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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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民族音乐的内涵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经验，从而使得我国文化整体上呈现出绚烂多姿的特色。所谓的民族音乐，在广义上而言它是指一个民族在发展中所创作出的所有音乐，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我国56个民族中所有的音乐都可算作我国的民族音乐，包括古代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传统音乐以及现代的新音乐等。而狭义上的民族音乐则是指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主要可分为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歌、戏曲音乐以及说唱音乐五大类。

（二）中小学校开展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学是中小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学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有利于了解历史和民族文化民族音乐以音乐的形式体现出的是民族独有的背景文化，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可以使学生对某个时期民族的发展历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以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为例，此曲创作时间为1931年，正值我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忧患时期，内有各路军阀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生活之疾苦作为现代人是无法体会到的。而刘天华的《光明行》在当时山河大地遭受蹂躏的环境下，却没有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反而以一种振奋人心、生气勃勃的曲调来鼓舞国人的士气，恰似一首黑暗、绝望中的呐喊高歌。又如古琴曲《精忠词》，表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慷慨激昂的民族之爱与精忠报国的高尚信念；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英雄岳飞慷慨激昂的国家之爱与精忠报国的决心；通过《阳关三叠》可以淋漓尽致的再现唐朝诗人王维与友人临边时悲愁的情感。作为听众，在学习了类似的民族音乐的同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对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2、有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中小学时期是青少年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性阶段，在当前中西方文化激励冲突、碰撞的复杂文化背景下，学生对于文化的主观辨别能力是很差的，需要有专业的教育家来对其进行指点，引导学生的思想观念向着真、善、美的价值观发展，从而远离商业流行音乐及电影、杂志中的一些庸俗、浮躁的误区。这个过程中，民族音乐作为历史沉淀出来的文化精品，其中的美学元素、价值观念都是经过几代人肯定与认同的，对于青少年思想成长方面而言无疑将会有着积极、健康的影响。如在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中，作者阿炳将长年的辛酸社会生活与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在曲目中形成了统一，使得曲目整体上哀而不伤，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作者的博襟与统一的美学观念。因此在中小学积极开展民族音乐教育，可帮助学生完善正确的价值观念。3、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发展和成长的基石，而我国的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起到了传承民族精神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当中深入开展民族音乐教育，让学生通过音乐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来认识民族精神，继承团结友善、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信仰，无疑是健全素质教育，培养中小学生高尚道德情操的有力手段，更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下去的保障。

二、新课程背景下的民族音乐教育现状

（一）校方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我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多数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和获得外界的认可，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有针对性的考试教育方面，而对于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教育认识程度淡薄，没有充分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具体体现为：①许多中小学校每周只象征性地开设两节音乐课程，而在音乐教学方面比较笼统，没有专业的民族音乐教学观念；②教师自身的专业音乐知识匮乏，没有经过专业的考核也缺少实际教学经验就可以上岗，这在以老师为主导的课堂上教学过程中效率无疑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广大县城和农村地区，教育部门管理、考核制度宽松，许多学校因资金和主观意识问题，甚至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师，而是以语文教师“客串”，或是社会人员兼职教授音乐，导致教学质量差。③教师手中可利用的民族音乐教学资源较少，主要以音乐教材为主，形式过于枯燥、单一，缺乏对地区性民族音乐文化挖掘的积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二）教师专业素质问题

多数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中，表现出的整体专业水平较高，有的教师还在专业性的声乐比赛中获奖，但相比较而言民族音乐知识则了解的有限，尤其是传统的京剧或地方性戏曲多数人都不懂得欣赏，甚至一听到类似的声音就烦躁不已，认为那是过了时的旧文化。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规定有：“3-6年级的学生每学年能够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7-9年级的学生每学年能够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1段。”如果作为民族音乐教师自身都不会唱地方性戏曲和京剧，则新《课标》根本就无法得到落实，逐渐的我国传统的国粹文化也就会出现年龄断层现象。

（三）教学技巧方面的问题

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多数教师以应试教育的理念来给学生灌输知识，这样导致教学的手段只重视音乐技能，而忽视了民族音乐形式下的审美体验和丰富情感，使得教学结果流于表面化而缺乏情感深度。最理想的民族音乐教学，在于既能够使学生把握到音乐形式背后的美学观念，又能够掌握高超的演奏技巧，使学生能自主的通过音乐来表达美，抒发内心的情感。但对于中小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无疑是要分清楚主次的，以笔者个人经验来讲，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压力之下，民族音乐所表达出的美感刚好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的渠道，因此应当先从帮助学生理解民族音乐中蕴藏的文化和美学理念入手，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然后才是专业性的声乐技能教授。但目前许多中小学校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在民族音乐教学方面，不仅没有缓解学生的压力，反而以考试排名、表演评奖等形式在技能方面大做文章，加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这与民族音乐的教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四）学生心态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经饱受诟病，新的教学观念应当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做起，达到“学生主动学习、老师从旁辅导、解疑”的目的应当是各专业教学的最理想效果。但在目前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学生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对民族音乐保有逆反的心理，认为民族音乐“很土”、难听，唱出来没有面子。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主流的商业化流行音乐的冲击。流行音乐被称作“快餐式”音乐，其主题多为情爱、伤感、叛逆，这也正迎合了青春期中小学生的心理，久而久之便左右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使得中小学生过早地出现功利心强，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浮躁心态。因此民族音乐教学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像是小树苗成长过程中周围的支架，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树苗的茁壮成长，避免被风吹歪或刮倒。

