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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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所谓的范式指的是

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

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

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

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四、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

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五、总结

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主体缺位、非排他性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巨大难题。

金融市场信用缺失反映出了其市场交易的特殊性，从民法学的角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期待权的特殊性

权利为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实力，通常所说的权利大多为确定的既得权利，权利人现时即可享受某种法律上的特定利益，被称为既得权。但也有很多权利并非能完全地现时享有，须待特定事什的发生或一定时问的经过，权利人才可以完全行使其权利并享受特定的利益，此类权利则被称为期待权。我国《合同法》在总则lf1对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予以详细规定：在分则的买卖合同部分确立了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制度，从而大大拓展了期待权的生存空间。期待权的构成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是对未来取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二足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条件。

对于期待权的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列的观点，暂且不去细究。从金融市场的各项交易合同中，包含着大量的期待权。例如：存款储蓄合同中，存款人对于利息的债权：贷款合同中，银行对于贷款人H口将支付的利息的债权；债券交易中，持有者对债券利息的债权。这些属于由既存债权产生的将来债权。股票交易，持有者对于行情看涨时取得分红的权利或者转让后取得差价的权利；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于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保险金取得权。这些则是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权利。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合同中存在大量的期待权，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看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格式化的合同中所约定的是投资者的期待权。这种期待权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融资特性，一方面又赋予投资者相当的信用风险。因为期待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条件为前提：即投资的收益性。投资收益性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结果性的条件，这个结果性条件的发生依赖于筹资者大量的经营活动。正是由于条件产生的复杂性，为筹资者的违背信用提供了相当大的操纵空间。这便是信用缺失问题的解释之…。再来看看保险市场。保险合同etl受益人对于保险金取得权的前提性条件是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不论是财产还是人身，都是与受益人密切相关，或为其所有，或是其本人、家属。无论人与物都与保险公司无必然联系。因此，他们发生风险的可能性、真实性、损失的大小在保险公司获知前都悉数由受益人了解。受益人或者投保人的信用就成了维系合同的唯一动力。那么从白利的角度出发，发生信用缺失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财产权的模糊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模糊性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首先，财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归用家所有，通过委托机制将经营权赋予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前，对于国有企业财产权主体是人大还是国务院等等一直不能明确。即便目前建立了国资委，它又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享有财产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这就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信用缺失，因为其自身不承担失信导致的后果。

第3篇

「关键词价值判断，实体性论证规则，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作者题记

问题与方法

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1]，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2].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首先是指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冲突的利益关系；其次，是指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虽不承担着积极推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使命，但仍须发挥消极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即要着力避免民事主体的利益安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对这种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上述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民法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

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解之题。讨论者面对无穷追问，难免流于如下三种命运：一是无穷地递归，以至于无法确立任何讨论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讨论过程，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3]正因如此，分析哲学家干脆否认价值判断问题可以成为理性讨论的对象。他们认为“只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4]所以“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5]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

问题是，民法作为通过规则治理社会的关键一环，承担着说服民众接受规则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学研究为业的人，也就无法如哲学家般的 “超凡脱俗”。民法学者必须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回答现实生活中形形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借鉴。民法学者如何完成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运用理性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以避免现实主义法学家罗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讽——“祈求正义就象嘭嘭地敲击桌面一样，是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先决条件的情感表达方式。” [7]？

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并吸收了道德论证理论成果的法律论证理论[8]，尝试着提出了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论证形式，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换言之，法律论证理论力图通过程序性的技术（论证的规则和形式）来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9]法律论证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认为，理性不应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确实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讨论（论辩）规则和形式，那么规范性命题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证立，讨论的结论就可以称为理性的结论。[10]这一思路当然可以用于讨论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法律论证理论能否足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德国法律诠释学的代表人物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针对法律论证理论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立场上几乎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分析哲学的缺陷自然也就成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缺陷，因此该理论只能以语义学的规则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11]这一批评确属的论。尽管阿列克西并未忽视讨论者的“先入之见”，而是一再强调“法律论证理论是在一系列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特别应当指出它须受制定法的约束，它必须尊重判例，它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所阐释的教义学，以及它必须受诉讼制度的限制。”[12] “谈话者最初既定的规范性确信、愿望、需求解释以及经验性信息构成了论证的出发点。”[13]但他却基于这样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规范性确信、愿望和需求解释均有可能作为出发点”[14]，从而放弃了对于讨论者“先入之见”的必要分析和考察。恰是这一点，使得法律论证理论无法圆满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15]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入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

实际上，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下展开的，而非“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民法学者总可以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中寻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的“先入之见”，供作其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学术平台。这一点，在民法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表现地尤为明显。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的讨论，须以现行的实定法为背景展开，讨论者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值取向。即使针对某项法律规范涉及的具体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可能会就立法者究竟在该法律规范中表达了何种价值取向产生争议，但他们至少可以在法律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平台。[16]如果民法学者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因无须考虑立法者业已在实定法中表达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在讨论者之间似乎无法形成价值共识。但学术实践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讨论者总可以在某个抽象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也总可以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层面上形成价值共识。这其实就印证了罗尔斯（John Rawls）极具洞见的一席话“当人们对具有较低普遍性认识的原则失去共识时，抽象化就是一种继续公共讨论的方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冲突愈深，抽象化的层次就应当愈高；我们必须通过提升抽象化的层次，来获得一种对于冲突根源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17]以该认识为前提，民法学者运用理性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途径，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为：以讨论者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共识为前提，确立相应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经由理性的讨论，寻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本文就力图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并阐明与其相对应的论证负担规则。这里所谓实体性论证规则，不同于法律论证理论中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而是以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内容的论证规则。笔者深信，讨论者若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18]，必会达致相互理解，进而为形成新的价值共识开辟可能。

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第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有关。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在民法诸基本原则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19]，也就无从谈及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政治立法者所通过的规范、法官所承认的法律，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法律的承受者是被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共同体的自由和平等的成员来对待的，简言之：在保护权利主体人格完整性的同时，对他们加以平等对待。”[20]

如前所述，民法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是通过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实现自身调控社会关系的功能。而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21]

近代民法[22]相对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23]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24]也正是借助这一点，民法才可以通过成文法的方式，采用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显示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2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互换性。所谓互换性，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26]在这种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正是这两项基本判断，为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近代民法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提供了正当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非常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等。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侧重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劳动者和消费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27]面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也受到了挑战。仅仅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单纯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已经无法在特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别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它既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又在特定的领域内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应该说，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是民法得以存续的基石，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民法也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采用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无所依凭。在这种意义上，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构成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例外。只要民法尚未丧失其调控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永远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该规则对应着一项论证负担规则：即主张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来回答特定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者，必须承担论证责任，举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否则，其主张就不能被证立。这就意味着，面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不仅需要积极地论证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需要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而坚持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则只须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即可。

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方可构成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必须能够证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会导致处于分化和对立状态中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以至身处弱势地位的一方无法自由地表达意志，从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体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28]因此并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行以后，围绕该法第52条第1项和第2项[29]中所称的“国家利益”是否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理论界和实务界（改：民法学界）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从事的相应合同行为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可变更、可撤销[30]，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对这一问题，民法学界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31].《合同法》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即将市场主体区分为作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市场主体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32]，因此不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不难看出，面对同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两种对立的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前者主张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后者则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依据前述的论证规则及其派生的论证负担规则，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论证责任。他们不但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必须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要对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都进行有效反驳。

在讨论的过程中，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提出，将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排除出去，从而使相应的合同行为从绝对无效变为可变更、可撤销，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者不负责任，不行使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岂不是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33]这一理由是讨论者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提出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对如下事实判断问题的回答：即是否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承认（或否认）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阻止了（或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如果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不能够提出实际的证据证明其理由，该理由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之上，不能发挥论证的效用。实际上，直到今日，我们也未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倒是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论据，支持在这一价值判断问题上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包括：

第一，认定合同绝对无效与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最大的区别在于：认定合同绝对无效，意味着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对市场交易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绝对否定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效力，不允许合同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凡是在认定合同绝对无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和体现；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则给合同当事人留有较为充分的自主决定余地。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或意思表示存在错误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的当事人，既可选择行使撤销权消灭合同的效力，也可选择行使变更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公权力并不直接介入到市场交易中间去。以这种认识为前提，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迄今为止，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条主线，就是对国有企业要放权让利，让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意义上，让国有企业享有充分的市场自主权，可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等于是在市场交易的很多情况下，用国家公权力的决定代替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自主决定，这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其次，在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因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从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时，如果只需变更合同，就既能实现交易目的，又可以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避免自身遭受的损害时，认定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导致上述合同绝对无效，会在实践中导致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丧失灵活调整利益关系的可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实现国有财产增值保值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如果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法官会在审判实践中面对一个难：一个国家控股60％的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订立合同，这个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或者胁迫行为，损害了这家国家控股公司的利益，法官如何去认定合同的效力？是认定整个合同绝对无效？还是国家控股60％，因此这个合同的60％是绝对无效的，剩下的40％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如果说整个合同都认定是绝对无效的，公司其余40％的股份可能是由自然人或者民营企业控制，那么凭什么按照有关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把这些股份对应的那一部分合同行为也认定为绝对无效？如果说合同的60％绝对无效，40％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就会出现同一个合同行为由于同一个原因一部分绝对无效，一部分可变更、可撤销这种难以想像的局面。同样，如果一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损害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利益时，不作绝对无效处理，仅将损害国有独资公司等国有企业利益的合同作绝对无效处理，这又不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违反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与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第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体对待，不作类型区分，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也是我国政府的郑重承诺。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采用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法律调整规则，明显不妥。

时至今日，坚持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既不能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在这一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又无法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主张贯彻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反驳，其观点就没有被证立。我们籍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

第二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私法自治原则有关。私法自治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私法自治原则的核心是确认并保障民事主体的自由，它要求“个人应享有相对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34]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条规定即是对于私法自治原则的确认。[35]

