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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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第2篇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合作是以江河为纽带和轴心，通过区域内水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与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具有开放性的经济区域。[1]虽然流域经济不同于以行政区为划分标准的区域经济，但是，以流域作为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域经济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生长点，河流两岸是各行政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例如，我国历史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河流都是流域经济的纽带，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在流域区，流域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第3篇

一、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与主要形式

（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就有自发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快，农业难以单独应付市场行情，于是相继组建了一批专业市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联合体、经营大户牵头联办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由企业或技术服务单位牵头的产供销服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涌现出专门从事农副产品营销专业户或经纪人，这些组织虽名称各异、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组织层次有高有低，但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缓解产销矛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

（二）主要形式

据调查，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生产协会（学会），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三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专业生产协会主要是挂靠科技、农业、林牧等部门，依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一般围绕某个集中产品，开展技术和经营，内部比较松散，一般不具实质性。如清苑县蔬菜协会，挂靠清苑县农业局；清苑县回鱼加工协会，挂靠在清苑县林牧渔业局，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集资、会员交一定的会费和从销售额提取费用等三个方面。

2、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服务，为农民自愿投资入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组织。一般实体性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多数具有产供销全过程服务的功能，是目前农业中介经济服务组织中层次最高的合作组织。

3、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虽不具备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含意，但要经营加工的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某项产品，因而发挥着集聚吸纳农产品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巨大效应。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预付订金或提供种申彩虹刘巧茹汤红娜子，交货时实行货款两清。

二、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一个好的协会往往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协会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等不确定性，领导历来重视协会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清苑县2005年实施了强龙行动计划，该计划中重点培植了一批农业经济合作协会和龙头企业，例如以合利的丰裕糖业公司为龙头的粮食协会，以宁富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协会和以海马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业协会等。

2、部门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的好的协会一般都有县级部门的挂靠，比如清苑县农业资源开发局扶持的清苑县加工蔬菜协会，已经突显其协会作用，会员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在县级部门中，农业局、林牧渔业局、农工办等单位都帮扶了不少协会。

（二）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结果看，各类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组织程度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各项制度不健全，服务领域不广，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经济运作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力差；内部管理松散，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会的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更新太慢，很多农业合作组织都是近年来才成立的，一般规模不大，很难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协会，主要是因为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导致效益上不去，难以吸引新的会员。

2、内部管理不严。外部环境不好有些农业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章程不明确，规模较小，组织松散。主要表现在不照章程办事，理事会、监事会活动不正常，组织经济实力不强，只收取一定的会员费，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吸引力不大。

社员的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市场行情好，不管合作组织订合同与否都往外销，市场行情不好，就找经济合作组织，致使运行困难。加之外部环境不宽松，主要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协调，事情就很难办到，这也制约了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

3、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中介经济合作组织，一但遇到经济纠纷时，不善于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等方面，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具体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台法律法规，农村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也未明确注册登记的部门，法人主体不明确，这不利于有序竞争和发展。超级秘书网

三、对发展中介组织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积极的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用地优惠政策，项目优先政策。同时，每年要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中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补贴及必要的仪器、办公设备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资力度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苑县的农业产业基础非常好，同时有了协会的指导，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清苑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在省内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协会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

1、建立规范的组织章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2、建立风险调节机制合作经济组织在产、购、运、销和加工经营中应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储备资金，以保证服务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4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第5篇

1、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不够稳定，结构过于单一。一方面表现在市场不够稳定，1998年新签合同额11773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落后于1997年的增长幅度6.8个百分点，呈放慢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结构单一，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北非等地区，效益普遍不高，而发达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由于技术要求较高，其市场难以打入。

2、投资管理不力，效益不够理想。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有些公司随意投资，到处撒钱，变成以多种经营为主，主业为辅的局面。由于多头投资，资金分散，而且投资可行性研究不够，致使大量资金沉淀，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甚至投资都难于收回。境外投资缺乏制约，管理混乱，也是效益不好的一个原因。个别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了巨额亏损。近几年，外经企业营业额每年递增都在10%以上，而当年利润增长幅度都大大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甚至是负增长。外经企业1997年同1996年相比，资金投入增长了40%，但同期利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重规模、重速度、轻效益、轻管理的思想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的外经企业由于一味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考虑自己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多头投资，造成资金愈发紧张和管理上的失控，导致发生项目巨额亏损。

3、资金问题制约着外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当今国际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主条件越来越苛刻，带资承包项目非常普遍，能为业主解决项目资金往往成为夺标的关键。目前外经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达近73%.由于资金匮乏，导致外经企业不得不放弃许多很好的项目。外经企业资金紧张，从自身因素来分析，那就是有的企业内部资金调度不合理，占用不合理，导致资金周转缓慢，甚至呆滞。

