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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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或有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2篇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

二、我国制约家庭暴力的立法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明确，过于狭窄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知识程序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做出全国性的权威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有所不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偏重于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对冷暴力一类隐性并未定义，而近几年来冷暴力一类的隐性暴力正不断地，大量地，迅速地增加，大有对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取而代之之势。

（二）新婚姻法及最高院适用解释中存在的缺陷

新婚姻法第一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写入其中，其宗旨体现为维护广大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丈夫对妻子或者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暴力。婚内是一种严重的性暴力现象，一权威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城市女性中，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8%；农村女性中，被实施过“夫妻内的”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9%，专家认为，由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的绝对比例要比上述数字大很多。然而，我国新婚姻法中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法和原则。

（三）刑法中关于规范、制裁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不足

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按刑法的规定，受害人的受伤程序只有达到轻伤和重伤时，加害人才触犯刑律；同时也只有达到重伤时，检察院才必须提起公诉。如果只是轻伤，那么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可以不提起公诉。根据相关资料，在妇保机构受理的投诉家庭暴力事件中，轻微伤者占54%，轻伤者占38%，重伤者仅占8%。由此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条件。

（四）民法中存在的不足

民法法规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民事救济制度，但此救济手段较为单一，即损害赔偿。但是，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中的侵权行为，众所周知，家庭中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共同共有的。发生暴力案件后，法院裁定加害一方给予受害一方经济补偿，表面上好像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但实质上，当婚姻关系依旧存在的情况下，一方赔偿另一方的钱物仍旧两人共同共有，补偿对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加害方也没有任何损失，可以更加无顾忌地加害对方。

（五）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

行政法规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也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刑法、民法、行政法、宪法等全国通用法律没有对家庭暴力行为做详细的规范。在程序法方面，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缺乏特定的程序，在举证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缺陷，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使一些加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等。

三、对完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精神；以宪法为根据，整合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要求，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二）明确规定对施暴者的制裁

在对施暴者惩罚性规定的基础上，基于家庭暴力案件不同于一般暴力行为的反复性、隐蔽性的等特点，要对现行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利于制裁施暴者。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精神上的暴力。因此可以考虑适当追究对妇女的精神暴力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对以加害受害人或其亲属朋友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名誉或财产之事由相胁迫，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追究。这类胁迫行为应当是足以引起胁迫对象（受暴妇女）的恐惧心理，进而达到压制其反抗的目的。基于家庭暴力手段的特殊性和时间的持续性，应当对家庭中男性对女性配偶的持续的非严重性伤害行为施以制裁。针对婚内伤害案件赔偿难的问题，应增加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即在特定情况下，经当事人诉请，法院可以裁定终止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对共有财产加以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这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暴力的伤害赔偿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三）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和救助措施

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治安处罚，对保护受暴者仍显不够。因为并非所有的家庭暴力均会导致这些处罚的适用，即使达到了适用的标准，受暴妇女也可能对施暴者将会承担的法律责任顾虑重重。如何加强对受暴人的保护，保护受暴妇女在受暴过程中和受暴后及时得到救助，保证受暴妇女在家中不会再次受到侵犯，这是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的措施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

（五）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

在诉讼机制上，建议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针对家庭暴力案件隐蔽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专门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理，强调法官对证据调查介入的主动性，而且要加强对家事法官的培训，消除对家庭暴力错误的主观认识，以使家庭暴力案件得到及时和公正的处理。法院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亦应注重调解的适用，从这类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调解结案或许更具积极意义。

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是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过程。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行为有禁止性规定。但随着社会发展，不足之处也逐步暴露出来。要想更有力、更全面地制约家庭暴力，只有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不断地完善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

摘要：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严重伤害和威胁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家庭暴力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我国现行法律对防治家庭暴力做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但仍存在定义不明，适用不合理等缺陷，本文针对防治家庭暴力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家庭暴力；立法现状；反家庭暴力立法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制裁条款。从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力度不断加强，已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现行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律。笔者认为应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保护令及其执行制度，从而有效维护受暴人的权利并防止暴力行为再次发生。

【注释】

[1]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学生常用手册》[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谭桂珍，张胜先《婚姻家庭法》[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学生常用手册》[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3篇

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并非无法可依，诸多法律法规均可被直接援引为处罚施暴者的法律依据。针对被害人被侵害权益的不同，刑法亦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如故意伤害罪、遗弃罪、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但刑法打击家庭暴力立法存在了明显的缺陷：除去虐待罪，其他罪名的犯罪主体均系一般主体，未能体现出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而虐待罪“情节恶劣”的严格入罪标准在客观上造成司法实践的鲜有发生。可以说，刑事法律对于家庭暴力法律的缺位导致审判依据不足，造成对受害者的法律救济不周延，大量家庭暴力犯罪亦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其实，刑法作为社会保护的最后屏障，应成为抑制家庭暴力的“良药”。

二、问题提出：家庭暴力犯罪在审判中的三重困境

（一）被害人举证难家庭暴力具有较高隐蔽性，一般仅有父母、子女等亲属在场,而目击者与施暴者之间特有的血缘或身份关系导致他们拒绝作证。未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虐待及未致人死亡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均属亲告罪，自诉人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在实践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在受暴后,因缺乏法律意识没有报案或去医院接受检查,丧失了取证的时机。即使被害人及时取证，其身体伤害与行为人施暴事实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也相当困难。证据的缺失业已成为制约打击家庭暴力犯罪的枷锁。

（二）对家庭暴力的溯源与过错认定难司法将婚姻家庭纠纷列为民间矛盾并明确“若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一般对被告人应从轻处罚。”随之而来的是“明显过错”、“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等认定问题开始困扰着审判机关。在实践中，因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的犯罪激化源头较为复杂，既可以是由偶然发生的小事、也可以是时间和双方行为累积及相互间多次行为的共同作用。在此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对起因之争尤为激烈，而让法官在简单的案卷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家属各执一词的证言中庖丁解牛式地梳理出“有明显过错或直接责任”及过错的程度，进而在量刑时以此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显得异常困难。

（三）定罪量刑中呈现出“宽严倒错”的尴尬一方面，刑法对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弱软失度”。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更为常见的是故意伤害罪，但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等严重后果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侵害人多次伤害被害人身体，却直到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时才受刑法规制；另一方面，刑法对“以暴抗暴”式犯罪却过份严苛。在社会机制与刑事司法程序不能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时，行为人“以暴制暴”式的自救行为具有防卫特征与特殊的行为对向，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以暴抗暴”下的杀人、伤害行为往往又不符合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要件，相反其犯罪手段往往较为残忍，属从重情节。受命案问责意识的影响，责任主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架空，即便其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犯罪起因具有可宽恕性，两者综合考虑，被告人往往会被处十至十五年有期徒刑，这值得我们从刑法制度上深思。

三、匡正思路：审理家庭暴力案件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准确定罪，摆脱单纯围绕犯罪构成和法律解释的定式思维罪名的确定只是量刑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被告人因受到虐待或因琐事一时激愤起意实施的杀人，行为人在特殊的状态下呈现出认识范围、理智情绪受抑制的状态，对行为后果往往缺乏足够地考虑，加之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都导致法官无论适用哪种标准框定家庭暴力犯罪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争议。譬如家庭暴力引发杀人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相对明确，要求法官准确界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系间接故意杀人抑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并没有实质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仅限于对被告人量刑上的宽缓，更应体现在定罪上的从宽：将此类“以暴制暴”式杀人的家庭悲剧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显然更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遭犯罪破坏的家庭关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大限度地统一。

（二）以客观标准把握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应以客观标准评判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对矛盾的激化与刑事案件的发生负直接的责任。就量刑而言，即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可被作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节要素。所谓的“客观标准”，即法官站在社会普通大众的立场来审视，在被害人同样或者相似的行为刺激下是否有无法克制而失控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一方面，不论面临何种侵犯，作为普通的社会人既有愤怒的权利但也有保持理性克制的义务，不能肆无忌惮地宣泄；而另一方面，采取客观标准也更符合社会大众的正义感，在客观上也会促使裁判结果更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树立司法权威。

第4篇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对策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

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参考文献：

1.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5年12月8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4.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5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第5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第6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心理治疗干预；女性；心理健康

近年来,被称为“沉默的文化”的家庭暴力问题,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侵害对方身体、精神和性的行为。其手段有殴打、侮辱人格、残害身体、限制自由以及待,也包括经济上的虐待和冷落。［1］家庭暴力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的危害大众心理健康的社会问题，也是最为广泛的并且得到公认的对人权践踏的社会问题。一系列研究表明：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家庭暴力发生率都很高。尽管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之间、妻子对丈夫施暴，或者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施暴，但大多数家庭暴力是由男性配偶向女性配偶施暴。本文拟就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危害、治疗干预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家庭暴力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会导致女性受害者在医学、行为和心理三方面出现不良后果。

