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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茶道茶道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各国的植茶、制茶、饮茶均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茶道与茶艺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本文重在分析茶道概念的提出及茶道精神的创立,并且进而说明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何谓茶道,茶文化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教授在其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对茶艺与茶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对茶道概念内涵的阐释。王玲教授说:“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我们从王玲教授的论述中不仅明确了茶道与茶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茶道概念的内涵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即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茶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见性,需要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中如果缺少了茶道精神,茶艺便会无精、无神,就会失去茶艺的真正意义,行道是艺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唐代著名的爱茶诗人卢仝更是以诗的形式生动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身艺茶行道的体会,揭示茶道概念的内涵。卢仝在其著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总之,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正如已故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所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有人说,虽然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但却不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不仅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也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茶道”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在其著名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茶道”这一概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而且也成为世界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该诗的全文是: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虽然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在其诗中应该说已作了很好的诠释,人们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该诗不难体会其中的茶道精神。
继诗僧皎然之后,唐时的封演在其编撰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再次提到“茶道”这一概念,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我国明代张源在其著的《茶录》中也讲到“茶道”。他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我国不仅是“茶道”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最早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著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中将茶人精神规定为“精行俭德”。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具有俭朴美德之人。在陆羽看来,喝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解渴这一生理需要了,而是对饮茶者提出了品德要求。陆羽的茶人精神其实就是茶道精神,所以说陆羽是中国乃至世界茶道精神的最早创始者。
继陆羽之后,唐末的刘贞亮在其《茶十德》中也对茶道精神有所表述。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将茶道精神表述为:“以茶利仁礼,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 mǔ 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 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真主;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 ‘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 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 ,‘横’指代 ‘亨’,源元同音,‘源’ 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 ‘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历史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察微知拙,佩玉琼玖;
承前启后,宜言饮酒。
以翱以翔,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茶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茶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茶佩以报之。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 图,楚音读tóu, 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 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 ‘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 ‘土’代表大地‘坤’ , ‘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有图圆圆,自不离乐。
我生之初,尚有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律。
尚梅,有阿!
有途远远,执不离福。
我生之初,尚有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佑。
尚莓,有觉!
有土源源,志不离同。
我生之初,尚中庸;
我生之后,封雌搏雄。
尚美,有聪!
我想,这就是赏茶知荼的形而上,我们谓之曰‘茶道’。 转贴于
备注:
《九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为“九经”。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际教学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注视着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度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当然也包括对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就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的交际能力的高低也取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曾提出过交际能力的四个要素,即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后两个因素直接和文化有关。这已经不是仅靠语言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包括文化知识的传授。
国内的庄智象先生和束定芳先生都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原则,即适应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和渗透性原则。适应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入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了解自己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给予理解和尊重,从而促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通过实践笔者认为高职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跨文化教学的自觉性,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笔者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怎样具体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以下建议,共同仁参考。
1. 挖掘词汇的文化内涵。束定芳、庄智象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挖掘次词语中重要的文化内容:(1)一个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概念。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中有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导致词汇空缺现象。如cowboy是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它与美国西部开发有关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冒险传奇色彩。反之,汉语中的有些词汇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项,如三伏、三九等。(2)不同语言中指称意义或书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意义。受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些词汇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可能只是一个语言符号。例如daffodil,象征着春天、欢乐,而它译成汉语是黄水仙,仅仅表示一种花卉,不具有daffodil的联想意义。(3)词语在文化内涵上的不等值。如dragon在西方文化中通常代表罪恶、邪恶,令人感到恐怖,而龙在封建时代是皇帝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4)不同文化对相同的现象所作的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如:grandmother(祖母、奶奶、外祖母、姥姥)、湾(bay,gulf,creek)。(5)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习语。指的是美国文化的立国精神,即所谓的人人平等自由、机会均等。
2. 合理组织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以利用课前十分钟,让学生就跨文化交际的点滴体会,向全班作言简意赅的汇报。可用演讲、小品等形式,并借助图片、表格、实物等以取得更加生动的效果。教师还可以合理安排课堂讨论。一种是分析原因的课堂讨论。通常的做法是先叙述发生过的反映文化冲突的事件,然后提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由学生选出他们认为合理的解释,然后与正确的答案作比较并展开讨论。一种是体验型的课堂活动。这种练习中使用较多的角色扮演。教师指定学生一定的角色,由他们扮演,并体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问题,然后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合理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语言学家弗里斯提出,交际化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建立在本族语和外族语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强调异域文化才能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异域文化,也只有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探讨,才能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认知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结合自己所用教材内容及学生兴趣特点进行适时适量的异域文化知识扩充,还应进行文化间的对比与分析,留给学生辩证思考的空间,不致于盲目全盘接受或否定。通过比较,让学生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习俗,相反,不管是在群体间还是个体间,跨文化交际总是两种文化接触、冲突、协调的动态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习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协调的情况下,达成谅解,尊重彼此的文化。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外活动
把英语的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拓宽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时间和空间,具体则是在课余时间,利用校园广播电视网,在课余及午间播放英语歌曲或观看英语视频,以此增加学生的视、听信息输入量,让学生沉浸在英语的文化氛围里,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异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倡走进校园说英语,用英语进行问候,进行英语会话。鼓励学生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做英语游戏、进行英语讲演、开辟英语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在英语教学网站数量繁多、层次丰富,为各个层次的英语教学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源,学生可以自由、快捷、便利地从网上浏览和查阅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资料,并通过网络与不同国家的人士直接接触,促进自己的语言学习和提高对异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提高文化素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要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注重学生英美文化的输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英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立足课堂,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拓展交际视野,始终保持对英语的新鲜感,才能真正地学好英语,享受到英语学习的乐趣,才能融入生活,达到有效地进行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茶道文化 日本社会 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立花山.南方.京都造形芸大学.茶のを学ぶ[Z].京:角川店,1999.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3]久松真一.茶道の哲学[M].京:社学文813,1987.