4、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效益的好坏是企业业务部门的事，与财务部门无关，财务部门只负责记帐算帐，这种思想导致了重业务轻财务轻管理。个别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一些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核算不实，成本费用控制不严，资金周转慢，资产流失严重。

5、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待提高。一般而言，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中，对外承包工程等业务体力劳动的成分较大，因此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而设计咨询业务脑力劳动成分较大，需要的知识水平较高、科技含量相对较高。1998年我国科技含量较低的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所占比重最大，均占到76%以上，说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尚处于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今后外经企业发展的方向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不仅肯定了外经企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后外经企业发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上述出现的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努力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1、稳定老市场，努力开拓新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早在9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就提出市场多元化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种种原因，市场多元化战略落实尚不够到位，收效也不大。市场问题是对外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对外经济合作首先必须巩固住已占有的亚洲、非洲市场，没有巩固就谈不上发展；其次，国家要大力支持新市场的开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和深度拓展美欧日等市场。

同时，国家可以给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优惠的财税政策、建立市场开发风险基金或帮助培训市场开发人员等措施，加速实现市场多元化。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对外经济合作企业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方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重点是要抓好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也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一方面，财务管理活动涉及到企业的供、产、销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可以为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准确完整的基础资料。其次，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最终都要反映到财务成果上来。特别是财务成果体现的数字和情况更具有权威性，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是硬碰硬的。由于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抓好内部财务管理，就能带动企业的全面科学管理。

加快实现“两个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从成立起，一直享受优惠的政策，从“九五”开始，为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国家将进一步清理优惠政策，特别是清理减免税优惠，这将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企业自身的困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具迫切性。解决企业困难问题，主要靠企业眼睛向内，坚决反对乱铺摊子，在资金投入时要做好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分析，要特别注意强化企业的投资管理，有效控制企业的投资总量，严格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审批制度，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拓展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企业资金来源无非有两种，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对于自有资金，只有企业加强管理和运营，利润增加了，才能增加自有资金的数量；借入资金对于企业更具重要意义，首先要充分利用开素发展的资本市场，其次应建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充分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

资金的筹集是基础，而资金的管理是根本。加强资金管理，一要牢固树立资金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的观念，企业领导要重视财务管理工作，要支持财会人员的工作；二要建立起适合外经企业经营特点的资金运行管理机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集团公司应积极筹划设立财务公司，不具备成立财务公司条件的众多外经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设立企业内部结算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通过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合理调度，加强对企业的重点业务、重点项目的投入，使最少的投入资金获取最大的收益；三要加强对投资的监督、制约。外经企业要建立起投资制约机制，坚持重大项目立项由集体审议，并加强项目立项后各环节的有效管理，使投资项目安全有效。

4、加强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任何一项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人。人员素质低下，一方面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国向技术含量高的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

第6篇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 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 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

第7篇

1.1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多样、分布广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随之拥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组织模式杜洋、分布广泛的特点特逐渐凸显出来。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多达15万个，其领域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运输业、加工业以及销售服务行业等。这种全方面的发展模式对农村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合作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尚未成熟，运行模式也没有得以最终确定，并且在资源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1.2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农村合作经济在建设初期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1）有利于形成规模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农村合作经济主要是以农村当地的特产为主要的经营产品，将农村内部经济串联成一条有序的经济生产链条，逐渐的扩大经营范围，形成规模化经营模式，对农村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与传统的农村经济经营模式相比，更加系统化、一体化，对农村经济起到整体的带动效果，从而也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市场竞争力。（2）带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逐步形成，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科学化的整合和调整，对农户的生产动力以及劳作热情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公司+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使得农户亲身投入到农产品加工、生产、规模化经营体系中去，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有较大的帮助。（3）降低了经济发展成本，实现了自由民主的自治制度。农村合作经济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其中的经济发展成本，并且带动了该地区的连带经济增长。通过相关政府部门对农村合作经济的政策干预，农村合作经济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在经营和管理上更加的自由民主。这样的自治模式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农户参与率低，辐射能力不强

从前面我们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布来看，当前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小，能够达到成百上千会员，具有一定影响规模的合作经济组织很少。而这些小规模的合作经济组织未能真正实行产、供、销一体化，合作经济组织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不明显，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较差。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有合作基础的省区，一些省区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几乎是空白。即使在发展较快的省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参加率也不高，有的农户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

2.2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各种管理和科技人才

从调研的情况看，有专业技术和经营组织能力的经济能人是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传统上重工轻农，以农养工，造成人们普遍轻视农业和农业教育，一些管理技术和科技人才不愿意服务于农业企业，甚至连农业院校培养的专门农业人才也不愿意到农村服务。很多合作组织的成员都来自于农民，农村中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凝聚和带领农民共同闯市场的能人少。虽然基层政府，涉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拥有较多的知识资源，但实际上他们对合作社知识也缺乏深入了解，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活动能力和经验，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和管理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2.3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中弱者的联合，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组织，西方国家为了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国，由于政府引导不到位，导致部分农户对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不高，对合作行为表现不积极，存在“搭便车”心理和观望心理。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工作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少地区的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中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能，存在着宏观层面支持不明显、微观层面干预过多的现象。

