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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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制度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第2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评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第3篇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第4篇
教学过程应具有思想性和教育性。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掌握总是在一定的思想体系指导下进行的，体现思想教育的作用。在教学中，应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通俗道理和简洁语言，寓理想道德教育、国情国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于化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各环节之中。让学生在不断地积累知识的同时，逐渐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2．高一、高二阶段的教学应突出化学的社会性
化学教育的社会化，能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为化学教育专业化作好精神准备。还能让大多数学生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开展化学社会性教育，可产生积极的诱导因素，使学生喜欢化学，这是学好化学的先导，也是化学专业思想稳定的必经之路。3．结合笔者所在校大多学生来自农村这一具体实际，开展化学教学工作。
(1)结合教材讲授化学史结合教材内容概括介绍我国造纸、制火药、瓷器的烧制;石油、煤的最早使用;侯氏制碱法的贡献;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介绍拉瓦锡对“燃素”的否定、道尔顿原子科学的假说、凯库勒苯环结构的梦得、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提出，以及居里夫妇钋、镭元素的先后发现……。介绍化学及其应用的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能陶冶学生的爱国之情，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激发学生顽强刻苦和奋发向上。
(2)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进行教学遵循化学教育社会化，应使未来公民掌握有应用价值的知识这一宗旨，加强化学教学同工农业生产相联系，应成为中学化学教学的方向。例如:
①贵州红壤、黄壤多，土壤呈微酸性(pH多在5～6之间)，且土壤粘性重、缺腐殖质、团粒结构较差、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土壤改良时，应施以石灰和增加有机肥的使用等。
②肥料的合理使用。贵州农村大都有粪尿拌灰或把潮解的硝铵埋在草木灰里的习惯，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结合化学知识，让学生了解铵态氮肥(如NH4NO3、NH4HCO3)及酰胺类肥料［如CO(NH2)2］等遇碱(草木灰中含有碱性盐类K2CO3等)都会反应放出氨气，从而使氮肥肥效降低。总之，在化学教学活动中，应结合教材适当对学生进行环境化学、农业化学、医药卫生化学、生活用品中的化学等方面知识的教育。这样，不但能巩固学生的化学知识，还能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精神。使学生明确化学科学对升学、科研生产、生活、工作的所有领域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3．高三阶段的教学应面对现实
第5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2]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上[M].林颖，王小明，胡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3]Bill Gerrard. The Economics of Rationality[M].London： Routledge， 1993：1.
[4]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M].赵旭东，齐心，王 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1-242.
[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普洛格，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吴爱民，邓 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8]基辛.人类学绪论[M].张恭启，于嘉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76.
[9]孔宪铎.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J].文史哲，2004（4）：6-14.
[10]郭俊永，王圣松.正确理解人性的二重性[J].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5-55，96.
[11]刘泽民.论“人性”[J].益阳师专学报，1984（2）：2-9.
[12]陈冬华.人的本质与人性[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9）：77-80.
[13]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M]. 许嘉璐，主编.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540.
[14]海恩，勃特克，普雷契特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马昕，陈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5.
第6篇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第7篇
《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大学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的教育，高校的特殊职能和历史使命，决定了高校是文化发展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的总体文化建设目标一致，这就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植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沃土之中，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引领。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性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整合功能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文化引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广大师生员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大学文化建设牢牢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以此确保大学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功能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引领
1.学风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大学的文化建设和引领必须以先进文化为指导，而学风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以强有力的力量教育和感染着人。加强学风建设,努力创建优良学风,是促进高校各项工作的前提,更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和竞争力的具体表现。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强大的导向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整合功能，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对高校学风建设起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2.师德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大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韩愈在谈到教师的责任时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校教师一定要牢固树立“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切实把德育工作放在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用德育统领一切教育教学工作。要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以培养人才、繁荣学术、发展先进文化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和帮助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同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六个方面的师德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高校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思想品德和言行举止等都对学生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广大教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把大学文化建设转化为教师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以身作则，为青年大学生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良好的学术行为规范和树立终身学习观方面起到示范作用。