医学方面的后果包括死亡及肉体创伤（如淤血、撕伤、咬伤、烧伤、刺伤、骨折、牙、头，眼等部位受伤）。犯可导致性疾病的传播、非计划怀孕、尿路感染、不孕、生殖器创伤以及长期的骨盆疼痛。

家庭暴力还会引发受害者许多行为障碍，如药物滥用、侵犯行为、行为上被动依赖、自杀企图、障碍等等。［2，3］家庭暴力受害者也可能出现一系列与压力有关的心理症状，如：背痛、头痛、高警觉（hyper-alertness）、睡眠障碍等等。［2，3］

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会随家庭暴力的类型、持续时间、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以及受害者处在家庭暴力过程的各个阶段、女性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以及女性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系统等不同而有所差异。［4］受害者对家庭暴力的最初反应是震惊、否认、麻木、退缩。女性受害者可能会为她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为将来可能的伤害事件感到担忧或者试图对家庭暴力进行反击。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最初阶段，受害者经常会回想起被施暴的场面，会做噩梦，而这些症状要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才可能消失。长期的心理后果包括广泛的精神症状，比如：创伤后的压力障碍、长期抑郁等。这些受害者将会在人际信任和建立亲密人际关系方面存在障碍。受害者经常会感到愤怒、无助、绝望，还会经常表现出与具体情境无关的焦虑，包括恐怖性焦虑和回避性焦虑。受害者由于感到恐惧、耻辱、内疚而经常将自己进行社会性隔离，这样以来又会进一步引发她们的抑郁情绪，会产生一种广泛范围的失控感、低自尊以及自我谴责。［2］有关对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表明：18%的患者报告有被虐待的历史［5］，这些病人的自杀行为、药物滥用、临界性个(borderlinepersonalitydisorder)的比例比较高。有虐待史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更长，他们更可能以自毁的方式进行自我攻击。［6］创伤后压力障碍或许是对许多被虐待者最准确的心理诊断，84%的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符合创伤后压力障碍的心理诊断标准。［7］一些受害者表现出以下症状：精神麻木、反复体验所遭受的创伤、强烈的精神压力、持续的高唤醒状态以及对有关创伤事件的回避。［8］家庭暴力受害者经常会产生无助、绝望以及弥散性的不适感等不良心理症状。［9，10］

二、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原因

（一）文化标准可能引发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妇女一直被认为是她们丈夫的财产并且家庭暴力经常得到社会认可。例如，19世纪的英格兰法律规定丈夫可以拿直径不超过大拇指粗的棍子殴打妻子，这项规定导致了一种常见的英文表达：“拇指统治（ruleofthumb）”。男性的性别所有权以及有关统治和控制的论点是许多家庭暴力的基础。［11］一项对14个不同社会研究的综述表明，妻子遭到丈夫的体罚在这些社会里都能得到许可，并且其中有些社会甚至认为对妻子的体罚是必须的，家庭暴力的实际发生率以及严重程度在这些社会里是极不相同的。［12］那些较少发生家庭暴力的文化中，法律规定男性不允许超过某种所允许的界限对待妇女，在这些社会里，政府为试图逃避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避难所，人们有一种体面对待妇女的名誉感。［13］

在中国，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原因。“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1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而施暴者九成是男性。［14］

（二）与女性自身心理有关

过去的心理学理论通常指责家庭暴力受害者，这些理论认为这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行为是激惹性的，他们嘲弄自己的丈夫，过于争辩、懒惰或者潜意识里渴望做一个受虐者。这一看法使得人们忽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以及对这些受害妇女产生误解。［13］

也有学者指出，女性的懦弱使施暴者有恃无恐。有些妇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思想观念陈旧,深受“嫁鸡随鸡”、“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未想到反抗,也不愿对外人说,只是默默地祈祷丈夫能回心转意,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有些妇女因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或者恐惧施暴者事后报复,在执法机关对施暴者依法论处时不愿或不敢指证,甚至为丈夫“说情”。因此,女性的懦弱也是家庭暴力存在和升级不可忽视的原因。［15］

（三）与施暴者个性特征、行为和早期经历有关

临床资料表明许多男性施暴者的心理特征为：较强的占有欲、心理不独立、有不安全感、冲动以及低自尊。药物滥用与家庭暴力有关［16］，滥用药物会降低施暴者对其攻击行为的控制或者使施暴者对自己的施暴理由合理化，从而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施暴行为不负完全的责任。虽然家庭暴力与滥用药物有关，但是药物滥用并不能充分解释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模式理论(themodellingtheory)假定男性经常对女性施暴源自男性童年时期所目睹的家庭暴力场景。［13］在童年期目睹家庭暴力的男性更可能在成年以后对其配偶施暴。［17］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公公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遭受其丈夫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是其公公没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可能性的三倍。［8］目睹父亲暴力行为的男性学会了用暴力解决与配偶之间的冲突，而女性则倾向于在成年之后变的更加被动。许多有关家庭暴力研究的综述表明家庭暴力中,女性受害者都在童年目睹过父母之间所发生的家庭暴力。［17］几乎40%的女性受害者报告说他们的孩子曾目睹过她们遭受家庭暴力的场面，因此减少这种可能会引发跨代遗传的对女性所实施的家庭暴力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攻击自己妻子的丈夫在幼年时多数曾是受虐儿童。研究发现,家庭暴力男性躯体施暴者较对照组有更多的低教育水平者;更多的嗜烟者,且每天抽烟量大;且他们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18］

三、家庭暴力的心理治疗、预防

(一)家庭暴力的心理治疗

许多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对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治疗方法包括：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19］、认知行为疗法［20］催眠疗法［21］、药物疗法［22］以及自助组织疗法。尽管这些疗法的理论倾向或技术不同，但是它们都遵循以下原则：

1.治疗者应当常规性地、主动地、全面地询问家庭暴力受害者过去曾遭受的暴力伤害以及解决方法。

2.治疗者应当知道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创伤后压力障碍的表现。

3.治疗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解释家庭暴力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他们还能提高受害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

4.治疗者应当向受害人提供心理支持环境直到受害人建立起自我支持功能为止。

5.治疗者不应当只让受害人精神宣泄而不对受害人的防御机制和内心冲突进行探索和解释。

6.治疗者应当探究受害人对家庭暴力中所出现的创伤性人际关系的个人看法。

7.在诊断、治疗中必须谨慎地尊重受害人的自。［4］

有时，在治疗过程中，治疗者会出现强烈的反移情现象，比如，治疗者感到很气愤、出现侵入性好奇(intrusivecuriosity)、勃然大怒、或者以受害人自居等等。有些治疗者或许会强迫受害人报道她们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或者与施暴者对抗。我们必须尊重受害人的意愿，除非司法需要，否则我们不能随意报道受害人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不然会让受害人对心理治疗这个职业失去信任。频繁地报道家庭暴力会将受害妇女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使她们遭受更多伤害。有些治疗者看到这些受害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关系就会变的不耐烦，但是治疗者应当明白摆脱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其他一些治疗者看到这些受害人如此抑郁感到十分担忧，于是他们就擅自作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比如对这些受害人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或住院治疗。尽管在治疗过程中这些治疗措施有时是需要的，但治疗者擅自决定治疗方案实际上侵犯了受害者的自，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治疗者和受害人共同决定治疗方案。［23］如果将家庭暴力事件报告给警察，在司法诉讼中，治疗者的角色会变的复杂起来，治疗者不仅仅要作为专家证人而且还要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度提供证据，一定要避免将治疗者职业角色弄混乱，以免使这个职业出现信任危机。

（二）家庭暴力的预防

因为家庭暴力根源于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因此社会学者应当首先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订和教育当中，通过个人的努力减少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在治疗中，心理治疗者要尊重这些女性受害者，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社会工作者提出引发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的原因，反对歧视妇女，虐待妇女是不允许的等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要及早发现家庭暴力事件，鉴于许多精神疾病都与家庭暴力有关，因此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时候，询问患者是否曾遭受过家庭暴力应当是常规诊断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培训精神病医生识别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出现的医疗和情绪方面的症状是十分必要的。及时、有效、安全、支持、接纳的家庭暴力干预措施将会得到受害人的认可。在社区机构内设置有效的家庭暴力干预中心将有利于对家庭暴力进行及时的干预。精神病医生也可凭借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而作为社区心理健康顾问，以此作为社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来为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务。

最后通过使用个人、家庭和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暴力对受害人所造成的长期不良影响。精神病医生在家庭暴力的预防、识别、治疗方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个人或者团体心理治疗方法，治疗家庭暴力的实施者的特殊治疗计划也可以有效控制虐待者的暴力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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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不法侵害家庭不法侵害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对社会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不法侵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家庭中的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应当实施正当防卫呢?由于我国刑法正处于不断完善中，对何谓“家庭中的不法侵害”，能否进行正当防卫？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造成了在正当防卫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由于妇女（妻子）是家庭不法侵害的最大受害群体。所以,本文着重探究夫妻之间存在的家庭不法侵害行为。我拟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