关键词: 中国禅宗;日本茶道文化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李红.和敬清寂 茶禅一味[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132―136.
[2]焦毓芳.论日本“茶禅一心”的必然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1):89―95.
[3]蔡荷.茶道中的哲学意味[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36―39.
[4]陈文华.人心需静,以茶通禅,由禅悟道[J]. 农业考古,2014(2):235―238.
(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三)课程设置
茶文化的课程设置主要从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来考虑,课时的比例应该是1:1.茶文化理论讲解主要从茶的饮用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融合以及充分利用茶的自然性,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和羌族的特定的品茶方式等对茶艺和茶道的重点介绍。比如:客来敬茶,茶与民俗民风,茶与歌舞及楹联,茶会,茶馆与茶艺馆,茶的传说;茶与水,茶之具,茶的山水情结及旅游,品茶与茶艺,茶与茶艺,茶与文学,书画艺术欣赏等;茶性茶德,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诠释,茶道与饮茶,名家与茶,中日茶道史实比较;茶文化之当代实践,茶文化和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茶文化等。除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也是该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熟练的掌握基本技能,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是否能够从容流畅的介绍茶文化的相关知识,旅游管理学生是否能够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资源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内容,因此学生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需要到茶艺馆进行参观、学习各种茶叶的冲泡方法和茶艺的表演等技巧。学校还可以联系旅游公司让学生到相关场所进行顶岗实习,给学生充分接触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师资情况及学分计算
由于该课程的操作性很强,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活动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个性及交往中的表现形成对学生的认知,学生接受了教师行为中所暗含的信息,并根据期望的方向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学校安排一个茶道方面专业技能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对茶艺的欣赏水平和茶艺表演的展示会感染、带动学生的创造力,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辉煌。该课程由于是新开设的课程,可以作为旅游专业的学生的选修课,在大二的时候开设,时间为一年,共72个学分。
(五)考核方式的设计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理论考试。这部分考核可以从平时的学习状态、课堂展示、学习心得、考勤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定;另一部分可以根据期末检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从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等方向让学生撰写论文或者开展课题研究。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其次是操作考试,这部分的重点放在茶文化讲解和茶道茶艺实际操作的考核上。两种形式的考核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结论
(一)教材编排
教师要结合阿坝州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来进行教材的编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教学,因此,要结合已有一些教材作为基础,选择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资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茶艺百科知识手册》,和其他茶文化相关教材为资料,学校专职教师根据茶文化的相关资料结合阿坝州的具体情况进行编撰,确保实用。
(二)教学设施
1.教学设施:多媒体演示配套设施、电脑、收录机、舒缓音乐等设备。
2.教学设备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类茶叶若干、茶叶罐等。
3.教学场地:茶艺学多功能实训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园、茶艺馆等。
(三)课程设置
茶文化的课程设置主要从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来考虑,课时的比例应该是1:1.茶文化理论讲解主要从茶的饮用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融合以及充分利用茶的自然性,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和羌族的特定的品茶方式等对茶艺和茶道的重点介绍。比如:客来敬茶,茶与民俗民风,茶与歌舞及楹联,茶会,茶馆与茶艺馆,茶的传说;茶与水,茶之具,茶的山水情结及旅游,品茶与茶艺,茶与茶艺,茶与文学,书画艺术欣赏等;茶性茶德,陆羽《茶经》的哲学思想诠释,茶道与饮茶,名家与茶,中日茶道史实比较;茶文化之当代实践,茶文化和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茶文化等。除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也是该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熟练的掌握基本技能,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是否能够从容流畅的介绍茶文化的相关知识,旅游管理学生是否能够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资源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内容,因此学生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需要到茶艺馆进行参观、学习各种茶叶的冲泡方法和茶艺的表演等技巧。学校还可以联系旅游公司让学生到相关场所进行顶岗实习,给学生充分接触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师资情况及学分计算