因此，要把提高师德水平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前提，在师德建设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使广大教师严谨治学、以德施教，以精湛的学识教育学生、团结学生、鼓舞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凝聚学生、感召学生，积极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其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以强大的导向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整合功能，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起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第8篇
声乐教学的重点是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发音和歌曲演唱，抒发内在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对学前儿童进行声乐教学，则应突出“如何教”，而不是“教什么”，要准确把握学前儿童的特点，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歌唱欲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激发他们对美和快乐的感受。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必须主动改革传统的声乐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与手段，使声乐实践教学成为培养学生综合艺术表演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职业技能的有效途径。一是加强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和专业知识研究。高职院校专业教师要密切关注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新动向，及时调整自身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幼儿园的教学目标实际。要注重学习学前儿童生理和心理知识，熟悉他们发声和演唱方式，经常深入幼儿园和幼儿艺术教育机构进行观摩，掌握学前儿童教学工作的实际方法，科学融入到日常的授课环节，使声乐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演唱技巧和水平，还能够提高他们的从教能力。二是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要逐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比重，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训练习惯，教师既要做好范唱，又要帮助学生选准曲目，在课内和课余时间强化练习，为学生打牢技能基础创造条件。同时，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备，为学生提供教学录像和更多的演唱示范，帮助学生查找差距，改进方法，提高声乐演唱水平。三是注重教材的实用性。要加快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材更新换代，降低教材的专业化水平，主动向幼儿园实际教学靠拢，选择那些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训练价值较大的艺术歌曲和优秀民歌作为教学素材，也可以根据学前儿童成长特点和幼儿园需要，订制或编写合适的教材，让学生多接触幼儿园歌唱教学内容，使教材更具可学性和实用化，发挥好教材帮助学生练习声乐的辅助功能。
二、突出“联”字，在推进校企合作上求创新
针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与学生实际应用存在学用脱节、课堂所学无法有效指导入园实际工作等问题。要进一步转变教学模式，拓宽学生实践教学渠道，通过社会化运作模式，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组织学生入园开展实际工作，采取边学边做、以做促学、以做验学的方式，促进“学”与“用”的有机结合，实现声乐理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要采取高职院校附属幼儿园、联合办学、合作建立实训基地等途径，建设一批适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训练声乐技能的实践场所，搭建好技能训练平台。同时，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深入幼儿园，进行听课、看课、教学研讨和模拟授课等活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带领学生到幼儿园观摩主题特色课程和日常歌唱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学前儿童音乐教学等方面技能，有效检验课堂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的学前儿童音乐教学方法，提高实际工作能力，让学生从声乐专业角度深刻理解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的价值，自觉运用所学理论指导实际工作。
三、突出“练”字，在强化学生技能上求提升
实践出真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要强化学生的日常声乐技能训练，必须紧密结合学前儿童的教学和活动，在实际应用上下功夫，使学生的学习路径由“教”向“学”转变，由“接受知识”向“解决问题”转变。一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联合幼儿园定期开展声乐练习实践活动，由学生组织学前儿童编排和演练活动，设计一些小合唱、表演唱、独唱、二重唱等节目，学生也可以进行范唱和展示，不断提高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二是加强学生日常声乐技能训练，建立和完善专业技能考核体系，将学生声乐实践技能纳入考核内容，每学期定期举办专业技能竞赛、声乐汇报演出，着力打造一批声乐技能训练的精品活动和品牌活动。建立和完善竞赛的组织和考核制度，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声乐专业技能竞赛的常态化、综合化和制度化，通过竞赛活动的互相比学，为学生搭建学促交流平台，不断提高学生艺术技能整体水平。三是注重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组织和指导学生参与幼儿歌曲、音乐节目的创作、编排和演练，开展相应的展演活动，切实提高专业学生的综合技能和专业本领。
四、突出“优”字，在优化教师配置上求实效
第9篇
1．名誉感的驱使名誉感对群体成员思维的影响其实是一种社会比较心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人们总是希望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展示自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批评或质疑，在名誉感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稍稍朝着占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对于自己存有异议的观点保持克制，对于多数派的意见，表示更多的支持。对名誉感的过度追求势必会造成极端主义，因为这样使得群体内的分歧和异议被变相的压制，表达不同意见将被视为是不忠诚的表现，人们受到对自己名誉的某种担忧的驱使，也许就不会由于信息和有说服力的论点而改变立场，更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群体的偏见和偏见的严重程度。
2．辩论中的“舌战优势”桑斯坦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中，持某个观点的人会比持对立观点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比如，在涉及到罚款的情况下，主张做出较高金额罚款的人们比主张做出较低金额罚款的人们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双方的讨论结果也往往趋向于更高的罚金。拥有“舌战优势”的一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惩罚性措施中，对于错误行为的惩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免于处罚甚至从轻处罚都可能会触犯众怒，使自己处于道德上被动的位置。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经常在不经意间可能将问题的性质严重夸大，导致在论战中的双方向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迅速偏移，群体最终走向极端。
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3．注重观点的多样性与平衡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成为一种起保护作用的力量，制度如果允许各派之间发出不同的意见，常常能够促进讨论与周密的考虑，起到制约多数人的过度行为的作用。在校园讨论中，通过培育多样性的观点可以有效实现某些冲突之间的平衡，而在缺乏一些不同声音质疑的环境下，年少轻狂的大学生们很容易沦为某种狂热情绪的受害者，沉湎于同质信息所构成的回音室之中，任由自己的错误倾向毫无节制的向极端化发展。因此，高校管理者应当注重培育校园中各种意见和观点的多样性，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针对校园讨论中每一种似乎占据绝对优势的观点，总能够找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分歧的意见，以防止这种观点变得偏激。
