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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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包含游客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认知、如何看待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游客感知到的裕固族文化保留程度；居民对民族旅游开发的态度、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居民行为的变化等。访谈在2013.10.3—2013.10.7进行，地点选择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景区、公园、广场，被访谈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和职业群的游客和居民。此次访谈共选择70名被访者，其中女性有40人、男性有30人，年龄层次集中在18~35岁之间，被访者职业以学生、公务员以及个体经营户为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说明访谈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1.裕固族语言和观念变化。（1）语言使用率下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裕固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下降。绝大多数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有影响，有过半的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语言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居民对这种没有文字做载体的民族语言感到担忧，当地年幼的孩子很多不会本族的语言，从小接触的是汉语，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逐渐在消失。（2）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思想意识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理的复杂关系中长期形成的。过去的裕固族接触最多的是自然，与自然相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进而自我感悟能力受到影响。访谈发现，自从旅游开发后，随着游客外来文化的传播，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逐渐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生活、去发展，有了生存危机感。大多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特别是居民自觉思考如何使裕固族文化更有吸引力，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更重要。

第2篇

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经济利益之实，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业的真实写照。虽然单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之目的来开发民族旅游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却无疑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使民族文化在社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转瞬成为经济理性的工具，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深深地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这种伤害显然违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原则，即不伤害。“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准则可无条件普遍化。照此，伤害他人的身体和精神从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准则。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普遍化的准则，就等于允许别人去伤害他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不伤害伦理原则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而由人所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冲击和面临伤害时，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民族旅游企业对社区居民民族情感的伤害属于精神的伤害，虽然不像经济利益等物质层面的伤害那样显见，但这种伤害更深入，更具杀伤力。民族旅游企业到民族社区开发旅游项目，虽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企业至少应确保其自身的开发行为不会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伤害，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企业所谓民族文化责任便是欺世的空谈。保护总是包含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之意味，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重了强势群体的责任负担。在民族旅游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民族社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就凸显了强势对弱势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因为强势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更显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强势与弱势又总是相对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岂不也是弱势?所以，不伤害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群体、所有民族的。其实，强势与弱势本身可视为被一些所谓“睿智”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推论:民族之间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强势“应该”帮助和保护弱势，等等。照此推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汉文化在美国人的眼中同样也是需要保护。“正如我们很少听见少数民族对汉族说要保护好汉族的文化，但却可以听到美国一些学者在中国的讲坛上大发宏论说要‘保护好汉文化’一样，这和我们冠冕堂皇地对少数民族说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是同出一辙的。”如果按照“强－弱”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汉文化应欣然接受美国的保护，犹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应欣然接受汉族的保护一样。但显然，这样的“宏论”是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面前“强势”的汉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汉族深感“受伤”。如果“强－弱”的对比是一个事实的话，也应更多地被理解为或被看成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这一差距与文化无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并无强弱优劣之分，无法也无需做出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任何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应该是对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谓强势对弱势的保护，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业对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方面首先应明确的价值观念，因为那种以“强—弱”思维为模板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如不加以纠正，还将继续造成对所谓弱势的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民族情感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是应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首先应摒弃传统的所谓强势对弱势的居高临下般姿态的保护的误导性价值观念。这种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应有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潜在着对民族文化伤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摒弃这种误导性价值观念之后，民族旅游企业将会发现，其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实在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为它所保护的民族文化与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应受尊重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根据利益相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的文化保护责任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类:(1)直接对象: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是其传统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与所有者。(2)间接对象:人类社会。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由具有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负责，其伦理价值无疑远远超过因为保护民族文化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伦理价值不是用经济价值能够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三、社区民族文化责任

第3篇

全市拥有2个国家一类口岸，1个国家二类口岸和5个边民互市点，湘桂铁路与322国道贯穿其中。凭祥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全市有壮、汉、瑶、苗、侗等17个民族，总人口10.6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3.7%。壮族人口有8.8万，占总人口的82.3%。

民族文化的重点分布及其特点

（一）独具特色的以军事名胜古迹为主的人文景观

历代以来，凭祥一直是个边陲重镇，尤其近代以后，发生过多次抗敌护边的战争，因而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御边旧址，军事名胜古迹较多，有二关一卡十九隘之称。既有气势雄伟的关隘，又有秀美奇特的古建筑;既有恢宏的古战场遗址，又有现代战争的痕迹。其中有友谊关城楼、金鸡山古炮台两个一级景点，有大连城、白玉洞、平岗岭地下长城三个二级景点，以及班夫人庙、万人坟、伏波庙、平而关、叫隘等三级景点。

（二）秀丽的以亚热带景观和喀斯特地貌为特征的自然景观

凭祥大部分地区属于溶岩峰林地貌，山多洞多，且山美洞奇。往往是或山峦叠嶂，或奇峰林立和悬崖峭壁;岩洞内空间大，钟乳石形态万千，玲珑剔透。主要有金鸡山、法卡山、大青山、白云山及白玉洞、中山岩、牛岩、观音岩、瑛龙岩等。平而河自越南流入凭祥，河水清澈且流量大，水流平缓，两岸是青山翠竹，美丽的小村庄依山傍水，两岸景观充满着诗情画意。

（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第4篇

（一）民间故事的借鉴

动画题材和文学创作都是来自民间，对生活的基本写照。所以我国许多动画题材都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神话故事的演绎

神话故事是人们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说，主要是关于神仙或是上古英雄的故事。而我国的神话故事没有完整的体系，最早有关神话的书就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山海经》，加上一些文人的论述和民间的说法就演变成现在流传的版本。我国的动画产业对神话传说的应用比较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拍摄出了《大闹天宫》的动画片，而且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后又拍出的《哪吒闹海》《西游记》《哪吒传奇》等一系列神话故事。