三、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有效途径

（一）加强校方和教师的重视

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途径，首先应当从校方着手，加强对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资金完善教学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用少数民族乐器来引发学生的兴趣，采用新型多媒体教学来取代传统课堂讲课等形式，丰富教学的手段。其次，加强专业教师的素质，要求音乐教师必须具备专业民族音乐鉴赏能力和丰富的教授经验，对于县城地区或偏远山区资金不充裕的中小学，可聘请民间艺人入校讲授民族音乐文化和乐器的演奏，还有的农村中小学通过教育部门的协调，实现了与城市资源的共享，即通过远程教育的手段分享城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资源。最后，重视民族音乐教学应从情感、美学、价值观等教学角度着手来予以重视，而并非要制定出严格的技能考核手段来加重学生的负担，从而避免民族音乐教学落于表面形式的现象。

（二）拓展民族音乐课外教育

拓展民族音乐课外教学活动，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拓展课外教学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是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辅助学生对于民族音乐内涵理解，拓展学生知识面的一个过程，其具体形式如：①定期组织中小学生进行经典民族歌曲、民族乐器演奏及戏剧曲艺等才艺表演，对参赛者全部给予口头和形式上的奖励，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带动学习的积极性；②校方可定期邀请知名民乐专家或民间艺人来校内进行音乐讲座，并通过现场表演技能、口头讲授创作典故、学生参与表演等形式与中小学生展开互动，在快乐中学习民族音乐文化；③校方积极组织中小学生有规模的参加当地的民族音乐文化节，民族艺人故居，民族乐器展览会等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广泛兴趣。

（三）优化课堂教学模式

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体系。

传统不是一尊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传统离它的源头越远，它膨胀的越大(黑格尔语)。可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如果不吸收外来的先进的因素和优秀成果，也会阻碍自己的更新与发展，对弘扬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不利。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曾引进“学堂乐歌”，使音乐成了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引进了欧洲近代音.乐体系，使我国的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但也因此忽视了对我们自己优秀传统音乐的研究，导致很多误区。不少青少年学生因不愿了解从而不懂得我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精华，误认为中国的乐器没有外国的先进;误认为中国没有像样的音乐理论，视西方的.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从而形成“重西轻中”的错误思想。这不仅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弘扬发展，更严重的是大大助长了盲目崇洋，丧失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消极精神。

其实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国民族音乐的许多规律、法则是西方音乐理论包括不了、解释不了的。比如，西方的音乐理论认为:二度音程的结合是不谐调的，但我国南方的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却常常用二度音程的结合，形成一种非常协调悦耳的声音。

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只属于自己而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特性。譬如我国南方的侗族大歌就别具一格，1986年应法国邀请，有九名农村的侗族姑娘组成的贵州侗族民间和唱艺术团在著名的夏乐宫歌剧院演出，轰动了巴黎，法国各大报纸均大加称赞。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海外如此风光，我们身在芝兰之室却不闻其香，岂不可悲。再如，我国北方世代传承的锣鼓曲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那娴熟多变的鼓点和其它乐器出神人化的切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若取其进人学校，比奥尔夫的节奏训练会更胜一筹。

当然，任何传统艺术都是在不断发展之中，但真正有成效的发展无一不是根植于浓厚的传统之上的。屹立于世界交响音乐之林的《梁祝》不就是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富有浓郁乡土味的越剧音乐吗，列为世界名曲的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不也取材于内蒙民间小曲么。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必须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而国民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的摇篮，在这个领域里，弘扬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培养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个迫在眉睫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音乐教师要自觉地创造条件，通过课内外的各种方式将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灌输给学生，另外在普通高校里开设音乐欣赏课和音乐选修课，有意识地多介绍民族传统音乐，提高传统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让大学生们知道我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

第3篇

    当代，人们通常用中和、优美、典雅、悠闲、恬静、清柔、和谐、圆通、渐变、中庸、定格、定性、虚拟、线性、自然、辩证等赞语评骘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审美特征。反之，则有人认为这些评骘是不理智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以下简称“民乐”)早已是“衰老的朽骨”，是朽木不可雕也。在当代，中国传统民乐真是一无是处吗？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吗？它的遗传基因毫无传承价值吗？在当今全球文化的大撞击中，这些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亟待广大学者的关注、思考和研讨。本文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音高组织形态的基因传承、音值表现样式的基因传承、结构原则上的基因传承、乐思表现上的基因传承、乐律思维上的基因传承、色彩特质上的基因传承七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以便使当代人们对中国传统民乐的传承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能在理性高度审视它的发展，使它在历时的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

    一、问题的提出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民乐在当代已“无可逃避地裸露出自己衰老的朽骨”。“在音乐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么些表面堂皇但实质上显然是很不理智的口号，即‘振兴民族音乐，振奋民族精神’，或者是‘振奋民族精神，繁荣民族音乐’等。这些口号所包涵的意义是：指望通过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的高扬而从中能振奋起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所谓民族感和民族精神，但遗憾的是这在本质上几乎近似于一种痴人说梦”。要让“那些至今仍然把复兴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视为振兴所谓民族精神的人们，能够稍微醒悟一些”，要“毫不畏惧地撕破(中国传统民乐)这支所谓‘动听’的旋律”，复兴中国传统民乐是“在一种民族自尊的昏昏沉沉的自醉中成为一种无理智的自我安慰的心理神话”。进而认为：“中国五声音阶缺乏动力性格和内乏冲突性”，“中国单声音乐表现力单一”，“中国律制性质过于单纯”，“中国节奏强弱无常，无时间律动感”，“中国音乐表现是模仿而不是自由”，“因此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困境，衰败以至在众多接受者心中的实际消亡都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效应，所以我们不必为之遗憾、叹息，更不必再一次又一次地去进行什么‘抢救’”！①