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硕，刘晗．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看资本主义发轫于西方的精神动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9－41．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第11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语言学习；内化；多元能力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将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学习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简称SCT），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语和内部言语（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论。
2.SCT的学习观
与其他二语习得理论以关注语言本身（如语法、词汇等）不同，社会文化理论更多关注个体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环境，研究人类借助语言这一学习中介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认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以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赵磊等，2011），认为学习者习得语言与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员的帮助下完全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学习都应该先是社会的，再个人的；先是心智间的，再是心智内的。
3.SCT的语言学习观
3.1语言是认知活动的中介
SCT认为人脑的认知活动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中介与世界相互联系，中介可以是具体实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类创作的符号等，如音乐、艺术等（Lantolf,2000,p.80）。显然语言是中介，而且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产生的最重要中介。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语言主要是预先准备好的信息和意义来回传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语言学习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调节的
语言学习是在支架的调节中形成的，即学习是通过个体间协同活动的对话交流或能力较高者（如专家或教师等）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由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大量的指导性、协商性活动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潜能，填鸭式而非主动性的输入只会让学习者受到更多的挫败感。
3.3语言学习是需要内化的
学习者是自己学习环境中的积极建构者，他们通过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或他人调节(other-regulation)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从而成功解决问题、理解知识，最终实现学习（Vygotsky，1978）。当语言学习由社会转向个体时，学习者经常用语言调节内在思想，对自己说话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参与，从心智间的学习转为心智内的学习，实现内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成自言自语（privatespeech），内部语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将内化时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丰富的机会来重复和练习新的语言项、假设测试操纵语言表演时的目标结构和使用前自我重复练习互动中的基本句式。所有这些与自主观点和新知识程序化相关。内化不是简单的输入，而是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认知架构或知识体系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内化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一个渐进的改造；内化不是线性地发展，而是波动的或螺旋式的升华；内化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反复的提高。
3.4语言学习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SCT所支持的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强调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以此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通过让学习者思考和交流来发展对个人经验、社会不平等条件和现有知识的批判性理解，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语言学习不是将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识填入大脑中，而是以问题形式来展示知识，以鼓励学习者定义现实生活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并详细说明他们的所见。
3.5语言学习应与其他多元能力相结合
首先是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特别是与那些更熟练的参与者的实践交流能力是实现语言发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显指导能力。该能力可以帮助学习者提供机会关注、训练，最后掌握顺利实现交际活动所需要的语言和其他相关规则。例如，向他人述说事件过程不仅需要知道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词汇等，还要明白如何组织事件和观点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选用可理解的话语，还要了解足够的社交技巧以获得他人关注、接话茬、选用合适的行为方式和避免成为话题的终结者。外显指导能力能帮助学习者发现并掌握这些规则，也能帮助学习者为描述交际功能和形式的情境关系而发展元语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学习者旁观活动并批判性分析、识别活动中的多样和复杂的观点，以理解他们所在的情景，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会用已有认知对社会与文化情境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进学习者拥有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观。第四是合作能力。学习首先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先是个体间的活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学习者要相互依赖、共同分担、相对独立地进行有意的互动才能实现有效的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这是有意义学习的基础（Hall,2005,p.98）。
结语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最终目标不是语言与文化本身，而是通过合作、协同活动中语言和文化的认识，发展学习者的多元能力，实现学习者理解与文化相关联的语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对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外语学习观做了简要阐述，本文的后续研究应是将其与我国外语学习与教学相结合，创出适合我国外语课堂的学习与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5]Vygotsky,L.S.(1978)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第12篇
健美操教学社会化可以这样定义:是指教师通过各种健美操教学形式使学生努力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健美操教学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包括:(1)健美操教学作为一种手段,采用有组织的、运动的教学活动,传授生活技能,锻炼学生身体及心理,提高运动能力,提高社会实践能力,使人们的生活能力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迅速得到提高。(2)健美操教学以集体形式进行教学,培养团队观念,培养合作精神,养成遵守规范习惯,发展人际关系,同时在合作中培养社会角色。(3)激发学生对健美操的热爱,建立终身体育价值观念。
2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存在问题
