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中国式教育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第2篇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第3篇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 失语 文化导入 跨文化交流

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当今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中。多元文化是与单一文化相对而言的，指在某一区域或阶层中同时有多种文化存在，这些文化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联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融入母语文化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还能有效地促进母语文化与英语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及具体表现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美文化进行学习。人们也不再争论在学习英语时是否需要学习英语文化，而是讨论如何学习英语文化、教师应该怎样教。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校园中。学生们已经开始适应吃快餐的生活，过西方的节日，喜欢说唱音乐。学生作为年轻人，对西洋事物感兴趣并没错，这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英语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然而，如果让学生使用英语来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介绍时，他们却哑口无言。我国之所以要对广大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国与国际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一方面能够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英语这门世界语言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风俗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英语教学是为了双向交流。然而，当前许多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英语文化时，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但是当外国人对我国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却无法表达本国文化，这不仅让外国朋友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让国人感到担忧。英语教学本要进行跨国交流、双向文化交流，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是单向交流，这也表明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母语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具体表现

1.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孤立

在学习英语时，语言知识往往会发生迁移，发生正迁移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如果发生负迁移，则会阻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英语前，我国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英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受到母语交际能力的影响。而人类交际的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以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能够促进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英语知识发生正迁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往往没有关注这种正迁移的作用，而把重点放在了英语与汉语交际模式的差异上，在此进行研究必定会产生负迁移，导致母语正迁移的影响效果逐渐丧失。即便是英语与汉语文化相异，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一些俗语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共性，如：“花钱如流水”英语为“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血浓于水”英语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是有较多相似地方的，可以此为突破点，打破英语与汉语之间缺乏往来的现象，把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避免中国文化受到孤立。

2.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的内容有限、教学方法需要改变等问题，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崇洋思想，日益严重。与英语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在英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受到冷落，没有获得与英语文化平等的地位。所以，学生在生活中往往谈论着国外的文化，而对我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不多。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但是如今当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大量融入西方文化后，中国文化的含量几乎空白。在国际交流中，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更为严重。前国家副主席曾经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感到痛心，他说我们的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一个“早饭吃了什么的”简单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达“包子”“油条”“稀饭”等。而当外国人想要询问儒教文化时，我们的学生却是空有满腹经纶，但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如此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更无从谈起。所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改变外语教育的错误观念，要坚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目前，比较可喜的是广大英语教师以及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并且都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三、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四、结语

我国进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能够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弘扬我国文化。但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够使用英语表达英语语言文化，但是却无法表达出中国文化，这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教会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也实现了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 逄晶，付建军.英语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 彭小红，车艳.英语教学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J].怀化学院学报，2007（9）.

[5] 沈春蕾.影响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要素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4）.

[6] 王红成.大学英语网络教学试验研究――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为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3（12）.

[7] 王红成.元认知策略指导下的写作教学试验研究[J].疯狂英语（教师版），2014（3）.

[8] 杨倩.跨文化交际教育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及对策[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6）.

[9] 张军.高校联盟研究国内外现状综述及其对江苏地区公办本科高校联盟的启示[J].语文学刊，2013（15）.

第4篇

关键词： 发展人 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2][3]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页.

第5篇

关键词：教育学；中国气派

G40

一、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

学科气派中的气派就其词义来说，最接近气势、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气派指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从而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既然是精神问题，只能是人的精神问题，学科的气派问题实质上是学者的精神问题，准确地说是学者通过学科展示的精神状态问题。教育学的气派问题也是这样，教育学学者呈现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教育学就呈现什么样的气派。学者的精神状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二是学者的研究精神状态；很显然，前者与学者的生存状况有关，后者与学者的学科情怀有关。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影响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不同的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而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价值取向。现实中，不计生存状况影响的个别学者，不能代表整个学者队伍，而决定学科精神面貌的是整个学者队伍，不是个别学者。所以，教育学气派问题的解决，倘若无视教育学学者的生存状况，肯定是不明智的。