由于该课程的操作性很强,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活动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个性及交往中的表现形成对学生的认知,学生接受了教师行为中所暗含的信息,并根据期望的方向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学校安排一个茶道方面专业技能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对茶艺的欣赏水平和茶艺表演的展示会感染、带动学生的创造力,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辉煌。该课程由于是新开设的课程,可以作为旅游专业的学生的选修课,在大二的时候开设,时间为一年,共72个学分。
(五)考核方式的设计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理论考试。这部分考核可以从平时的学习状态、课堂展示、学习心得、考勤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定;另一部分可以根据期末检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从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等方向让学生撰写论文或者开展课题研究。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其次是操作考试,这部分的重点放在茶文化讲解和茶道茶艺实际操作的考核上。两种形式的考核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结论
关键词 宁王朱权 研究 综述
朱权(1378- 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十一年(1391年)封于大宁,此时少年封藩、驰骋沙场,封号“宁王”;靖难之役,遭遇燕王朱棣劫持,骗其功后“中分天下”;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此后中年韬晦、托志举谥号“献王”,世称“宁献王”。贵胄的出生、传奇的经历虽然让人惊叹,但却难以令其名垂青史。他的一生以著述为务,或亲自撰写,或精心组织,编撰的著作多达一百三十多种,涉及的范围囊括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戏剧、医学、农学、兵法、历算、杂艺等方方面面。其著述之丰、涉及之广,不仅当为明代藩王之冠,亦可当为历代文人之绝,清初大家钱谦益“古今著述之富,无逾王者”之言,四百年之前毫不为奇,四百年之后亦不为过。故而,关于明代藩王文化的研究,朱权自当是绝无绕开之可能,关于明清私家著述的研究,朱权也应是其中之重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朱权之研究,专著已有两部,论文已有50余篇,虽不能言之甚多,但也为数不少。
一、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主要是史事的考证和著述的考据两类。
有关朱权史事的考证,程明、刘茜的《朱权事迹及宁王家族统治》依据出土的《宁王圹志》与存世的地上文献之比较研究,考察了朱权的王子序位、生平事迹,介绍了朱权后代的统治概况[1];于默颖、薄音湖的《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考察了宁王封号的来源及其与瓦剌三王的关系[2]。
有关于朱权著述的考据,杜泽逊的《明宁献王朱权刻本及其他》对朱权刻本《文章欧冶》的“序”和存世版本进行了详细考证[3];冯燕群的《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对《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份进行了细致考证,并对朱权鄙弃佛家、忽视朱有墩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4];叶明花、蒋力生的《宁王朱权著述考》[5]、《宁王朱权著作分类述录》[6]对朱权所有编纂著作的基本概况、数量、存世版本及馆藏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类。
二、关于朱权的戏剧学研究
在众多研究朱权的学者之中,最有成就者当推姚品文,《朱权研究》和《宁王朱权》即是他的大作,也是的有的两部关于朱权研究的专著,还有与此相关的多篇论文。《朱权研究》1993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实为朱权研究的开山之作;十年之后,姚品文以该书为基础,广泛收罗资料,详细加以修订,易名为《宁王朱权》,成为目前朱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朱权评传”,对朱权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第二卷为“朱权著作述录”,对朱权的曲学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评述;第三卷为“史料资料辑录”,包括朱权生平史料、朱权著作述录和朱权作品选录三个部分。此书对于朱权虽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全书的灵魂实为第二卷“”,全书的重点是在朱权的戏剧成就,对于朱权的评价亦从戏剧学或文学的角度出发[7]。
正因如此,自姚品文《宁王朱权》出世之后,朱权的戏剧学成就得到学界许多学者的肯定和呼应。在这之前,姚品文说:“发现数百年来学界对他的情况关注的人不多,文章只有夏写时先生的《朱权评传》、洛地先生的《写作年代疑》等有限的几篇”[8];在这之后,关于朱权戏剧成就、戏剧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笙般迸发,如万伟成的《朱权的戏剧学体系及其评价》[9]、《继承与新构:朱权的元曲学贡献》[10],敬晓庆的《朱权“良家子弟”戏统绪史料钩沉》[11],闵永军的《论朱权的曲学观》[12],徐子方的《戏曲与古琴的生命互动――论朱权及其“二谱”》[13]等等,或是探讨了朱权的戏剧理论,或是分析了朱权的戏剧观念形成之因,或是评价了朱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徐冠华的硕士论文《初探》,虽然也是从戏剧学、音乐史的角度对朱权的《神奇秘谱》进行分析和阐释,但他从《神奇秘谱》的曲目内容着手,分析了占极大篇幅的道家题材的琴曲思想,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隐居与道游之主题,进而重点阐述了道家思想对朱权古琴音乐的影响和渗透。换而言之,他已然注意到朱权的戏剧与道教之关系,对于朱权道教成就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关于朱权的医药学研究