第4篇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表现，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学生们真正的感受到音乐背后民族文化的内涵。在具体的民族音乐教学中，可以采取参与性体验、非参与性体验以及情景体验的方法。

（一）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应该以欣赏为主，通过老师生动并富有启发性的讲解，引导学生参与到音乐的体验中，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并鼓励他们将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从而逐步的培养孩子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积累对民族音乐的感悟和体验。

（二）非参与性体验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非参与性的体验是指老师将民族音乐的“声、腔、调、情、韵”等要素通过传授的形式教给学生，让学生通过模仿来参与和体验。

（三）情景体验

情感的贯彻需要有实景的感染，只有这样才能为歌词赋予生命和意蕴。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要努力的创造与歌曲本身相适应的教学情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诗化的语言配合与歌曲意境吻合的背景音乐来创造近乎实景化的教学环境，升华学生的情感，塑造音乐的感染力。不仅有助于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人文素养的提升。

二、多元化教学方法

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教材以及其他相关的丰富音乐资源，多个维度上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感染，从而更好的实现对民族音乐教学的效果。在资源融入教学中，最为普遍的就是讲授法。讲授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老师的语言和书面两种形式来讲授民族音乐的具体知识。同时辅以民族故事、文化传统等相关的外延知识来吸引学生，这样就不会让学生感觉到无聊无趣，从而提高授课的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阶段性的给予学生更多的表现机会，对学生的表演进行观摩和评论，这样有助于对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持久的学习动力，从而通过音乐的教学，实现文化多样性、音乐传承性的灌输效果。例如在《西北放歌》中，我们可以选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为教学目标，在教授之前，首先通过幻灯片以及图片的形式，介绍陕北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了解这首民歌创造的历史背景，营造出当年陕北人民迎接时的热烈欢腾的氛围。在教师范唱过程中则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邀请唱的比较好的学生单独领唱。

三、实践展示方法

对于多数的学生来说，对流行音乐以及西方音乐的了解和掌握要远远多于民族音乐。因此如果没有具体的感知性素材是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喜爱和演唱民族音乐。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小学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运用能够具体化的实物或者有血有肉的素材，通过实践展示法来吸引学生。而所谓实践展示法就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通过教师的示范、演奏或者其他多种先进手段让学生获得感性体验的一种演示法。这就要求老师在演唱和演奏的示范过程中要做到声情并茂，准确并丰富的表达出民族音乐作品的意境和风格，同时，通过多媒体、幻灯片以及教学卡片等形式，充分的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学生将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知识融合为一。例如，传统的弹拨乐器里的热瓦普、古琴、柳琴、冬不拉、火不思；拉弦乐器里的马头琴、高胡、二胡；吹奏乐器笙、箫、埙、葫芦丝等；击弦乐器里的扬琴，打击乐器的罄、编钟、腰鼓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教学课件的形式向他们展示这些传统的乐器以及古老的曲调，从而开启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激发潜在的创造性。四、比较融合法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撞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作为音乐教师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教材，都无法完全左右学生的审美偏好，也不再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因此，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克服多种文化语境的干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老师就必须将正统的民族音乐内容与学生们喜爱的音乐形式进行有效的融合和比较，创新音乐教学的方法。例如，用传统的乐器演奏流行的歌曲，对比流行歌曲的发音和传统民族音乐发音等，组织学生民乐团等都是非常好的比较融合方法。而这样的比较融合的教学方法效果要远远好于单方向的传统灌输，尤其是针对青春期躁动、叛逆的学生教学效果更佳显著。

四、结语

第5篇

（一）学生现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语种交汇的地区，除了汉族和回族使用汉文字以外，其他少数民族民族都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文字。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不高，多数无法用汉语熟练交流。学生对专业教材能全部理解的仅占25%，70%以上的民族学生对汉语授课的部分课程基本能听懂，但让他们用汉语口述所学到的知识是很困难的，久而久之，对专业课程丧失兴趣。民族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课的仅占52%，多数学生缺乏学习耐心和持久性，专业课考试通过率明显比汉族学生低。新疆少数民族大多数来自于农牧区，其在语言、心理、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本民族特质，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大部分民族学生民族身份自尊感很强，交往范围狭窄，易形成小团体，只与本民族学生来往的较多。

（二）教学现状。

1.教学方面

以课堂讲授方式为主，实践课较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探究式教学方法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高，被动教学现象突出；注重法条讲授，但对其法理讲授较少；用模拟法庭方式上课的占12%。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质量的评估要素之一，对法学教育内容产生一定影响。调查发现，16%的教师在民族班上课完全以司法考试为主线。

2.法学教师的教学态度受到民族同学的肯定

访谈发现，多数法学教师在民族班上课语速减慢，与学生沟通频繁。多数民族学生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比较认真负责，教师会帮助学生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学生都很感谢老师。

二、民族法科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缺乏民族特色和针对性。

目前，民族法科课程设置主要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民族法学欠缺，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其生活的民族地区的生活环境不相适应。民族法科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在本民族地区从事法科工作，是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维护者和推动者。因此，教学方式应当突出针对性和特色性，以满足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需要。

（二）教学方式不能完全适应民族特质。

由于学生语言水平参差不齐，任课教师能力有限，为帮助其顺利通过考试，灌输式授课方式最常见。此法的优点是可以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缺点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缺乏，极易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到法院旁听、律师实习等非常少，实习时间太短，实习制度不太严格，流于形式。僵化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民族法科学生，不能顺利融入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实践，影响就业。

（三）语言困境。

1.基础汉语水平偏低

民族法科学生学习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MHK考试虽然对提高汉语言理解、使用和表达能力有一定帮助，但多数学生汉语实际运用水平不高，缺乏汉文化底蕴。MHK考试形成应试教育的模式，不适应提高少数民族汉语言素养和素质教育的需要。而法学课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很难掌握。

2.专业汉语课时太少

随着汉语预科教学的不断加强，专业汉语教学被逐渐淡化，甚至停止专业汉语教学的呼吁声音渐高。基础汉语的学习通常是针对日常生活、人文风俗、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锻炼，而法科涉及内容广泛的专业性词汇，基础汉语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严重影响专业教学质量。目前，虽开设了法学专业汉语课程，但课程课时太少，很难全面、充分、透彻地讲解专业词汇，对专业课的学习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十分不利。

3.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民族学生法学教育选用的教材一般是教育部法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的规划教材，内容的深度与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不相符，学生对教材的理解程度不高；适应民族地区的法律课程设置较少。因此，有必要在必修或者选修课中增加民族法律的课程。其次，理论课程较多，缺少培养职业技巧和职业技能的课程。

4.缺乏用双语撰写的法学专用教材

少数民族法学教材的适用对象有限,编写资金相对缺乏，少数民族法学教材建设相对落后。所使用的教材与汉族学生一样，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没有专业汉语教材，难以满足学习需要。

5.与司法考试衔接存在一定困难

少数民族法学学生的专业课程都是用汉语讲授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汉语理解能力不足以用参加汉语司法考试，所以只好用少数民族文字。民族语系的司法考试，又不知道各种法律词汇在民族语言中相应的称法，所以不得不通过参加本民族语言的辅导班的方式重新学习法律。

三、民族法科教育需采取的措施

（一）合理设置专业课程及内容。

少数民族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在全国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增设符合本地区需要、有民族特色的专业课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增设特殊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培养学生获得知识、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调解、谈判、辩论、法律文书写作等技能，使民族法科学生熟悉少数民族风俗及习惯，支持并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这样才能为民族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教材建设。

1.修订、编写民族法学教材

应尽快编写少数民族法学通用的专业教材。民族语言法学教材使用数量有限、编写资金缺乏,民族教材建设严重滞后。解决方法有：一是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布置专项教材资金，扶持双语法学教材的出版；二是鼓励专业教师充分利用民族教育发展基金；三是积极利用政府和社会资金出版双语法学教材。

2.编写民族法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及辅导资料

目前还没有一套适用于少数民族法科教育的案例教材。大部分民族法科教育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会留在到当地。因此，案例的选用除了要考虑国情之外，还要考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现状，考虑到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这样才能真正为民族地区培养法律人才。因此，可以立足于党的民族政策，依据于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特点，编写一套适合少数民族法学教育的案例教材。

3.加强专业汉语的学习

首先，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利用课内外丰富的汉语信息资源，发挥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其次，专业汉语教学应巩固学生的专业词汇，强化听力和翻译能力，提高学生的口语和应用文写作能力，为写好毕业论文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教师革新、丰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课堂加强说、听、写训练。再次，笔者认为应当为每一门专业课编写一本专业汉语课本。最后，应当加大专业汉语的课时量，放在要开设专业课的上一学期，并且由双语教师教授，有利于学生学习与理解。

（三）丰富课堂教学手段，加强实践教学课程。

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种法律实用主义倾向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但我仍然赞同经验对于法律比逻辑更根本。培养民族法科人才过程中一定要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注重学生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相促进，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使民族法科教育适应民族地方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1.案例教学法

应将本地区发生的经典案例在教学中加以讲解和剖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法律理论。这样的教学方式更贴近民族地区的实际，少数民族法学教育也才能真正提高人才质量、提高科研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为民族地区和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

2.分层次教学法

民族法科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学生需求差异大、教学层次多样的特点。在日常法学教育过程中，除要做好常规教学外，还应采取多样化措施以应对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实际。为此，应采取教学大纲、教材、课件、习题、考试“五不同”，对民族学生和非民族学生分班教学、分层次教学。这样做的最大益处是结合不同层次的民族学生，因材施教，做到以人为本。

3.建立民族法科教育教学实践基地

除了在校内建设好模拟法庭和鼓励学生在校内外进行普法宣传外，还应与学校周边的司法、执法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学生的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双赢结果。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建立教学基地为民族学生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相对稳定的平台，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延伸课堂教学内容，弥补案例教学的不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实践中缺乏大量的双语人才和应用型法律人才，教学基地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改变当地法务部门人手不足的局面，为当地法制建设提供人力支持。

