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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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
第2篇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第3篇
论文摘要: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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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1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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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第5篇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的大学生数量激增，紧跟而来的是就业问题。尤其近些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大学生理想抱负的实现，同时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奥地利学者庞巴维克于十九世纪末提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开始广泛关注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理论概念。自20世纪90年以来，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前沿问题。我国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该理论迅速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运用该理论来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成为新的认识视角。本论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并通过在对J大学毕业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一些大学生就业的建议。
二、社会资本理论
关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同学者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对其有不同的界定。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表现在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许多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各种结构之中，并且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当前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社会关系网就是社会资本，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二是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三是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
本文中“社会资本”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两种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
笔者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了解当前学术界所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取有用信息，结合实地调查得，这即为本文的出发点。
（二）实地调查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100位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近一年的大学本科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中10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访谈。
表一 样本构成表
人数
（人） 所占比例（百分比）
即将毕业的大四本科生 10 10%
已毕业近一年的本科生 90 10%
已找到工作 87 87%
未找到工作 13 13%
家庭因素（父母、亲戚、父辈关系等） 37 37%
社会因素（家教、兼职等所积累的社会关系） 16 16%
学校因素（老师、同学、社团组织等） 11 11%
专业因素 14 14%
其它原因 9 9%
笔者在调查中将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三大因素作为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通过调查发现这100位受访者已经找到工作的87位同学中有64位是通过这三大社会资本因素来获得工作的，约占工作人数的74%，可见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作用。
四、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一）有助于获取就业信息
在大学生求职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就业信息的获得，但如今在用人单位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加上出于节约人力、物力的考虑，其招聘信息往往在小范围流通，从而使只能有一部分人获知招聘信息，这时社会资本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调查，10%的被调查中因为其兼职过程中所建立的关系网络获知招聘信息后，转告他们并直接帮助其获得就业岗位。因此，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会减弱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就用人单位来说，他们往往对求职者的素质、能力等个人信息以及真实求职期望等方面并不了解；而对求职者来说，他们又对用人单位的真实情况、可信程度等方面并不熟悉，而这时，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方便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帮助其获取就业信息，而这个信息对于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两方面来说都是有用信息。
（二）有助于降低就业成本
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需花费大量求职成本，包括在就业信息的获取和求职中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等。而拥有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就可以直接获取用人单位的就业信息，减少了信息传播的环节，降低了求职成本的投入。此外，由于大学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他在就业中的精神压力就会减小，获得求职信息会较早，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且对工作获取的自信心也会坚定，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意外事情的发生。可见社会资本在降低大学生就业成本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有助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供给及其他创业支持
在当前我国就业的大学生存在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自主创业者。这在已就业的大学生中占比例很小，本此调查100位受访者中只有2位是自主创业者，依靠亲戚朋友为他们的自主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和其他必要的社会支持，就是凭着丰富的社会资本来支撑他们创业。可见正是拥有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才使得他们的自主创业成为了可能。
五、对大学生通过社会资本促进就业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利用家庭因素
调查中发现，在就业的87位大学生中有37人是通过家庭因素来帮助就业的，占到就业者比例的43%，是大学生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大学生成长环境单纯，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数量少，交往范围小，因此，充分利用家庭因素来帮助就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利用家庭因素促进就业的方面，不能只注重与父母关系密切的强关系，还要注重联系不太密切的弱关系，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拉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中讲到，“弱关系是传播信息的有效桥梁”、“在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强关系）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弱关系）而获得的。由于家庭因素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稳定性比较高，容易交流，且有比较强的意愿性，它是大学生各种社会关系中比较容易开发的部分。
（二）广泛参与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
笔者在调查中所列的社会资本的第三大要素是学校因素，学校里各种团体、组织包括各级学生会、学术团体、社团等，还有很多非正式组织，如俱乐部、同乡会等在大学生就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大学生多参加这些学校里的团体活动，不仅可以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本，还可以在参加这些团体组织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关系网络，它可以突破班级、宿舍甚至学院的空间限制，这些团体和组织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因此，大学生应该在学校期间多参加各种团体和组织，建立广阔的朋友交际圈，积累大学生的社会资本。
（三）积极开发利用校友资源
校友资源也是大学生重要的潜在社会资本。大学校友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同学关系网络，为毕业生在就业和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调查中，有几位受访者正是通过毕业于本校前几届的学长的帮助获得了工作。因此校友资源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资源，假如大学生能够充分的利用好这一巨大的社会资本，将会对自己的就业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
第6篇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第7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第8篇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硕，刘晗．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看资本主义发轫于西方的精神动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9－41．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第9篇
关键词：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文学大家，这些大家也往往是翻译名家，为推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无论是社团和流派还是关于翻译的论争较之以往都大大增加了。本文简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社团关于翻译的论争，探究其对于翻译发展的意义。