    这些人在否定中国传统民乐的同时确立了西乐在中国的话语霸权，他们视欧洲音乐发展道路是世界一切音乐发展的必由之路，视欧洲古典音乐是人类音乐发展的最高典范，视古典西乐理论几乎像物理和数学那样具有“自然法则”的意义。从而认为“单声差，多声好”、“中国传统民乐差，交响乐好”、“定性记谱法差，定量记谱法好”、“非三度叠置和声差，三度叠置好”、“腔化音乐差，点状音乐好”、“色彩化音乐差，和谐化音乐好”、“自由律动差，规整律动好”，等等。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以“虚妄的民族自尊”予以讽贬。中国传统民乐在当代岂能一棍子被打死呢？当代中国音乐能与数千年的传统音乐割裂吗？岂不知他们违背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基本原则，中西音乐是不同之不同，而不是不及之不同。他们背离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根本道理，民族之不存，世界将焉附？他们相悖于民族精神的“进化论”原理，民族精神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涵义，它是随历史演进而不断更新的概念。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民乐之精髓和遗传基因必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凝聚成新的民族精神，在世界三大音体系中，我国传统民乐具有别具一格的音乐特质。构成这一特质的遗传基因积淀了数千年，早已固化成特定的表现样式，凝结成不同时期的中国音乐的心理结构和审美理想，渗透在它表现领域的方方面面，聚集成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音乐民族精神。本文论题也就由此提出。

    二、音高组织形态的基因传承

    分析、抽象、提炼中国传统民乐，其音高组织形态的遗传基因早已在音阶、旋法、音腔、织体四种形态上打下了烙印。中国音乐的发展雄辩地说明了这些遗传基因并不以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而消亡，而是以潜隐的形式活跃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中国音乐作品之内，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神韵，凝结成中国音乐的魂魄。

    中国传统民乐多使用五声音阶。虽然在中国音乐史上从不乏七声音阶，“但是在中国广大地区，五声音阶始终占着重要的地位”②。以汉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民乐具有五声性基因特色，以宫、商、角、徵、羽五个正声为主，以“变徵、变宫、清角、闰”四个偏音为辅。五声音阶与不同七声音阶混合，派生出六声、八声、九声音阶，但均遵照“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原则烘托五声。③从音程的和谐度来看五声音阶，它没有尖锐刺激性的小二度和大七度，更没有增四度、减五度的“魔鬼音程”，音阶内各音级之间形成了简单整数比的谐音音程。④音级间虽有主次之分，但无强烈的倾向，偏音虽为音阶中所固有，但不等于西方的临时变化音和有自身功能的音级含义，即在音阶上表现为“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⑤。五声音阶并非朽骨，并非落后，它以五声音调形式渗透在各时期的中国音乐之中。瞿希贤《牧歌》(1954)是东蒙风格的五声音调；张长城《哥哥回来了》(1955)是陕北的“碗碗腔”“迷糊调”的五声音调；王惠然《彝族舞曲》(1961)是彝族“海菜腔”和“烟盒舞”的五声音调；李焕之《春节序曲》(1955)是陕北秧歌五声音调；商易《小刀会》(1957)是以昆曲五声性音调为素材；杨力《召树屯与楠木诺娜》(1981)是傣族五声音调；石夫《文成公主》(1978)是藏族民歌和秦腔结合的五声性音调；马思聪《山林之歌》(1954)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五声音调；章绍同《远山》(2001)是闽北劳动号子的五声音调；段平泰《江雪》(1998)的旋律就是五声音阶；谭盾《西北组曲》(1994)是西北秧歌或二人台的五声音调；周龙《空谷流水》(2002)采用了《老六板》的五声音调；金湘《原野》(1987)歌调是东北风格五声音调；房晓敏《西沙掠影》(2000)是海南《南海渔歌》的五声音调，《广东映像》(2001)用《 步步高》的五声音调，《月恋》(2001)是《平湖秋月》五声音调；陈铭志《序曲与赋格》(1989)以五声音阶的音程关系为主题；郭文景《巴》是四川民歌“尖尖山”与《老六板》两种五声音调的拼贴；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1997)将《茉莉花》五声音调与其他多种音调结合成一种新的音调，《鬼戏》(1995)将民歌《小白菜》和《兰花花》五声音调与其他元素结合成一种新的音调；陈怡《中国民歌合唱》(2000)是用西北民歌《赶牲灵》五声音调变革而成的新音调；唐建平《厚土》(1999)是云南少数民族五声音调变革产生的新音调；王宁《风格对话》用京剧唱腔五声性音调与其他元素结合成一种新的音调；叶小纲《春天的故事》(1997)是广东风格五声音调的抽象概括；王西麟《钢琴协奏曲》(2001)是中国五声音阶与其他元素结合成一种新的音调等等实例，难以统计。

