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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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等相关数理模型，分别以GDP，第二、三产业中17个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两市间距离为指标变量，对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1.1作用强度

1.1.1经济联系强度。据公式（1）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两两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图1）。两城市间经济作用强度大于30个经济度的有4对：徐州和枣庄（66.41个经济度，下同）、徐州和淮北（47.38）、徐州和宿州（37.20）、淮北和宿州（30.66）；在20~30个经济度间的有3对：徐州和宿迁（22.10）、徐州和淮安（20.64）、莱芜和泰安（29.84）；在10~20个经济度范围内的城市有8对：徐州和临沂（16.76）、徐州和淮安（14.75）、连云港和临沂（10.62）、盐城和淮安（13.79）、亳州和商丘（10.24）、枣庄和临沂（17.75）、枣庄和济宁（11.29）、日照和临沂（13.19）；其它城市间作用强度较低，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总的来说，开封、周口、菏泽、阜阳、蚌埠5个城市与该区其它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徐州则与除周口外的所有城市间的作用强度都在1.5个经济度以上，而两城市间作用强度最小的为周口和连云港，仅为0.10个经济度。据公式（2）计得该区主要城市空间作用的总体强度（图1），并据此将20个城市分为四类：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作用强度在150个经济度以上，下同）、中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100~150之间）、中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100范围内）和低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以下）。徐州空间作用总体强度最大，达267.71个经济度，属于高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是位居第二位的枣庄（作用强度为144.08个经济度，下同）的1.86倍，为总体强度最低的周口（9.25）的28.95倍，这表明徐州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劲头较强。枣庄、淮北、临沂、宿州处于高经济联系强度城市之列，与各个城市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比较强。中经济联系总体强度的城市有5个，依次为淮安、宿迁、泰安、济宁和莱芜，在今后的发展中，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待提高。处于低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有10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今后发展中必须注重经济转型，加强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缩小与先进城市之间差距，促进淮海经济区的总体发展。

1.1.2城市流强度。计算城市流强度相关值（表1），据此将城市分为四类：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城市流强度值在300亿元以上）、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200~300亿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100~200亿元）以及弱城市流强度城市（100亿元以下）。由表1可知，徐州是高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为苏北第一大城市、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徐州以其独特的交通运输优势和较快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较高的城市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值高达384.19亿元，对淮海经济区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临沂和淮安属于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其城市流强度要远远高于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城市，且临沂以高于淮安10%的城市流强度成为该区发展的副级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有6个，依次为日照、莱芜、枣庄、宿州、宿迁和盐城，成为淮海经济区发展的地方性集聚地和辐射中心。其余11个城市是弱城市流强度城市，是该区发展中较为必不可少的城市。可见，淮海经济区“一超多强”局面较为显著，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在空间分布上，这些城市基本遵从“中心—”式分布［26］：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徐州，位于其中心位置，而弱城市流强度的城市主要分散于该区边缘地带。这与城市经济作用强度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1.2作用方向据公式（3）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隶属度大小，由此分析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经济作用方向。由图2可知，徐州的首位联系城市是枣庄，其隶属度高达24.81%；其次为淮北，隶属度为17.70；隶属度最低的为周口（0.42）。从空间距离上看，徐州经济作用方向首先是距离较近但不相邻城市，其次是相邻城市，而对距离较远城市也有联系，可见其联系方向表现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模式。由图3可知，其它主要城市对徐州的隶属度均在各自隶属度的前五位之列，说明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首位的有6个城市，其中枣庄对其隶属度最大，高达46.09%，说明徐州是其主要联系方向；排在第二位的6个城市，隶属度在10.35%~16.25之间不等，且各个城市的首位联系城市表现为邻近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有菏泽、周口、开封、莱芜，除莱芜的首位隶属度达52.06%，联系方向表现为泰安方向外，其他城市的前三位隶属度相差不大，联系方向均指向相邻地域和中心城市徐州。日照、连云港对徐州隶属度排在各自隶属度第四位，这两个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联系方向表现为相邻地域指向；泰安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第五位，隶属度仅7.70%，其主要联系城市为莱芜、济宁。综上，城市空间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现为与核心城市的紧密联系和与其周边城市紧密联系的共同作用，即显示出地域相邻指向性原则和中心城市指向性原则［16］。