2、成语故事的拍摄

成语故事也被大量地运用于动画拍摄中，通过画面、音效和台词等，将古代圣贤的至理名言和人生感悟娓娓道来，使人们加深了对成语的理解，也能够达到教育人民群众、净化社会风气的效果。被制作成动画的成语故事非常多，无论电视台或各大网站，都有不同方面的成语故事可供观众观看，如“乐不思蜀”、“邯郸学步”等。

3、寓言故事的翻拍

寓言是通过假借的人物或对自然物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一些有趣的故事讲解一些至理名言。寓言最早是民间口头的创作，后来经过文人的创作成为特定的文化形式。寓言应用于动画中，可以达到很好的褒贬效果，同时也丰富了动画的文化内涵和深度，如我国1980年拍摄的寓言动画《三个和尚》。

（二）传统的绘画艺术完美结合

1、水墨画的应用

水墨画很少在动画片中单独使用，它一般是作为场景设计用的，特别是那些动画情节是以古代故事为背景的，水墨画用的就非常多了。比如近些年拍摄的《秦时明月》系列，对于水墨画的使用就非常有特色，故事背景是以墨家反对秦朝统治为主线，又有诸子百家的加盟，所以整个动画就显得非常灵动、意境深远。

2、壁画的应用

壁画应用于动画片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也不是没有过。由于壁画是墙壁上的艺术，它的功能主要是装饰和美化，有多幅画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国的壁画在宋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直到建国后才又有所发展。1981年我国根据敦煌莫高窟额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拍成了一部名叫《九色鹿》的动画影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3、年画的应用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代表着人们对新年的祝福以及未来的期盼。传统的年画风格质朴、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比如年年有鱼（鱼）、福到（倒）了、春牛图等，经常会在过年的时候被做成动画在电视上播出，增添更浓的年味。

二、民族文化在动画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全球化热潮冲击民族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新文化的流入对动画产业增添了新的血液，很多动画设计者为了与世界接轨，将动画中的民族文化一再压缩，拍摄出的动画就没有中国特色了。当动画产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就更应该坚持将本国文化用到动画中，因为它不同于技术拿来用就行，那代表着自己的特色，照搬别国的内容和形式只会在同质化的过程中被淹没。

（二）民族文化题材的动画形式大于内容

在运用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动画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而且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满足现代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追求经济效益，动画设计者就不自觉扩大了动画中的商业元素，歪曲民族文化本意。为了保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提高我国动画质量，就要做好民族文化和商业元素的合理他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凸显出民族文化，知道在哪里应该运用商业元素，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经济效益，这需要动画设计者做更多的工作。

三、结束语

第5篇

以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为主题的研究中，包含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张桥贵在《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现代价值》（2003）一文中列举了少数民族人们在崇拜山、水、土地、动植物方面和生产活动前举行祭献仪式方面的鲜活事例，初步地探究了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论的生态价值及其在现代生态保护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戴波、蒙睿（2004）的《彝族多样性图腾崇拜及生态学意义》一文对种类繁多的彝族图腾崇拜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对彝族图腾的归纳总结，剖析了图腾文化背后所蕴藏的生态因素。文章指出，很多彝族图腾崇拜都具有生态特点，如：山、水、动植物图腾崇拜，这种图腾文化与人们居住的生态环境、民族生态文化是紧密相关的，由图腾崇拜衍生出的图腾禁忌中反映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态道德精神，这对我国生态道德建设具有宝贵指导意义。林幼斌、黎纯阳在《少数民族的与生态环境保护》(2006)一文以具体事例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识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表面上来看，自然崇拜是一种少数民族人们为取悦自然神灵的宗教崇拜，但其实质是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明的具体影射。多样的自然崇拜是少数民族先民在不了解自然规律的时期，对破坏自然环境后遭到自然力报复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何燕霞，段敏芳（2009）在《浅论白族本主崇拜及其和谐思想》一文以白族本主崇拜为研究主题，对本主崇拜的内容、生态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总结了白族本主崇拜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和谐共处的思想。白族本主崇拜按内容分为三大类型：自然崇拜的本主神、神灵崇拜的本主神、人物崇拜的本主神。本主自然崇拜的天人合一生态观体现了白族人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何燕霞（2010）的《论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着重分析了少数民族自然崇拜的理性内涵。文章认为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共生共存和适度消费的理性因素对于当今提高生态文明意识、转变消费模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刘垚的《宗教对傣族生态环境思想的影响》（2011)一文，通过对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傣族“万物有灵”“、万物一体”及“众生平等”生态观的论述，认为傣族生态思想的形成源于原始宗教。