健美操是高职院校的一门必修课,它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传统健美操教学中,老师都倾向于学生技能方面的发展,上课只要是学健美操套路,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健身兴趣,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产生脱节现象。对于上述出现的问题,将社会化教学引入到健美操教学中无疑会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健美操教学社会化就是将健美操教学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将社会需要的能力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将传统的说教式教学转变为学生参与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地位。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课堂教学认识不到位,体育校内外的体育活动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明确,很多认为体育只是在教学课堂和学校内进行的,对课堂外和学校外的教学缺乏必要的认识,健美操亦是如此。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与社会体育联系不够紧密,学生学到的技能及体育理论知识不能得到实际的应用,无法激发学生的健身积极性。
3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的社会化路径
3.1路径一:在教学中终身体育教育思想的培养
目前,高职院校终身体育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课程设置不合理、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等,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体育老师及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淡薄。在高职院校体育教育中,只重视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忽视了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各兴趣、体育意识以及锻炼能力的培养,很多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往往抱着敷衍和应付的态度,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比较淡薄。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终身体育教育思想。为了适应体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必须要转变教学模式,要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贯彻终身体育思想,帮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加大终身体育教育的宣传力度。同时还要增强大学生自主锻炼、自主学习的意识,进一步锻炼他们的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将近期的教学目标与远期的终身体育目标相结合,使高职院校成为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终身锻炼习惯的主要场所。
3.2路径二: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所体现的程序性知识和基本能力,它是由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和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构成的能力体系。一般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是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包括社会认识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大学生从事专业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首先要利用网络的各种平台,通过微课等视频的拍摄,让学生根据视频进行课前的学习、课后的复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目前,“微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熟知。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进行高职院校微课比赛,也有极小部分高职院校体育老师参与到微课比赛中。但是在极少数的参加微课比赛的高职院校体育老师中,很少将微课用于学生,就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微课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所以要积极鼓励广大健美操老师进行微课制作,并用于教学。在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手机、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自评、互评,通过现代工具进行交往教学,以此来提高学生交往能力。有专家曾经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很多采用讨论、辩论的方法进行教学,而中国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教学方法。很明显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存在很大差异,教学效果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笔者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健美操老师大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方式在上课,老师先教动作,然后学生自己练习,有些老师安排分组练习,但是并没有在思想上对“交往”的引导。笔者认为,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情感交流需要,他们需要友谊、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现在95后又非常具有个性,“惟我独尊”、因此,老师必须要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可以肯定的说,西方国家的教学方式更应该提倡,对促进学生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高职院校的健美操教学中要提倡交往教学。交往教学是在遵循主动性、激励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原则之下,主要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实现的。团队合作学习的主要方式由团队内讨论、相互评价、相互激励、互帮互学等。团队之间也可以互动交流,如互查、竞赛等,实现成果互享。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交往教学,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如促进学生的社会竞争意识、团队意识,促进学生情商的发展,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等等,最终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
3.3路径三:建立健美操教学的社会课堂,推进健美操教学的社会化发展
第13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写作教学;角色转变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促使人们站在更具创新理念的角度来思考第二语言的习得。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加充满了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教学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转变理念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深入应用和广泛普及，该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的方面，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下面笔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围绕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多角色转变进行展开讨论，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的效用和发生的角色转变。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者维果茨基提出的，其认为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二语习得行为的创新化发展。应用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其推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主体角色的转变，在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社会文化理论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可以被看作为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完成教学行为，同时在文化理念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互换，改变教学方式，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1］。在社会文化理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分支组成:第一，教学对象。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第二，教学内容。围绕英语知识的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展开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综合化的写作视角进行高效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第三，教学环境。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来的整体环境极具开放性、平等性与和谐性的氛围，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该种教学模式的真实概念，正是由于极具开放化与自由化概念的整体教学环境，使得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展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实践性。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特点