3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对策

3.1创办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面对工商企业和其他服务组织的竞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充分发挥根植于农民，了解农民需求的优势，逐步由技术交流、生产服务向生产服务、市场销售等综合发展，向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型转变，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实现农产品的多次增值，使合作经济组织及社员获得更多利益。同时，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要积极为非社员提供服务，通过其经营范围的扩大，不仅能够增加收入，而且能够增强对农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2加强人才培养，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智力支持

农民是合作经济的主体，他们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思想文化水平对合作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些，我们要对农民及时进行教育引导，用成功范例做示范，激发农民自觉加入合作组织。另外，我们要通过定期文化培训和有针对性的知识讲座和技术传授，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3.3建立高效民主的内部管理体制，增强对社员的凝聚力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内部成员素质低以及组织内部管理章程不完善，导致部分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损害了广大社员的利益。

3.4加大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农民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我服务组织，其性质决定了它对内服务是无偿或低偿的，对外服务代表其成员的共同利益，经营成员自己生产的产品，是对内服务的延伸和扩展。因此，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经营、赢利返还等行为，与商业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利润分配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在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加大扶持力度。

第8篇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际经贸商务发展迅速，并且面临不少挑战。作为法律文件的外贸合同也将在规范国际经贸运作，促进国际经贸发展，防范国际支付风险，巩固国际经贸成果等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外贸合同订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外贸合同概述

外贸合同是买卖双方通过磋商就某项或某些商品在国际间的买卖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外贸文件中最常见的形式。国际货物买卖正是以这种合同为中心进行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都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倘若发生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范围内的不符合同规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就构成违约，违约方就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失。如违约方不赔偿或不按对方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对方就有权视不同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取得法律保护。

一般而言，构成一项有效的外贸合同的必备条件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行为的资格和能力；其二是国际贸易合同是买卖双方的法律行为，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以，必须双方当事人表示意思一致，这种合同才能成立；其三是国际贸易合同是商务合同，是有偿的交换；其四是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其五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审批手续。

二、外贸订立中存在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争取合同文本的起草

当买卖双方就交易的条款经过频繁的磋商与函电、电邮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进入合同签约阶段，于是有了合同由谁起草的问题。一般来说，合同文本由谁起草，谁就容易掌握主动。因为口头洽商的内容要形成文字有一个过程，有时仅仅是一字之差，意思则有很大区别。合同起草的一方在合同拟写过程中，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认真考虑写入合同中的每一条款，斟酌选用对自己有利的措辞，安排条款的顺序或解释有关条款。而对方即使认真审议了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对词意的理解也会不同，很难避免不出漏洞。所以应重视合同文本的起草，尽量争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与对方共同起草合同文本。起草合同的文本，需要做许多工作，这可以同谈判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2．注重外贸合同的中英文翻译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合同一般都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写成，而且两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实际业务中，经常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翻译。一般认为，涉外合同的翻译需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忠于原文。即译文要忠实再现原文的涵义，不能有任何的违反和疏漏，尤其对合同的前文（Premble），及本文（body）中的具体条款（specificconditions）和有效期限（duration）的翻译要特别慎重。具体来讲，对于价格条款、数量、单价等重要数据万万不可以译错，否则很可能会因小的疏错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二，符合国际贸易惯例。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国家的习惯解释，往往不甚了解，常会引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争议和诉讼。为此，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在国际上已被广泛采用的规则，形成了一般的国际贸易惯例，最典型的就是贸易术语。而英语合同的格式、条款、用词和符号等也都应该按照该行业的国际贸易惯例翻译，力争做到对合同的翻译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其三尽量使用规范的法律用语。由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起草合同的业务人士习惯使用法律术语，以显示其准确、规范、威严的特色。因此，翻译过程中，尽量使用确切的法律名词、术语和用词，使译文准确而不含糊，严谨而无漏洞。

3．各种贸易术语慎重使用

在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贸易术语是FOB，CFR和CIF。这三种贸易术语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风险都是货物在装运港有效越过船舷时由卖方转移给买方；交货地点都在装运港船上；三者都属干象征货，即卖方凭单履行文货，买方凭单履行付欺，只要卖方提供正确、齐全的符合合同规定的单据，买方就要服行付款义务而不管货物。但在实际业务中，三种贸易术语对买卖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又有所不同。

第9篇

关键词：粤港经济；合作创新；应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粤港之间以人缘地缘关系为背景，以优势互补为基础，以投资贸易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合作不仅大大加速了广东工业化的进程，而且有力地支持了香港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但近年来粤港两地在推动各自经济转型过程中和在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之处，给两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CEPA全面实施的宏观背景下，粤港经济合作关系面临着深度经济融合和高度经贸合作层次的历史性转折。在粤港经济繁荣发展和面临挑战的环境下，我国进入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期。“十一五”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黄金发展期”，粤港经济合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应新的形势和环境，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理出新的思路，寻求新的突破，进入新一轮经济合作。