二、风俗禁忌中的生态文化因素研究

李本书、王海锋的（2005）《现代生存论语境下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一文介绍了少数民族山水、树木、动植物、生计方式方面的禁忌，剖析了其中潜藏的哲学蕴意，发现了这些有关自然禁忌所具有的宝贵生态价值。文章认为少数民族种类繁多的风俗禁忌是促进地区生物多样、维系生态平衡的不竭动力。廖春华（2006）《彝族、佤族、德昂族传统文化习俗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调查研究》一文论述了彝族、佤族和德昂族独特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生态保护精神，诠释了其风俗禁忌的生态功能。李本书（2008）《傣族“龙山林”文化禁忌与边疆生态环境的安全》：傣族人们认为“龙山林”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傣族人规定族人们不得在“龙山林”区域内进行伐木、猎捕活动，这种原始禁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的生态安全。作者指出，傣族的这种“龙山林”文化现象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于保护自然的禁忌，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张唯一（2011）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环境保护》以生态角度审视了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文章结合许多鲜活的事例揭示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生态因素。作者认为原始禁忌有力地维护了的原始自然风貌，使当地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局面。梅军（2012）《苗族禁忌习俗中的生态功能浅析》认为苗族的许多禁忌习俗中传承了少数民族人们灿烂的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适应生存环境，同时还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加速生态恢复。作者指出，强化苗族禁忌习俗的生态功能、优化、整合其外化形式可有利的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1.神话研究。翟鹏玉(2007)在《壮族稻作神话群与民族生态审美叙事》一文中主要对壮族的“那”文化稻作神话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了。作者认为壮族稻作神话是一种集科技理解与生态选择有机融合的生态审美范式，其中很多稻作神话饱含着珍贵的朴素生态观，这些生态智慧为我们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提供了现实、有效的文化参照。罗义群（2008）《苗族神话思维与生态哲学观》：在苗族的神话中，“气”指的是天地自然神灵的生命表现形式，人相相对于自然神灵只不过是“过客”、“儿子”的角色，人们的生存是依赖于自然神灵的“气”的滋养。因此，苗族神话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们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应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刘亚虎（2008）《支配与和谐南方民族与自然关系神话中的深层意识》一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神话并从两方面论述了人同自然的深层关系。一方面，南方少数民族的先民们为了获得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和自然物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制定制约人类某些过度的行为的规约以保护自然环境，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体现了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杨文辉（2009）的《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文对佤族《司岗里》神话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司岗里》神话是佤族人们对于人类起源认识，是佤族人们生命观的集中体现。在《司岗里》神话中，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患难与共，动植物与人类地位等同，这对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解决当今生态危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余敏先(2012)《禁忌与诉求中国南方民族洪水再生神话的生态解读》，作者以生态视角剖析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以禁忌为主题的洪水再生神话中的生态诉求。这类洪水再生神话警示着人类应该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自身的生态道德意识，以此来使得人类长久、平安地生存下去。2.口传文学研究。杨海涛（2000）的《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一文从生态视角出发，深入、系统地挖掘了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潜藏的生态意识。作者在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众多原生态口传文学中发现了人与自然同源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自然是与人类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形式。这种同源的观点体现出了少数民族人们的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世界观。同时，文章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血亲同源观进行了详实的论述:一是人与自然兄弟血亲关系的生态意识。纳西族的东巴经神话中，自然界的万物统称为“孰”，人类的祖先与“孰”是同父的，所以，如果人们乱砍乱伐、肆意捕猎就会受到“孰”即大自然的惩罚。二是少数民族树神崇拜中的环保意识。以哈尼族为例，由于哈尼族人们对神树的崇拜，族人们对森林进行了生态意义上的划分和保护，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森林的覆盖率。三是少数民族丧葬祭仪方面有着浓重的灵魂归宿观，其中蕴含着生态意识。在地区的丧葬祭祀中，人们需由一位祭司专门吟诵的“指路经”“，指路经”的内容主要是对祖先居住地方的高山、森林、河流、动物、庄稼的具体描绘，这客观地告诫人们要珍爱自然。沈茜（2009）《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对瑰丽多姿的苗族古歌进行了生态维度的深刻剖析，苗族谷歌的题材十分广泛，很多古歌都充满着浓厚的生态意蕴，充分地体现出苗族人们热爱自然，追求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观。王军健（2010）《傣族谚语蕴含的生态观念解读》考察了傣族谚语中所体现的传统生态观，作者认为傣族谚语中蕴含着人们敬畏神圣自然的生态精神，从傣族谚语中总结出了人们值判断依赖外在的万物、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目标是为保护生态、构建和谐家园的核心思想。袁翔珠（2010）的《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观》：南方少数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口头文学体系，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主要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歌谣等。南方地区少数民族人们以各种形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口头文学相融合，借助口头文学俗易懂的特点将其传统生态观念世代相传。作者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智慧深刻的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们对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和谐发展的认识与理解。

四、少数民族民间规约研究

古开弼（2004）《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研究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一定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之上而形成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间规约。西双版纳傣族的《布双郎》、《土司对百姓的训条》，苗族的“榔规”、“榔约”“、议榔词”，侗族的“款约”与“款首裁决”，水族的“封山议榔”和“毁林罚戏”，布依族的“榔团盟约”与“文明公约”，壮族的“都老制”与“都老裁定”，瑶族的“石牌”与“料令”以及哈尼族的“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都涉及了生态资源保护的内容。在原始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中，宝贵的生态道德规范得以传承，在传承中积淀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信念、功德观等，这为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刘志伟（2010）《浅析历史时期乡规民约中的环境意识以现存1949年以前的乡规民约石刻为例》一文通过分析84块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的深入研究，对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意识进行梳理。林移刚,刘志伟《从乡规民约石刻看历史时期民间的环境意识》（2012），地区现存的乡规、民约石刻真实的反映了少数民族人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作者对大量的生态保护条款进行了整理、解析，从中凝炼出少数民族先民们朴素的生态观。

五、传统生计方式中的生态文化维度研究

第6篇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建立在人的头脑风暴和才能展示、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欧洲、北美等各地区文化和经济高度关注的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文化创意产业将在全球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潜在的巨大价值。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提出，意在振兴英国的经济。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三个特点:1、强调个人的作用;2、重视知识产权;3、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机会。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从消费的层面对文化创意进行了定义，即创意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王缉慈教授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原料，包括广告、建筑设计、美术、古董交易、手工艺、电影、互动休闲软件、表演艺术、出版、电视、广播等在内，具有出口创汇、创造就业、提升城市形象、信息科技应用等功能。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空间特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不同于传统创造业，因此要深入思考创意产业的区位特征，寻找或扶持已有文化创意产业雏形的聚集地，从而以相对小的成本追求相对快速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国内至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笔者结合国内部分省市的官方界定，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依托个人创造力，发掘利用知识资源，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发展就业，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产业。尽管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属于“舶来品”，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强调文化创意产业的本土化，发掘、传承、保护地方珍贵的文化资源，发挥文化创意产业的整合与辐射作用，使其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动力。