第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学生。由于在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而教学内容也是由教学者层层“下发”给学生。从教学的互动性来看，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单方向的互动。然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的主体是学生，其更加突出了学生在写作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与教师的互动性和沟通程度。而教师被定位为写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教学活动的纪律、节奏、覆盖面积等，更多的是教师服务于学生，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写作教学与学习氛围。第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更具个性化特点。这种个性化的特点主要展现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式。学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学习理念，并以该理论下营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为基础，在信息量更大、与外界接触更多并且与教师、与同学互动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对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的学习。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倾向、学习特点来选择极为个性化的英语写作学习内容，使作为活动主体的学生更加充满了主动性意味。所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具备了个性化的特点，也满足了现代化英语写作教学理念的个性化需求［2］。第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开放性学习平台理念为基础，而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实施教学行为。在语言、文化交流形式为基础的开放性平台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或者开展多种类型的英语课后辅导活动以及课余时间的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等。这样能够使学生在随时随地的状态下完成对英语写作的学习，多角度的英语写作教学方式也更是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第四，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突出了听、说环节。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带动中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多方面培养。其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语听、说环节，以此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相比，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哑巴”英语教学，利用更为先进和即时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表达水平。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环节和“英语角”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英语环境中，以此来利用开放性的心理沟通与互动平台积极推动学生进行英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学习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学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中。所谓教学管理，是针对教学活动的一项全面管理活动，其是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集合了教务部门、教师和在线管理系统等环节而组成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将教学管理纳入其中，并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融合了规范的教学管理行为，使整体教学工作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完善英语写作教学平台，为良好的教学内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教师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尽管建立在开放性极强的社会交流平台基础上，也需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为学生带来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信息。所以说，教师在该理念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师进行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信息过于繁杂，信息良莠不齐，那么针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抉择便非常重要。教师便发挥了对信息的有效筛选的角色职能，挑选出对学生有益、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相关学习信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信息分配与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信息资料，以此来为后续的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教学内容安排者
课堂教学内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安排与规划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体和极具层次感的教学计划。这样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节奏，与开放性环境实现科学融合，从而提高英语写作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有步骤、有规划地完成系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立足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明确教学行为的直接目标，以此在更具条理性、导向性的环境中完成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信息输出和教学工作［3］。
3.课堂引导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集合了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学方式二者的优秀之处，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系统。那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的创新教学氛围中，会由于信息过于繁多，不仅具备积极的、有益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料，同时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相关信息。然而学生无法在自主抉择的状态下完成独立的英语写作学习活动时，教师便需要发挥写作课堂的引导性作用，作为英语写作课堂的引导者带领学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本身作为教学计划的实施者，在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对学生的引导性职能，立足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从而推动学生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学习英语写作并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教学管理者
建立在开放性教学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头脑空间”自由和学习自主选择性。教师作为更加直观的教学行为管理者，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可以根据自身的英语喜好和英语兴趣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英语写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开放和自由的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课堂管理的难度。因此，教师要良好把握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思想，正确发挥对英语习作课堂的管理职能，作为课堂的教学管理者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语写作课堂模式和学习习惯，以此来带动学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学习行为，同时也带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4］。
