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传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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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传统音乐文化引入课堂对保护与传承音乐的贡献

在国际化的语境中，本土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处祖国边陲的黑龙江省并不因其偏远而在文化积淀及文化根源上有丝毫逊色，黑龙江流域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这些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黑龙江地方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而这些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音乐是我们应该认识并深入了解的。可是，就我国当前的音乐教育整体而言，仍是沿袭了学堂乐歌以来的“西乐”之路，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对种类繁多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就其深度与广度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更极少被纳入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故此，这对推动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长谢嘉幸曾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的观点，但针对这一命题进行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其“不知道”“没兴趣”现象严重。这一答案把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意识到，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认识和了解本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经成为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学校教育在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方面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和功能？通过本土音乐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社会文化背景去理解、分析和感受此音乐，并从中了解、体验这种文化，是当前国内外贯彻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仅民歌这一种音乐类型就反映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动的、宗教的、游戏的、爱情的等。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音乐类别中，学生可以针对自己的擅长和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种类，进行收集、学习、研究，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音乐基本技能及知识的积累，更能形成自己的个性音乐与追求，进而在音乐实践中归纳完善对本土音乐的认识。

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1.定位准确，方法得当建立一套研究型学科体系，把本土音乐在高校音乐课程定位在研究型课程上，使该课程与其他的学科相区别。在学习实践过程中，学习方式可以采用田野采风、分组学习、资料分析整理、分类汇总等多样学习方式。在师生共同实践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去认识各民族音乐的类别与其表现形式的各异。

2.积累素材，发展创新学生积累一定的音乐素材，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发展创新本土音乐。将本土音乐渗入到音乐教学中，加强本土音乐与其他相关教育课程的联系与结合，创作出一种将音响作为传播媒介，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叙事、达意、娱情的艺术。直接诉诸观众感官的视听综合影像，是区别于文学（文字间接形象）、造型艺术（纯视觉形象）、音响，把音乐的视听语言的运动性和时空自由转换，又使它突破了同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和戏曲的舞台局限。

第2篇

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第3篇

［关键词］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课程因素

一

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主要表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系统、行为系统、价值系统的内化不足上。而之所以如此，又与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不无关系。由此，本文主要想就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做一简要分析，并就如何改进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这一问题提出部分不成熟的看法。缘于人们对课程的认识不一、所指不同，特对课程这一范畴做出如下三点限定，以免引生歧义：其一，本文的“课程”主要指“在学校情境中、以静态方式存在的、除去具体课堂师生教学活动之外的学科、经验、活动方案等”，它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类，前者主要指“作为教师与学生教学活动之基本依据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等”，后者则主要指“物化形态上的校园建筑、活动场所和观念形态上的校园氛围、人际关系两类等”。上述界定是对国内廖哲勋、施良方、吴康宁、董泽芳四位教授关于课程界定的综合，分别参见：廖哲勋．课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59；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72-273；吴康宁.课程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4；董泽芳.教育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58。其二，课程是学校教育中师生“教”、“学”及二者交互活动的基本依据，在教育业已制度化的今天，课程的教学至少已与教师的教并驾齐驱。其三，课程乃文化之文化，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根本特性在于其文化传承的工具性，它“充当着文化传承的工具角色，并且课程文化的主体地位正是由它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而获得的”[1]。在简要表明笔者对课程及其包含内容理解之后，下面就按上述维度来对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作别类分析。

二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主要有二：

1-显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的科目比例、课时少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大学课程的结构通常以专业为单位，由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四部分构成，之后进行了改革，开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通识教育课程[2]。高等院校的文化传承与通识课程休戚相关，尽管限于资料收集能力，笔者没有查阅到国家关于大学课程设置具体统一的课程计划（或许由于各高校性质、类别、程度不同，国家确实也没有就此做出明确规定或限制），但综观我国大学通识课程的设置，主要特点有二：从结构上看，主要由公共必修课和素质教育类选修课两部分构成；从内容上看，主要以公共必修课为主。从国内已有学者对大学通识课程问题的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高校的传统文化传承情况似乎比中小学更为欠缺。一是公共必修课多，素质教育选修课少。在公共必修课中，我国主要以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为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尤以两课和外语为最。有研究表明，“北大、武大、厦大、南大、陕师、上交、汕大等八所高校的素质选修课程占通识课程的比例不足30%，并且其两课和外语占公共课的平均比例高达66%左右”[3]，素质教育课程不仅比例小，而且大多还是选修课。二是公共课内容庞杂，真正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课时少。那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除在形式上是“选修”之外，其内容也相当庞杂，几乎囊括了所有自然、人文、社会、艺术、基本技能等领域，并且各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关涉传统文化内容的仅为其中很少一部分。以北京师范大学2005～2006年度下学期的课表为例：该年度本科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31门，周总课时数为138节次，关于人文社科的有7门，而7门人文社科中真正关于中国文化的只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门，且课时只有4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3%和2%；本科选修科目共计95门，周总课时数为476节次，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有14门，周总课时为28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14-7%和5%；研究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15门，其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为0；研究生选修科目有35门，除长拳、太极拳、乒乓球等体育类项目外，关于中国文化的几乎没有[4]。三是国、外语比例严重失衡，外语具有超值化倾向。许多高校都十分强调外语的必修性并将其作为公共必修课予以明确安排，而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诸如国语的课程不够重视或语焉不详。不仅如此，外语科还在课时上呈上升、在考核上呈从严趋势。这一点，只要随意查阅一下当下各大学实施的课表及对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的强调便可一览无遗。

