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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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运城市行政村名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1)地形地貌与行政村名．运城市东南部横亘中条山，呈东西走向，绛县、垣曲县、夏县、平陆县就处于中条山山麓，地形复杂多样，山地、沟谷、丘陵、平川交错起伏．平陆县更有“平陆不平沟三千”之称;闻喜县三面环山，北有紫金山，东有焦山，西有稷王山．所以运城市行政村名中的地形地貌类地名多以“坡”、“沟”、“岭”、“峪”等命名．(2)水文与行政村名．运城市的很多村名都是根据水文的各种特征来进行命名的．从图2可见，运城市以水文命名的行政村大多位于垣曲县、夏县、新绛县．黄河流经垣曲县与夏县，垣曲境内主要有清水河、板涧河、亳清河、沇西河、西阳河等，东南部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库的回水区中段，水域面积占到库区总面积的60%．夏县境内主要有白沙河、青龙河、泗交河、清水河、温峪河等．黄河支流汾河流经新绛县，自县境东北南梁村入境，长22．5km，其他河流还有浍河、鼓堆泉形成的三泉河，马匹峪河分支，共4条河流．这三个县河流众多，因此以水文命名的村名较多．表征水文类村名的词主要以“河”、“池”、“泉”为主．(3)动植物资源与行政村名．一个地区的植被类村名往往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植被状况．运城市的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森林资源丰富，尤其是中条山地区，它是山西省现存的唯一的原始森林区．运城市行政村名中表征植物的词主要有:槐、柏、柳、杨、桐、杏、榆、枣、梨等，如枣元村、槐树下村、柏池村、柳沟村等．这说明在运城市此类植物比较普遍．从图2可以看出，盐湖区和闻喜县以植物命名的行政村比较多．运城市行政村名中与动物相关的词有:马、牛、羊．如下马村、羊村、牛庄村等．除了这种家养的动物外还有以野生动物命名的村名，例如蛇虎涧村、雎村、狮沟村、鹿峪村等，但这类村名比较少．

2运城市行政村名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沿黄河分布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遗留下众多宝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因而人文因素类行政村名在所有行政村名中占有较大比例．将运城市主要的人文要素类行政村名的空间分布以专题地图的形式输出(图3)，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人文类村名在运城西部、中部盆地地区较多．(1)意愿与行政村名．意愿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运城市很多行政村名都对儒家思想有所体现，如仁义村、长乐村、尚义村、张孝村、孝子村、太和庄村、集义村等．另外一些意愿地名则表达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期盼，如兴盛村、大德村、永利村、安昌村、太丰村、积善村等．意愿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临猗县、万荣县、永济市稷山县、盐湖区等．(2)建筑工程与行政村名建筑种类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个地区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状况，所以建筑也是一个地区的代表符号之一．运城市历史悠久，遗留下众多的古建筑．由图3可知，表征建筑工程类地名的词有:寺、庙、桥、窑、塔、渠、井等;建筑工程类地名在夏县、盐湖区、永济市分布最多．夏县，现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和革命遗址共201处，其中主要的有司马光墓、禹王城遗址、堆云洞等;盐湖区有全国最大的解州关帝庙、魏豹城、舜帝陵、池神庙、太平兴国寺塔等;永济市古建筑有:普救寺、鹳雀楼、石佛寺等．这三个县市除了古建筑之外，还有其他工程类地名，如窑头村、板桥村、青渠屯村、金井村等．(3)军事与行政村名山西省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城池、堡寨多是战争产物．表征军事类行政村名的词有:堡、寨、营、屯、关等．从图3可以看出，军事类行政村名分布最多的是临猗县和永济市．明代临晋县“值元末丧乱，荒地独多，屯营视他县为多，晋府群牧营，蒲州守御千户所，皆与五营声势相应，百里之分六、七营”．现在临猗县的陆喜营、豆氏营、邸家营、王家营、裴家营、焦家营、樊桥营、靳家营等都是当时屯军的驻扎营地［3］．

3运城市行政村名与其他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数字颜色类地名共138个，占全部地名的4．18%．数字命名的村名中以“三、五、七”居多，其中尤其以“三”最多．数字在村名中有的表示距离远近，如十里铺村、三路里村、东三里村等;有的表示数量，如八将门村、三甲村、五星庄村等．与颜色相关的村名一般都是根据当地土地或植物的颜色来命名的，颜色类和数字类村名单独形成的很少，一般都和其他地理事物复合形成．经济交通类地名在运城市较少．该类村名一般含有店、铺、市等，都与经济活动有关，如店头村、铺头村、上市村等．运城市以宗教传说命名的村名有78个，这些地名不仅体现了当地的宗教文化，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以及思想．运城市人物史事类行政村名最少，只有61个．一些行政村为了纪念本地历史上比较有名或者对本地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以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村庄，也有根据这里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来命名村落的．

4结语

第2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第3篇

翻阅中国建筑史或其他建筑史书，就会感到不同年代、形态各异的建筑和屋顶形象扑面而来，形态是屋顶间的特定识别标志，变化是屋顶形象差异的外观表述，随着空间位置的不断变化，屋顶的形态自然呈现变化，随着空间地域扩大，其变化内容和程度随之扩大，空间特征规律越发明显。