5.学生培育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为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沟通性程度，主张学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获取，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行为。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培育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应该发挥学习培育者的效用，实现自身教学角色的完整发挥，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和学习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语写作课堂知识输出与输入的效率。
四、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多角色转变
1.由知识灌输者转换为学习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定位与扮演的角色同传统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针对教师角色在传授英语知识的目的来说，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定位更为倾向于作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行为的引导者，而不是传统教学行为中的英语知识灌输者。为了充分实现我国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领路人”，需要积极锻炼学生独立选择英语写作学习导航的能力，引导学生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的学习板块［5］。2.由教材执行者转换为教育研究者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具备更为高素养和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从而由英语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英语教育的研究者，发挥教师的真正存在价值。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学生在积极丰富自身学习行为的同时，教师更要实现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转变。社会文化理念构建出更加开放的学习平台，其赋予了教师更加广阔的教学心得交流窗口，教师可以把握英语写作教学信息的多样性，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积极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英语写作学习方式的见解互动。以此来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材硬性执行者。
3.由教学管理者转换为学习促进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了教学管理环节的积极效用，然而很多情况下会过于重视教学管理的死板规定和强制性。这样就会导致英语写作的教学课堂失去了本真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营造更为欢快和自由的英语写作教学氛围。因此，当下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前进性”原则，向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角色发展。所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要求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与互动的教学行为，将各个学习目标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轻松化，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写作的乐趣，促进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体现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的促进职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转换为情感支持者
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播英语知识的教学者，也承担了学生思想品德、个人行为的管理者。为了使教师角色的定位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转变，即由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实现心灵沟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转变。以此来更好地保持师生关系，营造充满爱和关怀的师生相处氛围，为构建科学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14篇
〔关键词〕学位论文；社会化编目；联合编目；外包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6．009
〔中图分类号〕G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6－0036－03
1 问题的提出
500年前，哥伦布通过航海旅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世界已经变平了！个人电脑、光缆和工作流程软件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都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平等。［1］”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表明“轴心时代”的文化演进模式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人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彼此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世界变平的诸因素中，上传、外包、内包、离岸经营、工作流软件、供应链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人能够回避“平坦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适应这种改变，我们就会被这种改变所淘汰。
“平坦的世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要通过合作才能完成，无论是单位内部的合作还是单位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团体的合作还是个人的合作。本文拟就学位论文的社会化编目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情报机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学位论文的数量与日俱增［2］。如何在有限的人力条件下更好地发挥这批宝贵文献资源的情报价值，借鉴普通图书等编目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社会化编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 编目社会化的缘起和形式
笔者以为，在管理层面编目社会化起源于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英美等国政府开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西方各国战后采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全面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政策失效，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许多管理学者看到私营部门的管理精神、创新意识是卓有成效的，并将之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中来，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节省成本［3］。
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领域和现代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社会化浪潮的前沿，图书馆业务外包应运而生。业务外包是源于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势的专业化资源，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目的［4］。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业务外包被引入我国图书馆界，一开始主要在高校图书馆应用，其中编目外包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成效较显著的一种。编目外包就是图书馆参照企业外包模式，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通过签约的方式，将编目业务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专业化的编目机构或服务公司代为处理，以克服人员不足、降低运营成本、强化核心业务。