二、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经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文化，而能够使一个国家软硬实力相融合、相发展的产业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是多样性、小型化、分布式，但其提供的就业人口和产值却一直保持增长，对于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帮助，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对于青海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民族文化是建立在“文化”这个宽泛的定义之下，由各个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的先民们适应所生息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为该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普遍接受，共同分享、深层认同、集体维护、世代相传。可以说，民族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空间内衍生的，由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的族群所创造并传承，集中体现了这一民族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青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落后，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综合客观需求。

(一)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和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构成区域优势产业选择的依据，发挥区域要素禀赋才能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由于青海“三江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对环境的高要求，青海不具有大力发展重工业的能力，这也从客观上严重制约了青海经济的发展。因此，突显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特色，发展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科技及个人智慧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尊重生态，利用生态是青海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青海产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求

资金紧缺、投资乏力是青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尊重生态、保护生态的客观需求与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摆脱环境资源的束缚，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成为青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污染小、资源消耗小、所占空间小等特点，通过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整合和提升，可以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附加值低走向附加值高、从制造走向创造的转变，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和升级，推动青海经济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

(三)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条件下增强文化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落后的状况。同时，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三、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青海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十二五”文化建设总投入力争达到96亿元以上，其中，政府投入53亿元，比“十一五”时期文化投入增长130%;社会投入43亿元，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但是当前，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仍属于新兴产业，2010年文化产业仅占全省GDP的1．66%。在资本、政策、人才、文化开发、环境等要素配置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性问题，导致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可持续性，严重阻碍其发展。

(一)政策体系不完善

青海由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对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发展规划。政策制定上经常出现多头立法、多方共管的局面。监管系统混乱、监管缺失等问题时有发生。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管等方面缺乏内在联系，始终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撑。文化地方保护主义、文化盗版、设计纠纷等现象都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人才匮乏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凝聚个人高智商的新兴产业。重点是个人的创造力。但是青海科研机构较少，相关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据青海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省从事文化及相关产业(以下简称为文化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共有7198个，从业人员8．9万人。由于发展条件所限，当前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普遍素质偏低，缺乏文化创新人才，缺乏文化营销管理人才，具有原创精神体现民族特色的人才更少。

(三)资金投入缺乏有效性

青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政府投入占总投入的55%。投资渠道单一，社会投资略显低迷。这样的投入发展方式，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违背市场规律，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政府财政在文化投入上略显随意性，缺乏持续性，同时缺乏投入监管。而相关文化产业集团实力有限，不具有市场运作能力。如今，贵德创意产业园、海南州藏文化创意产业园、湟中藏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陆续推出，这虽说是发展的积极信号，但随意性较强，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四、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优越条件

(一)文化资源丰富

谈及青海，人们脑海中会自然浮动出“雪山、草原、湖泊”等既遥远又“神秘”的形象，其实不然。无论是多民族互助共存的河湟文化圈，还是以藏民族为主的青海湖文化圈和三江源文化圈，以及以蒙古族为主的柴达木文化圈，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特点突出，都为青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文化特色突出

青海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和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多元性、民族性的高原文化特色，集中反映在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独特的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在玉树，在互助，很多地区依然保持了原生态的文化特色，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类型，也成为了青海省的特色文化品牌，一旦合理开发利用，将为青海的发展带来丰厚的物质与精神回报。

(三)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据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报道，2011年青海省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9．45亿元，较上年增长31．6%，远高于青海省GDP的年增长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6%。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更说明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各种积极的信号表明，青海省文化产业在未来几年将会有更迅速的发展。

五、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

青海历史悠久，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这些为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优化青海经济产业结构，增强青海文化影响力，增加就业人数，传承民族文化。笔者结合国内外相关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青海的实际情况，就发展符合青海特色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道路提出对策。

(一)建设区域性民族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一系列与文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形象并对外界产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青海面积广，民族文化资源分布相对分散，建设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进行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就显得尤为重要。1．建立以西宁为核心的综合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区。以西宁为中心的河湟地区，历史文化资源集中，宗教文化以及以民间特色创作为主的民间民俗文化等资源丰富，加上河湟地区较好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政府再加大在文化环境、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投资，充分发挥省会西宁在河湟地区区位突出、创意人才集中科技信息优越、产业发展资本充足等优势，努力把西宁建设成为青海民族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领头兵。2．打造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高原民族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区。旅游业在青海地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青海湖的知名度享誉国内外。在努力打造现代旅游业的同时，通过一些重点项目的集中建设，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并对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加强相关衍生产业的整合，完善产业间的配套设施建设与环境优化，最终形成富有独特藏传佛教文化特征和浓郁边塞风情韵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二)发掘原生态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青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许多原生态文化资源保存完整，这为开发提供了先天条件。但这些原生态文化资源却鲜为人知，说明缺乏相关的文化营销与市场开发。如今在欠发达地区对原生态文化的开发主要是通过文化旅游实现，但层次较低。《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开发原生态文化资源的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印象》这个品牌被人广泛套用，开发商陷入了成本回收的困境。社会的发展，使创意产业登上了历史舞台，却也加剧了“创意”沦为“平庸”的速度。创新需要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推陈出新，敢于利用先进技术与原生态创造性的结合，积极推出适合各地的新的发展模式。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在不破坏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发觉原生态文化的同时，应打造民族文化创意品牌，使青海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青海的文化资源丰富但分布零散，方向繁多，缺少拳头品牌。这种资源多而散的特点，没有优化整合而是各自为政，且方向太多将导致发展失去重点，使青海文化形成点式分布，这种缺乏合作的状况使青海文化资源如同一盘散沙。“夏都”、“大美青海”、“青海湖”等青海重点打造的文化特色品牌已形成了品牌效应。“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抢渡黄河”、“国际攀岩锦标赛”等体育赛事，“青洽会”等经济洽谈会，“花儿会”、“纳顿节”等民族节庆，这些已形成的文化品牌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提升了青海民族文化的知名度，促进青海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这些文化品牌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宣传和推广，塑造了地区形象，并转化为地方的无形资产，从而增强地区凝聚力和辐射力。