1.3作用范围据公式（9）~（10）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间的断裂点及场强（表2、表3）。由表2可见，徐州与各个城市间断裂点明显压缩到终点城市，说明徐州辐射能力较强。与淮北间的场强最大，达1.19亿元/km2，因此，可以此为强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确定各城市经济辐射能量绝大部分扩散在多大范围内。从表3可知，各相邻城市间起点城市到断裂点距离占两城市距离的比重在0.4~0.6间波动，城市间辐射能力差距不大，且两城市距离较近时，其场强也较高，说明具有向对方空间产生经济影响的能力［27］。因此，以各相邻城市间场强均值为弱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计算城市弱辐射范围，以反映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要影响范围［28］（图4）。由图4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中部以徐州为中心，距徐州44.92km和110.92km以内分别为其强辐射和弱辐射范围，这是由于其最强的城市综合实力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辐射能量；枣庄、淮北、宿州的强辐射半径均在徐州弱辐射范围内，说明它们受其辐射最强。东部以临沂、淮安、日照为中心。这些城市规模相当，辐射范围相互交叉地作用于对周边区域，其中，宿迁几乎被徐州和淮安的辐射平均瓜分，受这两个城市的屏蔽效应［29］较大，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北部以泰安、济宁为中心，其中，泰安和莱芜的相互作用甚密，其辐射能力向对方空间逐步渗透。而西部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彼此辐射半径不相互重合，发展较为分散，综合实力有待提高。总体来看，徐州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辐射中心，呈现圈层辐射其他城市的空间结构：核心层表现为徐州的弱辐射范围圈，包括徐州、淮北、宿州、枣庄；中心层表现为与徐州弱辐射范围有交叉的城市，包括临沂、宿迁、济宁、商丘、亳州、蚌埠、淮安；层表现为与徐州的弱辐射圈无交叉的城市，包括连云港、日照、泰安、莱芜、菏泽、开封、周口、阜阳、盐城。

2主要结论

第2篇

依据城市物流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程度，将其分类为超前、匹配和滞后三状态。只有城市物流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匹配，效用才会最大。他们的匹配是强调城市物流供给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所谓匹配考察的包括单纯的量上的匹配，更强调质上的匹配[3]。超前区：城市物流需求不足，小于城市物流服务供给。超前区里可能是城市经济并没有预期繁荣，物流需求量不足，导致物流供给量过剩，市场反映出来的现象是物流设施设备大量闲置。另一种情况是物流企业不顾城市整体经济较落后的现实情况，引进各种先进物流技术，大量增加物流成本使物流需求方无法接受。

匹配区：城市物流需求与供给基本均衡，其表现为市场上基本无闲置物流资源，也不存在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现象。匹配区内城市物流技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物流设施不是最新的，物流发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其职能效用得到最大化，对城市经济的辅助协调作用体现得最明显。滞后区：城市物流需求明显大于物流服务供给，市场反映出来的表现为物流设施落后，误时延时频率高，物流管理水平低，进而导致物流成本高。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物流发展水平远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二、城市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城市物流支撑着城市日常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在第一第二利润源相继枯竭的二十一世纪，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值得提出的是，城市物流对经济发展有正负两面影响。

1.负面影响无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是位于超前区或滞后区，对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当城市物流水平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时，其典型表现是库存仓储量大、服务水平低、物流成本高、物不能通畅其流。低效率的物流运作水平，妨碍了商品流通与区域城市间职能分工与合作，严重损害区域城市经济的“吸收”与“辐射”面积，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种伪命题是认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越快越好。须知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导致物流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会造成物流资源大量闲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后物流产业只能成为当地产业的累赘。