对于朱权的研究,除了在戏剧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之外,在中医学方面亦是有所进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叶明花的博士论文《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在姚品文关于朱权生平和著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医学角度出发,对朱权存世的医药养生著作(《活人心法》、《寿域神方》、《乾坤生意》、《神隐》、《救命索》)、刊刻的医药著作(《神应经》、《十药神书》、《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和散佚医药著作(《运化玄枢》、《庚辛玉册》、《乾坤生意秘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对朱权的养生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对朱权的医药著作、养生思想与朱权的崇道之关系进行了重点阐述,可谓是现今关于朱权的中医方面最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与此相关,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医药养生著作考述》[14]、《朱权刊刻考辨》[15]、《朱权考辨》[16],或是总体考辨了朱权所著十四种医药养生著作的成书年代、主要内容、版本流传及存世情况,或是分别考辩了朱权的两本主要医药养生著作――《神应经》、《庚辛玉册》;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神隐养生观阐论》[17]、《朱权中和养生观阐论》[18]分别探讨了朱权养生思想中的神隐养生观和中和养生观,这些论文实为叶明华博士论文的补充和说明。另外,早年华蓓苓的《博而有统的中医卫生学专著》指出考证了该书确为朱权所作,探讨了该书所蕴含的养生思想,指出其主要来源于老庄道家[19]。道教与中医,自其起源之初与发展之中就有不可割裂之关系,因此,以上这些研究虽是从中医学角度出发,但实已牵涉道教之研究。
四、关于朱权成就的其他研究
除以上从戏剧学和医药学角度对宁王朱权展开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虽非全面而周到,但也各有独特之处,此类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宁王之事迹及成就展开探讨,对于开展宁王的深入研究及其相关的拓展研究具有不可或缺之借鉴作用。
对于朱权道教成就的研究,目前,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四篇论文。一是何丙郁的《:中国炼丹术在历史上的最后一部巨著》,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朱权的生平概况,第二部分考证了《庚辛玉册》的源流、分部、卷数、品数和他书引录等情况,第三部分载录了从《本草纲目》等著作中辑复的33个药物片段,第四部分探讨了《庚辛玉册》的药物分类法、涉及到的药物自然变化和将药物作为金属元素含量的指示器和作为探矿的标志。[20]二是曾召南的《试论明宁献王朱权的道教思想》,作者认为建文元年之朱棣袭取其封国大宁、建文四年之改封南昌和永乐元年之被告诽谤巫蛊三事,是促成朱权信仰道教的根本动因,并对朱权道教思想中的道论、摄养论和隐逸论作了详细剖析[21]。三是魏佐国的《朱权崇道刍议》论述了朱权崇道的表现―― 热衷玄修、著述道书、生前建坟, 分析了朱权崇道的原因――明代道教政策的驱使、地理环境的影响、避祸自保的需要、道教理论的诱惑,探讨了朱权崇道的特点――正一道与净明道共崇、潜心修道与道教理论并进、迷恋道教与人世追求同在[22]。四是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内丹思想初探》,该文考证了《救命索》的版本情况;概括了《救命索》的主要内容,即人身造化、丹道宗源、初阶小乘、性宗、命宗大乘、实跻圣地、炼己七个部分;探讨了《救命索》内丹思想的特点,主要是天人一物、体与道合,性命兼备、形神俱妙,初阶小乘、循序渐进。[23]
还有关于朱权茶道的研究。周文棠的《日本茶道溯源―朱权茶道》通过对日本茶道和朱权茶道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茶道是朱权茶道的简化与继承[24];陈挥的《“朱权茶道”述评》认为朱权茶道的精神实质实为一种以强烈的债世嫉俗为主调的遁世托道之孤芳自赏[25];朱海燕、王秀萍、刘仲华的《朱权的“清逸”审美思想》认为朱权《茶谱》中所蕴含的“清逸”的审美思想是对“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弘扬,所描写的茶事活动倾注了文人雅士在逆境中以茶道体悟生命意义的人生智慧[26];袁名泽的《朱权农学思想考论》更是将对对朱权的医学研究、茶道研究扩展以至农学研究[27]。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朱权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多达20余篇,论文数量几近占据整个朱权研究的一半之多,如姚品文潜心十年,先后两部巨著、多篇论文,不仅对朱权戏剧学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开展朱权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虽然不多,研究学者也是甚少,但是不乏精品之作,叶明花的《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资料之翔实、考证之充分在众多博士论文实属少见;另外,还有一些论文角度独特、思维广阔,颇有启发意义。但是,从总体而言,有关朱权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朱权其人的研究不可不谓已多、已深,而对于其世的研究却是至今尚无。例如目前成就最大的《宁王朱权》,该书作者对于“生存状态”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生平经历”而已,而对于更为深层的历史环境没有涉及。对于朱权的研究,不仅要知其人,而且要论其世,要深入朱权当时的环境,使读者仿佛置身其间,见其种种议论,看其种种活动,如此,才不会是高悬理论、空谈思想。
第二,研究重点的偏离。无论是自《明史・诸王传》《献征录・宁献王权传》、《罪惟录・宁献王权》等史籍对于朱权尤好道术的定位来看,还是从朱权的过半崇道人生和众多道教著述而言,道教信仰才是朱权人生的主旨和归宿,戏剧只是他日常闲暇的娱乐,医药只是其道教养生的衍生。现今,对于朱权的研究,从戏剧学角度出发的已占大半,从中医学角度思考的亦有不少,然而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寥寥几篇,只是片面论断、浅尝辄止,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深层背景、文本解读、原因探讨、思想内容、特点阐述、历史地位等等。
第三,研究视野的狭隘。对于朱权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朱权本人及在世,没有扩展到其他藩王和道人,没能联系到之生前及逝后。明代皇帝、藩王好道之甚,何至朱权一人,可以明代皇室与道教之关系作一类型分析;明代藩王戏剧等文学之作甚多,然而宁王却有独特之点,可将朱权与其他典型藩王作一比较研究;明代道教进入衰落阶段,道教世俗化倾向甚深,可将朱权之道教信仰、道教著述与前代道人作一比较分析。
第四,研究方法的欠缺。深入研究朱权的本质,既可采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可借鉴马克思・韦伯的阶层分析学说,既可展开朱权文本如何构建思想的精英化解读,也可进行朱权文本如何影响大众的世俗化分析,还可借鉴西方流行的各种批判理论。目前研究朱权的不少论著,或是,或是,明显缺乏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导致理论拓展不深、学术价值不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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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姚品文.宁王朱权[M].西雅图: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0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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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曾召南.试论明宁献王朱权的道教思想[J].宗教学研究,1998(04).