2-隐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因素、内容少

隐性课程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物化形态和观念形态两方面，由于观念形态的隐性课程主要与学校中的师生、生生人际交往活动及学校各项制度相关，笔者曾在其它场所已做论述[5]，因而，此处主要就物化形态上隐性课程的传统文化缺失情况作一阐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一是校园建筑日益物质化，缺乏传统学校气质。大学作为传递知识、陶冶性情，锻造人格的场所，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学校气质，校园建筑应以一定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作支撑，要与历史对话，正如芬兰建筑师奥尔托所言，“纵然只残存一座烟囱也应围绕这个遗迹来重新建设”[6]。但近年来，在市场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不管国家和自身是否具有经济承受能力，也不问教学与科研的实际需要，把商业性建筑的处理手法照抄照搬到学校建筑中来，日益物质化，遍地透着官僚气息和铜臭味，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二是校园环境日趋商业化，缺乏传统文化氛围。如果说大学的独特气质在于其精神而非物质性，那么学校的内涵则体现在其文化上。但现在我们的校园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不仅对已有古老建筑的爱惜不够，随意拆毁，而且新建校园又不注意采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却仅为追求时尚而耗财费力。“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代表着文化衰落、乃至灭亡的现象”[7]，因此我们的大学应该注重文化性的生成。三是活动场所日渐机械化，缺乏传统人文关怀。如今的学校在活动场所方面愈发表现出机械化特征，缺乏传统的人文关怀。教学场所由于其活动主体更多的是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人”，因而，其“机械化”程度还不算明显，但后两者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运动场所，如今的大部分学校都在一系列达标评估中，不断地圈地，购买设备，受西方的影响，各式各样的锻炼器械被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大学的各个运动场所，那些所谓的个性化锻炼设备似乎都是为个体运动所准备的，即一个人面对器材并操作器材，继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然而，这种场除了听到锻炼者对机器设备“做功”时所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肌肉组织变得不一般外，似乎对人的心境陶冶并无多少良效。同时，生活场所诸如食堂、宿舍等也都是为个性化设计的，不断地强调个体的空间，而相对忽视学生之间的交往，加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对学生的限制，使得在校学生的生活毫无生机可言。

三

那么，如何通过课程来加强大学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笔者以为措施有二：

1-改进课程设置，细心呵护显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内容

首先，在课程目标上，应充分挖掘并体现传统文化因子。从纵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逐级内化到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当中。课程目标的陈述不能过于宽泛笼统，教学目标的陈述则应越细越好。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课程学专家伊劳特（M.R.Eraut）提出的课程目标密度公式。伊氏曾就课程目标密度提出过一个公式，即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并认为，一般目标应以不到1/50为好；课程目标应以1/5为适中；教学目标则应在1/2到1/6不等。参见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97。：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8]（P97）。特别要注意非人文社会学科传统文化因子的挖掘与利用，如在教授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点时，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美；在讲解宇宙万物现象的物理现象时，也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天人合一”。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有待我们的学科教学法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横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分别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的方式纳入到各学科文化传承之内，将课程目标一分为三地综合表述之。如国史一科，不仅要明确要求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掌握识记的基本史实，还要培养其对中国历史的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明的认同。国文一科，不仅要规定在单位时间内古典诗词美文阅读、背诵的数量，还要使学生由此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精深博大，从而培养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自然科学，除基本的科学知识之外，也应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精神等有所了解。