(三)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

政策是政府实现既定目标的有力工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文化既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资本，也是创意迸发和成长的必要外部条件，营造多元的文化氛围应成为青海培育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软环境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是青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文化多元化的重点内容。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划等手段实现长期目标，也可通过定期主办各类文化活动营造文化氛围。其次，完善有效的投融资支持，吸引富有实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基金和风险基金支持。建设吸引创意产业人才的文化氛围、城市风格和舒适自然的生活配套区域。同时，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对市场的需求极为敏感，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应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青海发展较为特殊，文化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暂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其原因有三:一是，青海人口不足600万，人口基数小，直接导致相关消费市场较小，难以刺激规模产业的形成;二是，尽管青海优秀文化资源丰富，但面积辽阔，资源分散，集合度低;三是同质化资源较多，各地纷纷以藏民族文化为主打，市场作用下极可能导致重复建设。所以现阶段政府的调节作用仍然至关重要，在发展形成规模后，政府将相关发展引入市场。凝结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双管齐下，形成合力。

(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都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产物。它的核心都是要拓展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在精神层面的享受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西部多民族地区，许多地区依托旅游业来发掘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文化，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文化创意还丰富了旅游业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指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丰富，能够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力的，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和旅游功能，并能产生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效益的各类民族活动及其载体的综合。所谓青海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就是有开发价值的、具备旅游功能的，青海各地区的各个民族所拥有的民族风情及其载体。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形成新的行业及衍生产品，延长产业链，使第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实施民族文化的品牌战略。发挥品牌优势，最大化品牌价值。二是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对民族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讲文化资源非物质的、古朴的、文化的艺术要素和现代的、品牌的、市场的乃至全球的开发理念结合起来，走市场化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道路。三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集群。首先，应根据青海本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开发民族文化产业项目;其次，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民俗文化产业基地和园区，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五)完善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产业链

产业链是产业环逐级累加的有机统一体。某一链环的累加是对上一环节追加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以获取附加价值的过程，链环越是下移，其资金密集性、技术密集型就越是明显;链环越是上行，其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就越是明显。青海作为欠发达地区更多地从事资源开采、劳动密集的经济活动，其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低，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低;发达地区更多地从事深加工、精加工和精细加工经济活动，其技术含量、资金含量相对较高，其附加价值率也相对较高。青海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居于链环的上行，青海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可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却被东部发达地区所利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比如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精灵，作为北京奥园会的五个福娃之一为人们所热议。以藏羚羊为原型的玩偶、动漫形成了很好的市场反应，可这一切的发展与它的原产地竟然没有多少的关联。又如昆仑玉，同样因为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材质，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原石成为艺术品的过程中，昆仑玉身价倍增，可作为玉石的原产地青海因为缺乏相关技术，故不得不委托他人代为加工，看似青海昆仑玉产业热闹非凡，殊不知大部分的利益被他人攫取。因此，青海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完善产业链，形成自己的创作团队，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宣传等主要过程独立完成，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向“原创品衍生产品制造商互动开发衍生产品消费者”的模式转型，依托浓郁的民族特色及区位优势，做到一地一品，实现一带一群，激发、释放创意产业的价值扩散效应。

(六)创新型人才开发

第7篇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变的阶段学界称之为“原始瓷”，对于原始瓷的出现年代，学界尚存争论[2]98-99。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自商代起中国就出现了原始瓷的观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原始瓷的出现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县冯龙山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原始瓷碎片，经过碳14检测显示，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位于夏代纪年内）。而200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发现覆有一层薄青绿釉，被认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这把原始瓷的出现时间再次刷新至约公元前18世纪。目前关于瓷器的起源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夏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高温施釉瓷，其满足成瓷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高温、原料、釉。而更早发现的“原始瓷”因在温度、材质和施釉标准上普遍达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称作原始瓷，只能称其为开启了烧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

第8篇

优秀的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是创新设计的资源库，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样式十分丰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据初步统计，仅瑶族服装款式就多达100余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苗族的服饰款式则多达130种以上。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款式独特、色彩绚丽及富有装饰感等突出的特征。如图3所示的畲族妇女的盛装“凤凰装”，其领边、袖口、胸部、衣襟、下摆及围裙都镶绣有五彩斑斓的纹样，衣装极为追求装饰美感。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还讲究“以形造意”，蕴含独特的民族信仰。如图3所示的畲族“凤凰装”的整体仿凤凰造型显露出畲族人对“凤凰”膜拜的痕迹:头上所戴的高冠象征着凤凰的头冠;红头绳扎起高高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盛装的领口、衣襟、袖口和围裙上施以彩色的花纹，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苗族少女形似牛角的“水牛龙”头饰也是苗族信仰龙蛇图腾的显性特征。岭南少数民族这一造型特征与现代“仿生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色彩艺术方面，岭南少数民族服饰也体现出很高的造诣。服饰大多采用高明度、高纯度的色彩对比搭配，如暗色与亮色对比、单色与多色对比。