    中国传统民乐的五声性旋法基因可抽象为两种三音列，即la—do—re和mi—sol—la；sol—la—do和re—mi—sol。形成了徵、羽两类不同性质的音高组织关系。两类五声旋法的音高关系是纯四度三音列内大二度和小三度的次序，前大二后小三者为徵类特色，前小三后大二者是羽类特色。用这种旋法构成“旋宫转调”的可能性、自然性和自由性远比西方多了数倍。通过正、偏音替代，在转调方式上构成了变凡、压上、单借、双借、三借等灵活多样旋法形态，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自然多变的旋法色彩，这是西乐无可比拟的。中国许多民间音乐可抽象成固定旋法结构的音列(如青海花儿可抽象为固定音列)，曲调越接近这个音列，越具有这种民间音乐的风格。多种地方风格的旋法交相辉映，形成中国传统民乐的多彩特色。中国音乐作品中采用五声性旋法进行基因传承的做法十分普遍，这些作品在融合西方作曲技术的同时，注重和保持了五声性旋法的韵味和风格特点。自“学堂乐歌”始，大量的群众歌曲中都有五声性旋法，即便许多战斗性歌曲也不例外。聂耳《义勇军进行曲》(1935)便是五声性与大调性旋法结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的主部主题与民歌《孟姜女》五声性旋法十分相近；贺绿汀的钢琴独奏《牧童短笛》(1934)采用了两条五声性旋律的相互映衬；杜薇《染》(2003)保留了五声性旋法的基本细胞——大二度、大小三度以及纯四五度音程的三声音列；陈怡《多耶》(1989)虽没有具体的民族音调，但却抓住了五声性旋法四度三音列的特点；金湘《原野》(1987)横向保持了五声性旋法特点；罗忠镕《涉江采芙蓉》(1999)是re、mi、sol、la、do和si、la、do、re、fa、sol、mi两种五声性旋法，带有古曲和昆腔的味道；叶小纲《马九匹》(2005)使用了五声音阶的替换音和半音化，而具有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泛五声旋法特色；张大龙《在山那边》(2006)用川北民歌la、do、re、mi五声旋法贯穿全曲；郭文景《协奏曲》(1998)利用五声音阶中没有的小二度、大七度和增四度、减五度，加上日本都节音阶，使五声性得到了扩张；彭志敏钢琴独奏曲《斐波拉契风景系列》使十二音序列具有湖北三声腔音程的五声特点，右手外声部加了不同调的五声性和弦音，产生了五声性的新音响；郭文景《愁空山》(1995)在中国传统四、五度叠置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不协和的附加音、复杂的持续音以及多调性手法，扩大了纵向五声性旋法观念。

    中国传统民乐在音高上可分的最小单位是“声”，所谓“单出曰声”。⑥中国的“声”有定高亦有不定高，它既包含了西方平直点状的音，又融合了游移的、腔化的、弹性的、可变的、活性状态的音。它着意于“声”内部的特殊音乐表现意图，着意于“声成分”在音高、力度、音色运动中的变化过程，它并非是不同“声”的组合，而是单个“声”的自身变化。沈洽在《音腔论》中称之为带腔的音。⑦这种无定高的“声”又称为“腔音”、“花音”或“摇声”。它不是一个定量的准确高度，而是一个音高的变化范围。这种腔化的音在民族器乐中表现为“吟、猱、绰、注”，在民歌、戏曲、说唱等中表现为滑音、叠腔、擞音等，在蒙古族长调中称作“诺古拉”，在朝鲜族音乐中称作“莫多里尼”等。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中国音乐中早已升华为一种审美理想。在这种审美观的驱使下，中国传统民乐在众多地方着意地运用它，充分发挥它的表现力。这种“声无定点”的腔化审美意识，充分表现了中国语言声调和语调的特殊神韵，成为中国传统民乐的遗传基因。腔音的基因传承是对中国传统民乐潜在能量的深层次开发。单个音“音成分”的扩大和腔化的微分性旋律使中国传统民乐的基因在当代作品中获得了新生。陈怡《如梦令二首》(2000)中大量借鉴腔化音调和中国吟诵诗词的韵味，使人感到新鲜、似曾相识、容易接受。我国现代新作还将音腔扩大化，与冒调感、自由音腔、喊唱等结合，在新的层次上形成音腔化的新音响。如唐建平《厚土》(1999)在音腔化的旋律上增加了音高不确定性，用口笛的“冒调”表现音律不齐的腔化现象，用增四度在内的音腔摇摆表现音腔的自由化，用增四五度、大七度、增八度音腔，增加乐曲的张力。

    中国传统民乐在织体形态上追求音乐表现体制的单纯性，采用较少矛盾冲突的单声织体。旋律担负起音乐表现的全部，旋律的长音被花腔和器乐填满，甚至打击乐也采用与曲调融为一体的旋律打法。音乐的横向运动蕴积了极其丰富的表现意义，旋律的自由运动形态与已内蕴了特定含义的旋律型相互结合。即便是多声织体，也更多地关注横向发展的多线性，更多地采用多线并进的织体样式，大齐奏、分层变奏、支声复调、平行进行、持续低音、旋律加花、繁简对比、强让交错、变形模仿、对比复调、节奏对位等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秦文琛《唤风》(2004)用中国传统民乐“大齐奏”织体和乐队的不协和音程撞击，音响十分强烈，打击乐形成“紧打慢吹”分层变奏样式，构成三个节奏层面的板式对位；散板唢呐与固定节奏弹拨乐的纵向节奏形成对比织体。高为杰《韶Ⅱ》(1998)用支声织体构成中国乐器独特音色的不同层次；郭文景《天地的回声》(19 90)表现了线性单声织体，虽为多声，却在总体上给人以单旋律的印象。《征妇怨》(1996)中使用了川剧高腔的打击乐伴奏与唱腔交替的“紧打慢唱”的分层变奏的织体形式；朱践耳《纳西一奇》(1991)第一章是多线并进的织体，平行四度模仿笙或口弦，小二度表现碰铃，第二主题以双四度和小二度表现多支口弦的天籁之合。

    三、音值表现样式的基因传承

    分析中国传统民乐的音值表现样式，其最具特色的遗传基因是律动的自由性、节拍的非均分性、节奏的非定量性、纵向时值的对位性等方面。这些遗传基因在西乐东渐的大潮中并没有被淹没，而是在不同时代的中国音乐作品中被刻意地运用着，以彰显别具一格的民乐特色。在强调动力和节奏的当代，作曲家们视这些遗传基因为创造动力和节奏的主要元素，并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当代意识结合，使这些基因元素当然地成为新作的灵魂，突显出当代中国音乐在音值上的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