一、“十一五”期间粤港经济合作面临机遇

“十一五”时期，粤港经济合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粤港经济合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各种形式的国际区域合作将继续发展。亚洲包括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经济合作将继续深化，这对粤港合作与发展将继续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人世”承诺将基本兑现。履行“人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这为粤港全面参与国际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粤港可以更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循环，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得以全方位优化，比较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加速崛起，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发展格局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使粤港面临着以合作促发展和市场回旋空间扩大的有利条件。

从自身条件看，粤港经过20多年来的合作发展，使广东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香港也更加繁荣稳定。现在，作为“前店”的香港发展空间比过去扩大了，在资讯、物流、金融、商贸等方面的优势更为突出；而作为“后厂”的广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产业档次比过去有明显进步。同时两地经济合作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和成功经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面对如此大好的机遇，“十一五”必将是粤港两地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能否在“十一五”期间内取得突破，其中一个关键是两地经济合作创新。现有的“前店后厂”式粤港合作模式尽管对香港或广东的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此种合作模式今天似乎已经难以维系。与传统的合作模式相比，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粤港合作呈现了新特点。首先，从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工型合作转型为多元化经济水平分工型互补合作；其次，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合作升级为高科技及现代服务业合作；再次，从自发的以贸易和实业投资为主的民间合作上升为政府协调指导下的全方位合作。粤港经济合作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和粤港经济合作新特点的出现时，必须突破传统合作模式，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即建立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合作，进一步拓展和创新粤港新一轮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路。

二、广东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间，香港约千亿美元的投资和数万家厂商转移到广东，使广东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重要出口加工业基地，GDP以13％以上的速度持续高增长，目前，广东的GDP总量已经超过香港，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更是在香港之上。从总体上看，广东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并进入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内源型经济发展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广东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凭借香港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突破性发展。

“十一五”期间，随着国际经济因素的变化及两地经济的发展，粤港经济合作难免会出现新的变化，但两地经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趋势不可改变，所要探讨的是如何赋予粤港经济合作新的形式与内容。对于广东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广东在粤港合作中的定位和方式也应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广东应该加强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创新。

(一)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工业合作是过去20多年粤港合作的核心内容。香港制造业大量向广东转移的结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模式及优势互补的合理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合作，仍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共同提高传统优势产业，逐步形成粤港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工业新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迈向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标志，将成为两地经济合作的推动力和增长点。粤港合作的基点在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及制药技术、环境保护工程等方面重点突破。广东则着重在信息工程、微电子工程、生物工程上下功夫。为使工业合作提升层次，广东要在深、珠、穗或珠三角其他地区，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点或依托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两地共同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粤港高新科技工业园区，以其完善的设施、良好的环境、健全的法规、明确的政策，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高级科技人才，进行科研、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活动。

粤港经济合作一方面要创建新的高新产业，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去渗透传统工业和改造现有企业，推进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质量、档次和企业的规模、水平。因此，要大力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工业的技术层次，深化“前店后厂”合作，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采取引进先进设备、技术专利、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改造传统优势工业。广东要在与香港的共同努力下，使传统优势工业产品的大多数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知名企业为载体，共同扶持和培植一批跨国集团企业，进行地区跨国发展。

(二)加强贸易合作创新，联合开拓国内国外市场贸易合作是粤港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也是粤港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目前两地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贸易出口体系，推进粤港高层次贸易合作，这是“十一五”时期两地经济合作的重点之一。

1．广东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行业商会的合作，以大型企业为基础，以外贸公司为纽带，与香港集团企业联合起来，建立能与国际同行业进行竞争的跨国公司，共同组织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

2．广东应扩大和香港出口贸易与无形贸易的合作范围。充分利用香港拥有出口配额的优势，选择广东一些名牌产品，在香港开展后工序加工业务，取得产地证后扩大出口；允许港商在粤试办独资外贸出口企业。致力发展技术出口、劳务输出、保险、旅游等无形贸易。进一步鼓励香港的会计、律师、信息咨询等行业进入广东，建立大型的国际展览中心和商业信息中心。

3．广东要继续发挥加工贸易的积极作用，利用设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的有利条件，通过香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利用珠三角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开发新产品。

(三)增强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广东省委“十一五”规划指出，要“走开放型自主创新之路，强化区域与国际合作，注重消化吸收，鼓励开展合作创新”。自主创新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原来“前店后厂”基础上通过共同培育区域创新能力，最终建立新型粤港关系，对于两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提升广东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全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核心，也是粤港经济合作创新的迫切需要。