这种配色给人以艳丽明快的调子，富有节奏感与生命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来自动植物本身的形象，有的是观天象，有的是由劳动生活场景引变而来，有的来自于传承的民族传说，或是借鉴于汉族的吉祥纹样题材。民族韵味的图案造型注重“以形写神”，呈现的是夸张变形、简练概括、古朴别样的形式美，如图案表露出的寓意深刻体现出醇厚的意境美，如苗族妇女的背裙上绣有很多蝴蝶纹样，头部造型是娃娃，下身是蝴蝶，两者合二为一，包含着子孙延绵的寓意。蛙纹作为黎族服饰上一种常见的纹样，体现了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它还寄托了黎族人民希望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在服装设计教学中，可以要求学生积极挖掘岭南少数民族服饰的艺术特点，引导学生对民族服饰艺术元素进行提炼，感悟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

二、将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入服装设计课程教学

1．注重激发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高校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渗透民族服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意识观念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从事服装设计的人尤其是岭南本土的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继续发扬下去。同时要让学生建立起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设计思想，意识到缺少民族元素的设计是没有灵魂与情感的。

2．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在课堂上，使用“引导型”教学方法，组织、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去探寻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灵感元素。可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收集资料、参观岭南服饰博物馆、市场调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全面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并把收集整理的资料以PPT形式展现出来，与老师和同学一起分享、探讨，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这种“引导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还可促进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岭南服饰文化。

3．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实地调查相结合。教师可以利用实践课时间，带领学生深入岭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采风考察，最直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感受民族服饰艺术魅力。还可以带领学生参加广东岭南服饰文化周，参观屈汀南时装公司、深圳天意时装公司等具有岭南服饰特色的本土服装品牌公司，引导学生解读和感悟优秀的设计作品。“走出去”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4．注重创新实践训练对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采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些元素借鉴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但是学生在进行民族元素设计时往往摆脱不了“仿制”和“生搬”，多把民族服装的款型、图案直接挪过来，使得服装的整体感觉生硬，缺少灵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例如教师可以在设计构思过程中给学生讲解“形神同构”的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在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形”的运用，而应该挖掘深层的表达———“神”的运用设计。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多向学生解析国内外优秀设计师的作品，开拓学生的眼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理解，以及通过不断的设计实践训练增强创新意识。

5．课程教学与毕业创作、设计比赛相结合积极倡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国内举办的各大服装设计比赛，组织以岭南民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展演，全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学生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也是对服装设计课程教学成果的鉴定。

第9篇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第10篇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保守与开放的区别。东方文明典型而含蓄，而西方文明直白而狂热。在动画领域中，日本动画文化低调而含蓄，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在日本动画作品中往往拥有浓郁的唯美情结，民族悲剧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其和日本文化息息相关。在2009年的第81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奖动画短片《回忆积木小屋》（The　House　of　Small　Cubes）就是一部日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该部作品从内容到画面无不彰显着日本特点，整个故事也能给人以日本低调而含蓄的感受。关于作品里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短片给予了展示然而却并未开展讨论，仅作为大环境加以展示。然而许多观众对此却留下了想象和议论空间。导演加藤久仁生（Kunio　Kato）通过隐晦方式提出的这一问题，又不进行探讨，由此也可看出导演身上所体现的忍者精神。日本最为有名的武士精神，世人皆知，而在武士道精神里，最重要的当属“忍”字，忍者也成为日本的一个代名词，忍者既有身体和精神上创伤的隐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艰忍，该部作品里的老人身上即体现了忍者精神，当其面对海水上涨威胁自身生存时，并未反抗或者治理，而是逆来顺受的隐忍，采取不断架高房屋的方法，其代表了日本民众的缩影形象，艰难地生存在环境的反噬里。

五、结束语

第11篇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

第12篇

首先，在开展活动时，应尽量扩大参与范围，不是只有部分优秀学生参与，而是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来开展活动，开辟第二课堂，使所有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内容，从而在校园内形成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其次，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在开展“六一”文艺会演、运动会、新年晚会等活动时，把民族文化贯穿于活动之中，使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例如，在文艺会演时，增加壮语山歌、壮语快板、壮语民间故事等节目；在运动会中，将打陀螺、扳拳、抢花炮、板鞋竞速等民间游戏改编为适合儿童的体育活动。近几年，庆乐小学每年举办“壮族文化传承活动节”，全体师生和嘉宾、家长一起参加唱山歌、跳竹竿舞、做五色糯米饭、品五色糯米宴、玩民族传统游戏（打尺子、抛绣球、打陀螺、滚铁环、顶竹子、跳房子）等民族文化活动，其乐融融，嘉宾和家长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美好的童年。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课。再其次，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每年武鸣县的“三月三”歌圩是壮乡的文化盛会，如果学生能够借此机会，展示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那将会大大提高他们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2011年，庆乐小学“勒庆乐”艺术团在武鸣县“三月三”歌圩上一炮打响，壮语山歌《欢乐齐欢乐》、壮语快板《旦事》均荣获一等奖。这些节目还参加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拍摄活动，走向银幕、走向全国。在活动中，学生都为自己是壮族人民的一员而感到由衷自豪。

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族文化学生、教师、家长、社会人士等都是品德课的重要资源。比如,学校可以聘请优秀的民间艺人担任某些民族文化兴趣小组的指导教师。有条件的壮文实验学校还可以编写民族文化乡土教材，引入课堂，让民族文化植根于学生心中，世代薪火相传。庆乐小学在这方面就进行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2010年，学校聘任了享有壮族“山歌王”美誉的蒙水生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师，专门教学生学唱壮语山歌。