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帝制。又在思想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为做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则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面，在世界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翻译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思想上有明确的目的，即为当时的政治和新文学服务，从翻译队伍上来看文学社团不断涌现，想成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在蜂起的纯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它们的两个中心，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
2.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简介
创造社是“五四”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创造社成员的译介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译作方面，主要是译介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译风上，具有一种激情和创造性。创造社译介活动中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创造社所标示的‘创造精神’在译介活动上的反映。”（方梦之，2004：365）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的著名学术团体，1921年成立由周作人、朱希祖、蒋万里、郭绍虞、许地山、耿继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熙等发起，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温儒敏，2007：：15）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为翻译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早期将翻译和创作比作“媒婆”和“处女”曾备受争议，然而其后期主张“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以及强调的“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译诗应讲求“风韵译”（即兼顾诗歌的字面、意义、风韵）这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郁达夫提出的“学、思、得” 三条翻译标准是对翻译生者的要求，可以视作是对严复三字理论的一个补充。矛盾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样重要，对于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认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郑振铎则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的三原则。他不仅介绍了泰特勒的翻译理论，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论争
从两个社团代表译家和译学观点不难看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都是早期留学海外，受到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等较早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提倡现实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重译和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这些差异促成了两个社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次论争。
3.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论争的经过
“翻译的文学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的重要论题之一。”（王向远，2006：143）
针对文学与创作的关系，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缘起于1921年1月上旬，郭沫若给《时事新报》主编李石岑的一封信，郭沫若在信中谈到“翻译事业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时期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论及翻译的价值郭沫若写到“翻译底价值，就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受用罢！’……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 在信的末尾，郭沫若指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黄淳浩，1992：187-188）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郭老首先是肯定了翻译在特定时期的价值，但继而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远低于写作，翻译附属与写作，翻译和创作分别比作“媒婆”和“处女”，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显然是不正确的，因而引发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批评。
1921年6月10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质疑郭沫若‘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认为他‘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随后矛盾也与1921年12月10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译文，认为郭沫若将翻译比作盆花不妥，认为翻译和创作一样重要。（参见咸立强，2008：50-52）郑振铎在1923年7月2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翻译与创作》中，更把翻译比作是“奶娘”。
3.2.对于论争的反思
双方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是论争的双方无法心平气和地探讨、抒发各自的见解，而是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采取笔伐的态势，相互攻击，后期更是为论争而论争，这与论争的初衷探讨翻译问题相背离。如果两大社团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这样对于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作用也会更大一些。
在今天看来，翻译和创作是同等重要，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当然，郭沫若后期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都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陈福康，2000：263）这充分肯定了翻译的价值和意义，修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
4.结语
五四新文学作为西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翻译。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批优秀的文学家、翻译家，各类文学社团的兴起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和翻译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大量的文学翻译和文学译作对于这一时期文化启蒙和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Z].‘致李石岑’ [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
[4] 王向远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5
第10篇
论文摘要：采用测量法对373名大学生的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2）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的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
1问题提出
当今的社会要求个体既要有积极的竞争精神，又要有良好的合作态度。作为个体差异的合作与竞争素质对于青少年的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对过度性竞争进行研究以来，合作与竞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Kelley和Stahelski(1970)认为合作与竞争是同一维度中的两极，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现实中存在着合作者和竞争者两种稳定的个体差异，他们具有不一样的世界观，而且对于别人的合作竞争倾向也有不同的态度。后来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个体存在从利他主义到竞争取向的动机连续体，由此区分出四种类型的个体:竞争、个人主义、合作、利他主义。以往的研究表明，合作与竞争可以看作是个体稳定的人格倾向。受经济学领域关于合作与竞争可以并存而且能够实现双赢的启发，谢晓非等从人格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合作与竞争是独立的二维结构，它们相互交叉之后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人格倾向，即高合争者、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低合争者。他们编制量表进行测量并验证了理论假设，对四种类型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
合作竞争倾向与其它心理特征的相关关系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理论上，合作与竞争倾向和个体的社会适应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适应的概念、结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评价工具等方面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在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内在的个体因素。其中的个体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智力因素;二是人格因素;三是前两者整合起来的自我应对策略。皮亚杰的认知论认为，个体的适应过程是同化与顺应的动态平衡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当今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时，要完成复杂的任务，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团队。为了达到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个体需要具有既合作又竞争的特质倾向。至于这些特质倾向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具有怎样的关系，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学生的职业选择等职业行为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职业行为的有效性。Taylor和Betz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与职业决策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包括五个方面:自我评价能力、获得职业信息能力、目标筛选能力、职业规划能力以及职业决策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有研究发现，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品质的员工中，管理者比一般员工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多。虽然个体差异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关于合作与竞争差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发现。鉴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把合作与竞争分开进行各自的相关分析，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谢晓非等人编制的量表，对合作与竞争倾向的四种人格特征在社会适应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广东省选取三所大学共400名本科大学生作为被试，得到有效问卷373份，各年级学生数相当，其中女生237人，男生136人。
