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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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第2篇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合作是以江河为纽带和轴心，通过区域内水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与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具有开放性的经济区域。[1]虽然流域经济不同于以行政区为划分标准的区域经济，但是，以流域作为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域经济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生长点，河流两岸是各行政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例如，我国历史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河流都是流域经济的纽带，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在流域区，流域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第3篇
一、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与主要形式
（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就有自发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快，农业难以单独应付市场行情，于是相继组建了一批专业市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联合体、经营大户牵头联办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由企业或技术服务单位牵头的产供销服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涌现出专门从事农副产品营销专业户或经纪人，这些组织虽名称各异、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组织层次有高有低，但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缓解产销矛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
（二）主要形式
据调查，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生产协会（学会），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三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专业生产协会主要是挂靠科技、农业、林牧等部门，依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一般围绕某个集中产品，开展技术和经营，内部比较松散，一般不具实质性。如清苑县蔬菜协会，挂靠清苑县农业局；清苑县回鱼加工协会，挂靠在清苑县林牧渔业局，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集资、会员交一定的会费和从销售额提取费用等三个方面。
2、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服务，为农民自愿投资入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组织。一般实体性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多数具有产供销全过程服务的功能，是目前农业中介经济服务组织中层次最高的合作组织。
3、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虽不具备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含意，但要经营加工的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某项产品，因而发挥着集聚吸纳农产品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巨大效应。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预付订金或提供种申彩虹刘巧茹汤红娜子，交货时实行货款两清。
二、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一个好的协会往往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协会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等不确定性，领导历来重视协会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清苑县2005年实施了强龙行动计划，该计划中重点培植了一批农业经济合作协会和龙头企业，例如以合利的丰裕糖业公司为龙头的粮食协会，以宁富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协会和以海马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业协会等。
2、部门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的好的协会一般都有县级部门的挂靠，比如清苑县农业资源开发局扶持的清苑县加工蔬菜协会，已经突显其协会作用，会员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在县级部门中，农业局、林牧渔业局、农工办等单位都帮扶了不少协会。
（二）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结果看，各类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组织程度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各项制度不健全，服务领域不广，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经济运作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力差；内部管理松散，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会的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更新太慢，很多农业合作组织都是近年来才成立的，一般规模不大，很难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协会，主要是因为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导致效益上不去，难以吸引新的会员。
2、内部管理不严。外部环境不好有些农业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章程不明确，规模较小，组织松散。主要表现在不照章程办事，理事会、监事会活动不正常，组织经济实力不强，只收取一定的会员费，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吸引力不大。
社员的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市场行情好，不管合作组织订合同与否都往外销，市场行情不好，就找经济合作组织，致使运行困难。加之外部环境不宽松，主要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协调，事情就很难办到，这也制约了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
3、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中介经济合作组织，一但遇到经济纠纷时，不善于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等方面，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具体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台法律法规，农村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也未明确注册登记的部门，法人主体不明确，这不利于有序竞争和发展。超级秘书网
三、对发展中介组织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积极的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用地优惠政策，项目优先政策。同时，每年要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中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补贴及必要的仪器、办公设备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资力度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苑县的农业产业基础非常好，同时有了协会的指导，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清苑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在省内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协会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
1、建立规范的组织章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2、建立风险调节机制合作经济组织在产、购、运、销和加工经营中应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储备资金，以保证服务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