    “律动的自由性”表现在散板之上。散板“无板无眼”，呈非均分的律动形态。它没有脉冲式律动重音，强弱拍之间没有严格确定的时间律动常数，音位无主次，以“长强短弱”原则构成音乐重音的自由分布。散板便于音乐情感的自由宣泄，常用于不同音乐律动的对比和以速度构建的音乐结构之中。散板超前的展开性活力，在当代作品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散起、散吟被大量地运用并与现代节奏广泛结合，形成了新的音乐时间关系。尚德义《千年的铁树开了花》(1971)将散板用于中段华彩部分，中段与前后构成律动的自由性与规整性的对比；亢杰《伐木工人歌》(1970)、瞿宗《颂歌一曲唱韶山》(1970)、郭颂《乌苏里船歌》(1963)都将散板用于引子，引子与后部分构成律动的自由性与规整性的对比。在现代新作中，陈其钢《逝去的时光》(2004)采用散板与三次泛音段落的结合；唐建平《自鸣》(2001)、瞿小松《Mong Dong》(1989)等传承了中国传统民乐的随机性律动和自由节奏，给二度创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叶小纲《深圳故事：追求》(1996)采用了旋转的工业自动化生产节奏律动，与中国传统民乐非周期性、非均分性的律动一脉相承。

    “节拍的非均分性”表现在“拍”的单位时值是有定量的，亦是有弹性的、不定量的。不定量的弹性节拍的产生是因为腔化乐音的长度不等、使衡量拍值长度的“板眼”形成无定值性。中国传统民乐称长者为“撤”、短者为“催”。板眼节拍并无严格的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强弱关系，因而也无法使人心理上产生节拍的期待反应。“板”不一定是强拍，“眼”也不一定是弱拍。强拍和弱拍的位置是根据不同乐曲的需要而定的。其重音和节拍组合是规律性和随意性的结合，前者带有不严格的功能性，因为其节拍时间的均分性只有时值的尺度，并无必然的强弱交替的功能意义，后者是非功能性的。中国传统民乐的强弱规律多由板式决定，受板式制约，可构成大体均分的律动称为“有板有眼”。当代有些新作着意突出这种“弹性节拍”的表现意义，使音乐形成不规律的节拍重音分布，构建了新时代的中国节拍韵味。叶小纲《马九匹》(2005)将京剧西皮音调组织在不断变换的节拍(3/4、5/8、3/8、4/8、5/8、6/8)之中，打破了重音循环规律，并构成多种节奏节拍的异步对置，增强了中国传统民乐节奏基因的表现力；陈怡琵琶独奏曲《点》(2003)突出了中国戏曲板式变化的弹性节拍，使律动布局带有非规律性的特点。

    “节奏的非定量性”表现在时值的长短具有随意性的特征。音乐在节奏的长短上只具有定性的意义，而没有定量的标尺。所以中国传统记谱法总体上应该属于定性记谱法的范畴，即只记音高而不记节奏。即使明清时期相当完善的工尺谱，记录节奏的定量符号也是相当不够的。节奏的非定量性与民乐特别重视二度创作的传承观念不无关系，更与即兴的表演方式直接关联，也与“口传心授”的教学行为一脉相承。节奏的非定量性给表演者留下了自由发挥的巨大空间，不仅使同一乐曲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表演版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了中国传统民乐的艺术个性。这一遗传基因没有被抛弃，它仍然活跃于当代新作之中。瞿小松《Mong Dong》(1989)传承了戏曲锣鼓“乱锤”和土家族“打溜子”的非定量性节奏，运用了中国“蛇脱壳”、“宝塔尖”的节奏原则；郭文景《戏》(1996)、《社火》(1999)等传承了中国传统民乐弹性变速节奏；《蜀道难》(1986)用六连音、五连音、三连音、二连音不同节奏音型的纵向叠置，不但使人感到涌动的内在动力，还显现了时值的非定量性和非组织性特色；罗忠镕《第二弦乐四重奏》(1987)传承了江南吹打乐“十番锣鼓”的“十八二”、“鱼合八”、“蛇蜕壳”等序列节奏和音色节奏；唐建平《仓才》(2003)将打击乐“仓才”节奏扩张，形成特定节奏与变体的组合，在扩张的新节奏中夹杂有京剧锣鼓点“马腿儿”、“急急风”的节奏，使中国非定量性节奏成为音乐的主导；陈永华《飞渡》(2004)通过音响的迅速转换表现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其节奏的自由与中国传统民乐的活性节奏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纵向时值的对位性”是中国传统民乐节奏和律动的纵向结合，是两种不同律动、不同节奏、不同速度在不同声部中的同时进行，形成不同音乐时间关系的纵向对位。在中国戏曲音乐中有“紧拉慢唱”，器乐中有“紧打慢奏”，歌舞音乐中有“紧歌慢舞”。这种节奏、律动、速度的纵向对位是中国传统民乐独树一帜的表现样式，它传承在现当代各种体裁的中国音乐之中。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1965)就采用了中国戏曲“紧拉慢唱”的纵向时值对位，在歌唱的长音之下的伴奏热烈而紧张，形成了马蹄奔驰的景象；谭盾《西北组曲》(1994)传承了不同秧歌和“二人台”节奏，构成同一风格的纵向节奏对位，增强了秧歌的动感；陈怡《多耶》(1989)开始时右手是每分钟40拍的由慢渐快的板式，左手则保持每分钟120拍的快速，左右手形成不同板式的纵向节奏叠合，同时右手音数递增，左手音数递减，逐渐趋同，构成了巧妙的纵 向时值对位。