2.2研究工具
2.2.1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
采用谢晓非、余媛媛等编制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合作、竞争2个分量表，其中合作分量表共有13个项目，包括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三个维度;竞争分量表共有10个项目，包括过度竞争、自我成长、超越他人三个维度。该量表共有23个项目，均按照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点评分。该量表把合作与竞争看成是两个垂直的维度，这两个维度相交分出四个象限，代表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以被试得分的上下27%为界限，将高低27%合作倾向与竞争倾向的被试分为高合争者(高度合作倾向且高度竞争倾向)、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与低合争者(低合作倾向与低竞争倾向)这四类人群。合作与竞争分量表信度分别为0.85,0.71，同时该量表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2.2.2社会适应性量表
采用卢谢峰等编订的“社会适应性量表”阎，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值为0.88;内部一致性良好，均在0.58-0.78之间，而量表的a系数为0.89;分量表与总量表同质性较好，量表的预测效度值为0.74。总量表由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总体认同和身心症状表现七个维度组成。量表除了七个维度60个题目外，还加有6个社会期望性题目。
2.2.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由赵冯香对Betz和Taylor编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一简式”(CDMSE-SF}进行修订而成，将量表命名为“职业决策量表”，包括五个维度:自我评价、职业信息、目标选择、未来规划和问题解决。正式量表有25个项目，每个维度5小题。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0。
3结果分析
3.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
3.1.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表明，过度竞争维度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而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3.1.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社会适应的比较
以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其七个维度为因变量，以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之外，其它的维度及总分上不同合作竞争类型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其它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2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
3.2.1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包容性、合作意愿和自我成长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自我评价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过度竞争与自我评价、目标选定及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2.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比较
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总分及其五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合作竞争类型在职业决策效能各维度及总分上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各维度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地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其它类型上的事后分析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4讨论
4.1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个体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般认为，良好的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掌握社会生活的技能，遵守社会规范，能与社会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的和谐关系。它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活动而实现的。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包容性和自我成长这两个因素与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都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包容性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共同活动中，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想法和意见，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而竞争中的自我成长主要指个体重在发挥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现实社会正是需要这种具有包容心又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特质心理学强调个体的基本特质对社会适应的作用，当个体的某些特质与现实社会的期待和要求相一致时，这种平衡状态就会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相应地，本研究中竞争维度中的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存在着极显著的负相关也说明这个问题。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就认为社会适应中的过度性竞争是一种病态人格—神经症。过度的竞争或病态的竞争是指个体为了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这种人具有控制、攻击、冒险和贬损他人的倾向，同时取得胜利已经成为这种人无可选择的需要。过度的竞争心理与正常的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过度的竞争者不断将他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和衡量，即使是在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二是过度竞争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独领或者鹤立鸡群。三是过度竞争者对其他人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因为一个竟争者的胜利就是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日。显然，过度的竞争者是我们不提倡的，这种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可能在短期内会达到他想得到的目的，但在长期的社会适应中对自己和社会都不会带来好处。
社会不仅需要积极的竞争者，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合作者，竞争与合作是人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从本研究的结果看，高合作者在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合作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高竞争者，同时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合争者。无论是学习适应、人际适应，还是角色适应及环境认同，我们的社会还是比较认同善于合作的人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毕竟与更广泛的现实社会有所差别。他人所参与的竞争活动没有社会上的激烈和残酷，相反，他们面对更多的是如何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如何适应大学生的一些角色转换，如何安排学习之外的时间等。具有高合作倾向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4.2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合作倾向中的包容性和合作意愿及竞争倾向中的自我成长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我们知道，自我效能并不是指一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自我评价或信心。它主要受到自我成败经验、他人替代性经验、社会劝导、情绪状态等方面的影响。合作意愿是指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个体能够享受共同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当个体意识到别人的付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时，他会为了达成目标而与他人共同努力。无论是互惠性、合作意愿还是自我成长，这些特性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促进个体与环境的和谐，也会增强对未来职业的信心。Ryckman等人经过研究认为个体的竞争性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即过度性竞争和个人发展性竟争。具有个人发展性竟争这种良好竞争倾向的个体在完成目标任务时，并不过分夫汪结果的输赢，!角是更关注任务本身的乐趣。他们更关注的是自我发现、自我提高以及任务本身的完成而不是与别人进行比较，他们向往的是个体成长而不是通过贬损别人来提升自己:对于这样的个体，其他人并不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相反的是能够给自己提供学习和友现自我的机会。虽然个人发展性竞争的个体也渴望成功和胜利，但他们并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显而易见，个人发展性竞争正是本研究所认为的白我成长兑争维度它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个人不但要敢干竞争，还要善于竞争。这样的人格倾向就会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竞争，它与自我评价、目标设定和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前面已经论述，过度竞争是我们社会所不提倡的，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压力。