其次，在课程结构和类型上，应调整并增加传统文化的学科和课时比例。在课程结构上，应改变当前我国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比例偏低的状况，在平衡自然、人文、社会三类学科科目比例的前提下，确保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通识课程中对半开的比例，将汉语类（如大学语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和国史类（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科目作为必修课予以开设，并赋予传统文化科目一定的课时量。在课程类型上，从总体上遵循以学科、授受、显性、必修课程为主，以活动、探究、隐性、选修课程为辅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应以选修、活动尤其是探究课程为主，因为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已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并能就传统文化中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再次，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编写上，应拓充并加深传统文化知识素材。在课程内容上，不仅要将那些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知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选入教材，从古代的蒙学教材、儒学的“四书”、“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文本中选取出一些经典之作，将其纳入国语教材；还要注意内容的社会贴近性，使所选内容与当前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如思想政治科应选取那些能够部分抑制当前过分功利化、个人化的传统伦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国史科要选取那些与当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史实，等等；更要注意所选内容的可读性，使篇幅和内容短小精悍。在教材编写上，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采用不同的编制形式，除在总体上坚持传统文化学科教材的编制以“纵向组织与横向组织、逻辑顺序与心理顺序、直线式与螺旋式”[8](P106)三种形式相结合为原则外，还要在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如国文语一科，应采用螺旋式、心理顺序编制原则；中国历史一科，应采用直线式、以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顺序来组织其内容，特别是在中学开设过的中国历史，大学阶段不能简单重复，而应予以实质性的拓展；思想政治一科，应采用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按自身、家庭、他人、国家、社会逐次拓展的方式来进行编制。对此，传统文化中关于“修齐治平”的伦理规范渐次养成模式应该优于自小学到大学均为清一色的马克思基本原理内容螺旋扩展模式。

2-完善校园文化环境，养护隐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氛围

首先，要整体改造学校布局，适度遏制当前各校普遍存在的“非学校化”建筑运动。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而言，不仅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就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筑规模、投资预算及相关标准做出明文规定，对各超标学校建筑应给予相应处理，使其明了物质条件的优越给传统文化传承带来的负面效果，还要反思正在或业已进行的各项“学校评估达标”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制定的“达标”细则是否符合现有国家和各地经济发展实情。就各学校而言，不仅要合理布局，充分体现学校的传统人文气息，自觉抵制校园建筑商业化倾向，还要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营造静态的校园环境来赋予学校以传统人文气息，如在学校适时之处建立一些楼台亭阁、花草树木、雕塑圣像等以精雕细刻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艺术景点”，在图书馆、阅读栏、各楼廊墙壁等地尽可能镶嵌上中国传统格言警句和书法、绘画等作品，以最大限度地凸显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人文景观”，等等。

其次，要全面开展各项活动，克服当前学校只关注学生“认知模式”的文化传承格局。不仅要在校内组织开展多种文化传承活动，如利用国旗下的讲话、板报、广播站、班级团队，结合各种纪念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组织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围绕传统文化开展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各类征文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自己选编并背诵一些传统名言警句，以警示自己、教育他人等；还要开发地方和校本课程，挖掘周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点，从愉悦中自然浸润并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其间最为重要的要对上述活动的具体实施制定出评估方案，切实督促各校开展上述隐性课程文化传承活动。

再次，要着力传承优良校风，精心打造学校师生的传统精神人格。在内容上，可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孝、忠、信、恕、勤、俭、毅为准绳，来指导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交往活动；在形式上，则可采取“三段螺旋式”的人格养成模式，即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提升学生的人格养成，第一阶段可以《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作为一名社会公民的基本品质，主要解决做“人”的问题；第二阶段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第三阶段可以时代要求的“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与他人一起生活”[10](P76-85)和“培养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创造性、培养培养社会义务的态度、培养完人”[10](P183-192)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兼具传统人格精神和新时代品质的现代复合型人格，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在方法上，则应注重教职员工的榜样示范。教职员工特别是授课教师不仅自身要以传统文化精神来行为处事，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学生做出表率。还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切实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对那些有悖传统美德或文化精神的人与事进行

有效监督，在校园内弘扬倡导传统人格精神。

［参考文献］

［1］范兆雄.课程文化发展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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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服务中心.2005-2006年第2期课程表［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2005．

［5］容中逵.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关于中国传统“师道”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7，(1):88-97．

［6］转引自张卫宇.浅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及校园建筑文化［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4):82．

［7］阎利雅.学校文化的环境：空间文化建设［J］.教育科学研究，2005，(8):28-30．

［8］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28．