而编目社会化的另一主要形式则是联合编目的出现。在卡片目录时代，图书馆通过集中编目或者合作编目实现批量的数据制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部分文献信息机构在技术上已由手工编目成功过渡到计算机编目。同时网络的发展又使得数据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分散式个体编目转变为集中式联合编目，各种书目数据中心蓬勃发展，书目数据制作社会化已成为明显之势，这种趋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内的重复劳动，使系统内书目数据能充分共享［5］。
3 学位论文编目的现状
为充分了解学位论文授予机构的编目现状，笔者相继对34家高校进行了调研。从结果来看，高校基本上是从1981－1985年开始系统收藏学位论文的。2000年以前，由于学位论文数量不多，只有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对学位论文进行了系统编目，大多数高校未正式开展学位论文编目，只是按年代简单分学科上架排列，提供本校读者使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2000年后，这些高校陆续开始了对电子版学位论文的收藏，并相继推出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进而建立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才开始采用计算机对学位论文进行编目。
在调研的34家高校中，使用MARC格式进行编目的有15家，其余都是通过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自动生成DC数据提供检索服务。使用MARC编目的高校虽然采用的是CNMARC格式，但是编目标准、详细格式、繁简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分类、主题标引大多由学生个人完成，由关键词替代主题标引，标准化、专指性、一致性尚需进一步完善。但因学位论文较普通图书在著录信息源的选取和著录信息的识别上有着较高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学位授予机构普遍规定了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对诸如题名、作者、导师、学院、专业、学位、研究方向、摘要等的文本皆有统一规定，编目员在著录时不会像面对五花八门的普通图书信息源那样出现因主观判断而导致的著录差异，故学位论文编目要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较图书资源容易，只要制定统一的编目细则即可。
总的来看，学位论文提交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学位论文编目提供了便利，DC数据与MARC数据的互转换可以方便实现学位论文部分数据的自动生成，从而为学位论文的编目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15篇
（一）工学结合的办学理念日趋深入
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得到重视,高等职业院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推行工学结合，在发展中树立自己的品牌，涌现了一批成功典范。如：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合作，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其特色为校企双方签订用人及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利用校企双方的教育资源，共同实施人才培养；企业参与人才质量评估；企业按照协议约定，落实学生就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工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学生一、三、六学期在企业实习、实训和毕业设计，企业给学生讲授实践课程，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模式中的“学”，包涵了学校的理论技术学习和企业的实践课程学习；“工”指学生在企业顶岗工作中，完全就是企业的员工，企业付给学生相应的劳动报酬。还有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院的“2+1”人才培养模式；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实训—科研—就业”人才培养模式等等。
（二）模块化教学的实践意义
“高等职业教育模块化教学是以工作过程为主，进行教学分析与教学设计，形成相应的教学模块，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手段，以技能训练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模块化教学法是从感受、认知、分析、把握、训练、实践等几个环节调动学生的思维主动性、创新性和实践能力，具有灵活性、针对性、现实性、经济性的特点”。高职教育模块化教学不仅强调知识的传授，更着眼于知识的应用。通过模块化教学设计，使教学有讲有学，循序渐进，使学生将所学的内容及时与专业实践联系起来，边学边练，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更加牢固，学生的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普遍提高，真正实现了专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模块化教学的推广和应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促进高职学生操作技能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培养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
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设计
《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推动产学研战略联盟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全面推动会计人才培养。为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加强实践经验，并兼顾职业道德与专业实用技能的教育，使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实施结果真正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
（一）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模式定位
财务会计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也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如财务管理、企业纳税会计、证券投资实务等课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通过财务会计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助理会计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在财务会计课程教学中，遵从“工学结合、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育理念，针对财务会计行业的人才需求，收集与整理相关资料，基于工作过程对该课程进行模块设计，“即根据职业工作内容，分析典型职业工作任务，确定行动领域并转化为学习领域、学习情境，再明确具体的学习任务”，突出“实践性、应用性”的技能教学特点，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设计主要体现在：“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四个层面”。“一个主题”是以学生的发展，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思考为主题。在设计财务会计核心能力方面，重点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本领，变专才教育为通才教育，专才仅仅学会某一课程技能，但社会的发展需要学生有更广博的知识和技能去处理层出不穷的问题；通才是从多个角度去看问题，强调掌握根本性、启发性的知识与方法和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养成终生受用的思考方法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和职业的不断变化。“一条主线”是由以“传授知识”转变为“传授学习方法”和“增强学生职业素质和岗位技能”。在设计财务会计职业素质方面，体现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敬业精神、沟通能力、吃苦耐劳以及团队精神；以“任务驱动”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适应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的快速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需要，才能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四个层面”是按照财务会计认知、基本技能操作、专项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等实践教学和工学结合思想进行设计的，突出实践教学在财务会计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作用，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实践教学内容，体现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
1.财务会计认知。
根据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市场、行业需求调研，由校企合作单位与来自企业的会计专家共同讨论，以会计工作岗位职责、任务、工作流程分析为依据，开展职业岗位分析。针对《财务会计》课程“，将理论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知识点，然后对这些知识点进行重新整合”，按照岗位目标要求，确立了往来账结算岗位、财务核算岗位、投融资管理岗位、纳税筹划岗位等教学模块。