二、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

气派是与精神有关的事，并有风格、类型之意，在中、英语系中，气派与style对应，可见气派与式样、表现形式有关。式样、表现形式说到底是个标准问题，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式样和表现形式。因此，教育学的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教育学的中国气派问题就是教育学的中国标准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这样一系列问题：西方标准是唯一标准吗？如果是，为什么是？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不是，我们还能建立怎样的标准？这一系列问题涉及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研究成果表达等等事项，里面牵涉的问题宏大而严重，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标准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如何建立符合现代知识观的教育学标准，二是如何确立具有中国风格的教育学标准。第一个问题与知识论有关，会涉及到科学哲学、逻辑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学科在演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无论中、西方都会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教育学气派问题。确立教育学的中国标准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我国众多学科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需讳言的是西方学者极少关注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却似乎严格地按照西方的标准要求自己。说似乎，是不能担保这种严格的准确程度，向先进学习没有错，一味地学习忘记了创造，忘记了自己还会创造就是问题。教育学气派问题的提出与此有关，置我国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于不顾，置我国庞大的教育学学者队伍于不顾，一味地跟随西方教育学学者的脚步，肯定不是我们的出路。拿来主义的核心精神在于扬弃而不是全盘照搬，因此只有确立我国教育学自身的标准，才能真正形成我国教育学的中国气派。学科标准的确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学理逻辑会牵涉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研究对象的确定和解读，二是学科体系的认定，三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四是研究结果的知识准入。

三、辩证继承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

教育学气派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既是精神问题又是标准问题，事物的实质即其归属，事物归属于何，取决于它的属、种划界，范围不同，归属不同，归属不同，实质不同。实质不等于本质，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实质却可以多个。教育的实质在大的范围而言，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在小的范围而言，是一种培养人的人类社会活动。按照这种逻辑，对教育实质的认识可以继续缩小范围，可以愈加看清它的归属，在行为的意义上，教育就是一种关怀性的干预。教育的本质即其结构，即人使人成人。本质与实质的区分在于，本质具有唯一性，实质并不具有。人使人成人必定是教育；教育是关怀性的干预，但关怀性的干预不一定是教育。这里之所以罗列这些，只是表明辩证继承的重要性，它是形成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辩证继承是全面继承，更是发展继承。事实上，继承不一定是发展的，却都是全面的。

四、思想原创是创建教

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辩证继承是形成教育学气派的基本前提，前提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了适宜的辩证继承，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那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事物发展的起点，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起点在今天的我国教育学学者队伍这里，因为正如前文所说，气派问题说到底是个精神问题，是我国教育学学者的精神问题。“原创性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气派，思想原创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任何学科都是知识的集合，任何学科中的知识都是思想的记录，思想不能原创，学科中的知识就不能更新，学科的气派就不能形成。思想原创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就其对象而言，研究方法的原创最为艰难，意义也更为重大。如果能够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有原创性突破，对于整个教育学学科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最近几年，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教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因此，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形成，有必要在研究方法的原创上下功夫，不能只是简单地走套用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老路，应考虑创建基于教育学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

五、结束语

如何打造一支以思想原创为追求的学者队伍，是有志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有心人需要深思和用力的地方。我国教育学学者，无论是孤独前行，还是创建学派，都需要以思想原创为追求，才可能使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希望化为真实。因为思想原创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黄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J].教育研究，2004，（9）：94.

第6篇

自2005年以来，奥数就成为被媒体狂骂，被众人拍的对象，著名教育家杨东平就声称，奥数甚至可怕于黄、赌、毒。近日，成都教育局强制取消奥数。

我们口口声声称着疯狂的奥数，但是反过来，又是谁在一味疯狂地追逐着奥数？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追逐奥数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然而在扼制这种风气时，我们采取了一种最极端也是最愚蠢的手段，强行扼制。但是，我们又是否去挖掘追逐奥的根源呢？这就好比是当年鲧为治不而采取的堵塞方法，最终也不是无一收获吗？众多高校以奥数作为门槛，与其说是追逐奥数，还不如说是追逐高校。90%学奥数的孩子也不过是为了高校，为了竞赛而去奥数，他们纯粹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么？不，他们连最起码的兴趣都没有。