4.重视少数民族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建立一支来自民族地区、熟练运用民族语言、了解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学专业师资队伍，针对民族法科学生的特质，加强其法学理论同法律实务之间的联系。其次，发达地区或国家名校应培养少数民族法学教师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高校。

5.民族法科教育适当结合国家司法考试

司法考试对于学生就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民族法科教育应适当强化与司法考试的结合，分析历年真题，以帮助民族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结合司法考试进行民族语言培训，为民族地区输送合格的少数民族法学毕业生。

6.双语教学

第6篇

(一)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民法课程在法学学生研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开设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从基础理论课到案例研习课等不同层次的民法学课程，为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北政法大学最初开设的案例型教学课程为民商事案例评析。后来，该课程逐步演进为案例研习课程，课程的人数也由原来200至300左右逐渐压缩降低至50人左右。目前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推行使得学校民法小班授课日益成为现实，进一步为民法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二)西北政法大学倡导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民法研习风气，倡导并支持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实践活动，锤炼了教师的法律技能，也为教师开展案例教学提供实践支撑与积累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师中很多都是法律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还有一些教师兼任西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着丰富的从事案例处理及诉讼的经验，并在律师实务及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切身体会而且生动、具体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积累使民商法学院的教师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实务问题进行案例教学及司法实践经验的传授。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积极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联合，推行了选任青年教学担任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的制度，进一步为青年教师积累司法实践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实践条件。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下设有民商事判例法研所，专门从事民商事案例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并广泛联系法院与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组织实践调研及典型、疑难案例的探讨等活动，为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平台。

(三)西北政法大学在教学中注重民法的实践导向，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参与的民法案例教学，全面注重提升学生的法学素养及应用能力

在民法基础课程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刚刚接触民法，对民法的理论及司法实践均比较陌生的特点，我们注重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对简单的编写性案例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民法学习兴趣、传授学生法律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应用民法基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初步能力。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韩松研究员主编的《民法总论》与《民法分论》教材中都针对相关民法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民法案例，以便学生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相互对应，避免出现抽象地向学生灌输民法理论的倾向。案例教学法具有和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从而组合生成新的教学方法的优势。案例教学法根据其实际应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可以细分为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案例评析教学法、案例讨论教学法、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以及案例实训教学法。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是指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用短小精悍的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或者进行论证，对民法的基本理论进行说明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案例评析教学法是指通过对一个或者几个民法案例进行评析，讲解案例的分析过程及分析思路，让学生通过学习来学会民法思维的应用。案例讨论教学法是指在学生掌握了民法案例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后，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案例学习，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协作、法律思维与法律应用能力。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是指让学生通过模拟法庭辩论等案件处理的实际过程并从中学习。案例实训教学法是指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直接实际参与教师正在处理的案例过程中，与教师平行参与案件的相关处理工作，并让其通过与教师实际处理结果及文件的对比来学习相关案例处理的实际技巧。目前各类案例教学方法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学实务中都在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笔者将结合自己从事民法学及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授课实际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民法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果。

二、案例教学在民法基础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能力提高的状况实证分析

(一)我们开展了民商事案例的收集整理及理论分析工作，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案例呈现，全方面提升学生的技能

案例教学的展开，需要有丰富的案例资源储备。目前大量的法律案例节目为视频案例的收集提供了条件。笔者与学生一起搜集了《中国法庭》、《律师说法》、《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经济与法》等节目相关中的民商案件的视频案例，并对相关案例采取视频方式进行呈现，引导学生对相关民商事法律问题、诉讼实务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笔者与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了具体实务案例的整理及总结工作，对具体实务案例进行分析整理，为民法教学积累实证案例素材。在案例的整理中，我们以民法法律关系为基础对相关案例进行分类处理，将涉及相同法律关系或者案由的案例归为一类。在案例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同时要求学生对一类案例进行视频观看、诉讼文书及判决文书阅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笔者会要求学生观看并阅读一组案例，在此基础上针对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及证据认定问题、高利贷问题、涉及刑事案件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思考。

(二)在民法学基本理论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可以作为传统讲授教学法的补充，达到引起学生的兴趣、思考，深化学生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的目的

民法学是法科学生重要的必修课程，但其高度概念化、抽象化、逻辑化的特点往往会让初学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学生理解与应用民法学的知识必须要将其还原为现实的生活原型，让学生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复杂而抽象的民法概念与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法理论的应用。目前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的民法学总论课程一般在一年级下学期开设，学生们在此以前一般仅仅学习过法理学导论、宪法等法学课程，对法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多，也缺乏相应的民法生活经验积累，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进行案例说明论证，增加学生的感性积累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娓娓道来，如同讲故事一般让学生将民法学基本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愉悦的生活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民法的非凡魅力，对于学生建立起对民法乃至法学的兴趣至关重要。案例是导入民法课堂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手段。在民法基本理论教学中，通过民事案例进行导入可以达到更好地引起学生兴趣、好奇心，甚至思考与质疑的目的。例如笔者在讲解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时，通常会给学生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案例: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与一只狗相依为命，老妇人在临死之前留下遗嘱，死后将其名下一千多万财产全部赠归狗所有，问该狗可否成为千万富狗?如果不能，老妇人可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达成心愿?该案例引导学生对权利能力概念的思考，因为狗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所以不能成为千万富狗。同时，第二问启迪学生去思考法人制度构造的实际应用。实践证明，通过该案例导入自然人权利能力等教学内容，很容易达到教学目的。在确认成果掌握阶段，举出恰当的实际案例(司法考试案例)并通过提问、回答及追问的方式进行交流，可以达到巩固教学成果并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效果。

(三)案例教学法不但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学生表达、协作及其理论研究方面的能力

针对实际案例，学生需要掌握寻找案件争议关键点，并就案件争议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与相关观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案件处理方法。《中国法庭》具体运用了这一案件的处理方法，展现了法庭审理的具体过程并且通常伴有专家点评，适宜于作为案例教学入门材料。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课程中，本人一般会要求学生利用课上及课后的时间观看《中国法庭》的若干案例，逐步掌握寻找案件关键点，并对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的案例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实践逐步加深。此后，本人会先后给学生呈现一些真实发生的法院判决案例，让学生研读法院判决的事实经过及其相关关键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写出案件问题的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并与判决作比较。如果在就案例的相关观点出现争议后，就展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探讨争辩，由学生最终评选出一个恰当的观点，再由教师进行评析。“教师在评述各组答案之后，或者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者仅只指出学生观点的错误及不足之处，并提示学生继续思考与探究”。民事案例的特点使民事案例教学可以很好的和小组教学相结合，甚至可以实现辩论教学。民法分论课的学习过程，本人鼓励学生自己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案例，分析该案例的争议点及其法律关系、制作幻灯向其余同学展示并讲解该案例，最后由教师对该案例进行补充与评论。在案例教学中，让学生分小组去寻找案例，讨论案例，并作成幻灯片去讲解自己采集到的感兴趣的案例，这可以全面锻炼学生团队协作、法律思维分析、口头表达等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相互之间的认同度。在此以后，教师针对学生讲解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评议、补充，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晰全面把握问题的关键及分析思路。现实的民事案例中正好有原告及其人、被告及其人、法官等不同的角色，而且不同的角色还需要撰写不同的法律文书，参加到法庭辩论的不同阶段。因此，通过案例的提供要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投入辩论中就顺理成章。在案例小组教学及其争辩的实际中，本人在课堂中采取了将教室的位置划分为原告及人组、被告及其人组、法官评议组，每一组在教室位置固定的方法，固定学生的身份及其思维视角，让学生长期从一个视角进行思考，长期强化同一职业的思维方式。“案例教学更接近法律实务，在教学的互动中更能仍学生们接触到与学习到法律实务中的各种技巧与方法，这将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实证课堂展示，在案例的小组讨论及辩论中，学生的思维力、独立性、创造性及集体认同性都得到了发展。

三、结论

第7篇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农业经济学是根据农业的基本特点，研究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农业部门中发挥作用时所产生的一些具体规律和特殊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提高学生的农业经济基础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的实际能力，为今后学习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产品贸易等其他主要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二、新疆高校民考汉班级学生的特点

民考汉指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语答卷。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是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的普通高等学校或专业的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相比，这些民考汉班级的学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民族多样化，学生特点鲜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相应的新疆高校的民考汉班级除了维吾尔族外，还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的学生。除了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外，近几年还逐渐招收了来自内蒙、宁夏、等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学生。一个三十人左右的班级通常会由来自几个省份的五六个以上民族的少数民族学生构成。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民族特色鲜明、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差别很大。而且，由于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本身的区别，对一些上课的内容会存在着忌讳和排斥。

(二)汉语水平有限，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对于民考汉班级的学生来说，除了一些来自城镇的、从小就读于汉语学校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读于双语学校。这些学生中，除个别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外，多数学生从小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对其而言只是第二语言，因此，在使用频率和使用的熟练程度上并不高。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综合能力相对偏低，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较为缓慢，加之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这些学生在高校课程的学习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同一个班级内，不同的学生的汉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差别很大，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差距不大，而一些学生在汉语阅读、表达和书写上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三)思维方式相对单一，性格特点趋于内向。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且不同民族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整体来看思维方式比较单一，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性较弱。再加上由于受到综合能力偏弱、语言上的障碍等因素的影响，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远不如普通班级的学生多样和丰富，这也加剧了民考汉班级学生思维的局限性。因此，民考汉班级中，虽然大部分学生学习十分刻苦、也渴望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但是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变化，自身与普通班级学生之间的差距，以及授课教师多为汉族教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了解不多等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很少与授课教师或普通班级的学生进行交流，即使在学习中碰到了困难，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和解答。