1.1形态：屋顶形象的归结与自然环境选择屋顶是民居存在的灵魂。参照芦原[6]提示的空间概念，民居利用了空间围合的限定要素，即顶端的屋顶、四周的墙体和下端的地面，由于地面必须存在，因此空间限定只要屋顶和墙体的一方存在空间就能成立。作为建筑，特别是民居，如不考虑极端气温条件，屋顶相对墙体更为实用，它可以遮风避雨、阻隔太阳辐射。中国民居以木构为主，屋顶处于顶端，“人”字型坡顶多，利用屋顶的形态调整，容易使自然形成的硕大屋顶变成视觉焦点，成为民居形象的重点刻画对象。屋顶以外露形态给视看者，不同的观看条件给视看者以不同的视觉感受，形态是物理层面的内容，形象通过形态的表现能使视看者得到心理满足。屋顶形态的构成具有实用和形象装饰的二层含义，实用功能是满足屋顶抵抗外来环境影响，保持室内正常居住的最低装备要求，而装饰功能可在实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通过屋顶装饰手段运用来提升屋顶的审美情趣。虽然中国民居的屋顶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攒尖等许多形态，但从抵抗外界自然影响的作用看，屋顶呈现的坡度最关键，可将屋顶形态分为坡顶和平顶的二大类。由于传统民居多单层，这对于站立地面的视看者言，坡度越陡看到坡顶的面就越大，引起的屋顶印象也越深刻，反之亦然（图3）。平顶高度因处在人眼视平线之上，不能为正常站立的人眼所看见，故不需刻意地去塑造，如果装饰的话则多会装饰在平顶周边的女儿墙之类的地方。屋顶形态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左右，这里的环境是指对屋顶以各种影响的外部与内部因素，如气候、地貌、植被、地震和河流等，如民居中常见的马头墙，作用是防止火灾蔓延，而火的蔓延主要是风的作用，可见自然对屋顶形态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1.2变化：空间地域的屋顶形态差异民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物质，有人烟就会有居住，有居住就有民居，民居屋顶的形态容易吸引人们眼球。从广阔的空间范围观察大量的屋顶形态可知，随着观察位置的变动和“步移景异”的视看特性，屋顶形态会给人不断“变化”的感觉，只要视线移动，不同地域的屋顶就会呈现丰富多彩的形态变化，形态跟随空间变化，位置是空间民居存在的基本属性。在国土空间范围的自然条件基础上考察传统民居的坡顶形态，就可得出坡度大致呈南陡北缓、东陡西缓的走势（图4），依据三角原理还可画出坡度基本走势的东南向至西北向的斜向分布线，当然这种推断比较主观和粗略，如要得到细致且有说服力的证实，需要进一步的量化实证。关于建筑的地理特点，胡兆量[7]阐述了纬度、经度和垂直等的一些地带特性，他通过考察我国东西南北建筑差异的一些现象，指出地理条件下建筑形态形成的基本规律特点。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们根据不同的空间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形成了许多适应当地自然与文化条件的屋顶形式，使中国屋顶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个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的体现。屋顶随地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因而有必要从空间上分析居住范围的环境特性，使外界环境对居住的不利影响减至最低。民居是人工造物，承载于土地，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移动、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使得民居的土地承载是唯一的，不同的空间地域承载着不同的建筑与民居，不同的民居与屋顶形态受不同地理环境所制约。刘致平指出山西、河北、东北和西北等地农村多用平顶房，南方雨水多则多用瓦房的屋顶形成特点[9]。为比较空间不同地域与屋顶形态的差异，这里选取中国地图空间的不同位置民居，利用GIS技术常用的空间叠加法简单地考察屋顶形态与对应空间的相互关系，民居形态选取多年前发行的邮票系列的中国民居形象（虽是邮票图案，但覆盖的民居类型多，且对民居形象作了一定的抽象概括，可简单地表示各地的差异）。图5的中间是中国地图，四周是民居及屋顶的排列图，地图上用九宫格显示出各省民居的大致位置和民居形象，沿用原有行政省的民居称呼，以各自经纬向地带，地图东南西北中和西南位置的六处民居为代表性民居，简单地比较屋顶的形态特性。南部的广西民居屋顶构架轻巧、坡度大而屋面有一定起翘，可防备降雨时使雨水落点尽量抛向远处；中部是陕北民居，图片提示了当地特有的窑洞形象，说明雨水少和地处黄土高原，其土质有利建设窑洞的地理景观特点，图片还显示出部分砌筑墙体突出在窑洞前部，上覆雨篷檐口的现象，尽管坡度不大，但能遮挡雨水并使窑洞立面有收头，增加了建筑感；西部是民居，屋顶平缓，可见雨量少；东部是江苏民居，屋顶坡度较大而下有小河，说明雨量较大；北部是蒙古包，可认为雨量不多且处在草原地区；西南地区的云南少数民族多，气温高雨水多而潮湿，民居多用竹子等自然材料形成竹楼，屋顶坡度相对陡[10]。通过上述比较可知不同气候、地貌等地理因素对民居屋顶的作用与影响，证实了形态随空间位置变化和自然选择的特点。当然这样的比较只限邮票上的民居屋顶类型和数量，其精确位置和形态均非常粗略。