    四、结构原则上的基因传承

    分析中国传统民乐的结构原则，它的基因元素应该包括“同中求异”的结构原则、联曲体和板腔体的结构体式、定格式结构框架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民乐的速度、节奏、音色等遗传基因都可能成为现当代作品结构基因的传承元素，它表现在各种变奏样式、联曲结构、随意性和自由的结构、起平落、起承转合、民间吹打“稳—俏—闹”的层次布局、“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布局、戏曲音乐的板式结构等方面。

    中国传统民乐追求整体、统一的“同中求异”的结构原则，以减少对比增加统一为目标，偏重整体而略于具体。以“起承转合”和“同多异少”的对称穿插的上下句形态、重复为连接手段的连锁和核心音调的“起平落”形态、以“统一”为内在粘连剂的句式自由的散句体等结构样式，都大量采用了重复、连锁、填空、扩充、引申等加强统一的手法。生茂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1962)是多段陈述体，采用中国传统民乐合尾的结构方法，使每段结尾都统一在合尾拖腔上；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2004)采用与古曲《梅花三弄》大体相同的曲式结构框架，三次泛音段落以“同”的形式构成了“同中求异”的结构框架。

    中国传统民乐追求非独立段落结合的“联曲体”和以简练的基本乐素与灵活变化的不同板式转换的“板腔体”。联曲体，又称曲牌体或曲牌联缀体，是若干不同的小曲(曲牌)联缀成套，或一支曲牌的变化重复，或构成“引子—A+B—尾声”的缠达式的结构体式，曲间和段间对比较小，是中国戏曲、说唱、器乐音乐的主要结构体式。板腔体，又称板式变化体，以对称的上下句作为唱腔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变体原则，演变成各种不同板式的结构体式，是中国戏曲梆子和皮黄系统各剧种音乐的主要结构体式。现当代大量的联唱、合唱、组歌的音乐结构多传承了曲牌联缀体的结构样式，这种音乐结构简单易行，亲切感人。阿炳《二泉映月》采用的是说唱音乐“缠达”双主题变奏，大变奏与小变奏结合，变奏与重复结合的叠奏曲体，这一中国传统曲式的运用强化了听觉印象；陈怡《烁》(2001)采用了《老六板》的板式变奏结构，从而使作品具有中国音乐的结构元素。

    “定格式结构框架”是中国传统民乐结构的逻辑关系，它包括板眼形式、宫调关系、落音布局、时值结构四个方面。板眼形式是一定节拍、速度、旋律和句法特点构成的基本腔调结构。各种基本板式的联缀通常有一定的结构顺序，如京剧通常采用“导板、慢板、快三眼、原板、二六、流水、散板”的结构体式。宫调关系是中国传统民乐调高和调式综合关系形成的结构体式。不同宫调的结合在音乐的音高组织关系上形成了色彩对比。落音布局又称为煞声布局，它是在起调毕曲中不同毕曲所用之音构成的结构关系，有四五度布局的功能性的结构关系，也有非四五度布局的色彩性的结构关系。时值结构是以速度为基本要素的结构体式，在中国传统民乐中形成了“散、慢、中、快、散”的时值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突出的是速度的递变性和再现性，递变性表现了音乐情绪的逐步高涨，再现性使人的听觉感知获得了回归体验。在叶小纲《中国之诗》(2005)、谭盾《风雅颂》(1983)、徐仪《小交响曲》《虚谷》《寒山寺》等作品中都传承了中国传统民乐“散—慢—中—快—散”渐变的速度结构布局。

    五、乐思表现上的基因传承

    分析中国传统民乐的乐思表现和审美观念，它的基因特质主要表现在生命体验、虚拟意境和多维形象三个方面。一些现当代中国音乐着意地运用它，形成了新的民族的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民乐重“生命体验”，重情、重意、重生命活力，“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⑧强调人的内在感性体验，强调生命意兴的自由表达，其音乐形式的张力方向是“趋于生命形式自然状态”。阿炳在《二泉映月》中倾诉的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用奔泻而出的纯旋律诉说出埋藏在心底的无穷忧伤与痛苦，虽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整体而虚拟的描述，却给人留下了历尽人生辛酸与苦难、坎坷与抗争、悲欢与离合的无限惆怅。阿炳是在更深层次上显现了活的音乐的生命体验。陈钢/何占豪《梁祝》(1959)、刘文金《三门峡畅想曲》(1960)、黄虎威《巴蜀之画》(1961)、丁善德《新疆舞曲》(1955)、朱践耳《翻身的日子》(1953)、刘明源《喜洋洋》(1958)和《幸福年》(1959)、朱广庆《风雪爬犁》(1963)和《驷马铜铃》(1963)等大量当代器乐新作中，均显现出“生命体验”的乐思表现样式。

    “虚拟意境”是中国传统民乐的审美理想，注重音乐本体之外的意义和价值，注重思想、情绪、态度、事件等非音乐本体的超艺术元素，强调音乐的非认识性规律和音乐体验的非本体性，偏重写意的表现特征，刻意从表现虚幻的情感中使演奏者和听众在较大的范围上获得开放性的联想；更注重变化莫测的音乐神韵，更突出情感表现的虚拟状态和模糊意境，在虚拟审美中强调内在精神的超功利性。黄自女声三部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间》(1933)以清、静、淡、远的和谐空灵，构建了琼花玉树的虚拟仙境；黎英海的《枫桥夜泊》(1997)根据唐诗的意境来追求虚拟的音乐意境，其中用了吟诗调和三度与四五度音程叠置的空寂的和声音感，用模仿古刹钟声和筚篥构建古代画面，使人产生了无限联想。