三、民考汉班级中农业经济学教学方法转变的思考

(一)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在课程中提及其忌讳的话题

作为给民考汉班级上课的教师，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各类禁忌。避免在上课过程中，因为提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不喜欢的话题，而导致课堂气氛尴尬，影响教学成果。例如，在讲到农产品价格波动时以猪肉价格的波动为例，讲到食品质量安全时列举近几年出现的典型的食品问题的案例等，会让部分比较敏感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到不舒服。对于这些内容，有的学生会主动提出异议、表达不满，而大部分学生则选择通过自动“屏蔽”的方式来回避，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如果授课教师事先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些特点和禁忌，就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回避掉敏感话题，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有效进行。

(二)以书本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所要学习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和介绍，课程内容较多，覆盖面较广，且大部分章节今后都会有相应的专业课进行深入学习，因此，不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了解太深。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较弱的特点，应该以书本为主，不宜扩展太多。应对书本上的重点内容，如概念等进行反复讲解，并且结合少数民族所熟悉的案例，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例如，在讲解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现代化等章节的时候，可以将新疆与内地进行对比，或者将兵团与地方进行讲解，这些案例中都有学生十分了解的部分，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

(三)采用引导式教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虽然整体性格趋向于内向，但从教学过程中来看，这种内向多数是由于受到环境变化、语言障碍等因素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被动状态。当涉及到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或者他们比较了解的话题时，多数学生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部分学生今后可能会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今后的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与其生活相关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或者让学生在课下准备好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激发其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四)通过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等方式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第8篇

[论文关键词]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多元化教学方式

民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其对案例教学是极其渴望的，如目前的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如何区分，民事担保和商事担保应否区别等等，都需要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个案分析以分清现状、理清法理。但从现有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其实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在民商法学中如何更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思路和出路。

一、角色定位——案例教学的实质价值

（一）案例教学的引进——对传统教学的批判

1.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

中国学生从踏入学校的那一刻开始至学生生涯结束，其接受的是以老师为主导的讲授式教学，即老师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演讲，学生坐在下面不停地记笔记，没有思考，有的只是被灌输既有的学术观点、优秀成果；没有开拓创新，有的只是学生为了顺利通过期末考试，死记硬背知识点。这种传统的教育，教给学生的只是如何更好去接纳现成的东西，更好地应付考试，而不能带给学生一种将理论与实践、动脑与动手相结合的能力。

2.我国传统法学教学的不足

我国传统教学的不足在于其教授的学生多数难以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特别是在法学教学方面，对于学习民商法学的学生来说，如果只是被动接受知识，没有实践和分析能力，那么即使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在毕业面对职场公共时，也只能被称为与社会脱节的法律人。毕竟书本上的东西是有限的，它也只是前人在自己的经验上总结出来的，不像现实世界内容丰富，不断变化发展。

3.国外案例教学的价值

案例教学在世界上被广泛的应用，但是各国的案例教学的具体一些细节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案例教学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即由学生总结案情，分析判例中隐含的规则；教授只是不断的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层层思考。而在德国，其练习课即相当于案例教学，由高级助教或者教授助手主持，由学生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由主持人组织讨论并加以系统终结。虽然各国案例教学的细节不同，但是这种教育方法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显然是一致的。相对于传统教学，案例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即从设问引导分析的法学思维方式的训练，或者说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适用法律的针对问题解决的模拟演练，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传统教学所缺乏的即为案例教学的价值，亦即问题导向的开放式、发散思维基础上的总结归纳和问题解决试案的提出。

（二）案例教学的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教学目标——理论+实践

哈佛商学院曾把案例教学界定为“这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工商管理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这些案例常以书面形式展现出来，它来源于实际的工商管理情景。学生在进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引导进行全班讨论。”《教育大词典》认为“案例教学是高等学校在社会科学某些科类的专业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即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的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能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案例教学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习者引入教学实践情境中，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研讨等方式，从而提高学习者面对复杂教育情境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方式的总和，它不仅强调教师的教，更强调学生的学，要求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要有相当大程度的转变。”

2.教学开展方式——教师+学生情景互动

法律现实主义者将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律”和“行为上的法律”。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就是让学生拥有书本上和行为上的法律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案例教学中学生为主导，自己动手去查找大量资料，在资料查找过程中，进行总结，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例，充分地调动学生的思考能力。而老师则是一个提示评价的角色，在学生进入误区的时候给予必要的提示，在案例结束时做一个总结，评价学生们的观点。可见案例教学是能培养将理论与创新，动手与动脑结合的法律职业能力人才的必要武器。案例教学的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否则案例教学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二、问题透析——民商法案例教学与现实的冲撞

在我国实际的民商法学案例教学中，案例教学体现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价值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一）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目标价值问题

在我国，案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批判和对国外教学经验借鉴的产物。然而我国对引进来的案例教学的定位却偏离了原有的位置。在现今，我国高校虽然认识到案例教学给法学教育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却没有吸取到精华，只是一种表象，其实未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所讲内容，老师采用中间穿插小案例的形式来阐述问题。这种中间穿插式案例教学的确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但完全错位了案例教学的价值定位。民商法学案例教学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预期达到一种对话式的教学，以学生为主导，老师是一个中立的评价者。即以卓越法律人才为教学目标，多方位多角度地培养学生，从学术研究、课堂教学、法律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从知识、思维和实践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养。

（二）案例教学的选材问题

案例教学，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案例。

1.案例的选择问题。如何选择一个案例，既可以引发学生的积极性，又能很好地说明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这在案例教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我国，相比于判例法的美国，案例来源选择受到很大局限。法院判决书显然是选择案例的绝佳途径，但我国并没有强制规定法院必须公开每一个判决；而法院公开的判决，又都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案例来源相对有限。

2.案例与知识点的衔接问题。在我国高校的案例教学中，大多数案例来源于教课书，它们大部分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设计编写的，并不能很好地涵盖和深入每一个知识点。而法院的判决书，对学生来说，又是一个固定版本，学生通过判决书在得到真实案情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法院的判决结果，这在无形中固定了学生的思路，使学生往往只是从法官判决的角度去理解案例背后的法理，不利于启发学生思维。

（三）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问题

案例教学要求学生在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包括根据教师选择的案例，查找相关资料，分析和总结案例。它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案例教学仍然是书面式的教学，仍然是象牙塔里的实践。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层出不穷的纠纷，难以固定的立法、修法以及适用法律等，象牙塔里的学生，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只是身在情景再现中。例如在模拟法庭这种案例教学中，学生们只是在课下反复地模拟排练进而在课堂上发挥。纵然有些教师很好地应用了案例教学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案例教学只是情景创设，纸上谈兵对学生来说依然是无实战的教学方式。

三、出路探寻——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探思

在我国，案例教学本可期待的价值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此在探寻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出路时，我们一方面应极大地发挥案例教学的价值，将其作为深化理论知识的工具；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引入美国的“诊所式”教学，作为理论与实践衔接的桥梁，以求培养出“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的卓越法律人才。

（一）“诊所式”教学方法的引入

“诊所式”教学方法，顾名思义，就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进行教学，强调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法律实践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缩小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的距离，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提高职业道德水准。笔者预期将“诊所式”教学作为理论与实践衔接的桥梁，即将案例教学归属于传授“书本上的法律”的教学方式，即是通过情景创设让学生学习理论与实践知识，而将“诊所式”教学作为案例教学的补充，作为传授“行为上的法律”的教学方式。

在高校中，开设“诊所式”教学课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与法律援救中心合作，高校可以将经过案例学习的大三大四或者研二的学生，送到合作的法律援救中心。在法律援救中心，学生真正地作为法律人，可以亲身接待当事人，参加案例研讨和庭审等等。并且在法律援救中心，学生将由法律事务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带领学习。

2.高校自己成立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或者义务法律事务所。如武汉大学成立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在该中心服务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法维护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和“民告官”等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学生亲身接待咨询，回复信件和电话，诉讼，并且组织街头法律宣传教育等等。

3.与知名公司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基地如与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合作。在公司企业的法务部门实习中学生可以参与公司章程制定，在一些证券公司更有机会了解实践中公司如何成功上市等。

这些课程使学生获得课堂上无法传递的知识，并充分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对学生法律道德思想情操也进行了深化和熏陶。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学生们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念、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在“诊所式”教学中，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或者弱者保护中心，自愿无偿地帮助社会困难群体，并可能经常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学生们就会在自己的思想中不自觉添上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

（二）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重构

对民商法学案例教学法预期的目标是，训练学生法律思维方法，教授学生法律内容，更注重教会学生法律推理的方法，即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

1.对教师的要求

运用案例教学实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教师要相应地实现从传统教学中的“主讲人”到“组织引导者”这一角色的转变。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完成从划分专题选择案例提前布置任务层层设问、启发思维总结归纳等几项明确的任务，每一项都不容忽视。

（1）对于教授法学课程的教师来说，其可以按照课时，将本学期所开课程分为几个专题，针对这些专题进行系统的教授。按照相关专题，教师要选择好与专题知识点相符合的案例，案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视听资料等，但要注意案例应有针对性、典型性和疑难性。教师将选择好的案例和资料，提前交给学生预习准备，并应有硬性的要求，如要求每个学生写案例分析报告，或者就该专题的某个方面写出自己理解思考的小论文。

（2）在课堂中，教师应将案例作为理论知识深化的工具，研究分析完案例后，学生必定要从该案例中收获很多。教师在课堂中处于引导作用，可以提前将学生分成小组形式，课上，让每个小组代表作课前预习思考的汇报发言。然后，老师可以就理论知识背景做个简短介绍。再针对学生的思考发言提出层层深入的问题，并让每位学生都参与问题讨论。每个问题最后教师都可以做一下有关此问题的前沿观点介绍。