奥数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在基础课程上深化的数学问题，学习数学的方式。从心底里想想，奥数有错吗？我们不该否认它实际意义的正确。但是，如今奥数已被人们所扭曲，甚至成了进入高校的手段。我们所想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取消奥数，而应在于怎么才能还原奥数的真面目？高考、中考加分很诱人，它也就是扭曲奥数的真正元凶！它就是家长们追逐奥数的最大诱因！

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对奥数兴趣的孩子是不是同时遭到了对天赋的扼杀？这就好比一个生性温和的人被抬着去学武术，这是对本性最大的扭曲/

奥数的存在是为了兴趣，而不是为了在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式。奥数没有错，错在于家长的追求与社会教育上的奥数加分制度。怎么样杜绝这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重要的还是人们对奥数的正确认识。

第7篇

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第8篇

一、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性看高教公关的文化根基

高教公关，就是公共关系学的高等教育，自然也无法割裂这种历史传承性。从教育内容来讲，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考量中挖掘精华：如可以从历史案例中寻找教学素材，教会学生以现代眼光审视过去，但又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而不苛求古人；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如言语技巧，辩论方法和思想内容等；从学科建设来讲，注重学科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打造逐渐成熟的学科体系。须知，任何学科或者思想的发展，都不是简单的从冥想和短时期内发展起来，需要丰富的历史营养；从教育方式上来讲，学习古人读书治学的方法，尤其是其对于公民的教化手段。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是高教公关的文化根基，只有在此根基之上，高教公关的发展才是真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例如，不管是否愿意，高教公关都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制约，而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教育方式上都不得不考虑价值选择的问题。任何试图割裂文化传承性的学科，要么就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要么就只能是对学科形而上学的歪曲。这给我们广大高教公关从业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科研中，都要具有历史意识，要学会从历史中梳理脉络，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顺应历史发展本身，就是顺应了学科的发展规律；同时，致力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二、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看高教公关的宽容性

作为高教公关文化之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高教公关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呢？当今时代，信息的流通与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功用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已经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刚愎自用，故步自封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面对各种信息的冲击，高教公关必须要具有宽容性，要学会。

1.高教公关必须吸收包括公共关系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运筹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精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多学科，多方向，多维度既相区别又相互统一的良性发展；同时，要求我们的工作者要能够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掌握多渠道信息，具有强大的处理信息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在高校里，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使得我们进行学科交叉和融合方面有良好的优势，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实现高教公关又快又好的发展。

2.高教公关不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还要涉足西方先进文化。敲醒了大清朝泱泱大国的迷梦，让人民意识到了闭关锁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样的，如果我国的高教公关不能够从西方文化中吸收营养，就永远也不会在研究和教学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并驾齐驱。通过统一话语体系，对西方科研方法的借鉴等多种方式，高教公关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立足现实国情，展望世界，与先进水平靠近。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通过对外学术交流，翻译国外高水平著作，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方式进行，前提是，无论是学校还是相关的政府科研机构，都要对高教公关的对外学术交流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必要的支持。

3.高教公关要建立起"学会批判，能够批判"的知识接收体系。不能因为高教公关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认为吸收的信息越多越好，涉猎的学科越多越好，采用的方法越多越好，而是要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同时结合现实国情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学以致用和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作为圭臬。

三、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看高教公关的发生逻辑

中国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统一性，即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形式，如老子的“天道与人道”之辩、“无为而无不为”属于抽象的层次，而通过建立亚里士多德似的城邦来实现人道顺应天道的发展则属于具体的层次。毫无疑问，就高教公关而言，在理论的构建方面，要以抽象的层次作为基础，实现学科发展一般，同时，在可操作性的层面，具体化的理论也不可或缺，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发生的方向。逻辑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历史则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必然也常常依靠偶然来作为其外在表征。高教公关的发生方向也是如此，即使学科体系非常严密，也常常会因为新学科、新国情和新信息的冲击而变得不可预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握好学科的发展方向，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付新问题，新挑战，不能墨守陈规，要学会以不变应万变，以变应变的方法。

第9篇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区域经济通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