一、家庭不法侵害的概念、特征和范围

（一）概念

1、不法侵害的概念

谈起“正当防卫”，必然要说到“不法侵害”。“不法侵害”的“不法”就是不合法的行为，就是违法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其他违法行为。从字面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而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使合法权益感受到危害的状态。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的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侵害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当然是不合法的行为，所以叫做不法侵害。

从我国刑法把它叫做“不法侵害”，可以看出并不只是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也包括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和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一般认为：不法侵害指是正在进行的性质严重、侵害强烈、危险较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具有侵害性、违法性、紧迫性、可制止性等特征。

2、家庭不法侵害的概念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角色是他/她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一般地，一个人先是一个儿子/女儿，同时又是公民；进而时一个丈夫/妻子，同时又是公民；作为公民还要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之中。只不过这些公民是具有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而已。而家庭又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构成了家庭，是家庭构成了社会。

家庭不法侵害作为不法侵害的一种，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决定着家庭不法侵害也具有不法侵害的本质特征；也具有其独有特性。这种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的“不法侵害”作为一种特殊的不法侵害，当然与社会上的“不法侵害”不同。这种“不法侵害”要谈得上正当防卫，当然与社会上的“不法侵害”有所区别。对这种特殊的“不法侵害”要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将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我认为：家庭不法侵害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

3、家庭不法侵害的范围。

家庭不法侵害与“家庭暴力”比较相似；有学者将“家庭暴力”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四类：

（1）、轻微暴力：对他人人身未造成任何伤害，或仅造成极轻微的伤害。

（2）、一般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轻伤。

（3）、严重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重伤。

（4）、极严重暴力：造成三人或三人以上重伤，或一人以上死亡。

我认为，只有对“严重暴力”以上的“不法侵害”才有必要实施正当防卫。家庭不法侵害应该是仅限于“严重暴力”和“极严重暴力”，而对于“轻微暴力”和“一般暴力”不必采用正当防卫的手段去解决；首先，应当理智对待，学会宽容、谅解，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其次，可以通过教育、调解、劝阻、行政处罚等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对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互谅互让来解决；他人也是劝阻而已。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有适用正当防卫的必要，否则，对于一切家庭不法行为皆广泛地适用正当防卫，可能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会导致更多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家庭不法侵害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抢劫近亲属的，用于自己使用的，一般不认定为抢劫罪”等。

综上所述，家庭不法侵害是一种“严重”的“家庭暴力”。其范围一般应为性质严重、侵害强烈、危险很大的犯罪行为。

（二）特征

家庭不法侵害由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给家庭成员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果。与一般不法侵害行为相比较，家庭不法侵害除具有一般不法侵害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外，还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家庭不法侵害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如婚姻主体间存在的夫妻关系等。

2、侵害的反复性。家庭不法侵害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侵害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反复地侵害。

3、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家庭不法侵害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所，即多数发生在侵害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不法侵害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不法侵害系个人的家庭隐私。“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为了不使家庭矛盾激化而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所以；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不向外张扬，不让外人知到而委曲求全，隐蔽性很强。

4、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家庭不法侵害虽然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虽然这种日益严重的“不法侵害”直接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但是，这种日益严重的“不法侵害”更破坏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5、妇女（妻子）是主要受害者。“根据调查表明：有1/4至1/2的妇女受到丈夫的肉体折磨过；在美国，每5年在婚姻家庭暴力中被打死的妇女总数同越战中死去的美国人一样多；在菲律宾，每10个妇女中，就有6个人是受害者，在芬兰，22%的妇女遭受到暴力过。”

二、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进行正当防卫

（一）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特殊条件下的救济措施。刑法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必定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正当防卫是“天赋人权”之一。具有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同时又是公民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利。

（二）刑法并未禁止对家庭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在近代，《大清新刑律》曾以现代语言规定“正当防卫”，但在附录的《暂行章程》中又规定“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而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禁止在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行使正当防卫权，更未禁止公民对家庭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如前所述，家庭是特殊关系的公民构成的，正当防卫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这意味着在特殊关系的公民之间能够行使正当防卫权，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行使正当防卫权。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法无许可即禁止；对于人民大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许可”。

法律应是理性、公正的，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公民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任何身份、所处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在特殊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其他家庭成员为了保护本人或者他人（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是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

（三）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从本质上讲性质都是一样。

二者都是不法侵害行为，侵害行为被认定为不法，即意味着这种侵害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为法律所不允许。对这种违背法律的强制规定或禁止规定的行为，被害人或者其他公民没有容受的义务。就是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是这样的。

不管家庭不法侵害还是社会上不法侵害，它们同样都具备暴力性和破坏性，虽然它们侵害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对一种合法利益的损害。所以，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以暴力手段侵犯合法利益的行为。

（四）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应同等评判。

如前所述，二者在法律上定性是相同的；再者，二者所侵犯的客体相同：它们都侵犯了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评判二者的法律依据都是同一部刑法。这决定着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应同等评判。这正如陈兴良所说：“亲属之间发生的正当防卫也完全适用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一般规定”的道理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作出不同的评判，可能使评判畸轻的一方抱有侥幸的心理，产生对法律的藐视，更易滋生更多的违法行为；，必然会导致侵害更多的合法利益。

总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保护每一个公民（包括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应对家庭不法侵害与社会上不法侵害进行同等评判。

（五）现有个别案例也支持此观点。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于2004年08月1日的宁夏新闻网，讲的是发生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蒋口村一个家庭中的事。张巧云在十五年前与姚发江结为夫妇，婚后因丈夫性情粗暴，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长年对她实施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只是一味的迁就忍让。2003年9月8日上午，丈夫姚发江再次要求已经上初中的次女姚丽退学，此举遭到张巧云极力反对，双方因此发生争吵。当张巧云顶撞了姚发江几句后，施暴成性的姚恼羞成怒，当即从房内取出一把斧头，大叫：“今天要弄死你这个婆娘。”向院中晒麦子的张扑了过去。从来只知挨打的张巧云一看今天的情形不同于往常，姚手持凶器是来要她的命。于是她捡起地上的一把刨子（木制长把农具）向姚的头部打去，一下就把姚打倒在地……事发后，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时认为，被告人张巧云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为使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

综观本案可见，当家庭中发生不法侵害时，其他家庭成员能够进行正当防卫。任何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都能得到法律保护，这不仅仅是对公民权力的肯定，更是对漠视法律的警示，是对家庭不法侵害的有力遏制。

总之，只有对家庭不法侵害能够进行正当防卫，才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家庭不法侵害者有所顾忌，让家庭成员的权益切实得到保护；而且有利于弘扬正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也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只不过这种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是有所区别的。

三、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异同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都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它们之间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这决定着它们必然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一）它们相同点主要有以下：

1、都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它们虽然外部特征符合某一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在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被法律所允许或认可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也被称为“排除违法”或“客观危害阻却行为”、“违法阻却行为”、“可抗辩理由”等等。此类行为的特点在于，虽然有形式上的危害行为和损害后果，却没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对所发生的损害后果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2、都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行。

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以保护合法权益。而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只有反击、抵制不法侵害人，使其停止侵害行为或丧失侵害能力，才有可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因而，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不法侵害人始终是正当防卫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目标，而不可能是第三人。

3、防卫人主观上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图。

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的加害是被迫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观上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意图。

总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它们都是正当防卫的一种，都具有正当防卫的一般共性。

（二）、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

1、能够实施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不同。

由于家庭不法侵害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正当防卫的起因,这种不法侵害应与一般不法侵害是有区别的。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行为要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范围小些，换句话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我认为作为正当防卫中的家庭不法侵害应仅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犯罪行为，不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危害程度要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危害程度严重的多。因为，一般违法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必采用正当防卫的手段去解决；首先，应当理智对待，学会宽容、谅解，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可以通过教育、调解、劝阻、行政处罚等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对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都是互谅互让来解决；他人也是劝阻而已。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有适用正当防卫的必要，否则，对于一切家庭不法行为皆广泛地适用正当防卫，可能威胁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会导致更多恶性案件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抢劫近亲属的，用于自己使用的，一般不认定为抢劫罪”等。

2、防卫的强度不同。

防卫不法侵害虽然属于正当之举，但它同样应当有所节制，必须把握适度。任何不受制约的反击行为，即使其出发点是正义的，最终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各国刑法在有条件地赋予公民防卫权的同时，又毫不例外地对正当防卫的力度及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作出了一些限定。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对象必然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防卫人一般与防卫的对象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等特殊的亲属关系。对这种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实施正当防卫，应当以能够足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如果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住不法侵害时，就不允许采取激烈的防卫手段；其所防卫的强度应当比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的强度要弱些；毕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她们还是要长期的永久性地生活在一起。