当前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科技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教育和人才基础脆弱：科技教育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还存在不少缺欠等。要增强广东的创新能力，一是在一批关键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集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解决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二是基本建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三是造就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四是改善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建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科技条件平台。

在自主创新主题下的粤港合作，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双方的不足，最终实现合作创新上的双赢。

三、香港应加强粤港合作中的应变

(一)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有着良好的法制、自由的资信流通、公平的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低而简单的税制等固有的优势所营造的良好商业环境，而且香港企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都是经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条件。回顾香港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下，香港的各行业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转口内地商品为主的港口(除贸易、航运及一般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发展都十分有限)到发展成为远东轻工业的制造中心，再到逐步发展成为今天亚太地区公认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这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应变能力，香港经济是一种应变型经济。

(二)香港经济面临的压力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少考验，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和挑战：国际经济环境的多变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作为自由港，香港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中国内地全面开放和发展带来的压力：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改善，不仅香港的中介地位不断弱化，而且香港受到沿海大城市竞争的强大冲击；香港经济内部的问题：“产业空心化”削弱了香港经济稳定的基础，降低了香港的市场竞争力等问题。

最近。又有了香港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的说法，首先由香港特区的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提出，并把原因归纳为：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小城镇发展，这些香港曾经的“穷邻居”逐渐富起来了，特别是在物流以及贸易方面进展迅速，香港已经不是珠三角的核心了。本文认为“边缘化”的说法可以看成是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从香港发展的势态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领中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的规划来看，香港不会被边缘化；况且，内地经济转变有一个过程，香港有很长的时间来应对。

把香港列入“十一五”规划，表明国家对香港的殷切的期望和对香港主要产业发展的支持，这为香港继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所以香港要抓住“十一五”这个重要战略发展期。利用机遇，强化自身的强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向高增值服务新经济的转变。

(三)加强应变型合作“十一五”时期，香港在粤港经济合作中应加强应变型合作。

1．金融。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发展成熟的金融中心，拥有庞大的资本市场，资金流动性大，先进的金融产品、法规和资讯，大量金融人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等优越条件，将是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中资企业上市集资和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且CEPA的实施已经大大降低了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允许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在内地设立合资机构，提高香港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的比例。因此香港金融机构应加快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特别是要首先在广东与内地建立合资金融机构，推进合作。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地金融机构的整合与合作的步伐还相对缓慢。

“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处在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广东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规模扩大和研发创新资金都显得力度不足，这正是香港发挥金融业优势的大好时机。香港应利用融通资金的优势，在贸易融资、银团贷款、风险融资、创业基金、财富管理、保险、证券等方面积极开拓广东市场。实现粤港之间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共担风险，进而推动两地合作的高层次发展。

香港虽然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它的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技术装配却不如伦敦和纽约，因此，为了保持香港在国内外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势，必须完善和提高金融设施的科技水平。不断开拓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2．商贸。香港应充分利用CEPA实施中允许部分货物贸易以零关税进人内地市场的条件，扩大香港传统产品对内地出口。在此基础上香港中小企业要超越“模仿”和“改造”型的产品设计，注重开发自己的新产品，打造自己产品的品牌，发展中高档产品对内地的出口并构筑产品的消费群。

在粤港商贸合作中，香港要促进资金、信息、商业创意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人才优势的结合，发展新兴和高增值产品，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作为商品平台的优势。目前，粤港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中，广东由于受引进资金的限制，不少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未能引进产品开发技术，因而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差，影响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虽然近年来，广东省内的科技力量和科研成果已有一定发展，但需要香港的进一步支持与合作。香港可以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基础，利用其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人才及研发优势，吸引内地人才，在香港或珠江三角州地区共同建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也可以吸引外资到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为发展高增值产业创造有利的条件，以推动两地高增值产业的发展和粤港商贸合作的升级。

另外，香港在促进粤港商贸进一步发展时，必须加强市场调查研究，建立和完善商业贸易信息网络。建立区域信息处理中心，构筑区域信息网络平台，把信息作为一个产业来抓，发挥区域内市场信息生产和流通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指导商贸企业开拓市场，开发新产品，提高营销水平和经济效益。

3．物流、航运。香港作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运输及物流枢纽，拥有一些硬件以及软件的优势，如完善的国际经贸网络、优越的物流基建配套、良好的物流营商环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先进的资讯科技等。然而，香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也面对极大竞争与挑战：珠三角地区海运和空运港口密集，物流服务区域重迭，因此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在物流业发展和物流中心形成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在海运方面，主要体现为香港和深圳盐田及广州南沙港的竞争；在空运方面，体现为香港和深圳、广州、珠海以及澳门机场的竞争。同时，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将实施多项大型基建计划，包括在各省区发展公路铁路网络：在广东省内，广州将会发展成为地区枢纽；在港口方面，珠三角不少城市将会积极发展港口设施；广州和深圳机场亦会不断扩展其规模及服务网络等。面对这些竞争与挑战。香港需要有整套规划去配合，这需要香港和内地的规划接轨。