[3]侯景新：尹卫洪《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4.12

第10篇

    影视产品作为观众精神营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其代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热播的美国电视剧《越狱》为标志的美国文化的扩散,对我国影视剧目的繁荣发展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越狱》是在美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体制下诞生的,这与中国的电视剧明显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众所周知,美剧的流程都是很商业化的。这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拜金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以《越狱》为例,制片人会先挑选出有市场潜力的故事题材,选择合适的演员,先拍一集试播,市场反映好,才开始剧本创作,大都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方式进行制作,所以观众一周之后才能看到一部电视剧的新进展;而在中国,一般都是全部拍摄和后期制作完成之后才搬上荧幕与观众见面,如果在制作前期就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得一般会收到不错的关注,不过有的剧组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等到播出之后观众不买账,收视率达不到预计效果,可能就会造成相当大的影视产业浪费;不过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利于电视剧的一气呵成,从而达到一种相对完整的效果。

    具体到播出体制上,美剧和国产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剧的播出体制是和制作流程相吻合的,完全以收视率为前提,如果可以超过某个百分点,广告商的订单多,对该剧的投资就会相应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按照每制作一集播出一集的方式,按部就班地一直持续下去,《越狱》的第一、二季就是这样制作完成依次与观众见面的,从2005年8月第一季开播到2007年4月第二季的结束,历时近两年的时间。相反,如果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低于某个百分点,制作方和广告商就都会减少投资,电视剧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那么,就是这部电视剧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而在中国,一部电视剧一旦决定拍摄,就会在杀青之后,一集一集地连续、集中播出,播出时间历时比较短,所以一般只是电视台打算播出哪部电视剧的版权费用问题,而很少会见到中途停播的现象。在中国的影视界,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电视剧中凡是依托名导和大腕的,收视率往往就相对较高,赚个盆满钵满不是问题。还有部分电视剧由于一些原因必须播出和禁止播出,这也是中国影视剧播出的一个特点。不在这两个范围之内的就只能依照观众的认可程度,收视率或高或低了。

第11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 古诗词 爱国情感

诗歌的源头，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诗经》，它是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歌咏爱情，展现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表达对国土的热爱，这些生动形象的题材，都是当时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写照。其中《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全诗是这样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一共三段，以重章复唱的形式，它生动的表现战士们出征前的高昂士气：他们厉兵秣马，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同仇敌忾。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从军曲！是秦地人民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赞歌！

在教学中，通过学生反复诵读，除了加强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思想，民族精神。两千多年前的秦地人民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尚能以大局为重，团结友爱，协同作战，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为了捍卫神圣的领土，抵御外族的侵略而英勇参战，无私无畏。今天，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境外一些国家对我们是觊觎已久，磨刀霍霍，不断挑起事端，诸如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感，共同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

除了《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还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风格，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诗里诗外洋溢着的高山仰止，千古生辉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阅读他的诗，就是要学习他满腔的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坚持自己理想的不屈信念，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关心人民疾苦。坚持正义，坚持节操，敢于同腐朽集团进行不屈斗争。屈原的诗篇，对祖国充满热爱，对人民寄予无限同情。

《楚辞》和《离骚》，是屈原诗歌中的两颗璀璨的明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千古名句表现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一个强大的秦国正在北方崛起，可是楚国却在节节败退，而楚王又是如此的听信于小人，这不能不引起屈原深深的幽思和忧虑。脍炙人心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坚持高洁，上下求索，甚至不惜生命的精神是其苦苦探索与追求的最深层次的表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一种憎恶黑暗，嫉恶如仇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正是屈原诗篇中爱国主义的精髓。虽然屡次遭流放，他依然爱国忠君，当秦国的大军白起攻破楚国的都城郢时，屈原彻底绝望了，他毅然以身殉国，负石自沉，投汩罗而死！

屈原的诗篇，千古不朽；屈原的人格，永不磨灭。它们“沾溉万世，泽被苍生。”屈原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地齐寿！

到了唐代，由于国家太平、山河海晏，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与国内、国外的交流、融合频繁进行，所以唐朝在早期形成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两个恢弘的鼎盛时期。诗歌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层出不穷、类型迥异的诗篇，群星璀璨，风格不同的诗人，都倾尽自己的情，来扮靓百花盛开的诗坛大花园！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多反映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可以说，杜甫的诗就是中华名族的一部血泪史。杜甫的诗始终植根于现在的土壤，植根于人民。“忧国”即使忧民。他心怀苍生，悲天悯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和爱国者。