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对象必然是社会上的人，防卫人一般与防卫的对象互不相识、毫无关系。防卫人在进行正当防卫时，完全可以不受那么多特殊的因素限制，这就决定了二者防卫的强度不会相同。

3、有无无限防卫权不同。

“无限防卫”一语，是指防卫强度之无限，即防卫行为可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任何损害。

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主体必然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防卫主体一般与防卫的对象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等特殊的亲属关系。防卫主体与防卫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希望对方残疾或者死亡；这就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并没有无限防卫权。如丈夫出于维护“权威”而殴打妻子时，双方都不希望对方残疾或者死亡。

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其所防卫的主体必然是社会上的人，防卫主体一般与防卫的对象互不相识、毫无关系。防卫主体与防卫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对对方残疾或者死亡，是持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出现。所以，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存在无限防卫权。我国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那样，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总之，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无限防卫权；而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一般情况下，有无限防卫权。

4、构成要件的不同。

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不以防卫的唯一可能性为要件。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当公共利益、公民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公民有权对不法侵害者予以必要的反击。即使在公民有条件躲避这种侵害或求助于司法机关的情况下，公民仍有权行使正当防卫这一法定权利。换言之，我国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并不仅是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而是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积极手段。

而在家庭不法侵害中，考虑到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系，应当界定防卫的唯一可能性作为构成条件，即正当防卫是一种“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所谓迫“不得已”，一般是指在发生紧急危险的情况下，除了采取对家庭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才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而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来保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舍此方法，别无他法可以避免不法侵害，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请求国家公力保护的可能或有其他方法如逃跑等可以避免不法侵害时，便不能滥用防卫权。

我国古代有两事例可供参考，儒家思想中是讲究“孝”的，但也不是迂腐的。有一次，有人问孟子，如果你的父亲要杀你，你怎么办，孟子回答说，如果可能逃走的话，一定逃走，不要让父亲背不义的罪名。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个场景，有个皇子惹怒了康熙，康熙要拔剑刺死皇子，这时大臣阻拦康熙，并且劝说皇子快走，这个皇子也很执拗，跪着不肯走。这时大臣大声地呵斥皇子，你想要陷皇上于不义吗？

总之，考虑到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系，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应有所区别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家庭这个本应饱含温馨和睦的空间被内部不法侵害行为侵蚀时，不论是主动施以不法侵害行为的一方，还是在恐惧中被迫面临不法侵害行为的一方，在家庭维护失控的同时都成为家庭不法侵害行为的受害者。毕竟家庭生活是长期的共同生活。

为了使本人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家庭不法侵害，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也能够进行正当防卫；只不过这种在家庭中进行正当防卫与在社会上进行正当防卫应区别开来，这也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这样才能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弘扬正气，预防和制止家庭不法侵害行为，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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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地震惊着人们的心灵。根据1994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和正在经受磨难的群体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阐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渐频繁，受侵害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而司法实践中有关部门在解决的观念上很大程度尚未转变，认为家庭内部之事，不便处理或无法可依，使得当事人求助无门。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够研究并提供相应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侵权和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及其相关因素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行为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

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事件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行为不属于违法和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用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二）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因刑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实施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否则家庭暴力行为的过于宽泛而失去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三）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历史传统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19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如对于婚内的理解，在国外普遍认为是对妇女人权的严重侵犯，有的国家以罪加以惩罚，而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的争议，司法实践的判决也是相互矛盾。1995年姚某诉白俊峰案。法院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强行与姚某发生性关系，不构成罪。1999年上海青浦法院对一起婚内进行审理，认定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罪。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通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实现。

（四）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第9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冷暴力”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家庭暴力到家庭“冷暴力”，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体现。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现这个问题，在普通家庭也逐渐频繁地出现。家庭“冷暴力”跟着社会发展步伐家庭经济条件不断提高。因此，在家庭成员之间必然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质量。因此我希望可以从家庭“冷暴力”对子女的影响出发，针对家庭中存在的对子女的“冷暴力”现象进行哲学思考，提出预防的对策和建议。首先，存在认知偏差。家庭“冷暴力”是一种界限范围不明显的暴力形式，很多人在观念上还停留在过去，认为只有拳打脚踢才算是暴力。这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冷暴力”的判断，受害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冷漠对待，遭受谩骂。认识上的错误、自我保护意识弱，冷暴力的报道和评述也甚少，对其危害性和严重性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又由于组成家庭的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会按自己的想法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这种无声的暴力形式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其次，思想保守，缺乏交流。在对待子女时，家长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通常会以专制教育来对待子女，长时间下来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恐惧感，这种惧怕感可能会造成他们性格孤僻，不会与外界交流，更不敢与父母进行过多的沟通。这种教育方式拉开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冷漠的家庭气氛也慢慢地“冻结”了彼此的内心。因此，长期生活在压抑气氛中的孩子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自然就成了家庭“冷暴力”的受害者。最后，法律缺失。发生在子女身上的“冷暴力”的行为通常发生在私人空间中，迹象不明显且不易被人察觉，司法很难介入，加上孩子的法律观念淡薄，受害时不懂得及时寻求法律帮助，使得关于保护子女免受家庭“冷暴力”的法律一直缺失滞后。尽管现在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包括了肉体上和精神上两类，然而在刑法中对精神上的这种“冷暴力”并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且已有的关于冷暴力的法律也局限在了夫妻婚姻内，这些法律方面的漏洞，促使了家庭“冷暴力”对子女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不断上升。

二、家庭“冷暴力”对子女的影响

家庭“冷暴力”通常女性受害者普遍高于男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家庭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就是家庭中的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如果家庭中“冷暴力”频发，精神上的压抑加上心理上的扭曲，对子女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冷暴力”的危害最为严重，如果再将其施加到身心未发育成熟的子女身上，对他们的未来将会有很大影响。

（一）对子女身心健康有影响

在发生“冷暴力”的家庭中，孩子长期处于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即使暴力不是针对孩子，也会使他们受到冷落，感受不到家庭带来的温暖，长期的抑郁还可能导致他们自虐自残，自然很难健康成长。压力过重，患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产生暴力倾向，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健康的心理可以提供精神上的动力，为奠定积极向上的思想打下良好基础。如果因为家庭“冷暴力”对子女良好心理的构建形成阻碍，那么这种不良的家庭影响同样会对子女今后的生活形成心理障碍。

（二）对子女学业和事业的影响

父母向来重视孩子的成绩，当孩子成绩较差时，带有失望情绪的父母便会不认可孩子，甚至全盘否定他们。在家中受到“冷暴力”侵害的孩子，恐惧感会长期围绕着他们，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伤害，严重者甚至导致了内心的阴影。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分心走神，课后必然影响课业的完成，成绩一落千丈、自暴自弃。接受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当一项权利被剥夺时，必然会带来反抗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当事人自己是不利的，也是不公平的。对成年子女来说，他们虽然心智相对成熟，但是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对于父母所表现出来的不利于家庭和谐的行为，子女看在眼里念在心理。这样在工作中就会注意力不集中，导致效率降低，甚至因为一些重大的失误而断送前程。

（三）对子女社会化的影响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孩子在幼年阶段形成的自我个性，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事业、家庭和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领域。可见，如果幼年时期形成了不良性格便会延续到他的成年，扰乱他的成年生活。在家庭“冷暴力”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不会有积极的一面，与朋友交流时也会出现问题。涌入社会后很难处理人际关系，适应社会也会非常难。在对待自己的家庭生活时，少年时“冷暴力”带来的伤害带到成年家庭生活中去，使得他们在处理自己家庭问题时也可能出现障碍，不擅于解决家庭纠纷、化解矛盾，直接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导致家庭难以维持下去。

三、预防家庭“冷暴力”影响子女的方法论思考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终生的。家庭气氛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对家庭成员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他们不同性格的发展和人格的养成，而且子子孙孙相互延续。家庭“冷暴力”对子女的负面影响也会伴随到他们的成年，甚至影响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预防家庭“冷暴力”对子女的影响是势在必行的，是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

（一）需要优化子女成长环境，加强亲子间的沟通交流环境对子女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孩子所处的环境主要有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夫妻和睦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和家庭的温暖，从父母身上知道沟通、尊重和赞美的重要性，自然会效仿父母的行为。父母的言行对于子女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和谐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有了父母的榜样行为在前，自然要比缺少爱的孩子成长得幸福健康。家长要多与子女沟通交流、尊重彼此，不以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孩子，反复而有效的沟通自然会增进彼此的感情，消除“代沟”。父母要主动找孩子沟通，活跃家庭气氛。在沟通过程中，要遵循民主、平等的原则，相互理解尊重，孩子都希望父母可以理解并尊重自己，缺少父母的鼓励支持会让孩子有挫败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最渴望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家长如果想使自己的教育得到好的回报，就应该多关注子女的情感需求，协调家庭内部关系，去掉家长作风，反对命令主义，采取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孩子可以在轻松地环境中成长，没有精神上的压力。