2.对学生的要求

案例教学其价值最终体现来源学生对其参与的的积极性。因此案例教学对学生的要求很高。

（1）课前预习，学生要阅读上文中教师交给的相关资料，然而学生却不是简单地进行阅读，要在阅读材料案例中，不停地思考，发现疑问，然后带着这种阅读的成果，在课上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探讨。那么这样一个阅读思考和探讨的过程就形成一个理论深化过程。

（2）对于在课堂中，学生的积极表现，是使课堂不至于冷场的前提。提高学生课上发言的积极性，除了从学生兴趣入手外，应该制定严格的成绩评定制度，即将课堂表现作为学生成绩的主要评定标准，可以将课堂表现列为70%，考试成绩列为30%，甚至不用考试将课堂表现列为80%，平时的案例报告或者小论文列为20%。这样一来，学生就没有偷懒的机会，同时也给那些害羞不善表达的同学一定的动力。

（三）构建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几点问题

1.引入“诊所式”教学出现的问题。

“诊所式”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来源。但在实行“诊所式”教学时不可避免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教育经费问题。在“诊所式”教学的基地，学生开展的是义务法律帮助，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如何维持基地运行，经费来源是个重要问题。现有已开办“诊所式”教学的学校，解决经费的来源除了学校自己拨款，主要是与国际学校开展合作项目，得到国际支援。因此，今后在开办“诊所式”教学时，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国家应当予以支持，这是一种法学教学的改革，旨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毫无疑问，政府应予以财政上的支持。

（2）师资来源问题。“诊所式”教学虽然类似于放羊式的教学但是也不能缺乏老师的指导。但是在高校中，一般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教师是很少的，而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加上教学任务，就很难再分身从事“诊所式”教学基地的指导任务。所以可以考虑从律师事务所招聘一些兼职实践导师，主要从事在幕后给予学生指导的工作。甚者高校和公司企业合作开办实习基地，从而是整个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实践导师。

2.实施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构建案例教学，首先就需要对高校传统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即高校“进门”难，“出门”容易现象的改变。这一现象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进入大学后的学生，出现懈怠迷茫，甚至只想混个文凭，使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这个问题必将导致，在课堂教学中，经常出现冷场，学生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上述案例教学其价值实现，就必须依靠活跃的课堂气氛。因此高校将“出门”的门槛拉高，将课堂上表现作为成绩评定标准，如果学生不积极应对，课前不做大量准备，那么他就会挂科，而将挂科与毕业的标准挂上钩，挂上一门课学生就毕不了业，这样就会督促学生努力配合老师搞好学习。再者大班教学问题，要发挥案例教学的实质意义，小班教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就对高校师资力量提出了考验，而在中国法学教育出现尴尬境地的今天，相应的缩小法学教育的招生数量，不失为一个良策。

第9篇

关键词： 村民自治 大学生民主法治观 教育资源

一、村民自治蕴含着的民主法治内容

村民自治作为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初始形式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法治内容，在民主化实践中建立起了系列民主秩序和法治规则，推动着民主法治的发展。第一，村民自治蕴含着权利观念。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所享有的权利，体现了村民自己当家做主，村民享有直接民主，属于村内事务，可以按照自己意志自主决定，不受上级行政及有关组织支配和干预，自行处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自觉接受村规民约的规制。第二，村民自治蕴含着责任意识。村民自治下的责任要求自治权的产生基础是基于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同，自治权的运行也是基于农民群众的广泛授权，大众在选举和权力运行监督时要承担相应责任。责任意识是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内在保障，随着权利观念的强化，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民意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有的义务，会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村民自治蕴含着政治参与意识。村民自治的各个环节都非常注重强化村民自身的参与角色，通过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将抽象的民主精神具体化。通过参与，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味被要求服从组织的个体，而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的主体，认识到乡村要治理好，自己得参与也必须参与。第四，村民自治权蕴含着契约精神。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将权利、义务和政治资源平等地分给每一位村民，村民根据自己的情况平等选择，这就使得农民有了契约精神。①村民一方面基于契约原则将权利授权给村委会行使，于是便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对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和监督，保证自治权不被滥用。第五，村民自治蕴含着法治理念。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法治，是国家分权给农民，让其依法行使自己民利的结果。在这一法治理念下构建的村民自治制度，使得村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得以提高，法律权威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权力制约观念等得以树立，为民主法治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第六，村民自治蕴含着规则意识。村民自治生产生活中，村民往往自觉地达成共识并制定一些规则，以维护村内的各种秩序，规则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和升华。这些规则意识，要求村民对自治运作规则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信任，自觉突破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和乡土规范的狭隘藩篱，自觉地依法治村和合理治村。

二、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逻辑关联

首先，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内容具有内在联系性。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村民自治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教育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这种教育就是要立足民主法治现状，通过开发利用民主法治资源，培养大学生的民主精神、规则意识和法律至上观念。而村民自治文化资源所体现的权利、责任、政治参与、契约、法治、规则等意识和观念正好与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相呼应，村民自治文化资源所反映的作品及展示正好是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生动题材。

其次，村民自治文化资源能增强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针对性，促使教学目的的实现。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内容，作为农村改革的三大创举之一，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它不仅成为废除体制后农村基层新的治理方式，还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元素。因此，通过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不仅向他们介绍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历史和经验，培养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更引导他们有针对性地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践，在具体、生动、直观的素材中，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建设道路。

最后，利用村民自治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是高校在推动民主文化发展中应负的责任。村民自治发端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在发展过程中，尽管还有很多不民主的因素，但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为农村培育了若干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现代民主因素，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法治的生长点。高校作为引领文化的阵地，既可以用村民自治形成的民主文化价值培养人、塑造人，又可以用成熟的思想文化引导村民自治民主文化前进，通过树立引导村民自治文化与高校民主法治观教育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传承和推进最基层的村民自治民主文化，促进受教育者的文明化、个性化、社会化，为社会塑造具有较高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人才，并通过一代一代的学生，将内化于心的民主法治价值渗透到社会，促进民主文化的发展。

三、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积极挖掘和充分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但是，如何实现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民主法治观教育的有效结合，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实际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目标不明确。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选择随便滥用，资源的选择与教学目标不一致，与教材内容的配合不密切，导致受教育者难以认同和参与。二是开发利用的方式程序化、简单化。许多地方开发利用的方式局限于参观、考察村民自治示范点、展示中心、博物馆、纪念馆等，更多是直观的感受，没能上升为体系化的理性认知，没能真正发挥育人功能。三是村民自治实践基地的建设欠系统化。对实践基地建设尚缺乏系统地规划，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资源共享少，没能和民主法治观教育的课程设置或学科建设相衔接。四是教师运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能力不足，缺乏综合性要求。民主文化资源的利用要考虑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某一专题对大学生进行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规则意识等综合素质的教育，许多教师因为专业和实践的限制，导致能力欠缺。五是高校重视不够。近些年来，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各地方高校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重要方面，并且在研究、开发、利用、资金方面得到大力支持。但是，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功能研究，常被忽略或重视不足。

因此，在青年民主法治观教育中挖掘和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必须运用新对策、采取新措施，不断研究新方法、新途径，多角度、多渠道地把资源优势变成教育优势，把“民主法治”教育具体化、模式化、体系化。

（一）将村民自治文化列入课程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重点安排村民自治文化教育的专题内容。编写“村民自治民主文化”特色教材，并在大学生中开设成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在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法律等专业中开设成公共选修课，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大学生系统地学习村民自治民主文化。这些课程的教育教学均被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在村民自治文化进校园的主渠道作用，使民主法治观的教育扩大了范围，深化了主题，丰富了内容。

（二）建立教学资源基地，加强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门和相关专门研究机构在开发、挖掘、整合中的骨干作用，在它们的组织下，整合有关学科带头人、课题负责人，整体推进大学生民主法治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形成各具特色的研发思路、研发重点和研发成果，为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提供生动的实践教材，丰富和发展村民自治民主理论宝库。要按照“教学出题目、基地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要求，②将教学资源基地建设成为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通过村官挂职、参与民主实践、到展示中心担任解说员等方式开展实践教育。

（三）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提高教学能力。针对教师，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民主法治理论认知水平整体不高的现状，要积极推进其对民主法治观教育的培训和转型，提升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素养。要求他们主动深入到一线对农村民主文化进行探索和研究，挖掘和提炼民主文化的内容，自觉促进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同时，鼓励个人和团队的合作，要通过集体备课、教学观摩的形式，集中研究授课内容，相互交流经验，总结方法，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四）发挥高校挖掘、整合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主导作用。各高校要统筹各种教育资源，工作重心要从挖掘广为追捧的红色文化资源等逐步向挖掘普受冷落的村民自治文化资源转移，通过整合、抢救现有民主资源，再生为具有时代价值的教育资源。各高校还要加强与社会的合作，联合社会力量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共同参与和推进民主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研究。

注释：

①孙明杰.我国村民自治中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4）：64.

②汪立夏.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以江西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0，（7）：55.

参考文献：

[1]陈方男.论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J].社会科学战线，2012，（3）.

[2]曾水英，黄峥.论村民自治的公民教育功能[J].理论观察，2007，（4）.