从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望春》为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情景交融，情感深沉，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浓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诗人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风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以致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唐代边塞诗也唱响了爱国主义的正气歌。“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育玉门关”这些边塞诗洋溢着宋观主义的豪情，写出了边关将士渴望建功立业，勇歼来敌，捍卫国土的爱国精神。赤诚之心，殷殷之情，戎马倥惚，马革裹尸。

北宋后期，由于宋金对抗，外族入侵，统治者的无能，致使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的历史就在屈辱中草草谢幕。到了南宋，统治者依然奉行俯首称臣，投降求和，割地赔款的卖国政策。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的黑暗，经济的凋敝，金人铁蹄践踏下的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现实的悲凉，战争的灾难，人们的苦难，不断撞击着有志之士和大量诗人特别是词人痛楚的心扉，他们力主抗金，收复失地，恢复中原。即使是烈士暮年，依然壮心不已。除了用笔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外，他们甚至愿意投笔从戎、上马杀敌。陆游、辛弃疾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词人。

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第12篇

【摘 要】当今中国大学通识课程多注重效仿美国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缺乏对中国高等教育传统中的通识教育理念的挖掘，造成了通识教育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困境。本文指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之路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在课程设置上，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的事物的表征和总称，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涵盖了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民族特质、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从时间纬度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以前的文化 ①。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概念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开始面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及唯市场取向的挑战，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校内系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愈凸显。以自由学科为基础的自由教育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演变为“一般教育”理念，并逐渐影响到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课程改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困境

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系科分类严格，专业壁垒明显，通识教育的概念尚未引入。1995年，为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在高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加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力图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许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提出类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殊途同归，国内学者也多有共识。如李曼丽博士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②，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的反思。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美国大学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核心课程”，即国内的“必修课”，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这些课程也成为这些大学的精华和风格所在。而中国的素质教育通选课是在地位上不属于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仅仅作为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门类之间并行排列，不分主次。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西方模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以阅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注重品德修养为中心的指向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美国大学课程的内在核心价值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课程中断”。因此，一味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模式的通识教育，违背了通识教育“沟通现代与传统、人文与科技，保持大学之道，而不致使文明断裂 ③”的实质。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 “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 通六艺， 知行合一， 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 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 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 《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 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 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 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重新重视已经成为国人寻根之路上的严肃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了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自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人。

因此，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既是在人才培养上对中国坚持文化自觉，以文化强国，建特色问文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开掘， 汲取“人文通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精华，是从大学之道出发对中国通识教育困境的回应。

四、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施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从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上进行探索。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可以采取模块方式选编经典片章作为教材。用来选编经典作品的概念范畴，可以归纳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人与历史、思维方式等。为了教学方便，可在上述范围之下，再依照不同的时代，如先秦，两汉到宋明等时代有所不同的加以划分，一学期授课16或18个星期。也可以用永恒的命题，例如以真、善、美、正义、生命的意义等作为中心以编选经典教材。同时，也应当重视当代文化语境，回应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任何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当代中国文化通识教育首先要重视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应当代有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应提倡师生对话，来代替文史知识的记忆填鸭教育法。以平等自由的师生对话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同时，中国文化通识教育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课后，应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需要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旨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因材施教。

注释：

①朱耀廷.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5

②李曼丽， 汪永铨. 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9（ 1） ：96

③熊思东等.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曲版社， 2010：126～129

参考文献

[1]朱耀廷.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

[2]李曼丽， 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96.

[3]熊思东等. 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26-129.