    “多维形象”是中国传统民乐区别西方古典音乐单一形象的重要特质。中国传统器乐曲，如《梅花三弄》、《渔舟唱晚》、《汉宫秋月》、《夕阳箫鼓》等，其音乐形象无不是多角度的，呈现出了可变性和模糊性。在《夕阳箫鼓》中我们似乎可听到箫鼓声和桨声，也似乎联想到不同人物的存在，但绝非是单一的。周龙《琴曲》抓住了民乐多维形象的特质，用多角度的音乐形象描写了八位诗人，并将八种形神各异的音乐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

    六、乐律思维上的基因传承

    分析中国传统民乐的乐律思维基因元素，除“五度思维”外，最突出的便是异律 并用、自由犯调、生理度律三种乐律基因。现当代新作抓住这些基因元素，刻意地扩大、模仿、制造这种音律感觉，使乐律遗传基因在历时中获得新的生命。

    中国传统民乐音律特质是以五度律为主的“异律并用”。“异律并用”必然产生音高上的微音分差，当代作品恰恰运用这一特质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乐音律基因的传承。郭文景在《滇西土风二首》(1996)第一首中用经过性的变音模仿音高渐变的滑奏，达到“异律并用”的效果，并尽量模拟中国传统民乐支声写法，不用和声，用齐奏音高参差不齐的音律自由性模仿音程结构而扩大了“异律并用”。《蜀道难》(1986)中用微分音构成了川韵的滑唱音腔，使“异律”在线性中流动；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随机使用了多种音律构成“异律并用”——管弦乐用十二平均律、编钟用钟律、插段录音用香港地方戏音律；杜薇《染》(2003)用人声吟唱多种地方民族语言，语音没有确切音高，形成多条含微分音的旋律线，以模仿民乐的“异律并用”；何训田《天籁》(1987)中梆笛、钟琴、管钟用八度十二平均律，笛子、筝用五度三平均律，阮用五度六平均律，形成非常规的“异律并用”，并将规律性不平均律(笛)、不规律性平均律(陶罐、排鼓)、偶然律(三弦、锯琴、变音小鼓乐组)相结合，使“异律并用”发挥到极致；秦文琛《唤凤》(1995)用了升1/4音的唢呐音律，与十二平均律构成“异律并用”，音律的自由与规范在新层次上得到结合，形成了新的音响结构。

    “自由犯调”是不同音高组织间的自由转换，中国传统民乐称为“旋宫转调”。这种转换给民乐带来了多样的音群色彩和音程色彩。在中国传统民乐中常借偏音代替正音成为另一个调的正音，进而改变调高形成灵活多样的调高变化。这种犯调的自由性堪称世界音乐之最。自由犯调在直接运用中国传统民乐素材的新作中十分普遍，犯调给音乐带来了音高组织上的千变万化。其中，段落性的各种犯调，如晨耕《情深意长》(1964)尾段与前构成了同主音的犯调；彭修文《瑶族舞曲》(1956)的中部便由d羽调式转为D宫调式；简广易《牧民新歌》(1965)除散板引子离调外，第四段转为A宫调式，第五段又回到羽调式。此外，交替调式性、模仿性自由犯调更是屡见不鲜。

    “生理度律”是用“以耳齐其声”的方法，以听觉感性尺度为前提的度律活动，是通过人的听觉生理、心理把握音高，达到自然调节音高度律行为。这种度律方式形成于上古，广泛运用于中古和近古各种管律、钟律、琴律的实践之中。这种度律方式不但为“假数以正其度”⑨的理性度律准备了条件，也为实用十二平均律提供了平台。民间音乐中用听觉生理调节的“五调朝元”或“七调朝元”，实际上就是“以耳齐声”的十二平均律。这种度律方式以遗传基因形式在新作中转化成一种音响感觉，在人耳可以接受的微音分差的情况下，使音律的定量目标转化成定性目标，形成模拟民间音乐的直觉音响。瞿小松《Mong Dong》先后使用了密集的微音分束模仿“以耳齐声”的民间音响；郭文景《天地回声》(1990)用密集模仿技术制造一种“以耳齐声”的稍感参差的单声歌调音响。

    七、色彩特质上的基因传承

    中国传统民乐以别具一格的色彩特质在世界三大音体系中独领，分析这一色彩特质，它的遗传基因应该包括多彩的器乐音色和歌唱音色两大类。现当代作品着意地模仿、制造和扩大了这一基因元素，用音色旋律、音色结构、个性音色等手段，将色彩推到音乐的主导地位，在深层次上传承了色彩基因。