（二）建立相关援助机构，加大宣传力度以社区为中心，联合妇联、医院、居委会等有关机构和社会组织成立咨询中心，建立反对家庭“冷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派专业人士利用专业知识为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提供心理、法律上的援助。还可以开通相关的咨询热线，帮助家庭解决问题。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防止家庭“冷暴力”的初级阶段，因此可以首先采取试点方式，因地制宜地开设一些免费的防治家庭“冷暴力”的援助机构，有的放矢，再吸取经验教训进行大范围的机构建设。另外，在机构的设立过程中，专业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专业性、技能型的优势，帮助进行相关的咨询和援助。借助媒体力量进行宣传，网络时代信息可以到达任何一个角落，纸质媒介网络媒体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平台帮助很多人认识到家庭“冷暴力”给子女带来的不良后果，以达成社会共识，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要借助舆论的力量，给施暴者强大的压力。还可以以社区为中心，开展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宣传“冷暴力”的危害，让孩子的监护人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

（三）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条例，完善司法体系“冷暴力”由于不能在身体上表现出痕迹、缺乏明显可见的证据，因此法律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认定“施暴者”的罪行，这也是目前法律关于家庭“冷暴力”的盲点。这些还未完善的法律使很多人钻了“空子”，造成“冷暴力”现象的蔓延。因此，以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来管制社会成员的“冷暴力”行为，明晰对造成家庭“冷暴力”的社会成员的法律条例，使其在实际案件的处理中有法可依。这有助于强化受害者自我保护意识，也能以有效的法治来惩罚施暴者，进而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树立以法律来保护的家庭环境。家庭“冷暴力”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比较私密的事情，形式多样化，加上“冷暴力”没有伤情可以用来鉴定受害程度，因此一直没有一部具体完整的法律来界定、预防并治理家庭“冷暴力”，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十分必要，完善司法体系才能使受害人及时得到保护。目前，我国哈尔滨市已经率先出台了地方立法，将家庭“冷暴力”纳入了立法规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用法律的强制性来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确保他们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

四、结语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婚姻法 解释

我国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是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其在总则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使家庭暴力成为国家法律禁止行为，首次在《解释》中定义家庭暴力，并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防治家庭暴力却效力有限。

一、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中的界定

《婚姻法》中第3、32、43、45、46条均提及家庭暴力，由此可见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对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防治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对于上述条文中提及的家庭暴力，《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第三条首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确定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以修正过去将家庭暴力认为是“家务事”的错误看法。

在因家庭暴力产生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方面，《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法院应判决准予离婚，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情形之一;且在此类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在法律救助方面，婚姻法第43条从社区（具体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当事人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不同方面确定了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的相应法律救助。

在刑事方面，婚姻法在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施暴方的刑事责任，并确定受害人自诉和检察院公诉相结合的启动方式。

三、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规制的不足

（一）“家庭暴力”界定狭窄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以概括兼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定义家庭暴力，但却过于简单：

行为人行为侵犯的客体范围过窄。从司法解释的字面含义上看，家庭暴力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但并未将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和经济、财产方面的权利包含在内，即在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上回避了性暴力和经济暴力。

其次，家庭成员范围界定不明，施暴方和受害者的范围模糊不清。从婚姻法视角，此处的家庭成员应限定在具有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而这样定义无疑未考虑到同居者尤其是同性恋人同居者和前配偶关系者等，并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此外，司法解释还强调侵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将家庭暴力限定在严重的暴力行为上，从而忽略了没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轻微暴力行为。

（二）举证规则对受害者不利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案件多属自诉案件。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并未考虑到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案发时很难有其他人证，且目前有关家庭暴力伤情的司法鉴定程序尚不完善，涉及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伤害后果难以确定、取证。种种因素致使受害者在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获得法律应予之保护。

（三）机制难以协调，缺乏事前预防、事中制止

目前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主要是对施暴方事后进行法律制裁。法律规定注重事后惩罚，忽视事前预防和事中制止。依据《婚姻法》第43条规定，公安机关、基层社区组织应受害人请求，有权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劝阻。但实际生活中，即便制止住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一次，后续变本加厉的行为却缺乏有效规制。而对于尚未造成轻微伤害，既无法进行刑事制裁，又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情形，如何对该类受害者实施救济也处在真空状态。此外婚姻法虽规定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都有一定的管辖权，但却对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无明确详细的规定，且法律规定各部门的管辖多以受害者提出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极易出现因管辖部门不同、各部门对法律条文规定的管辖权的范围理解不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婚姻法在该方面的立法缺失，无疑将会纵容施暴方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将时刻处在威胁当中。

四、今后完善的法律建议

（一）明确家庭暴力定义，扩大暴力行为的范围

要想准确定义家庭暴力，必须弄清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及暴力行为的种类。

目前婚姻法范畴的家庭成员囿于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但事实上，未婚同居、同性恋人共同生活等“类家庭” 共同体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范围未能将其完全涵盖，婚姻法也无法保护此类受害者。笔者在此建议借鉴英国相关立法经验，扩大解释家庭成员的含义，将“前配偶、同居者（包括以夫妻身份同居的异性或以伴侣身份同居的同性二人）” 纳入其中。合理吸收社会发展所衍生的新型家庭共同生活体，保护此类共同体中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我国婚姻法只涉及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回避性暴力和经济暴力，这不仅有悖于国际趋势，且不利于受害者人格尊严、性自主权的维护。笔者在此建议立法应予以补充。

（二）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前已述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受害者具有被动性的前提下，要受害者单方负担全部举证责任，无疑加大了受害者的负担，使其处在不利地位。

“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规则不同于一般案件，特别是因家庭暴力而产生的民事赔偿，更应该倾向于受害者。”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举证规则，让施暴方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便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注重事前预防，引入民事保护令

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庭暴力设定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但在施暴方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时，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力度尚不足以震慑施暴方，使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的继续侵害。

20世纪末期，英美法系国家创设民事保护令，以防止和制裁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均已建立起相应的民事保护令救济制度。尽管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制定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在其第三章规定了人身保护措施，但在婚姻法中，民事保护令尚无明文规定，且《指南》针对仅是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使用民事保护令的情形，法律效力位阶低、保护范围有限。笔者认为我国可适当借鉴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引入民事保护令。当受害者遭遇较轻微或一般程度的家庭暴力，且受害者并不想因此提出离婚或提起诉讼时，可向法院申请启动通常或暂时保护令;在受害者遭遇家庭暴力的紧急危险时，亦可由司法机关启动紧急保护令。

通过设立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和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及时遏止的法律救济制度——民事保护令，才能现实消除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的威胁和伤害，实现对受害者直接、有效保护。

（四）完善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机制

对于因家庭暴力给受害者身体、精神、性和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害，施暴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然而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方在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如果仅将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以离婚为前提的无过错方范围，无疑违背了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原理。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侵权行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为基础，而非以离婚为条件，受害者有无过错与其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而与施暴方免除损害赔偿无关。

考虑到基于夫妻身份而形成的共同财产关系，对于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损害赔偿，可分为婚内损害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引入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的民事赔偿做出具体的规定，借鉴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避免婚内损害赔偿成为一纸空文。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仅包括无过错的受害者，还应包括有过错的受害者。

（五）明确部门职责划分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当事人双方所在单位等社区机构和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上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由于现行婚姻法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实际有效的运作程序，往往导致各部分，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

第11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刑法构想“私领域”

   一、家庭暴力的成因第

         一，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原因与我国目前社会机制转型有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正在进行，旧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消除，转型期的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形成，造成两种观念的脱节，同时摩擦不可避免并常胜冲突，直接诱使家庭暴力产生。

    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大，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丁一些人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社会压力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导致家庭暴力频发。

    第三，性格是影响家庭暴力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性格乖僻、性情暴躁的人更容易实施家庭暴力，他们一般具有人格或者精神障碍，社会交往能力欠佳，生活封闭，甚至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社会越轨行为。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社会现状在家庭暴力中，夫妻间的暴力占绝大多数，而且有上升的趋势。而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又可大体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与性暴力。因此，在家庭暴力当众，妇女为主要的受害者，其次为老人及儿童等。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第一，对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目前没有有关家庭暴力的系统立法，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婚姻法》第3条“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并在第6章“人身权利”和第7章“婚姻家庭权益”中作了规定，《刑法》只大致规定了虐待罪、遗弃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相关问题引起不少法律上的争议。

    第二，因为证据的原因限制了对家庭暴力案件的认定。目前我国大多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承担方式，由受害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于被害方一般处于弱势，他们在受到伤害后往往没有能力进行证据的保存和收集。

    第三，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不健全。反家庭暴力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配合，形成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