“十一五”期间，香港应继续发挥物流业的优势，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和协调，拓展物流腹地。通过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在基建规划上的配合和协调，及早制订相应的策略及规划，以便香港可以更好地与区内公路和铁路网络衔接，使物流更通畅。对于香港及珠三角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现竞争的趋势，要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自然为分工的思想，减少行政干预，消除影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合理配置资源，以凸现香港与珠三角其它城市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的经济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格局，以提升香港物流业的竞争力，保持其物流中心的地位。

4．旅游业。香港旅游业有40多年的发展史，主要得益于政府各部门、旅游协会的配合和社会各界的参与，还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方便的交通，简捷的出入境手续，一流的服务，称心如意和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等。在“十一五”期间，香港应抓住CEPA对香港旅游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的机遇，促进粤港旅游业的进一步融合。如：和广东联合打造粤港旅游业国际品牌，加强对粤港旅游统一品牌的联合推广和促销，拓展客源市场；实施旅游产品特色化、精品化战略，整合已有的旅游产品，结合特色旅游进行有针对性的新的旅游产品开发，不断提高两地旅游业的经济效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旅游精品，形成其他地区的不可替代性；加强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水平，制定行业建设标准，加强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质量管理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5．香港应积极参与内地区域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多年中，香港作为内地通向世界的桥梁，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也一直是内地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地，两地经济在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已经日趋融合。香港的投资空间、各行各业的发展、就业的增长，都和内地的发展牢不可分。在“十一五”期间，香港要积极参与内地区域发展的战略，如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区的改造等。东部区域的整合为香港提供了不少的施展所长的基地，现在CEPA的实施和泛珠三角经济区也让香港进入全国各个行业参与建设，香港的资金、技术、人力既可以向内地高增值的产业和发达地区流动，也可以向内地极需要开发的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流动。香港不同行业，包括制造业、贸易、物流业、金融和商业服务等，都必须了解内地的发展和规划。作出一定的配合，把握内地发展带来的机遇。

第10篇

1.1农合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水平低

目前，彬县部分农合组织均处于刚起步阶段，虽然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由于自发性和盲目性导致其内部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财务制度方面，做账不及时，报表不规范、不准确，主事仍由少数人掌管，有些工作完全没有征集全体社员的意见，特别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分歧较大，民主管理机制难以贯彻，而且部分社员只看眼前利益，从不关心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合作意识较差。另外，在风险保障机制方面也不规范，社员只愿利益分享，却不能风险共担，一旦遇到市场不稳定就很难再发展下去，利益分配机制方面也不合理，资本报酬过高，按照农产品交易额分配给社员的利润仍较少。

1.2农合组织内部技术力量薄弱，专业技术能力有限

农合组织以服务内部成员为主，给社员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服务，但是，通过对目前已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来看，技术管理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农合组织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组织成员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只懂得传统的耕种方法，对现代化农业的技术了解甚少，因此，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彬县农合组织长远发展的主要因素。

1.3农合组织人员素质偏低

据调查得知，目前彬县所成立的这些农合组织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只有1%，大专3%，具有高中或职高学历的有10%，初中学历的65%，小学文华水平占21%，没有上过学的社员也有4.5%。由此可见，社员的文化水平仍较低，所掌握的知识也基本局限在种植生产范围内，在适应市场经济、市场开拓能力方面较弱，这样，导致农合组织管理混乱，组织协调能力差，在涉及与有关农业机构的合作上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能力，很难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从而阻碍了农合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1.4农合组织运转资金缺乏

目前，我国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仍不完善，这也制约了对农合组织在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当前，国家各大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对农合组织发放贷款非常慎重或不给予贷款，这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可作为抵押的东西太少，缺乏贷款担保，因此导致农合组织运转资金非常困难。目前咸阳市虽然出台了农合组织发展的扶持政策，但是每年扶持资金有限，只能够扶持少数具有特色的农合组织，资金的缺乏致使部分想将合作组织做大做强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1.5农合组织的规模偏小，辐射示范带头作用能力弱

在咸阳市政府的大力鼓励下，彬县农合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8月，共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有145家，社员2875人，虽然在数量上的发展快速，但整体规模仍偏小，在带动能力和竞争力上仍较差，多数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停留在技术、信息的咨询服务上，能够真正走农产品生产、深加工、运销一体化的合作组织较少，特别是有些农合组织是有名无实，纯属是争取国家支持，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部分乡镇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上的差异，也导致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