第10篇

国民经济学发展硕士论文范文一：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关键词：体育经济;国民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体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功能与价值都没有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研究不断深入，体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展现地更加鲜明。发展体育经济不仅能够增加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众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体育产业已经被誉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因此，体育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体育经济的效用，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体育经济的表现形式一般被分为两种。第一，直接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被称为有形形式。第二，通过体育锻炼使得国民的身体素质，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被称为无形形式，这也是社会效益的表现形式。但是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扩大市场、拉动体育经济或相关产业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就体育经济效益来说，它与体育在国民经济的表现形式极为类似，也被分为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种。直接经济效益指的是通过举办奥运会，亚运会等体育赛事获得门票收入、体育纪念品收入以及其他体育用品收入等较为直接从体育本身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而间接的经济效益则指体育能促进不同国家间的不同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知名度与国家旅游酒店行业发展等一系列潜在的经济效益。

二、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经济发展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地提升，这成为了我国申办北京奥运的基础。而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我国的知名度，经济发展水平等也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就我国目前的体育经济发展看来，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的经济产值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体育产业创造价值所占GDP来看，我国仅为0.6%，而美国却高达5%。而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经济产值较低的原因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我国体育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下，这是因为我国的体育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体育资源的综合利用利用率较低，相关产业尚未有效配合，体育市场没有获得良好的发育。在新的时期，要使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获得提升，发挥体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就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如扩大政府部门在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投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育市场管理机制，使促使体育的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三、体育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还未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因此，体育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体育经济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不仅是体育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更是体育经济的一种常态。在计划经济时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取决于国家的统一部署安排，不管是从资金的来源和体育的总发展方向都由国家进行统一调控，体育经济高度集中，这时期的体育经济更多被认为是福利性事业。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变了传统体育产业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体育的看法，体育不仅具有公益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商业性。体育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时期更加多元化，不仅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效益。国家对体育在经济与政策方面给予的扶持，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体育经济的发展，如今，体育产业已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朝阳产业。这是因为体育产业更具备持久发展的潜力，在经济较为低迷的时期，通过举办奥运会等体育赛事能够对国内的旅游业，酒店服务业，商业等多个相关产业起着良好的拉动作用，使得国家尽快的摆脱发展的颓势。而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对于吸纳劳动力，提高全国就业水平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体育业与很多其他产业联系较为紧密，对其他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这些相关产业不仅包含了制造业、服装业、信息业、交通运输业，甚至包含了金融业、广告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体育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还将展现更大的发展潜力，作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我国应该提高对体育产业的关注与扶持。

四、发展体育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体育已经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并能够有效地促进就业，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能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积极发展体育经济并使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到达一个新高度。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我国就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举办前，韩国的国际形象十分微弱，战争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举办奥运会后，韩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影响深远，政府在申办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的交通、能源基建、城市环境、体育馆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造，促进了我国就业率的提升，且在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法同时，大量游客和参赛队伍的涌入也使得北京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业，酒店业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提升。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体育的发展壮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使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就要调整利益关系，同时加强对公共体育事业的管理。

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2、外资促进了国民收入增长吗?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11-15

国民经济学发展硕士论文范文二：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

关键词：体育产业;国民经济发展

1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还未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的众多产业都在进行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改革。这些产业实施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为了帮助该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多元化的平衡状态，使其产业发展、使其盈利模式能够呈多元化趋势。但是，体育产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产业的领域，虽然体育产业的外延很广泛，包括了体育本体产业、体育派生产业、体育相关产业等多个方面，但是我国的体育产业却仍未达到一个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大部分体育产业能够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但是仍有一部分体育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二者之间没能达到一个发展的平衡状态。假如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综合分析，应该努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力量，扩大体育经济投资规模，并且发展一个多元化的体育产业投资布局。多元化体育产业投资布局的形成，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各层次不同人士的投资热情，从而增加投资力量。

1.2体育产业发展规模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时间较短，当前其发展规模也较小，现如今还未能成为我国的一项支柱产业。但是欧美一些体育产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他们的体育产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现如今已然成为了支柱产业，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模较小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在针对体育产业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做到针对体育产业来制定出长期的发展规模，制定出科学的管理制度。

1.3没有充分挖掘出体育产业潜能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本身，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的潜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通过分析发现，体育产业的附加值所创造的资产是十分可观的，其价值还极有可能会超过体育本身。例如，在各类体育赛事举办的时候，其中各种各样的辅助标识类、冠名权等所创造的价值便是附加价值，这些附加价值所创造出来的利润甚至能够超过体育本身。因此，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充分挖掘体育产业的附加价值，使体育产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实现。

1.4国家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

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时间较短、起步较晚，当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快速较好发展。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部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部分体育相关部门也未能将其工作的核心放在体育产业上。现如今，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社会力量，还未能够形成一套完善的体育产业运行机制。许多体育职能部门仍然是将竞技体育视为工作的重点，对社会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国许多知名的生产体育产品的企业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及竞争力也都较弱。从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来看，我国的体育产业也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从而使得在企业的规划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设置上不合理的现象。例如，许多体育相关企业，会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盲目改变发展方向而出现投资偏差的现象。

2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2.1体育产业较快较好地发展能够更好地吸引企业投资

2.1.1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企业以直接获利为目的，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去的一种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对体育产业最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其投资进程及投资规律的发展都较快。体育健身健美俱乐部就属于一种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方式。尽管我国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科学管理。

2.1.2间接投资对体育产业进行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不直接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而是通过另一种间接的方式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例如，企业能够针对某一体育赛事进行投资赞助，进而获得该场比赛的冠名权，以一种广告效应来扩大自身知名度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最终获得更大利润。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尽管不是直接地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但是这种投资方式所获得的利润却是难以估量的。体育产业，它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引导企业的投资，也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国民生产问题，从而也能够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2.2体育产业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当人们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满足之后，就必然会追求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开始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进行体育健身锻炼，以获得较好的身体素质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国居民关于体育相关产业以及体育相关活动的消费比例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必然会进一步刺激体育产业的发展，这也就加速了体育产业的模式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也能够刺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能够提升我国居民的体育相关消费水平。

2.3体育产业能够促进就业

体育产业，它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调查发现，在一些欧美体育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当中，其体育产业在其国家就业岗位当中占有较大比例，如在奥地利，其国家1/10的就业岗位就是体育产业所提供的。因此，针对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这一特点，就应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我国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2.4体育产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早在21世纪初期，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努力将体育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使其能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体育事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公益性的，是非盈利性的，大部分都没有包括经济行为。有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体育产业就能够为美国带来3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我国，2010年体育产业总产值仅为300亿人民币，而到2014年却达到了3500亿元人民币，在短短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可见我国的体育产业经济发展仍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3结语

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但是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11篇

1.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民商法学教学中的三大关系及其处理对策

3.开启民商法学的钥匙——民商法学文献检索举要

4.浅析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5.关于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 

6.民商法学研究评述

7.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分界新探 

8.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9.浅谈民商法学

10.2000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1.人大民商法学:学说创见与立法贡献

12.民商法学的突破与坚持

13.2002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4.学术史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民商法学研究

15.2005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16.民商法教学中的情境创设与理念超越

17.学术史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民商法学研究

18.民商法学

19.世纪之交民商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20.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点简介

21.浅析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22.关于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浅析

23.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简介

24.2004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25.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学科

26.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基地

27.甘肃省重点扶持学科、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民商法学

28.武汉大学法学院1999年民商法学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目录

29.公安院校民商法教学研究 

30.面向现代企业需求的法学职业教育改革

31.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学科带头人——杨震教授

32.甘肃省重点扶持学科、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民商法学

33.略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的法学方法问题——兼对国际法学方法论课程的检思

34.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35.民商法领域研究的前沿学术之作——读《民商法专题研究》有感

36.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民商事模拟审判实践研究

37.试论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38.法学方法论在涉外民商事裁判中的适用探析

39.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40.民商法在公安执法中的地位及应用方式 

41.“乘人之危”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效力

42.论法学二级学科对体育法学研究的影响——对278篇CSSCI核心期刊体育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

43.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证分析——基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

44.无效民事行为诉讼时效浅述 

45.物业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和担保方式  

46.知识产权与科技法律的专业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简介

47.多元视角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以国际法为主线 

48.论法学课程在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49.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

50.论体育赛事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  

51.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民商法基础 

52.案例教学法在民商法教学中的应用 

53.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54.刍议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现实融合障碍 

55.解析经济法对民商法的价值超越  

56.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研究 

57.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探析 

58.民商法在公安执法中的地位研究 

59.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探讨

60.我国经济中现代民商法的价值体现 

61.浅析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有效完善

62.浅谈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63.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民商法基础 

64.现代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65.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

66.民商法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创新 

67.试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68.浅析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69.浅谈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及运用 

70.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剖析 

71.论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完善措施分析 

72.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从公平与效率之视角 

73.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74.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75.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 

76.探究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 

77.试析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78.探讨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 

79.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80.民商法对人权的保护现状探究

81.民商法领域研究的前沿学术之作——读《民商法专题研究》有感

82.民商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探析 

83.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究

84.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新探 

85.民商法与经济法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86.关于民商法信用体系的初步探讨 

87.关于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探究

88.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探析 

89.民商法目的价值的有效体现

90.论民商法上的外观主义 

91.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汉语法律文本“的”字结构英译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民商法为例

92.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究 

93.谈民商法的信用原则  

94.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95.市场经济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研究

96.试分析现代民商法中的均衡问题  

97.论现代民商法在我国经济中的价值体现 

98.关于构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实践探讨

99.社会变迁与民商法发展——第三届海峡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圆满举行 

100.市场经济体系下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  

101.探究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102.市场经济体系下如何完善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103.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分析研究 

104.论民商法的信用原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105.浅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106.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探讨 

107.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讨

108.网络交易安全与民商法保护的相关性探讨

109.试分析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 

110.论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三者之间协调关系

111.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法律制度选择——民商法不容忽视

112.浅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互补关系

113.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研究 

114.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115.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浅析

116.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研究

117.论加强民商法建设的重要意义

118.民商法信用原则的体现

第12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1980年前出生)农民工不同，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受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少，向往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倾向于在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生活和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劳动技能提高较快，企业容易接纳，职业层次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高。从农民工留城抑或回乡的意愿来说，一部分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一部分人从小就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具备返乡务农的劳动技能，无法与父辈们一样，乐于接受返乡的现实;他们有着比父辈更为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求，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地位，享受市民权利。从城市归属感来说，他们成年后即离开农村，没有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但在城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迟缓，缺少一种可以长期生活下去的可靠保障，使他们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既融不了城，又返不了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我们调查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特征。瑏瑥(见表1)另外，从在宁波居住时间看，1年及以下占17.75%，2－3年占36.12%，4－5年占24.73%，6－7年占13.20%，8－10年以上占4.86%。10年以上的占3.34%。从掌握农活的技能看，熟练的占8.04%，一般的占18.51%，基本不会的占69.20%，一点都不会的占4.25%。从身份认同看，认为城里人的占18.97%，认为乡村人的占34.60%，认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村人的占27.92%，认为既是城里人又是乡村人的占18.51%，所以，从城市身份认同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在城里生活工作，但从身份特征上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