    但是我国的这一体系并不完善，社会各方对各自应当履行的职责并未做到尽责尽力，存在诸多不足，如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调解不力；公安机关在遇到涉及家庭暴力的报警时，出警不及时，处置不积极等情况。

    三、对家庭暴力的刑法构想

（一）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犯罪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家庭暴力犯罪，司法实践中只是对照现有罪名对家庭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理论界对于增设家庭暴力罪还是修改刑法相关罪名规定，各有见解。认为增设新罪名的理由大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量刑均与一般犯罪有别，此外还可能涉及情感、经济、伦理等复杂因素，因此不能一并按一般犯罪处理。认为应修改现有罪名的理由则大多为现有罪名已能够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纳入，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以修改为妥。

    笔者认为，与其在相关的所有罪名中进行补充、修改，倒不如取消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罪名，另列一类家庭暴力罪，作为类罪，并在该类罪下设置具体罪名。这种立法，将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犯罪相区别，符合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特征，既可避免定罪量刑的混乱，也更能体现刑法对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重视，从而对家庭暴力实施者起到威慑作用。至于在具体罪名上，应将“婚内”行为界定为犯罪，从而维护妇女的性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另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增设“暴行罪”，即“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以解决实践中对故意伤害未遂，但可能具有高度、长期人身危险性暴力行为的放纵问题。

   （二）适当提高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现行刑法中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过低，大部分为短短几年，这就往往造成犯罪者有恃无恐，被害人得不到保护，甚至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暴力惨剧发生。如《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则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两罪比较，可见在造成相同程度结果下，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

    家庭暴力犯罪不乏长期性、持续性，行为人无视人伦道德和人道主义，严重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人权，对家庭成员造成的是情感上或身体上的严重伤害，如不能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那么这种暴力犯罪将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三）赋予检察机关对自诉案提起公诉的权利现行刑法中的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均被列入自诉罪范围。但由于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在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害怕，或由于传统观念“家丑不外扬”的束缚，受害女性均很少主动提出诉讼，甚至拒绝指控。因此，由检察机关采取积极介入的方式，对家庭暴力犯罪提起公诉，才能有效惩治犯罪，为被害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留被害人的自诉权利。毕竟,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同，其涉及亲情、伦理等私法领域的因素，鉴于“私法自治”的原则，及防止国家公权力滥用导致公民权利被侵犯，检察机关在依法提起公诉之前，需获得被害人的同意。

    （四）建立举证倒置制度

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一般牵涉到个人隐私，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等问题。根据妇联部门的反映，一般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来访，工作人员会先查看其身上是否有伤，如有，则尽快向有关机构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以保证第一手证据不会灭失。然而，除了伤情鉴定，被害人一般很难再提交非常充足的证据，且证人又多数是家人。由于被害人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从保护其利益出发，家庭暴力犯罪的举证责任不能再按照民事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制度，这势必导致被害人处于被动地位，而行为人的罪行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定罪。因此，只要证明受害人身有伤或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事实，就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推定过错责任，即如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实施暴力行为的，应由其举出证据证明。

    （五）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引入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制度如美国“国家统一各州法律专员大会”已提议并已经有6个州颁布了《统一州际家庭暴力保护令实施法令》，要求强制性起诉，起诉人自动将对家庭暴力的指控带来，即使没有受害人的同意或即使她反对这样做。如加拿大的“容忍度为零”政策规定：只要是家庭暴力，一经发现，就不分轻重，必须立案；同时，警察有权入室制止。再如挪威1988年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订案规定，对配偶、儿童和其他关系亲密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指控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人提起诉讼。

    （六）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于家庭暴力犯罪的逮捕、起诉及审判工作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对犯罪人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实现司法控制“严而不厉、宽严相济”的原则。在逮捕工作上，须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以暴制暴的犯罪嫌疑人慎用或少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以教育为主，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对于以暴制暴者的量刑，则应注意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如构成，不应以犯罪处理，如不构成，则须根据情节尽量适用减轻处罚或缓刑，因为此类案件多数是由于行为人遭受长期的家庭暴力无法得到救济而引发的，家庭施暴者的罪过越大，便越抵消了以暴制暴者的主观恶性，因此，在审判过程中需对此类被告人“宽”处理。这样，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的精神真正实现在被告人身上，实现社会正义和法律公平。

    如前所述，我国家庭暴力行为中，90%以上是女性。女性是伟大的，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的共同体，她们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生理、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女性常常遭到歧视甚至家庭暴力，这种暴力既造成妇女身体的侵害，精神上的虐待，甚至还有对生命的威胁，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困扰全球的社会痼疾。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充分重视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犯罪的现状，建立多种救济途径和庇护机构，并通过完善的立法、有效的程序，严惩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最大限度地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第12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刑法构想“私领域”

一、家庭暴力的成因第

一，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原因与我国目前社会机制转型有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正在进行，旧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消除，转型期的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形成，造成两种观念的脱节，同时摩擦不可避免并常胜冲突，直接诱使家庭暴力产生。

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大，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丁一些人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社会压力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导致家庭暴力频发。

第三，性格是影响家庭暴力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性格乖僻、性情暴躁的人更容易实施家庭暴力，他们一般具有人格或者精神障碍，社会交往能力欠佳，生活封闭，甚至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社会越轨行为。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社会现状在家庭暴力中，夫妻间的暴力占绝大多数，而且有上升的趋势。而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又可大体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与性暴力。因此，在家庭暴力当众，妇女为主要的受害者，其次为老人及儿童等。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第一，对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目前没有有关家庭暴力的系统立法，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婚姻法》第3条“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并在第6章“人身权利”和第7章“婚姻家庭权益”中作了规定，《刑法》只大致规定了虐待罪、遗弃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相关问题引起不少法律上的争议。

第二，因为证据的原因限制了对家庭暴力案件的认定。目前我国大多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承担方式，由受害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于被害方一般处于弱势，他们在受到伤害后往往没有能力进行证据的保存和收集。

第三，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不健全。反家庭暴力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配合，形成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

但是我国的这一体系并不完善，社会各方对各自应当履行的职责并未做到尽责尽力，存在诸多不足，如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调解不力；公安机关在遇到涉及家庭暴力的报警时，出警不及时，处置不积极等情况。

三、对家庭暴力的刑法构想

（一）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犯罪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家庭暴力犯罪，司法实践中只是对照现有罪名对家庭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理论界对于增设家庭暴力罪还是修改刑法相关罪名规定，各有见解。认为增设新罪名的理由大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量刑均与一般犯罪有别，此外还可能涉及情感、经济、伦理等复杂因素，因此不能一并按一般犯罪处理。认为应修改现有罪名的理由则大多为现有罪名已能够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纳入，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以修改为妥。

笔者认为，与其在相关的所有罪名中进行补充、修改，倒不如取消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罪名，另列一类家庭暴力罪，作为类罪，并在该类罪下设置具体罪名。这种立法，将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犯罪相区别，符合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特征，既可避免定罪量刑的混乱，也更能体现刑法对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重视，从而对家庭暴力实施者起到威慑作用。至于在具体罪名上，应将“婚内”行为界定为犯罪，从而维护妇女的性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另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增设“暴行罪”，即“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以解决实践中对故意伤害未遂，但可能具有高度、长期人身危险性暴力行为的放纵问题。

转贴于 （二）适当提高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现行刑法中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过低，大部分为短短几年，这就往往造成犯罪者有恃无恐，被害人得不到保护，甚至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暴力惨剧发生。如《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则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两罪比较，可见在造成相同程度结果下，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

家庭暴力犯罪不乏长期性、持续性，行为人无视人伦道德和人道主义，严重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人权，对家庭成员造成的是情感上或身体上的严重伤害，如不能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那么这种暴力犯罪将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三）赋予检察机关对自诉案提起公诉的权利现行刑法中的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均被列入自诉罪范围。但由于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在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害怕，或由于传统观念“家丑不外扬”的束缚，受害女性均很少主动提出诉讼，甚至拒绝指控。因此，由检察机关采取积极介入的方式，对家庭暴力犯罪提起公诉，才能有效惩治犯罪，为被害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留被害人的自诉权利。毕竟，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同，其涉及亲情、伦理等私法领域的因素，鉴于“私法自治”的原则，及防止国家公权力滥用导致公民权利被侵犯，检察机关在依法提起公诉之前，需获得被害人的同意。

（四）建立举证倒置制度

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一般牵涉到个人隐私，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等问题。根据妇联部门的反映，一般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来访，工作人员会先查看其身上是否有伤，如有，则尽快向有关机构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以保证第一手证据不会灭失。然而，除了伤情鉴定，被害人一般很难再提交非常充足的证据，且证人又多数是家人。由于被害人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从保护其利益出发，家庭暴力犯罪的举证责任不能再按照民事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制度，这势必导致被害人处于被动地位，而行为人的罪行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定罪。因此，只要证明受害人身有伤或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事实，就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推定过错责任，即如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实施暴力行为的，应由其举出证据证明。