第13篇

在贵州高原向广西平原缓冲的地段，有一种神奇的树，它只生长在贵州荔波和广西南丹白裤瑶生活的地方，一旦移栽到其他的生态环境中，便会死亡。这种树不需有意栽培，只是需要在海拔600至800米的喀斯特地区，就能够自由生长。奇怪的事，瑶族人年复一年地用钢刀利斧砍凿，反而越长越大，分泌的树脂越多。成年树高20余米，粗近1米。树叶呈规则对称卵型，宽3厘米、长5厘米。远远望去像一个下粗上小的盆景变形植物。其实它的树干本来没有这么粗壮，是因为取树脂后，树干增生变形造成的。这种树连植物学家也找不到合适的学名，最后只好把它归属为椿科。而白裤瑶称之为粘膏树，瑶语称为“浓骨照”。粘膏树胶的采集一般在盛夏到第二年春节前。开春后，万物复苏，如果此时砍开粘膏树皮，不仅会影响粘膏树的生长，还因树皮被破坏，给蛀虫以机会，导致粘膏树坏死。粘膏树胶的采集方法是用金属刀具在树干和露出地面的根部，把树皮砍成一个蚌壳型口子，几天后，用金属刀片刮下树胶进行加温过滤，再按粘膏树胶与水牛油2:1的比例进行加温调制即成。粘膏树胶在瑶族用作阻染材料，不仅用来画白线，衣裙的大面积浅蓝色也是用粘膏树胶做封盖进行二次套染，一般不会出现冰裂纹。荔波县瑶山乡瑶山型瑶族的粘膏树胶阻染材料，粘性强，柔性高，浸染时不容易出现裂纹，是当地瑶族根据其生态环境所能应用的最理想的阻染剂。

二、贵州少数民族媒染、培养剂的使用与生态耦合

媒染剂，是在植物染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媒介作用，使主染剂更能快速有效地分解、活跃起来，最大限度地附着在被染织物上。培养剂，是染缸中主染剂与媒染剂的营养成分和催化作用。就像给农作物施肥一样，恰到好处的施肥，会使得农作物茁壮成长。起染缸，是所有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的经验集成，它包含了主染剂的分解、酸碱度的调配、媒染剂的催化、色度的掌控等等。是一门全凭经验操作的非物质文化。然而在贵州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艺里，往往在正常的起缸过程中，巧妙地加入一些本族群生态背景里常见的草药作为培养剂，使之与通常的媒染剂诸如草木灰、石灰、酒、小苏打、醪糟、酒等结合，起到使主染剂催化增色、增加染液营养成分、抑制染缸中有害菌成活等作用。不仅加快了染缸的成活率，也加快的主染剂的上染率。所以在染缸文化，就是论述贵州少数民族对媒染剂和培养剂的使用以及与生态体系运行耦合的集中体现利用桐子壳或糯稻草人灰作媒染剂用酸辣（西红柿酚）和米饭团作培养剂。

（一）丹寨县复兴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丹寨复兴型苗族，生活在海拔1000米左右且多旱少雨的地区，植物植被不算太丰富。但是丹寨县杨武乡排倒村著名苗族蜡染艺人杨品英在媒染培养剂使用的配方上却另有高招。一般来说，染缸内宜碱性不宜酸性。但丹寨复兴型苗族在起染缸时巧妙地加入一些酸辣。由于这个支系的苗族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地，田土较少，往往用田边地脚栽种这种小西红柿，可以免于劳作又节约土地。小西红柿成熟于深秋，番茄红素含量极高，能够有效地对其他进入染缸的有害菌进行抑制。再加入一个淀粉含量较高的米饭团进行调节和培养，使得染缸成活率极高。

（二）榕江县滚仲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代表性较强的是塔石乡宰勇村乌吉组苗族。这一地区处于雷公山南坡，海拔在1300米以上，植被相当丰富。培养剂：有酒糟、杨梅皮、中药材虎杖或当地苗语称为“涡嘿”的小血藤中的一种。雷公山南坡，有许多野生杨梅树。杨梅树皮中含有多酚、黄酮、二芳基庚烷、单宁、三萜等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对病毒性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虎杖根和根茎含游离葸醌及蒽醌甙，主要为大黄素、大黄素甲醚和大黄酚，以及蒽甙A、B，有强烈的抗菌活性。小血藤根茎中的β-谷甾醇能生成维生素，而硬脂酸有益于主染剂的溶解。

（三）贵定县新民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贵定县德新镇小花苗有着悠久的蜡染历史。培养剂：用野花椒叶子适量，捶烂熬水成黄色。野花椒在贵州主要生长在中偏北的温暖湿润及土层深厚肥沃壤土中，在贵定一带都有分布。野花椒叶中含有柠檬烯、芳樟醇、乙酸芳樟醇酯能够有效促使染缸成分的活跃。所以这一带兰靛起缸发酵成功率很高，极少失败。到了冬季气温低，人们就把染缸倒掉，等来年气候回暖重新再起。

（四）纳雍县老翁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县张维镇老翁型苗族植物兰靛染起缸发酵时，用苦蒿灰水和兰靛泥，不用酒作培养剂，用一些草、根代替。培养剂：有何首乌（苗话“掠路列”）、酸汤杆（苗话“鼓地昂”）、“一概猜”、“阿波列”、朝天灌（苗话“拨弄宗通”）、牛舌头等草药适量，搅在一起参合，用布包好