[4]四川大学2010年本科教学评估报告

第13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 文化传承 汉字 文史知识

古代汉语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涵盖的知识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还涉及天文、律历、姓氏名号、礼仪风俗、车马宫室、职官地理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写成，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讲授对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古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现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从汉字入手，注重解析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化，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特点，结合字形分析，不仅能让识记古词汇的过程更容易，同时也能让学生从中了解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对学生来说，从汉字入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以下略举几例。

1.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宫室建筑。

《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宫室。”《说文》：“穴，土室也。”字形从“宀”，像房顶，下应为“凵”，组合起来，其实“穴”是一个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状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顶。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窍皆为穴。”《说文》：“宫，室也。”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据半坡圆形房屋遗址复原，其房屋乃在圆形基础上建立围墙，墙之上部覆以圆锥形屋顶，又于墙中部开门，门与屋顶斜面之气窗孔呈‘吕’形，此种形制房屋，屋顶似穹庐，墙壁又似环形围绕，故名为宫。”

通过字形分析可见，最初人们是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来发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来才有地面式建筑。

《晋灵公不君》载：“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这里有两个动作“登”“下”“趋登”，教材注释：“快步走上堂去。”那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说呢？“堂”，《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字形从“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为地势较庭为高，所以有阶，进入堂就有一个登阶的过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语有“登堂入室”，文选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说。

2.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车战。

《烛之武退秦师》载：“晋军函陵，秦军锬稀！苯滩淖⑹停骸熬，用如动词，屯兵。”《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一军。从车，从包省。”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军”是个会意字，从“勹”从“车”。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字从车，从勹，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

古代以车战为主，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称一乘。军队驻扎时，用兵车作为掩体，围绕在军队驻扎地的周边。所以，“军”可作动词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词。

3.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礼仪。

《晋灵公不君》有“稽首”这种礼节，如何行礼？《说文》：“稽，留止也。从，从尤，旨声。”“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广居《疑疑》：“，木之曲头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滞人。此三体会意也。”可见，“稽首”这种礼节在行礼时，头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应当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礼节。

二、合理补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识的讲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代汉语文字繁难，学生很容易有畏难情绪，常常是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若能将生涩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理解，让课程妙趣横生，更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下略举几例。

1.适当补充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

《宫之奇谏假道》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复”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学生追问：“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时候？”教师就需要补充《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君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从中，学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经过，也对虞侯的贪婪以及宫之奇劝谏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齐桓公伐楚》载：“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桓公伐楚，为什么要侵蔡呢？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有关记述：“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通过《韩非子》的记述，我们既了解了文选所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管仲的深谋远虑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2.适当补充相关风俗的讲解。

《段于鄢》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郑武公在申地娶女子为妻，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郑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最早的诸侯是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郑国以“姬”为姓，这就意味着，郑国的诸侯不能从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诸侯国娶妻。而申国为姜姓国，符合异姓通婚的风俗习惯。

《触龙说赵太后》载：“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有学生奇怪，为什么要握着脚后跟哭泣呢？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载，古人亲迎时，男方要带上“屦二两”即鞋两双到女家，出嫁女的母亲要在夫家送来的两双鞋子中取一双给女儿穿上，然后整理女儿的发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时，母亲就要作最后的叮嘱，让女儿善待公婆，对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万“无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辞母亲，母亲在房门口亲自把女儿交给女婿。接着，女儿在堂上拜辞父母，在大门口拜辞诸母，最后随夫上车。“持其踵为之泣”正是母亲“取一两屦以履女”时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因为要亲手给女儿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为之泣”就是一边给女儿穿鞋一边叮嘱说：“无敢回也”。

3.适当补充相关礼仪的讲解。

古人的见面礼分为揖、拜、稽首等。这些见面礼在文选中经常出现，如不加区别，对理解文选会有较大的影响。揖，又称揖让，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行礼的时候，左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左掌与右掌背交叉或平叠，掌心向内，左右拇指相扣，两手合抱于胸前，拱手为礼。这种礼节多用于文官。拜，也称拜礼，古人一般拜两次，称为“再拜”，如《齐晋之战》：“韩厥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礼节较揖礼更为恭敬，行礼时，下跪后两手拱合，低头至手与心平。稽首则是最为恭敬的见面礼，多用于下级拜见上级，晚辈拜见长辈，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先拜，然后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头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整个动作比较缓慢。《齐晋之战》所载“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胜国的将领俘虏战败国的国君时所施的礼仪，手持绊马索进前，行再拜稽首之礼，恭敬地进献美酒。可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展执{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展在俘虏陈侯时以同样的礼仪对待陈侯。