二、农民工城市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最直接表现方式，语言已成为使用者的身份标签。瑏瑦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一端连着原农村居住地，一端又与迁入地城市密切关联，语言生态环境如何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陌生的城市，人际交往变得更为复杂，以往生活经历中积累起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使用习惯难以满足沟通的需要，迫使他们改变原属地的语言惯习，学习使用流入地的主流语言或方言。根据我们对以流入地居留时间长短为分类标准的考察中，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同化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自觉运用这样一个过程。农民工在适应城市语言生态环境的起始阶段，流入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使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在城市立足和生存;在中期阶段，在环境的压力下，农民工原有的语言习惯慢慢放弃，新的语言习惯逐步掌握，并以流入地语言使用为主，兼带原有方言;在最后阶段，农民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际中自觉使用，其原属地的语言意识和习惯已经基本淡化。从社会语言学意义上讲，语言具有身份特征。人们一般通过语言交流获得职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通常会十分在意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从而使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受到影响。

不同语言的使用会泄露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使用外来方言意味着是外地人身份。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地方方言主要在有地缘关系的人群内部使用，如对外交际使用，容易使本地居民产生歧义和误解。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外来方言的地方属性和身份表征，是社会排斥歧视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使用普通话可以较好地掩盖乡音，避免母语方言中隐性信息泄露;同时，普通话容易使交流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其身份被对方认同。瑏瑨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对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语言生态环境是不利的，除非你能熟练地说普通话或当地方言。我们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工作场所，能讲标准普通话当然最好(占8.50%)，不会讲，也尽可能地使用掺有浓重地方方言的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二者占80.88%)，使用母语方言加手势的最差(占10.62%)。在消费场所，农民工一般很少使用单纯的母语方言进行交流和询问，尽可能使用标准或不标准的普通话(约占90%)。在有可能与当地居民结交朋友时，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相对较高(约占85%)。在家庭内部成年成员交流时，绝大多数人使用母语方言，而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较少;但父母与子女间交流时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用普通话(包括不大标准的普通话)的达64.95%，使用母语方言或宁波方言的仅为28.07%和6.98%。虽然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交流时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但实际上能真正听懂宁波话的人不到40%，“听不懂”和“小部分听懂”宁波话的占大多数。由此表明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之路还很长。宁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语言环境现状和语言使用场景变化表明:第一，农民工语言使用呈现典型的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多语码共存现象。他们根据不同的语言场景和交际对象进行语码转换，在以沟通为目的的外部语言交往中，普通话在语言地位发挥了强势作用，宁波方言的使用比重明显也高于母语方言。这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获得外部资源，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这是由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强势语言生态环境造成的。使用当地强势语言，便于寻找工作和获得职业，更主要地是为了维系工作沟通，长期语言障碍就可能被企业解雇，最终难以在城市生活下去。所以，外来人口的语言同化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只能适应，不能违背。第二，在家庭内部，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隔代亲人使用语言也存在显著区别。随同父母来城市的子女一般在当地学校上学，学校都使用普通话进行教育，为了培养子女的城市语言能力，父母在与子女交流时，普通话便上升为主要语言，较少使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这一情况表明，比老一辈更高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使整个家庭更快地融入城市，并在当地定居下来，必须改变原有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习惯，这对下一代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语言使用方式。第三，在城市语言态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659)对普通话表示喜欢的占76.18%，无所谓的占20.03%，不喜欢的占3.79%。对宁波方言，喜欢的占12.44%，无所谓的占57.21%，不喜欢的占30.35%。这表明原属地语言的改变虽然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但这个转变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可能获得比不转变要多得多的收益，因此，这种转变具有功利性特征。这种功利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普通话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易理解性，能更深刻地掌握对方语言所表达的含义，使交流变得更为默契。二是使用当地方言，能显示人群关系的亲密性，获得好感和同情，便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当外来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通过语言联络，能获得当地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面临的困难得到及时地和较好地解决。第四，在城市语言功能评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286)认为普通话和宁波方言有用处的占90%以上;认为母语方言有用处的约占70%，没有用处的约占30%。首先，农民工对普通话的选择行为与其对普通话功能的高度评价及情感态度的喜欢程度是相匹配的。其次，农民工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的情感态度及语言功能评价方面出现错位现象，一方面农民工情感上并不认同宁波方言，但却对宁波方言的功能给予较高评价，这与其主动学习宁波方言，并在外部沟通中逐步提高宁波方言使用比例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情感上倾向认同母语方言，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母语方言在流入地处于弱势地位，使用的范围较小，不利于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再次，农民工的语言情感态度和现实功能之间的博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和欲罢不能的城市融入困境。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进程

一般来说，在语言交往圈中使用主流语言的人群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强势地位，使用非主流语言的外来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新生代农民工要获得市民待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必须改变原有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熟练地使用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但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过程不是整齐有序、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曲折、复杂、反复的磨练过程。

1．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形式根据上述分析，当前城市语言生态环境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概括地说有以下四种:①在内群体和家庭中使用方言，与外群体交往中尝试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②交替使用普通话、老家方言和当地方言;③逐渐放弃老家方言，采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④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社会交往。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许多。第一，语言转换与人的交往圈有关。大多数农民工初至宁波社会交往圈较小，主要与亲戚、朋友、老乡交往。根据我们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经常接触人群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对外交往的比较少。所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既起因于地缘、血缘，也与经常使用同一种语言密切关联，人的关系越亲近，语言的近似度越高。第二，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转换是交替进行的。根据调查，目前能熟练和比较熟练地讲宁波方言的人占比达30.02%，偶尔讲几句的占36.46%，比刚来宁波时根本不熟悉、不会讲到逐步会讲一点有了明显提高，并且当前使用宁波方言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环境中，语言使用形式发生了明显转移。但这一转换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交替的，不是直线进行的。夏历(2007)和刘玉屏(2007)的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第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语言转换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语言转换较快，可能实现一次性转换，反之则转换较慢，需要多次的转换。我们的调查表明，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的能讲宁波话的比例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又高出40个百分点。从对家乡的依恋感讲，乡情感强烈的人，转换速度相对慢一点;乡情相对淡薄的人转换速度快一点，说明恋乡情结也对语言同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第四，农民工语言转换还表现为“显性同化”和“隐性同化”两种形式。“显性同化”形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虽然能说得比较流利，但在语言使用的心理情感上并没有完全认同;“隐性同化”形式是指不但嘴上说，在语言态度和心理情感认同方面都给予了接纳，并能自觉地使用，这是语言同化的高级阶段。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者在内心深处对流入地语言的心理、情感、态度方面的感受度不同。

2．农民工语言同化进程第一，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在文化观念和心理情感上认同流入地城市，是外来移民言语使用结构发生变化的首要条件。黄亚平、刘晓宁(200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相似度越高，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愈高，使用共同的语言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联接在一起，城市新移民即使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一种归属感和心理慰藉。瑏瑩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对环境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职业获得、市民待遇、文化教育、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权利平等，以及市民群体对城市外来流入者刻板印象消除和关系和谐，需要农民工主动积极地去争取。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工必须使用当地市民群众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语言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言辞表达能力和意境理解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较好的职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等。第二，农民工语言同化与流入地文化适应过程密切相联。Berry，Phinney，＆Sam(2006)认为，移民个体与主流社会的个体或集体的交互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瑐瑠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一般会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态度调整和模式适应的选择。著名社会学家Berry(1993)将移民文化适应的模式区分为四种，即整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瑐瑡语言同化作为文化融入的一部分，农民工一般经历从会听到会说并能完全领会当地语境的渐次演进过程，其模式也大致可以分为:被动接受型(语言环境压力下的被动使用)、主动倾向型(积极适应和使用当地强势语言)、内外分离型(家庭、朋友与外群体使用两种语言以上进行交流)、孤独抗拒型(仍然使用来源地方言)四种，并依据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社交网络变迁和文化适应状况，交互替代、逐渐转化。第三，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演化的过程。一是农民工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语码共同使用(母语方言、普通话、迁入地方言)。二是农民工语言使用具有“二重性”，社交场合主要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家庭内部和同乡之间的交流则以母语方言为主，依据场合不同会自觉做出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三是母语方言逐渐弱化，甚至异化，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双重方言”人数明显增加。四是言语交际策略做出了一定调整，并向流入地言语习惯靠拢，呈现出与流入地城市语言同化的趋势，甚至原有语言被彻底遗忘，新的语言成为唯一使用语言。第四，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漫长的再社会化过程。随着农民工居住年限的增加，新的语言库不断扩充、语码选择模式渐次变更，言语交际策略适时调整。瑐瑢一般来说，移民的语库扩充主要表现在言语使用者自觉趋同使用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并以此作为人流的首要工具。我们对宁波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专项调查(N=286)发现，随着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农民工的语库不断扩充，语言种类日益丰富。来宁波前，农民工语库中一般只有母语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资源(一种的占52.45.%，两种的占44.76%，三种的占2.79%)。来宁波后，语库中不仅有母语方言、普通话，而且增加了宁波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甚至英语。说明语言同化过程增加了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运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趋同与当地方言或普通话时，不仅与当地人实现了信息互换，而且有利于在语言感知上追寻“我是谁”，从而加快了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3．农民工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语言同化的现实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资源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促进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农民工不但需要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还需要改变原有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完成农民工语言的再社会化。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是:第一，积极营造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加强农民工语言能力培训。一是对农民工的浓重方言口音应包容和接纳，流入地居民不能因他们说外地话对其嘲笑歧视。二是流入地政府在免费对农民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时也提供必要的普通话讲说能力培训。如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在开展普通话培训时，开设写作培训课，提高农民工的文字表达能力，开展读书演讲、朗诵比赛等活动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第二，进行广泛的语言实践，深刻地领会语言意境。在生养的家乡，农民工能准确、灵敏、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在城市，处在陌生环境，在与当地人交流时往往会显得很紧张，甚至缺乏自信;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不能流利自如地运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一方面需要通过语言教育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在现实语言环境进行锻炼，并在实践中领会当地方言的真实语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农民工应从主观上排斥当地语言，到心理情感上认同当地语言，从讨厌使用当地语言，到积极主动地使用当地语言，从而在语言生活上自觉融入城市社会。