第3篇

1.1经济实力的算法尽管目前并没有形成对经济实力严格的定义，不难看出，学者们至少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城市经济实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不仅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规模特征，也反映了城市在吸引控制市场和资源方面的能力［19］.结合当前的研究结果，根据城市经济实力的内涵，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并力求较完善、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本文认为城市经济实力应是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的函数.表征城市经济实力难以以单一指标进行全面评估，而综合指标也受困于评估指标和评估权重的选取，分析前人指标体系的构建发现，尽管指标选取数目、内容各异，均量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总量指标反映经济发展规模，对这些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总量指标与GDP总量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均量指标与人均GDP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和GDP总量两个指标来对城市经济实力进行评价，其公式如下。式中：S表示经济实力；gt表示某一区域GDP总量（亿元）；ga表示人均GDP（万元）.其中，GDP通过平减指数换算成2003年的不变价格，为检验该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将计算结果与《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31］进行对比.

1.2数据来源及说明从2004—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GDP总量和人均GDP指标，对部分数据缺失的城市通过查找该城市所在省区当年统计年鉴补齐，还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统计年鉴中其他数据计算间接得来.截至2012年末，除港澳台城市外，我国有28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由于行政区调整成为县级市，中卫、陇南、铜仁、毕节、三沙市成立较晚，拉萨市多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选取283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为了便于研究区域经济实力差异，参考黄永斌［32］等人的做法，并做了适当的修改，把全国分为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的赤峰、通辽、呼伦贝尔）37个城市，北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鲁）30个城市，华东沿海（苏浙沪）25个城市，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28个城市，西南地区（云贵川渝桂）45个城市，南部沿海地区（闽粤琼）32个城市，中部地区的城市由于数量较多，分成中部偏南地区（湘鄂赣皖）52个城市、中部偏北（晋豫及内蒙古的呼包鄂、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共34个城市.

1.3经济实力评价结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指数，部分结果见表1.从评价结果来看（表1），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结果基本反映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状况，将其与《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31］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该评价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和指数与城市竞争力排名和指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该城市经济实力评价方法比较合理，能够反映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状况.

2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

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CRn指数变化情况（图1）可知，2003—2012年，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的CRn指数呈下降趋势，2008年以前，CRn指数缓慢下降，其后变化加速.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差异在不断缩小，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实力比重不断下降，2008年以后这种趋势不断加快，但全国城市整体差异还较大.为了研究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时空演化特征，选取2003，2008，2012年3个时间断面进行分析。