2解决对策

2.1扩大宣传，提高群众组织化意识，引导农合组织发展

农合组织是市场经济下的新生力量，起初农民对其作用、性质及组织原则不够了解。为此，彬县政府要高度重视农合组织的发展对彬县乃至咸阳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发展农合组织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从现实和长远去认识农合组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组织化意识，引导农民发展农合组织，利用电视、网络、广播、印发材料等，在彬县全县范围内进行多形式、多层次扩大对农合组织有关知识的宣传，有效帮助农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农合组织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借鉴正面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的宣传和教育，让农民知道农合组织能给农民增收及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从而调动广大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积极性。

2.2加强管理，健全农合组织的运行机制

健全完善农合组织的管理制度是确保农合组织持续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彬县应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实施“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监督下，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农合组织的管理制度，并按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经营管理、资产管理，公开奖励和惩罚等制度，并且明确责任和权利，全面实施科学的民主管理。同时，引导没有按照《农合组织法》要求登记注册的合作经济组织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登记注册，对于已注册的农合组织要进一步完善“六项运行机制”。

2.3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农村发展所需要的综合性管理人才

截至目前，彬县乃至咸阳市还没有一家专门的农合组织培训中心，或在高校里开设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专业，因此，咸阳市政府要加强同咸阳师范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以高校为培训基地，成立农合组织培训中心，充分发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关涉农学科的优势，创办集政府各相关部门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各方优势学科的农合组织的人才培训基地，定期对已创建成立的农合组织相关负责人及技术人员进行分期、分批、有计划、分层次的培训，尽快培训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管理的人才队伍，以促进彬县农合组织事业的发展。

2.4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大量的实践证明，资金不足是农合组织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一方面需要积极挖掘农合组织的自身潜力，积极筹措资金；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不断加大对农合组织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建立农合组织专项基金，实行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部分规模大、运行规范、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合组织给予奖励，根据彬县农业发展的特点，要重点扶持发展苹果、梨、畜牧养殖、蔬菜等主导产业的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带动力。积极协调银行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对农合组织信贷资金的发放金额，帮助农合组织解决贷款难的问题，并且鼓励和引导农合组织联合建立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专门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

2.5加大对农合组织的扶持力度，落实各项惠农政策

第11篇

【关键词】能力结构经济合作东亚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多层次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比较典型的开放程度加深模式就是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使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获得更多的交换利益和专业化生产利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10+3”之间发展差异巨大，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国家。崔卫国等（2004）研究了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杨先明等（2005、2007）利用Pelikan（1996）关于能力结构的定义说明地区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的影响。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和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二、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的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1）式表示。

当CAB越大时，说明AB两个地区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两个地区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越相近和能力结构耦合性指数越大，两个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图1是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收益和B地区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和OB的斜率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和OB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三、“10+3”能力结构评价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通过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各方面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配置能力的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发展能力的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开放能力的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技术能力的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进行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首先，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在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低的阶段，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中间的阶段，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该层次较高的阶段。

四、基于“10+3”能力结构差异的东亚经济合作分析

根据“10+3”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层次。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层次。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层次。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另外，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地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不同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于东盟现已形成比较好的经济合作机制，东盟10国的能力结构差异也能在东亚的合作中产生稳定的作用。即通过东盟的现有机制以及中国的内部差异统筹可以避免由能力结构差异过大而产生合作不稳定的现象。而根据（2）式及能力结构的单调性，由于日本的能力结构特别突出，无论其与哪个国家或地区合作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效率。

五、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依赖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同时，日本突出的能力结构能为东亚经济合作带来更高的效率，能较快地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这样，通过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分析，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日本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推进器”。（注：本文系云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地区能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

[4]伍贻康：东亚一体化发展态势和内外条件的点评[J]．亚太经济，2006（1）.

第12篇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2、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第13篇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第14篇

笔者认为，当前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应该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以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发展。

一、重新审视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经济价值

（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政治上有利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因此，它最接近农民，最了解农民的利益和诉求，这就决定了它在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收集民意、集中民智，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农业和农村政策，实行科学决策、科学施政，提高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等方面有着天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合作经济组织的广泛发展也就是民主管理形式的广泛发展，必将大大促进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此外，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将从直接组织和管理经济转变到主要承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而直接组织管理经济的功能将转由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承担。目前，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农业和农户实施的各项支持保护政策大都是委托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比政府直接实施还要好的效果。如日本和韩国的大米政策性收购就是政府委托农协进行的，政府扶持农业的资金由农协发放并负责收回，政府给予补助。因此，可以预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将大大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合作经济组织也将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实施农业政策的得力助手。

（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经济上进一步完善了市场主体结构，创新了农村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体制性基础

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强了农户之间的协作，延伸和强化了家庭生产经营的能力，促进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使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整体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大大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产业链、服务链和利益链等形式，把农户、企业和市场有效地连结起来，建立起新型的产品营销、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益联结机制，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的发展，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三）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文化上有利于培养广大农民群众的互助合作精神，增强诚实、守信和关心他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者的联合，遵循以人为本、成员所有、民主管理的原则，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每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农民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下创建合作组织，在合作组织制度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利益，通过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每个成员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集体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统一就构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价值取向。广大农民群众在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合作社文化的教育，接受合作社文明的熏陶，必然会增强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村社会的和谐、文明和进步。