（五）阳长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纳雍阳长型苗族分布比较广，居住在纳雍、水城、六枝、织金等地。这里以水城陡箐阳长型苗族兰靛起缸发酵配方为代表。媒染，培养两用的草药酸汤杆（虎杖）、板蓝根（野生木兰）的根、马鞭稍根适量这一支系的苗族，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常到山上去采一种本地特有的蓝色花朵，加在染缸里，不仅能够增加染色是蓝色素，且染出来的颜色更加清晰。

（六）织金县阿弓型苗族媒染培养剂使用阿弓型苗族兰靛染起缸发酵配方，我们选择同一支系的六枝梭嘎乡高兴村苗寨，贵州省苗族服饰传承人熊光珍的传统兰靛发酵配方：培养剂有：草药，虎杖根（苗话“鼓若”）、马鞭稍根（苗话“瓜册”）、夜交藤根（苗话“疟怒列”）、羊蹄根（苗话“瓜波”）、鱼鳅菜根（苗语“瓜鲁列”）和一种当地特有的阔叶乔木的叶子（当地苗语叫“孟杂都”）

第14篇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民族文化动漫传播与发展

动漫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支柱已成不争的事实，巨大的市场前景刺激着各国动漫业的争相发展。动漫产业在动画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下，满足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提供具有鲜明动画创意创新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

一、背景

在电影电视还没有发明之前，民族文化还是自己的、本土的，引入外来的也仅仅是大包小容，但随着科技讯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广泛交流的时代，本土文化逐渐被加上了“着重号”，尤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他国的文化入侵.消无声息的通过动漫占领了中国的市场。

动漫文化本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形式，但是在整个产业框架形成后.它远远超出了精神消费的层面动漫产品消费者们的物质消费给各国产业收入增添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促使各个动漫强国盯上了这块有利的消费市场。他们通过民族动漫文化入侵他国，将本国的价值观、社会意识等文化因素带到其他国家，最终占领巨大的消费市场。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外动画片铺天盖地的涌入中国.日本以一休哥》美国以米老鼠与唐老鸭黑变形金刚》等，这些动漫作品承载着他国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处于社会中流砒柱80后们的童年受国外动画片的影响，其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很少有人读论语、四书、孔孟著作，欣赏国画艺术。而中国本国的文化在国外却得到大力发扬，美国迪斯尼相继推出白碱花木兰黑功夫熊猫》等极具中国特色又带有美国文化特质。这些动画片在视觉上、故事上都利用了中国元素，却在精神层面表现的是美国的，在潜意识里表现了美国精神。更值得关注的是，每部作品过亿的票房、每年巨额的衍生产品的销售，都证实了这种文化入侵已从精神层面渗入到物质文化领域，中国人为别国文化传播买单的现象不只这些，50年前美国的变形金刚免费给中国播放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五十年后，中国人每年都为此给人家掏几个亿的腰包。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反省在商业模式运营为主导的今天，动漫产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之间存在的哪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正确看待动漫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离不开有效的传播媒介，在众多传播媒介中，动漫是一种既快速有效，而又先天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传播形式。另外，文化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东西，一旦形成潜在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改变。“从娃娃抓起”的观点是很多国内研究民族文化传播者认同的观点。同时，西方心理学家也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7至11岁为分析期，11至16岁为反省期。也就是说在人们成长过程中.文化的渗入是越早越好，而动漫对儿童又有着先天的吸引力，因此，如果民族文化的传播能够搭载动漫这辆快车，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反例来看—近些年我国年轻受众对原有的“中国学派”认可程度低，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国内动画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美、日等动画强国的产品。因此，动漫成为一种文化结构塑造的有效方式，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二)动漫产业发展需要融入本民族文化才能长远立足

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先导.走产业长远发展之路，这也是在被事实所证明正确的道路。动漫产业要重视民族元素的充分利用借用大众的熟知来赢得广泛的消费群.最终才能达到商业目的。从众多成功作品来看，打开世界之门的无一不是赋予民族风格的作品，再次验证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1990年以来，埃及王子、中国的花木兰、阿拉伯的阿拉丁等异国题材纷纷出现在美式动画电影里。这种做法是一种大众视觉经验的借用，将民间艺术、古典文学、童话、神话与动画艺术的广泛结合中使消费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容易感召消费者.达成购买目的，艺术性与商业要求在此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动漫产业只有借助本民族丰富的文化积淀，才能占领本国的动漫销售市场，并逐渐扩展到国际市场。

三、还存在嗯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动漫作品缺乏鲜明的本民族特色，产业品牌就很难以形成

在视觉信息泛滥的时代，“风格化”的作品能够很好的被公众识别和记忆，类似于产品商标的作用。有香港业内人士称，中国目前有大量的人在做动漫，但却没有多少中国风格的，而中国风格的却被外国人热衷，这样很难形成中国派.在动漫产业中不能形成中国明显的特色品牌。然而，上世纪60年代年.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的诞生，为世界动画影坛增添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运用水墨表现人物、动植物和山水，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曾引起国际动漫界的瞩目。水墨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民族风格，它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最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精品，在技术上、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创举。这仅仅是一例成功，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动画产业如何形成品牌再次被世界所认可，必须走民族风格动画之路。

(二)民族文化如何有效刺激动漫产业的积极性

传统动画是一项非常耗资的产业。由于成本和收益的巨大落差造成的经济亏损，极大地挫伤了动漫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入。虽然事实证明动漫产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但因缺乏成熟完善的盈利模式，而且其产业链长投资收益周期长，因此各方投资都很小心谨慎。出现了一种局面;没有后援经典就不再现靠救济、靠扶持、理想主义的思路只重视前期开发，不注重后期开发影片制作与播出后的衍生产品市场上还存在开发上的脱节，需要建立完整结构链在商业化运作的环境下，如何刺激产业的积极性.使动画制作投资者们，着眼长远的民族动画市场，这些都存着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