[22]魏佐国.朱权崇道刍议[J].南方文物,2005(04).
[23]叶明花,蒋力生.朱权《救命索》内丹思想初探[J].中国道教,2011(08).
[24]周文棠.日本茶道溯源―朱权茶道[J].贵州茶叶,1992(02),
[25]陈挥.“朱权茶道”述评[J].农业考古,2012(06)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8]《中国文人品茶》,张宏庸,国文天地6卷8期1991.1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她就是加代子,她相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逆转人生 由茶而来
加代子的家乡在日本大阪,一个美丽的岛屿城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12岁,父亲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进过监狱;母亲是学者,战争后回国艰难发展就业,由于政治原因变窘迫的家庭景况让加代子和两个哥哥都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加代子从小就想出国留学开始独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罢。
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活到30多岁,加代子仍然“以夫为天”,丈夫有外遇,对她冷脸相向,也忍气吞生、粉饰太平。但是,终于有一天,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年轻了,但你仍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
时隔不久,一位妇人给加代子看相,当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说:“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国。”
也许是机缘巧合,离婚后的加代子在命运的推动下,只身来到北京,她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中文,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学校。在北影,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偶然的认识了赵薇。赵薇被这个执着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给予她照顾,并带她去茶馆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满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对茶具的喜好,渐渐的迷恋上了茶道。蜕变在学习中国传统茶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感。
占尽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称她是“中日民间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间友谊的桥梁”,又戏谑她说:“间谍工作做到内部来了。”99年至今,他们已经波澜不惊地度过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现任丈夫,至今,他保持着中国国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国籍,他们并不打算要个孩子,认为“这样的生活正正好”。
当问及中日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碍时,他毫无困惑:“文化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没有构成障碍。”初接触加代子的时候,石先生就已经在心里有所准备接受差异。
“中国的茶,法国的衣,美国的洋楼,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国的房子,几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也不比美国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说,男人的幸事都给他占了,对生活,真是没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对中国最深的感触。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间的尊敬,尊敬长辈,中国人的好客,这一切都对加代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在茶道里,也渗透着敬客的方式。
原来在东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节奏快压力大,虽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觉很空虚,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对生活的怀疑,接触中国的茶文化,学习茶道,她发现自己慢慢开始改变,她可以很静心地去读书,她爱上了茶道,并立志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她还就此写了篇名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国茶热》的论文,加代子说,早在唐宋时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国茶热,那时中国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级僧侣才有权享受,后来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带回茶种,日本这才逐渐茶源多起来,再后来才有的现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现在日本人对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时传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东京的雅适生活
他们在东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濑户内海的两层楼。为了方便母亲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楼下一条小石子路,上面浅浅的铺着“曲径通幽”的字样,这条路一直从家通往石先生亲手搭盖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摆设相当中国化,来的有加代子的学生,也有一些过客,在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来到茶室,感慨地对加代子说,来这里静静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东京的日子,加代子教授茶道,石先生则教学生中文。
无论是唐代“客来烹茶”的大费周折,还是宋人点茶的讲究,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饱含着东方文化,说起“茶百戏”,陶谷的《茗录》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
章志峰,致力于茶文化研究和交流。目前已突破了古代仅能用绿茶演示分茶的局限,可以用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等其他茶类演示分茶,表现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图案和文字。图案保留的时间也从古代的瞬间延长到2小时至6小时。
P=Phoenixweekly Lifestyle Z=章志峰
P: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茶百戏的?
Z:比较系统的研究是2000年以后。这之前,80年代,我大学学的是茶学专业,做毕业论文时查资料看到了“茶百戏”、“分茶”的描述,当时觉得很奇怪。问了指导老师,他就说这个跟日本的“点茶法”、日本茶道有些关系。也就说了那么一句。
中国是宋代开始用点茶法,明代开始采用泡茶之后点茶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到处找了很多专家、学者交流,但资料有限,研究一直搁浅。
1997年第一次去了日本,主要是学习茶业生活技术,真菌绿茶是中国传过去改良过的,制作方式不一样。古代是压成饼的,日本是散的,或磨成抹茶。
2004年第二次去日本,是有备而来的,专门学日本茶道。和当地的茶学老师深入交流,从点茶器皿——茶瓶、茶盏、容器等开始研究。感觉到点茶的玄妙。回来之后就有方向了,开始从原料开始研究。因为工艺的改良,茶叶的品质也有变化。
从2005年开始,选择各种茶源。绿茶、乌龙、白茶、红茶各种做试验,先是绿茶获得成功,乌龙茶加工遇到一些阻力。因为乌龙茶的原料比较粗老,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加工困难比较大。不过乌花茶的茶汤不会变色,几十斤的成本茶才能做出一斤茶,不过可以重复利用,茶汤很稳定。绿茶比较容易氧化变色。乌龙和红茶都用得比较多。
P:茶百戏现在怎么推广?只能在你的会所看到吗?