4.适当补充车马制度的相关知识。

《齐晋之战》提及齐军和晋军主帅所在的战车以及车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们各自的职责，对下文的理解就会有障碍。所以要补充古代战车中位置的相关规定：古人坐车，以左为尊，所以战车也是一样，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驭；车右自然在右侧，手持长矛或长戟，除了保护尊者，防止敌人靠近战车以外，还必须在车受到阻碍时，让车子顺利前行，故而车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有指挥作战的战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仍然在车子的右侧。

《齐晋之战》还有“骖\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补充说明骈、骖、驷。两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骈，三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骖，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驾车的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骖马和服马之分，中间负责驾辕的，为服马，两边的马叫骖马。

三、转变观念，采用多种先进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观念，古汉语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更应当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塑造学生的品格，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如在讲授《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时，要能结合当前的大环境，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学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论语・微子》中“我行我义”的精神风范；《礼记・教学相长》中通过不断学习来发现不足，发现困惑，然后不断进步；《孟子》：中“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内容都反映着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通过教学能够让学生体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运用多样化的先进教学手段，如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视频再现古代历史、诗词画面，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准确、生动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利用互联网，通过QQ群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通过提供自学参考书和网站的方式，让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通过古汉语的教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张淑琴.谈高师古代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作用[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01）.

第14篇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汉语热”也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接触中国，渴望了解这个既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又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国家。汉语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在这个时出了它的最强音。

中国国家汉办主动顺应这一形势需要，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方针，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也大力培训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兴建孔子学院、开设“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教学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越来越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这一中华文明的结晶，欣逢盛世。

研究表明，“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刘先生也曾指出，“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教学要紧密结合语言教学”。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个语言教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教学的过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专门的文化课和非专门的文化课。

一、通过专门的文化课来传播中国文化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策略：

第一，选取合适的教材。从课程设计到独立授课，一名好的汉语教师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而课本则无异于剧本。在选取文化教材时，要注意教材的趣味性，能够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材也要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要为学生安排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表层的文化内容，在中级、高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一些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逐渐让学生了解汉语的人文内涵；教材还要适合学生的年龄，例如，高中的学生可以选取内容更生动有趣的教材，大学的学生可以选取更有知识深度的教材。

第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授课过程中，只用语言进行讲述难免有枯燥、机械化之嫌，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学生的语言水平尚浅，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不借助中介语的情况下很难向学生说明，而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容易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幻灯片播放、音频、视频、电影等多媒体教学方式不但能够使课堂有声有色，也更方便快捷，不易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可见，用直观手段，合理利用PPT、视频等现代教学技术，在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中很有必要。让学生看电影《孔子》，往往比单纯靠语言讲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反复讲解京剧的魅力和脸谱的含义，学生很难领悟，但如果教师带领学生一边看京剧的视频，一边加以讲解，学生就觉得容易理解多了。讲解中国的舞蹈，语言的描述很能让学生想象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但如果给学生看一次《千手观音》，相信他们一定会赞叹不已。

第三，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老师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费了汤圆，饺子，包子，馄饨之间有什么不同，学生还是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品尝一下这些可口的中国食物，或让他们亲手制作，学生就可以准确、有效地理解所学内容。此外，让文化实践走人课堂，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的趣味性超越了一般的课堂。比如，学习中国武术，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打太极拳；讲解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穿上美丽的汉服，梳起中国古典仕女的发式，也可以找几件旗袍让学生换上，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像中国结、剪纸、泥塑等操作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艺术，更是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试一试。

第四，让学生在对比中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生存关系是参与文化交流和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且“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是成功的语言文化交际的必备前提”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让学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学生会比较有兴趣，也更容易掌握知识。比如，中国和韩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有过中秋节的传统，但中国的中秋节有拜月的习俗，而韩国人在中秋节祭拜祖先，中国人中秋节吃月饼，韩国人吃松饼，等等。再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龙，把龙视为吉祥的象征，而西方人却认为龙是凶恶的象征，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

二、通过非专门的文化课来传播中国文化

第15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实践活动注重的是参与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医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来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医学实践活动中提升人文素质。因此，学校应当集合人文素质教育要求，积极的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如邀请知名的教授、专业来校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素质进行专题讲座，通过讲座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素质的认识。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要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感，提升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