    中国传统民乐追求乐器多彩音色的审美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遗传基因，八音齐鸣，众音异色，交相辉映，丰富至极，形成了中国器乐的多色分层结合的审美特质。这一特质追求的是异彩纷呈的音响刺激感、紧张度和柔美度，是多层色彩自由组合，它早已在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凝结成独一无二的审美趣味，渗入中国人的骨髓。现当代作品将色彩作为音乐的主体元素，西方古典和谐禁忌的条条框框在色彩主导的音乐中早已所剩无几。叶小纲《迷竹》(1997)突出了竹笛的个性色彩；杜薇《染》(2003)传承了中国吹、拉、弹、唱乐器自然音色的组合；舞剧《红色娘子军》(1959)第六场突出了高音唢呐、笙和柳琴齐奏的个性音色组合；电影《卧虎藏龙》突出了巴乌的个性音色；郭文景《天地回声》(1990)用男低音模仿西藏喇嘛寺低音“筒钦”的音色，构成音色与旋律线条的对比；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中用编钟音色为主导，构成了作品的音色结构；徐纪星《观花山壁画有感》(1983)开发了马骨胡稀有的个性音色；杨立青《荒漠暮色》(1994)用拓宽了中胡的音色表现荒漠，扩大了中胡戏剧性的音色变化幅度；刘德海琵琶独奏曲《一指禅》(2000)开发了大拇指音色。《滴水观音》(1999)除用挑、轮构成点线音色对位外，还用拨弦模仿碰铃音色。《秦俑》通过绞弦和人工泛音制造新音色；谭盾《风·雅·颂》(1983)将古琴的吟、猱、绰、注，琵琶的滚、拂、划、扫，胡类乐的滑奏等技术移植到西洋乐器上，获得了中国韵味的新音色；瞿小松《Mong Dong》中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模拟民间打击乐音色，获得特殊的音色效果；谭盾《卧虎藏龙》(2000)用中国鼓的音色表现中国戏曲中的节奏和内心斗争，用二胡上下滑奏音色表现摇曳画面，扩大了传统音色的作用；郭文景《戏》(1996)用中国戏曲人声、打击乐和锣鼓音色，扩大了音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音色主导作用；谢鹏《玲珑》(2001)用音色主题，把京胡模拟戏曲角色的韵白音色推到了主导和结构地位；唐建平《仓才》以打击乐“仓才”为音色核心，管弦乐队模拟打击乐的噪音音色，使中国特定音色得到极大地张扬；叶小纲《深圳故事：追求》用中西乐器音色的对话与交织，将雅、俗、中、西多风格音色即兴地融合一体，突出了复风格的多色结合；陈永华《飞渡》(1986)通过音色的迅速转换，表现现代人喧闹和繁华的生活，用快速和大量滑奏音色象征电波，写实地表现了电子时代；李无宏《绿色的呼唤》用钟磬音色表现古老的原生态，用多变音色表现已 恶化的现实生态；赵季平《红高粱》(1996)用30支唢呐构成音色块，表现红红火火场景；谭盾《九歌》(1994)中用自制陶乐器创造新音色。大量现当代作品在重色彩的传统理念下，创造了种种异乎寻常的新音色组合，实例之多，难以穷尽。

    中国传统民乐追求歌唱音色丰富多彩的审美心理早已积淀成遗传基因，渗透在各层次的声乐表演艺术之中。多彩的歌唱音色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千差万别外，还有不同发声法和不同类别的歌唱色彩。民歌音色多用真声和直声，古称“阔口”。高音多是假声音色，古称“细口”。民歌、戏曲没有过渡的直接上翻的演唱，使真假音色截然分开的音色特质别具一格。中国戏曲歌唱色彩因地而异。西北秦腔、碗碗腔、陇东道情中的苦音，有微降Ⅲ级和微升Ⅶ级的徵调特殊色彩。而其“欢音”则有Ⅱ级和Ⅵ级的特性音色。京剧中的西皮和二黄是两种对比性的歌唱音色。昆曲歌唱音色婉转细腻、柔和甜美。川剧音色高亢激越，有重fa、si的苦皮音色悲愤而激越，有重mi、la的甜皮音色开朗欢快。藏戏唱腔中“达仁”、“达通”、“觉鲁”、“当鲁”音色各异，四色交汇，变化莫测。粤剧大喉假声音色高亢激越，苦喉音色悲怨凄凉，平喉真声音色亲切柔美。加之高胡、喉管、唢呐等个性乐器色彩，使粤剧色彩绚丽多姿。民乐各种唱法的色彩中还有“脑后音”、“云遮月”、“擞音”、“袅腔”、“小嗓”等，还有说唱音乐非唱非念的吟诵色彩、民歌高音“冒调”构成的音律色彩等等。刻意传承民歌色彩和利用民歌音色演唱的歌曲比比皆是。《挑担茶叶上北京》、《天堂》、《洪湖水浪打浪》、《洞庭鱼米香》、《三杯美酒敬亲人》、《珊瑚颂》、《木鱼石的传说》、《大黄河》等等，均在传承各地的歌唱音色的同时保留了各种民族风格。这些民间歌唱音色在器乐作品中多转化成对歌唱的模仿，陈其钢人声与室内乐《水调歌头》就是对原声态歌唱音色的模仿。

    事实胜于雄辩，纵观多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中国传统民乐的基因传承无处不在，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有了民族的根基，有了民族之魂。这些新作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民乐的遗传基因绝不是朽骨，它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中从来没有被遗忘，更没有消亡，而是以各种基因传承的潜隐形式活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音乐作品之中，凝结成中国音乐新的民族精神。这一活跃而不断生长的魂魄说明了四个道理：一是说明了文化价值是相对的，中国传统民乐的种种基因元素并不落后，而是具有超前的艺术价值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二是说明了只有不断地利用和发展中国传统民乐的遗传基因，中国音乐才能独领，才能不断地走向世界，才能实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根本道理。三是说明了中国传统民乐的遗传基因可以在发展中不断进化。在基因传承的进化中，音乐的民族精神随历史演进而演进，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四是说明了复兴民乐不是梦，只要牢牢抓住中国传统民乐的基因特质，并使其健康地生长发育，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血液必将重新沸腾起来。

    注释：

    ①赵健伟《艺术之梦与人性的抉择——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当代困境缘起》，《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

    ②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④谐音音程为纯八度2∶1；纯五度3∶2；纯四度4∶3；大六度5∶3；大三度5∶4；小三度6∶5；小六度8∶5；小七度9∶5；大二度9∶8。

    ⑤《尚书·虞书·舜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郑玄曰“故形于声”句下。

    ⑦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