Z:因为原料成本很高,成品茶很贵。古代茶百戏是跟黄金等价的,一块是三十万钱。现在成本一斤也要好几千块钱。因为这个技术2009年才恢复,目前还在开发,之前只有文字成果,现在我是不断地尝试,让图案更加丰富,我也不断地让技法更加娴熟,应用的范围更广泛。
P:等于这个茶的文化价值更重于它的饮用价值。
Z:如果这个技术没有恢复,人家看古代茶百戏的解说只能像听天书一样。现在我们恢复了古代的点茶文化,它在视觉上是独具一格的,只有它才能在茶汤中显现文字和图案,是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茶汤的图案是可以变化的,搅动一下就可以变幻莫测,可以满足人们的一种欣赏需求。同时茶汤也是可以喝的,也能做成各种口味。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点茶法中的茶汤矿物质要远多于泡茶法,营养价值、保健价值更高。
P:茶汤看上去很浓。口感怎么样?
Z:视觉上看着很浓,因为用的是茶粉,颜色比较深。实际上喝的时候不会,就像米糊、咖啡一样,它的浓淡可以自由调配。
P:单只用茶和水,怎么做出各种图案效果?
Z:这就是它绝妙的地方,茶汤搅拦之后会产品泡沫,泡沫有深浅,通过搅拌自然形成图案。
P:图案制作本身很难控制吧?
Z:这需要不断学习,做之前要立意构图,纸上的功夫当然也少不了,要有手绘的基础。我从小就学绘画,一直喜欢艺术。国画、素描,有一定基础就可以,主要是线条表现,不存在彩色的问题。
P: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泡茶方式了。你这是另一种茶文化——
Z:实际上中国茶文化,在唐以前是煮茶吧,原料是团饼绿茶,要喝的时候是先捻成茶粉放锅里煮,像煮咖啡一样。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点茶法,水要烧开,茶粉放到斗笠盏冲泡,搅抹起泡沫,喝的是它的泡沫。到了明代,朱元璋觉得成本太高,就弃了龙船凤饼,直接采用散茶,用开水冲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茶法。现在饮茶都是采用泡茶法,汤是清流通透的,饮用方法很简单,只喝汤不吃茶,利用率太低,只有1/3到1/4的营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喜欢方便的直接泡茶喝,喜欢文雅的人享受茶道。有时间的也可以欣赏、品鉴一下点茶。
P:点茶法各种品种的茶叶都可以做吗?
Z: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黄茶、乌龙、白茶、黑茶)都可以做,比如龙井茶是一种散茶,我不需要用它的一边炒一边压扁的工序。我现在原料拿来了都是自己做的工艺,这样才能保证演示效果。
【茶百戏】
茶百戏又称分茶、水丹青、汤戏、茶戏等,是一种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古茶道,其特点就是仅用茶和水即可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是液体表现字画的独特艺术形式。
无论是唐代“客来烹茶”的大费周折,还是宋人点茶的讲究,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饱含着东方文化,说起“茶百戏”,陶谷的《茗录》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
章志峰,致力于茶文化研究和交流。目前已突破了古代仅能用绿茶演示分茶的局限,可以用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等其他茶类演示分茶,表现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图案和文字。图案保留的时间也从古代的瞬间延长到2小时至6小时。
P=Phoenixweekly Lifestyle Z=章志峰
P: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茶百戏的?
Z:比较系统的研究是2000年以后。这之前,80年代,我大学学的是茶学专业,做毕业论文时查资料看到了“茶百戏”、“分茶”的描述,当时觉得很奇怪。问了指导老师,他就说这个跟日本的“点茶法”、日本茶道有些关系。也就说了那么一句。
中国是宋代开始用点茶法,明代开始采用泡茶之后点茶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到处找了很多专家、学者交流,但资料有限,研究一直搁浅。
1997年第一次去了日本,主要是学习茶业生活技术,真菌绿茶是中国传过去改良过的,制作方式不一样。古代是压成饼的,日本是散的,或磨成抹茶。
2004年第二次去日本,是有备而来的,专门学日本茶道。和当地的茶学老师深入交流,从点茶器皿——茶瓶、茶盏、容器等开始研究。感觉到点茶的玄妙。回来之后就有方向了,开始从原料开始研究。因为工艺的改良,茶叶的品质也有变化。
从2005年开始,选择各种茶源。绿茶、乌龙、白茶、红茶各种做试验,先是绿茶获得成功,乌龙茶加工遇到一些阻力。因为乌龙茶的原料比较粗老,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加工困难比较大。不过乌花茶的茶汤不会变色,几十斤的成本茶才能做出一斤茶,不过可以重复利用,茶汤很稳定。绿茶比较容易氧化变色。乌龙和红茶都用得比较多。
P:茶百戏现在怎么推广?只能在你的会所看到吗?