2.基本技能操作训练。
在融教、学、练为一体的虚拟会计仿真实训中心，利用配置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财务软件、数据库等，建立一套仿真会计工作流程，按照岗位目标要求，完成财务会计课程中往来账结算岗位、财务核算岗位、投融资管理岗位、纳税筹划岗位等教学模块的实训，培养学生仿真软件的使用与会计虚拟实训的能力。
3.专项技能训练。
在学习完财务会计相关模块后，组织一次集中性的校内模拟实习，即校内综合实训，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完成岗位基本技能的训练。①模拟岗位实习。在这种模式之下，选择的会计主体最好是真实的企业、事业单位，设计的内容既可单一也可综合。具体包括：制度设计；会计核算方法、流程的设计，凭证、账簿资料的设计；会计核算岗位及分工的设计；融资、投资方案的设计；税收筹划设计等。明确经营活动的来龙去脉及岗位的职责和工作内容，有利于对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以及财务工作的理解。不同成员处于不同的岗位，承担一项或若干项不同的工作，并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直至每个学生都能独立完成一整套账务处理。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缩短职业训练的磨合期，从而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提高就业竞争力奠定基础；②手工模拟与会计电算化实习相结合。要求学生既能手工操作，又能运用计算机进行凭证处理、账簿管理、个人往来款管理、部门项目核算管理等。从填制凭证到编制会计报表一整套会计核算、账务处理的操作，实现企业日常财务工作和会计报表及会计电算化管理。通过对多个会计主体的会计核算进行设计、评审、讨论、实施，可将学生所学理论知识深化、提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岗位综合能力。
4.顶岗实习。
加强校企合作，加强财务会计工作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实行“工学交替”。校内财务会计实训中心无法满足培养学生吃苦、敬业、诚实守信、合作忍耐等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需求。而素质导向的教学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借助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实训平台，通过真实设备、真实业务、真实客户业务流程训练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综合会计职业能力。聘请企业经验丰富的会计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参与实习指导等教学工作；在财务会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同时财务会计教师为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提供咨询、技术服务和职工培训。
（二）改进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方式
在进行财务会计各模块教学时，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应用案例讨论法、情境设计法、角色扮演法、沙盘模拟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技能竞赛等流程结合工作任务进行训练。
1.案例教学法。
在财务会计教学中，案例教学应作为重要的教学手段，通过设计案例—布置任务—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评价归纳的思路，使学生在辩论和教师指导中真正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提升财务会计岗位所需的职业素质和自身的职业能力。
2.情景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将言、行、情境融为一体，有较强的直观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学生仿佛置身其境。情境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具体到财务会计教学中，教师可设计一个虚拟的会计主体，通过模拟该会计主体的日常业务，设置相关会计岗位，将学生分工，通过对各种会计岗位角色的扮演，熟悉所学知识，从而获取直接知识和职业关键能力，为提升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打下基础。
3.沙盘教学法。
学生在校园环境中，缺乏通过实践来应用理论知识，所学的各科知识都被割裂开来，很难理解财务会计工作的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的关联性。学生仅通过教师的描述很难想象财务会计工作环境，学生的思维仅局限于自己想象的空间，与现实情景差别较大，不利于从本质上理解财务会计课程。沙盘教学法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可弥补课堂教学中，无法大量深入进行案例讨论的限制，使课堂教学得到延伸。学生通过接触和了解仿真企业经济环境，能够意识到实际财务会计工作中所需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便可有的放矢，积极主动地训练自己欠缺的能力。
(三)构建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考核评价体系
为检验财务会计模块教学的实际效果，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必须打破以往单一的知识考核方式，以财务会计教学过程考核为主，着重考核学生掌握的基本技能，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财务会计》课程考核体系由理论考核、实践考核、职业资格证书考核三部分组成。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考核，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全面融入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内涵，如学生学完经济法基础课程后，结合财务会计课程可参加助理会计师的考试。课程的考核应是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的有机结合，考核应在理论知识测试的基础上，加大实际操作能力测试的比重，淡化期末考试，建立多样化评价方式，其中平时出勤、工作态度占20%，实际操作能力占30%，职业素质、团队协作精神占20%，理论考试占30%。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职业道德，又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传统的“重理论变为重实践”、“重结果变为重过程”，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对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这样有助于学生的职业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做好准备。财务会计课程的宗旨是让学生掌握本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块和能力训练项目的操作流程，课程内容的设计突出“四性”：理论性、实务性、时效性、综合性，因需施教，适度、够用、简略、易懂，讲究实效，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的思考
根据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思路，以及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企业财务会计岗位的需求和毕业生的反馈信息来看，财务会计急需反映企业现设岗位和实操能力为主要的模块化学习内容。从高职学生的知识结构、接受能力与未来财务会计工作岗位需求出发，突出基础理论知识够用、应用和实践技能加强的特色，从财务会计的行业知识、能力及素质要求的角度进行模块化设计。
（一）教师的重新定位
“从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型发展中，越往深处越艰难，改革最难的是课程体系，转变最痛苦的是教师。财务会计课程模块化教学法促使教师和学生之间活动的互动性，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教师的教学活动完全服务于学生，教师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教会学生学习方法，以身边事例，以浅显化、通俗化方式讲授；将财务会计实际工作过程展示给学生。在逐步熟悉、掌握相关操作程序和工作任务的同时，让学生主动参与教与学；避免只学不练，只听不练；注重激发学生的自主需求和学习动机，主动控制和调整学习过程；克服传统教学方法中只注重教师讲授，学生听课，单项信息传递的教学方法。财务会计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的情感态度，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变“一言堂”为“群言堂”；运用、消化、巩固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教师应提升财务会计课程教学中的艺术性、机智性、创新性，基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教学理念。
（二）柔性教育的新理念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加快、职业变换频繁，对财务会计教学中提出了柔性教育的新理念，柔性教育的直接功效就是培养了学生的可转移技能。一是要教给学生必要的柔性技能，以提高其未来适应性；二是增加学校自身的柔性，以抵御知识更新和职业岗位变化对学校的冲击。注重能力和技能教学；强调以应用型为基础的经验性教育；采用个体化学习方式，让学生对自我发展负责；以实践能力为导向；以个人、社会及职业技术教育，构建新的学生评价标准；实行终身学习。
（三）双师队伍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