（五）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引入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制度如美国“国家统一各州法律专员大会”已提议并已经有6个州颁布了《统一州际家庭暴力保护令实施法令》，要求强制性起诉，起诉人自动将对家庭暴力的指控带来，即使没有受害人的同意或即使她反对这样做。如加拿大的“容忍度为零”政策规定：只要是家庭暴力，一经发现，就不分轻重，必须立案；同时，警察有权入室制止。再如挪威1988年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订案规定，对配偶、儿童和其他关系亲密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指控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人提起诉讼。

（六）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于家庭暴力犯罪的逮捕、起诉及审判工作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对犯罪人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实现司法控制“严而不厉、宽严相济”的原则。在逮捕工作上，须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以暴制暴的犯罪嫌疑人慎用或少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以教育为主，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对于以暴制暴者的量刑，则应注意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如构成，不应以犯罪处理，如不构成，则须根据情节尽量适用减轻处罚或缓刑，因为此类案件多数是由于行为人遭受长期的家庭暴力无法得到救济而引发的，家庭施暴者的罪过越大，便越抵消了以暴制暴者的主观恶性，因此，在审判过程中需对此类被告人“宽”处理。这样，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的精神真正实现在被告人身上，实现社会正义和法律公平。

如前所述，我国家庭暴力行为中，90%以上是女性。女性是伟大的，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的共同体，她们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生理、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女性常常遭到歧视甚至家庭暴力，这种暴力既造成妇女身体的侵害，精神上的虐待，甚至还有对生命的威胁，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困扰全球的社会痼疾。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充分重视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犯罪的现状，建立多种救济途径和庇护机构，并通过完善的立法、有效的程序，严惩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最大限度地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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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诉讼模式 刑事和解

一、家庭暴力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中未对家庭暴力行为做出明确界定，只是根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归罪于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等，实为立法之缺陷。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采取概括式的方法对家庭暴力作出规定，“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罪。”该司法解释是目前中国对家庭暴力行为作为犯罪入刑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法律界定。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可以定义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婚姻、收养、抚养、赡养、监护等法律关系中对家庭成员的身体、人格、尊严、经济、性方面的合法权益以各种暴力方式对其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或伤害的行为。

在我国，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造成受害人重伤以上后果，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入罪处罚，最高刑种可判死刑；而对于只造成轻微伤的，至多也就是批评教育；由此观之，由于情节的轻重及主观恶性不同，处罚的结果大相径庭，差距甚大。一种由于后果的严重性，司法机关可通过公权力介入，对行为人提起公诉，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种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影响面较小，亦可通过教化达到目的。但若受害人长期的，经常的受到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即刑法领域中的“亲告罪”），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此类案件属自诉案件，法院遵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受害人自己不提起诉讼，司法机关是不会主动介入的。即使受害人提起诉讼，由于家庭关系的隐蔽性，取证十分困难，更不要说胜诉了。并且在一些偏远地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许多受害人往往放弃追诉权，不去寻求法律的帮助。笔者试图通过这一视角，寻找到解决这一纠纷的有效机制。

二、我国目前解决家庭暴力犯罪机制

（一）司法前置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解决家庭暴力虽起到一定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由于警察介入的是一些情节轻微不需要进行刑法处罚的案例，它在程序、步骤以及具体的方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往往草草了事，加之批评教育即可，没有达到合理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另外，警察出警的消极被动观念，认为家庭暴力属家庭内部纠纷，是可以通过成员间自己就可解决的。但是，警察却忽略了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是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解可以解决的。

（二）诉讼模式

对于家庭暴力所造成的后果不同，可以选择和解模式，也可以选择诉讼模式，但若自诉人提起诉讼又存在诸多困难：（1）取证难。因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的，本身具有隐蔽性，证人证言难以获取；（2）举证责任不合理。受害人一般处于家庭弱势地位，更不要说举证责任了；（3）证据易毁损丢失。因为家庭暴力多是突发性，对行为实施的过程、结果难以保存相应的证据；（4）证据不充分。因受害人法律意识欠缺，不能及时在鉴定机关作出验伤证明，在医院发开的诊断书中也未注明是由家庭暴力所致，法官常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5）判决赔偿数额的不可罚性。家庭暴力所引发的轻微刑事犯罪，即使判决书认定有罪并要求作出相应赔偿，也是空头支票，因为我国规定婚后夫妻财产共有制，就无所谓赔与不赔的问题；（6）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和进行口威胁或者冷暴力犯罪排除在外。

基于以上观点分析，在不排除诉讼模式的前提下，我们要探索一条更适合解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机制。

三、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模式

鉴于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之处，衡量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优劣，在保证合理有效的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规避诉讼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在现行的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让它在最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由于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情绪的高涨，存在诸多意见，未形成统一观点。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在犯罪发生后，由中间人（调解人）对被害人和行为人作出“斡旋”，使得双方可以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者冲突的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内修复双方所破坏的家庭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并且使行为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和解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与自然的保持“和合”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自然融为一体，所谓“天人合一”；第二是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和合”的关系，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纠纷。而孔子则把“无讼”视为古代审判活动所追求的最高标准，积极促成争议双方和解，是让双方相互退让最终达成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其实蕴含着宽恕、博爱的理念，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恰恰吸收了这一思想内涵，在和合文化理念的基础上生根发芽。

（三）刑事和解的政策导向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后，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对于一些暴力性，组织性的重罪，我们坚决实行刑罚处罚，在量刑上坚持从重原则；而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是偶犯且危害程度不大的，国家更多的倾向于轻刑。另外，细看刑事诉讼法不难发现有诸多法条透析着这一思想，例如：“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却弥补了诉讼体制的不足，使之更为公平，更为迅捷。对司法机关来讲，也减轻了工作的重担，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对当事人来讲，更加公平合理，操作性强更强。

四、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和解模式

（一）主观条件

第一，犯罪人自认是刑事和解的先决条件。自认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家庭暴力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加害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刑事和解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滞情感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第二，双方当事人同意是刑事和解的核心条件。在一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无论被告人怎么样认罪道歉，被害人始终不同意任何赔偿，只想让被告人受刑处罚。此时，和解程序无法启动。所以，被害人的同意极其重要，必须保证被害人的同意是被害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保证被害人表达真实的和解意愿，免于被强迫或者诱骗。同样地加害人的同意也很重要，对于加害人来说，如果违背其自由意志，使其非自愿地参加到和解中来，则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不能使其真正地悔罪认错。达不到矫正的目的。

（二）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案件的事实及证据。由于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如果没有出现重伤亡的情况，相关司法机关是很难主动介入的。所为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大致以基本查明案件事实为最低限度要求。即家庭暴力行为已经发生，加害人就是犯罪行为人。至于证据方面，由于其自身缺陷，使得取证工作具有很大难度，所以不能以是否取证，证据是否充分，作为能否启动和解制度的关键。

（三）中间调解人

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和解制度本身也有着一套从立案到执行的司法程序，但让谁来担当“中间人”这一角色呢？根据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分析，司法机关很难积极介入，加上“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不愿摆到“公堂”上说，但为了解决此类纠纷，同时保证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我们可以选择人民调解模式，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又能使双却方当事人“不失脸面”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第14篇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进步，妇女地位趋步提高，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等夫权思想根深蒂固，越来越多家庭暴力案件浮现在公众视野里，本文探讨的是家庭暴力在我国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判断及具体运用。

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司法实践 民事 刑事

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威胁，尽早出台关于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对于有效防止和禁止家庭暴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政府部门、立法和司法部门担当着相当重要的责任，作为法律人，应勇于挑起担子，为反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作出努力！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通常所说的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一般发生在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收养关系等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因为特殊的生理特性，妇女和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还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说的家庭暴力，主要是针对婚姻关系当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当中的认定和运用。

二、家庭暴力在民事婚姻案件当中的判断和运用

以笔者所承办的民事婚姻案件为例，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应准予离婚，可见， 实施家庭暴力是判决离婚的条件之一，而这当中的家庭暴力，除了前面所述手段，即俗称的“热”暴力之外，还包含“冷”暴力。但无论是“热”暴力还是“冷”暴力，都逃不开取证难，界定难，定性难的特点。

先来说说“热”暴力，司法实践中，若受害方在庭审出提出对方有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通常需要提供如下证据：频繁的报警记录（或回执）、就诊记录、证人证言等，但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即便施暴方实施了家庭暴力，出于种种原因，受害方往往无法即时的寻求警方的帮助，且在现实体制下，即便警方出警，往往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未给予受害方报警回执，故前述证据难以搜集全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于2012年5月《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理指南》），针对取证难的问题，规定了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是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虽否认侵害由其所为但无反证的，可以推定被告为加害人，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同时，《审理指南》规定，当事人举证时，因报警记录内容含糊不清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当时的出处警民警出庭作证，让法官最后作出综合判断。