Z:因为原料成本很高,成品茶很贵。古代茶百戏是跟黄金等价的,一块是三十万钱。现在成本一斤也要好几千块钱。因为这个技术2009年才恢复,目前还在开发,之前只有文字成果,现在我是不断地尝试,让图案更加丰富,我也不断地让技法更加娴熟,应用的范围更广泛。
P:等于这个茶的文化价值更重于它的饮用价值。
Z:如果这个技术没有恢复,人家看古代茶百戏的解说只能像听天书一样。现在我们恢复了古代的点茶文化,它在视觉上是独具一格的,只有它才能在茶汤中显现文字和图案,是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茶汤的图案是可以变化的,搅动一下就可以变幻莫测,可以满足人们的一种欣赏需求。同时茶汤也是可以喝的,也能做成各种口味。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点茶法中的茶汤矿物质要远多于泡茶法,营养价值、保健价值更高。
P:茶汤看上去很浓。口感怎么样?
Z:视觉上看着很浓,因为用的是茶粉,颜色比较深。实际上喝的时候不会,就像米糊、咖啡一样,它的浓淡可以自由调配。
P:单只用茶和水,怎么做出各种图案效果?
Z:这就是它绝妙的地方,茶汤搅拦之后会产品泡沫,泡沫有深浅,通过搅拌自然形成图案。
P:图案制作本身很难控制吧?
Z:这需要不断学习,做之前要立意构图,纸上的功夫当然也少不了,要有手绘的基础。我从小就学绘画,一直喜欢艺术。国画、素描,有一定基础就可以,主要是线条表现,不存在彩色的问题。
P: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泡茶方式了。你这是另一种茶文化——
Z:实际上中国茶文化,在唐以前是煮茶吧,原料是团饼绿茶,要喝的时候是先捻成茶粉放锅里煮,像煮咖啡一样。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点茶法,水要烧开,茶粉放到斗笠盏冲泡,搅抹起泡沫,喝的是它的泡沫。到了明代,朱元璋觉得成本太高,就弃了龙船凤饼,直接采用散茶,用开水冲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茶法。现在饮茶都是采用泡茶法,汤是清流通透的,饮用方法很简单,只喝汤不吃茶,利用率太低,只有1/3到1/4的营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喜欢方便的直接泡茶喝,喜欢文雅的人享受茶道。有时间的也可以欣赏、品鉴一下点茶。
P:点茶法各种品种的茶叶都可以做吗?
Z: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黄茶、乌龙、白茶、黑茶)都可以做,比如龙井茶是一种散茶,我不需要用它的一边炒一边压扁的工序。我现在原料拿来了都是自己做的工艺,这样才能保证演示效果。
【茶百戏】
茶百戏又称分茶、水丹青、汤戏、茶戏等,是一种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古茶道,其特点就是仅用茶和水即可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是液体表现字画的独特艺术形式。
中华禅茶文化和禅画艺术的当世传承者――月照上人引诗、书、画、禅皆人茶道,即茶道而作佛事,开创“月照禅茶”品牌体系,携手砂艺名家,研发贴合“月照禅”品牌精髓,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紫砂茶具尚品。上人诗、书、画已称“三绝”,而治茶必至全美而灵异;治壶必至浑朴而精减――谓形减损而质精诚也!明窗净几,是为道场;一壶一具,尽是法器;零露瓣芽,即为无上醍醐。刷洗、啜饮、冲泡、品鉴、歌咏之间,便是直敞本怀之时,直契真心之机。真是好一派“道在平常,不劳远求”的本地风光!
茶者,疗渴解醪,涤昏醒神,疗形安心,于身于心,堪称“双重绿色”、保生正命之饮。当今世界,公推茶、丝绸、瓷器此三者乃继“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之最重要贡献。中国物产虽富,若以普世价值而论,则余无一物可及此三大贡献者,况乎茶居此三者之首。故茶,诚可谓得兹土地利之先也!
众所周知,决定茶之品质优劣的,除了它的天赋性味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冲茶之水与盛茶之器了,可以说,无好水精器不足以论茶道。月照上人因而曾说:“水为茶之母,壶乃茶之父。”而壶中的宜兴紫砂,正是中华茶道最宝贵的载体之一,是久远灿烂的民族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从古至今,在具眼方家及鉴藏之士的眼中,紫砂器都是有灵性之物,它可以自由呼吸,可与自然沟通,可与人的心灵交流。紫砂之性温润如玉,如果长久地把玩、养护,还可使它滋长如黄金紫铜一样古朴厚重的美感和品德,故而有了“紫玉金砂”的美誉。于是它的价值也超越了世间诸般珍奇,无可方物了,诚如古人诗云:“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紫砂艺术兴盛于明清,流传至今,大匠圣手代不乏人。而李昌鸿大师,就是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和宜兴紫砂领域的一位杰出代表。
李昌鸿先生,1937年生于江苏宜兴,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苏宜兴紫砂壶艺术领域十大师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员,宜兴紫砂文化艺术研究专委会副会长,曾任宜兴紫砂工艺厂副厂长、总工艺师,现任宜兴鸿成陶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昌鸿先生与其夫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沈遽华女士皆为已故紫砂艺术泰斗顾景舟先生第一代人室弟子。伉俪二人洵承顾老文人派壶艺风貌,并博采各家之长,铸成自家面貌。作品构思巧妙出新,造型端丽大气,风格儒雅隽秀,驰誉海内外,深获茶人及藏家喜爱及追捧。1984年,大师与沈遽华女士合作的“竹简茶具”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成为首次荣获国际大奖的中国当代紫砂作品。大师的“丙寅大吉”、“九龙组壶”、“四方特奎壶”、“青玉四方茶具”、“一衡茶具”、“高八方壶”、“斗方壶”等一批作品,先后二十多次荣获国际、国内金、银奖或一等奖。
大师早年与顾景舟、徐秀棠合编了《宜兴紫砂珍赏》,与唐伯年、叶龙耕合编了《宜兴紫砂茶具实用功能的研究》等多部鉴赏类或理论研究书籍。2002年编写的《紫田耕陶》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载了大师及夫人沈遽华女士的重要作品及艺术理论,对后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价值。大师还先后发表了三十余篇有关紫砂艺术研究的论文,理论功底扎实,见解独到,对推动宜兴紫砂文化的研究和紫砂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师为人谦厚,尊师重道,提携后进,培育新人,在紫砂行业默默耕耘了五十春秋,其业绩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广泛报道。鉴于大师在紫砂艺术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他的名字和生平被载入1997年《英国剑桥名人录》和《国际名人录》。1989年被国家授予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2000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后又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荣誉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大师夫人沈遽华女士及公子、著名陶艺家李铭先生并夫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徐萍女士都是杰出的陶艺大师,这是一个真正的紫砂艺术世家!