2屋顶形态差异的空间环境要素

屋顶是室外过渡到室内的建筑体块，从人类最初搭建到形成现在各地的民居基本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通过改变屋顶形态与外界环境建立平衡机制，可使屋顶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要求，因地制宜、服从适应当地环境的要求是屋顶形成发展的基本要素。

2.1环境：屋顶存在的空间地域条件屋顶形态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适应，其形态形成依赖于当地气温、降水和空气质量等的环境条件，最终以可度量的温度、湿度等指标影响居住质量。另外材料、构筑方法和人工素质等资源条件也影响屋顶的形态形成，屋顶因环境相异而形态不同，图6是影响中国民居形态形成的地理情况，用空间方法反映了影响屋顶形态形成的气候问题，图6a是气候带分区，主要分成温带、亚热带、热带和高原气候的四大区域；图6b中可知中国降水量是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如以降水量指标考量屋顶坡度时，基本与图5表示的东南陡、西北缓的屋顶坡度走势相吻合，证明屋顶形态追随自然的特点。当然这种叙述只在宏观的地理层面，实际上各地环境条件不一，不可能用一种大的气候分区概括所有区域的环境类型，还需具体考虑各区域小环境的具体情况。一般的小环境自成系统，大气候带由无数个小区域环境所构成，而空间地域的民居与屋顶的形态形成实际是受当地的小气候环境影响。（1）自然因素评价图6的气候带分区较综合，不易从空间角度建立不同气候条件屋顶形态的关联性，为此表1以气候带分区为基础，抽取几个对屋顶形态作用较大的环境因素：气温、太阳辐射、降水、风力等，以相关度高低主观评价与屋顶形态的关系。从评价结果可看出不同气候带的环境因素对屋顶形态的影响特点，如高原气候带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高寒缺氧，北温带和南温带的大部分地区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这些地区降水量少，气温低使屋顶坡度可以缓平，尤其地区平顶多，相反屋顶的保温要求高；而热带和亚热带部分区内降水和风力为主导，屋顶坡度陡，相比之下太阳辐射和气温因素对屋顶坡度的影响小。因为图6的气候带分区空间范围大，所以同样的气候类型，带内的地域差会使自然环境差别很大，譬如内陆和近海，为此在表1内做了部分区分。（2）人文因素评价屋顶形态除受自然因素影响，还受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屋顶是自然形态，也是文化形态，能够记录表现民族、地域的人文场景，具有叠加与延续的文化特性，通过屋顶形态的人文干预，能够提高屋顶特有的审美情趣。一般是在充分利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隐约寄托的装饰手法得以实现。装饰实现与当时当地的人文经济条件相适应，装饰是民居“富裕化”，审美欲望膨胀的表现。在远古，当屋顶能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实用功能之际，先人们就开始了他们对屋顶的装饰活动[8]。装饰是给别人看的，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其屋顶型式与大自然相互亲合，相互融入[11]，屋顶起到了寄托愿望的作用，吴庆洲[12]以两片坡屋面相交而成的屋脊为例，考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脊饰，指出它是屋顶装饰中重要和显眼、利用巧妙的构件，屋脊是屋面交接的自然形成，而巧妙地变成脊饰是中国传统民居的智慧和审美的独到之处，体现了民居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许多屋顶的装饰是以实用为前提的，如图7的温岭石塘镇某渔村用石块叠压屋顶现象，起初目的只是为防台风掀走屋面瓦，利用本地容易获取的石块压住屋面瓦，久而久之这种形态变成了当地屋顶的独特形象。

2.2响应：环境变化的屋顶技术支撑长期以来屋顶通过自身的形态调节来适应与抵御不同空间地域的环境变化，可分解成图8的基本模组和装饰模组的二方面解释。基本模组是屋顶构成使用的基础部分，特点是控制形态的基本走势并塑造屋顶的基本形象，是屋顶成立的最低要求和不同空间地域区别的主要形式标志，依据建筑类型、构筑技术和材料性能等条件而不同，从构成特点还可分成屋顶的结构和表面覆材的二部分，缺一不可。另外，装饰模组的作用是追求精神寄托、满足审美功能要求，可细分为二部分：一是使用功能的结合或延伸，且叫做功能装饰，在满足基本功能（安全好用）条件下，为追求更强力的视觉效果，进行诸如扩大檐口挑出深度，加大屋面起翘度的更为夸张做法等，以达到屋顶更为硕大轻盈或其他的不同形象要求，如部分四川民居的檐口挑出就非常大；二是纯粹的装饰手法，包括脊饰、檐口等的装饰，装饰不会使屋顶垮塌或其他功能受损，不具备使用功能，尽管如此，因受人文意识影响，传统民居或多或少地会施加装饰，当然比重上与官式建筑的普遍使用不能相比。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