从合作竞争倾向的类型上看，除了未来规划维度之外，高合争者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总分及其它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一于低合争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特质的个体应该是社会所期望的。这样的人既能顾及他少、与团体的利益，并从中体验到合作而带来的愉悦感，又能发挥自身的潜力，力图超越他人而表现得更加优秀。同时我们也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体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竞争者，而且高合作者在总分上也显著高于低合争者、由此是否说明在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上，合作因索比竞争因素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呢。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与职业决策效能相关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中已进行研究的因素有情绪特征、一般能力、社会地位、种族认同以及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人格特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中，本研究只从合作与竞争的维度进行探讨，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关系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5结论
(l)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2)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
第11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第12篇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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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第13篇
1.1 研究概况
根据我国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体育教育研究文件的内容可以得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包括，体育文化的教育、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体育竞赛制度的设立、体育传播价值的研究、体育行为规范的研究以及促进全民体育等方面。
1.2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1.2.1 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定位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策、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与世界体育的发展状态、发达国家的体育技能及水平、我国国内的体育文化发展现状、我国体育教育水平、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正是研究关于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及规律的学科。所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发展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即，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合理、实用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定位的正确与否。
1.2.2 影响着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
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关于人、体育、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联系到了大众、社会以及广大体育爱好者，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切身利益等，而且，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探讨了体育与社会的发展走向，而体育运动的锻炼是很多体育爱好者的理想和毕生爱好，因此，这一研究也带动了群众谈论、学习、关注体育的热潮，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
1.2.3 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产业的一部分，不仅带动了各地体育文化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利于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利于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体育区域体育文化的开发等。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了体育产业开发的方方面面，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给体育产业在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开发思路，利于体育产业开发的科学、正确和合理。
1.2.4 促进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建设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彻底地研究了体育与人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发展现状中的不足，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调查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体育发展与时代不想协调的原因，构建了较为合理的我国体育行为规范体系等。这些研究数据的统计、研究现状的不足、体育发展的混乱等共同促进了我国体育发展法制化模式的出台、推广和施行，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劳。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不明晰
虽然，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成果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时间较短，我国各地区体育文化、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目前还存在许多地方、许多体育研究人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学科概念、学科研究内容、学科发展方向等不明确、不了解的现象，为了切实地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水平，我国各大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机构、各大高校等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广泛地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概念的普及等，以方便促进“全民体育”。
2.2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稍显浅薄
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双方的互相影响以及我国社会与体育发展的矛盾等。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必要着重对我国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但是，调查发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较为浅薄的研究，甚至只是对矛盾的表面进行解读等。究其原因，与我国社会变迁过快，体育的发展跟不上时代，体育发展落后以及我国社会矛盾话题的敏感性相关。但是，为了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相关部门有必要邀请有资质的专家、学者等进行研究指导，以求保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可持续，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以便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3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远落后于应用的研究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点等同于其他一般性的体育理论一样，失去了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切理论研究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的现状。这种体育研究理论与实践不相协调的发展现状不利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我国体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体育人文社会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如何改善这一问题，如何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步调一致，将是今后各大高校及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3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完善方法及对策研究
3.1 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觉醒意识
在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浪潮中，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专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而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广大学者、普通高校学生以及人文体育专业的学生们。为了切实的提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必须促进、引导广大学生们的研究意识觉醒，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习技能等。
3.2 营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氛围
体育人文社会学严谨、健康、科学、和谐的研究氛围的构建利于广大研究成员及时地交流研究成果、平等的探讨研究历程，利于对研究结果的评价和批判，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价值。
3.3 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实践一体化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問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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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第15篇
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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