2007年,月照上人为了寻找合作设计、开发贴合月照禅茶品牌精髓,且具有脱俗品位的尚品紫砂茶具的伙伴,数度亲赴江苏宜兴考察宜兴紫砂壶的文化传承和制造工艺,受到了李昌鸿大师偕夫人沈遽华女士及公子李铭先生、夫人徐萍女士阖家上下的热忱欢迎和接待。双方在探讨禅画与紫砂艺术话题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共鸣,上人与李府老少两代“大师伉俪”结为艺术知己,并达成了当代极为罕见的禅画与紫砂艺术领域的“强强联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08北京奥运年(农历戊子新年),五位大师特别合作命意,设计出了一整套以中华哲学传统中的五行学说为灵感之源的新品方案,包括了象征五行之德的传统“五灵”和蕴藏丰富佛教吉祥祈福意味的五种标识物这两大系列,创意可谓“迁想妙得”,别出机杼,具有的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与不同凡响的艺术功力和水准。作为五位大师向北京奥运献礼的联袂之作,“五德壶”的问世,自然引起了业界及鉴藏爱好人士的广泛瞩目与持久关注。尽管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地落幕了,但是人们购藏“五德壶”的热度至今也远未消退。
08年初,由李昌鸿、沈遽华两位大师设计,月照上人书绘,李铭先生和徐萍女士共同制作的月照禅茶――“烟霞鼎”问世。该系列由李昌鸿先生亲为题名,得名自月照上人禅诗“不求闻达只烟霞”这一名句。“烟霞鼎”尚品紫砂系列以其卓异的文化品味,精绝的艺术匠心、高超的工艺水准以及形神兼备、表里相当的特点,准确地传达出了月照禅融合佛法正理,饱含释、儒、道三家精义,会通中西方哲理的形式及内容,面世不久,即获得了众多禅学知识、茶道友人、鉴藏方家及传统文化爱好者的肯定和赞誉。
而今,由李、沈两位大师特别为月照上人量身设计打造的“月照十景”壶也经过了几度方案修改,现已开始前期试制。相信过不了多久,另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紫砂文化景观又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8年8月中龋奥运赛场群雄鏊兵之际,坐落于奥运分会场沈阳的月照禅茶楼顺应时机地恭邀十方禅学知识、茶道中人及书画、传统文化爱好者齐聚月照禅茶楼,共赴月照禅茶楼首期茶会。茶会之目的,正在于采撷中华故物,品茶、赏壶,共话茶道,乃将茶、禅二者揉捏地水融、怡怡一味,冀于一事一物之中,兼得天时、地利、人和,远绍释教弹茶风规,近播中华文化芳誉,这不也正是契符并丰富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理念内涵之举吗?作为月照禅茶楼的导师,李昌鸿大师偕夫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沈遽华女士及公子李铭先生、夫人徐萍女士共同应邀莅临首期茶会,为众多来宾作“中国紫砂艺术”主题演讲,并于现场演示紫砂壶制作过程。在茶会之前,还先期举办了李大师紫砂艺术精品展,以来宾。离茶会开始还有一些时候,应邀或慕名而来的法师、禅学知识、学者、企业家、鉴藏家以及众多新老茶人、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们,就已把偌大的茶艺厅挤得水泄不通。当李氏“紫砂世家”的四位成员,在月照上人的陪同下抵达茶艺厅的时候,来宾们久候的热情立刻被点燃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整栋月照禅茶楼里回响着。由于会场的座位有限,许多来宾只能远远地站在茶艺厅靠后的位置,翘首聆听李大师的讲演。从他们如醉如痴的神情不难看出,在大师的讲演中所收获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已使他们完全忘却了久站的辛劳。茶会中,李、沈大师伉俪除了为来宾们作深入浅出的紫砂文化阐述外,还与李公子伉俪一起各展其技,现场演示了紫砂造型技巧和制作工艺,令观者无不啧啧称奇。众多来宾也藉由月照禅茶楼首期茶会的见闻,大长了品鉴紫砂艺术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