二、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依托力量

（一）从国际上看，庞大的合作经济组织网络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已经在农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其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在美国和欧盟一些发达国家，80%以上的农户（农场主）都参加了一个以上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农民1／3以上的生产资料通过合作社采购，1／3以上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和销售。美国在1996年有农业合作社3884个，平均每个社有社员1030人，年营业额2500万美元，农场主生产的农产品有31%是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的，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有27%是由合作社供应的。合作社还是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通过农村信贷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占农民借款总额的75%。1994年，美国240家农业合作社银行和协会提供的贷款占整个农业贷款的25%。此外，合作社还通过共同购买和利用的方式，帮助中小农户用上大中型农机具；通过无偿提供咨询、培训和技术服务，帮助农户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等。

在亚洲，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农协总数已达1万多个，入社农民3000万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通过农协销售的农产品、购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别占91.2%、74.1%和60.9%。韩国农协成立于1961年，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乡和全国两级组织体系，现有农协1500个、专业农协40多个，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农协。韩国农民使用的生产资料80%是农协提供的，50%以上的农产品是农协销售的，韩国农协是全国第一大银行。

近年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也很快，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哥伦比亚合作社供应的牛奶占全国产量的84%，咖啡占65%；印度目前农户人社率已达71%，而这个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到30%。通过合作社销售的化肥占全国的36.2%，采购的小麦占33.5%，生产的糖占50.5%，饲料占50%；越南到：1998年底有各类合作社17214个，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

（二）从国内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明显滞后。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后，我们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围绕发展农业组建了供销、信用、生产合作社，但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坚持合作制的普遍原则，没有很好地发挥组织农民、服务农民的作用，再加上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运行，因而逐渐丧失了合作的性质。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是在实行家庭承包制、农民拥有自主产权和生产经营权之后。近年来，随着特色优势农产品的发展和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有了长足发展，据农业部统计，全国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万多个，加入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0%左右。安徽作为大包干的发源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早，目前全省已发展到4588个，加入成员126万，带动农户300多万，两类农户合计占全省总农户30%以上。

从各地的实践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一是推进了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特色产品的规模经营。合作组织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局面，通过要素的集中配置和生产经营上的联合，有力地促进了规模化、区域化生产。从安徽实际来看，凡是规模种养搞得好的地方，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就快；凡是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快的地方，主导产业的优势就比较明显。安徽省广德县近两年通过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带领农户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初步形成了肉鸡、生猪、水果、蔬菜、苗木花卉、毛竹、茧丝绸、茶叶等主导产业，其收入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0%以上。二是促进了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合作组织的建立，通过内部自律、统一服务，能够较好实施质量安全控制，推进标准化生产；能够及时推广新品种，普及新技术，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据统计，安徽现有合作经济组织中，制定生产标准的占。70%，注册产品商标的占30%，并且还有很多组织申报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有理由相信，今后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合作经济组织将是主要依靠力量。三是促进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四是拓宽了家庭经营空间，增加了农民收人。

合作组织把农户的生产与市场和企业连结起来，有效地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扩大了家庭经营能力，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收入的增长。据对安徽部分市县调查，凡是参加合作组织的成员收入普遍高于非组织成员，增收幅度达20%以上。

（三）国内外实践表明，合作经济组织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多西方国家在处理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时十分注重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而且屡试不爽。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正在日益显现。安徽省长丰县近年来鼓励和支持农民组建各类用水协会，由协会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户意愿，制定用水计划，然后与农业供水公司签订用水协议，对农户实行统一购水，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农业灌溉上的水难放、渠难管、钱难收的问题，做到了农户称心、企业放心、政府省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农村调研时发现，那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搞得好的地方，大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可以说这与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的特有作用是分不开的。随着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将把那些不该管、不便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更多地委托给合作经济组织去办理，这样，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方面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合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政策性、群众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保护、农村社会和谐、农村生产力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任重道远，既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又要坚持由上而下的推动；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依法规范；既要坚定信心、常抓不懈，又要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新思路、新举措。

1.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浓厚氛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是一项群众性的活动，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没有浓厚的发展氛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只能在艰难中缓慢发展，这势必会延缓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此进入了依法成立、依法发展的轨道。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该法，正确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辨证关系，依法指导、依法促进、依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是新型的市场主体，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要按照法律，促进其加快发展，指导其规范运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市场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首先，我们要抓住法律出台的有利时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一乡一品”、“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其次，对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依法完善产权关系，加强民主管理，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增强组织活力，提高经营和服务水平，使其向市场主体型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在坚持依法规范发展的同时，要准确把握合作组织原则的基本精神。可以借鉴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模式，在不违背合作社原则的基本内核前提下，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和形式。

第15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