再说“冷”暴力，顾名思义，它首先是暴力的一种，是指不是通过殴打等行为暴力解决问题，而是表现为 语言的嘲讽、故意忽视、躲避、冷漠、轻视、疏远和漠不关心等，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家庭“冷暴力”不同于“热”暴力，故取证、界定、定性更难，且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也没有有章可循的维权流程，其带给受害方的伤害不见得就比“热”暴力要轻，在笔者所承办的离婚案件中，提出对方实施“冷”暴力的女性为数不少，但一次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离婚的却少之又少，目前为止，仅有一例，因对方拒不出庭，亦不愿与当事人面对面的沟通，故法院经多次传唤、调解未果，最终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判决双方离婚，本案中，虽法院未认定对“冷”暴力进行直接定性，但以“冷”暴力所造成后果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依据，不能不说是对“冷”暴力伤害的一种肯定。

但在大部分离婚案件中，因“冷”暴力在举证上的困难及实际上无法造成能够眼见的伤害，故法院均不会以此认定双方夫妻感情破裂，而带着再给双方一次机会的原则，判决不予离婚。笔者认为，“冷”暴力给受害方造成的伤害往往是内在的，精神上的，其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但却会严重伤害受害方的心灵，故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对于“冷战”已久，身心俱疲的双方，若仅因一方为拖延时间而提出的不愿离婚答辩，应当予以更仔细的审查，继而做出相应的判决。

三、 家庭暴力在刑事案件当中的判断和运用

刑事案件中的家庭暴力主要是“热”暴力，但此类家庭暴力造成的后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因一方实施家庭暴力，造成对方轻伤以上伤害，达到可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故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因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受害方在无法忍受、恐惧、崩溃情况下，奋起反抗继而致施暴方死亡。

对于第一种后果，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故本文中不做重点阐释，笔者想要着重说的是第二种。

因被实施家庭暴力而奋起反抗，造成施暴人死亡的情形又有两种，主要是从时间上予以区分，一种是在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当下进行反抗，从而造成施暴人死亡，这在我国《刑法》规定及法律适用上，倾向于“正当防卫”，即考量施暴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与受害人正当防卫行为是否相当，以此认定受害人所造成的后果是防卫过当或是正当。第二种则是一般家庭暴力事件中更常出现的情形，即当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暂停后的一段时间里，受害人为避免之后的伤害借机实施杀害行为，继而造成施暴人死亡，这在我国《刑法》规定及法律适用上，一般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

笔者认为，基于心理和生理的不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往往比一般妇女更容易对施暴的丈夫产生依赖，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长期被丈夫殴打，甚至虐待，想要离开丈夫，另一方面却因为长期的受虐摧毁了她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她们认为自己一无所用，无法离开丈夫。因此这类型的妇女在心理上与一般的妇女是不同的，在抵御施暴者暴力行为时的主观方面也与一般正常人不同，对于这类型妇女，从被害人变为加害人进行转变，即“以暴制暴”的情形，就不得不提“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在国际上已被大量运用的概念。

“受虐妇女综合症”原来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它在法律上被用来指长期收丈夫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它是由暴力周期和后天无助感两个概念组成的，这个概念最早由研究家庭暴力的先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Lenore Walker）博士提出的。暴力周期指的是婚姻或同居关系中暴力的周期性变化，从气氛日趋紧张（Tension Building Phase）到恶性暴力（Acute Battering Incident）再到柔情与充满悔恨的爱（Kindness and Contrite Loving Behavior）三个周期。当第三个周期出现时，受虐的妇女相信这一周期的丈夫才是最真实的他，或者认为丈夫已经知道错了，认为可以改掉丈夫施暴的“毛病”，进而相信丈夫不会再对自己实施暴力行为，继续与他共同生活。然而，这一周期将很快被第一周期所替代，家庭暴力也就周而复始的进行下去。而正是因为长期的受虐，使得受虐妇女在心理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在一次次的挨打中越来越被动顺从，越来越无助，这一种无助着重表现在她无法终止这样的暴力婚姻或同居关系，也就是后天无助感。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妇女权益　法律救济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呈不断上升趋势，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2.7亿家庭中，有8100万个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在全国家庭总数的30%，且施暴者90%是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解体。大量的家庭暴力事件不但导致受害者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家庭解体，更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重要一环就是促进亿万家庭的稳定和谐。本文试就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危害及预防与对策进行研究探讨。

一、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

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对家庭暴力界定比较宽泛，认为“家庭暴力涵盖了对身体的暴力、性暴力以及语言上、心理上的暴力等诸多内容，甚至将已离婚的前夫前妻之间，同居伴侣和原同居伴侣之间，同性恋者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列入家庭暴力”。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家庭生活的传统显示，国外学者的观点不免过于宽泛。而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婚姻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发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可见现行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只限定为一种作为的方式，即殴打、捆绑等伤害到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的行为。

近年来，笔者对所在地区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心理暴力及不作为的暴力和性暴力占家庭暴力的比例越来愈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将家庭暴力界定为作为的身体暴力形式，远远跟不上家庭暴力的演化，严重存在立法的滞后，也导致了司法实践过程中的诸多不便。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究其本质而言，是指行为人（男性公民或者女性公民）基于家庭关系内部的经济上、知识上、体能上以及精神上的“综合优势”地位，为了实现对家庭及其成员的控制而针对家庭其他成员身体或者精神实施的暴力伤害及折磨。本文所要讨论的家庭暴力仅指针对女性公民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

（一）家庭暴力违背社会责任原则

社会责任原则要求婚姻当事人双方都对家庭负有道德责任。而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任性、自私、心胸狭隘，自制能力差，任意的虐待、遗弃、伤害受害者，从而恶化家庭环境，有损于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也有可能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据调查，上海某区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诉讼的比例从1975年的28%上升至1995年的44%。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在离异的近两千个无锡家庭中，因家庭暴力而诱发的占到50%以上。

（二）诱发犯罪率上升，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家庭暴力行为会诱发犯罪率的上升，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此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导致青少年的犯罪率上升。由于受到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感染，孩子们从小就会产生强烈的统治欲望，在成家之后采取暴力的可能性也会上升。据对无锡市171名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有44%的未成年人从小就是受虐者，从小就缺少照顾和温暖。第二，家庭暴力会间接地导致女性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多数妇女在受到暴力伤害后会产生报复心理。有的纠集自己父母家的家庭成员，对施暴的男性报复；有的还出现雇人行凶报复的情况，酿成的血案也不在少数。据对辽宁省女性犯罪的情况调查，50%以上的女性犯罪是因为她们受到了家庭暴力的伤害，犯严重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女性罪犯中有80%是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下走上犯罪道路的。

三、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的主要对策

（一）完善立法，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我国目前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但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从解决对策上讲，最优的选择是制定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确立对家庭暴力防治处罚的一系列措施和机制，建立一套独特的家庭暴力诉讼程序，让受害者能方便、快捷的利用司法程序救济自己的权力。次优的选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构建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救助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施暴方的处罚力度。

（二）设置专门家庭暴力调解机构同时成立“庇护所”

1．尝试在政府机构设置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调解中心。对于大多数的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而言，其实她们并不想直接走进法院去起诉离婚，也不想自己的丈夫入狱，只是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回归平静幸福。所以，可以在居委会和村委会中设置专门的家庭暴力调解中心，通过专业人士或村中的老者的劝说，让施暴者从法律和道德方面了解继续施暴的后果，分析由于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带来的法律后果。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施暴者起到警示作用。

2．在社区等基层组织中设立“妇女庇护所”。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据资料显示，70年代的伦敦就首创了“妇女庇护所”，之后荷兰、瑞典、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庇护所。而在我国香港也有两家被称为“和谐之家”和“惠安中心”的妇女庇护所。妇女庇护所的宗旨是为受害妇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与帮助，帮助受害妇女获得力量、自信和其他的社会资源，使得她们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和暴力威胁。当然，尽管这些机构只能提供给受害妇女应急救助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但是有地方可以暂时栖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伤痛和绝望，增加妇女的选择。

（三）促进女性人格独立，建立女性就业保障机制

女性的自立是应对家庭性别歧视的最好办法，也是女性摆脱家庭暴力的终极办法，但是自立需以自强为基础，在提高女性自立能力方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力。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理念根深蒂固，要想让女性独立，必须提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因此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机重点推进女子教育专门体系的建设，并分阶段给予女子教育事业以优先于男子教育的政策优惠。从而在全社会倡导关怀女子教育的良好风尚，促进“女人也是传后人”的政策观念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行动，以便迅速提升女子教育与培训的层次与水平，尽快缩短女子素质水平与男子素质水平的巨大落差。

2．建立健全女性就业保障机制。一方面我们要为女性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禁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保证女性在就业选择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对女性就业和创业等方面提供优惠和帮扶，比如，女性在开办实体企业时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的税费减免政策等等，从而实现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