四、简单结语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儿童；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文学创作

2008年，是个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的年头，但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改变，它依然处于一种重要而不显要的状况中。不过，作为民族文学中一个敏锐、多样，又富于童情童趣的部分，它也有自己的新的优势，那就是顺应儿童的审美心理，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的层面进入当下更宽广的民族儿童天地；或采取民族儿童渴望了解的革命 历史 题材、大人们的童年题材，历史地 艺术 地展现时代的进步、表现民族的精神、呈现人生的内涵；或深人新一代民族儿童的思想情感，走进他们天真而又不再单纯的心灵世界。这一年，民族儿童小说依然是民族儿童文学中的主要方面。但好作品不多。可以翘起大拇指来说道的，也就是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狐狗》、《狼獾河》、《犴》，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祖上的战利品》，以及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写的一系列关于当下儿童与父母、与老师、与同学之间的种种纠葛和绵绵情意的作品等有数的几篇。当然，所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都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上提供了新的启示意义。

首先，民族作家们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开掘埋藏其中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揭示包涵其间的民族的、地域的意蕴，使题材优势发挥到极致，使语言特色渲染出韵味，从而使儿童文学民族性呈现得多姿多彩、丰富丰厚…。

以黑龙江省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创作最具代表性。黑鹤的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他在去年“六·一”前接受《

第14篇

中国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力作《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日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文集》共收录了学生实践辅导、教师教学辅导、学术报告、评论、杂文、回忆录、访谈录等各种类型的文章49篇。它是我国闻名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金铁霖先生几十年从事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聪明和心血的结晶。《文集》的出版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和探究领域，金铁霖先生既是继续者，也是开拓者。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铁霖先生为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金铁霖先生一辈子从事声乐学习、实践、教学工作。1960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心音乐学院，师从我国闻名声乐大师沈湘教授学习声乐。1963年，他辅导的第一位学生考入中心音乐学院，从此，他和声乐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中国音乐学院恢复建院，他应邀到该院任教，先后担任声乐系副主任、主任，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至今。

在数十年的民族声乐教学生涯中，金铁霖先生始终坚持科学、辩证、务实、创新的精神，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声乐艺术理论的优秀成果，认真探索我国民族声乐教学、艺术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运用更新的理念、更新的视角阐释了他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教学的美学特征和价值理念的理解和思索，创建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充分体现民族气质、民族神韵、民族审美而又和时俱进的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长期的民族声乐艺术探究和教学实践中，金铁霖先生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史观，始终坚持既矛盾又统一、一分为二的辩证理念，成功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声乐艺术探究和教学实践，提出了“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有机统一的现代声乐美学标准，提出了“声、情、字、味、表、养、象”有机统一的声乐表演人才培养标准，提出了混声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感觉式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用特有的多维视角不断探索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探究的新领域，为学生的声学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成功地培养出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吕继宏、戴玉强等一大批闻名歌唱家和歌唱演员，成功地打造了我国民族声乐的“金氏唱法”和“金氏品牌”。

作为积金铁霖先生长期声乐教学探索之精华的《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充分体现了作者民族声乐教学探究成果的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民族声乐教学中始终坚持的唯物、辩证的理念和追求。这些基本特征和理念追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唯物论强调的是实践性，强调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和紧密结合。《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它是金铁霖先生长期从事声乐艺术探究和声乐教学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的结晶，是声乐艺术、声乐教学实践性和理论性有机统一的产物。

声乐艺术、教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要求我们的探究成果、教学理论都必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且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文集》提到的声乐学习需要经历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科学的自然阶段的“三阶段”理论，启发式感觉教学法，哼鸣唱法、母音练习法、反向提法、吸气提法、支点提法，微笑的运用、哈欠的运用、假声的运用，等等，都是金铁霖先生长期从事民族声乐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是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教学、练习法简单明了，轻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把握。声乐教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大多数的教学方法是手把手的教学方法，老师象传统的师父带徒弟一样面传心授，在学生的练习中、在学生的演唱实践中进行指点、指导，教学生应当这么唱，不要那么唱。实践性是声乐艺术探究、声乐教学的一个很基本的特征。

任何一门学科在强调它的实践性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它的理论性，声乐教学也是如此，也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功能，这是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说过摘要：“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历史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套用恩格斯的话，任何一种民族音乐要想挤身于世界优秀音乐之林，要想站在世界音乐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就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的音乐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的民族声乐来说更应如此。中国的民族声乐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声乐艺术，至今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它更需要大家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努力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以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我们民族声乐艺术、教学实践。《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文集》既是金铁霖先生个人声乐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结晶，也是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界集体聪明的结晶，是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极其宝贵的理论宝库。

理论来源于实践，对实践有指导功能，同时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声乐理论更是如此。金铁霖先生强调摘要：“古今中外的声乐艺术，凡被人们所公认是成功经验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实践考验的。凭空想象、没有经历实践验证地去创造一种唱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吸收别人的经验，应当通过自己的实践去体验，经过反复地理解和消化之后，才可能吸取精华、为我所用。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声乐理论可以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使我们少走弯路，而实践又能验证理论是否可靠和正确，没有实践也不可能有理论。”这就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教学在实践、唯物基础上的辩证法。二、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要用相互联系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既有普遍、共同的东西，又存在非凡和差异的东西，是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统一。

《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十分强调声乐教学的普遍性和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非凡性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强调共性和个性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强调既要始终坚持行之有效的普遍的、科学的练习方法，又要应材施教，增强针对性。

坚持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首先着力解决的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声乐教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发扬民族特色的新问题。

金铁霖先生在《文集》中反复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学，前面加了民族的限定词，因此，顾名思义，它更应当是民族的，首先要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只有民族特色鲜明的优秀民族声乐艺术才能走向世界。意大利的美声唱法、俄罗斯的美声唱法，它们首先都是民族的，具有深厚的意大利特色、俄罗斯特色，以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才成为世界的。中国的民族声乐要想走向世界，立足于世界优秀民族声乐之林，必须始终坚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金铁霖先生就强调指出摘要：“唱中国的作品就应该有个民族化的新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建立民族声乐体系，练习规格化，我们应当有民族自信心，下定决心来搞好我们自己的声乐事业”。

在强调坚持并发展民族性的同时，金铁霖先生也反复强调，要积极学习国外声乐艺术，将他们好的练习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借鉴过来，为我所用。金铁霖先生本人早期就是学西洋美声唱法的，后来从事民族声乐艺术、教学。他深有心得地说摘要：“西洋传统唱法注重声音的统一、圆润、通畅，具有位置高、喉咙开、气息深的特征，轻易获得充分的共鸣，这些对于民族声乐学习也是应当把握的，完美的发声方法是各种学派和唱法所共有的”。

但是学习借鉴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丰富、发展、完善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民族声乐教学。使我们的民族声乐教学更好地为繁荣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服务，使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艺术瑰宝。

坚持普遍性和非凡性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因材施教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增强民族声乐教学的针对性新问题，为了更好地提高民族声乐教学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新问题。在具体的民族声乐教学中，金铁霖先生一再强调，既要努力探索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科学唱法，这种科学唱法就是共性，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唱法、共性的东西指导学生的演唱练习。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作为共性来说，不管你是民族声乐唱法，还是西洋唱法，或是戏曲、曲艺的唱法，都需要科学性，科学唱法的原则是共同的，所以，在练习方法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在强调科学性、规律性、共性的同时，金铁霖先生也非凡重视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学的非凡性、针对性、个性新问题。他经常强调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一定要富有个性。他指出摘要：“个性就是说，在把握共性的情况下，你唱的东西，有你个人的风格、特征、表现形式和音色等等”。为了培养个性特色鲜明的歌唱演员，必须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特色和优势，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

三、继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基础的，任何发展变化都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都是继续和创新的统一。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也不例外，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也要积极学习、继续前人的优秀成果和优良传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金铁霖先生十分重视学习继续民族传统声乐艺术，同时又突出强调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他指出摘要：“对于我们中国的声乐工作者来说，还有个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新问题。祖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需要我们去继续和发展。我国戏曲、曲艺、民间唱法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征，我们应当从中吸取营养，取其精华，认真地总结和提高，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做好这项工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声乐来讲。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声乐传统和声乐艺术，我们应该有责任来总结、继续、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声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时代在发展、在前进，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发生变化，美的追求和欣赏习惯也都给民族声乐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不论从创作上还是从演唱上，都要有鲜明的时代感，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世界上任何艺术精品都是和时代相呼应的，声乐艺术也不例外。”

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继续和创新共同功能的结果。源远才能流长，任何的发展进步都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不能有的态度，继续是必须的；任何事物、任何社会又都是发展变化的，又都是和时俱进的，永远不会停步不前，后人总要对前人有所超越，有所发展，创新也是必须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继续和创新的关系，努力做到继续和创新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

《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就是金铁霖先生始终坚持继续和创新紧密结合、有机统一的美好结晶。

第15篇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M.(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

2.Modigliani,F.andL.D.Papademos(1975),“Targetsformonetarypolicyinthecomingyea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

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

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