2.1城市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城市之间相对差异逐渐减小从城市经济实力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来看，3个时间断面上，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经济实力排名虽稍有变化，但一直稳居经济实力前5名之列.固原、定西、临沧、丽江一直在经济实力排名后5位徘徊.2008—2012年，全国城市实力指数均值从974.07增长到2170.53，标准差分别从2650.93增长到4390.59，经济实力前5名的城市和后5名经济实力之比从1082.1下降到449.8.经济实力排名前40的城市在全国城市经济实力中的比重从75.02%下降到74.72%，而排名后40的城市经济实力比重从0.29%增长到0.47%.这说明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较快，并且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实力增长快于实力较强的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逐渐减小，绝对差异却进一步扩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态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2.2城市经济实力等级特征明显，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为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特征，按平均经济实力指数的0.5倍，1倍，1.5倍将全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成4个等级，S<0.5为弱经济实力城市，0.5<S<1为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1<S<1.5为实力较强的城市，S>1.5为强经济实力城市.各类城市数量及实力比重见表3.从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分布结果（表3）可以看到，2003年，弱经济实力城市有202个，占城市总数的71.38%，强经济实力城市占14.49%，较弱城市占10.6%；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有10个，仅占3.53%.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数量特征上表现为以弱实力城市为主，其次为强实力城市.城市经济实力等级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实力较弱和较强的城市较少，并没有形成有序的金字塔格局，而是数量上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结构特征.在时间序列上，各类城市数量等级特征上渐趋扁平状，但各类城市数量等级变化并不明显.从实力指数上看，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比重的绝大多数.2003年强实力城市占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在四分之三以上，而数量众多的弱实力城市实力比重仅为12.12%，2012年强实力城市比重下降到69.79%，弱实力城市比重上升到13.44%.实力较强和较弱的城市比重分别从2003年的4.55%，7.76%增长到2012年的6.29%，10.48%.以城市经济实力指数均值为分界点，强实力和较强实力的城市仅占城市数量的20%左右，却占全国80%左右的经济实力.这说明我国城市经济实力差距依然较大，城市经济实力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2.3全国城市经济实力呈东高西低，实力比重东降西升格局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整体上中西部经济实力增速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速领跑全国.三大地带城市经济实力变化情况在时间序列上并不一致.2003—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增长36.00%，而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却下降将近5%，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从84.15%下降到79.16%，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变化速度要快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从1.29扩大到2.16，而中东部之间的差距从9.24减少到5.56.从2008年到2012年，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经济实力比重增长26.57%，但低于西部地区的42.66%.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比重继续下降，到2012年，占全国经济实力比重的71.96%.中东部之间的实力指数比值缩小为3.86，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实力指数比值也进一步缩小至1.99.尽管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实力东中西梯度差异依然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实力增长迅速，三大地带之间经济实力整体差距缩小比较明显，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这一趋势正在减弱.

2.4城市经济实力变化空间异质性显著通过区域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变化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空间变化的异质性，从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化表（表4）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西南和西北地区是城市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时间序列上，各区域平均排名变化趋势不尽一致.整体来看，东部沿海、西北地区排名稳中有升，2003—2008年城市平均排名处于缓慢下降阶段，之后又慢慢回升，到2012年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已超过2003年的水平.中部偏南地区及西南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稳中有降，其经济实力排名同样的下降和提升之后，经济实力排名却未能恢复至2003年的水平.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及西南和中部偏北地区平均经济实力排名变动较大.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下降阶段，其经济实力平均排名从2003年的94.19下降到2012年的120.31，而西北地区经济实力平均排名则一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其平均排名从212.11上升到190.64.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缓慢的上升阶段，但之后经济实力排名下降幅度较大，总体经济实力排名呈下降趋势.中部偏北地区城市经济实力排名经历了迅速上升之后，又快速下降，但整体排名较2003年已有较大提高.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经济实力相对变化空间分异情况，把经济实力排名分为3个等级，排名上升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上升型城市，下降10个名次以上的城市为经济实力下降型城市，排名变化在10个名次以内的城市为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从经济实力排名变化图（图2）来看，2003—2008年，经济实力稳定型城市有134，占全国城市近一半左右，实力上升型城市有72个，下降型的城市有77个.实力上升型和下降型的城市南北分异比较明显，实力上升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并呈团块集中分布，冀北辽西蒙东形成了环绕京津都市圈的经济实力上升区，及内蒙古中部向南延伸至河南，西至陕西宁夏，东至山西的经济实力上升区.这些区域的城市大多以能源、矿业为主，经济实力上升显著，如榆林、延安、吕梁等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上升100个名次以上.除黑龙江的部分城市外，经济实力下降型的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且集中分布在广东、湖北两个省区，湖南境内的京广铁路沿线的城市经济实力排名下降也比较突出.2008—2012年实力稳定型的城市增加到16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56.54%.经济实力排名下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两省及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苏北及成渝经济圈的大部分城市出于经济实力排名上升期.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排名变动比较剧烈，但这种程度正逐渐减缓.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排名比较稳定，中小型城市实力排名起伏较大，尤其一些能源、矿业城市排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历程.排名变化较大的城市呈现整体分散、局部团块集中的空间格局，尤其集中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群或其周围地区.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