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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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第2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文化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对危机进行文化反思，同样十分必要。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危机检验企业文化建设成效。危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试金石。一个企业究竟重视不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在危机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危机，企业是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暂时放到一边，是一以贯之地践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反映出企业是真正重视企业文化还是“叶公好龙”，将企业文化作为锦上添花的装饰品。严峻形势下，企业能不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职工能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企业有没有持续发展能力，则直观地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危机凸显企业文化的价值。一般来讲，企业生存与三个要素紧密相关，即环境、资源和文化。企业适应环境，可以活的下；企业资源充沛，可以活的好；企业文化优秀，可以活的久。环境、资源是客观的，文化则是主观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企业文化是可以确定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外部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有效整合资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危机“倒逼”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危机往往是催生优秀企业文化的契机。比如，海尔的质量文化，如果没有产品质量危机，张瑞敏不砸冰箱，也就不会有这一企业文化的经典案例。从大的方面讲，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常态文化和危机文化。前者代表的是相对平稳发展、有规律性的文化；后者代表的是危机条件下，人们思维、生活方式突然改变后的文化。客观讲，这些年，国内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快速发展，对危机的认识和准备不足，对危机文化重视不够、研究不深。面对危机，很多企业突然发现曾经津津乐道的企业理念、曾经“宏伟壮观”的发展战略，似乎一夜间便显露出窘态，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企业文化，及时调整，不断完善，从而使企业文化得到丰富发展。

二、把握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以“文”化危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度过危机、成长壮大的根脉。危机时期，企业必须认真把握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企业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把握工作的着力点，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危，以“为”求机，为企业度过危机、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着力建设危机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注重建设完善危机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危机时期的导向作用，引领职工共克时艰。危机文化应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危机理念。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0天；海尔CEO张瑞敏讲“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讲“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都体现了较强的危机意识。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莱钢提出了以“化危为机，自救图存，齐心扭亏，自我超越”为核心的危机理念，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其深入人心，凝聚克难制胜的正能量，引领干部职工把危机变为强身健体的机遇，牢固树立“自救”意识，齐心戮力减亏扭亏，保生存图做强，努力实现新的超越。二是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包含危机的辨识、预警、确认和处理，要求企业提高对危机的预见性，事先做好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后，按照制定好的预案和计划，迅速处理问题，缩短危机时间，减少损失。为了加强危机管理，莱钢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对全公司各业务流程中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梳理，确定了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五大类75种274条风险事件，研究制订风险控制策略，以防范和化解企业内外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着力建设创新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做动力，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活力之源。建设创新文化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化职工创新工作的动机，引导广大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危机。

一是培育创新精神。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宽容对待失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对员工总结的先进操作法、技术创新成果、合理化建议等进行表彰奖励，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涌现出大量群众性创新成果。2013年，全公司共表彰职工技术创新成果1512项，创造经济效益2.15亿元。二是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把那些创新意识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放在重要岗位上。实施首席工程师负责制，实行“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科技人才”三级评价奖励政策。建立以成果为主的评价机制，打破学历、身份限制，实行动态管理。三是推动各层面创新。激发各层面的创新积极性，将创新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召开科技大会，重奖科技成果。2013年累计开发新产品61项，新产品销售比例达到30%。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评选表彰，给予相应的奖励。今年以来，莱钢实施了“保生存、求发展吨钢增效400元”、“加快推进运营转型、全面实施精益管理”等重大管理创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组织绩效。2013年，莱钢党委召开第五届莱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大会，表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20项。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越是困难，越要讲和谐。和谐产生凝聚力，和谐产生战斗力。危机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和谐建设，用和谐文化将职工凝聚起来，确保队伍不乱、力量不散、干劲不减，众志成城抗击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对企业内部而言，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对职工讲“共赢”，另一方面职工对企业讲“共担”，也就说，企业与职工共享阳光，同担风雨。面对困难形势，莱钢积极践行“共创共进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帮扶机制，建立五条保障线，设立职工服务中心，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服务，落实人文关怀，让职工感受到冬天里的温暖。企业关爱职工，职工感恩企业。广大职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岗位视作抗击严冬的战场，以实际行动喊响“企业有困难，我们来承担”的口号，积极为企业献计献策，众志成城齐心扭亏，全力打好保生存图做强攻坚战。

三、加强和创新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并努力创造条件促成人的价值的实现，以此达到企业价值的实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所在。职工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而且也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是企业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人关怀，使企业文化真正得到广大职工的广泛认可，被广大职工信奉和实践，从而产生强大的物质力和推动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创新应变。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企业文化也应该具有适应性，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文化应该与时俱进，打破稳定性所导致的“习惯陷阱”或“路径依赖”，以创新应对变化，以创新促进发展。否则，企业文化就成了一潭死水，没有生命力。

第3篇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