具体特点以及具体目的,可以把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二者之间是有机结合的而且可以进行转换。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来说,所反映出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所存在的不同之处就是民族特征的体现。比如说,在汉语中有句歇后语“鲜花插在牛粪上”,“鲜花”和“牛粪”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事物,但是却表述了另外一种意思。藏语教学中,教师对于这个问题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讲解,帮助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进行有效地掌握,并且能够运用的上。
此外,在藏族语言的教学过程中,交际文化也是一个主要教学内容,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必须要把交际文化和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在藏语教学过程中,藏族同学和汉族同学都在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教师在这过程中要通过对学生母语和汉语的实际教学,来帮助学生理解母语中的不足之处,从而提高学生母语学习的水平,促进藏语的进一步发展。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把握好学生的心理变化,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学,这样才能顺利的把文化因素导入到藏语教学中来,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成长。
综上所述,文化因素在藏语教学中的实际导入,不仅是一项复杂而又繁琐的工作,同时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引起教师的重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学,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教师要注意把文化因素渗透到教学的每个环节之中,通过正确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生更好的提高自身能力。
参考文献:
[1]魏秀兰.少数民族预科阶段的汉语教学应该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J].职业技术,2009(04).
[2]曹春梅.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